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讨论的是前人与后人、年长者与年轻人的关系。首先是“不要只用力于抹杀别个”。在人类发展的链条上，各代人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他们都是按照历史对他们的要求，在历史提供的范围内，做出这一代人生存方式的历史选择，从而获得自己应有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因此，各代人的既具有历史合理性，又具有历史局限性的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年长一代固然没有权利因为自己年纪大、有经验、有地位而轻易“抹杀”青年，年轻一代也同样没有权利因为自己年纪轻、思想新，而轻易“抹杀”老一代。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不但刚刚学步的年轻一代在处于成熟期的年长者的眼里是“幼稚和浅薄”的，而且先驱者在后来者眼里也是“浅陋”的；无论年轻一代的“幼稚和浅薄”，还是老一代的“浅陋”，都应该得到宽容和谅解，因为他们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的局限，而且没有这样的局限，各代人都将会同时失去自己存在的价值。〔14〕在鲁迅看来，惟有建筑在这种心理上的、绝对平等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两代人之间才可能建立起健全的爱的关系。而年轻一代也只有在尊重与理解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地“生长”起来，最终“跨过”那站着的前人，前人也在这被超越中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鲁迅所期待的他和年轻一代的关系，就像他的老师章太炎当年对自己那样，是一种“若朋友然”的关系。〔15〕——是两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之间的平等的交往，而且是相互支持，既是给予者，又同时是受者。
二
在《鲁迅译著书目》最后，鲁迅说了一句话：“我又明明白白地知道：世界绝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将来的”。他显然是将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的。而他对年轻一代的期待最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已经读过的《灯下漫笔》每一则最后的一句话——
自然，也不满于现在的，但是，无须反顾，因为前面还有道路在。而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16〕
借用本书第十、十一、十二讲的概括，“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掀掉这人肉的筵宴”、“结束奴隶时代”——这就是鲁迅给“现在的青年”所提出的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
但鲁迅又说：“从此到那的道路”，我是不知道的。〔17〕单知道一点：“无须反顾”，要不断地往前“走”，不断地“寻求”。他也愿意和青年一起寻求。
但鲁迅又自慰自己还有点“记性”，保留了许多记忆，可以将“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出的历史的经验，奉献给现在以及将来的年轻人。〔18〕这几乎是他惟一能做的，也是鲁迅思想中特别有价值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这是怎样的血的经验。
在１９２５年“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总结经验，对年轻一代提出了一系列的忠告。——我们就从这里说起。
这是鲁迅在《忽然想到》之十里的一段话。他指出，“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是“数倍于别国的青年”的，“因为我们的古人将心力大抵用到玄虚飘渺平稳圆滑上去了，便将艰难切实的事情留下，都待后人来补做，要一人兼做两三人，四五人，十百人的工作”。鲁迅由此而提出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
假定现今觉悟的青年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又假定照中国人易于衰老的计算，至少也还可以共同抗拒，改革，奋斗三十年，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19〕
这里提出的中国的“抗拒，改革”的长期性，必须经历几代人的“奋斗”的思想，是建立在对中国问题的特殊复杂性、艰巨性的清醒认识基础上的；从鲁迅说这话的１９２５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近八十年的奋斗（远远超过了鲁迅说的起码“奋斗三十年”的时间），但距离当初的目标也还依然遥远，恐怕真的还要“再一代，二代……”地奋斗下去。我们也终于明白，鲁迅当年所说的“现在青年的使命”——“走出瞒和骗的大泽”、“掀掉这人肉的筵宴”、“结束奴隶时代”，是一个长期奋斗的战略目标，也依然是今天的青年的使命，而且很有可能是以后很多代的中国青年的使命。如果说鲁迅时代的青年开始了这样的奋斗，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坚持”下去，敢于面对新的问题，做出新的“抗拒，改革，奋斗”，并且把这样的奋斗精神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正是出于这样的“长期奋斗”的战略思想，鲁迅提倡一种“韧性战斗”的精神。他因此批评“真诚的学生们”的“一个颇大的错误”：“开首太以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飞得太高，堕在现实上的时候，伤就格外沉重了；力气用得太骤，歇下来的时候，身体就难于动弹了。”针对这样的“五分钟热”，鲁迅告诫青年——
自己要择定一种口号——例如不买英日货——来履行，与其不饮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书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戏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寻异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讲情话也履行至一百年。记得韩非子曾经教人以竞马的要妙，其一是“不耻最后”。即使慢，驰而不息，纵令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20〕
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反复申说这一点——
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21〕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血书，章程，请愿，讲学，哭，电报，开会，挽联，演说，神经衰弱，则一切无用。
我们听到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见了酷烈的沉默，就应该留心了；见有什么像毒蛇似的在尸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驰，就更应该留心了：这在豫告“真的愤怒”将要到来。〔22〕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23〕
没有呻吟、叹息与哀求，也没有无用的请愿、开会……，却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锲而不舍”的、持续的、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韧性战斗，这才是真正有力量的。
鲁迅因此提倡“壕堑战”。——
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但恐怕也有时会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这时候，没有法子，就短兵相接。〔24〕
所谓“壕堑战”有两个要点。首先是要懂得并善于保护自己。这背后有两个理念。一是深知“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不肯虚掷生命”，正是为了准备长期的战斗。其二还要深知自己的对手：“正规的战法，也必须对手是英雄才适用”，〔25〕中国鬼魅正多，处处是阴谋诡计，“必须时刻防备”，“和朋友在一起，可以脱掉衣服，但上阵要穿甲”，〔26〕赤膊上阵是要吃大亏的。因此，鲁迅说：“恕我引一个小说上的典故：许褚赤体上阵，也就很中了好几箭。而金圣叹还笑他道：‘谁叫你赤膊？’”〔27〕
还要讲究策略，懂得必要的妥协，走迂回的路，做到有勇有谋。有这样一件事：一批山西的年轻的木刻艺术家成立了“榴花社”，希望得到鲁迅的指导；鲁迅给他们提供的意见是——
新文艺之在太原，还在开垦时代，作品似以浅显为宜，也不要激烈，这是必须察看环境和时候的。别处不明情形，或者要评为灰色也难说，但可以置之不理，万勿贪一种虚名，而反致不能出版。战斗当首先守住营垒，若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乃无谋之勇，非真勇也。〔28〕
鲁迅的话，也说得非常“浅显”而实在，但背后却有惨痛的历史教训：中国这个民族，要么不思反抗，总是得过且过；但一旦逼上“梁山”，又容易趋于极端，“专一冲锋，而反遭覆灭”，这样的历史是不能再重演了。
三
“五卅”运动中，有一个口号：“到民间去”，引起了鲁迅的注意与深思。
鲁迅是理解这样做的必要的，因为他深知青年学生“他们所能做的，也无非是演讲，游行，宣传之类，正如火花一样，在民众的心头点火，引起他们的光焰来，使国势有一点转机”。〔29〕而在鲁迅看来，促进民众的觉醒，以及中国基层社会的变革，正是中国的改革事业的基础性的工作。对此，他在20世纪３０年代所写的一篇题为《习惯与改革》的文章里，有更清楚的阐述——
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
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30〕
在同一时期的一篇演讲里，鲁迅也向大学生发出这样的忠告：“不要只注意在近身的问题，或地球以外的问题，社会上实际问题也要注意些才好。”——他说，这样的“平常话”也是“在死了许多性命之后”才知道的。〔31〕
也就是说，无论从中国的改革的全局，还是从青年自身的健全发展，鲁迅都是鼓励青年“到民间去”，关注社会的实际问题的。
但鲁迅提醒年轻人：真实的民间与想象中的“我们的‘民间’”是不一样的；“单独到民间时，自己的力量和心情，较之在北京一同大叫这一个标语时”也是不一样的。而“将这经历牢牢记住”，“就许有若干人要沉默，沉默而苦痛，然而新的生命就会在这苦痛的沉默里萌芽”。〔32〕——这提醒无疑是重要的：只有打破在城市里、从书本中形成的对中国民间的一切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苦痛的沉默”中获得正视现实“黑暗的勇猛和毅力”，〔33〕才会有“新的生命”与新的希望。
鲁迅还提醒“到民间去”的年轻人：要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民间蕴蓄得“已经够多”的“怨愤”情绪。这“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其正义性与应该给予同情，都是毋庸怀疑的；但鲁迅深知中国国民性的弱点，所以他同时又忧虑着怨愤没有导致“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他说：“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而“历史指示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和子孙。那结果，是反为敌人先驱”。鲁迅因此对“点火的青年”提出希望——
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许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乎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现在，应该更进而着手于较为坚实的工作了。〔34〕
这也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历史教训”。〔35〕
四
鲁迅还号召年轻人要甘于当“泥土”。
这是他在“五四”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的一篇演讲中提出的。〔36〕——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如果将“五四”以后，胡适对青年学生的演讲与鲁迅的演讲做一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胡适在１９２０、１９２１连续两年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演讲，一再表示：“我不希望北大来做那浅薄的‘普及’运动，我希望北大的同人一齐用全力向‘提高’这方面做功夫。要创造文化、学术及思想，惟有真提高才能真普及”；〔37〕“必须造成像军阀、财阀一样的可怕的有用的势力，能在人民的思想上发生巨大的影响”，“要造成有实力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这才是我们理想的目的”。〔38〕这里贯穿着胡适的“精英教育”思想，他显然要引导青年学生去做对国家、人民负有指导责任的、“为中国造历史，为文化开新纪元的学阀”。
但鲁迅所提出的问题是：“未有天才之前”。——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鲁迅是针对胡适而言的，而且鲁迅也没有否认“天才”本身；但他确实提出了与胡适不同的思路，他强调——
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鲁迅对民众的“泥土”作用的重视，与我们前文所讲的“到民间去”的思想，以及在第十三讲所论及的鲁迅的平民立场与自我定位都是相一致的：鲁迅的眼光始终是“向下”的。
我们在这里要着重讨论的，是鲁迅对青年的期待——
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
这里也贯穿着一种“泥土教育”意识：强调“大家都可以做”，而不是有“天赋”的少数人才能做的；强调“切近”的人生选择，而不是高远的难以实现的目标；强调与作为“泥土”的普通民众的亲近与血肉联系，而且自己也要做“泥土”。
由此形成了所谓“泥土”精神。鲁迅说了两条，一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这是新时代的泥土，是为新的时代精神所渗透的，因而能够成为真正的社会改革的基础。其次，“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这里显示的“不怕做小事业”的坚实、坚韧，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精神，是典型的鲁迅精神，也是鲁迅在以后的著作、通信中，一再强调的，不妨再抄录一些——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9〕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40〕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41〕
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42〕
直到离世前鲁迅还在给一位年轻作家的信中写道——
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而这种工人很少，我又年纪较老，体力不济起来，却是一件憾事。〔43〕
可以说，无论是历史人物还是现实人物的评价，鲁迅都是对具有“泥土”精神的实实在在的人情有独钟，这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精神传统，鲁迅显然希望年轻一代能够延续这样的精神谱系。
因此，我们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里鲁迅对“泥土”的作用与价值的评价——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鲁迅很少用大词，这里的“伟大”二字就有一种特殊的分量。
五
这是鲁迅的一段名言——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44〕
这里所提出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命题，其实也是鲁迅倡导的前述“泥土”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
鲁迅在《两地书》里，与当时还是他的学生的许广平讨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个话题——
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即所谓“随顺现在”者也一样。〔45〕
鲁迅这里批判的，是对“现在”（现实）的两种态度。首先是逃避现在，即制造关于“过去”与“将来”的种种神话，不过是“自欺”：将被美化、理想化的“过去”或“将来”作为逃避现实困苦的精神避难所，远离现实风浪的避风港。从另一面说，也是用“过去”与“将来”扼杀“现在”，鲁迅称之为“现在的屠杀者”。〔46〕
因此，鲁迅所提倡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就是一个“敢于正视现实”的精神，也就是要正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生活在“现在的地上”的人的生存困境。这样的困境又有两个层面：首先是现实的生存苦难，这在现在中国人是特别深重的，因此，鲁迅提出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同时，这也是人的根本性的生存困境。鲁迅曾说，“普遍，永久，完全，这三件宝贝”其实是钉在人的棺材上的三个钉子，是会将人“钉死”的。〔47〕这就是说，“此在”的生命永远也不可能是“普遍，永久，完全”的，如果硬要在现实人生去实现这种“普遍，永久，完全”，结果反而会扼杀人的真实的生命。因此，鲁迅要我们正视：此岸世界、“现在”的生命，任何时候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有弊端的，并且不可能永久存在。这是生活的常态，人只能正视这一现实的生存状态，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努力与追求，不能一不如意，一看到缺陷、弊端就逃避，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种种“神话”的实现上。
这里还需要强调一点：鲁迅否定的是“普遍，完全，永久”的此岸性、当下性，但他并没有否定“普遍，完全，永久”本身，早在２０ 世纪初，他就提出过“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的理想。〔48〕他实际上是把这种至善至美性作为彼岸世界的终极目标，可以不断趋近，却永远达不到，是作为人的一种理想、一种追求存在的。所以不能把鲁迅的“执着现在”理解为没有理想，没有终极关怀，可以说他是怀着对彼岸世界的理想来执著现在的：我们在第八讲中已经谈到，鲁迅早在２０ 世纪初就提出了他的“立人”，追求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理想；在２０ 世纪３０ 年代他又把这样的“立人”理想发展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的理想。〔49〕正是在这样的“理想之光”的照耀下，鲁迅才对现实中的黑暗——一切压制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奴役现象，一切剥夺普通民众的支配自己命运的权利的反动势力，采取了不妥协的态度。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鲁迅在引导青年“执着现在”时，同时要强调，这绝不是“随顺现在”。正视现实的黑暗，绝不意味着对现实的黑暗采取容忍的态度，以致“随顺”，被其同化，最终自己也成为黑暗的一个部分；而应该不满，做绝望的反抗，并致力于对现实的改造。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50〕
鲁迅的“执着现在，执着地上”，还有一个重要含义，即是要始终把眼光集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是我们的根，我们的立足点；要将“现在的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作为我们的一切思考，一切奋斗的出发点与归宿。“眼光”放在哪里，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问题。鲁迅在一次对大学生的演讲中，曾经感叹说：“我们常将眼光收得极近，只在自身，或者放得极远，到北极，或到天外，而这两者之间的一圈可是绝不注意的”，恰恰忽略了现实中国社会。〔51〕还有许多人眼光只是向着外国，或者向着中国古代，也恰恰遗忘了“现在中国”。向外国与中国古代的借鉴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鲁迅早就提出过“拿来主义”的主张，但借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在中国”的问题，是为了自己的创造。如果把自己的思考、研究，变成外国思想与古代思想（即使是最辉煌的思想）的简单搬弄，而没有现在中国问题意识，缺少创造性，特别是原创性，其意义和价值是可疑的，至少是有限的。鲁迅一生致力于“现在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改造”，他之强调“执着现在，执着地上”正是为此；他期待年轻一代也能走上这条道路——一条充满曲折的不归路。
六
但年轻一代，特别是青年学生还处在受教育的人生准备阶段。“如何读书与写作”就是一个大问题。鲁迅也留下了许多宝贵意见。
我们一起来读鲁迅的《读书杂谈》，这是他１９２７年７ 月１６ 日在广州知用中学的一篇演讲。〔52〕既是“杂谈”，涉及面自然会很广，这里想强调几个要点。
鲁迅首先区分了“职业的读书”与“嗜好的读书”，而他主要讨论与提倡的是后者。他强调，这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阅读。他打了一个很独特的比方——
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乍一看，鲁迅把如此“神圣”的读书，与人所不耻（至少是上不了“台盘”）的赌博联在一起，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仔细一想，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很深刻的体认，我甚至认为这是一个经典比喻，是道破了读书的真谛的：读书本质上就是一种“游戏”，它的魅力就在“超越了功利”目的的“深厚的趣味”。真正的读书，不仅在读“书”，而在“读”中所达到的“境界”，只要进去了，就会感到无穷的乐趣。
因此，鲁迅提倡一种“随便翻翻”式的阅读：“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随便翻翻”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读闲书”，什么书都读，“开卷有益”就是。“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鲁迅由此而提出“比较的阅读法”：“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法子”，“我看现在的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53〕所谓“真金”，就是原著，特别是经典作家的原著，一读经典原著，就知道许多所谓“注经”之作是如何荒谬了。
这里已经涉及“读什么书”的问题。鲁迅在《读书杂谈》里，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直到１９３６年，鲁迅还在一封写给一位文学青年的信中提出忠告——
专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重轻，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糊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54〕
这也是鲁迅的经验之谈。鲁迅是学医出身，转而从文，他的知识结构中体现着一种文、理的交融。就像我们在本书的第八讲里所说到的那样，他在年轻时候就对文学与科学都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解，这就为他以后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奠定了宽厚的基础。因此，鲁迅所说读一点课外的书，不仅是为了扩大知识面，更可以提高每一个人的文化教养、精神境界，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在《读书杂谈》的结尾，鲁迅对学生们还有两点提醒，也非常重要。一是读书时要“自己思索，自己做主”，他引用叔本华的话说，不能让自己的“脑子给别人跑马”，读书的结果如果是使自己变成“书橱”，那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但如果只是读书，即使能够思索，也还“不免是空想”；“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鲁迅的最后一句话是——
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关于写作，鲁迅说得更多，比如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里所说的几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以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以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55〕就曾被毛泽东所引用，作为“反对党八股”的有力武器。我们这里主要读两篇：《无声的中国》与《作文秘诀》。
《无声的中国》是鲁迅在香港青年会的一篇演讲。〔56〕他提出了两条基本的写作原则。首先是——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这看起来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真正要做到却并不容易。鲁迅说：“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这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文化上来讲，现代中国人面临着两个强势文化，一是古人所创造的文化，一是外国人所创造的文化，如果缺乏足够的文化消化力与创造力，就很有可能被这两种文化所俘虏，一味地模仿，按照古人或外国人的思维去想问题，按照古人或外国人的表达方式去说话、写文章，“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美国人、法国人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处于鲁迅所说的“被描写”的状态，〔57〕即让别人（古人、外国人，或某个意识形态权威）来代表自己，用别人的话来描写自己。这样的中国，看似有声，其实是“无声”的。
于是，鲁迅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
这里所提出的是另一个重要的写作原则：“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我们在第十讲《走出瞒和骗的大泽》已有详尽的讨论，就不再多说。需要补充介绍的是《作文秘诀》所说的“白描”的十二字诀——
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58〕
这不仅是作文的秘诀，更是做人的秘诀：鲁迅的思考最后归结点依然是“立人”。
注释
〔1〕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欣慰的纪念》，３７３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2〕《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１ 卷，１３０页。
〔3〕见《鲁迅全集》３ 卷，５５—５６页。
〔4〕见《鲁迅全集》４ 卷，１７７—１８５页。
〔5〕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如《〈呐喊〉自序》（《鲁迅全集》１ 卷《呐喊》，４２９页）、《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１ 卷《坟》，１５９—１６０页）、《答有恒先生》（《鲁迅全集》３ 卷《而已集》，４５４页）。
〔6〕参看拙作：《知音在民间》，收《走进当代的鲁迅》，３１３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7〕《碎语》，《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１６０—１８１页。
〔8〕〔10〕〔17〕《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１ 卷《坟》，２８４页。
〔9〕《北京通信》，《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５１页。
〔11〕《〈两地书〉第二集·八四》，《鲁迅全集》１１ 卷，２２４页。
〔12〕《〈两地书〉厦门—广州·九五》，《鲁迅全集》１１卷，２４９页。
〔13〕《〈阿Ｑ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续编》，３７７页。
〔14〕鲁迅曾写过一篇题为《“革命军马前卒”和“落伍者”》的文章，为后人将“辛亥革命马前卒”邹容排入“落伍者”的行列，而感慨万端，于是忍不住要“想赞美几句一些过去的人”：那些“‘老新党’们的见解虽然浅陋，但是有一个目的：图富强。所以他们坚决，切实”，理应受到后人的尊重。见《鲁迅全集》４ 卷，１２９页。
〔15〕《书信·３３０６１８·致曹聚仁》，《鲁迅全集》１２卷，１８５页。
〔16〕《灯下漫笔》，《鲁迅全集》１ 卷《坟》，２１３页、２１７页。
〔18〕《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１ 卷《坟》，２８３页。
〔19〕《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９０页。
〔20〕《补白》，《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１０６页。鲁迅后来在《这个与那个》里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并感慨“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见《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１４２页。
〔21〕“二六时中，即十二个时辰，整天整夜的意思”，见《鲁迅全集》３ 卷注，５０ 页。
〔22〕《杂感》，《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５０页。
〔23〕《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１ 卷《坟》，１６２页。
〔24〕《两地书·第一集·北京·二》，《鲁迅全集》１１卷，１６页。
〔25〕〔27〕《空谈》，《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续编》，２８１页。
〔26〕《书信·３５０３１３·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１３卷，７９页。
〔28〕《书信·３３０６２０·致榴花社》，《鲁迅全集》１２卷，１８８页。
〔29〕《补白》，《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105—１０６页。
〔30〕《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４ 卷《二心集》，２２４页。
〔31〕《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全集》７ 卷《集外集拾遗》，３８４页。
〔32〕《忽然想到·十一》，《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９４—９５页。
〔33〕《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４ 卷《二心集》，223—２２４页。
〔34〕《杂忆》，《鲁迅全集》１ 卷《坟》，２２５页、２２６页。
〔35〕〔51〕《今春的两种感想》，《鲁迅全集》７ 卷《集外集拾遗》，３８７页。
〔36〕《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１ 卷《坟》，１６６—１６９页。
〔37〕胡适：《提高和普及》，收《胡适文集》１２卷《胡适演讲录》，４３７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8〕胡适：《在北大开学典礼会上的讲话》，《胡适文集》１２卷《胡适演讲录》，４３９页，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39〕《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６ 卷《且介亭杂文》，１１８页。
〔40〕素园，即韦素园（１９０２—１９３２），未名社成员，译有果戈理《外套》等，着力于俄国文学与北欧文学的介绍。
〔41〕《忆韦素园君》，《鲁迅全集》６ 卷《且介亭杂文》，６８页。
〔42〕《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全集》６ 卷《且介亭杂文末编》，589页。
〔43〕《书信·３６０３１８·致欧阳山、草明》，《鲁迅全集》１３卷，３２９页。
〔44〕《杂感》，《鲁迅全集》３ 卷《华盖集》，４９页。
〔45〕《两地书·第一集北京》（四）、（六），２０页、２５页。
〔46〕《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鲁迅全集》１ 卷《热风》，３５０页。
〔47〕《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６ 卷《且介亭杂文》，１４７页。
〔48〕《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１ 卷《坟》，３５页。
〔49〕《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鲁迅全集》４ 卷《南腔北调集》，４２６页。
〔50〕《随感录·六十一不满》，《鲁迅全集》１ 卷《热风》，３５９页。
〔52〕《读书杂谈》，《鲁迅全集》3卷《而已集》，439页。
〔53〕《随便翻翻》，《鲁迅全集》６ 卷《且介亭杂文》，１３７—１３８页。
〔54〕《书信·３６０４１５·致颜黎民》，《鲁迅全集》１３卷《书信》，３５７页。
〔55〕《答北斗杂志社问》，《鲁迅全集》４ 卷《二心集》，３６４页。
〔56〕《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４ 卷《三闲集》，１１—１５页。
〔57〕《未来的光荣》，《鲁迅全集》５ 卷《花边文学》，４２４页。
〔58〕《作文秘诀》，《鲁迅全集》４ 卷《南腔北调集》，６１４页。
本讲阅读篇目
《导师》（收《华盖集》）
《北京通信》（收《华盖集》）
《鲁迅译著书目》（收《三闲集》）
《“革命军马前卒”与“落伍者”》（收《三闲集》）
《〈阿Ｑ正传〉的成因》（收《华盖集续编》）
《写在〈坟〉后面》（收《坟》）
《致许广平（二）、（四）、（六）、（八四）、（九五）》（收《两地书》）
《忽然想到（十）、（十一）》（收《华盖集》）
《杂感》（收《华盖集》）
《补白》（收《华盖集》）
《空谈》（收《华盖集续编》）
《习惯与改革》（收《二心集》）
《今春的两种感想》（收《集外集拾遗》）
《杂忆》（收《坟》）
《未有天才之前》（收《坟》）
《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收《且介亭杂文》）
《忆韦素园》（收《且介亭杂文》）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收《且介亭杂文末编》）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收《热风》）
《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收《南腔北调集》）
《读书杂谈》（收《而已集》）
《随便翻翻》（收《且介亭杂文》）
《答北斗杂志社问》（收《二心集》）
《怎么写》（收《三闲集》）
《无声的中国》（收《三闲集》）
《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收《二心集》）
《作文秘诀》（收《南腔北调集》）后记后记[KH6*3/4〗本书是应我的老同学温儒敏先生之约，专为他主持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而写的，是“计划外”的写作。但写作过程中，却越来越认识到它的意义，并且越来越投入、认真，可以说是花了大力气，成了我的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
关于“对青少年学生普及鲁迅的意义”的认识，我在本书《前言》里，已有简要说明。由本书的写作引发出了我的一个向不同年龄的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与研究生“讲鲁迅”的计划，即所谓《走近鲁迅三部曲》，本书主要是为大学生写的，２００２年还同时根据北大研究生选修课的讲稿整理了一部《与鲁迅相遇》，为中学生写的一本则希望在今年能够完成。
由于我这些年一直在关注中学语文教育，因此，本书还是为中学老师写的，也可以说是继１９９６年写的《名作重读》之后，献给中学老师的又一本书。随着中学语文教育改革的逐渐深入，中学教师自身的素质与业务水平的提高，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本书希望为中学老师的业务进修提供帮助，其中有些部分是对收入语文教材的鲁迅作品的分析，或许可以作教学的参考。而根据新的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今后高中将逐步扩大选修课的分量，本书也可以作为开设《鲁迅作品选讲》课的参考。
坦白地说，一年之内写两本关于鲁迅的书，确实有些勉为其难。体力与心力的超支且不说，在内容上也难免有部分的重复，这是我最感不安，并且要对同时买了这两本书的读者深致歉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