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末还有一个对“多杀中年以上的人”的主张的异议，鲁迅谈得很少，很含蓄、幽默，但却也忽视不得；鲁迅早已说过：“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37〕弄不清这一点，也会带来无穷灾难，这也是为２０世纪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的。
这里还有一篇《〈如此广州〉读后感》。也是由《自由谈》上一篇批评广东人“迷信”的文章《如此广州》引发的。如鲁迅说，迷信本身是“不足为法”的，批评广东人的迷信，自然也无可非议。但鲁迅却看到、想到了另一面：“广东人的迷信却迷信得认真，有魄力”，舍得花钱，而且这似乎是广东人的传统：“汉求明珠，吴征大象，中原人历来总到广东去刮宝贝，好像到现在也还没有被刮穷。”相形之下，大多数中国人的迷信就显得“没出息了”：“迷信还是迷信，但迷得多少小家子相，毫无生气，奄奄一息，他连做《自由谈》的材料也不给你。”鲁迅的意思是：同样是迷信，“模胡不如认真”；而由此却引申出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有许多事情都只剩下一个空名和假样，就为了不认真的缘故。”〔38〕——由一篇批评迷信的普通文章引出如此严肃的思考，也是出人意料的。
鲁迅在报纸炒作的热门话题上，也往往能说出一番他人想不到、说不出的意见。鲁迅两篇有关“自杀”的杂文甚至有一种振聋发聩的力量。１９３４年曾发生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自杀的事件，报纸上接连发表文章对秦夫人进行“诛伐”：有说自杀是“失职”、“偷安”的，“进步的评论家则说人生是战斗，自杀者就是逃兵，虽死也不足以蔽其罪”，等等。只有鲁迅站出来为死者辩护。他向煞有介事的批评者提出了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对这样一个被认定必要“殉夫”的“弱者”，在她生前苦苦挣扎时，你们这些自封的“战斗者”给予援助了吗？实际上你们倒是“鸦雀无声了”，那么这死后的喧哗又算什么呢？再追问下去，现实中国的“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鲁迅还要问的是：你们一味的指责自杀者，却不“向趋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这又算得什么“战斗者”呢？经过这样层层深入的诘难，鲁迅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终于做出了更为严峻的概括与批判：“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这里所说，尽管包括秦夫人的批评者在内，却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已提升为一种社会典型。而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鲁迅行文中强烈的感情色彩，这本也是鲁迅杂文的一个特点，他说过，他写杂文，“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39〕但像这样的“忍不住”的怒火喷发，即使在鲁迅杂文中也是不多见的，在我们所讨论的这几个杂文集里，本文之外，还有我们在第九讲中曾经提及的《保留》。而这两篇都是为中国等级结构中压在最底层的妇女、儿童辩护的，这确实是鲁迅心灵的两个敏感区：任何对妇女、儿童的伤害，都会在他内心掀起巨大的情感风暴。
因此，当１９３５年又一个妇女——著名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也同样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关注。他的思考也是由报刊上的争论引发的：有人认为报纸对阮玲玉诉讼事件的张扬，应对其死负一定责任；而反驳者则“以为现在的报纸的地位，舆论的威信，那里还有丝毫主宰谁的运命的力量”。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如何认识中国的新闻媒体的地位与作用”的大问题，而鲁迅的观察确实敏锐而又独到——
现在的报章之不能像个报章，是真的；评论的不能逞心而谈，失了威力，也是真的，明眼人决不会过分的责备新闻记者。但是，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还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
鲁迅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把新闻媒体置于中国社会的等级结构中，〔40〕就发现了它的双重性：对在它之上的“强者”（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僚、“洋大人”、“高等华人”等等），它是“弱者”，只能“吞声忍气”，显出奴性；但对在其下的“弱者”（没有任何话语权的“下等华人”、妇女、儿童，等等），它又是“强者”，可以“耀武扬威”，显出主子性：扮演的依然是我们在第十二讲、十三讲所分析过的“往来主奴之界”的角色。
鲁迅还要追问：中国的新闻媒体最喜欢或最擅长向怎样的“弱者”发威？其背后的社会根源与动因是什么？于是就有了一段精辟的解析，照录如下——
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上海的街头巷尾的老虔婆，一知道近邻的阿二嫂家有野男人出入，津津乐道，但如果对她讲甘肃的谁在偷汉，新疆的谁在再嫁，她就不要听了。阮玲玉正在现身银幕，是一个大家认识的人，因此她更是给报章凑热闹的好材料，至少也可以增加一点销场。读者看了这些，有的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那么漂亮，却比她正经”；有的想：“我虽然不及阮玲玉的有本领，却比她出身高”；连自杀了之后，也还可以给人想：“我虽然没有阮玲玉的技艺，却比她有勇气，因为我没有自杀”。化几个铜元就发见了自己的优胜，那当然是很上算的。但靠演艺为生的人，一遇到公众发生了上述的前两种的感想，她就够走到末路了。……先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罢，那么，大概就会知道阮玲玉的以为“人言可畏”，是真的……
“颇有名，却无力”的“公众”人物，就这样成了中国媒体祭坛上的牺牲品——这应该是鲁迅的一大发现，而且是道破了其中的奥秘的。最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这样的精神迫害是以“市民”阶层作为社会基础的：这些现代都市的阿Ｑ们需要借此来满足自己的精神“优胜”的需求，因此，这是媒体与“公众”的一个合谋，这就是“人言可畏”的意思。同时，这也是出于“增加点销场”的需求，是商业的动机驱使媒体不惜以阮玲玉这样的弱者的血来谋利，这里所遵循的正是赤裸裸的资本法则：在中国的新闻媒体里，鲁迅又看到了“吃人肉的筵席”的延续！
由此，鲁迅对中国的记者发出告诫：千万不要忘记，中国的报章“它还能为恶，自然也还能为善。‘有闻必录’或‘并无能力’的话，都不是向上的负责的记者所该采用的口头禅，因为在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是有选择的，有作用的”。〔41〕所谓“纯客观”并不存在，每一个参与媒体者就必须考虑“为谁说话”，做出“为恶还是为善”的选择。作为一种报刊文体，鲁迅的杂文的真正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是自觉地为被剥夺了发言权的被压迫、被侮辱的“弱者”说话的，〔42〕因此，他注定是中国媒体中的异类。
四
鲁迅也必然在报刊上不断遭到“围剿”。只要翻翻鲁迅为他的杂文集所写的《前记》、《序言》和《后记》，就不难看出，鲁迅是怎样艰难地进行着论者所说的“现代都市丛林”中的“游击战”的〔43〕：怎样使用某一固定笔名，在《自由谈》上投稿，又怎样被“告发”；〔44〕如何因“禁谈时事，而我的短评却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而“接连的不能发表”，又如何被“公开告密”，变成“日本的间接侦探”；〔45〕怎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察老爷的眼睛”，在《自由谈》上继续发文，但“不及半年，就得着更厉害的压迫了，敷衍到十一月初，只好停笔，证明了我的笔墨，实在敌不过那些带着假面，从指挥刀下挺身而出的英雄”；又怎样被某“鹰犬”以“军事裁判”相威胁，“含着甚深的杀机”，“受着武力征伐”的同时，又“得到文力征伐”，终于到了“我不批评社会，也不论人，而人论我的时期了”。〔46〕鲁迅于是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中国向日报副刊投稿，“编辑先抽去几根骨头，总编辑又抽去几根骨头，检查官又抽去几根骨头”，而实际上作者自己就先抽去了几根骨头，“发表出来的文章有被抽四次的可能”，“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气的文章之外，读者也只能看看没有骨气的文章”。鲁迅说得很沉重：“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见面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47〕
尽管是不自由的奴隶，却也要挣扎，做哪怕是最微弱的抗争。鲁迅的办法是，尽可能地把这段奴隶的历史记录下来，“以存中国文网史上极有价值的故实”。〔48〕鲁迅说，“这其实也并非专为我自己，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对于别人的攻击，想来也还要用这一类的方法，但自然要改变了所攻击的人名。将来的战斗的青年，倘在类似的境遇中，能偶然看见这记录，我想是必能开颜一笑，更明白所谓敌人者是怎样的东西的”。〔49〕——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今天的读者，正是鲁迅当年所期待的“将来的战斗的青年”，面对鲁迅刻意留给我们的这些历史的“记录”，面对自己当下的“境遇”，我们会有怎样的思考呢？
因此，每到年终，鲁迅都要把他所写的杂文编辑成集，并采取种种编辑手段，将他的杂文在报刊上发表的原生形态，尽可能地保存下来。——今天，我们读鲁迅的杂文，也就不能孤立地读，而要放到他的杂文集的整体中，进入写作与发表杂文的那个时代的大环境与小环境中，也就是进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尽可能地去捕捉原生形态的新鲜感、现场感，才可能有设身处地的感悟与理解。
首先要注意每一本杂文集的“前记”（或“序言”）与“后记”。鲁迅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加上“后记”，是为了使全书“更成为完全的一个具象”。而鲁迅的后记的特点，是常常抄录、“补叙”每篇杂文引发的“纠纷”的有关材料，鲁迅说，这“同时也照见了时事，格局虽小，不也就描出了或一形象了么？”〔50〕鲁迅对有关材料，基本上原文照录，但有时也略加点评，其本身就是很好的杂文，读时不可轻轻放过。
在“前记”与“后记”的基础上，鲁迅总是给他的杂文集取一个独特而又传神的书名，以“画龙点睛”。因此，我们几乎可以根据他的书名而勾画出一幅20世纪３０年代鲁迅的写作图景：他是在“且介亭”（半租界）里，怀着对同阶级的“二心”，〔51〕背着“革命文学家”赐予的“三闲”罪名，〔52〕以“不入调，不入流”的“南腔北调”，写着“伪自由书”，因禁论国事风云而作“准风月谈”，却被“同一营垒里的青年战友”讥为“花边文学”。〔53〕——鲁迅的写作环境、边缘位置，为各方面所不容，不得不“横站”的苦况中的坚守……都尽在其中了。
大可琢磨的还有所用的笔名。化用各种笔名，以“障住编辑先生和检察老爷的眼睛”，这也是鲁迅所说的“钻文网”的法子。鲁迅说，这也是为了“省得有人骂读者们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但“这样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于是，干脆在编集时，“将当时所用笔名，仍旧留在每篇之下，算是负着应负的责任”。〔54〕关于鲁迅在这一时期所用的笔名，许广平写过一篇文章，有详细的考察，〔55〕这里抄录几段：《伪自由书》里“用得最多的是何家干三字。取这名时，无非因为姓何的最普通，家字排也甚多见，如家栋、家驹，若何作谁解，就是‘谁家做’的，更有意思了”。《准风月谈》的《推》、《“推”的余谈》等用的“丰之余”，“是对那些说他是‘封建余孽’而起的名字”；《“抄靶子”》、《“吃白相饭”》等署的“旅隼”，“隼，‘笺：隼，急疾之鸟也，飞乃至天，喻士卒劲勇，能深攻入敌也’。旅隼，和鲁迅音相似，或者从同音蜕变。隼性急疾，则又为先生自喻之意”；《各种捐班》署名“洛文”，是“隋洛文”这一笔名的缩写，“不用说是为了１９３０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而起的了”；《夜颂》用“游光”的名字，类似的几篇如《秋夜纪游》、《谈蝙蝠》也用此名，显然与谈的“多半是关于夜的东西”有关。《花边文学》里《〈如此广州〉读后感》里用“越客”的笔名，是强调自己的“浙江人”身份。而《论“人言可畏”》署名“赵令仪”，类似的还有“黄凯音”、“张沛”等，“盖取其通俗，以掩耳目”。正如许广平所说：“我们要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潮，某一时代的文学背景，和产生这文学的关系，研究这特殊的，作者幻化许多名字，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56〕
当然，最醒目的，还是鲁迅杂文的被删除。这本是人类历史上一切批判的知识分子所难逃的文字之灾。不过中国的作者还是有些特别的厄运。如鲁迅说，“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删之处，是留着空白，或加虚线，使读者能够知道的。中国的检查官却不许留空白，必须接起来，于是读者就看不见检查删削的痕迹，一切含胡和恍忽之点，都归在作者身上了”。因此，鲁迅在编集时就有意“将刊登时被删改的文字大概补上去了，而且旁加黑点，以清眉目”。于是，我们发现前面读过的文章中，就被删了好几处。这里也抄几段遭“枪毙”而被鲁迅抢救出来的文字——
如果大家来相帮，那就有“反帝”的嫌疑了，“反帝”原未为中国所禁止的，然而要豫防“反动分子乘机捣乱”，所以结果还是免不了“踢”和“推”，也就是终于是落浦。（《踢》）
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
于是，我们也终于明白，在那个时代，是既不准谈“反帝”，也不准说“帮凶”的。而这些文字究竟是被谁删的，却更耐寻味。鲁迅就认为，“《论秦理斋夫人事》的末尾，是申报馆的总编辑删的”。〔57〕他还有一个分析：“推想起来，改点句子，去些讳忌，文章却还能连接的处所，大约是出于编辑的，而胡乱删削，不管文气的接不接，语意的完不完的，便是钦定的文章。”〔58〕
鲁迅并不讳言，他的杂文总是有针对性的，因此，文章发表以后，常常引发出许多笔战。这就是说，鲁迅的杂文是在“和别人的关系”中存在，并在这种关系中显示自己的价值的。因此，他提倡要编“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他说，如果“只剩了一面的文章，无可对比，当时的战斗之作，就都好象无的放矢，独个人向着空中发疯”，有人评论前人文章总说“谁‘锋棱太露’，谁又‘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59〕因此，鲁迅在编自己的杂文集时，常将与之论战的文章收入，就是要让后来的读者从“对比”中认识、理解他的文章，而我们也因此仿佛亲临“战场”，目睹了他当年的战斗风采。请打开《伪自由书》，在我们已经读过的《不通两种》这篇杂文后面，就附录了两篇论战文章。先是“因此引起的通论”：这是民族主义文学的倡导者之一的王平陵写的《“最通的”文艺》，文章一开头便说：“鲁迅先生最近常常用何家干的笔名，在黎烈文主编的《申报》的《自由谈》，发表不到五百字长的短文”，并针对《不通两种》中的批评，说：“鲁迅先生不喜欢第三种人，讨厌民族主义的文艺，他尽可痛快地直说，何必装腔做势，吞吞吐吐，打这么许多湾儿。”同时自己用“听说……”、“如果……”这类文字，暗示鲁迅写的是“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于是，就有了“通论的拆通”：鲁迅仍以“家干”的笔名写了一篇《官话而已》，首先指出王文将鲁迅为避开当局检查而使用的笔名公开，而且涉及《自由谈》的编辑，这“就向上司下属，控告了两个人，真是十足的官家派势”。又针对王文的指责，指出：“说话弯曲不得，也是十足的官话。植物被压在石头底下，只好弯曲的生长，这时俨然自傲的是石头”，可谓一针见血。接着是尖锐的反诘：“什么‘听说’，什么‘如果’，说得好不自在。听了谁说？如果不‘如果’呢？‘对苏联当局摇尾求媚的献词’是那些篇，‘倦舞意懒，乘着雪亮的汽车，奔赴预定的香巢’的‘所谓革命作家’是那些人呀？……平陵先生的‘听说’和‘如果’，都成了无的放矢，含血喷人了。”文章最后说：“现在只有我的‘装腔作势，吞吞吐吐’的文章，倒正是这社会的产物。而平陵先生又责为‘不革命’，好像他乃是真正老牌革命党，这可真是奇怪了。——但真正老牌的官话也正是这样的。”〔60〕——鲁迅这里所说，已经超越了个人之间的论争，说“官话”的王平陵，也就成了一种鲁迅笔下的新的社会典型。
我们从鲁迅对他的杂文集的编辑中，显然可以感到一种历史感：他是时刻意识到自己是在对一段历史做记录，而这记录是要留给后人，是后来者所需要的。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曾强调了小说家的鲁迅与思想家的鲁迅的统一，其实鲁迅还同时具有历史家的自觉。这也同样渗透到他对杂文的理解和他的杂文写作中。鲁迅曾经感慨，中国的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如看野史和杂记”，却多少“容易了然”些，“因为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61〕鲁迅对报刊的关注，特别是他对报纸上的社会新闻的兴趣，是含着历史家的眼光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将其视为“野史”和“杂记”来看待的。他因此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杂文体式，我们姑且称之为“立此存照”。鲁迅在《三闲集》里，即引人注目地抄录了土匪的撕票布告、骗子的情书、流氓的警告信，取名为《匪笔三篇》，又原文照录了两种“奇特的广告”，加以《某笔两篇》的标题。在简短的按语中，鲁迅明确表示：“在我的估计上，这类文章的价值却并不在文人学者的名文之下”，“于学术上也未始无用”；〔62〕如有“好事之徒”将各地“报上奇特的社论，记事，文艺，广告等等，汇刊成册，公之于世。则其显示各种‘社会相’也，一定比游记之类要深切得多”。〔63〕在《准风月谈》里，我们又读到了这样一篇妙文：《双十怀古——民国二二年看十九年秋》。全文抄的是“中华民国十九年（即１９３１年——引者注）十月三日到十日的上海各种大报小报”的新闻标题；前面的“小引”除交代材料的来源，只说了一句：就“譬如看自己三年前的照相罢”。我们今天来读，就是看七十年前的“老照片”了，但读来却格外有意味。就看看１０月１０日这一天的标题：“举国欢腾庆祝双十”，“叛逆削平，全国欢祝国庆，蒋主席昨凯旋参与盛典”，“津浦路暂仍分段通车”，“首都枪决共犯九名”，“林埭被匪洗劫”，“老陈圩匪祸惨酷”，“海盗骚扰丰利”，“程艳秋庆祝国庆”，“蒋丽霞不忘双十”，“南昌市取缔赤足”，“伤兵怒斥孙祖基”，“今年之双十节，可欣可贺，尤甚从前”。——我曾这样写下自己的“读后感”：“这是３０年代中国的普通一日，所发生的一切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但仔细品味，却不难从‘叛逆削平’与‘匪祸惨酷’的矛盾中，在‘南昌市取缔赤足’、‘（京剧演员）程艳秋庆祝国庆’里发现喜剧因素而发出会心的一笑；再掩卷深思，那‘枪决共犯’、‘海盗骚扰’、‘伤兵怒斥’背后，不知道演出了多少酷烈的人间惨剧；同一时刻，同一块土地上，所谓‘举国欢腾’下，正有人哀哀饮泣；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竟至于如此地不相通，你难道不会感到一丝悲凉袭上心头？鲁迅完全无意于在对生活的漫画化中去寻找悲剧感与喜剧感，而只是把生活的原样保留下来，这中间就蕴涵着悲剧与喜剧的默默渗透，它已经融入生活中，淡化到了不加注意就会忽略过去的地步，然而，也正是在这淡化与消失中包含着一些惊心动魄的东西”。〔64〕鲁迅杂文，尤其是后期杂文中，这样的“立此存照”，将报纸的新闻、文章、广告……实录示众，不加评论，就是要让“生活”自身亮相，也是留下历史的原生形态。〔65〕我们现在终于明白，鲁迅之所以要在杂文集的“后记”中抄录那么多的报刊上的原始材料，正是要充分地发挥他的杂文的历史文献的价值与作用。
注释
〔1〕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１—２页，南海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
〔2〕许广平：《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欣慰的纪念》，３７５—３７６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3〕《〈伪自由书〉题记》，《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４页。
〔4〕《〈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３页。
〔5〕《〈南腔北调集〉题记》，《鲁迅全集》４卷《南腔北调集》，４１８页。
〔6〕《〈且介亭杂文〉序言》，《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４页。
〔7〕《〈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４０３页。
〔8〕参看本书第九讲有关《〈二十四孝图〉》的分析。
〔9〕《推》，《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１９５—１９６页。
〔10〕《匪笔三篇》，《鲁迅全集》４卷《三闲集》，４２页。
〔11〕《“推”的余谈》，《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３０—２３１页。
〔12〕《踢》，《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４５—２４６页。
〔13〕《爬和撞》，《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６１—２６２页。
〔14〕《冲》，《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３３９—３４０页。
〔15〕《“抄靶子”》，《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０５—２０６页。
〔16〕收《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５３—２５４页。
〔17〕《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１卷《坟》，１９４页。
〔18〕《“题未定”草（二）》，《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３５５页。
〔19〕见《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０８—２０９页。
〔20〕《半夏小集（九）》，《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末编》，５９８页。
〔21〕参看《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３１７—３１８页。
〔22〕《鲁迅全集》注：Ｈｕａｚａａ，用拉丁字母拼写的象声词，译音似“哗嚓”，形容撒钱的声音。
〔23〕《现代史》，《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８９—９０页。
〔24〕《影的告别》，《鲁迅全集》２卷《野草》，１６６页。
〔25〕《宣传与做戏》，《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３３７—３３８页。
〔26〕《推背图》，《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９１—９２页。
〔27〕《小杂感》，《鲁迅全集》３卷《而已集》，５３１页。
〔28〕《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鲁迅全集》４卷《南腔北调集》，５０７页。
〔29〕这是鲁迅一篇杂文的题目（文收《热风》），但是可以视为鲁迅的一种杂文思维方式。
〔30〕《不通两种》，《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１９—２０页。
〔31〕本书第十二讲也讨论过“奴隶”与“奴才”的区别，可参看。
〔32〕《文学上的折扣》，《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５６—５７页。
〔33〕《赌咒》，《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２６页。
〔34〕此文为鲁迅所作，收《准风月谈》。
〔35〕《“滑稽”例解》，《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３４２—３４４页。
〔36〕文收《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
〔37〕《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２９７页。本书第一讲已有分析，可参看。
〔38〕《〈如此广州〉读后感》，《鲁迅全集》５卷《花边文学》，４３８—４３９页。
〔39〕《〈华盖集续编〉小引》，《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续编》，１８３页。
〔40〕对这样的社会等级结构，鲁迅在《灯下漫笔》与《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等文里有精辟的分析，本书第十一讲、十三讲均有具体的分析，可参看。
〔41〕以上所引均见《论“人言可畏”》，《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３３１—３３４页。
〔42〕鲁迅对此是高度自觉的：他曾经这样表示，“正人君子”们用“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起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见《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续编》，２４４页。
〔43〕汪晖：《死火重温》，收《死火重温》，４２７页，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44〕《〈伪自由书〉前记》，《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５页。
〔45〕《〈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１５９页、１６９页。
〔46〕《〈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３８２页、３９０—３９１页、４００页。
〔47〕《〈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５卷《花边文学》，４１８页。
〔48〕《〈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１９０页。
〔49〕《〈伪自由书〉后记》，《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１８１页。
〔50〕《〈准风月谈〉后记》，《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３８２—３８３页、４１０—４１１页。
〔51〕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说：“在坏了下去的旧社会里，倘有人怀一点不同的意见，有一点携贰的心思，是一定要大吃其苦的。而攻击陷害得最凶的，则是这人的同阶级的人物。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见《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１９１页。
〔52〕成仿吾等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家攻击鲁迅是“有闲阶级”，所有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还是闲暇”。
〔53〕这是同为左联成员的廖沫沙以林默的笔名对鲁迅的讥讽，鲁迅在《〈花边文学〉序言》里有一个说明：“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为这短评，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二，因为‘花边’也是铜元的别名，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其实并无足取。”见《鲁迅全集》５卷《花边文学》，４１７页。
〔54〕《〈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１９０页。
〔55〕许广平：《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３２５—３３２页。
〔56〕许广平还回忆了鲁迅笔名的构思过程，也很有意思：“实在他每一个笔名，都经过细细的时间在想。每每写完短评之后，靠在藤椅休息的时候，就在那里考虑。想妥了，自己觉得有点满意，就会对就近的人谈一下，普通一些，写出也就算了。”
〔57〕《〈花边文学〉序言》，《鲁迅全集》５卷《花边文学》，４１９页。
〔58〕《〈准风月谈〉前记》，《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１９０页。
〔59〕《“题未定”草（八）》，《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４３２页。
〔60〕见《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２０—２３页。
〔61〕《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１７页。
〔62〕《匪笔三篇》，《鲁迅全集》４卷《三闲集》，４２页。
〔63〕《某笔两篇》，《鲁迅全集》４卷《三闲集》，４８页。
〔64〕钱理群：《心灵的探寻》，２４９页，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65〕参看《述香港恭祝圣诞》，《鲁迅全集》４卷《三闲集》；《一个“犯罪”的自述》，《鲁迅全集》７卷《集外集》，２７７页；《补救世道文件四种》，《鲁迅全集》８卷《集外集拾遗补编》，１９６页；《〈某报剪注〉按语》，《鲁迅全集》８卷《集外集拾遗补编》，２０３页；《立此存照（一）—（七）》，《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附录》，６０４页、６０６页、６２２—６２６页、６２７—６２８页、６３０—６３１页、６３２—６３３页、６３４—６３６页。
本讲阅读篇目
《前记》（收《伪自由书》）
《不通两种》（收《伪自由书》）
《赌咒》（收《伪自由书》）
《文学上的折扣》（收《伪自由书》）
《现代史》（收《伪自由书》）
《推背图》（收《伪自由书》）
《〈杀错的人〉异议》（收《伪自由书》）
《中国人的生命圈》（收《伪自由书》）
《多难之月》（收《伪自由书》）
《不求甚解》（收《伪自由书》）
《后记》（收《伪自由书》）
《前记》（收《准风月谈》）
《夜颂》（收《准风月谈》）
《推》（收《准风月谈》）
《二丑艺术》（收《准风月谈》）
《抄靶子》（收《准风月谈》）
《吃白相饭》（收《准风月谈》）
《“推”的余谈》（收《准风月谈》）
《查旧帐》（收《准风月谈》）
《踢》（收《准风月谈》）
《秋夜纪游》（收《准风月谈》）
《揩油》（收《准风月谈》）
《爬和撞》（收《准风月谈》）
《同意和解释》（收《准风月谈》）
《看变戏法》（收《准风月谈》）
《双十怀古》（收《准风月谈》）
《冲》（收《准风月谈》）
《“滑稽”例解》（收《准风月谈》）
《后记》（收《准风月谈》）
《序言》（收《花边文学》）
《〈如此广州〉读后感》（收《花边文学》）
《论秦理斋夫人事》（收《花边文学》）
《倒提》（收《花边文学》）
《算账》（收《花边文学》）
《奇怪》（收《花边文学》）
《骂杀与捧杀》（收《花边文学》）
《论“人言可畏”》（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匪笔三篇》（收《三闲集》）
《某笔两篇》（收《三闲集》）
《宣传与做戏》（收《二心集》）第十五讲“希望是在于将来的”第十五讲“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读《导师》及其他[KH3*9/9〗 许广平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鲁迅和青年们》，讲了许多鲁迅与各色各样的青年交往的故事。读了以后，不能不为鲁迅博大、无私的爱所感动；但看到鲁迅在某些远为精明的青年面前表现出来的傻气，却也忍不住掩卷长叹。许广平说，她一想到鲁迅为青年人“一点一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还是许广平说得好：“先生的工作，求其尽心，而从不想到对方的态度。他认为他的工作不是对个人是为社会服务。辛勤的农夫，会因为孺子弃饭满地而不耕作吗？先生就是这样的。”〔1〕鲁迅终生在履行着他在“五四”时期对中国社会的承担——
……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2〕
在我看来，鲁迅与青年的关系中，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
当然，“鲁迅与青年们”这个题目下的文章，是应该由本书的读者自己来做的。这一讲的主要任务，是和今天的年轻读者一起来聆听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所说的话。
一
我们先一起来读两篇文章：收入《华盖集》的《导师》〔3〕与收入《三闲集》的《鲁迅译著书目》〔4〕。
《导师》一开头即对“青年”做了具体分析：“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这里，列举了各种类型的青年，我以为是一个事实陈述，并不含价值判断；只是有一点区别：大概睡着、昏着、躺着、玩着的青年与鲁迅没有多大关系，或者说，他们对鲁迅并无兴趣，鲁迅也担心如果真把他们唤醒了，又指不出路，反而害了他们。〔5〕因此，我们讲“鲁迅与青年”主要是讨论鲁迅与“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的关系；我曾经说过，“在中国，凡是愿意、并正在思考的人，尤其是他们中间的年轻人，只要他们又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水平（大概是中学和中学以上程度），他们一有机会读鲁迅原著，就会对他产生兴趣，并在不同程度上理解鲁迅”，〔6〕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但鲁迅说，这样的“要前进的青年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这是真的，许多年轻人对鲁迅有兴趣，大概也是将他视为“导师”。而且这还似乎是“五四”以及“五四”以后的长时间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个“传统”：很多知识分子都热衷于充当青年人的“导师”。比如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像他这样的精英，是负有“指导”国家、社会的历史重任的，这其实就是充当中国传统的“国师”、“王者师”；自然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做青年人的“导师”。鲁迅在下文批评说，有些“导师”“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就很有可能是包括胡适在内的——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就指出胡适当年大喊：“干，干，干！”（见其《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现在又说“救国必先求学”，号召青年“进研究室”，这也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作为个人这样变本也不妨，到一旦自命“导师”，要“指导青年”，年轻人就麻烦了：当年倘真的买了手枪“干”起来，现在又得“深悔前非”，岂不成了“傻子”？〔7〕鲁迅在《导师》里所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导师”并不可靠，“凡自以为识路者”，其实是“灰色可掬”，“老态可掬”，“圆稳而已”，哪里识什么路？这是一个极简单的道理：“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鲁迅倒是经常公开承认：“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至今有时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8〕“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9〕因此，鲁迅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10〕
为避免误解，鲁迅又说：“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这里，说的也是大白话：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不过是“能说话”、“能动笔”而已，希望他们（或者他们希望自己）充当指路的“导师”，就等于要他们去“打拳”。因此，觉醒的青年要寻导师（包括以鲁迅自己为导师）是“永远寻不到”，而且是“自己错”了，本身就是没有完全觉醒的表现。
而且鲁迅还要说一句“煞风景”的话：“自己也未必可靠的”；更彻底地说：“或者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这是典型的鲁迅的思想：要打破一切神话（把某些人当作“导师”本身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神话”），也包括自我的“神话”，这样才能真正地正视现实，永远保持不断寻求、探索的状态，有了这样的觉醒，才是真正“可靠”的。
这就引出了最后的结论——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联合起来”，自己寻路，开辟新路；而不要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对“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尤其要保持警惕。——这就是鲁迅给年轻人的最重要的告诫。
拒绝充当“导师”。——这也是鲁迅与青年关系的一个基本点。
但也还有另外一面。这是他在《鲁迅译著书目》中提出的。文章谈到了他“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并且流露出了少有的“备觉清凄”之感。鲁迅回顾说：“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力气实在也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首先是许多无名的青年们的——引者注）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而且“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工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如许广平所说，如此“拼命帮人”，实在是“傻气可掬”。〔11〕但鲁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这样为青年“陆续用去了的生命”，在一些“进步的青年”眼里，却成了“应该从严发落的罪恶”，其中的一位（高长虹）竟然宣布鲁迅是青年作者的“绊脚石”！如鲁迅所分析，这些自命不凡的年轻人“言太夸则实难副，志极高而心不专，就永远只能得传扬一个可惊可喜的消息；然而静夜一想，自觉空虚，便又不免焦躁起来，仍然看见我的黑影遮在前面，好像一块很大的‘绊脚石’了”。——可叹的是，这样的青年竟也是代代相传，不仅在20世纪３０年代，又有创造社、太阳社的“才子”出来要“打倒”鲁迅，直到９０年代（在鲁迅离世六十年后）还有一批文坛“新秀”气势汹汹地要“搬开”鲁迅这块“老石头”，连用词也如此相似！
应该说，这来自年轻人的打击，对于鲁迅，是近乎残酷的。如他自己所说，“我先前何尝不是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甚至视我为“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这就“太过”了。〔12〕这是鲁迅的一个原则：牺牲是可以的，“废物”也无妨“利用”，但“倘若用得我太苦”，要想占有，“是不行的”。〔13〕这就是说，自我的独立，是一条底线，是绝对不能牺牲与让步的。因此，就有了《鲁迅译著书目》这篇文章中，“以诚恳的心”，对年轻一代所进的“一个苦口的忠告”——
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使他和自己一样的空无，而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初初出阵的时候，幼稚和浅薄都不要紧，然而也须不断的（！）生长起来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