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们的讨论再深入一步，就可以发现，鲁迅对儿童读物问题的特殊敏感，是与他童年的痛苦记忆与心灵创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本文的重心所在。《二十四孝图》是一本传统的儿童读物，是宣扬儒家“孝”的观念的通俗读本，可以说是向儿童树了二十四个行孝的标兵。鲁迅回忆说，最初他接受了长辈的赠品，看到这书“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但“接着就是扫兴”，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我本来就“愿意孝顺”父母，而且“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甚至觉得很可怕。比如“子路负米”，为了父母，到几百米外去驮米，我就想，这几百里我走得动吗？还有“哭竹生笋”，哭不出笋来怎么办？最恶心的是“老莱娱亲”，一个白发老头子在那儿故作小儿状，“简直是装佯”，那“诈跌”更让我反感，仿佛无端地受了“侮辱”。还有“郭巨埋儿”，那儿子“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这真令人恐怖！而且“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这样一本《〈二十四孝图〉》，其所宣扬的“孝道”，竟然把自然的本能的爱，变得那么复杂可怕，那么扭曲、恶心、残忍，完全违反了人的天性。而在鲁迅的感觉中，这更是一种心灵的扭曲，是自我天性的残害，生命元气的扼杀，这构成了永远无法疗治的精神创伤，是心灵深处的无以摆脱的梦魇般的记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原宥的，如有人试图将其重加于新的年轻一代，那就更是他这样的立志“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年轻一代）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的先行者所绝对不能容忍的。——鲁迅的神圣愤怒正源于此。
注释
〔1〕《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１卷《热风》，３０６页。
〔2〕《忽然想到·六》，《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４５页。
〔3〕《儒术》，《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３３页。
〔4〕胡适：《贞操论》，收《胡适文存》，现收《胡适文集》２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
〔5〕《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１卷《坟》，２８６页。
〔6〕周作人：《爱的成年》，见《周作人自编文集·谈龙集》，１５５页，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7〕周作人：《上下身》，见《周作人自编文集·雨天的书》，７３—７４页，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8〕周作人：《儿童的文学》，见《周作人自编文集·艺术与生活》，２４—２５页，２００２年版。
〔9〕《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３６８页。
〔10〕《“碰壁”之后》，《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７２页、６８页。
〔11〕《保留》，《鲁迅全集》５卷《伪自由书》，１４２页。
〔12〕《新秋杂识》，《鲁迅全集》５卷《准风月谈》，２７０页。
本讲阅读篇目
《我之节烈观》（收《坟》）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收《坟》）
《二十四孝图》（收《朝花夕拾》）
《五猖会》（收《朝花夕拾》）
《春末闲谈》（收《坟》）
《随感录·二十五》（收《热风》）
《随感录·三十五》（收《热风》）
《随感录·三十六》（收《热风》）
《随感录·四十》（收《热风》）
《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收《热风》）
《随感录·六十三“与幼者”》（收《热风》）
《十四年的“读经”》（收《华盖集》）
《保留》（收《伪自由书》）
《新秋杂识》（收《准风月谈》）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收《且介亭杂文》）
《儒术》（收《且介亭杂文》）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收《且介亭杂文》）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收《且介亭杂文二集》）第十讲走出瞒和骗的大泽第十讲走出瞒和骗的大泽
——读《论睁了眼看》及其他[KH3*9/9〗一
鲁迅在“五四”以后写了一系列的重要文章，都收在《坟》这个集子里。《论睁了眼看》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篇。
文章一开头便直言，这是一个由别人（虚生先生）提出的命题，不过也是鲁迅自己一贯的主张，因此要写文章予以呼应：“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1〕但鲁迅所要讨论的是“别一方面”：不敢正视，即“闭了眼看”。这是显示了鲁迅的思维特点的：他总是同时关注两个对立的命题（“睁了眼看”与“闭了眼看”），而且把重点放在反题上。
鲁迅告诉我们，由于“我们的圣贤”一直在教人“非礼勿视”，“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这就造成了“弯腰曲背，低眉顺眼”的青年和“驯良的百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不敢正视现实已经成为中国的国民性。
但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是，中国的“文人”，也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学和这样的国民性的关系。
鲁迅的讨论从这样一个事实出发：“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苦痛，虽不正视，却要身受的。”问题是，当人们身受这样的痛苦时，采取什么态度。鲁迅说，“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也就是说，“文人”即中国的知识分子、作家，他们是敏感于这样的痛苦的，在其作品中，也多少流露某些“不满”，但“一到快要显露缺陷的危机一发之际，他们总即刻连说‘并无其事’，同时便闭上了眼睛”，于是，“便看见一切圆满”，“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而正是这样的“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的状况，造成了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而由此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顽症：“万事闭眼睛，聊以自欺，而且欺人，那方法是：瞒和骗。”——这是真正抓住了要害的。可以说，这是鲁迅对从古至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弱点的一大发现，足以使每一个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自己）为之汗颜。
而且，这也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根本性的弱点。——鲁迅正是从这一角度考察中国传统小说，于是有了许多重大发现。鲁迅指出，中国的才子佳人小说总是自欺欺人地编上一个“才子及第，奉旨完婚”的结局，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变成小说里的大团圆，眼睛一闭，就皆大欢喜，“问题也一点没有了”。鲁迅还将《红楼梦》原作与续作相比较，认为原著是“比较的敢于写实的”，但是到了续作，就是“贾氏家业再振，兰桂齐芳，即宝玉自己，也成了个披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超凡入圣了，结果“是问题的结束，不是问题的开头”。鲁迅对传统小说情节模式的变化也做了精细的考察：《醒世恒言》里的一篇，叫《陈多寿生死夫妻》，讲一个女人自愿服侍他患痼疾的丈夫，最后两人一同自杀，算是“殉情”吧。但是自杀的结局总让人不愉快，到了清代《夜雨秋灯录》里，就把小说情节模式变了：“道是有蛇坠入药罐里，丈夫服后便全愈了”，当然就不必再自杀，一切圆满了。鲁迅感慨说：“凡有缺陷，一经作者粉饰，后半便大抵改观，使读者落诬妄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有时遇到彰明的史实，瞒不下，如关羽岳飞的被杀，便只好别设骗局了。一是前世已造夙因，如岳飞；一是死后使他成神，如关羽”。这就真的成了“瞒和骗”的文学了。鲁迅由此而引发对国民性的反省——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并进一步引发出这样的国民性与文艺的关系的考察——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
“瞒和骗”的国民，“瞒和骗”的文艺，这是两个极为严重的判断与概括，而且二者之间又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都是令人痛心的，而且今天似乎也依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就更加令人难堪。
而我们感到兴趣的是，鲁迅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衡量人（知识分子、国民）和文艺的基本价值标准，即是“敢于正视人生”，还是“瞒和骗”。鲁迅正是据此而给《红楼梦》以极高的评价，说它的价值就在“比较的敢于实写”；后来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里鲁迅又对《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伪饰”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说“《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与写法都打破了”。〔2〕有意思的是，鲁迅在考察他写文章时的当代文学时，又发出了这样的警告：“现在，气象似乎一变，到处听不到歌吟花月的声音了，代之而起的是铁和血的赞颂。然而倘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Ａ和０，或Ｙ和Ｚ，一样是虚假的。”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在鲁迅看来，《红楼梦》开辟的是文学的一个新的传统——从下文即可看出，鲁迅认为“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是他所期待的“崭新”的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另一方面，鲁迅又提醒人们注意，旧的瞒和骗的传统完全可能在“新”的旗号下重现。
在鲁迅看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根本问题，是能否走出瞒和骗的大泽；他因此大声疾呼——
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这里所表达的是鲁迅对真正“崭新”的中国文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文学”）的期待：它应该是“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文学，是敢于“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具有创造性的文学。
二
《论睁了眼看》里所强调的“反对瞒和骗”的思想，在鲁迅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他一生一以贯之的思想命题之一。
据鲁迅的老同学许寿裳先生回忆，早在２０世纪初日本留学时期，他和鲁迅就谈到“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3〕——这其实就是“瞒和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这一时期所写的《破恶声论》里，所提出的“伪士”的概念。鲁迅指出，所谓“伪士”，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骨子里是“无信仰之士人”，是没有信仰的知识分子；第二，他们却“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要使出一切手段来扼杀别人的信仰；第三，但他们又处处把自己打扮成有“信仰”者，而且还要充当“信仰”的捍卫者。鲁迅说，他们的所谓“信仰”，其实是“敕定正信”，〔4〕尽管是皇帝（或类似皇帝的某种权威）自上而下“敕定”的，但却自称“正信”，以正统、惟一正确自居，他们要“捍卫”的就是这样的“伪信”。这也是“瞒和骗”：既用“伪信”来掩盖自己的毫无信仰，又要以此来垄断信仰。鲁迅称之为“伪士”，即所谓假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很有知识，博览群书而滔滔不绝（等而下之者就连知识也没有，只会唬人），但他们其实是缺乏精神的：一方面，缺乏精神信仰，鲁迅说他们是群“无赖之徒”，〔5〕“无赖”就是无依赖，没有信仰支撑，因此“伪士”天生地具有流氓特点，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毫无原则可言。另一方面就是自由创造的精神与能力的匮缺，鲁迅说他们是“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6〕没有想像力，没有感应力，更没有真诚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愿望。精神信仰与自由创造精神这两方面的缺失，就形成了“无精神”的特征，这正是“伪士”的本质。但就是这样一些无精神的“伪士”往往占据知识分子的主流地位，因为他们善于迎合：既迎合权势，又迎合大众，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伪士”是必然和专制体制（既是国家的专制，又是众数的专制）联在一起的。鲁迅又指出，“伪士”总是“挚维新之衣，用蔽其自私之体”，〔7〕就是说，他们喜欢把自己打扮成“维新”派——这个“新”是可以不断变换的，什么时髦就标榜什么，这自然与他们本无信仰与原则有关，却使他们永远“领导潮流”，这是他们任何时候都能占据主流地位的重要原因；但他们的“体”，即其最内在的特质却是“自私”——这也是诛心之论：“伪士”之“伪”，一切瞒和骗的表演，都是出于一己的私欲，尽管他们经常打着“无私”的神圣旗号：这本身就是一种“伪”。
因此，鲁迅说：“伪士当去，……今日之急也。”〔8〕
三
但是，在中国，“伪士”要“去”也不容易。如鲁迅在《论睁了眼看》里所说，“瞒和骗”已经是一个传统，而且如前文所分析，“伪士”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社会体制的产物。只要产生“伪士”的社会基础与机制尚存，“伪士”就会绵绵不绝地“再生产”出来。鲁迅正清醒于此，而始终密切地甚至是紧张地关注着“伪士”在现代中国的连续生产，并及时地勾画出其最新形态。
于是，在写出了《论睁了眼看》的第二年，鲁迅在《马上支日记》里，又提出了“做戏的虚无党”的概念。
这篇写于１９２６年７月４日的日记体杂感，是从灯下读日本作家安冈秀夫写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说起的。首先谈到的是，读了这位日本学者对于中国民族性的“客气”的批评（说“客气”是因为作者说，他所批评的中国民族性弱点“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自己竟“不免汗流浃背”，这就是下文所说的引起了“内省”，即民族的以及自我的反省。——在鲁迅看来，一个民族和个人能否有自我反省意识是这个民族和个人是否有希望的根本指征；因此，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是从不讳言，甚至总是在强调自己民族的弱点的；相反，大谈中国的光荣历史而借以掩盖民族耻辱——这也是一种“瞒和骗”，却反而是可疑的，如鲁迅所说，“满口爱国，满身国粹，也于实际上的做奴才并无妨碍”，〔9〕这样的人其实是“爱亡国者”，因为他们“只是悲叹那过去，而且称赞着所以亡的病根”。〔10〕
鲁迅正是从民族自我反省的内在需要出发，来看待外国人对中国的批评的：尽管让你“汗流浃背”，甚至狼狈不堪，却也许因此而警醒。——同学们可能会注意到《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的注释将《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断为“一本诬蔑中国民族的书”，这显然是与鲁迅的前述立场相违背的。鲁迅接着谈到了美国传教士斯密斯所写的《支那人气质》一书，〔11〕提到了该书对中国人的精神气质的一个概括：中国“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不是一切出于“本心”的自然流露，而是为了“撑门面”而“装模装样”，即“做戏”，“瞒和骗”的一种表现形态。这正是鲁迅所深感忧虑的，他多次谈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12〕（我们在第三讲中已有详细讨论）；中国实际是个“文字的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的花样”，〔13〕不仅是“戏剧化”，更是“游戏化”了。这些话都说得十分沉重，是充满了关于民族与人的忧患意识的。
回到我们正在读的这篇《马上支日记》上来。外国学者在观察中国时，都对中国的“面子”观念感兴趣；斯密斯也是把“演戏”与“面子”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鲁迅首先讨论的也是“面子”。——这也是鲁迅长期关注的一个国民性命题。除本文外，还有一次谈话，即已收入《鲁迅佚文全集》的日文《北京周报》记者报道的《两周氏谈：“面子”和“门钱”》，以及鲁迅写于１９３４年的《说“面子”》等。据记者的转述，鲁迅在谈话中特别强调“面子”就是一种“虚饰”：“把自己的过错加以隐瞒而勉强作出一派正经的面孔”；“不以坏事为坏，不省悟不谢罪，而摆出道理来掩饰过错”，所以说“‘面子’的一面便是伪善”。〔14〕那么，这也是“瞒和骗”的变种。在《说“面子”》一文里，鲁迅更是尖锐地指出，在中国，“‘面子’是‘圆机活法’，善于变化，于是就和‘不要脸’混起来了”。〔15〕而在《马上支日记》里，鲁迅所强调的却是他从中感到的民族危机：外国人正在“精深圆熟”地利用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官员）的面子观念，以取得他们在外交上的“胜利”，比如，明明是干涉中国的邮政，但只要将“邮政局”改为“邮务局”，“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这也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戏”。
但在１９２６年鲁迅大谈“做戏”，却是受到现实的刺激，具体地说，在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６年年间，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及他们所支持的“当局”——北洋军阀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论战，使他又发现了一种“伪士”的新类型。下文所说的“国粹家”、“道德家”、“上等人”都是指鲁迅的这些新论敌。关于鲁迅与他们的论战，这里暂不做专门讨论，〔16〕只想交代本文所涉及的一些背景：所谓“现代评论派”，是以《现代评论》杂志为中心的一批北京大学刚从英美归来的年轻教授，他们自称“特殊知识阶级”（即所谓“上等人”），下文所说的“维持公理”、“整顿学风”都是他们的主张——他们将从西方获得的宽容、公允等理念赋予绝对真理性的“公理”的价值，又以“公理”的代表自居，要在中国“维持公理”，并据此而“整顿学风”。而身为教育总长的章士钊则于１９２５年主持教育部部务会议通过决议，规定自初小四年级开始读经，下文所说的“保存国故”、“振兴道德”都是章士钊们所鼓吹的。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与他们论战时，并不针对他们的理念，而是着重考察他们的“言”（公开宣扬的）与“行”（实际实行的）是否一致。他发现，正是这些现代绅士开口闭口大谈“宽容”，却宣布要将持不同意见的教授“投畀豺虎”；〔17〕在女师大学潮中，他们明明站在校长杨荫榆一边，“自在黑暗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18〕在鲁迅看来，这正是在“公理、正义的美名”下“行私利己”的现代“伪士”；他愤然表示：“想用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我知道的，不和你们来敷衍。”〔19〕在《十四年的“读经”》里，他更是尖锐地揭露：“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而用到的工具”，依然是“假借大义，窃取美名”。〔20〕现在，在《马上支日记》里，鲁迅把他的这些观察、体验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思考。他首先将其概括为一种“做戏”现象——
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这是一个演戏者与看戏者（看客）的合谋，为使瞒和骗的“戏”得以“做下去”，自然要将不做戏、并要揭穿做戏的真的人（知识分子）如鲁迅者，视为“扫兴”者、异己者而加以排斥，甚至放逐。——这也是从来如此，如今尤甚的。
那么，这些鲁迅说的“耍把戏”的“上等人”，他们的“做戏”是反映了什么样的思想本质呢？
鲁迅先引出一个“虚无党”的概念，并且说明，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虚无主义者”、“虚无思想者”。鲁迅指出，这些人公开声明自己“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但是他们却是有信仰的：“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因而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而中国的这些“上等人”，他们标榜“大义”，仿佛要维护什么“权威”，但鲁迅提出一个尖锐的不容回避的问题——
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
结论自然是清楚的：“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式的演戏就是必然的。
既无真的信仰，又无特操（道德坚守），是打着西方新旗号的“伪士”，鲁迅命名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
四
旗号是随着“形势”而变的：在１９２８年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中，鲁迅又发现了“革命”旗号下的“瞒和骗”。
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诸君子的论战，有两个焦点。
其一是敢不敢正视现实的黑暗？特别是有没有勇气面对群众依然处于不觉悟状态的现实？鲁迅写过一篇《太平歌诀》，揭露“革命文学家不敢正视社会现象，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厌枭鸣，只检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超出了时代”，但“现实的现代”却是逃避、遗弃不了的，“你不过闭了眼睛”，眼睛一闭，就“最后的胜利”了。〔21〕——依然是自欺欺人。
其二是敢不敢正视自身思想的黑暗？鲁迅说：“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22〕鲁迅因此而对那些自称已经“获得大众”的革命文学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23〕——鲁迅又在自命的“革命家”这里发现了“演戏”。
于是，不能不追问：这是怎样的“革命者”？鲁迅因此而提醒人们注意：在追求革命的队伍中，确有真的革命者，但也有一些“颓废者”，“因为自己没有一定的理想和无力，便流落而求刹那的享乐；一定的享乐，又使他发生厌倦，则时时寻求新刺戟，而这刺戟又须利害，这才感到畅快。革命便也是那颓废者的新刺戟之一”。还有一些“毫无定见，因而觉得世上没有一件对，自己没有一件不对，归根结蒂，还是现状最好的人们”。鲁迅也给他们一个命名，叫做“急进”的“非革命”的“个人主义的论客”。〔24〕——所谓“急进”，不过是表演的姿态，其实是“非革命”的，因为他们既“没有理想”，又“毫无定见”，也就是从根底上缺乏信仰，所有的演戏都是为了掩盖自己骨子里的“个人主义”：到“革命”中来寻求私利，即鲁迅所说，视“造反”为“最有大利的买卖”。〔25〕这就是说，我们又遇到了“伪士”，不过这回是“革命的伪士”。
有真假革命者，还有“真假堂吉诃德”。西班牙的堂吉诃德是个“十分老实的书呆子”，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看他在黑夜里仗着宝剑和风车开仗，的确傻相可掬，觉得可笑可怜”。但在中国，人们一面“愚弄吉诃德式的老实人”，一面却“自己又假装着堂·吉诃德的姿态”。〔26〕因此，鲁迅在１９３０年代的中国发现许多人在做“爱国表演”时，就知道他遇到假堂吉诃德了。这从西班牙的堂吉诃德与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不同遭遇就可以看出：“他只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的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原因就在前者是认真的，后者不过“做戏”而已。这其实是反映了两种文化的不同的，鲁迅说：“西班牙人讲恋爱，就天天到女人窗下去唱歌，信旧教，就烧杀异端，一革命，就捣烂教堂，踢出皇帝”，〔27〕一切认真，追求彻底；而在中国，是从不会认真去实行，更不会追求彻底，一切不过是说说而已，玩玩而已。这就重新回到了《马上支日记》里所说的命题：这是一个“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它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即使有了也难以生存。而最容易生产与生存的是花样翻新的假“堂吉诃德”——那也是一种“伪士”。
鲁迅就这样与形形色色的“伪士”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始终不渝地反对“瞒和骗”。他的追求集中到一点，即是他在《记念刘和珍君》里的一句话，这是使无数人的灵魂为之震撼的——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28〕
鲁迅就是这样的猛士，这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
注释
〔1〕在本文（作于１９２５年７月２２日）之前，鲁迅在《忽然想到·五》（１９２５年４月１４日作）里，就发出过这样的召唤：“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见《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４３页。
〔2〕《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鲁迅全集》９卷，３３８页。
〔3〕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回忆鲁迅》，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４８７页，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
〔4〕《破恶声论》，《鲁迅全集》８卷《集外集拾遗补编》，２８页、３１页。
〔5〕《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１卷《坟》，４６页。
〔6〕《破恶声论》，《鲁迅全集》８卷《集外集拾遗补编》，２８页。
〔7〕同上书，２５页。
〔8〕同上书，２８页。鲁迅同时提出的是“迷信可存”的命题，因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范围，故不论。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参看拙作《与鲁迅相遇》第二讲（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9〕《从孩子的照相说起》，《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８２页。
〔10〕《随感录》，《鲁迅全集》８卷《集外集拾遗补编》，８０页。
〔11〕鲁迅直到逝世之前还写文章批评中国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重申“我至今还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作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是中国人”。见《“立此存照”（三）》，《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末编》，６２６页。
〔12〕《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１卷《坟》，１６３页。
〔13〕《逃名》，《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二集》，３９６页。
〔14〕《两周氏谈：“面子”与“门钱”》，收刘运峰编：《鲁迅佚文全集》上册，３０３页。
〔15〕《说“面子”》，《鲁迅全集》６卷《且介亭杂文》，１２８页。
〔16〕我在《与鲁迅相遇》（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中有专章讨论，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参考该书。
〔17〕《“公理”的把戏》，《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１６５页。
〔18〕《并非闲话》，《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７８页。
〔19〕《我还不能“带住”》，《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续编》，２４４页。
〔20〕《十四年的“读经”》，《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１２９页。
〔21〕《太平歌诀》，《鲁迅全集》４卷《三闲集》，１０４页。
〔22〕《“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４卷《三闲集》，６２页。
〔23〕《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４卷《三闲集》，１３６页。
〔24〕《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２２７—２２８页。
〔25〕《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续编》，２０７页。
〔26〕《真假堂吉诃德》，《鲁迅全集》４卷《南腔北调集》，５１９页。此文系瞿秋白作，经鲁迅修改，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又同时收入鲁迅与瞿秋白文集。
〔27〕《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鲁迅全集》４卷《二心集》，３５２页。
〔28〕《记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３卷《华盖集续编》，２７４页。本讲阅读篇目
《论睁了眼看》（收《坟》）
《破恶声论》（收《集外集拾遗补编》）
《马上支日记》（收《华盖集续编》）
《十四年的“读经”》（收《华盖集》）
《“公理”的把戏》（收《华盖集》）
《我还不能“带住”》（收《华盖集续编》）
《天平歌诀》（收《三闲集》）
《铲共大观》（收《三闲集》）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收《三闲集》）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收《二心集》）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收《二心集》）
《真假堂吉诃德》（收《南腔北调集》）
《“立此存照”（三）》（收《且介亭杂文末编》）第十一讲“掀掉这人肉的筵席”第十一讲“掀掉这人肉的筵席”
——读《灯下漫笔》及其他[KH3*9/9〗且先释题。
鲁迅喜欢在“灯下”写作。女作家萧红有过这样的回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是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的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1〕
日本作家增田涉也有这样的观察——
有一次夜里两点钟的时候，我走过他所住的大楼下面，只有他的房间还亮着灯，那是青色的灯光。透过台灯的青色灯罩发出的青色的光，在漆黑的夜里，只有一个窗门照耀着，那不是月光，但我好像感到这时的鲁迅是在月光里。……
在月光一样明朗，但带着悲凉的光辉里，他注视着民族的将来。〔2〕
鲁迅写过《夜颂》，说自己是“爱夜的人”。据说爱夜的人“有听夜的耳朵和看夜的眼睛，自在暗中，看一切暗”。〔3〕——那么，那一时刻，1925年4月29日这一夜，灯下，暗中坐着的鲁迅，又“看”到了“暗”中被掩盖着的什么呢？
而且是“漫笔”。
“漫”，既是内容的“漫”无边际，又是“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漫漫”心绪，还是一种“漫延开来”的思维方式——鲁迅曾谈到自己“动起笔来，总是离题有千里之远”，“（总）是胡思乱想，……总像断线的风筝似的收不回来”，〔4〕所说的就是这种思维的联想力。同时，既称为“漫笔”，这也是“散”漫无拘，笔随心意、兴之所至的笔墨趣味。
这正是“五四”时期所盛行的文体：随笔。20世纪90年代末似乎又再度兴盛，而且有“学者随笔”之说；那么，鲁迅这篇也可算是“学者随笔”的开路之作。——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拉回“题内”，还要再说一句：作者既点明“漫笔”，我们在阅读时，就要注意其漫衍无际的“心事（心绪）”、“思维”、“笔墨”，从散漫无序中抓住其“思想”的要点，也即前面所说，作者独具的“夜眼”对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历史的独特发现。
一
先读《灯下漫笔》之一。
作者首先叙述了自己（以及普通老百姓）所亲历的一件不大不小的日常生活事件：如何相信国家银行而将银元换成钞票，又如何因政局不稳要将钞票转换银元而不得，听说暗中有了行情又如何赶去兑现，即使被打了折扣也在所不惜。——正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现象，成为鲁迅思考的起点，成为他的思想探索的开发口；最平凡的、最普遍的，也是最深刻的：这是鲁迅的杂文（随笔）思维与写作的特点。
细加琢磨，就会发现，作者在叙述中着意突出了“人”（老百姓与自己）在事件过程中心情的变化；于是注意到了如下关键词：开始换钞票时的“乐意”，停止兑现时的“不甘心”与“恐慌”，最后打折兑换、吃了亏以后的“非常高兴”与“更非常高兴”。还有一个细节也颇发人深省：第一、三、四段都写到“银元装在怀中”，感觉却大不一样：开始只觉得“沉重累赘”，几乎失去、又终于得到（尽管打了折扣）后就“沉甸甸地觉得安心，欢喜”。这里，对人对外在事件的内心反应的关注，也即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注，构成了鲁迅杂文（随笔）思维与写作的一个特点。
问题是，作者那双“看夜”的眼睛，从这日常生活与普通人的心理反应背后，看到了、想到了什么？
于是，进入了本文的第二个层面。
而要进入这一层面，就必须实现思想（思维）的一个飞跃，这就是第四自然段（也即通常所说的“过渡段”）所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多级跳跃”中的第一级。——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这也是作者在本文中所提出的第一级判断。这一判断是紧接前文：“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绝不答应的”，现在因为有可能失去全部铜元，即使大打折扣我也万分喜欢这一事实陈述而提出的；但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理论的提升（飞跃）：提出了“奴隶”的概念（这一概念我们将在下文加以界说），“我们”（作者自己与普通百姓）就与“奴隶”发生了联系（“极容易变成”），而同是一个“喜欢”也有了不同的含义：如果前面几段中，“喜欢”不过是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绪的一种简单描述；这里，就成了对“奴隶”心理的一个判断。而这一判断是需要加以论证的。于是有了紧接着的“假如……”这一段的假设性的心理分析与论证：当人突然陷于“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的境地时，而又突然得到“等于牛”的待遇，尽管“不算人”也会“心悦诚服”的——这样的假设心理分析，与前文有关“银元”的得失心理显然具有相似性，鲁迅的联想与推断就是建立在这样的相似性的基础上的：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人与事之间，他却能别具眼光地揭示出内在的相似与相通，从而给读者以新奇的发现的喜悦。他也正是借助这样的联想，帮助读者从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去理解某些超越经验的社会历史现象与本相。本文就是从兑换银元的心理引发出这样的现象：中国历史“历来所闹的不过是这一个小玩艺”：“当了奴隶还万分喜欢。”——如果前文尚是联想与推断，现在已被证实：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事实了。
于是，又有了进一步的推论——
实际上，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
这是多级跳跃思维中的第二跳，也是最关键的一跳。这也是鲁迅对中国人的生存境遇的最重要的概括与发现，与《狂人日记》里所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的论断与发现，属于同一等级，都需要从鲁迅整体思想体系中去理解。这里要稍微多说几句：如我们在第八讲中所说，鲁迅思想的核心是“立人”，并指明“立人”的根本在“尊个性而张精神”，也就是说，人的个体生命（真实的具体的个别的个体的人，而非普遍的、观念中的人）的精神自由是“人”之成为“人”的本质，是衡量是否具有“‘人’的价格”的惟一的绝对的标准。只要人的个体生命还处于物质的，特别是精神的被压抑状态，没有获得个体的精神自由，人就没有根本走出“奴隶”的状态。他以此考察中国社会历史与现状，就得出了本文所说的“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的结论。——这是任何一个中国人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都能体会、感受到，而无须论证的，只是看我们敢不敢正视。
鲁迅是反对一切“瞒”与“骗”的；他还要我们正视：中国人更多的情况下，是处于“下于奴隶”的状态的。他举例说，在中国历史中，老百姓经常受到“官兵”与“强盗”的双重“杀掠”，这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希望“有一个一定的主子”，制订出“奴隶规则”，以便遵循的心理：这与前文“当了奴隶还万分喜欢”的心理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还有发展：身为奴隶，却希望建立稳定的“奴隶秩序”。——鲁迅行文至此，发现了这样的奴隶心理，他的心情不能不是沉重的，他的笔调也愈加严峻。
以此观照中国的历史，所看到的竟是中国人的悲惨命运：在五胡十六国、黄巢（唐末）、五代、宋末、元末与明末张献忠时代，“将奴隶规则毁得粉碎”，百姓反不得安宁；“纷乱之极之后”，有人“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反而“叫做‘天下太平’”。由此而推出的自然是这样一个“直捷了当”的结论——
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这是本文“跳跃性”思维的第三级跳，第三个重要发现：它是对中国历史的又一个意义重大的概括。看起来这好像讲的是历史循环，其实质意义是强调，中国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走出奴隶时代”，区别仅在于是“暂时做稳了奴隶”，还是“想做奴隶而不得”，“始终是奴隶”这一本质是没有变的。——这也就为下文做好了铺垫。
鲁迅的这一论断的另一个含义是，鲁迅赋予“先儒”（实际是孟子）所提出的“一治一乱”说以新的意义：不论是“乱世”还是“治世”，都是“主子”（少数统治者）对“臣民”（大多数老百姓）的奴役；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作乱人物”（例如前文所说的张献忠），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给新的“主子”（例如取代明朝统治者的满清统治者）“清道辟路”的，或者他们自己成为新的统治者（例如历史上的刘邦、朱元璋）——鲁迅对中国历史上的“作乱人物”（其中有些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的这一尖锐批判，虽不是本文的主要观点，也是发人深省的。
以上这一大段，是本文的主体，通过三次思想的跳跃，提出了对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与历史的三个重要的概括与判断，是充分显示了鲁迅思想与文章的批判锋芒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