“现在入了那一时代”一问，把文笔转向了现实，也即本文的第三个层面。
鲁迅先以退为进：“我也不了然”；然后指明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不满”于现状，但无论是知识分子（国学家、文学家、道学家），还是普通百姓，所走的路却或是“复古”，或是“避难”，其实质都是在“神往”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言外之意是清楚的：“现在”正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且人们丝毫没有彻底“走出奴隶时代”的要求与愿望。——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这样的国民，鲁迅无法掩饰内心的绝望与悲凉。
于是，又反弹出挣扎的呼喊：两个反诘句，向每一个读者，也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与百姓，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不满于现在，难道就只能像古人与复古家那样，神往于过去吗？
这一反问，就逼出了新的回答，另一种选择：人们不满于现在，无须返顾过去，还可以向前看：“前面还有道路在。”
行文至此，文章退进出入，曲折有致，蓄势已满，终于喷发出震天一吼——
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一声呐喊，其意义不亚于当年的“救救孩子”，把一种全新的思维、全新的世界展现在中国人民、中国的知识分子面前——不再是在“做稳了奴隶”与“想作奴隶而不得”的历史循环中做被动、无奈的选择，而是自己创造出一个“彻底走出奴隶状态”的全新“第三样时代”；不再仰赖什么救世主，而是依靠全新的一代：“现在的青年”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这是召唤，是展望，也是激励，整篇文章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
二
现在我们来读《灯下漫笔》之二。
如果说前一篇是灯下的漫想，这一篇则是灯下读书有感，很类似前一讲《马上支日记》，连话题也有相关：关于如何看待外国人的中国评论。
这一节开头第一句就很特别，大有先声夺人的气势：“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中国人从来是爱喜鹊而憎乌鸦（前一讲已有分析），更渴望所谓“外国朋友”说好话（民族自大背后隐藏着的是民族的自卑心理），像鲁迅这样感谢“憎恶中国”者，就有些特别；而说“吃中国人的肉”，在习惯于说持中之言的中国人看来，就有些“言重”，太“激烈”了。
但鲁迅是有据而发的：就是正在读的这本《北京的魅力》，大谈历史上的外国“征服者”如何最终被中国的“生活美”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支那生活的魅力”——如下文所说，“我们的有些乐观的爱国主义者”因此而“欣然喜色，以为他们将要被中国同化了”；而鲁迅看到的却是真正的民族危机：不过是“将曾经献于北魏，献于金，献于元，献于清的盛宴”献于西方殖民者；“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亲’，今人还用子女玉帛为作奴的贽敬，又美其名曰‘同化’”——中国人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哪怕是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都要自欺欺人。鲁迅前面所说的“感谢”正是基于这样的民族危机感：“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我们不难体会这背后的隐忧：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这样的“真有良心”者又有多少呢？
鲁迅更为关注的，还是中国自身的问题；于是，又围绕上文提出的“盛宴”展开深入的讨论。
首先，这样的“盛宴”是怎样形成的。鲁迅说，这是“我们自己早已布置妥帖”的，也就是我们自身制造的。这就进入了对中国的社会结构的考察。鲁迅引用《左传》“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段记载，指出中国社会有一个“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的等级结构，“一级一级的制驭着”。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每一个人都被安置在某一等级上，一面“自己被凌虐”，受着上一等级的压迫；一面“也可以凌虐别人”，压迫下一等级的人。如鲁迅所说，即使是处于最底层者，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子也有他日长大，“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的希望，这就是互为“连环”，“各得其所”，既“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天下永远“太平”（如前文所说，只在“想做奴隶而不得”与“做稳了奴隶”之间循环——在这个等级社会结构里，每一个人既是奴隶，又是奴隶主）。“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自是要遭到全社会的谴责以至迫害：这个等级结构是高度统一与封闭的，绝不给异端（不同意见者、批评者）以任何存在空间。
鲁迅接着提醒人们注意：这并非“辽远”的“古事”，或者说，这样的传统已经完整地保留下来，也就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因此，中国社会的“太平景象还在”：依然无“叫唤”无“横议”，一切各得其所；而“对国民如何专横，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犹是等级的遗风么？”——尽管鲁迅用的是调侃的语气，但内在的沉重却是掩盖不住的：在写在两个月前的一篇文章里，鲁迅即发出这样的感叹：“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5〕——依然没有走出等级制的奴隶时代。
于是，就有了对中国现实的这样的描述：“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有烧烤，有翅席，有便饭，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饭，路傍也有残羹，野上也有饿莩；有吃烧烤的身价不资的阔人，也有饿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与众多的中国与外国的文人一味赞美中国的、北京的“饮食文化”的精美（即鲁迅所读的这本日本人写的《北京的魅力》标题所示）不同，鲁迅尖锐地揭示了其背后的、被忽略了的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即所谓“茅檐下”的粗茶“淡饭”），以及被掩盖着的“残羹”、“饿莩”，被饥饿所迫的身体的廉价出售……这样的血淋淋的事实！
鲁迅由此而引出对中国的“文明”本质的一个概括——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
这又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构成了全文（包括《灯下漫笔》之一）的一个高峰，可以说鲁迅整个的论述都是奔向这一思想与情感的顶点。而这一论断引起的反响也是空前的激烈：或被震动、唤醒，或被刺痛、激怒，或感到茫然不可理解。赞之者以为深刻，入木三分；批评者认为过于偏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在这样的论断面前，人们无法无动于衷。
而鲁迅自己，却态度鲜明：“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否则，此辈当得永远的诅咒！”鲁迅并进一步分析了赞颂的原因：外国人中有两种，“其一是以中国人为劣种，只配悉照原来模样，因而故意称赞中国的旧物”，另一则是到中国来“看辫子”，以满足其好奇心——这其实都是一种殖民心态，鲁迅以“可憎恶”三字斥之。而更让鲁迅痛心的是，这“人肉的筵宴”“不但使外国人陶醉，也早使中国一切人们无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在鲁迅看来，这里的症结，仍在前述“古代传来而至今还在”的等级制度，“使人们各各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并且因为自己各有奴使别人，吃掉别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将来”。这后果自然是严重的：“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更不消说女人和小儿。”——这里，鲁迅特别强调了人肉的筵宴的“现在”式的存在；而鲁迅尤感愤怒的，是“弱者”，特别是“女人和小儿”的“悲惨的”呼号的被“遮掩”：这是最鲜明地表明了鲁迅的“弱者本位”的思想以及他与社会最底层的人民的血肉联系的。
正因为如此，鲁迅的最后的召唤是特别有力的——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与前文“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呼唤，遥遥呼应；将昭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的青年，前仆后继地去为完成这样的“使命”而奋斗不止。
三
对于鲁迅，将中国文明概括为“人肉的筵宴”，自非一时的愤激之言；如他在《灯下漫笔》里所示，这是他对中国历史的考察（《漫笔》之一）与社会结构的分析（《漫笔》之二)所得出的结论。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里的惊人发现——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6〕
鲁迅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狂人日记》的写作动因时，说得更为明确：“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也甚大，而知者尚廖廖也。”〔7〕所谓“食人”（“吃人”）是有双重含义的。首先是实指：《狂人日记》里所说的“易子而食”在《左传》里即有记载，徐锡林（麟）心肝被炒吃更是人所共知的近代史的事实，小说中“大哥”所说的“割股疗亲”也是《宋史》里早有此说的。近年这类食人现象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曾出版过《中国古代的食人》、《中外食人史话》这类专著。据学者的研究，中国的食人的特点一是数量大，二是常在伦理道德的美名下食人，所谓“割骨疗亲”就是打着儒家的“孝道”的旗号，《宋史》上说的就是“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而且这样的残酷的食人已进入了中国的文学描写，被审美化了，像《三国演义》里就公然歌颂刘安以“杀妻献肉”的行为实现他的“忠孝两全”的“理想”。在鲁迅看来，这其实都是反映了中国国民性中的“嗜杀性”，以及对人的生命的忽略的。这一点，我们在本书第一讲即有涉及，就不再多论。〔8〕“食人”这一命题当然更具有象征性，与《灯下漫笔》之一中所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意思是相近的。也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一节所解释，其主要含义是指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扼杀，对人的基本生存发展权利的剥夺，即对人的精神、肉体的奴役与杀害。这些问题也已有多次讨论，不再详述。
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鲁迅关注的中心，始终是“人肉的筵席”的“现在”式存在，他最敏感的始终是“人肉的筵席”在现代中国的不断“再生产”。
就在写《灯下漫笔》（１９２５年４月２９日作）之后，不到一个月，鲁迅又写了一篇《“碰壁”之后》（１９２５年５月２１日作）。谈到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在饭店里开会，与支持她的教授一起密谋利用权势将学生自治会成员开除，鲁迅突然产生这样的幻觉——
我于是仿佛看见雪白的桌布已经沾了许多酱油渍，男男女女围着桌子都吃冰其淋，而许多媳妇儿，就如中国历来的大多数媳妇儿在苦节的婆婆脚下似的，都决定了暗淡的运命。
我吸了两支烟，眼前也光明起来，幻出饭店里电灯的光彩，看见教育家在杯酒间谋害学生，看见杀人者于微笑后屠戮百姓，看见死尸在粪土中舞蹈，看见污秽洒满了风籁琴，我想取作画图，竟不能画成一线。我为什么要做教员，连自己也侮蔑自己起来。……〔9〕
这当然不能视为鲁迅的过度敏感及夸张的想象，对于鲁迅，这是一个让他震惊与痛苦的发现：在现代教育的校长、教授与学生的关系中，他发现了新的等级制度的产生，发现了“谋害”：人肉的筵席已经排到了最高学府！而且他必须追问，身为教员的自己，在这样的新的吃人的教育结构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应负什么责任？——我们也因此联想起当年在《狂人日记》里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自责：“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因此，当鲁迅经历了“三一八”惨案与“四一五”大屠杀，“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而自己“只有杂感而已”，〔10〕就不能不引起更深刻的反省。面对着“血的游戏”，而且“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鲁迅终于发现——
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
他解释说：“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11〕
这同样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发现，其所引起的知识分子的震撼不亚于“人肉的筵席”的发现，它使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不能不正视自身的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正如鲁迅所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而所谓觉醒的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正是首先从梦中醒来却又找不到路，而且是醒得越彻底越找不到路，如鲁迅在同一篇演讲中所说，我只知道要不断地往前走，要不断地“战斗”，但怎么走，走向哪里，如何战斗，则是“不知道”的。〔12〕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的觉醒的知识分子是必然处于永远的困惑状态中，因此才会有永远的探索的。问题在于，这样的觉醒的知识分子还要求自己担负思想启蒙的社会责任，这样，也就必然将自身的矛盾转移到被启蒙的对象，主要是年轻一代身上，而一旦年轻人“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遭到屠戮，就会引起几乎是原罪式的自责：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与自身的困惑无力之间的几乎不可解的矛盾，也可以说是所谓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但鲁迅仍然表示：我“一面挣扎着，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13〕。于是，他又有了许多痛苦的发现。
当有的知识分子将据说是无限美好的“资产文明”推销给中国老百姓，许诺“一个无产者假如他是有出息的，只消辛辛苦苦诚诚实实地工作一生，多少必定可以得到相当的资产”，〔14〕通俗地说，就是“穷人总是要爬，往上爬，爬到富翁的地位”，“连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是神仙，天下自然太平了”；鲁迅却从这“太平”景象中，看到了另一幅有意被掩盖的图景——
爬的人那么多，而路只有一条，十分拥挤。老实的照着章程规规矩矩的爬，大都是爬不上去的。聪明人就会推，把别人推开，推倒，踏在脚底下，踹着他们的肩膀和头顶，爬上去了。大多数人却还只是爬，认定自己的冤家并不在上面，而只在旁边——是那些一同在爬的人。他们大都忍耐着一切，两脚两手都着地，一步步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没有休止的。〔15〕
在被一些知识分子无条件地认同与美化的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背后，鲁迅看到的是这样的血淋淋的压榨和倾轧。这是新的等级结构，它鼓励人们为了“爬”到上一等级而相互残杀：这“没有休止”的“挨上去又挤下来，挤下来又挨上去”，正是意味着人们在其中挤人、撞人，也即吃人，同时又被挤、被撞、被吃，但又从整体上被真正的“资本”机器及其掌握者吞食。于是，鲁迅在20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社会中，又发现了吃人肉的筵席正在“资本”的名义下继续排下去；也就是说，鲁迅在现代都市文明中，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的再生产，这同样是一个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发现。
更令人震惊的是，当鲁迅在革命队伍中，发现了“革命奸商”、“革命小贩”，以至“革命工头”、“奴隶总管”，不但眼见他们如何“用共产青年，共产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16〕怎样“使劲的拉住了那颈子套上了绞索的朋友的脚”，以证明自己“内心的忏悔”，〔17〕而且有了这样的切身体会：“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地做，也是打”，〔18〕特别是面对“以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奴隶总管”，〔19〕鲁迅又发现了新的奴役关系的产生：人肉的筵席还在排着，却是发生在追求自由、解放的革命阵营里，这是格外严重，并且令人特别痛心的。
于是，鲁迅不得不一再地回到他原先的命题上：“什么都要从新做过。”〔20〕
注释
〔1〕萧红：《回忆鲁迅先生》，《回忆鲁迅》“散篇”中册，７１７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2〕增田涉：《鲁迅的印象》，《回忆鲁迅》“专著”下册，１３８５页、１３８４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3〕《夜颂》，《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１９３页。
〔4〕《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鲁迅全集》８卷《集外集拾遗补编》，１６１页。
〔5〕《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１６页。
〔6〕《狂人日记》，《鲁迅全集》１卷《呐喊》，４２５页。
〔7〕《１８０８２０致许寿裳》，《鲁迅全集》１１卷《书信》，３５３页。
〔8〕拙作《话说周氏兄弟》第七讲对“食人”问题有更深入的讨论，有兴趣者可参看。
〔9〕《“碰壁”之后》，《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７２—７３页。
〔10〕《〈而已集〉题辞》，《鲁迅全集》３卷《而已集》，４０７页。
〔11〕《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３卷《而已集》，４５４页。
〔12〕《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１卷《坟》，１５９页、１６１页。
〔13〕《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３卷《而已集》，４５７—４５８页。
〔14〕这是梁实秋在１９２９年９月《新月》月刊第２卷六、七号合刊上发表的《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提出的观点。
〔15〕《爬和撞》，《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６１页。
〔16〕《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４卷《南腔北调集》，６３０页。
〔17〕《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１５３页。
〔18〕《３５０９１２致胡风》，《鲁迅全集》１３卷《书信》，２１１页。
〔19〕《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末编》，５３７页、５３８页。
〔20〕《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１６页。
本讲阅读篇目
《灯下漫笔》（收《坟》）
《狂人日记》（收《呐喊》）
《“碰壁”之后》（收《华盖集》）
《题辞》（收《而已集》）
《答有恒先生》（收《而已集》）
《爬和撞》（收《准风月谈》）
《答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收《南腔北调集》）
《中国文坛上的鬼魅》（收《且介亭杂文》）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收《且介亭杂文末编》）第十二讲结束“奴隶时代”第十二讲结束“奴隶时代”
——读《论照相之类》及其他[KH3*9/9〗一
《论照相之类》和《灯下漫笔》一样，都是“随笔”。鲁迅曾翻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引入了“随笔”的概念：“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谈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便是Ｅｓ—ｓａｙ”；据郁达夫说，“五四”时期凡“弄文墨的人”都深受影响，“随笔”遂成为“五四”散文的重要体式。鲁迅所写的这样的随笔式散文，除本书将涉及的几篇外，还有《春末闲谈》、《看镜有感》、《说胡须》、《论“他妈的”》、《从胡须说到牙齿》、《杂忆》等，都很值得一读。所谓“任心闲话”，其实在中国民间早有这样的传统，即本书第二讲开头所说的夏夜乘凉的闲聊。这样的聊天儿（朱自清专门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聊天儿》），自然是海阔天空，无所不聊；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摆古”，讲过去的故事。这一篇《论照相之类》即是讲“三十年前”——此文作于１９２４年，上溯三十年，即是１９世纪末，也即清末时期——“Ｓ城”即鲁迅故乡绍兴，围绕“照相”所发生的各种趣闻，捎带发表一点儿议论（自然是站在１９２４年的立场，这中间会有一个时空的交错，这本身就很有意思）。今天的读者来看这篇讲一个世纪之前的故事的文章，确有隔世之感，但也会因此而兴味盎然；而鲁迅１９２４年的议论却穿越时空，至今仍保持一种思想的冲击力。但整篇文章因为是“任心闲谈”，因此，写得十分从容，收放自如，而鲁迅所特有的幽默，更使这里的文字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或者就叫做鲁迅的“气味”（这是周作人的概念，我们在第四讲曾做过介绍），这是需要在阅读时细细把玩，而无法言说的。
全篇分三节，一讲“材料之类”，说的是照相术最初传入时怎样被小城百姓视为“妖术”，而引发出种种可怕的（今天读者看来又不免是可笑的）传言——这背后其实是一部外来新事物的接受史。三讲“无题之类”，由照相馆里的“阔人的照相”，说到梅兰芳的“黛玉葬花”照，并由此而大发议论：“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鲁迅正是从这样的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艺术中，看到了中庸之道下的中国民族病态心理，〔1〕以及封建性压抑下的性变态。这种心理是人们所不想说、不便说的，鲁迅一语道破，就成了“刻薄”。
而我们这里所要着重讨论的是第二节“形式之类”。且看鲁迅如何娓娓道来：先承上文，讲“因为能照相而家产被乡下人捣毁的事情”；但强调的是“三十年前，Ｓ城却已有照相馆了，大家也不甚疑惧”，虽然也偶有例外，如闹“义和拳民”时，“要之，Ｓ城早有照相馆了”；却又说“但是，Ｓ城人却似乎不甚爱照相”；反过来再说：“然而虽然不多，那时却又确有光顾照相的人们”，但接着就声明：“我也不明白是什么人物，或者运气不好之徒，或者是新党罢。”——请看，“……却……虽然……但是……却……然而……虽然……却……也……”，竭尽旋转腾挪之能事，文章也渐入要紧处：读者的兴趣、注意力终于集中到一点：看看这些中国最早“光顾照相的人们”照的是什么相，照相这种新技艺引起了他们什么样的想象吧。先说“半身像是大抵避忌的，因为像腰斩”——中国人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会有忌讳；“所以他们所照的多是全身，旁边一张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几下一个痰盂，以表明这人的气管枝中有许多痰，总须陆续吐出。”——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里，都会忍俊不禁，也许还能引发出研究的兴趣：这里的“帽架，茶碗，水烟袋，花盆”，以至“痰盂”，都显示了那个年代的时尚，颇耐寻味。更有意思的是，“雅人”——“雅人”也是中国任何时候都会有的——“早不满于这样千篇一律的呆鸟了，于是也有赤身露体装作晋人的，也有斜领丝绦装作Ｘ人的，但不多”。“但不多”这三字不可忽视：不仅隐含一种幽默，细细品味也会忍俊不禁；更重要的是，由此而引出下面的故事：这才是全文的“核”——
较为通行的是先将自己照下两张，服饰态度各不同，然后合照为一张，两个自己即或如宾主，或如主仆，名曰“二我图”。但设若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自己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时候，名色便又两样了：“求己图”。
这样地利用西方新技艺所表达的想象，是令人惊异的，但确是中国人所特有的。鲁迅正是由此而发现了中国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引发了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现实到历史、由个别到普遍的联想与思想的推进。他首先想到的是德国心理学家、哲学家李普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中的一个论断：“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因为他一面既承认可做主人，一面就当然承认可做奴隶，所以威力一坠，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这里有一个思考的飞跃：“求己图”中“一个自己傲然地坐着，一个卑劣可怜地，向了坐着的那一个自己跪着”的具体图景，上升为“主”与“奴”的关系，显示了“既为主，又为奴”的自我身份的二重性，即所谓“二我”。鲁迅又因此而联想起中国历史上三国时吴国最后一个皇帝孙皓：“治吴时候，如此骄纵酷虐的暴主，一降晋，却是如此卑劣无耻的奴才”——这也是鲁迅思维的特点，他对中国的历史烂熟于心，几乎是顺手拈来就把问题的讨论追索到历史文化的深处。随即又联想到“中国常语说，临下骄者事上必谄，也就是看穿了这把戏的话”。——这里又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来证实和加深前面的论断。最后以鲁迅所特有的幽默，对这幅故乡照相馆的“求己图”做出了如下评价：“将来中国如要印《绘图伦理学的根本问题》，这实在是一张极好的插图，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讽刺画家也万万想不到，画不出的。”——我们自不难读出这背后的焦虑：涉及的正是中国国民性的“根本问题”。
于是，又有了结尾的感慨：尽管从表面上看，今天照片上的中国人已不再“卑劣可怜地跪着”，却是“很凛凛地”了；但鲁迅却依然“常常将这些当作半张‘求己图’看”，鲁迅说这“乃是我的杞忧”：外在形式变了，“既为主又为奴”的国民病态并未变，这就意味着已经成为顽症，很难救治了。——本来说的是旧闻趣事，初看时是颇为轻松的；读着读着就严肃起来，末了竟引发出如此沉重的叹息：阅读鲁迅的随笔大体都会有这样的情感体验，这大概也是鲁迅随笔的一个特点吧。
二
而且还会引发我们的许多思考。
我们过去通常讲，中国人有奴性；而在鲁迅的观察中，中国人的奴性不是单独地存在，它是与“主（人）性”合在一起的，并且是相互转换的。这可以说是鲁迅的一大发现，是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科学把握。
这是一个典型的鲁迅命题。他在许多著作中，都反复申说——
专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权时无所不为，失势时即奴性十足。孙皓是特等的暴君，但降晋之后，简直像一个帮闲；宋徽宗在位时，不可一世，而被掳后偏会含垢忍辱。做主子时以一切别人为奴才，则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这是天经地义，无可动摇的。〔2〕
——这里，鲁迅强调了“主子”向“奴才”的转换，关键在“有权”与“失势（即失去权力）”。这说明中国大一统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权力在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权就是主子，没权就是奴才。由此产生的“权力至上”、“权力崇拜”对中国国民性的腐蚀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3〕
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夫汉人之为奴才，三百多年矣，一旦成为主人，自然有手足无措之概。〔4〕
——鲁迅对“暴发户”、“新官僚”的心理分析是入木三分的：这也是“主奴互换”的现代典型。
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5〕
——“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这大概就是鲁迅理想的“新国民性”吧。
这样的“主奴互换”的国民心理，其实是我们在第十一讲所讨论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结构的产物。即鲁迅所说，每一个人都处在某一等级上，对于等级在上者，自然是奴才，“被人凌虐”，“被人吃”；对于等级在下者，就变成主人，“可以凌虐别人”，“吃别人”。〔6〕而中国的科举制度，更是提供了一个身份变化的机会，即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身份的变化自会直接导致主、奴性的快速转换。而无论是中国的传统小农经济，还是现代资本主义都是不断地制造幻觉：尽管处在奴隶地位，只要勤奋努力，就可以“爬”上去成为主子——而如我们在上一讲所引述的鲁迅在《爬与撞》一文中所说，这不过是诱发了新的相互残杀而已。
我们感兴趣的，还有鲁迅由此而引出的对中国传统的反抗——农民造反的观察与思考。鲁迅曾在一篇杂文里谈到，当年刘邦见到秦始皇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则说“彼可取而代之也！”鲁迅解释说，所谓“如此”，“简单地说，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威福，子女，玉帛，——罢了”，所谓农民起义就是“取而代之”，其“理想”就是自己来攫取“威福，子女，玉帛”。〔7〕后来，鲁迅又写了一篇《学界的三魂》，即官魂、匪魂和民魂。鲁迅说“匪”其实是“农民革命军”，但它是绝不会改变政权的性质的，其目的是“将皇帝推倒，自己过皇帝瘾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官魂”与“匪魂”是相通的：在位为官，在野为匪，为匪的最高目标是当官，鲁迅由此而得出了我们在上一讲曾引述过的“在中国最有大利的买卖”是“造反”的结论。〔8〕鲁迅笔下的“阿Ｑ造反”，就是这样的“彼可取而代之”的“造反”，他那著名的土谷祠的梦，梦见的就是“玉帛”——“元宝，洋钱，洋衬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子女”——“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秀才的老婆……吴妈……”；“威福”——“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Ｄ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9〕“如此”而已。鲁迅后来做了一个总结：“至今为止”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10〕《野草》里的《失掉的好地狱》，无论是魔鬼与天神之战，还是人类与魔鬼之战，也都不过是为了争夺地狱的统治权，“油一样沸；刀一样；火一样热；鬼众一样呻吟，一样宛转……”。〔11〕鲁迅在《〈阿Ｑ正传〉的成因》里强调，“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Ｑ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12〕这是大有深意的。直到逝世前三个月，鲁迅还在一封通信里，为“《阿Ｑ正传》的本意”，“了解者不多”而感叹不已。〔13〕——能够彻底结束“主奴互换”的历史的真正的革命（改革），何时到来呢？这是鲁迅，以及一切中国的志士仁人们翘首以待的。
三
鲁迅的日本老友增田涉曾这样谈到他对鲁迅的观察与认识：“读鲁迅的著作，和在他的日常生活里，经常出现‘奴隶’这个词”；“我好像感到自己具有的‘奴隶’这个词的概念，和他那充满切实感觉的词之间，有着特别的距离，而多少有点迷惑了”；“我知道了鲁迅所说的‘奴隶’，是包藏着中国本身从异民族的专制封建社会求解放在内的诅咒，同时又包藏着从半殖民地的强大外国势力压迫下求解放在内的，二重三重的诅咒”，“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增田涉强调，“这一点，我们必须切实知道。因而我们知道他对自己和自己民族的奴隶地位的自觉，就是跟他的‘人’的自觉相联结的，同时也应知道正在这儿就有着决定他的生涯的根据”，“这一切都联系到历史的、民族的深广的底层，是他肉体的呼吸，是他根深的意志”。〔14〕——这确是深知鲁迅之言。
这样的“切实”的“奴隶”感觉、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确实是“缠住”了鲁迅的“一切思考”。鲁迅同时又提醒我们要将“奴隶”与“奴才”区别开来——
一个活人，当然是总想活下去的，就是真正老牌的奴隶，也还在打熬着要活下去。然而自己明知道是奴隶，打熬着，并且不平着，挣扎着，一面“意图”挣脱以至实行挣脱的，即使暂时失败，还是套上了镣铐罢，他却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就因为奴群中有这一点差别，所以使社会有平安和不安的差别，而在文学上，就分明的显现了麻醉的和战斗的的不同。〔15〕
这里的界限是十分清楚的：对客观现实存在的奴隶地位与境遇，是正视，还是掩饰以至美化、“赞叹”；是“挣扎”，还是“安住”：前者不过是“单单的奴隶”，后者却是“奴才”。鲁迅斥之为“万劫不复的奴才”，这是因为他们起着“麻醉”的作用，并且使得奴隶社会的统治永得“平安”。因此，鲁迅可以说是竭尽一切努力来揭示奴才的奴性，并且同样紧张地观察着奴性的种种表现形态，并及时地加以揭露。他这方面的文章写得很多，我们只能择其要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野草》）。文章一开头就说：“奴才总不过是寻人诉苦。只要这样，也只能这样”：这是一个极为准确的概括。要害正在“只要”，也就是说只限于、也只止于“诉苦”，因此，“聪明人”表示点同情，奴才就满足了；而“傻子”真的要采取行动，打开一个窗洞，奴才反而大喊起来，将傻子赶走，还借此向主人邀功，并且以主子的夸奖为荣：奴才终于“只能”是奴才。——这自然是一个寓言，其中或许更值得注意的是“傻子”的遭遇，这里显然包含了鲁迅本人的痛苦体验。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坟》）。文章的内容比较丰富，人们通常注意的是鲁迅关于中国人的“十景病”的论述，关于“悲剧”与“喜剧”的定义。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奴才的破坏”的命题。论述的起点也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鲁迅由此引起联想：“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进而上升为一种国民精神的概括，即所谓“奴才的破坏”。其特点好像有三：一是破坏的原因“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二是多数人的破坏行为；三“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但后果仍然严重：“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鲁迅由此而申发开去：“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热风》）。这里所揭露的是“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是可怕的：他们“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鲁迅的结论是：“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这是一个严峻的判断，却说出了真实。
《阿Ｑ正传》（《呐喊》）。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即是一种奴性的表现：本来，当人物质上陷于贫困，不能满足，产生某些精神的幻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沉湎于精神幻觉，满足于所谓“精神胜利”，并以此来掩饰现实的奴隶地位，采取“不承认主义”，这就成了自欺欺人的瞒和骗了。阿Ｑ精神胜利的另一法就是受到强者（赵太爷们）的欺侮不敢反抗，转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发泄，这就是鲁迅在《杂忆》一文中所说：“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这其实也是“在强者面前为奴，在弱者面前为主”。
《隔膜》（《且介亭杂文》）。这回讲的是清朝的文字狱，“忠而获咎”的故事。——说“故事”是因为今天的读者对这些事实在是太陌生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独特分析。一般人从文字狱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清朝的凶虐”与“死者的可怜”，而鲁迅却要讨论“获咎”的缘由。鲁迅指出，本来封建等级制度是自有规矩的：“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赞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中国人惯做奴才，却“不悟自己之为奴”，这是最可悲的事。
还有贾府的焦大，如鲁迅所说，“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16〕这倒是真正的“忠而获咎”了。——这正是奴才的本色与悲哀。
对形形色色的奴性的批判，确实构成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的思想的一个贯穿性线索。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对于奴性，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即使是最隐蔽、最曲折的表现形态，也都逃不过他的“金睛火眼”。这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的角度。
注释
〔1〕关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鲁迅与钱玄同之间曾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讨论：钱玄同曾撰文说，人们曾对１８５７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态度，有一个概括，叫“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钱玄同以为这是能够“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的。鲁迅则认为，要稍做修改，中国的“持中”之道，应该是“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见《我来说“持中”的真相》，文收《鲁迅全集》７卷《集外集》，５６页。
〔2〕《谚语》，《鲁迅全集》４卷《南腔北调集》，５４２页。
〔3〕《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３０２页。
〔4〕《２７０７２８·致章廷谦》，《鲁迅全集》１１卷《书信》，５６２页。
〔5〕《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６１页。
〔6〕《灯下漫笔·二》，《鲁迅全集》１卷《坟》，２１５页。
〔7〕《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１卷《热风》，３５５页。
〔8〕《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续编》，２０７页。
〔9〕《阿Ｑ正传》，《鲁迅全集》１卷《呐喊》，５１５页。
〔10〕《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３０１页。
〔11〕《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全集》２卷《野草》，１９９—２０１页。
〔12〕《〈阿Ｑ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续编》，３７９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