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会儿我们不光赌烟标、集糖纸，还玩挑冰棍棍儿。那冰棍吃剩的木棍儿可是夏天里孩子们的宝贝，现在的人不理解，这么脏的东西有什么用﹖那时的孩子们不但四处找，相互之间还争得头破血流呢在当年，穿冰棍的木棍都是木头的，小木片，两头呈椭圆形，不同厂家出的产品格式也是一样的。把木片收集起来，自然是多多益善，然后稍微洗一洗，不然会很粘手，不舒服，这倒不是出于讲卫生的目的。具体的玩法是，每个人在预测对手的木棍数量之后，拿出一定数量的棍儿，数量多的先玩。把两人的木棍合在一起往地上一撒，然后用一根棍子把相互压住的棍儿挑开。只能一根一根地挑，而且挑起来的木棍不能落下来砸到另外的，能挑出来的就是战利品，但如果触动了下面的木棍，就只能让位于下一家玩。这个游戏对人的定力是一大考验。
现在的男孩子炫耀的方式张扬且极端：染头发、穿低胯牛仔裤、骑动力机车、蹦的、玩ＤＶ影像、打碟、泡吧、叼着香烟说后现代的酷词……相比之下，七十年代的孩子要寒酸得掉眼泪，但是他们天真、淳朴，孤独却能自找出路，把单薄的生活过得有声有色。那一切像未完成的剧本，任何后来者都无法挫败他们的骄傲，一串稚气却自信的脚迹，朝着阳光的来路，无限延伸。
绿军装、公共厨房、自行车
七十年代老百姓的生活细节--绿军装、公共厨房、自行车
七十年代可不如现在，可以享受巴黎的时装，法国的美味。如今的年轻人凡事都讲究“派”，他们穿皮尔卡丹、七匹狼，会把斜纹牛仔布套在短外衣上；在餐厅里还有仪态万方的店员告诉他们，面包上的黄油不要抹得太多，伏特加要加冰才够爽。这一切换到那会儿，得立马把你放倒，脖子上挂块木片儿捉了去批斗。
记得当年有句顺口溜，可以形容那时老百姓生活的困窘--“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时社会上不管是男还是女，大都是青一色的国防绿或蓝制服，走在后面的分不清前面的人是男还是女，他们那身绿军装旧了还舍不得扔，分给兄弟姐妹穿。传闻“二战”时，巴黎有妇女用碳尖笔在大腿上描黑色的网状丝袜，更有甚者拿颜料兑水做七彩唇膏。那时的中国女性内敛而羞涩，做不到巴黎妇女的粗犷不羁，但即使是艰苦时代，她们亦不放弃对美的渴求。中国姑娘们会精心地把头发盘起，裸出鹅弧颈项，或者在衣襟上用小碎花打个褶，用针线把被子上剪下的朱红汇到一处，那份苛求与精致，思之是要令人落泪的。
在七十年代，我们住的房子常常是几户走一个单元门，几户公用一个厕所。早起上厕所往往要排队，冬天还要在屋里接烟筒生火炉子，上班前还要把火封好，否则晚上回来火灭了。冬季大风一吹煤烟倒灌，一不注意便会发生煤气中毒。不仅如此，每月都要凭购煤证去煤厂买蜂窝煤，然后运到楼下往楼上搬。印象最深的是公共厨房，那可是小市民搬弄是非和窥探隐私的好处所，谁家偷偷从食堂弄了什么小菜，谁家天天能吃到莴笋炒肉……想起我家隔壁有个胖师傅，一进厨房就跟上了戏台子，一边拍着发黄的老蒜头，一边眉飞色舞、唾沫四溅地大讲特讲，牙缝还贴着片青菜叶儿，那情景可真是壮观。
在过去，外出的代步工具主要靠自行车，而作为一般依靠工资收入的家庭来说，要购买一辆新自行车，要压缩一两年的开支才能把钱凑齐，有了钱要想买到一辆新自行车，也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年一个单位只发给１～２张车票。那会儿自行车奇货可居，哪家买了辆二手车就幸福得不行，拐弯抹角非得把它拿出来卖弄一下。如今，不管买什么牌子的车，什么式样的自行车，山地还是普通型车任您选购，这几年甭说自行车，就是私人购买轿车的也不算什么新鲜事了。现在买汽车的人们也在愁，愁的是没个宽敞的地儿给那玩意驻脚了。
母子同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１９７４年６月４日《北京日报》
作者：《北京日报》通讯员
通县牛堡屯公社三间房生产大队贫农社员王秀琴已有五个女孩子，不再想要小孩了。她和当生产队长的丈夫高文胜商量好要做绝育手术。文胜的母亲高大妈知道这件事以后，很不满意。她生气地对文胜说：“我就你这么一个独生子，现在光有五个孙女，没有孙子，要是秀琴做了绝育手术，咱家不就绝后了吗？”高文胜听了妈妈的话意识到：孔孟之道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思想还毒害着母亲。于是，他对母亲说：“妈，听您说您先后生了十一个孩子，怎么就剩下我一个？”一句话，勾起了高大妈辛酸的回想：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自己生了十一个儿子，由于无力养活，卖掉、病死、饿死的就有十个，只剩下文胜一个。文胜十几岁就给地主扛长活……高大妈感慨地说：“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咱翻身得解放，就怕连你也活不到今天哩。”高文胜又说：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不论男女都要受压迫受剥削，没有活路可走，新社会男女都一样，都一样能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孔老二胡说什么“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林彪也极力散布什么“妇女无用”等反动谬论，两个葫芦装的都是一样的药，都是妄图束缚妇女的手足，把妇女变成他们复辟旧制度的工具和牺牲品。妈，您想想，我虽然没有男孩，但有五个女儿，她们上学的上学，工作的工作，不也和儿子一样吗？怎么能说这是绝后呢？党和政府号召我们要计划生育，我是队干部，我和秀琴都是党员，应该在这方面起带头作用啊！高文胜一席话，帮助妈妈提高了认识，同意了秀琴做绝育手术。
第二天，东方刚发白，高大妈就起床送秀琴到医院去。临别时，她拉着儿媳妇的手，笑容满面地说：“你放心去吧，家里的事由我照料。”
男生女生、三八线
七十年代的校园风景--男生女生、三八线
那时候，中学里的男生与女生是不说话的。彼此界限分明，在外面碰到都要冷眼相对，表现出“井水不犯河水”的架势。因同性坐在一起时常会弄些小动作或说小话，排座位时往往男女被搭配坐在一起。那时候课桌不像现在这样是分开各自一张，而是长条形的，两个人共用一张，连凳子也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男女坐在一起，若碰到桌子或凳子不稳的，你动我也动，大有“同舟共济”的感觉，而彼此的课本也是放在一个抽屉里，有时候难免混在一起，这样又给人一种“住在同一屋檐下”的感觉。所以，凡被分在同一桌的男女同学都被视为“小夫妻”。这样的“小夫妻”多半是“同床异梦”的。本来平时若在外碰到，彼此低头就走过了，但若变成了同桌，若在外碰到，为了怕别人笑话，势必要将头扭向一边，有时候，扭得过火，妨碍了视线，一个碰了窗棂，一个碰了立柱，彼此也得忍住痛昂首挺胸继续往前走。
同桌后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在课桌上刻“三八线”，当然，大部分课桌上有前辈们留下的“革命遗迹”，但这种遗迹往往在进行了精确的丈量之后，吃亏的一方若是男生，自然要被重新划线，这样，桌子的中间又会多一条新的“三八线”。从此，男女同学在“三八线”两边各自为政，彼此老死不相往来。有时候若谁没带橡皮擦，宁愿千里迢迢走过几张桌子向同类去借，绝不会向邻居委屈求全。有时候上课累了要用手托住腮帮，也总是背靠背，用彼此的屁股表达对对方的排斥。双方平时因越界行为难免会磕磕碰碰、吵吵闹闹，吵得严重时甚至还会吐痰在三八线上，甚至升级为男同学抓女同学的辫子女同学咬男同学的手的武斗行动。
当然，也有暧昧的时候，考试时，一方碰到不会做的题目，难免会向“三八线”那边投去求援的目光。有时也会有善意的回应，对方会顺势将自己的试卷往“三八线”附近挪一挪，若碰到比对方强的科目考试，自己也会有同样的善意表示。这种患难与共的感觉往往只限于彼此心领神会眼神交流的阶段，决不诉诸语言。因为是公平交易，考试过后，两不相欠，还跟往常一样彼此背靠背互不干涉地忙活。
那时候，课间休息时，男女生总是各自占据走廊的一角，各玩各的，男孩子往往在一起扭扭打打，女孩子则在一旁叽叽喳喳或是跳橡皮筋。若有一个女生矜持地、目不斜视地走过男生中间，男生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安静下来，可怕的沉默之后，便会哄地出现一阵莫名其妙的笑声，这便是男女生之间全部的交流。喜欢恶作剧的男生有时候会把一个老实巴交的男生强行塞进满是女生的教室里，然后将门从外面拉上。里面的男生在众多男生的哄笑和教室里女生低声的交头接耳中羞得满脸通红，在教室里上窜下跳，最后慌不择路，从窗子上爬出来，即使挂坏了衣服也在所不惜……
泡电影院、挑对象、自行车接新娘
七十年代的恋爱与结婚--泡电影院、挑对象、自行车接新娘
在七十年代，谈恋爱似乎是见不得人的事情，即使有情有意也得躲躲闪闪，好似搞地下活动一般。那时候常见女孩子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一见前面有人，赶紧下车，红着脸低着头羞答答地穿过旁人的视线。
看一场电影属于比较时髦的谈恋爱方式，小青年谈恋爱往往托人提早买好两张电影票，带上话梅之类的零食，若是夏天就买两根冰棍，边吃边看，蛮有生活情调的。电影散场后，手拉手去吃一碗阳春面或小馄饨夜宵，既经济又实惠。泡电影院日子久了，恋爱也自然而然谈成了。
那时，城里女孩插队下乡后与农村的小伙子结为伴侣，类似的婚事在当时常常登载在报纸上，作为一种革命风气加以提倡。那样的城市女孩子被人视为新时代女性的楷模。
城里男孩娶个农村的“小芳”则更为常见。李春波的《小芳》唱出了那个年代不知多少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现在，我们只能在影视作品里去重温那个年代的爱情镜头了：女孩一身格子衣，大辫子，在心爱的人面前将又粗又长的辫子拉到胸前，低头抚弄着，面若桃花，双唇紧抿，双脚不自然地搓着地面。
那时候，姑娘们找对象喜欢选择的职业是“四个轮子一把刀，革命红旗两边飘”。所谓“四个轮子”指驾驶员，“一把刀”指炊事员，“革命红旗两边飘”则是指革命军人。这些职业在当时是最吃香，也最为姑娘们所垂青的了。
除了职业以外，姑娘们对其他方面的要求也很高。正如当时的一首《择婿歌》所说的那样：“一表人才，二老归天，三转一响，四十平方，五十工资，六亲不认，七尺男儿，八面玲珑，九（酒）烟不沾，十分听话。”“三转一响”是指结婚时必须有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这些现在看来微不足道的东西，当时可算是高档商品了。“四十平方”是指住房面积。这首“择婿歌”的标准不可谓不高，条件不可谓不苛刻。
一些地方时兴用自行车接新娘，而且还要“永久”牌的。出嫁那天，女孩子很少涂脂抹粉，往往是素面朝天，穿的倒有些讲究，一件碎花对襟衬衫或者织锦嵌满紫金线的小花袄。新郎也理了个利落清爽的发型，用清水抹了，鬈曲晃眼。自行车一路颠簸着，身后是炮竹声声，烟尘呛得新人面目都有些发潮。新娘十指紧紧扣住车后座，指尖发颤，想伸手抱拥新郎后腰又有些羞赧，就这么勾着脖子僵硬地坐着。车轮偶尔与地面冲撞一下，她便趁势靠了上去，眼眶含满了泪水，幸福得满溢。
这一撞，似个温暖的抚慰，短暂的倚靠中，这对小新人给了彼此一个承诺。他们就这样一路晃啊晃，在各自的憧憬里，驶向了不知名的前方。
七十年代“偷情”般的阅读记忆--手抄本
在七十年代“文革”结束前，手抄本是当时流传甚广的“民间文学”。大凡四五十岁的人都知道，在“文革”时期，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大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很快便占领了文化的阵地。一些先在城市流传，后又传入农村的手抄本，成了城乡青年争相阅读和传抄的对象。虽然，这些手抄本不能被公开，有的人还因为手抄本判了刑，坐了牢，但还是没有阻挡着人们冒着危险去传抄，他们像争抢着红蓝气球的孩子，把过多的激情提炼并释放出来，去开垦属于自己的那片精神“麦田”。
“文革”时期形形色色的手抄本有１００多种，流传最广的有《第二次握手》《绿色的尸体》《梅花党》《一只绣花鞋》《余飞三下南京》（即《叶飞三下南京》）等。“文革”手抄本流传最甚的时候是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即使是在不甚发达的农村，也有“文革”手抄本传来，当时这些手抄本还属于禁书，若被上级发现或者是被别人揭发，受批评挨处分恐怕是免不了的，严重的还可能被批斗。
诗人北岛的《波动》写于１９７４年，也曾以手抄本形式传阅。比较起来，《波动》的形式要“成熟”得多，也表现了更多的艺术探索的成分。它由多层的第一人称叙述构成多层的独白。
在“文革”手抄本中，大部分还是健康或比较健康的，但也有一些哗众取宠及不健康的读物。这种不健康的手抄本，流传最广的是《曼娜回忆录》又名《少女之心》等。这些描写性生理、性行为、性体验的手抄本，在谈性色变，没有正确的性教育的年代，是很能俘获青年人的心的（现在看起来，这些手抄本的内容也是黄色的东西）。
“文革”手抄本作为那个年代的特有产物，是人们在动乱年代对精神生活的一种渴求，也是最易让人们接受的一种传播方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消遣和娱乐的谈资。众所周知，在那动乱的年代，除了八个样板戏之外，并没有多少书籍、电影供人们娱乐，手抄本自然也就受到人们的青睐被广泛传抄了。如今，这些手抄本经过二十多年的沉淀，能够保存下来并被正式出版，实属不易。正因如此，对于那些曾读过或抄过这些东西的过来人来说，无疑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再去重温一番当时的惊喜和激动。而那些苍白躁动的青春，那些在黑暗中阅读所获得的抚慰，却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了。
七十年代大快朵颐的记忆--冰棍
对于冰棍的记忆，成长在七十年代的儿童们最有感触。没有华丽的包装，也没有太多的品种，除了冰就是棍，但它对当时的每个儿童来说，都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小心翼翼地掀开包装纸，如掀开新娘的头巾，用舌头轻轻地舔它，如吻初恋情人的额头，表情是专注而神圣的，如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待冰棍的头部渐渐融化，被舔得像个火箭头，便用嘴含住它，忘情地吮吸，快感遍及全身，人都禁不住颤抖。这种情况下，身边往往会有一两个甚至一大群直流口水的观望者，他可能是与你正一起玩弹珠的小伙伴，也可能是邻家路过的小男孩。若你愿意，他可能会在你的监视下轻轻地尝上一口，若他只是轻轻地舔一下，你会在适当的时候让他再次享受一下，若他不由自主地咬了一口，哪怕只是一小口，你都会就此剥夺他与你共享快乐的权力，若他咬了一大口，呵，你俩玩弹珠可能就会因此而中断。
七十年代的冰棍是夏日里一道独特的风景。过去卖冰棍儿的不像现在冷饮店一溜几个大冰柜，玻璃盖，买什么品种一目了然，“冷饮批发”的大字横幅往上一挂，也甭吆喝。过去卖冰棍的多是用木箱子式的小车，长高不过三尺，外边白油漆一刷，透着清亮干净。木箱子不隔热，里边得用厚棉被捂着，要什么冰棍儿，掀开被子现找。冰棍儿车底下安四个小轱辘，推起小车一边走一边卖一边吆喝，吆喝挺简单，就是什么“奶油冰棍儿--红果冰棍儿--三分五分--”拉长点声，还有的喊“冰棍儿败火--”遇上淘气的小孩，接上一句“拉稀别找我”，算是逗个趣。
从开春到入夏，卖冰棍的推着小车，走街串巷，清脆的嗓门喊了起来：“奶油冰棍儿--五分一根儿--”还得拉长了声，当时的冰棍儿品种还不算多，常吃的也就是奶油的，小豆的，红果的，有时候也见过香蕉的，橘子的和白糖的。五分钱一根，三分钱一根，大伙儿吃的倒也是津津有味，小孩还兴一口一口嗍着吃，慢慢品味儿，可不像现在大口大口嚼着吃。后来。慢慢地冰棍有点换样了，出了一种双色冰棍儿，上半截是奶油的，下半截是橘子的，一白一黄两种颜色，在手上举着，鲜亮诱人。一根冰棍儿还能吃出两种味，是个新鲜物，算个创造了。再后来，双棒雪糕上市了，细长条的，一张纸里包着两根，两根连在一块冻着，要吃还得先掰开。双棒雪糕是纯奶制品，焦黄的颜色，吃到嘴里，黏乎乎的，不光是冰的感觉了。一时间，吃雪糕成了时尚，买一根不就等于买两根吗？倒方便情侣了。
七十年代的“战斗童年”--打水仗、打雪仗
七十年代可真是匮乏得可以，偷吃一根５分钱的冰棍还得躲到旮旯里，那墙角的霉湿味铺头盖脸地呛过来，但我们心里依旧乐得直抽风。那会儿大家伙常倚在门栏边上，翕张着嘴朝巷口张望，做梦都想着四邻能发生一点惊天动地的事儿，如哪家屋顶着了火，谁家的孩子被吊在梁上打得屁股脱了皮。可是奇迹很少发生，我们像守着一窝子婴孩的村妇，每天算计着日子过，愁得快要白了头。但大家总得找些乐子，而我们最欢喜的是偶尔为之的“战斗”。说是“战斗”，不一定就是横刀越马，披肝沥胆，年小的我们，更喜欢来个温柔的“颠覆”。
那会儿，“战斗”的主题之一就是打水仗，省钱实惠，还能顺势捞回两块漂亮的鹅卵石。说白了，打水仗可不是用水枪来打，而是不用任何器具的徒手游戏。每年放暑假的７～８月份，是最为酷热的时候，下河洗澡是我们那时候渴盼的美事。一帮孩子疯了似的冲向门外屋边的小河，站到齐腰深的水里，就不敢再往前走了，大家分成青红两帮，用手掌把水拂起来，打击对方。可以用单手，也可以用双手。但手掌不能切入水过深，这样的话，拂出去的水没有冲击力，手掌应该有一定的下压角度，用掌心击水，一股水流并不大，但却像水箭一样直扑对方的门面，几次击中的话，这个对手也是不好受的，会呛水。有个孩子特有意思，嘴角叼了根芦苇棒子潜水，半边白屁股全露在了面上。他还做出煞有介事的样子，蹲在一暗角儿，伺机攻击别人，我们哥几个约好了全都爬上岸去，热烈地聊着天、脸上不动声色。那家伙闷在水里，实在憋不住了，才挣扎着浮出头来，一脸悲愤状。他在岸边呆坐着猛喘粗气，脸红到脖子根，嗓子哑了半天才说出话来，我们怀疑再多个一时半会，他肯定得憋晕过去。不过大家都没有戳穿，依旧是嘻嘻哈哈的，继续用手拂水逗乐。他便有些感激，说要请我们去他家吃刚出锅的豆腐脑儿。一帮人自然是假意推脱，说了许多不着四六的话，而刚别过脸，眼角眉梢便吊了上去，心里高兴得要尖叫起来。
而更好玩的是打雪仗。持续的严寒里，漫天大雪飞舞，孩子们欢天喜地的模样像绒布底子衬出农民的忧愁。如果是在学校，那自然是在操场上就开起火来，我投一个“流星球”，你撒一把“回旋镖”。战斗总是进行得异常激烈，当我们回到教室里的时候，除了身上的一身雪水之外，头上还顶着几个大包。放学的路上，我们一样会打起来，不怕冷的，就直接用手去搓雪团子，随着战争的升级，搓团子的速度也在加快，手反而很热了，因此，玩打雪仗的小孩子很少有生冻疮的。这游戏往往是分成两派人对打，男孩、女孩全部上阵，打得过于激烈，连周围的雪都抓完了，女孩子自告奋勇地去运输“子弹”。把书包的东西腾出来，一人背好几个。在这种异性的神秘力量的感召下，我们男孩子更加团结一致，奋勇当先，最后，在一阵声嘶力竭的“冲锋”嚎叫里结束了战斗。对了，还有一次，一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让我们用雪把他身子给埋起来。他穿着厚棉袄，皮肤上贴着几片晶莹的雪，一行清鼻涕冷月般吊在脸上。最后，还是老师把他给抱了出来，用棉被捂着他在办公室的热炕上坐了好久，他才恢复知觉。没想到这傻蛋儿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啊！真是爽死我了！”不久前还听说有人在什刹海冰上用雪雕了一座大弥勒佛，那可真叫壮观啊，用朋友二胖的话说：“首都人民可真会过生活！”
现在都已过去那么多年，真要强迫自己去追忆，就有点白头宫女话当年的味道了。不过年少时的欢喜尖叫，还有自然对于我们的诱惑，都是那么地真切可感，就让我们轻轻地回过头来，道一声--再见了，童年。
七十年代的课余生活--剪纸、造琥珀、养蚕
剪纸这项技艺如今快要失传了，那些民间的大师们也大多已经作古。在很久以前，它常被用于宗教仪式，人们把纸剪成形态各异的物象，在死者葬礼上焚烧或随其一同下葬。而在七十年代，它可是女孩子们最拿手的活计，她们天生细腻乖巧，一张张彩色的电光纸，在白嫩嫩的手里对折，对折，再对折，然后小小的剪子情人般靠了过去，在上面运转自如地剪出各种花样来。牡丹，菊花，睡莲，燕子，蝴蝶，花鸟鱼虫，一个个蹦了出来，把男孩子们唬得一愣一愣的。那会儿，姑娘家大多爱静，家里来了陌生男人是要脸红的，着装也是稳稳妥妥，黄布军服，白塑料凉鞋，连头发都剪得齐整，一律留到耳下两三寸长。但她们剪纸时围聚在一起，嘴巴可是合不拢的，唧唧喳喳，东家长西家短，说得个个眼睛直冒光，那里遂成了小道消息的集散地。但剪纸终归是美丽的游戏，女孩子也因了这活计，举手投足间多了几分平日里少有的温柔。
南方的女孩子就不如北方女孩儿那么手巧了，她们不会用剪子直接剪纸。但南方女孩儿也有她们自己的玩法，不会剪，还不兴描摹下来照着刻吗？所以南方不叫剪纸，而叫刻剪纸呢。用一张彩色电光纸，彩面朝下，底下垫着剪纸，面上用铅笔唰唰唰地涂，垫在底下的剪纸轮廓立时黑白分明地显现出来，然后用爸爸的刮胡子刀片把白的部分刻掉，留下来的就是跟原剪纸一样的剪纸啦。不错，创造性少了些，但女孩子还是练就了手巧心细，也多了几大本夹在书中的漂亮剪纸，同伴们互相间交流时也多了好多话题啊。不少女孩子在刻剪纸时，眼睛老盯着那细小的空白刻呀刻的，视力多少都受到影响了，不信你问问一些戴眼镜的中年南方女子，她小时候刻过剪纸吗？
那会儿我们是很容易怅惘的，对零食的欲望和辛苦的劳作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况且学校常常停课，日子是那么的长，怎么过也过不完。但一切仍在日日夜夜地向前，容不得我们喘息，大家总要搞些娱乐，将这冗长的时光打发过去。所以，造琥珀很容易就成了风靡各学校的游戏。把买来的优质松香，放在小杯子里，然后根据虫儿大小掺少量酒精，再用文火加热，直到松香熔化，含的酒精基本上蒸发就好了。之后把标本倒入四四方方的火柴盒里，用小刀把多余的部分削去，再经过酒精洗涤、晾干，这样整块人造琥珀就通身透明了。虫子闭了眼睛躺在里面，好似在呜咽地唱着挽歌。把琥珀放在太阳底下看，荧荧闪闪，我们的眼睛也跟着眨巴眨巴着，仿佛要一起隐入那光的深处。
在七十年代，养蚕也是大家伙最痴迷的课余活动之一。孩儿家背着大人，拿了家里的碎布头，短了的花衣裳，甚至心爱的连环画，换回一些未经孵化的蚕卵或是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幼蚕。放养小宝贝的一般是铁质的针线盒，得在上面打几个出气口，要不然这些娇嫩的玩意儿半天就得翘辫子。放在家里看着不过瘾，一伙人把它们拎到学校里去，塞到木抽屉里，再挖出一条缝来，上课时眯了小眼趴在桌面上细细赏玩。那会儿孩子们的头脑特清明无邪，课间休息时便凑在一起，比谁养的蚕最大，谁的最肥最白，羡煞了好多没蚕的同学。下课放学了，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摘桑叶喂蚕宝宝。那些白胖胖的小家伙，每天除了吃还是吃，吃饱了便敞开身子骨心安理得地睡，享受得似个神仙。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这些蚕渐渐变成蛹，再缚茧抽丝，最后羽化成蛾。它们为自己的生命打开了一道道的锁，并矢志不渝地朝光亮处飞升，完成了旅程中最美丽的蜕变。
七十年代的票证记忆--粮票、油票、布票……
在七十年代，如果你手中只有人民币想买到生活的必需品，那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美好愿望而已。那可是个不折不扣的“票证年代”，大事小事都要严格遵循票证制度。
在“文革”末期，票证有：粮票、油票、煤饼票、豆制品票、肥皂票、香烟票、火柴票、肉票、鱼票、蛋票、布票、煤油票等，另外还有一本每户人家购紧张商品用的购货证。逢年过节时，有许多的票证临时等待通知才知道用于购买何物。而这些票证中又细分为许多不同的种类。如粮票中就可分为粳米、籼米，油票中又有菜油、麻油之分等。那时节，一个人若没有票证，你就寸步难行。假若你出差在外，首先要凭单位证明兑换好全国粮票，否则，全国的大小饭店、市场，一律谢绝供应，哪怕你说破嘴皮，连一片饼干也买不来，你就等着挨饿吧。
每个家庭每月要弄清这数十种的票子的用途，况且，那许多的票子颜色、大小十分接近，政府为了贯彻节约的原则，票子印得非常小，像粮票、油票等，不及小指宽，只有半寸长，对于眼神不好，没有文化的老太太或家庭主妇来说，辨别这些票子，那是一个不小的困难，常常闹出许多笑话。有些老年人因为老眼昏花，看颜色相近，时常将豆制品票拿去买肥皂，油票拿去买火柴。
在七十年代，就算买包烟也要凭票，虽然市面上供应的都是三四角钱一包的中低档香烟，那也得揣张票才能买到。每家每月的供应量还分为大小户，八包或十六包，三角以上的烟为甲级，三角以下的为乙级烟。有些人烟瘾上来了，就不得不拉下面子，死皮赖脸地跟女营业员死磕。他们围聚在柜台前，伸长了脖子问：“能用乙级票买甲级烟吗？放一码吧，做做好事吧！”或者他们会向前来购烟的老年人“游说”，“你们年纪大了，香烟吸差一点的还可以给孙子买上两粒糖吃，把好烟票换给我吧，我叫你爷爷也可以”。就这样死缠着不肯走开，像一群苍蝇一样叮在柜台前。这些烟鬼们还会采取“移花接木”的方法，将烟票涂改嫁接，他们惯用的伎俩是号码粘贴拼接，或用同色的笔来修改号码，做起来不亚于姑娘绣花般的细心，一不小心就要被他们蒙混过关。
而那些粗陋的票证往往还会印些指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严禁倒买倒卖”，“服务人民，凭票供应”，一副大义凛然的脸孔，让人捏在手心里都要冒汗。如今，这些玩意儿已变为旧物市场上的新贵，赤裸裸地敞开胸膛，等着爱它的人来赎。
七十年代的时尚记忆--自行车、电视机、上海货
因身处农村，十八岁之前我没有见过火车。村支书的儿子二蛋说它非常长，还会像马一样地叫，呼啸而过时能把你耳朵给震聋了。他说的时候用手抠着鼻子，眼睑朝上翻，小脸儿骄傲得通红。我当时一脸崇拜地看着他，那东西对我吸引力太大了，连做梦都想到隔壁村看一下火车。可惜那时家里穷，买不起自行车，所以那个愿望就一直搁着。直到有天听伙伴们说二蛋又尿床了，我就知道机会来了。这小子喜欢我们班上一个最胖的女生，我答应不把他那破事捅给那胖丫头听，他才不情不愿地把家里最破的一辆车借给我，还说好了只能用半天。后来，我终于看到了火车，它又黑又长，但开得很慢，恍惚能看到车里的人漫不经心的表情。果然，那玩意儿还会嘶叫，不过声音极惨烈，像被开水烫伤一般。好不容易弄来的单车真是破得不行，一路上掉了三次链，最后还是推着走回来的。回来之后很久，我们家也买来辆二手的自行车。那时候，买自行车要比现在买汽车还难，但它却一直搁在墙角里，偶尔用来驮一下谷子，我也再没有了看火车的心情。
在七十年代，电视机也是金贵得很，只有极少数领导干部家里才买得起。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是大伙集资买的，１４寸，小得可怜，还是黑白的。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摆在公社里，一来可以防贼，二来可以向邻村来的人显摆。每天晚上，７点钟一过，公社的大会场里就人山人海。电视机前晃满了人，因为人太多，挤不进去，大家伙儿只能竖起耳朵“听电视”。如果天气闷热，汗臭味就会熏得人发晕。那架势好像在开批斗大会，小板凳、竹席子、塑料薄膜全铺在地上，连成一片，每个人都全神贯注，不敢发出任何声响。因为隔得太远，就常会发生这种状况，一人焦急地问另一人：“我听到枪响了，电视里那闺女怎么了？”被问者竖起耳朵，眉头紧锁，满有把握地答道：“死了。”旁边就有人跟着嚷道：“她不叫一声就死了？”“听说还是给一男的逼死的！”“真的？”“嗯，那还能蒙你？”到了最后，都不知道他们是在看电视，还是自己给自己编故事。
对了，那时还特流行上海货，人们说起上海，就像谈论现在的巴黎。上海产的手表、服装、麦乳精、奶糖、的确良、丝袜、白球鞋，都是时尚生活的标志。那会儿能带上块手表，比现在有钻戒的人还得意，带的时候唯恐别人不知道，经常故意捋高了袖管来炫耀。上海产的奶糖也是孩儿家最钟情的玩意儿，连掉在板凳底的碎屑，也要捡起来，再塞到牙缝里。还有上海来的的确良、灯心绒，都是女孩子眼里朝思暮想的高档货。到了七十年代末，纺织品又多了好多款式：夹丝膨体纱、涤纶草绿府绸、薄形弹力袜、仿烤花大衣呢、真丝软缎被面……看得你眼睛眨不过来。那会儿在孩子中最流行穿白球鞋，出门前我们总用鞋粉把它刷白，再不成就直接用粉笔灰往上面抹。有些摩登的女青年还穿起了丝袜，但给人感觉过于暧昧，得使劲用长裙子捂着，既想展露出来又害怕别人看见，那表情好像在宣称：“我美丽，但我依旧纯真！”
七十年代冬天取暖的方式--挤刨花、斗鸡
话说七十年代，大家伙儿都还小，正在上学，谈情说爱政策不允许，也没赶上趟儿，就一心扑在书海里，对着课本经营着心底的故事。好像儿时的冬天也总是特别冷，上完早自习之后，脚仍然没有知觉。回廊里的玻璃窗上也结了霜花。那时候的冷还不是一般的冷，不过人们老爱套些吉利话，冻得受不了了，就安慰自己道：“瑞雪兆丰年。”
那时，我们只能在教室前头支个小炉子，火苗子被风刮得直晃悠，大家看了心里愈发地觉得冷。板凳是不敢直接坐的，垫了好几层破牛皮纸，因为它上面镀了层铁，你屁股一贴上去，那份冰凉透过你的棉裤渗进来，可真够刺骨的。所以我们做梦都盼着那课间休息的十分钟，它是大家活动身子骨，抖落几分寒意的好时机。那时最流行的游戏叫“挤刨花”，它在有的地方也叫“挤油渣”。这个“挤”字可真是恰到好处，像沙漏般记录了童年某一日里倏忽光影的流动。刨花是什么就是从木头上刨下来的木屑片儿，那么，“挤刨花”就好理解了，选一个老师看不到的角落，几个孩子首先靠在角落里，外面的孩子开始往里挤，人是越多越好，里面的孩子开始向外面挣扎，力量的冲突简直势不可挡。在一旁观看的女孩突然被她身后的人一推，也不由自主地挤了进来，这就好看了，一些人呼天抢地，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一个劲儿地在人堆里乱蹿。那个年代人心地单纯，即使男女贴在一起，谁也不会想岔了，如果是出现在现在，没准就有人高喊“非礼”了。游戏一直要进行到上课铃响起，大家才逐渐散开，这会儿浑身发热，甚至还会出汗。这点热量，足以抵挡四十五分钟的上课时间了。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体味到一点肌肤之亲的温暖，女孩白嫩的手在男生身上不经意的拍打，会使他们在枯燥的课堂上度过许多美妙的辰光。
不过，就刚勇的男孩子而言，斗鸡是我们课间首选的玩乐。斗鸡也叫“撞拐子”，是最能体现男儿气概的战斗了。斗鸡是采用金鸡独立式，一只脚盘起来，用手抓住脚脖子，膝盖就是打倒对手的利器。可以两人决斗，也可以分帮对垒，双脚接触地面为输。这个游戏很考验体力和平衡力。孩子的想像力是无穷的，那个时代谁也不懂武术，甚至连这个词都没有听说过，但一些孩子会突然跳起来，猛扑向对手的胸部，完成一个高难度的“飞膝”动作。多年以后，我在观看泰拳表演时才发现，“飞膝”原来是泰拳的杀手锏。在分帮对垒中，身体好的孩子往往是大家争夺的筹码，他们必须以一当五，即使如此，胜利者一般都是拥有大个儿的一帮，很多个子小的，对手根本还没有触及到，就自动把腿放下来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一个小学时代的同学有一天碰到我，对我说，“曾经有一个膝盖摆在我面前，可是我撞不倒他，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了。如果上天让我再来一次，我会选择从旁痛下杀手”听着这话，我们开始大笑，然后眼泪从长了鱼尾纹的眼睑滴落下来……
七十年代耳朵的狂欢记忆--广播、收音机、高音喇叭
在七十年代，革命斗争进行得红红火火，各种各样的通知冷不丁就从挂在田间木头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里飙出来。为了及时传达中央精神，田间安装了不少这样的高音喇叭，隔不远就有一个。通知是早、中、晚广播三次，一般都会连播好几遍，女播音员好听的县城口音在田间回响。因为传送距离不一，野外听来，就好像有几个人一前一后讲着同样的话。早起赶路的人草鞋踩着冰凉的露水，身上残留着被窝里的热气，脑子里迷迷糊糊，只觉得那种声音好听，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那时，人们空洞的激情无以寄托，高音喇叭是链接我们和外面世界的一个窗口，那些枯燥的新闻会让我们觉得心里很空，但过去了的，就成了最温暖绵长的回忆。
那会儿，四处大搞建设，经常可见一间间用破木板和石棉瓦搭建起来的民工棚。冬天的时候，它们顶上就会蒙上一层层的芦苇草，最高处还插着一杆红旗，在寒冬中迎风招展。那时候政治气氛浓烈，有些居民房和民工棚顶连了有线广播。而公社的广播是全村人注目的焦点，在放完《东方红》的开播曲之后，立即放小钢炮似的播送一条紧急通知。它们内容大致如此--
社员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紧急通知。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接县革委会通知，近日有一条黑色疯狗窜入我县，已造成多起人畜伤亡事故。公社革委会昨夜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１．全体社员同志们要百倍提高警惕，发现情况火速报告。
２．全社基干民兵立即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以鲜血和生命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３．今天上午八点各大队革委会主任到公社开会，布置有关打狗事项。
军人干部家里的广播也在播这条通知。那是一个镂刻着五角星的木头盒子，挂在灶屋的墙上，被烟熏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纸盆已经松弛，放出来的是一大堆含糊不清的沙沙声，嘟噜声，有时候干脆什么声音都没有，但过一阵又突然神经质地钻出来一些莫名其妙的尖利细小的声音。
二十多年前，电视看不上，我们这些小屁孩，就拎一块砖头似的收音机，用衣袖抹着鼻涕，啪嗒啪嗒地在街上晃悠。当年的收音机外壳没有现在那么鲜亮光滑，最流行的是自己动手做的仿红灯收音机。它内部是哥们儿用晶体管焊的，机壳是用木板粘的，红灯商标则是用红色有机玻璃雕出来的。只有那块玻璃刻度盘是要专门托人买的。那玩意儿，在外观上不细看简直和真红灯一样，加上椭圆形喇叭，每每放起，那洪亮的音色至今难忘。那会儿，人们连吃饭都成问题，不像现在，还能到ＫＴＶ里唱一下卡拉ＯＫ。小青年们也挺会算计，那一首歌下来还不得损失几斤小菜，所以只好窝在家里听听收音机。当时国内的电台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省台为主，节目以新闻、政治学习、样板戏、革命音乐、小说、电影录音和广播剧为主，有对工人、对学生、对贫下中农、对解放军的专题广播，每次约半小时。最好听的是电影录音，在难得看到电影的时代，电影录音被做得十分精致。记得老爷子爱听粤剧，经常摇着脑袋瓜儿，咿咿呀呀地跟着哼将起来。看着他脸上少有的温柔表情，我们也在旁边搓着小手，乐得屁颠屁颠的。还有那乡下来的老阿姨，总是一脸诧异地问起：嗬，打哪弄了个小人儿，搁到这小壳子里？我们在一旁笑得喘不过气来。
七十年代街头巷尾的风景--滚铁环、抽陀螺
一天在网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它的小标题是“相同的游戏，不同的感觉”：一位高加索男孩在印古什首府纳兹兰以北２５公里外的一个村庄玩滚铁环，他是因印古什和奥塞梯的长期战火而逃到此难民营的。滚铁环曾经是我们很多人幼小时的记忆之一，但是当小孩除了滚铁环之外还必须面对炮声、死亡和难民营时，任何一个充满儿时记忆的人都不再会感到憧憬和乐趣。而纯真的小孩正是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自己的苦难童年勾画一点亮色。
又想起我们的七十年代，滚铁环几乎是每个男孩子都具备的本领。那会儿铁棍、铁屑早已被外来民工，收破烂的大爷撮得差不多了，家里都穷，小伙伴们没办法儿，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瞎掺和。后来，不知听谁说电影院刚拆迁，后面堆了成片的废铁。到那儿一看，简直是瞎掰，只有几圈锈铁丝被遗弃在臭水沟旁，叉拉着“两腿”，像一群没妈的孩子。可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家伙好久没闻到“腥味”，立马啪啦啪啦全给弄回家里去了。活计倒很简单，用一根粗铁丝扭成的铁钩钩住铁环，就可以推动铁环来回滚动。技艺高超的男孩可以让这只“风火轮”一直不倒，如果要经过一些不平路面和水坑的话，那就类似于一种简单而有趣的杂技了。有些男孩为了增加铁环声音的“威势”。还在铁环上加了几个小铁丝的小圈，这样一来，铁环滚动的声音就越发大了，就有点像现在的汽车的警报声，旁人一听，立马闪出一条道来。我们那时的铁环，认为最好的是榨油饼的铁箍，宽宽的边，且散发着淡淡的菜油香，可惜极难觅到。还有一种好的叫“锯齿铁环”，这要在城里去找，一般是托父母上街时到城里的工厂里找的，约有４毫米厚，２厘米宽，直径在４０厘米左右，内圈有整齐的铁齿，一般是钢铸件，非常坚硬，声音也十分清脆，一般的铁环碰上它，就只有倒霉的份儿。在黄泥路与青石巷里，孩子们在不知疲倦地奔跑，夕阳在他们身后沉沉而落，一群飞鸟从阴影尽处掠起，喧闹声惊醒了藤椅上的老者……
与滚铁环同时上阵的游戏还有抽陀螺。陀螺也叫砣螺，有些地方反过来叫，称之为“螺陀”，常见的是梨形圆锥体，底下是尖的，可以用手指转动，也可以用细绳或鞭子抽动使其旋转。这是我们那时的男孩子最钟爱的了。陀螺是古老的玩具，七十年代，陀螺还有出售的，出自那时的农村木匠之手，做工相当的漂亮。我们那时谁拥有的陀螺越多，越好看，谁在同伴中的地位越高。我们一般都拥有几个陀螺，多是自己用刀砍制的，有的还用油漆涂上颜色。那时的晒场、操场便成了我们过把瘾的地方，狠狠地抽动陀螺，飞快地旋转，一如转瞬即逝的童年。那时候数斗陀螺最好玩了，几个争强好胜的男孩子三五一堆，比赛旋转的时间，看谁的陀螺抽得最远，最激烈的是两个陀螺相撞。最得意的是一个人可以同时玩几个陀螺，满头汗水疯狂地奔走在陀螺之间，不停地抽，就像一个吆五喝六的暴君，在路人艳羡的目光中，觉得自己还真的飘起来了！那会儿还有许多小女生胆怯地捏着衣襟围观，男孩子便威风地抖了起来，手中皮鞭“飒飒”作响，扬声喊着：“赐予我力量吧！”不过，当时那普通话夹着很重的乡音，你隔了条巷子还能听得出，他分明说的是--“赐予俺力量吧！”呵呵，如今回想起来，真有点像喝了双倍的“可乐＋冰”，怎一个爽字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