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生（前左）
７．１０发生“马振抚公社事件”
７月１０日下午，马振抚公社中学进行英语期末考试，该校一个叫张玉勤的同学因平时不好好学习，答不上题，在考卷背面写了六句话：“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ＡＢＣＤ，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第二天上午，监考老师把卷子交给了班主任杨天成。杨天成先找张玉勤谈话，讲了学外语的重要性，并让她在班上作检查。张玉勤不作检查，杨天成就在班上批评了她，当天晚上，召开班主任会议，杨天成把张玉勤答卷的情况向学校负责人罗长奇作了汇报。１２日早操后，罗长奇把初中班学生集合到一起，讲了要以优异成绩向党汇报，并不点名地批评了张玉勤。就在这天吃早饭时，张玉勤称病让同学代请假离开学校。１４日早上，在离校四五里的水库桥下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经唐河县公安局验尸，断定为自杀。
事情发生以后，唐河县委、南阳地委以及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多次派人进行调查，并向省教育局作了报告。省教育局及时上报了国务院科教组。
１９７４年１月，江青从《人民日报》一个内部情况中看到了这个材料，如获至宝，私自派出她的男女两个干将，直接蹿到马振抚公社，对这一事情重新进行所谓“调查”。这两个人后来炮制了一个黑“材料”，称张玉勤“有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说她所以要在卷子上写那六句话，是“因对学校整天用考试整学生很不满意”。
本来，杨天成、罗长奇对张玉勤同学的自杀，是有一定责任的，但他们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而“四人帮”却把他们当反革命逮捕，各被判两年徒刑，妄图把他们置于死地。与此同时，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斗“罗、杨式人物”２８０余名，在全国造成恶劣影响。
“四人帮”为了把这个学校打成“复辟”“回潮”的“典型”，捏造了许多事实。他们炮制的“材料”，公然造谣说：“张玉勤所在班一学期数学课大小考多达十八次，语文考九次，其他课有时平均每天考一次。”他们还把教师好意给学生针灸治病，也说成是“变相体罚”。他们给这个学校扣上了“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复活旧的教育制度'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一套，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达到惊人地步”等大帽子。
“四人帮”想利用这个“复辟”“回潮”的“典型”，来打击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复辟”路线，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服务。
“四人帮”被粉碎后，１９７９年３月，事件中受迫害的人全部得以平反。
毛泽东致诗郭沫若
８月，毛泽东作《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黑白岁月再现1973年（2）
７．１９中国恢复接受外国留学生
七十年代初，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日本及西欧众多国家纷纷与我国建交。随之，４０多个国家要求向我国派遣留学生。国内高校也陆续恢复招生。正是在国内外的这种形势下，自７月１９日起，我国开始恢复接受外国留学生。
８．５毛泽东评述历史上的儒法斗争
８月５日，毛泽东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一文念给江青听。文章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８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准发表的广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题目是《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８月，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将毛泽东评述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写入十大政治报告，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写入。９月２３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对秦始皇的评价历来分两派，一派讲好，一派讲坏，我不赞成孔夫子，赞成秦始皇。
毛泽东主张出题考教授
１２月２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肯定了福建莆田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的信和辽宁省兴城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青年张铁生的信，说不要看不起“儿童团”，要把北京八大学院的教授集中起来，出一批题目考他们。２１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时还提出：“如果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又说：“《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毛泽东的这些话被江青一伙所利用，并导演了“考教授”之类的闹剧，３０日，国务院科教组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科教组对北京地区十七所高校的６３１名教授突然进行数理化考试。许多教授以拒绝参加考试、交白卷、在考卷上写反对意见等方式进行抵制，事后科教组还通过召开座谈会、发简报等形式竭力扩大“考教授”的政治影响。之后，上海等其他城市也先后仿效。
８．２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８月２４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鉴于党中央副主席林彪等人叛逃，中央领导机构不健全，这次大会提前召开，到会代表１２１９名，代表全国２８００万名党员。大会由毛泽东主持，主要文件经毛泽东审定，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了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２４日，大会选举了由１４８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同日，周恩来代表中央委员会宣读政治报告。２８日，大会一致通过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两个报告，并选举了中央委员１９５人，中央候补委员１２４人。由于江青集团的一大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继续发展九大的错误，仍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８．２５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举行
８月２５日至９月６日，亚非拉乒乓球史上的空前盛会--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举行。
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８６个国家和地区的乒乓球组织，参加了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盛会，其规模超过了世乒赛。它显示了亚非拉乒乓球运动的蓬勃发展，标志着亚非拉人民和运动员的大团结。这次比赛不仅仅是乒乓赛事，它还是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聚集的大会。继亚非友好邀请赛后，本届进一步将邀请对象扩大到拉丁美洲，有力地促进了亚非拉人民的友好和团结。
本次邀请赛对加强亚非拉各国体育界的友好联系，提高亚非拉各国乒乓球技艺，以及加强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团结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纪念邮票
毛泽东称朱德是“红司令”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朱德也受到攻击，被诬蔑为“军阀”、“黑司令”。１２月２１日，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说你是黑司令，我总批评他们，我说是红司令。”就座后，毛泽东又说：“朱毛啊！你是猪朱，我是猪朱身上的毛啊”毛泽东最后这一句谐音双关语，使八十七岁高龄的朱德听后很激动。
９．１１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
９月１１日，法国总统蓬皮杜应邀访华。他是欧洲大国中第一位应邀访华的国家元首，双方就主要国际问题和中法关系友好地、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发表联合公报，强调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毛泽东同志精辟地分析了当时国际关系的变化和我国外交关系的重大突破。
１０月江青发动“反击右倾回潮”运动
１９７１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在生产、科技、教育、文艺、理论等方面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使一大批老一辈中共领导人重新工作。１９７３年３月，邓小平复任国务院副总理后，也协助周恩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１０月，江青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发动“反击右倾回潮”运动，指令两所大学成立“大批判组”，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由于种种原因，“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到１９７４年上半年基本中止。
批判“智育第一”的恶浪掀起
１２月２１日，《文汇报》《解放日报》按照张春桥的意见，发表上海师范大学学生刘丽华的一次谈话记录，掀起以批判“智育第一”、批判“资产阶级习惯势力”为中心的讨论。刘丽华在谈话中，把学校加强基础理论教育、严格要求学生掌握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择优培养和选拔人才等做法，都说成是“'智育第一'的精神枷锁尚未彻底摧毁”。《编者按语》中说：刘丽华的谈话，“揭露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的若干表现，说明了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顽固性”；“要注意文教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两报展开讨论，这个讨论在上海的报刊上持续了三个多月。上海的高等学校还通过贴大字报、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错误地批判所谓“智育第一”。
１２．１２全国掀起“破师道尊严”的浪潮
１２月１２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有长篇编者按语。北京海淀区中关村一小五年级学生黄帅和班主任教师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之后，家长让她写了一封信。日记摘抄是《北京日报》按反“师道尊严”的需要摘编的。编者按说：“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直接涉及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修正主义的流毒远不止于此。”２８日，《人民日报》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全文转载了此文章，随后，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在这股浪潮中，学校为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所采取的措施、教师对学生的教育管理、严格要求，统统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教师被迫作检查、受批判，一些学校出现混乱的局面。
黄帅（前右）
１２．２２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１２月２２日，实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北京军区李德生与沈阳军区陈锡联对调；南京军区许世友与广州军区丁盛对调；济南军区杨得志与武汉军区曾思玉对调；福建军区韩先楚与兰州军区皮定钧对调。
黑白岁月再现1979年（1）
年度人物
万里
“要吃米，找万里”--１９７９年万里当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人们这么说。此后，万里当了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富起来了的农民恐怕都不会忘记他。
１．１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１月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祖国分离的局面是违背我们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统一祖国是摆在海峡两岸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不能回避的任务。《告台湾同胞书》建议台湾和祖国大陆之间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同胞直接接触，互通音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交流和工艺观摩，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
国防部长徐向前发表关于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炮击的声明。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已经宣布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将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为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声明说，台湾是我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为方便台、澎、金马的军民同胞来往大陆省亲会友、参观访问和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等活动，已命令福建前线部队，从今日起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
《告台湾同胞书》
遮挡
首都机场新建成的候机大厅里有一幅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出现女性正面裸体。有关人员思量再三，最后还是好心地用木板把她们遮挡了起来。
１．１中美建交，邓小平出访美国
１月１日，中国与美国正式建交，按照双方协议美国宣布同台湾断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于１９８０年１月１日终止。１９７９年内，美国暂停与台湾签订新的销售武器的协议。１月２８日至２月５日，邓小平副总理和夫人应美国总统卡特的邀请，赴美国进行正式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正式访美。３月１日，中美两国在对方首都正式建立大使馆。同月，中国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和美国首任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到任。从此，中美两国关系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邓小平和总统卡特
美国三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
２月５日上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一行结束了对美国八天的正式访问，乘专机离开西雅图经日本回国。
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掀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在访问过程中，邓小平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与卡特总统以及其他美国官员进行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教界的知名人士；在不同的场合向数千人直接发表讲话，并回答了一批又一批记者提出的问题。那几天，两千多名新闻记者追踪采访和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美国三大全国性电视网的黄金时间则全部变成了“邓小平时间”。
１．１１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
１月１１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几十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群众评审，县革委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
１月安徽凤阳农民揭开农村改革新篇章
１月，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１８名农民冒着极大的危险，“偷偷”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搞起了大包干。他们在一张纸上按了红手印，发誓：“哪个因大包干进大牢，全村养活他一家。”邻村得知后，也模仿着悄悄干起了大包干。６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在凤阳听了有关大包干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支持。从此，中国农村开始了深刻的革命。
中国第一条电视商品广告
３月９日，上海电视台播放第一条电视商业广告--“参桂补酒”；３月１５日，中央电视台首次播出外商广告“西铁城--星辰表”。
黑白岁月再现1979年（2）
２．１７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
２月１７日，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对越进行自卫反击战。这次自卫反击战，歼灭和重创了越军的有生力量，拆除和摧毁了越方设在中国边境的据点和军事设施，击毁和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和作战物资，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中越边境曾是一条友好边界，从１９７４年起，越南不断派兵越界巡逻、修路、开荒，干涉中国方面的巡逻和生产生活，破坏两国友好的边界线，恶化两国关系，严重威胁了中国南疆的和平与安全。３月５日，中国宣布自卫反击已达到预期目的，３月１６日，中国边防部队全部撤回境内。
中国边防部队炮击越军
恢复老字号“全聚德”
公元１８３５年，一位叫杨全仁的从蓟县到北京经商。开始，他在街上摆摊出售鸡鸭，１８６４年（清同治三年）杨全仁利用从皇宫传出的烤鸭技术开设了一家“全聚德”。
新中国成立后，前门外的“全聚德”烤鸭店，在“文革”中，改名为北京烤鸭店，扩大了门面，改进了经营。另外，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又开设一家烤鸭店。
本年，和平门北京烤鸭店及前门、王府井分店，均恢复了原来的名称：全聚德烤鸭店。
７月在深圳等地试办经济特区
７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特区，当时称“出口特区”，后更名为“经济特区”。建立经济特区的设想，最早是由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４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提出。他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经济特区的管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不损害主权的条件下，可以采取与内地不同的体制和政策。其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就特区建设和发展又陆续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和会议纪要，规定了政策措施和发展方向。
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引起争论
《假如我是真的》，是沙叶新等根据１９７９年夏在上海发生的一起小骗子冒充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的案件创作的话剧。该剧运用讽刺的手法，批判了特权思想。
演出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受到了文艺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有的欣赏，有的反对，有的主张修改，由此而产生了较长时间的争论。到全国第四次文化会议召开前后，争论达到高潮。争论主要集中在戏的主题和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处理、情节结构和形象创造等艺术处理以及对骗子该不该同情等问题上。
９．１５第四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
９月１５日，第四届全国体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为迎接本届运动会，共青团中央、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联合举办全运会“新长征火炬接力”活动。此活动沿途经过１６个省、市、自治区，全程１．２万公里，历经７７天，有２００多万青年参加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从火炬传入会场时开幕到９月３０日结束参加比赛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３０个单位的代表队，共有１５１８９人参加。开幕式上１６０００人表演了团体操《新的长征》。比赛项目成年组为３４项，少年组２项，有５人５次打破世界纪录。
邓小平给运动员颁发奖章
杭州恶少“二熊”被判死刑
孪生兄弟熊紫平、熊北平出生于高级干部家庭，湖北省红安县人，分别为杭州重型机械厂和杭州制氧机厂工人。自１９７４年５月至１９７８年８月，两人纠集犯罪分子马少华、钱永敏等人，结伙强奸、轮奸、猥亵妇女达百余人。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杭州市公安局先后逮捕了这伙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其中熊北平认罪态度好，缓期两年执行（后熊北平在狱中自杀）。其他各犯，依法判处三年至十五年徒刑。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４日，杭州市６０００多群众参加公判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法庭的严正判决。
１１．１２私营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
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单位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１９５６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时，有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被带进公私合营企业，把他们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是不妥当的。按照文件精神，７０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
１１．２６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利被恢复
１１月２６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关于中国代表权的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它的旗和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是“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不能使用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而今后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必须得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
捉迷藏、官兵抓强盗、老鹰抓小鸡
七十年代最廉价的游戏--捉迷藏、官兵抓强盗、老鹰抓小鸡
有天笔者翻拣２００３年的报纸，抬眼间看到一个很醒目的标题--美参院军委会成员警告伊拉克不要“捉迷藏”。
话题再转回来，二十多年前，捉迷藏可是孩儿家最常玩的游戏，它在上海话中叫作“培丫猫猫”，而西南地区一直称其为“逮猫儿”，到了山东就改叫为“摸瞎驴”，两广一带则称之为“蒙蒙躲”。这游戏不挑地儿，学校、弄堂、野外，哪儿都能进行。它玩法也很简单，先用猜拳等方式决定某一方被手绢蒙上眼睛，等别人藏好，再扯下布条出去找人。草垛、谷堆、屋顶、树尖、石柱都是理想的藏身之所。被逮着了就得罚站，或唱儿歌，甚至趴在地上学驴绕一圈。那时经常会闹出些笑话来，比如，一个孩子道：“我再躲一次，你能找到我的话，我家里那个大西瓜就全让你吃了。”另一个问：“我找不到你怎么办？”第一个孩子说：“我会躲到那棵桃子树后面。”
当时，孩子们没有电视可看，更没有电子游戏可玩，刚上学，作业也不多，所以每天晚饭过后，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总是匆匆忙忙扒完最后一口饭，把碗一搁，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晒谷场，大家一起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它规则很简单，将现有的人数分成两拨，猜拳论输赢，决定谁做匪，谁当兵。然后再指定个地儿，作为关押强盗的牢狱，游戏便开始了。强盗们下山了，勇猛的官兵前往追捕，每抓到一个强盗就将他关进大狱。讲义气且带有几分野性的强盗们前来解救自己的同伙，有被救出的，也有双双陷入囹圄的。等到强盗们全部抓光，一轮游戏也就结束了。满头大汗的双方互相交换角色。有时扯得过猛，强盗的衣服被扯破了，静夜里发出清脆的撕裂声。强盗要求暂停，在月色中将破衣服脱掉，干脆赤膊上阵，身上滑溜溜的，抓起来就困难多了。夜色就在酣畅的游戏中渐渐地浓了，远处传来母亲的呼喊声，我们只能惋惜地结束玩乐，拖着疲惫的身子，也带着一天的满足回家睡觉，同时约定，明晚再玩个痛快。在被窝里，大家会依稀听到打骂和孩子的哭泣声，声音自然来自那个衣服被扯破的“强盗”家里。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可比现在文明多了，又是唱革命歌曲又是戴小红花，连玩的游戏也是文绉绉的--“老鹰抓小鸡”。通常是胖胖的幼儿园阿姨做“母鸡”，我们就扯着她衣襟，尖叫着蹦着两腿儿，左挪右闪。当老鹰的是轮着来，轮到谁谁都不乐呵，小鸡全被捉光了才能换人。开始的时候，“鸡儿”这边的阵容壮观，长长的一队人马，个个挤眉弄眼，朝凶神恶煞的老鹰说着风凉话。女孩子腿软，跑不快，老鹰就专朝她们的方向扑。大家讲究的是“友谊第一，游戏第二”，但蛮横的老鹰有时候难免力道过猛，把小姑娘的花衣裳扯得露出了胳膊肘儿。她们会立马低下头，面红耳赤地藏到教室里去了。那小鸡们极狡猾，经常浑水摸鱼，被捉住了，瞅准机会又跑回“笼子”里。这游戏因为有老师的参与，不能放开了来玩，自然让人心存几分懊恼。不过，那女老师实在是太漂亮了，发梢上还别了朵刚摘下来的白玉兰，那风姿又弥补了我们心里的不满。
跳房子、踢毽子、跳橡皮筋
七十年代女孩的经典游戏--跳房子、踢毽子、跳橡皮筋
张爱玲曾说过：“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到海的画面，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而七十年代的小女孩们，也是从小生养在闺阁里，她们通达外界的机会少之又少，大多时候是靠着臆想在心里描摹。她们畏惧交往却又不堪寂寞，于是小心翼翼地向那片游戏天地探出了触角。而当年那些酣畅淋漓的小玩乐要是流传下来，便成了今日的传奇。
那会儿小女生们爱玩“跳房子”，它在有些地方也叫做“踢田”。那算是最廉价的游戏，只要一支粉笔、一块石子儿就可以搞定。小孩儿家在地上画出一个长方形，里面再分成８～１０个小方格，就成了“房”或者“田”。每人手捏一块小石板儿俗称瓦，往小方格房内扔瓦片时，必须站到线外，如果扔的瓦片压住房内的线，就算瞎了。二号再扔，扔准了，可用一只腿跳，另一只腿屈起来。一个房一个房地转一圈，然后，再继续扔，再跳……在农村里往往不用瓦块，而是用田螺壳，把壳尖用尖刀刺个孔，然后用绳子串成一串。讲究些的城里女孩，以用完了的百雀羚搽脸膏的圆形铁盒代替瓦块。跳房子运动量虽不算大，却锻炼平衡技巧。跳房子算得上女孩的强项，她们天生一副好身材，跳起来轻盈如燕。记得“房子”最高处是个半圆，里面画上湛蓝的天空。扎小辫的女孩，颠着脚尖一蹦一蹦，小辫子在肩头做着甜蜜的拍打，可爱交织着天真，那模样真是惹人疼。没想到世事难料，后来竟出了个叫“跳房子”的乐队，有人这样感慨道：“我们感到困惑，不满，伤怀，我们怀念儿时的单纯，那童年模糊而天真的记忆让我们淡淡的愁绪随着日历纸一页页被撕去，随着跳房子我们回到那个与世无争的时代……”
几个游戏总得交叉着进行，要不然再爽也嫌腻歪，所以女孩们玩腻了“跳房子”，就改踢毽子去了。这玩意儿在南方某些地区被称为“踢毽”或“打毽儿”，它可是女孩子们的绝活，男生只能望而却步。毽有几种做法，有的是用一块棉布、一枚乾隆或是康熙年间的方孔铜钱、几根花鸡公的羽毛做成的毽子，如今已极难见到了。女孩们可以踢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不让毽子掉地，且能踢出许多纷繁古怪的花样来。这种玩法总让人联想到足球场上的“颠球”技巧，看来中国女子足球独领风骚，也是有根可循的。毽子还有一种做法，那就是用一大团白纸，剪成５毫米宽、每根约２０厘米长，中间用线捆扎而成的一个蓬松的纸花球，然后反复踢打。由于纸球下降速度比较慢，一般女孩都能够随心所欲地玩，但就没有踢鸡毛毽子那样好看了。她们喜欢寻刺激，不停地变着花样玩。比如，画一个小圈，只有２０厘米的直径，要在３米开外把毽子准确踢进小圈，这得算高难度，但她们大都能准确地命中目标，让我们觉得女孩的心思真是难以揣测。
而七十年代的女孩童年最热衷的游戏莫过于跳橡皮筋了，她们一边唱歌一边跳，跳一级升一级，跳死了就换人。一般五六个女孩们跳前用“乒呤乓啷”分出两组，一组绑皮筋一组跳。也有一种情况，跳得最拿手的两人通过猜拳，逐一选择自己的队友，协调性差的就被落到了最后。两人做桩牵着橡皮筋，先从脚踝位置跳起，再升至膝盖处，腰部，胸部，脖子，最后两手高高举起。在中间跳的女孩跳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并不像跳高那么简单，跳过了事，还必须在同一高度跳出几种花样，才取得“升级”的资格，否则就算输，只得去做桩。通常分一关二关直至天关，边跳边唱歌谣，动作优美，婀娜多姿。十余年后小女孩们一个个都出落得苗条匀称，多半跟当年跳皮筋有很大的关系。记得那时最好的橡皮筋是圆皮筋，外面还有一层彩色布，但比较贵，绝大多数女孩的橡皮筋还是用废旧的汽车内胎剪出来的，不花钱嘛。女孩一边跳还一边唱着自己也摸不着头脑的歌谣：“青山青水青少年，分别不知八三年”，“小皮球架脚踢，马莲开花二十一”，“大白鸡上草垛，没有妈妈真难过”……
女孩子们终究要长大的，她们开始在脸上涂上厚重的妆，开始对着眼角的鱼尾纹愁苦经年……那些童年的游戏就在这样的仓促中挥别，没有怀想，默默遗忘。
弹弓、水枪、橘子皮枪
七十年代男孩子的武器--弹弓、水枪、橘子皮枪
隔着纱窗看树梢上那轮清冷的月亮，古朴而宁静的廊檐青瓦泛出柔软的青光，晚寐的鸡开始了黑暗中的歌，吊着贼眼珠的灰老鼠从古旧的沥青墙上一掠而过……这一切像一格格静止的风景，构成了我对胡同的整体印象。七十年代的童年是灰白的，在记忆纵深处无限蔓延。我们这一群孩子，常常骑着破单车，在胡同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那些狭窄的空间真是静得发慌，偶尔有几个看不出年纪的老者在狭小的骑楼下打着鼾，我们就在这样的寂静中，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颓败的拐角和暗门。
大家扎堆在一起，总得玩些游戏，这胡同里便热闹了起来。那时候大人都在上班，没人管束，男孩子顽皮，天性中有股张力，弹弓自然成了他们百玩不厌的玩具。大概是看电影《小兵张嘎》的次数多了，欲望便升腾了起来，抄着家伙自己做起弹弓来。最好能找根“丫”字形的树杈，把皮剥了去，再不成用硬铁丝扎一个，舞起来晃眼，更来劲儿。之后找来些皮筋，或者剪一截废旧自行车内胎，在树杈上固定，绑好，那弹弓就成了形。总觉得那会儿麻雀特多，刚做的玩意便派上了好用场。不过鲜有射下来的，那鸟儿也不是吃干饭的，你在树下刚摆好造型，它们便翘着屁股扑棱棱飞走了，没准还扔你两粪蛋儿。没办法了，人小的时候特虚荣，那女孩子眨巴着大眼睛，满脸渴盼地看着你，再不亮一手，真得黑了脸打个地洞钻下去。于是就雄赳赳地对着小鸡小狗开练，胡同太窄，它们撒不开腿，套个文艺词，那场面真叫“死伤无数”。自然的，四邻的玻璃窗也不能幸免于难，劈劈啪啪，玻璃渣子迸了一地，经常唬得那些大爷瘫坐在地上：“咋整的，这晴天里还落冰雹了！”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左手握一把弹弓，右手还揣了支水枪，左右开弓，说得形象点，叫作“小米加步枪”。水枪的制作可就简单多了，几乎不用花一分钱。用小刀砍一截竹子，选一节长而粗的，一头锯断，另外一头打个小孔，然后在竹签上绑一团破布，尽量塞满竹筒里的间隙，立马就可搞定。讲究一点的话，破布团应该用桐油浸泡，这样能减小些摩擦力，找不到桐油，就只好用菜油代替。水枪的射程可达七八米远，且劲头十足。为了增加威力，只要把射击孔缩小，竹筒再找更大的，威力自然就更大了，打在脸上，比抽耳光还痛。开战的时候我们常爬到胡同顶上，踩着瓦楞轻捷而过。那会儿伙伴们一个个营养不良，身子骨单薄，却矫健得像只黑猫一样。水柱一波一波从高处射下，在阳光下盈盈发亮，像被火烧过一般。玩得累了，大家就站成一排，敞开了裤裆朝底下儿尿尿，那会儿人小，哪懂什么叫害臊。
大家也玩橘子皮枪，但因为很容易坏，使着不顺手，只能凑合着用。它是用鹅翅的粗羽毛或其他塑料管子制成的，里面还支了根细棍做柄和活塞，原理有点像今天的注射器。这种小玩意会发出响亮而清脆的劈啪声，就像马鞭在空中炸响，听起来很是过瘾。当年家里难得吃一次橘子，要饱口福真得赶上过年过节。没辙了，只能到果园去打埋伏。看门的是个老大爷，穿件比身子宽一倍的军大衣，听京剧入了迷，眼皮耷拉着做梦游状。我们瞅准了时机，叠起人墙，翻了进去。那感觉真叫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着满园黄澄澄的果子，大家伙连喉头都哽咽了，欣喜得不能自已。最后，橘子用衣服兜着，带回到胡同里，选个阴暗的角落，吃得汁水横流，连胃酸都翻涌上来了。但果皮会悉数地收起来，留着玩乐用。
后来长大了一点，便要挑起家中的重担，扶持几个弟妹上学，童年的游戏也在这样的凄然与忙乱中消失了踪迹。
东风吹，战鼓擂
七十年代红色歌曲记忆--东风吹，战鼓擂
“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七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革命小将谁怕谁。”（七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创新高我怕谁。”（八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是懒人我怕谁。”（八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是网痞我怕谁。”（九十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不是帅哥我怕谁？”（新千年）
二十多年的变化真是大，如今的孩子玩攀岩、蹦极跳、孤身野营、自由滑雪、惊险滑板、高速冲浪，他们的舌尖跳跃的是无厘头的黑色幽默，传统的语汇随着他们的身体一次次地被颠覆和逆反。物质生活给了他们更开阔的视界，使其能以一种俯瞰的姿态，随时放开了手脚高速地往前冲。他们听的歌曲也是五花八门：前卫的，摇滚的，地下的，先锋的，流行的，从“胡吗个”到“Ｆ４”，再从“左小诅咒”到“范逸臣”……面对这些激情饱满的面孔，七十年代的我们更像是一些贫血的孩子，在各种口号和红色歌曲中独自昏眩着。那时候，特别是在“文革”中后期，喧嚣一时的造反派歌曲已经连同其组织一起退出历史舞台，领袖崇拜歌曲也只剩下歌颂毛泽东一人的了。备感寂寞的歌坛，开始出现了经官方认可的少数新的创作歌曲。
１９７２年８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选编这些歌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１９７３年的“续集”一直到１９７６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１９７０年５月２１日，首都各界群众５０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２０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声明中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各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这首歌是１９７２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于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１９７４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那些所谓“战地新歌”中，能在群众中流行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１９７３年，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经张越男演唱而传遍全国。其影响竟持续到“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之后，这真让人诧异不已。
赌烟标、集糖纸、挑冰棍棍儿
七十年代男孩们炫耀的方式--赌烟标、集糖纸、挑冰棍棍儿
以前有个广播节目叫“夜晚十二点，我们开始讲故事”，里面的女主播曾经说过，就物质而言，七十年代是一个苍白而匮乏的年代，可那些残破的街道，颓败的钟鼓楼，厨房里的陈年油烟，孩子们藏在抽屉里发黄的烟标、糖纸，还有一切散落在生活理想里的风景，如今看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初听那句话，像掉入了一个细羽铺陈的陷阱里，心底的感动，无以言表。而谁会想到，当年在抽屉里捂得密密实实的烟标，现在已是收藏的大热门，据说爱好者全国就有好几百万。在以前，作为一种游戏，烟标可不是拿来欣赏的，对孩儿家来说，它只有一个显著的作用：一决输赢。而且，那时谁也不说烟标，只喊“烟盒”或“烟皮”。烟皮的赌法，是按照香烟的价钱以决先后，这也是我至今还牢记许多香烟价格的原因。那时最贵的烟就是“长中华”，７角２分，“短中华”是６角２分，接下来是“牡丹”５角４分、“红塔山”５角２分、“群英”４角８分、“恒大”４角５分、“春城”３角８分、“三七”是３角７分，遵照这个次序，来决定先后秩序。烟盒价钱贵的孩子先玩，同样是把烟盒折叠成长条式，中间弯成拱形，两张叠在一起，如果没有跌翻，可以用手扇一次，如还是没有翻过来，就该下家玩了。输赢完全是转瞬间的事。这个按照价格顺序比下来的秩序并不是绝对的，有人某次突然拿出一张“红炮台”烟盒，大家谁也不知道它的价格，但从上面的繁体字看，就明白它的“资格”是很老的，这其实是上海公私合营时代的产品，大家一致同意它的价格超过了“大中华”，是可以“通吃”的品牌，但鉴于烟盒已经烂了，必须打折扣，只能与“大中华”的价格相等。还有孩子拿出铁听的“中华”，大家认为这不能算正宗的烟盒，不予流通。那时烟标牌子可真是多，上海的“大前门”、“红双喜”；北京的“天坛”；香港的“庆宝”；河南的“三喜”、“双峰”……孩子们把脑袋聚在一起，忙得不亦乐乎，那高兴劲儿简直没法提。
而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糖纸亦是很多孩子渴望得到的收藏品。可那会儿，我们嘴角儿连糖末都舔不到一粒，糖纸只能四处去讨。好不容易把它们弄回来，却不能直接夹进收藏本，必须要清洗一遍，把上面的残渣、黏性物质去除掉，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但有些糖纸印制粗糙，经水一洗，竟然把商标等全部洗掉了，纯粹是一张塑料纸，气得孩子直跺脚。两人也可以赌糖纸，一般是按照产地与自己生活城市的距离来决定先后秩序。比如，孩子生活在成都，一个拿出北京的糖纸，一个拿出哈尔滨的糖纸，自然是后者先玩。怎么个玩法呢﹖那是把糖纸折叠成长条式，中间掰成穹形，两张叠在一块儿，用力往地上一甩，如果全都翻了身，就是赢家，如果都没有翻身，还有一次用手来扇风吹翻它们的机会，如果均无法使糖纸翻身，就站一边去，只能看别人玩了。女孩子家比较矜持，纵使心里再按捺不住，也不会参加这种带有输赢色彩的活动。她们乖乖地收敛起欲望，努力地收集糖纸，夹在粗糙的大本子里，相互交换着欣赏。男生们沉湎在这项游戏里，往往比女孩来得有韧性，为了花花绿绿的糖纸，他们当掉了刚到手的绿豆膏和脖子上的虎头项链，卖掉了姥姥的绣花手绢和爸爸老旧的上海牌怀表……为了一刹那的骄傲，他们牺牲了好多物质的欢乐，甚至承受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屈辱。但当他们捧出满满当当的糖纸儿，心里的幸福滚烫着要喷涌出来，那幸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秒，男孩们也会自豪地挥一挥拳头，吼出憋了好久的话：“嘿！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