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鲁迅还要进一步追问：孔乙己是怎样“看”自己的呢？于是，我们又注意到这一句介绍：“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惟一的人。”孔乙己不肯脱下“长衫”是因为那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因此，面对酒客的嘲笑，他争辩说：“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并大谈“君子固穷”，也就是说，他要强调自己是“读书人”，是有身份的人，是国家、社会不可缺少的“君子”。鲁迅于是发现了：孔乙己的自我评价与前述社会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也即孔乙己的实际地位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鲁迅看来，这也是孔乙己的悲剧所在。而我们却要问：这样的悲剧难道仅仅属于孔乙己一个人吗？
现在，我们终于明白：鲁迅为什么要选择“小伙计”作为叙述者。小伙计的特殊性在于，他既是酒店的一个在场者，又是一个旁观者；他可以同时把“被看者”（孔乙己）与“看客”（掌柜与酒客）作为观察与描写的对象，可以同时叙述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掌柜与酒客的残酷与麻木。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孔乙己被掌柜、酒客与小伙计（叙述者）看，掌柜、酒客又被小伙计看。
但进一步细读小说，我们又发现了小伙计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他与孔乙己、掌柜、酒客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他的角色的相应变化。开始，他确实是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但随着不断“附和着笑”（这是掌柜允许，甚至鼓励的），他的内心自我感觉与对孔乙己的态度，就逐渐发生了变化，终于出现了小伙计与孔乙己的这场对话：孔乙己既想在孩子面前炫耀一番，以获得些许慰藉，又不无好意地要教小伙计识字；而小伙计呢，开始心里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继而“懒懒的答他”，最后“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这位天真的小伙计就这样被酒客和掌柜同化，最终成为“看客”中的一个成员。——这也是小伙计自身的悲剧。于是，我们发现：在小伙计的背后，还有一个“隐含作者”在“看”，不仅冷眼“看”看客怎样看孔乙己，而且冷眼“看”小伙计怎样看孔乙己和看客，构成了对小伙计与掌柜、酒客的双重否定与嘲讽。
同时发现的是，我们读者自己，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自身立场、态度、情感的变化：开始，我们认同于叙述者，对孔乙己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旁观的态度；随着叙述的展开，隐含作者，他的眼光、情感逐渐显现、渗透，我们读者就逐渐与叙述者拉开距离，而靠拢、认同隐含作者，从孔乙己的可笑中发现了内在的悲剧，不但对掌柜、酒客，而且对小伙计的叙述也持批判、怀疑的态度，引起更深远的思考，甚至自我反省：我怎样看待生活中他人的不幸？我是不是也像小伙计这样逐渐被“看客”同化？——这也正是鲁迅的目的。
如果说，《示众》的“看＼被看”的模式相对明晰、简略，那么，在《孔乙己》里，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结构：先是孔乙己和掌柜、酒客之间，也即“小说人物”之间的“看＼被看”；再是“叙述者”（小伙计）与小说人物（孔乙己、掌柜、酒客）之间的“看＼被看”；最后是“隐含作者”与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看＼被看”。实际上，“读者”在欣赏作品的过程中，又形成与隐含作者、叙述者、小说人物之间的“看＼被看”。在这样的多层结构中，同时展现着孔乙己、酒客与掌柜、小伙计三种不同形态的人生悲喜剧，互相纠结、渗透、影响、撞击。作者、叙述者、人物与读者处于如此复杂的关系中，就产生了繁复而丰富的情感与美感。但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全篇的文字却极其简洁，叙述十分舒展，毫无逼促之感。——鲁迅自己也说，他喜欢这篇小说，就因为它“从容不迫”。〔13〕这样寓“繁复”于“简洁”之中，寓“紧张”于“从容”之中，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
我们还想强调一点：《孔乙己》所提供的是“看＼被看”模式的一种类型，其特点是处于“被看”地位的是下层社会的不幸的人，这是鲁迅最为关注的，他说过他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4〕而“看客”现象正是这“病态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加深了不幸者的“病苦”，这就自然成为鲁迅表现下层人民不幸命运的小说的重要内容。《孔乙己》之外，还有《祝福》、《阿Ｑ正传》诸篇。这里再略说几句。
请读《祝福》里的这段描写：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人们如何反应呢？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这些乡下老女人“特意寻来”，与《示众》里的胖小孩、胖大汉们赶去看白背心一样，都是“看客”，是在无聊的生活中来寻求刺激的。请注意“故事”这两个字：她们根本不关心祥林嫂的不幸，不去体察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内心的痛苦，尽管她们自己也是母亲，但她们已经麻木了，现在需要的是把他人的不幸当作供消遣的“故事”来听，径直说，她们是来“看戏”的：一面将祥林嫂痛苦的叙说、呜咽，都当作演戏来鉴赏；一面自己也演起戏来：“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又“叹息一番”，其实就是表演“同情心”，以获得自我崇高感，终于“满足”地去了：她们本也是不幸的人，也有自己的真实的痛苦，但已在鉴赏他人的痛苦的过程中得到宣泄、转移，以致遗忘，那无聊的生活也就借此维持下去，在“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的不死不活的状态下苟活偷生。〔15〕但她们也还在“纷纷的评论”着，要充分地“利用”祥林嫂的不幸，做鲁迅所说的“饭后的谈资”。〔16〕如果可利用的价值也丧失了呢？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触目惊心的事实与文字——
……她的悲哀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
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得干干净净了。
这里有一种真正的残酷。
在《阿Ｑ正传》的结尾，我们又看到了这样一个令人恐怖的“示众”场面——
阿Ｑ被抬上了一辆没有篷的车，……前面是一班背着洋炮的兵们和团丁，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
……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着马蚁似的人……
“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阿Ｑ于是再看那些喝采的人们。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远不近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看＼被看”的模式在这里已经转化为“吃＼被吃”的模式，而后者正是前者的实质。
被看客的“眼睛们”咀嚼着灵魂的，岂止是阿Ｑ、祥林嫂、孔乙己，连鲁迅自己，以及我们读者也在内……
“救命！……”
三
在“看＼被看”模式的另一种类型里，处于“被看”地位的，是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中国的改革的“前驱”，鲁迅说，他的任务就是为他们“呐喊几声”，〔17〕自然也在紧张地关注着他们的命运。
《狂人日记》一开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还有那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
这“白而且硬”的眼睛是无所不在的，“被看”的恐惧更是时时追随着中国的有理想有追求的志在改革的战士。
于是就有了《药》里的夏瑜的故事。
早在《呐喊》刚出版时，茅盾就以“雁冰”的本名写了篇《读〈呐喊〉》，指出：“鲁迅君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18〕——思想家的鲁迅与文学家的鲁迅永远是统一的：在进行人性、国民性的追问的同时，他总要做“写法”上的不同试验。
如果说在《示众》、《孔乙己》、《祝福》、《阿Ｑ正传》与《狂人日记》里，“被看”的对象都处在小说的前台中心位置，《药》里“被看”的夏瑜却隐藏在文字之外，看客占据了一切——这本身就有一种意味。
因此，读《药》就需要有“会看”的眼睛：能够从已经呈现的，看到未呈现的，却又是作者真正属意的东西，并且在自己的想象中完成一个完整的“夏瑜的故事”。
请注意这些文字，并且思考，想象，补充——
（场面一）华老栓刑场上“买药”
(华老栓走在去古轩亭口的路上)，“天气比屋子里冷得多了；老栓倒觉爽快，仿佛一旦变了少年，得了神通，有给人生命的本领似的，跨步格外高远”。
——注意“生命”这个概念，这是全篇的中心词：要“给”谁以“生命”？以怎样的“本领”给人以生命？这与华老栓正要做的事有什么关系？我们且带着这些问题关注故事的发展。
几个人从他面前过去了。……很像久饿的人见了食物一般，眼里闪出一种攫取的光……只见许多古怪的人，三三两两，鬼似的在那里徘徊……
——你是不是感到“恐惧”？这正是全篇所要传达的一种气氛与感觉……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也忽然合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
——这是我们在《示众》这篇小说里早已熟悉了的，却又是在老栓的眼睛里所看见的。于是，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一群“看客”的对面正站着一个人，就像《示众》里那个白背心一样，当众人伸长了颈项“看”他时，他也在“看”众人。（这是老栓所看不见的）再想象一下：他将以怎样的眼光，怀着怎样的心情去“看”？
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在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黑色中出现的鲜红宣告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一个生命被杀害了！请设想：在生命结束的瞬间，那个人会想到什么？
一个同样触目惊心的问题：这刚结束的生命（“那红的还在一点一点的往下滴”）怎么立刻变成了交易的“货”？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的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中心词“生命”再度出现：读者很明白，这就是那刚被杀害的生命，现在却被老栓当作是“新的生命”，要“移植”到自己家里，从中“收获”许多的幸福。这显然是残酷的；但老栓却浑然不觉：“别的事情”，例如死者与生者的悲哀，他“已置之度外”，只记着“十世单传”的家族生命将借助这“人血馒头”延续下去。
但真能产生这样的奇迹么？
（场面二）华小栓“吃药”
……只有小栓坐在里排的桌前吃饭，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帖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老栓见这样子，不免皱一皱展开的眉心。
——事实无情：这是一个正在走向死亡的生命。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面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工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
——读者心里依然明白：这“黑东西”就是那个曾经充满生机，却被杀害了的生命，从中“窜出”的“一道白气”立即消“散”，给你留下的是怎样一种感觉？而小栓却仿佛“拿着自己的性命一般”，这就是前面所说的生命的“移植”，他自己也觉得“奇怪”；但结果“却全忘记了味”，“只剩下一个空盘”：这“空”字又给你什么感觉？旁边立着的父母其实比当事人小栓更为紧张：他们希图借这“人血馒头”往儿子身上“注进”他人的生命，而“取出”（也即前文所说的“收获”）家庭的“幸福”，但儿子的“一阵咳嗽”却暗示着这将是徒劳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三种生命形态：生命的消散，生命的空洞与生命的愚昧，三者都令人恐惧。
（场面三）茶馆议“药”
茶馆——鲁迅多次发出感慨：“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19〕茶馆、酒店正是饭后闲谈、散布流言的最佳场所；于是，就有了《孔乙己》里的酒店与本篇中的茶馆——这都是最适合表现鲁迅的意思的“典型环境”。
有意思的是，这里的茶客和《示众》里的“看客”一样，都没有名字：“花白胡子”、“驼背五少爷”，还有后面将出现的“二十多岁的人”之类：他们也是“看客”，是“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的成员。——顺便再说一点本篇的“命名”：本篇讲的是两家人的生命的故事：“吃药”的姓“华”，被用来作“药”的姓“夏”，合起来就是“华夏”，显然有寓意：他所要讲的是“中国人的生命的故事”。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老栓小栓这类名字，显然是北方人的，一点没有江浙的色彩”（“驼背五少爷”与后面的“红眼睛阿义”的绰号则似乎是绍兴一带所常用的），这或许表明，鲁迅要写的“是中国的而不是某一地方的，用到中国的无论哪一部分都可以通”。〔20〕
突然闯进的这个“满脸横肉的人”打破了茶馆的沉闷，这是康大叔，也就是第一场中杀害那人的生命并将沾满其鲜血的人血馒头买给华老栓的刽子手。值得注意的是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华老栓，华大妈，以及“满座的人”都是“笑嘻嘻的”，“恭恭敬敬的听”。
“……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花白胡子“低声下气”的一问，问出了这“横肉的人”的一阵大声嚷嚷——
……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么？……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夏三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他满门抄斩。现在怎样？银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话么？……他还要老虎头上搔痒，（阿义）便给他两个嘴巴！……看他神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那被杀害的生命，终于从历史的深处走了出来，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请展开你的想象，将这个“夏家的儿子”的生命故事完整地叙述出来：这年轻的生命怎样在夏四奶奶的抚养下艰难“成长”；他怎样获得“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的信念，从而使自己的生命获得了新的意义；他怎样为自己的信念而奋斗，以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他怎样被自己的亲人所出卖；在狱中，他怎样为坚持自己的信念做最后的努力，面对麻木残忍地殴打他的牢头，他为什么连呼“可怜”？他胸中涌动着怎样的情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又想到了什么？——这就与第一个场面连结起来。
和孔乙己被残害的故事一样，这位“夏家的儿子”的生命故事也是通过茶馆里的议论叙述出来的；鲁迅更关注的仍是“听众（看客）”的反应——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兴起来。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西，有什么可怜呢？”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话也停顿了。……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这“气愤”，这“高兴”，这目光“板滞”，以及最后的“恍然大悟”，也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呈现：麻木而残忍。但这正是很多的中国人的生命常态，包括“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它构成了一个“看客”圈。“夏家的儿子”的生命选择一旦落入这样的“圈”里，不但其理想价值在不理解、无反应中消解为无，而且还被视为“疯子”被彻底排斥，甚至成为被任意伤害和杀害的“正当理由”。这正是《狂人日记》里的“狂人”的命运，现在落在“夏家的儿子”身上了。
作者忙里偷闲，两处插入小栓的“咳嗽”。这其实并非闲笔，正是提醒读者不要忘记，小栓（特别是他身后的父母）还指望用“夏家儿子”的生命换取自己的生命——这又是一个更麻木更愚昧也更残酷的生命形态。
这一节的结尾，小栓“拼命咳嗽”的声音，康大叔“包好……包好”的嚷嚷，与看客们“疯了”的议论夹杂在一起，也会让敏感的读者感到恐怖与悲哀，不禁要问：究竟是谁疯了？
（场面四）坟场相遇
“坟场”，这又是一个鲁迅式的“典型环境”。一条人踩出来的路“却成了自然的界限”：“路的左边，都埋着死刑和瘐毙的人，右边是穷人的丛冢。”——“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鲁迅）；〔21〕现在，连死后的生命也被人为地隔开了。
两个母亲就在这样的坟场相遇，华家的故事与夏家的故事以最后的“埋葬”相联结。
人们自会注意到，相遇中夏家母亲“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他，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篮子”。——尽管我们读者早已明白，她的儿子是为了大众而牺牲，这是一个崇高的生命；但在社会的眼里，他却是一个被处死刑的有罪的犯人，如前文所述，看客们是将他视为“疯了”的。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连母亲也感到“羞愧”——而她原本是应该为自己的儿子而骄傲的！
这母亲的不理解，特别令人震惊和恐怖。如果说从阅读这篇小说的一开始，你就感受到了一种恐怖的气氛；那么，读到这里，你终于明白：真正令人恐怖的，不仅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的被杀害，更在于即使牺牲了生命，其价值也得不到社会的体认，只成为闲人们饭后的谈资，甚至连自己的母亲也不能理解，连自己流淌的鲜血也要被无知的民众利用！
然而却出现了红白花圈。——这或许是绝望中的一点希望吧。但鲁迅在《〈呐喊〉自序》里，却坦诚地说明这是“平空添上”的，这是为了“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自己也“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22〕这或许就是许广平所说的，尽管鲁迅“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与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吧。〔23〕
鲁迅关注的重心显然在母亲对她儿子坟上出现的红白花圈的反应：她惊异得几乎发狂；（作为对比，另一个母亲华大妈却因自己的儿子和别的坟，只开着零星的青白小花，而突然感到“不足和空虚”——那是另一个生命的无价值的死亡）终于发出了“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么？”——这是隐藏在本篇背后的故事的最后一笔：我们到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夏瑜，这显然是从“秋瑾”那里点化而来；我们也终于明白，这里讲的是一个先驱者的命运的故事。而按照他的母亲的理解，这是一个死不瞑目的冤魂；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母亲的愿望：“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这母亲的理解和愿望，都十分的感人。
小说的结束，也是故事的结束，是惊心动魄的——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他们（两个母亲）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
我说过，这是“最鲁迅式”的文字。这里有着鲁迅式的“沉默”和“阴冷”——鲁迅自己说：“《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24〕又说：“安特列夫的小说，还要写得怕人，我那《药》的末一段，就有些他的影响，比王婆还鬼气。”〔25〕更有着鲁迅式的“绝望”——他是连母亲最后一个善良的愿望：儿子的“显灵”也要让它落空的。贯穿全篇的恐惧气氛由此而达到了顶端。前述坟场的花圈与这里的坟场的阴冷，正是鲁迅内心深处的“希望”与“绝望”的艺术的外化，二者互相交织、补充、对错交流，又互相撞击、消解，汇合成了鲁迅式的心灵的大颤动，也让我们每一个读者悚然而思。
的确，“先驱者的命运”的思考几乎贯穿了鲁迅的一生。鲁迅在很多文章里都谈到了先驱者“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的悲剧。〔26〕这恐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普遍存在，鲁迅一再地记起耶稣被以色列人杀害的悲剧，在《野草》里的《复仇（其二）》里，就写到了耶稣被钉杀时心中充满了对愚昧的以色列人的“悲悯”和“咒诅”，〔27〕与夏瑜连声说“可怜”确有相通之处。鲁迅还一次次地写到中国现代史上一再出现的先驱者“枭首陈尸”，只“博得民众暂时的鉴赏”的场面，〔28〕他还引用南京的民谣：“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以为这是“包括了许多革命者的传记和一部中国革命的历史”。〔29〕先驱者（夏瑜们）与群众的关系，本来是一个“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的关系，但在中国的现实中，却变成了“被看”与“看”的关系；应该说，这是鲁迅充满苦涩的一大发现：一旦成为“被看”的对象，启蒙者的一切崇高理想、真实奋斗全都成了“表演”，变得毫无意义，空洞、无聊又可笑。而且这样的“被看＼看”的关系，还会演变为“被杀＼杀”的关系：《药》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启蒙者（夏瑜）被启蒙对象（华老栓一家）活活吃掉的惨烈的事实。而他的反思、质疑则是双向的：既批判华老栓们、看客们的愚昧、麻木与残忍，又反省启蒙者夏瑜们自身的弱点。而我们知道，鲁迅也是一个启蒙主义者，因此，无论他对夏瑜悲剧命运的发现，还是他对启蒙主义者的反省，最终都是指向自身的：他的忧愤的格外深广，也正在于此。
以上我们通过《示众》、《孔乙己》、《药》等作品的细读，对“看客”现象，“看＼被看”模式的两种类型做了详尽的分析，现在可以略做一点小结。鲁迅的这些小说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鲁迅在他的杂文中有一系列的概括与发挥。他说，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30〕这里一个最致命的问题，就是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坚定的信仰，“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31〕对于所想与所说、所写，都“并不真相信，只是说着玩玩，有趣有趣的”，〔32〕鲁迅说“玩玩笑笑，寻开心”这几个字“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33〕因此，在中国，没有真正的“信”而“从”，只有“怕”与“利用”，最多的是“做戏的虚无党”，所谓“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是写尽了中国的特点的，这是一个“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34〕不但自己做戏，也把别人的言说与作为都看做做戏。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游戏场，大剧场”，一切真实的思想与话语一旦落入其中，就都变成了供看客鉴赏的“表演”。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反复描写的“看客”现象，就是一种全民族的“演戏”与“看戏”。这样的全民表演，是一种极其可怕的消解力量：下层人民（祥林嫂、孔乙己们）真实的痛苦，有理想、有追求的改革者、精神界战士（夏瑜们）真诚的努力与崇高的牺牲，都在“被看”的过程中，变成哈哈一笑。正是这全民的狂欢，“以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将悲惨的弱者的呼号遮掩”，于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得以继续排下去，〔35〕“人世却也要完结在这些欢迎开心的开心的人们”，〔36〕这些“看客”们之中。
注释
〔1〕参看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１３５—１４０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2〕《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４卷，５１２页。
〔3〕《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６卷，２９０—２９１页。
〔4〕《〈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２卷，３４２页。
〔5〕汪曾祺：《短篇小说的本质》，《汪曾祺全集》３卷，２９页。
〔6〕《〈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２卷，３４２页。
〔7〕孙福熙：《我所见于〈示众〉者》，原载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１日《京报副刊》。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１集，９３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8〕《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１卷，１６３页。
〔9〕孙福熙：《我所见于〈示众〉者》，载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１日《京报副刊》，收《鲁迅研究学术著作资料汇编》第１卷，９４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10〕《〈黯淡的烟蔼里〉译者附记》，收《鲁迅全集》１０卷，185页。
〔11〕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８３页，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12〕《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１卷，１２４页。
〔13〕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孔乙己〉》，《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８５页，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14〕《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４卷，５１２页。
〔15〕《淡淡的血痕中》，《鲁迅全集》２卷，２２１页。
〔16〕《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３卷，３７６页。
〔17〕《〈呐喊〉自序》，《鲁迅全集》１卷，４１９页。
〔18〕雁冰：《读〈呐喊〉》，原载１９２３年１０月８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收《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１卷，３６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19〕《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３卷，３７６页。
〔20〕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药〉》，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７９—８０页，北京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21〕《俄文译本〈阿Ｑ正传〉序及作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７卷，８１页。
〔22〕《〈呐喊〉自序》，《鲁迅全集》１卷，４１９—４２０页。
〔23〕《致许广平·两地书·第一集·五》，《鲁迅全集》１１卷，２３页。
〔24〕《〈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６卷，２３９页。安特莱夫，鲁迅又译为安特列夫、安德列夫，俄国作家。
〔25〕《书信·３５１１１６·致萧军、萧红》，《鲁迅全集》１１卷。老王婆，系萧红小说《生死场》中的一个人物，有人认为她身上有股“鬼气”。
〔26〕《致许广平·两地书·第一集·四》，《鲁迅全集》１１卷，２０页。
〔27〕《复仇（其二）》，《鲁迅全集》２卷，１１４页。
〔28〕参看《偶成》，《鲁迅全集》４卷５８４页；《铲共大观》，《鲁迅全集》４卷，１０５—１０６页。
〔29〕《太平歌诀》，《鲁迅全集》４卷，１０３页。
〔30〕《逃名》，《鲁迅全集》６卷，３９６页。
〔31〕《吃教》，《鲁迅全集》５卷，３１０页。
〔32〕《世故三味》，《鲁迅全集》４卷，５９０—５９１页。
〔33〕《“寻开心”》，《鲁迅全集》６卷，２７２页。
〔34〕《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３卷，３２８页、３２６页。
〔35〕《灯下漫笔》，《鲁迅全集》１卷，２１７页。
〔36〕《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５卷，２７３页。
本讲阅读篇目
《示众》（收《彷徨》）
《孔乙己》（收《呐喊》）
《药》（收《呐喊》）
《狂人日记》（收《呐喊》）
《阿Ｑ正传》（收《呐喊》）
《祝福》（收《彷徨》）
《长明灯》（收《彷徨》）
《理水》（收《故事新编》）
《铸剑》（收《故事新编》）
《采薇》（收《故事新编》）
《复仇》（收《野草》）
《复仇（其二）》（收《野草》）
《淡淡的血痕中》（收《野草》）
《娜拉走后怎样》（收《坟》）
《记念刘和珍君》（收《华盖集续编》）
《马上支日记》（收《华盖集续编》）
《太平歌诀》（收《三闲集》）
《铲共大观》（收《三闲集》）
《宣传与做戏》（收《二心集》）
《世故三味》（收《南腔北调集》）
《偶成》（收《南腔北调集》）
《现代史》（收《伪自由书》）
《推》（收《准风月谈》）
《“推”的余谈》（收《准风月谈》）
《踢》（收《准风月谈》）
《爬和撞》（收《准风月谈》）
《帮闲法发隐》（收《准风月谈》）
《吃教》（收《准风月谈》）
《“寻开心”》（收《且介亭杂文二集》）
《逃名》（收《且介亭杂文二集》）第四讲“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第四讲“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
——读《在酒楼上》、《孤独者》及其他[KH3*9/9〗１９５６年，时在香港办报的曹聚仁到北京访问周作人，一见面就谈起鲁迅的小说。曹聚仁告诉周作人，他最喜欢《在酒楼上》；周作人表示欣然同意，他说，我也认为《在酒楼上》写得最好，这是一篇“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1〕
周作人的评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鲁迅小说的很好的视角。所谓“气氛”，周作人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气味”；在《〈杂拌儿之二〉序》里，他这样写道，写文章要追求“物外之言，言中之物”，“所谓言与物者何耶，也只是文词与思想罢了，此外似乎还该添上一种气味。气味这个字仿佛有点暧昧而且神秘，其实不然。气味是很实在的东西，譬如一个人身上有羊膻气，大蒜气，或者说是有点油滑气，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别出来的”。〔2〕因此，我理解所谓“鲁迅气氛”，主要是指鲁迅的精神气质在小说里的投射。而谈到鲁迅的精神气质就不能不注意到鲁迅和他的故乡浙东文化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风骨、魏晋风度的精神联系。这就提示我们：要从鲁迅小说与魏晋文人、魏晋文学与玄学的关系的角度来讨论“鲁迅气氛”的问题。在这方面做了最早的探讨的，是王瑶先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写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他发现了《在酒楼上》、《孤独者》和魏晋风度、魏晋风骨的内在联系。王瑶先生说，《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的魏连殳的塑造，跟鲁迅对魏晋时代的某些人物的看法有类似之处。他强调吕纬甫性格中的那种颓唐、消沉，他的嗜酒和随遇而安，都类似于刘伶；而魏连殳则具有一种稽康、阮籍似的孤愤的情感。——现在，我们就沿着王瑶先生开拓的思路，做更具体深入的赏析。
一
我们先来读《在酒楼上》。
这是小说的开头——
我从北地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就到S城。这城离我的故乡不过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Ｓ城的洛思旅馆里了；……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楼上“空空如也”，任我拣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楼下的废园。……
“客人，酒。……”
堂倌懒懒的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来。觉得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从这一段文字里，你看到的是什么呢？微雪，废园，酒和文人，于是依稀回到那个魏晋时代；你还感受到一种懒散、凄清的气氛，以及随之蔓延而来的驱不去的飘泊感，这恐怕也正是魏晋时代的气氛，却也是现实鲁迅所感到的。《在酒楼上》所要传达的，就是这样的刻骨铭心的飘泊感。
就在这个背景下，在微雪、废园和酒当中，我们的主人公出现了。我们开始只听到声音：“那脚步声比堂倌的要缓得多”，缓缓地、沉沉地走过来——
约略料他走完了楼梯的时候，我便害怕似的抬头去看这无干的同伴，……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
这里的沉静、颓唐，忽而显出的射人的光，都有一种魏晋风度，让我们想起当年的刘伶。同时我们也可以感到鲁迅自己的一种精神的投影。我们回过头来看周围的景色，刚才有一段有意没有念，就是当“我”去看废园的时候，突然觉得很“惊异”——
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
这废园里的“赫赫之火”，很容易使我们想起刚才吕纬甫眼里射出来的光芒，而这“傲慢”、这“愤怒”、这“蔑视”更使我们想起嵇康、阮籍。刘伶原是和嵇康、阮籍相通的；吕纬甫也并不完全是懒散、平庸，还有光彩的一面。——就如同在废园里还有株斗雪的老梅。
于是就有了“我”和小说主人公吕纬甫之间的对话。研究《在酒楼上》这篇小说的许多学者，都是把小说中的“我”看做鲁迅，小说主人公吕纬甫则被视为一个被批判、被否定的对象：当年他是一个反抗者，现在他转了一圈回来了，背离了原来的理想，即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与不彻底性，等等。我在过去的有关著作中大概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在１９97、１９98年吧，我和一批研究生一起重新读《在酒楼上》，当时我们定了一条原则，就是读的时候把原来的各种见解都抛开，用我们的艺术直觉去感受、领悟，结果就发现自己阅读的真实感受和前面那些已成为思维定势的分析之间出现了差距。今天也想用这个方法，大家一起先来“感受”小说。
吕纬甫主要是跟“我”讲了两个故事，我们先看第一个故事。小说中的“我”问他这次到故乡来干什么？他说，其实是为一件“无聊”的事：曾经有一个小兄弟，三岁上死掉的，就葬在这乡下，连他的模样都记不清楚了；今年春天，一个堂兄来了一封信，说他的坟边已经渐渐地浸了水，不久怕要陷到河里去了，须得赶紧去设法。母亲一听这个很着急，几乎几夜睡不着。趁了年假的闲空，我才回到南方来给他迁葬。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吕纬甫对“迁葬”这件事的叙述——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生平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的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希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但土工们却毫不骇怪，就动手掘下去了。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然而出乎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么也没有。我想，这些都消尽了，向来听说最难烂的是头发，也许还有罢。我便伏下去，在该是枕头所在的泥土里仔仔细细的看，也没有。踪影全无！
……其实，这本已可以不必再迁，只要平了土，卖掉棺材，就此完事了的。我去卖棺材虽然有些离奇，……我仍然铺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他先前身体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来，装在新棺材里，运到我父亲埋着的坟地上，在他坟旁埋掉了。因为外面用砖，昨天又忙了我大半天：监工。但这样总算完结了一件事，足够去骗骗我的母亲，使她安心些。
我想我们凭直觉去读这故事，首先会觉得很感人：无论对死去的小兄弟，还是对母亲，都有一种浓浓的亲情。另一方面我们也会为这样一些描写感到诧异：比如，为什么说“掘开来！”“这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呢？掘开之后，一再强调“什么也没有”、“消尽”、“没有”、“踪影全无”，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使我们感觉到在这个充满人情味的故事背后，似乎还隐藏着什么。这个小兄弟的“坟”是有所隐喻的，对于吕纬甫，他的这次掘坟的行动，是对已经逝去的生命的一个追踪，所以在他的感觉中这是“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而最后开掘的结果，却是“无”：这正是鲁迅的命题，尽管明知“踪影全无”，他仍然要去开掘；明知是“骗”，也要埋葬。我想可能感动我们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对已经逝去的生命的追踪与眷念。鲁迅在他的杂文里，对这个命题，也有过类似的表述，在《写在〈坟〉的后面》，就有这样一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