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窥视世界的窗口--外国电影、外国歌曲
现在的新新人类喜欢看大片，《拯救大兵瑞恩》《珍珠港》《时时刻刻》《八英里》；且大多迷恋摇滚、披头士、平克·弗洛依德、Ｕ２、Ａｉｒ、Ｓｔｉｎｇ……他们还是打口碟滋养起来的一代，可以从堆积成山的ＶＣＤ里找寻自己的热爱，敏锐地捕捉最新的潮流资讯，主导着自己的娱乐方向。而放眼七十年代，那会儿没有汉堡和黄油，只有难以下咽的煮地瓜和老玉米，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许多孩子瘦得像难民。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大队和公社里时不时能放上一场外国电影，收工了还能对着手抄本哼两首外国歌曲，这就是贫瘠年月里人们唯一可以抓牢的精神食粮。
那会儿，很长一段时间占领中国银幕的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如《战斗的早晨》《勇敢者的道路》《小贝尼》《第八个是铜像》。在那样一个禁欲的年代，电影中稍微有点出格的镜头都会引起骚动。有一部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一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颇激动人心。放映时总是会引起一片叽叽喳喳的议论，闭幕后小青年还兴奋得睡不着，加了班在床上卧谈。还有朝鲜电影，诸如《鲜花盛开的村庄》《卖花姑娘》《看不见的战线》，以及稍后非常煽情的《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以及两部苏联早期电影《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１９１８》。《列宁在１９１８》中有一小段《天鹅湖》舞，有些人买了票，反复看，只要那半分钟的《天鹅湖》舞一结束，就立刻堂而皇之地退场。而在七十年代末，日本电影《人证》里面有一个女主角淋浴的镜头。许多观众好像受不了了，都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而外国歌曲的传播就不那么顺当了，“文革”结束前，它们几乎全部被批作“反动”、“黄色”、“封资修”，遭到查禁。官方传媒中外国歌曲几乎绝迹。学校里所教的歌曲除了《东方红》，就是革命现代京剧，其他歌曲尤其是外国歌曲都被斥为黄色歌曲，一概不准传唱。但是，有一首法国歌曲“一花独放”，成为例外，这就是《国际歌》。这首歌在“文革”期间广播电台天天播放，在一些群众集会上通常作为终场歌曲齐唱。到了１９７０年更是“大放异彩”。
当时与中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只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于是，随着阿尔巴尼亚访华文艺团体的演出增加，一些阿尔巴尼亚歌曲便得到流传。除去那首阿尔巴尼亚人作曲的“毛主席语录歌”《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广为传唱外，当时流传的还有《北京－地拉那》《一手拿镐，一手拿枪》《越南，阿尔巴尼亚支持你》等。“文革”中后期，朝鲜电影也开始进军中国影坛。《卖花姑娘》《轧钢工人》等影片上映后，片中的歌曲也随之流行。尤其是《卖花姑娘》，它悠扬舒缓的主旋律，忧伤和企盼相济的卖花歌，欢快明朗的买药回来时的插曲，狂风暴雨中花妮痛哭时那凄凉哀婉的歌曲，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鲜歌曲一下被众人争相传唱。
当时在群众中，受批判的外国歌曲依然在悄悄流行。特别是在知识青年下乡后，知青们更是公开地唱起了曾被他们自己批判和唾弃过的外国歌曲。一些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在年轻人中暗地传唱，《三套车》《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灯光》《小路》《纺织姑娘》《孤独的手风琴》等，以俄罗斯特有的沉郁、凝重和忧伤传达着当时青年们内心的失落感。很多人都会不由自主有声无声地哼唱这些曲子或是偷偷用笛子或口琴来演奏。
那些电影和歌曲如今已不知被遗弃在了哪里，年轻一代更是奔着跑着往前赶，各种流行时尚刻在了他们的皮肉和呼吸里。
七十年代灵动翻飞的手--翻猪蹄、绕胶线
现在，传媒业发达，每年十几万种图书铺天盖地的朝你压过来。许多人家里联了网，各种最新的流行资讯看得你目不暇接，每天黑了两眼圈在网上冲浪。报章杂志也是加班加点地印，还请了许多文化名流在上面开专栏，告诉你怎么化妆，怎么穿衣打扮，哪里的美食最好吃，怎样的生活品味才算是高，甚至还教你怎么缓解性压抑……眼花缭乱地看下来，没有一个是认真地教你怎么玩，更没有一个会说起我们童年的游戏。
那会儿的游戏太多了，用手指头玩的就有好几种。先看一下“翻猪蹄”，说白了，就是“翻东南西北”。先用纸叠一个猪蹄形状的玩艺儿，“猪蹄”的四面分别写上“东南西北”。里边再写上些逗弄调侃的话，诸如：“你可比猪漂亮多了”、“抽你两耳光子”。这种游戏还得叠“猪蹄”的孩子上门拉生意，逮住一哥们儿，劈头盖脸地问过去，要南还是北？憨厚的常会挠挠头，然后来个精彩二选一。那翻的人再问，多少下？嗯，十五下。于是两张小嘴开始数数，猪蹄也跟着翻了十五下。结果可想而知，触了个大霉头，被“痛打八十大板”或是“朝东南西北各翘一次屁股”。受捉弄的人心里多了层委屈，自然是不服，坚持要求再玩下去。要东还要西？我要西。多少下？二十八下，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猪蹄”的主人嘴角一弯，笑得狡黠，循规蹈矩地数到二十八，嗬，“你是一只猪”。被戏弄的人下不了台，争着抢着要他全翻出来看一下，里面都写了些啥？瞪着眼珠子看完了，竟没一句好话，便撕破了脸皮，追逐打闹起来。不过，也可以两个都有“猪蹄”的人一起玩，这样比较公平，因为猜不出是福是祸，大家都有些冒险的快乐。
用手指来比赛的还有绕胶线，有些地方也叫它“翻绳子”。许多旁观的大人看得目瞪口呆，短短一根胶线居然可以玩出那么多花样。什么“旭日东升”、“孔雀开屏”、“丹凤朝阳”、“飞机”、“风车”、“牛眼”、“北斗七星”、“海上明月”，保准会让那些木讷手拙的人想买块豆腐一头撞晕过去。那些胶线都是地摊上买的，用大尺子量，１分钱两尺，便宜实在。有些很复杂的图案，用一根胶线不够，得找上两个伙伴，把几根拼接在一起，手腕、手肘密密麻麻地缠了一团。在图案之上又加了一层图案，在线之间还可以再用线打结，错手中常让人找不到出路，这时大家只能干瞪着眼，坐在椅子上呆愣着。有时大家闲得慌了，就绞尽脑汁想出些新鲜的玩法，比如两个人凑在一起，看谁能翻的花样多。旁边的人一听就来劲了，翘着屁股兴冲冲地帮忙记着数，十根手指数不过来，就拿了别人的指头一起数。最后手指和眼睛都忙不过来，大家乐得直喘气儿。但赌的两个人谁也不肯停下来，都憋着一口气，非得赛到底，他们的眼神都是直的了，两手却还在精灵般的抖动。一旁看的人渐渐没了劲儿，觉得那两人都有点傻，就自顾自地玩去了。
七十年代煤油灯的记忆--玩“手影”、看书、做作业
在七十年代，蜡烛是种奢侈品，煤油却很便宜，没有蜡烛亮，但是很耐烧。那种灯不像阿拉丁手里的那种，而是玻璃做的，高而瘦，上面是一个圆形的容器，再上面是个如张开嘴的蛤蟆似的口，里面藏着灯芯，最上面是一个玻璃做的烟囱，中间凸起，火苗在中间跳动，煞是有趣。
煤油灯下，父母亲总是在唠叨着一些陈年旧事，告诉我们五六十年代的生活如何如何，爷爷奶奶传给他们的东西是多么微薄，而他们又是如何成了这个家的。兴头上，母亲会唱“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父亲也会拿出尘封已久的二胡，咿咿呀呀地拉上一阵，连母亲都不知道拉的是什么。有时候孩子会撒娇要他说个故事，故事总是以“从前，有个小孩，好吃又懒做”开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赶紧摇他的手和脚：“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你说的是我。说个吓人的吧！”父亲微微笑着，又开始瞎骗：“一个漆黑的夜晚……”听来毛骨悚然，赶紧往父亲怀里钻。望着煤油灯幢幢的火影，全幻化成了一个个鬼影，于是怕得浑身哆嗦，再次求着父亲不要再说了，实在编不下去的父亲正好顺水推舟。接下来父亲便在煤油灯前玩“手影”。把手放在煤油灯前，变幻手的形状，墙上的手影便变成了鹅、飞机或是人头，非常好玩。
更多的时候，是在煤油灯下看书，写作业。母亲在一边纳鞋底或补衣服。夏天的时候还不时给我扇蚊子。
如今，煤油灯早已不知所踪，母亲也已经老了，明亮的电灯下，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的满头银丝，总是在不经意间回想起煤油灯旁她并不苍老的容颜……
七十年代与泥土亲密接触的记忆--打弹珠、关刀
打弹珠是古老的游戏了，有野史说慈禧在宫里的时候，也经常与太监们以此逗乐。这十有八九是胡撰，但不管怎么说，她那份闲散之心实在是让人羡慕。两指头按住日历，顺着光阴的去向追溯，它历史也真够悠久的了。以前不是还有打陶瓷弹珠、钢珠、泥丸的玩法吗？到了七十年代，就只剩下打玻璃弹珠了。那玻璃弹珠又被孩儿家分为两种，一类是嵌花弹珠，一类是白玻璃弹珠。有了顺手的物什，折腾起来就容易多了，最常见的玩法有两种：“出纲”或“打老虎洞”。在地上划线为界，谁的玻璃珠被打出去就输，这叫“出纲”；或在地上挖出五个坑，谁先打完五个洞，就变成“老虎”，然后打着谁，就把谁的玻璃珠吃掉，这叫“打老虎洞”。情况有些类似现在的高尔夫。
有些孩子觉得这个玩法复杂了，就讲求一对一“单挑”。如果自己的弹子掉进了圈子内，那就“烧死”了，弹子全归对手。这样下来，一次输赢往往在几十枚弹珠以上。那时，有些“老玩家”的技艺是十分出众的，可以击中三四米开外的弹子，连大人们也觉得神乎其神。赌得上瘾了，总有些人输得体无完肤，把“镇山之宝”--嵌花弹珠也拿出来了，企图赤膊上阵，拼个鱼死网破。那可真是不得了，一颗嵌花玻璃珠能抵两个白玻璃球，一颗透明大珠抵五个白玻璃球，而一鸡蛋大的嵌花珠则可以抵十个玻璃球！尽管如此“舍生忘死”，但还是输得精光，只好站在一旁观看，过着干瘾也比回家强啊。
那会儿能夺走打弹珠半壁江山的游戏只有“关刀”。它也叫“剁地”、“划土地”，是简便易行的两人游戏。在稀软的薄土上划一个方块，平分成两半，用小刀、磨尖的钢锥子之类的东西，抖手掼入地上。它玩法还有些讲究，首先在自己领地掼三次，成功后在对方领地掼一次，胜利者可沿刀痕划一直线瓜分对方领土，由对方选择保留哪一块，然后可以继续上述过程，直到对方领土已经小得无法掼上刀为止。四次中有一次不成功，就把刀交给对方。
娃娃们喜欢刀，但如何使用刀却知道得不多。刀不仅仅是一种武器，还是分割领土的仪器。就像课堂上老师讲《庄子》，说什么“天子剑”、“诸侯剑”、“庶民剑”，这个游戏就像一扇隐秘的边门，我们在门廊边张望，几千年金戈铁马的历史从眼帘底下缓缓行过。“关刀”的野心是通过刀锋来展示的，小小的游戏场上浓缩了土地掠夺时代的隐忍与谋略，很容易让参加者联想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古话，心情也随之变得晦暗起来。
那年月，沿街“满坑满谷”的大字报都在叫嚣“我们是土地的儿子”，但对于年少的我们而言，除了打弹珠和关刀外，与土地相关的游戏是少之又少，过多的激情都被消耗在猥琐的揣度与争斗中了。唯一记得的这两样，也有些面目不清，像拓在了陈年的诗稿上，裹携着一层灰土，纠缠在了混沌的记忆里。
七十年代最浪漫的记忆--露天电影
露天电影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不过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便有些恍惚，心里只剩下多年以前那一眼的空洞。而在七十年代，它可以说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娱乐”活动：夜色已阑，在空旷的田野或学校的操场上树两根高竿，支一方白幕，就可以放电影了。
夏天最热闹，大人们每人拿把大蒲扇，早早的就规规距距地在白幕前等待开演。一边嗑着瓜子一边拉着家常。小孩子们在人群中蹿来蹿去，嬉戏打闹，有的在父母怀里吵着闹着要买冰棍儿。姑娘们则一脸的矜持，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角，叽叽喳喳，不时心怀戒备却又满脸好奇地瞟瞟在身边晃来晃去的小伙子。待天黑之后，放映员便满嘴的酒气，被簇拥着大摇大摆地走到放映机前。提片子的亦步亦趋跟在后面，好奇的人蜂拥而上，一下子，“哦，战斗片”的喊声此起彼伏。放映员一阵大大咧咧的摆弄之后，一束白光射到了白幕上，上面映出几个愣头愣脑的脑袋影子，还有恶作剧地挥舞着的手影，于是后面有人大骂：猪脑袋，别晃了，鸡爪子，莫摇了。前面的人听到骂声不服气，继续摇头晃脑、摆手，还不时回过头来对骂：我是你老子。回头时才发觉光线太强，刺得眼睛发黑，赶紧回过头去，揉着被刺得发痛的眼睛，半天才看得清东西，周围的人一阵哄笑。直到绑在柱子上的大喇叭响起电影的前奏曲，前面的人这才收敛了恶作剧。顿时全场鸦雀无声，所有的眼睛全盯在了银幕上。好奇的人还会走到银幕后面去看，发现除了字幕是反的，居然也能看得清楚。碰到换片的间隙，口哨声，怪叫声四起，在光束前的恶作剧也再次重演，骂声也如期而至。那时候银幕上的形象非好即坏，非我即敌，所以正面人物一出场，往往引起一片啧啧的赞叹声，若是反面人物登场，必然是歪顶着帽子，一脸的委琐，人群中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哄笑声……电影结束，往往已是深夜，月亮依然高悬在天上，人群各自散去，小孩的哭闹声，找人的叫喊声，对影片的议论声，还有要融掉的冰棍减价抛售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声音如水面上荡起的涟漪，向周遭的村庄依次散去。操场上重归黑夜的宁静，而邻近的村庄不时地传来狗叫声，月光下每个人都打着手电，或是提着煤油灯，带着看电影后的激情与喜悦快步走向自己的家门……
若是冬天，即使是天寒地冻，人们看电影的热情也丝毫不会减退。小孩子们依然是最积极的，在冰冻的雪地里你追我逐，嘴里哈出的热气在人群中飘来飘去。老年人也不甘示弱，每人提着个火箱钵，钵里备足了木炭，披个军大衣，戴着吊两只大耳朵的毛帽，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留两只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银幕，看到精彩处，从衣袋里拿出一个烟盒，从里面掂出一张半个巴掌大的纸片来，再掏点烟丝叶，卷成一只旱烟，在火箱钵里点着了，便吧哒吧哒地抽了起来，引来周围人好一阵咳嗽。有人看电影途中肚子饿了，就从衣袋里掏出随身带着的红薯，放在火箱钵里烤熟，烤红薯的香味引来了周围人羡慕的目光。偶尔也会有惊叫声从人群中响起，那是某个粗心的妈妈将孩子的鞋子放在火箱钵上掉进了炭火里，被烧着了。有时放着放着，下雪了，村民把会自己的棉大衣披在放映员的身上；有时银幕上枪林弹雨，天上也下起了大雨，几把伞就在放映机和放映员身边撑起，护着他们，护着放映机子，村民全不顾自己淋个湿透，照样全神贯注。这样的风景毕竟有点“老”，像脆薄的糖衣，上面蒙了一层灰，想纤巧地翻捡一下，它却触手即化了。
七十年代最令人神往的地方--电影院
七十年代，老百姓的文娱生活十分枯燥。一天的劳累之后，晚上除了在家捧个小小半导体收音机，听听京剧样板戏或长篇小说连播，唯有闷头大睡。
孩子们往往有贪玩的天性，样板戏和小说连播自然拴不住他们，他们便经常成群结队地涌向电影院门前。
那时候电影票很便宜，两毛钱一张，就几根冰棍的价格，可当时小孩子的零花钱几乎为零，即使有也多半耗在了买冰棍的开支上，看电影自然得另外想办法。惯用的办法便是用废票以假乱真，先过了第一关再说，中途往往会有人查票，一到查票员的手电筒光束四射时，便会弓着腰匆匆离开座位跑出去蹲厕所。有时候看得入了神，待验票员的鼻子碰到自己的脸时才回过神来，但逃跑为时已晚，只得束手就擒。查票员见是小孩，也只会唬着脸吼上一声，将其“驱逐出境”，被擒者往往抓头搔耳，一脸的坏笑，舍不得银幕上的悲欢离合，一步三回头。胆大的更会趁人不备，倏地如猴子般摆脱验票人的视线，消逝在人群与黑暗之中。验票员也往往在众人的哄笑声中闹得哭笑不得，唯有摇头……
那时候，孩子们几乎把当时放映的所有电影都看了好几遍，像什么《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闪闪的红星》什么的他们都会学上一句“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而当时可以放映的几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如《战斗的早晨》《勇敢者的道路》《小贝尼》《第八个是铜像》等也都被看得滚瓜烂熟，大家都喜欢学电影里的土匪头子，冲别人拍着自己的臀部：“看看我的屁股吧！”
“文革”结束之后，文化开始解禁，每一部电影都让观众如痴如醉，看多少遍也不厌倦。许多日本、苏联、朝鲜电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线。人们对电影的需求高涨起来。当时社会上有这样的顺口溜：金刀子（外科动手术），红刀子（食品店卖肉），马票子（放电影），有路子。可见电影在当时老百姓的生活中有多大的分量。
电影院放内部片如《山本五十六》《啊，海军》时，要买票的队伍排得老长，认识电影院工作人员的人来走后门的更多。开演前工作人员谁也不敢走到票房或是前厅里去，生怕被别人发现了向他要票。《望乡》《追捕》的票更是让人抢得打破了脑袋。那时候真是电影院里演什么，观众就看什么，而且一遍不行，要看三四遍。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每天除了干活之外，天天就是和倒票的票贩子打架。
北京电影公司的刘洪鹏副总经理说，那时首都电影院售票口的窗口外人墙就有几米厚。有几个观众为了能买到票，把一个矮个子的同伴抛了进去，摔在窗口边。然后他脚踩售票台，躬着腰才把钱塞了进去。买完了票下不来，生生地踩着别人的肩头才落了地。
每次电影院为票房开门售票都像是点爆竹。门外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都想向里挤，一开门肯定会被观众挤倒。所以年轻力壮的刘先生每次都像点二踢脚一样，用大木棍一拨开插销就跑。他清楚地记得有一位男观众最有意思，穿了一件军大衣挤进门，低头一看，自己都乐了。大衣上的扣子一粒都没剩，全挤丢了。电影院的票房都成了“聚宝盆”，光捡挤掉的手表就有不少。整个电影院成了一个失物招领处。
七十年代最温馨的集体游戏--丢手绢
望着窗外那天真的小孩，猜想着我的童年旧时的期待。一片星光正悄悄的照来，可我的梦境却已不复存在，你是否给我一个拥抱让我像从前。仿佛听到一声亲切的呼唤，霓虹闪烁把一切都掩盖，陌生的背影让我盼望光彩。谁能够唱起那首古老歌谣，伴着我给我心中留下最后的洁白。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边，大家不要告诉他……
--《丢手绢》
前段时间，市面上出现了一本很好玩的书，叫作《小凤丢手绢》，书中采访的是当代中国２６位最具活力的先锋人物：温普林、贾樟柯、于坚、尹丽川、金海曙、朱文、孟京辉、颜峻……不知道这个“最具活力”是怎么甄选出来的，但这些人物无疑是最先锋的。更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书名儿，好似个穿着旗袍低眉敛目的女子，复古而温情。有人说读这本书就是进行一场集体怀念--“怀念我们在曾经无比荒诞的岁月里坚守一个信仰、一个主题、一个频率、一种声音”。好吧，今天我们也来撒一下野，重温一下当年的游戏--丢手绢。
“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大家不要告诉他，啦啦啦啦啦啦……快点快点抓住他，快点快点抓住他。”这是那会儿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按照游戏规则我们要围成一个圆圈，然后推选丢手帕的人。被选中的人通常都不是很乐意，他会恶作剧般拼命地跑起来，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你身旁绕啊绕。四周的空气活了起来，大家心底多了份自然而然的冲动。旁边的人伸长了脖子，直勾勾地看着他。那孩子便有些得意了，哪管得上那年代营养跟不上，直转得屁股要掉下来他才肯把手绢丢出。如果是个男生，他十有八九会凭了这机会，把“绣球”抛在爱慕的女孩子身后，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心里暖暖的，似要飘起来了。丢完后还不能马上刹住腿儿，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往前走。等那女生察觉出来，他早已两手空空，跑回原位憨笑着坐下。女孩子便无可奈何，委屈地站了出来，给大家伙表演一个节目。表演些什么呢？她窘迫地低了头，两只竹笋尖似的小手被搓得发了白。最后，她灵光一闪，嘴角扬了一扬，低低地唱了起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小燕子，告诉你，今年这里更美丽，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欢迎你长期住在这里。”
待她扭捏地唱完，新一轮的游戏就又开始了。女孩子脑袋瓜儿往往比较灵光，玩这把戏可是她们的强项，她们还擅长虚张声势，什么时候丢的手绢，搞得神不知鬼不觉。不过玩得过火了，真情便情不自禁地表露了出来，她会把手绢再丢回刚才捉弄她的男孩子身后。这样，喜欢她的男生又逮了个时机，笑眯眯地跑去捉她，游戏进行到此，就成了他们两人的相互周旋。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闹久了便都有些恼恨，“快点快点抓住他”的合唱声也跟着弱了下去。还有些时候，表演节目也成了件难堪事儿。有些腼腆的孩子，会木头一样站在原地，一言不发，几十双眼睛探照灯似的打量着他，憋急了他会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丢手绢”还有一些旁人不能体味的欢娱：一帮人围坐在一起，只盯着一个孩子满场子跑，他手里拿着花手绢儿，每个人都能看到他丢给谁，而往往看不见他丢给自己，这象征着生活的隐秘和未知。而你稍微一疏忽，你便会输，但遇上你喜欢的人，又会暗暗地盼着她能把手绢儿丢给你，在这样的忐忑矛盾中，游戏也被推向了高潮。
七十年代最优美的弧线--打水漂、扔飞刀
化学中有个专业名词叫“萃取”，那些光洁鲜活的溶液在不同的吸管中跳跃，从一个瓶子到了另一个瓶子。有时候，我们曾经历过的许多细碎的生活片断，就是在这样不停地“萃取”中，在脑海里一层一层叠加起来的。它们虽然已经过去了，却依旧带着理想主义的色彩，等待着我们再次虚构与重建。
比如，我常常会在臆想中重回家门前的那条小河，清水没过足踝，一块块鹅卵石在阳光下亮得刺眼，有孩子光了屁股在水里潜泳，青苔柔软地滑过他们的皮肤……但这些极有质感的画面，在你恍惚的一瞬间，又立刻遁身无形，只剩下一声略显煽情的叹息。可是，二十多年前，这些东西却是真切存在过的。记得每次放学后，路过河边，我们哥几个总要比一比，谁的水漂打得最远，最漂亮。一块块扁平的石头在我们手中扬起，沿着水面盘旋，起落。游戏看起来虽然简单，但是真正要玩得好，也不是那么容易。它得讲究力度，还得讲究出手时的速度。力道用足了，出去时它如一支满弓扣发的箭，之后便像贴在砧板上的肉，擦着水面凌厉滑翔。最多的时候它能连续击出十几次，最后才踉跄一下，沉入河底，激起几丝微澜。数数声、叹息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女孩子还会小心翼翼地掀起蓝布裙子，用裙摆把瓦片一垒垒地兜来。那欢乐全缩在这过程里了，手足之间的友爱，男女同学的相互体谅，满满当当的都写在了脸上。真到了最后那一撒手，结局却无所谓了，瓦片飞得再高也还是要沉落水里，能沉醉的，只有那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
当时与打水漂相类似的把戏还有扔飞刀，不过我们可不是李寻欢，纯粹是自己逗弄着自己，瞎玩乐。那会儿还没有现成的工具，小刀也是靠着自己变着法儿做出来的。用一根大铁钉，放到铁轨上，火车一过，基本上就压成了一把小刀的雏形，然后再精心打磨，就是一把飞刀了。我们为了贪多，这样的飞刀一般要做好几把，却又怕挨打，藏在箱底里，一有机会便拿出来炫耀。扔飞刀这把戏危险，得找个空旷的地儿，一比高低。通常是下课后，几个孩子相约到小树林里，或是没人的废弃工地上。找一个结实的木桩，用粉笔画上靶，谁能射中靶心自然谁是赢家。大家表面上都是好伙伴儿，暗地里较着劲，非要争那个第一。这争斗搅和了气氛，玩乐就变得俗气和卑琐起来，扔得准的嘴上不说，心中却暗自得意，后来者自然就跟着毛躁，一个闪失立马误伤旁人。孩儿家也有孩儿家的野心，它使得单纯的游戏不再似初时那么温情。扔飞刀到了后来，伙伴们之间愈发剑拔弩张，由吵嘴升级到“战争”，为了一个空头名位，大家捋起衣袖，横戈相向。
最后，在大人的调解下，大家才又平复下来，握手言和，但心底却似裂瓷般，那道口再怎么也补不满。我们的童年，就在这样的难堪与犹疑中，慢悠悠地过去了。
七十年代过年的记忆--贴对联、逛庙会、看电影
在七十年代，过年就像一场谷雨冲击着四季的乱麻，锅碗瓢盆在油腻的厨房里作着疯狂的演习，孩子穿了新衣倚在门栏边一派天真地等着春天。不过，最热闹的事儿还要属贴春联儿，家家户户都会贴上诸如“东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生产战线气象新”、“喜气洋洋过春节，身强力壮迎长征”、“四化美景振人心人心思跃，公报春风拂大地大地生辉”之类的春联迎接新春。对联上的贺词也从初时的豪言壮语变得富有人情味了，人们拿着浆糊鼓捣着，真正识字的人不多，图的就是那份喜庆劲儿。那会儿人穷，对联大多都是自己找人写的。通常都有些学识渊博的老大爷，会免费为四邻挥毫一幅。他们郑重其事地戴上起了雾的老花镜儿，满手青筋暴起，指尖儿却拿捏得又稳又准。笔尖一路蜿蜒下去，浓墨打湿了红纸，卷起些细碎的毛边儿，好似大姑娘脸上的胭脂。看的人和写的人都憋了一口气，嘴角上还吊着些唾沫星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地跟着念出来，调子是“平平仄仄平仄仄”，婉转中平添了几分情致。贴对联可是丝毫马虎不得，歪了斜了不雅观，再说了，那１毛钱一张的红纸儿要是撕扯下来，会疼得人心里儿打抖。完事后，再点上封“五连头”的花炮，往门外一扔，几口人咧了嘴看着它结实地响起，劈劈啪啪，那高兴劲就甭提了。
那会儿过年还时兴“逛庙会”，到了大年初二，亲戚都走过了一遍，一家人就张罗着到街上凑热闹去。这“庙会”可是几千年来人们沿袭下来的习俗，各地儿都有。就拿老北京来说吧，历史悠久些的有地坛庙会、龙潭庙会、厂甸庙会、白云观庙会。各处节目都不同，如厂甸有祥子拉车、老牛上架、花市一条龙；白云观有骑驴逛庙会、正月初九会神仙、痛打金钱眼、山门内摸石猴……孩子们嘴馋，特迷那些零嘴摊儿，什么切糕、糖葫芦、豆汁、爆肚、凉皮，一路吃了个饱，要不过了这时段儿，又得盼上整整一年。要换到现在，他们更是能大饱口福：兰州拉面、新疆烤羊肉串、上海的小笼包子、天津十八街大麻花、西安凉粉、重庆麻辣烫、南京盐水鸭、济南大煎饼、山西平遥酱狗、温州鱼肉丸子汤、太原刀削面……不过，那会儿好多人都没这福分，只能咽着口水心里小小地挣扎一下。那地方儿曲艺自然少不了，京剧、豫剧、评剧、河北梆子、河南坠子、京韵大鼓、相声、评书……咿咿呀呀全都上了阵。还有许多民间艺人卖弄的玩意儿，吹面人、捏泥人、扎风筝、剪纸儿，更激烈一些的是舞狮子，它花样繁多，分为太狮、少狮、武士狮与绣球狮……一圈儿走下来，全身筋骨舒爽，一家人被各种把戏撩花了眼，巨大的幸福感引领着腿脚一直向前。
而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文革”里被批斗的人大多平了反，平日里不敢往来的亲友也恢复了交往。大街上从原来一色的蓝蚂蚁变为绿军装再到光鲜的西洋服。样板戏也下了台，《阿诗玛》《桃花扇》《李双双》这样的国产电影重新露了面。年纪轻一些的人就趁着过年的时候，三三两两来到电影院，解放一下思潮，跟上时代的节拍。那会儿，一些国外的片子和香港的故事片也涌了进来，如日本的《追捕》、英国的《女英烈传》、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美国的《摩登时代》、中国香港的《三笑》，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开放和丰富。在打倒“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节，人们发疯似的往电影院里挤，各地的场子都风传爆了场，后来还增派了好多警卫维持秩序。
七十年代的报刊新闻
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１９７６年８月１０日《河北日报》
唐山市东矿区中学学生
彭秀玲
７月３０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把我从倒塌的楼房里抢救出来。这时，我已经被困了整整六十个小时。一回想解放军抢救我的情景，我从内心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亲人解放军。
７月初，我到唐山市华新纺织厂看望姐姐，住在单身宿舍的第二楼。２８日凌晨强烈的地震发生了，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楼房倒塌了，我被挤在倒塌的楼板和夹壁墙之间，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地方。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了飞机的马达声，啊！是毛主席派人救我们来了，顿时我的心翻腾起来，毛主席呀毛主席，有了您，我一定能活着，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于是，我用还能活动的双手扒砖头，把危险的地方撑起来。由于过分疲劳，我昏过去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头上传来了脚步声，我一边呼喊一边敲墙。当上边同志发现后，一个坚定有力的声音传过来：“同志，我们是解放军，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的，我们一定把你救出来，你要再坚持一下！”“解放军来了！”我觉得心头一热，旧社会，我父母受苦受难，是毛主席派解放军把我们救了出来。今天，我们受灾，解放军又赶来抢救，解放军真是我的亲人呀！
当时，我头上盖着四米多厚的碎砖和水泥板。为了抢救我，解放军同志冒着三十多度的酷热，挖的挖，搬的搬，有的同志晕倒了，醒过来坚持干。当挖到两米深的时候，他们怕砖块掉下来砸伤我，决定在我面前二米远的地方打洞。几名解放军战士轮换钻进洞内，用手一点一点地挖。有的同志手指扒破了，脚砸伤了，但这些他们全然不顾，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快救出阶级姐妹。当时，余震不断发生，洞顶的水泥板随时都有塌落的危险，解放军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争先恐后钻进洞内，继续扒。就这样，解放军同志经过五个多小时的紧张战斗，终于把我从四米多深的楼底救了出来。当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第二次生命啊！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我的身体稍恢复后，解放军同志让我回家看一看。我想，有党，有解放军，我一切都放心啦，我要就地和解放军一道参加抢险救灾。几天来，我以亲身体会向受灾群众宣传党中央、毛主席对灾区人民的亲切关怀，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协助解放军护理重伤员和儿童。同时，我还帮助连队炊事班同志做饭，给战士送水，洗衣服。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们虽然遭受了严重的地震灾害，但是，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有亲人解放军和我们一起战斗，就一定能夺取抗震救灾的更大胜利。我决心和广大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一道，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以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革命意志，下定决心，排除万难，为尽快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养女为革命，不能要“彩礼”
１９７０年１月２４日《山西日报》
平遥县南政大队贫农女社员
张月娥
前些时候，有些人听说我的四女儿办了结婚登记手续，就对我说：“月娥呵，还能让四妞按着素常打扮进人家门吗？快给孩子多要上几件好衣服吧！”我说：“有件随身穿的衣服就行了，要那些干什么？我不要，我要按毛泽东思想办事。”
要“彩礼”，这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旧风俗旧习惯，是拿女儿做买卖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文化大革命”以来，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社会风气大变样。可是，旧社会的习惯势力是很顽固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利用人们头脑中残留下来的旧思想旧习惯，和我们争夺接班人，寻找复辟资本主义的突破口。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头争，我们必须认真对待，万万马虎不得。
嫁女不要“彩礼”，一些当父母的就想不通。他们说：“养女十八九，没钱娶不走。”认为不要“彩礼”，就是赔了本。
赔本不赔本，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贫下中农生儿育女，是为革命事业培养接班人。养儿防修。只要儿女能为革命种田，为革命做工，为革命保卫祖国，咱就算为革命尽了一份责任，心里就踏实了。女儿在娘家是干革命，到婆家也同样是干革命，根本不存在赔本不赔本的问题。只有那些满脑子剥削阶级思想的人，才把女儿当成私有财产，当成“摇钱树”、“聚宝盆”。当初下本钱，就是为了现在得利钱，不捞一把，就说什么“赔了本”。这种人硬是叫“钱”迷了心窍，实际上是一害自己，二害子女。把夫妻关系建立在“钱”字上，“有钱是婆姨汉子，没钱是小鬼判子”，这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金钱关系吗！
还有一些人在儿女结婚时总喜欢大摆酒席，大吃大喝，说什么“这是一辈子的事，热闹一下好”。他们不知道，“热热闹闹”后面，隐藏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热热闹闹”中，就会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对我们贫下中农来说，正因为是“一辈子的事”，才要好好上一堂毛泽东思想教育课。勤俭节约，是劳动人民的好传统；铺张浪费，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坏风俗。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节约闹革命”。坚持节约闹革命的原则，是战备的需要，是防修反修的需要，是继续革命的需要，是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看到世界上还有亿万劳动人民没有解放，要记住美帝、苏修正加紧勾结，阴谋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我们的一举一动要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出发，能不花的钱不花，能少花的钱少花。我们贫下中农要带头移风易俗，大立革命新风。
最近，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孩子们学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思想觉悟提高了，四妞说：“妈，当前战备工作繁忙，民兵的担子很重，为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对付突然事变，我们今年不计划结婚了！”我听了说：“好啊，我同意，就照你们的意见办！”
饼干有毒
１９７０年３月６日《山西日报》
一天，平陆县张村公社坳头大队革委会主任王翻身，碰上本村一个反革命分子，这家伙一见王翻身，便点头哈腰地说：“嘿嘿，咱二叔的病这两天咋个样子了？”翻身连理也没理，这家伙见势不妙，就灰溜溜走了。
这件事引起王翻身的警惕。他想，毛主席谆谆告诫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我们可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想到这里，王翻身急忙赶到父亲那里，果然，那个家伙见和翻身说不上话，便去供销社买了一包饼干，悄悄给翻身的父亲送去。这家伙为什么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要在翻身身上打主意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前些时，翻身从来村里搞外调的同志那里发现了这个家伙的新罪行，这家伙见势不妙，怕翻身和他过不去，就企图通过翻身的父亲给他说情。看着这包饼干，王翻身意味深长地说：“爹呀，这饼干里有毒！敌人是想用这包饼干糊住我们的嘴，好让他过关。”
王翻身一席话，激起了他父亲的无比愤恨，在旧社会受尽了欺凌压榨的老人，第二天一早就拄着拐杖把饼干退了回去，并当众揭露了这个阶级敌人。通过这件事，教育了广大群众。大家说，今后我们一定要把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
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０日《人民日报》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编者按：７月１９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发表已经五年了。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正在继续深入。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辽宁日报》编者按：这里刊载的是张铁生同志在今年大学招生考试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
张铁生同志是１９６８年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１９６８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