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同上书，１１４页。
〔10〕鲁迅是在《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一文中，提出“永远的革命者”的概念的；他赞扬孙中山先生：“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无论后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终于全都是革命。”见《鲁迅全集》７卷《集外集拾遗》，２９４页。
〔11〕《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１卷《坟》，２８３页。
〔12〕参看本书第十讲有关论述。
〔13〕《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续编》，３７６—３７７页。
〔14〕《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３卷《而已集》，４１７页、４２３页。
〔15〕《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３卷《而已集》，４５７页。
〔16〕参看鲁迅：《希望》，收《鲁迅全集》２卷《野草》。
〔17〕１９２５年，辛亥革命十四年之后，鲁迅在《忽然想到（三）》里写道：“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我觉得什么都要从新做过”。文收《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１６页。
〔18〕《北京通信》，《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５２页。
〔19〕鲁迅：《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３８２—３８４页。
〔20〕参看本书第八讲的有关分析。
〔21〕《再谈香港》，《鲁迅全集》３卷《而已集》，５４１页。
〔22〕《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４卷《三闲集》，１３３页。
〔23〕参看《灯下漫笔》，《鲁迅全集》１卷《坟》，２１５页。
〔24〕《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４卷《三闲集》，１３４页。
〔25〕《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３６１页。
〔26〕《“题未定”草（二）》，《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３５４—３５５页。
〔27〕《扑空》，《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３５１页。
〔28〕《流氓的变迁》，《鲁迅全集》４卷《三闲集》，１５６页。
〔29〕《“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３１１页。
〔30〕《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２９７—２９８页。
〔31〕《“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３１２页。
〔32〕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收《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５８８页、５８９页，今日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33〕《爬和撞》，《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６１页。
〔34〕《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１３３页。
〔35〕《“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２４６—２４８页。
〔36〕《知难行难》，《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３３９页。
〔37〕《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７２页。
〔38〕《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３４５页。
〔39〕参看《门外文谈》，《鲁迅全集》６卷，１０１—１０２页；《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７卷，３８２—３８４页；《从帮忙到扯淡》，《鲁迅全集》６卷，３４４—３４５页，等。
〔40〕《“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５卷《花边文学》，４３２页。
〔41〕《“京派”和“海派”》，《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３０５页。
〔42〕《文人无文》，《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８０页。
〔43〕《“商定”文豪》，《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３７７—３７８页。
〔44〕《各种捐班》，《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６４—２６５页。
〔45〕《文坛三户》，《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３４０—３４２页。
〔46〕《病后杂谈（三）》，《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１７０页。
〔47〕〔49〕《隐士》，《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２２４页。
〔48〕《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鲁迅全集》７卷《集外集拾遗》，３８３页。
〔50〕《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１卷《坟》，５７页。
本讲阅读篇目
《关于知识阶级》（收《集外集拾遗补编》）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收《集外集》）
《老调子已经唱完》（收《集外集拾遗》）
《娜拉走后怎样》（收《坟》）
《未有天才之前》（收《坟》）
《革命时代的文学》（收《而已集》）
《读书杂谈》（收《而已集》）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而已集》）
《无声的中国》（收《三闲集》）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收《二心集》）
《上海文艺之一瞥》（收《二心集》）
《智识即罪恶》（收《热风》）
《智识过剩》（收《准风月谈》）
《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收《集外集拾遗》）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再谈香港》（收《而已集》）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收《三闲集》）
《“友邦惊诧”论》（收《二心集》）
《“题未定”草（二）》（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扑空》（收《准风月谈》）
《流氓的变迁》（收《三闲集》）
《知难行难》（收《二心集》）
《帮闲法发隐》（收《准风月谈》）
《从帮忙到扯淡》（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收《集外集拾遗》）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收《二心集》）
《爬和撞》（收《准风月谈》）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收《伪自由书》）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收《二心集》）
《“京派”与“海派”》（收《花边文学》）
《“京派”和“海派”》（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文人无文》（收《伪自由书》）
《“商定”文豪》（收《准风月谈》）
《各种捐班》（收《准风月谈》）
《文坛三户》（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病后杂谈（三）》（收《且介亭杂文》）
《隐士》（收《且介亭杂文二集》）第十四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第十四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
——读《伪自由书》、《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里的杂文[KH3*9/9〗关于鲁迅最后十年的写作生活，他的儿子海婴有这样的回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以小孩的眼光判断，父亲这样的生活是正常的。……
整个下午，父亲的时间往往被来访的客人所占据，一般都倾谈很久……
如果哪天的下午没有客，父亲便翻阅报纸和书籍。有时眯起眼睛靠着藤椅打腹稿，这时大家走路说话都轻轻地，尽量不打扰他。……〔1〕
许广平也有类似的回忆：鲁迅于看书读报中有所感，又经反复酝酿，就在客人散尽之后，深夜提笔成文，遇有重要的长文，往往通宵达旦。她还提供这样一个细节：鲁迅看报看得很快，“略略过目一下就完了”，但过了几天忽然要找某一材料，要许广平向旧报翻，如翻不到，必能提示约在某天某一个角头处找，这才找到，足见早已留心。〔2〕
鲁迅自己也说，他是因报刊所载“时事的刺戟”，有了“个人的感触”，才写成短评，〔3〕发表在报刊上，以便“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算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4〕而每年年终，鲁迅也必定用剪刀、浆糊，将报刊上自己的，以及相关的文章，一起剪贴成书，“借此存留一点遗闻逸事”，以免“怪事随时袭来，我们也随时忘却”。〔5〕鲁迅因此颇为自得地说自己的杂文，“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却）有着时代的眉目”，〔6〕而且，“‘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7〕
从亲人的回忆与鲁迅的自述里，都可以看出，报刊对于最后十年的鲁迅的特殊重要意义。他正是通过报刊与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国（以及世界）的社会、思想、文化现实发生有机联系：他通过报刊最迅速地接纳瞬息万变的时代信息，并迅速做出政治的、社会历史的、伦理道德的、审美的评价与判断；用杂文的形式做出自己的反应，借助于传媒的影响而伸入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最及时地得到生活的回响与社会的反馈。报刊写作，不仅使鲁迅最终找到了最适合于他自己的写作方式，创造了属于他的文体——杂文（鲁迅的杂文正是在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甚至成为他的生命存在方式。
我们在前一讲里，曾经说到，鲁迅在最后十年，特别关注于以上海为代表的20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现代都市文明。那么，他是怎样通过报刊的媒介，做出他的观察、审视、反应，并且演化为他的文体——杂文的呢？在他的这些杂文里，呈现了怎样一种“社会相”与“人的灵魂”，描绘出怎样的“时代眉目”？这都是我们所感兴趣的。
一
我们还是先来读他的杂文。
《准风月谈》里有一组杂文，都是由报纸上的某条社会新闻而引发联想，并概括出上海滩上的人的某种生存状态。
《推》：
这是“两三月前”的一条社会新闻：一个卖报的孩子，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被碾死了。——这在中国都市街头是极常见的，类似的新闻至今也还时有所闻。人们司空见惯，谁也不去细想。但鲁迅却念念不忘，想了几个月，而且想得很深、很广。
被推倒碾死的是一个孩子，而且是穷苦的卖报的孩子，这是鲁迅最不能忍受的。〔8〕因此，他要追问：推倒孩子的是什么人？——他的考察结论是：穿的是长衫，“总该是属于上等（人）”。
于是，鲁迅由此而联想起上海路上经常遇到的两种“横冲直撞”的人：“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这是洋大人”；“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这就是我们的同胞，然而‘上等’的”。——这一段联想，极具形象性，无论是“踏”与“推”的动作的描摹，还是骄横神态的刻画，都十分传神，充分显示了鲁迅作为文学家的形象记忆与描写能力。但已有了某一程度的概括，由具体的个别人变成了某一类人（“洋大人”、“上等华人”），而且具有某种象征意味。
由上等华人又产生了“推”的联想，或者说幻觉：“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这似乎是一连串的蒙太奇动作，极富画面感。“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这是典型的鲁迅的“吃人”幻觉，是小说家的笔法：既有象征意义，又有生动的细节（“舔厚嘴唇”）。然后又联想起更可怕的场面：十多个力量未足的少年被踏死，“死尸摆在空地上，据说去看的又有万余人，人山人海，又是推”。——这又是典型的鲁迅的“看客”恐惧，“又有……又是……”，语气十分沉重。“推了的结果，是嘻开嘴巴，说道：‘阿唷，好白相来希呀！’”——这是鲁迅的“看戏”主题的再现：轻佻的语气与前文的沉重形成强烈对比。
行文至此，就自然产生一个飞跃——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
“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9〕
鲁迅以其特有的思想穿透力，赋予“推”的现象以某种隐喻性，揭示了上海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下等华人”，尤其是“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被任意“推倒”践“踏”；而“高等华人”却在以“保全文化”的名义大加“颂祝”。
鲁迅说，他每读报刊上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妙文，总不免“拉扯牵连”，胡乱想开去，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若即若离的思想，自己也觉得近乎刻薄”。〔10〕此篇即是如此，通篇以报纸报道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思考的出发点，引发联想，由个别到普遍，由具体到抽象，提升、概括出一种社会典型现象或社会类型。但又与作为出发点的生活现象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既有概括、提升，当然有所超越（“若离”），但仍保留现象形态的生动性与丰富性，以及情感性特征（“若即”），这里正是体现了小说家与思想家的统一，诗与哲学的统一：这正是鲁迅的杂文思维的特点。
《推》之后，鲁迅又连续写了《“推”的余谈》、《踢》、《爬和撞》、《冲》诸篇，以类似的联想方式，论及了“第三种人”的“推”，〔11〕中国人被外国巡捕“踢”引起的民族逃路问题，〔12〕在“自由竞争”美名掩盖下的“爬”和“撞”，〔13〕以及现代文明时代的“婴儿杀戮”，〔14〕都是开口小而挖掘深，所揭示的问题都有极大的概括力，至今仍不失其震撼力。
这都是几乎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城市街头的，甚至成了生活常态，但一经鲁迅的思想烛照，就露出了惊心动魄的“那一面”。
假如你常在租界的路上走，有时总会遇见几个穿制服的同胞和一位异胞（也往往没有这一位），用手枪指住你，搜查全身和所拿的物件。倘是白种，是不会指住的；黄种呢，如果被指的说是日本人，就放下手枪，请他走过去；独有文明最古的皇帝子孙，可就“则不得免焉”了。这在香港，叫作“搜身”，倒也还不算很失了体统，然而上海则竟谓之“抄靶子”。
就这样一个３０年代上海的新俗语“抄靶子”，引起了鲁迅的许多联想。
他想起，中国传统中凡有“凌辱诛戮”，必先将被诛戮者宣布为“不是人”:“皇帝所诛者，‘逆’也，官军所剿者，‘匪’也，刽子手所杀者，‘犯’也”，这样改换一下名目，杀戮就成了维护“人道”之义举。而现在，“洋大人的下属”“赐”中国人以“靶子”的新“谥”，其民族歧视与凌辱也就符合“人道”了。
而“靶子是该用枪打的东西”，于是，鲁迅联想起“前年九月”即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幻景：“四万万靶子，都排在文明最古的地方……”——又排开了吃人筵席，这回被吃的是整个中华民族！
由民族的外部危机，鲁迅又联想起在民族内部也即“我们这些‘靶子’”们“互相推举起来”又是怎样称呼的：鲁迅说，上海滩上“相骂”时彼此的“赐谥”是：“曲辫子”（即乡愚）、“阿木林”（即傻子），还有“寿头码子”，就“已经是‘猪’的隐语”；“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来道：猪猡！”——依然是不把别人当作人！〔15〕
这里还表现了鲁迅对街头流行的民间方言、土语的敏感：他看到了背后的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以至社会关系。
这里还有一篇妙文：《“揩油”》。〔16〕这也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电车上的卖票人经常“付钱而不给票”，这种行为而且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揩油”。且看鲁迅的观察与描写：“纯熟之后，他一面留心着可揩的客人，一面留心着突来的查票，眼光都练得像老鼠和老鹰的混合物一样。”——如此传神的外形刻画与心理揭示，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小说家笔法。人们经常为鲁迅后来不写或少写小说而感到遗憾，鲁迅杂文中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小说的“片断”，辑录下来是非常有意思的：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而鲁迅并不停留在外部的观察与描写上，他要追索这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又显示了思想家的特色。于是，就引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揩油，是说明着奴才的品行全部的。”
而鲁迅的剖析则极为透彻：“这不是‘取回扣’或‘取佣钱’，因为这是一种秘密；但也不是偷窃，因为在原则上，所取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也不能说是‘分肥’；至多，或者可以谓之‘舞弊’罢。然而这又是光明正大的‘舞弊’，因为所取的是豪家，富翁，阔人，洋商的东西，而且所取又不过一点点，恰如从油水汪洋的处所，揩了一下，于人无损，于揩者却有益的，并且也不失为损富济贫的正道。”——“微乎其微”，正是我们在第十二讲讨论过的“仅因目前的极小的自利”的奴才的破坏；〔17〕而“光明正大”，则是因为“揩的是洋商的油”，且打着“损富济贫”的旗帜，因此，明知是揩油，也是不可索取的，“一索取，就变成帮助洋商了”。
但还有另一面：“如果三等客中有时偶缺一个铜元，你却只好在目的地以前下车，这时他就不肯通融，变成洋商的忠仆了。”——这是极其重要的一笔：“忠仆”才是奴才的本质，无论怎样“揩”洋主子的“油”，也不会改变其“忠”于洋主子的本性：在现代中国都市的新的等级结构里，奴才是始终忠于他充当洋主子的警犬的职责的。
于是，鲁迅谈到了上海滩上的“巡捕，门丁，西崽之类”，这是中国都市文明中的新类型：一面似乎是“憎恶洋鬼子的，他们多是爱国主义者”，另一面“也像洋鬼子一样，看不起中国人，棍棒和拳头和轻蔑的眼光，专注在中国人的身上”，这就是我们在第十三讲里说到的“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现在洋场上的西崽相”。〔18〕
而且鲁迅预言，这样的西崽式的“揩油”将在中国“更加展开”，“这品格将变成高尚，这行为将认为正当，这将算是国民的本领，和对帝国主义的复仇”。而且还有更严厉的判断：“其实，所谓‘高等华人’也者，也何尝逃得出这摸子”——“高等华人”也是“西崽”。
“揩油”这一话题开掘到这里，已经相当深入。但鲁迅却又把文章拉回到作为讨论引发点的“卖票人”那里，而且做了这样一番必要的补充：“但是，也如‘吃白相饭’朋友那样，卖票人是还有他的道德的。倘被查票人查出他收钱而不给票来了，他就默然认罚，决不说没有收过钱，将罪案推到客人身上去。”——这就是所谓“盗也有道”，是自有一个底线的；如果连这样的道德底线也轻易越过了，那将是怎样一个状况，鲁迅没有明说，但也许这一暗示更加惊心动魄。
鲁迅这里提到了“吃白相饭”朋友；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杂文，题目就叫：《“吃白相饭”》。〔19〕这也是从讨论上海的方言入手的：“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然后，鲁迅开始追问：“游荡可以为生，这很奇怪的”；而且“在上海（还）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这也很“奇怪”。那么，这样的“吃白相饭”“职业”，其特点，或者说“功绩”是什么呢？鲁迅归纳为“三段”：一“欺骗”二“威压”三“溜走”——十足的流氓而已。问题是，“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奇怪”。问题还在于：“‘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这样一种反向的思考正是鲁迅的特点，是一般人所难以想到的。这本身又是一种“奇怪”：如此“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这样从“吃白相饭”本身及人们见怪不怪的态度这两方面反复质疑，就将“吃白相饭”的流氓与上海滩的内在联系揭示得十分深刻：它是附着于上海都市文明社会的一个毒瘤，而且是不可或缺，永远摆脱不掉的。所以鲁迅说：“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
文章的结尾却出人意料：“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这就是说，现实生活中，还有“做而不说”或“做而不承认”或打着相反旗号，自称“正人君子”的“吃白相饭”者。和这些遮遮掩掩、瞒和骗的流氓相比，“直直落落的”“吃白相饭”朋友，还是“可敬”的。对后者鲁迅还愿意写文章来谈论他们，前者就根本不屑于谈及。鲁迅有言：“世间实在还有写不进小说里的人”，杂文大概也是如此：“譬如画家，他画蛇，画鳄鱼，画龟，画果子壳，画字纸篓，画垃圾堆，但没有谁画毛毛虫，画癞头疮，画鼻涕，画大便，就是一样的道理。”〔20〕
我们跟随鲁迅在上海街头已经闲逛很久了，但还有“一景”是不可不看的，即“变戏法”。鲁迅说他是“常常看”的，而且“爱看”，而且爱想，爱写，单是杂文就写了两篇，对照起来读，看同一现象怎样引发出鲁迅的多种联想，是很有意思的。一篇就叫《看变戏法》，〔21〕鲁迅关注的是走江湖的变戏法者，“为了敛钱，一定要有两种必要的东西：一只黑熊，一个小孩子”，但“训练”的方法与内容不一样，对黑熊，是“打”和“饿”，逼它表演，不惜虐待至死；对小孩，却训练他如何假装痛苦，和大人“串通”一气骗观众的钱。鲁迅说：“每当收场，我一面走，一面想：两种生财家伙，一种是要被虐待至死的，再寻幼小的来；一种是大了之后，另寻一个小孩子和一只小熊，仍旧来变照样的戏法。”在鲁迅看来，“事情真是简单得很，想一下，就好像令人索然无味”；但掩不住的是背后的沉重：“虐待至死”固然是残酷的，而将这样的“戏法”一代代地传下去，却是更为可怕的——而鲁迅的隐忧自然不只是限于街头的“变戏法”，但他没有明说，要我们读者去想。结尾一句：“此外叫我看什么呢，诸君？”更是逼我们深长思之。
另一篇更几乎全是白描：猴子如何“戴上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已经饿得皮包骨头的狗熊”怎样“玩一些把戏”，“末后是向大家要钱”。又如何“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又怎样“装腔作势的不肯变了”，最后还是“要钱”……。“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Ｈｕａｚａａ！Ｈｕａｚａａ！”〔22〕变戏法的又“装出撒钱的手势，严肃而悲哀的说”。“果然有许多人Ｈｕａｚａａ了。待到数目和预料的差不多，他们就检起钱来，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来，一同走掉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俗语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Ｈｕａｚａａ……”。——写到这里，都是小说家的街头速写；到结尾处才显出杂文笔法：“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读者回过头来看题目：《现代史》，〔23〕这才恍然大悟：作者写的是一篇现代寓言，再重读前面的种种描写，就读出了背后的种种隐喻，并联想起现代史上的种种事情来。这是典型的鲁迅式的“荒谬联想”：骗人的“变戏法”与庄严的“现代史”，一边是最被人瞧不上的游戏场所，一边是神圣的历史殿堂，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却被鲁迅妙笔牵连，拉在一起，成了一篇奇文。粗粗一读，觉得荒唐，仔细想想，却不能不承认其观察的深刻：鲁迅在外在的“形”的大不同中发现了内在的“神似”，这里确实有鲁迅对现代中国历史的独特体认。
我们终于可以跟随鲁迅进入著名的“夜上海”：这是《准风月谈》的首篇《夜颂》，一篇《野草》式的散文，融入了鲁迅所独有的上海都市体验。
首先提出的是“爱夜的人”的概念。我们可以把这看做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并习惯于夜间写作，更因为他正是与“夜”紧密连结在一起的“孤独者”、“有闲者”——不是早就有人把他打入“有闲阶级”吗？“不能战斗者”——“战士”的美名已被某些人垄断，鲁迅哪里敢言“战斗”？“怕光明者”——鲁迅早已拒绝了被许多人说得天花乱坠的“光明”。
于是，他爱夜。因为只有在“夜”这个“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大衣”的“普覆”下，才感到“温暖，安心”。因为只有在“夜”里才“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鲁迅早在《影的告别》里就说过，他“愿意只是黑暗”，“我独自远行，不但没有你，并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24〕鲁迅是属于夜的，夜的黑暗也只属于他，“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无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鲁迅感到分外的自由、自在与自适。
“爱夜的人要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于是，他看见——
君子们从电灯下走入暗室中，伸开了他的懒腰；爱侣们从月光下走进树阴里，突变了他的眼色。
夜的降临，抹杀了一切文人学士们当光天化日之下，写在耀眼的白纸上的超然，混然，恍然，勃然，粲然的文章，只剩下乞怜，讨好，撒谎，骗人，吹牛，捣鬼的夜气，形成一个灿烂的金色的光圈，像见于佛画上面似的，笼罩在学识不凡的头脑上。
于是，鲁迅拥有了一个真实的上海，真实的中国，一个“夜气”笼罩的鬼气森森的世界，这正是那些“学识不凡的头脑”所要竭力掩饰的。鲁迅说，“爱夜的人于是领受了夜所给与的光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高跟鞋的摩登女郎”出现了，这是夜间写作的鲁迅经常可以看见的。且看鲁迅的观察：“在马路边的电光灯下，阁阁的走得很起劲，但鼻尖也闪烁着一点油汗，在证明她是初学的时髦”，这是初出茅庐的上海妓女，但这“初学的时髦”又未尝不可看做是上海自身的象征。此时她正躲在“一大排关着的店铺的昏暗”掩饰下，“吐一口气”，感受片刻“沁人心脾的夜里的拂拂的凉风”。
鲁迅说，“爱夜的人和摩登女郎，于是同时领受了夜所给与的恩惠”。这夜是属于他（她）们——孤独者与受凌辱者的。
但夜终会有“尽”，白天于是到来，人们又开始遮盖自己的真实“面目”，“从此就是热闹，喧嚣”。但鲁迅却看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却依然弥漫着惊人的真的大黑暗”。——在“白天”的“热闹，喧嚣”中，看见“惊人的真的大黑暗”，这是鲁迅的大发现，是鲁迅才有的都市体验：人们早已被上海滩的五光十色弄得目眩神迷，有谁会注意到繁华背后的罪恶，有谁能够听到“高墙后面，大厦中间，深闺里，黑狱里，客室里，秘密机关里”的冤魂的呻吟？
而且鲁迅还发现了所谓“现代都市文明”的实质：“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这发现也许是更加“惊人”的。
“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我爱夜，在夜间作《夜颂》。”——我猜想，鲁迅于深夜写下这一句时，也是长长地“吐（了）一口气”的。
二
鲁迅有一篇杂文的题目叫《宣传与做戏》，说外国人论及中国国民性时，常说中国人“善于宣传”，这里的“宣传”其实是“对外说谎”的意思；但鲁迅认为，即使是“说谎”，也还要“有一点影子”，最可怕的是中国所有的是无影的凭空“做戏”，而“这普遍的做戏，却比真的做戏还要坏”，因为“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而我们现在是时时刻刻做戏，台上做戏还不够，回到家里，还要“做”成文章，送到报刊上发表：〔25〕“宣传与做戏”这四个字真是道破了中国的报刊的全部秘密。鲁迅在《伪自由书》里的一篇杂文，〔26〕对我们在报刊上“日日所见的文章”也有一个十分透辟的分析：这些文章都很“难”读，因为“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因此，就像要有“看夜的眼睛”一样，在中国，也要有会“看报”的眼睛，否则是要上大当、吃大亏的。而鲁迅正有这样的眼睛，而且简直可以说是“金睛火眼”——说是“毒眼”也成。
例如，就在前引这篇文章里，鲁迅就提出了一种“推背”式的读法：所谓“推背”就是“从反面来推测未来的情形”，以此法读报，就是“正面文章反看法”。鲁迅举例说：就看看“近几天（按：此文作于１９３３年４月２日）报章上记载着的要闻罢：一，××军在××血战，杀敌××××人。二，××谈话：决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仍然不改初衷，抵抗到底。三，芳泽（曾任日本驻华公使，外务大臣）来华，据云系私人事件。四，共党联日，该伪中央已派干部××赴日接洽”，等等。鲁迅说：“倘使都当反面文章看，可就太骇人了。”——但正如鲁迅所说，这是“见过许多可怜的牺牲”才得出的“苦楚的经验”。他在许多文章中，都反复提醒人们：“防被欺。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27〕“人必有所缺，这才想起他所需”，〔28〕因此，人们越是鼓吹什么正是表明越缺少什么：这些，都是可以作为“正面文章反面读”的依据的。但鲁迅又提醒我们：报纸也会登些“无须‘推背’”的真实“记载”，这样真、假混杂，让你似信非信，才能取得“宣传”的效果，我们也就不免“胡涂”起来，要辨别报刊文章的真假也不容易。
其实读中国人办的报纸，是很容易“胡涂”的，如果过于较真，凡事喜欢想，还要追问，就更“胡涂”。比如，鲁迅在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的《大晚报》上读到一条题为《乡民二度兴风作浪》的报道，就胡涂起来，一直到第二年的２月３日还没有想明白，只得写成篇杂文，捎带发表一点感想。引起疑惑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陈友亮见官方军警中，有携手枪之刘金发，竟欲夺刘之手枪，当被子弹出膛，饮弹而毙，警察队亦开空枪一排，乡民始后退。……
鲁迅感到诧异和“古怪”的是：“子弹竟被写得好像活物，会自己飞出膛来似的。但因此而累得下文的‘亦’字不通了。必须将上文改作‘当被击毙’，才妥。倘要保存上文，则将末两句改为‘警察队空枪亦一齐发声，乡民始后退’，这才铢两悉称，和军警都毫无关系。——虽然文理总未免有点希奇。”
显然，这里的文句的“不通”，不是“作者本来就没有通”，而是鲁迅所说的“本可以通，而因了种种关系，不敢通，或不愿通的”。——为什么“不敢通”或“不愿通”？鲁迅没有说破，但读者心里明白：明明是“官方军警”开枪打死了乡民，却要掩盖这一血腥的事实，甚至归罪于乡民，于是就出现了这“不通”的文句。
鲁迅“即小见大”，〔29〕注意到“现在，这样的希奇文章，常常在刊物上出现”，这就反映了中国言论的一个根本问题：作者连通顺地表达自己的权利都没有，经常陷入“‘不准通’，因而就‘不敢通’”的尴尬。而鲁迅还要追问：中国的作者面对这样的言论不自由的状况所采取的态度。他说：“头等聪明人不谈这些，就成了‘为艺术的艺术’家；次等聪明人竭力用种种法，来粉饰这不通，就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者’，但两者是都属于自己‘不愿通’，即‘不肯通’这一类里的。”〔30〕——从“不准通”到“不敢通”，再到“不愿通”、“不肯通”，这“不通两种”其实是有被动“不通”的“奴隶”与主动“不通”的“奴才”的区别的。〔31〕鲁迅就这样从报上一条“不通”的新闻里，不仅读出了“官方”的专制导致的新闻不自由，更读出了一些知识分子中的“聪明人”的奴才本性：这真可谓别具“毒”眼了。
鲁迅另一篇杂文《文学上的折扣》〔32〕，也是教我们如何读报纸上的文章的。仍然从一件小事说起：“凡我所遇见的研究中国文学的外国人中，往往不满于中国文章的夸大。”鲁迅批评由此而大发议论：“这真是虽然研究中国文学，恐怕到死也还不会懂得中国文学的外国人”，而我们中国人早已熟悉了这样的夸大，懂得在听中国文人之言或观其文时，是万万不可轻信，而先要“打折扣”的。“譬如说罢，称赞贵相是‘两耳垂肩’，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对折，觉得比通常也许大一点，可是决不相信他的耳朵像猪猡一样。说愁是‘白发三千丈’，这时我们便至少将他打一个二万扣，以为也许有七八尺，但决不相信它会盘在顶上像一个大草囤。”以这样的“打折扣法”来读报上的文章，鲁迅提醒我们，要特别注意两类文字，因此，要有相应的两种读法，一是故意地缩小、隐瞒，读的时候就要“将少的增多，无的化有”，因此，“刊物上登载一篇俨乎其然的像煞有介事的文章，我们就知道字里行间还有看不见的鬼把戏”；另一类是故意地夸大，虚张声势，读的时候就要“将有的化无”，假如有一天报上连篇累牍地大谈“什么‘枕戈待旦’呀，‘卧薪尝胆’呀，‘尽忠报国’呀”，那么，你千万不要以为真要有什么爱国的壮举，而只能将它“看成白纸”，不过是说说空话，什么都不会有的。
鲁迅的思考由此又伸向历史文化的深处，追根溯源：“《颂》诗早已拍马，《春秋》已经隐瞒，战国时谈士蜂起，不是以危言耸听，就是以美词动听，于是夸大，装腔，撒谎，层出不穷。现在的文人虽然改著了洋服，而骨髓里却还埋着老祖宗，所以必须取消或折扣，这才显出几分真实。”也就是说，报刊上的隐瞒与夸大，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一种恶性嫁接，要从报上读出真实，确实不容易。
《文学上的折扣》一文结尾谈到了“对天立誓”，又使我们想起了《伪自由书》里的另一篇妙文：《赌咒》。〔33〕文章很短，一开始就进入正题：“‘天诛地灭，男盗女娼’——是中国人赌咒的经典”，“现在的宣誓，‘誓杀敌，誓死抵抗，誓……’似乎不用这种成语了”。——前者是中国的市井语言，流氓腔十足；后者却是在中国的报刊上或某些冠冕堂皇的场合经常看到或听到的。现在鲁迅又把他们牵连起来了。鲁迅首先对传统的赌咒做了现代的解析，指出这些人是“明知道天不见得来诛他，地也不见得来灭他”才发此毒咒的，“总之是信不得”，还是在做戏；而“男盗和女娼，那非但无害，而且有益：男盗——可以多刮几层地皮，女娼——可以多弄几个‘裙带官儿’的位置”。——这些事儿，本来是谁都这么做却是不便、不肯、不愿说破的，鲁迅一语戳通，就自然成了“恶毒”。
更精彩的是最后一段——
我的老朋友说：你这个“盗”和“娼”的解释都不是古义。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摩登，变成宣誓了。
人们关于上海和中国的“摩登”，说了无数的话；在我看来，如果忽略了鲁迅的这一“摩登观”，至少是不全面的。
鲁迅还教我们如何在“俯拾即是”的报刊“名文”中读出“滑稽”来。鲁迅说，“在中国要寻求滑稽，不可看所谓滑稽文，倒要看所谓正经事，但必须想一想”，因此，“报章上正正经经的题目，什么‘中日交涉渐入佳境’呀，‘中国到那里去’呀，就都是的，咀嚼起来，真如橄榄一样，很有些回味”。这里的关键自然是去不去想，我们因为懒于思考而失去了许多读报的乐趣；但也还有一个怎样想、会不会想的问题。就拿鲁迅所举的这个例子来说吧：“九月间《自由谈》所载的《登龙术拾遗》上，以做富家女婿为‘登龙’之一术，不久就招来了一篇反攻，那开首道：‘狐狸吃不到葡萄，说葡萄是酸的，自己娶不到富妻子，于是对于一切有富岳家的人发生了妒嫉，妒嫉的结果是攻击。’”〔34〕我们可以感到这样的反攻有点滑稽，但似乎说不清楚；我们看看鲁迅怎么说：“这也不能想一下，一想‘的结果’，便分明是这位作者在表明他知道‘富妻子’的味道是甜的了。”——读到这里，是不能不失声一笑的。
鲁迅还举了一个例子，那是《论语》杂志上选登的“冠冕堂皇的公文”：四川营山县长禁穿长衫令：“须知衣服蔽体已足，何必前拖后曳，消耗布匹？且国势衰弱，……顾念时艰，后患何堪设想？”——真像鲁迅所说，这本身就是一幅“漫画”，只要稍微一想，就会忍俊不禁的。
但鲁迅仍认为这或许过于“奇诡”。在他看来，“滑稽却不如平淡，惟其平淡，也就更加滑稽”。因此，他说：“在这一标准上，我推选‘甜葡萄’说。”〔35〕——这倒是鲁迅一贯的美学观点，他曾写过一篇文章盛赞果戈理《死魂灵》所写的“几乎无事的悲剧”：“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语言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其实这些“几乎无事的悲剧”从另一角度看，也是“几乎无事的喜剧”。而我们的报刊上，这样的“几乎无事的悲剧和喜剧”，如鲁迅所说是“俯拾即是”的，就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并善于看和想。
三
我们现在大概可以想象并理解海婴回忆中所说，鲁迅“眯起眼睛靠着藤椅打腹稿”的情景了。他实际上是在以自己的思考方式消化他在读书看报中的感受，他常常想得很深，很广，很特别，于是，就有了出人意外的发现与表达：鲁迅的杂文就是这样产生的。
请读这篇《〈杀错了人〉异议》。〔36〕这是由当天（１９３３年４月１０日）《自由谈》上曹聚仁先生的一篇《杀错了人》引发的。曹先生的文章怒斥袁世凯等军阀“杀错了人”，不应该“乱杀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倒行逆施，斫丧社会元气”，而“应该多杀中年以上的人，多杀代表旧势力的人”。诚如鲁迅所说，这篇文章读起来会“觉得很痛快”，但鲁迅“往回一想”，就不但感到“不免是愤激之谈”，而且发现了一些大问题，从而引出“异议”：“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乍一看，这样的“辩护”似乎出乎意外；但且看鲁迅的分析：“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浮上总统的宝位去。”——这样换一个角度翻转来想，确实使认识深化了；而且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中国革命的闹成这模样，并不是因为他们‘杀错了人’，倒是因为我们看错了人。”而为什么总是一再地“看错人”（想想刚过去的２０世纪我们看错了多少人！），却是更值得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