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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真的坚信“学在民间”,“大一统”的论述格局必然出现巨大的裂缝。与朝廷的“集权中央”因而可能“舆论一律”不同,“民间”的特点是分散、独立、众声喧哗，根本无法做到“整齐划一”。而这，恰好与上文屡次提及的乡土情怀以及地方史研究的新趋势若合符节。美国学者柯文（Paul A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曾论及“中国中心取向”的历史研究的四大特征，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是将中国社会按“纵向”分解为若干阶层，推动下层社会尤其是民间历史的撰写；一是按“横向”将中国分解为区域、省、州、市、县，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史的研究［37］。前者可对应上文提及的丘逢甲等人的思路，即社会革新不一定体现在京城权贵的争议，也可以落实在僻居一隅的地方士绅的主动介入［38］。自下而上的改革，固然不像皇上诏令天下那么惊天动地，可自有其实际效果和理论意义。正是这强调私学与注重地方二者的相互映照，构成了另一个同样值得给予强烈关注的政治/文化空间。

后者先是按空间分为沿海文化与腹地文化，后更借用史坚雅（GWSkinner）的区域系统理论，将19世纪的中国定义为东北、华北、西北、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与云贵等九大区域［39］。除了柯文书中介绍的诸多英文著作，90年代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并出版的系列著作《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基本上也是采取这一理论假设。在此论述框架中，远离朝廷的广东南海、浙江绍兴、安徽桐城等，均成了具有全局性意义的研究课题［40］，因其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此前的若干宏大叙事。

同样道理，晚清潮嘉地区的思想文化、经济社会，以及作为大诗人兼社会活动家的黄遵宪、丘逢甲等，也应该有较大的研究价值。虽然学界日渐注重区域文化研究，但通常都是将行政区域与文化传统混而为一，以“岭南文化”来涵盖整个广东的历史文化。而实际上，地处“岭东”的潮嘉地区，无论方言、习俗、历史、文化乃至学术资源，均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41］。这一点，常被立足区域而放眼全国的学者们所忽略。举远近不同的两个例子，说明潮嘉地区的历史文化特征，是如何被不恰当地“抹杀”的。1916年严复写信给弟子熊纯如，称“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42］——熟悉晚清史事者，当不难明白这里所说的“粤人”，基本上限于珠江三角洲。1997年青年学者杨念群出版《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论及湖湘、江浙和岭南三大区域及其知识群体的互动，其中使用不少有关潮州的史料，可所概括的“岭南文化”特征——“神秘主义”、“浪漫奇情”和“狂放气魄”［43］，又明显与潮嘉地区的乡风民俗以及士绅学识格格不入。学界关于“岭南文化”的众多论述，并非毫无道理；我想指出的是，以世人所理解和阐述的“岭南文化”，来解释文化上“另有渊源”的潮嘉地区，显得力不从心。

晚清广东出人才，珠江三角洲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以及文学界的吴趼人、苏曼殊等，擅长“放眼世界”，且都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而“僻陋”的岭东，也出了两个大人物，不过不以政论或小说见长，而是以诗歌著称于世，那便是黄遵宪与丘逢甲。这两位来往密切，多有诗歌唱和的老乡，恰好都对乡土有浓厚的兴趣，都颇有地方自治的愿望，都倾向于改良而不是革命，都与日本（而不是欧美）因缘较深，都坚持以普及教育与文化建设为本。这一点，显然与康有为、孙中山所选择的改革策略不尽相同。这到底是偶然的个人的因素呢，还是带有某种地域文化特征，一时恐怕很难遽下结论。

对于丘逢甲与岭东文化的关系，这里之所以只限于提出问题，原因是学界对近代以来的岭东到底有无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至今仍心中无数。假如通过缜密精细的个案研究，证明真的存在值得努力发掘、认知并阐扬的“岭东文化”，将可以调整学界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解释。而本文之讨论丘逢甲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相结合的思路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义，只不过是为此类更为厚实闳通的研究“提起话头”。

《当年游侠人》　第二部分乡土情怀与民间意识（7）

2000年1月5日初稿，1月26日改定于西三旗

（原刊《潮学研究》第八辑，花城出版社，2000年7月）注释

［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2］本文所引丘逢甲诗，只注篇名者，均出自《岭云海日楼诗钞》，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3］丘菽园:《挥麈拾遗》，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79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

［4］转引自徐博东等《丘逢甲传》45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87年。

［5］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80—481页。

［6］参见《岭云海日楼诗钞》66页的原编者注。

［7］参见饶宗颐《潮民移台小史》,《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

［8］《岭东同文学堂开办章程》，见《丘逢甲文集》304页。

［9］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6页。

［10］参见夏晓虹提交给“丘逢甲国际研讨会”（汕头大学，2000年1月）的论文《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

［11］此联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54页。

［12］参见《题岳忠武王书前后出师表石刻》自注和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载《岭云海日楼诗钞》301页、480页。

［13］如吴宏聪等主编的《丘逢甲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便有多篇文章谈及。

［14］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4—505页。

［15］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66—467页。

［16］丘瑞甲:《先兄仓海行状》，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69页。

［17］丘瑞甲为《岭云海日楼诗钞》所作跋，见《岭云海日楼诗钞》473页。

［18］参见吴宏聪等主编《丘逢甲研究》所收录的论丘逢甲教育思想及实践诸文。

［19］《创设岭东同文学堂序》，见《丘逢甲文集》303—304页。

［20］《答梁诗五函》，见《丘逢甲文集》275页。

［21］丘逢甲之游说南洋华侨捐资办学，既指向国内，也指向国外。后者如1898年7月20日《天南新报》刊登丘逢甲致丘菽园信，建议其振臂一呼，在新加坡创办学堂，并称此举“保国可也，保教可也，保种可也；既不然，仅全心合力，以保在洋之权利亦可也”。前者则不妨以1900年初春丘逢甲南洋之行前给惠潮嘉道沈絜斋所写的信为例，丘氏在信中表达“使各埠商民能以材力上报国家”的信心（见《丘逢甲文集》284页）；而日后岭东同文学堂之得以正式开办，与丘氏此行大有关系。

［22］参见“丘逢甲与近代中国”研讨会上夏晓虹的《心关国粹谋兴学——丘逢甲教育理念的展开》以及张克宏、王慷鼎的《丘逢甲的南洋之行》。

［23］《复菽园》，见《丘逢甲文集》267页。

［24］梁信见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169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年。

［25］《温柳介先生诔》，见《丘逢甲文集》326页。

［26］《重修东山韩夫子祠及书院启》，见《丘逢甲文集》296页。

［27］丘琮:《岵怀录》，见《岭云海日楼诗钞》509页。

［28］这里系借用丘复《潜斋先生墓志铭》中对丘逢甲父亲潜斋先生的评价，丘复所撰墓志铭见郑喜夫编撰《民国丘仓海先生逢甲年谱》245页。

［29］参见《温柳介先生诔》,《丘逢甲文集》326页。

［30］参见《萧母姚太夫人七秩开一寿序》,《丘逢甲文集》333页。

［3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五册155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2］参见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上册102页，台北：世界书局，1972年。

［33］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存》二集卷三，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

［34］参阅拙文《设议院与开学堂》，见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331—342页，广州：广州出版社，1999年。

［35］参阅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康有为政论集》3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6］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二章《官学与私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37］参见柯文著、林同华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38］古来中国人“告老还乡”以及“服务桑梓”的观念，使其很自然地介入家乡的政治和教育文化事业。所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乡间士绅在传统社会所起的教化作用不容忽视。而这一功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推进而逐渐消失，其结果是城乡之间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差别日益扩大。

［39］柯文著、林同华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44页。

［40］柯文著、林同华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148页。

［41］简要的论述，请参见饶宗颐《何以要建立“潮州学”》和杜经国《潮学研究发刊词》，均见《潮学研究》第一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

［42］参见《严复集》第三册6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43］参见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第三章和第八章，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有思想的学问家（1）

——关于章太炎

有思想的学问家　当年游侠人身兼斗士与学者的章太炎（1869—1936），一生屡遭世变，多次卷入政治斗争旋涡，可依然著述、讲学不辍。早年奔走革命，不忘提倡学术；晚年阐扬国故，可也呼吁抗日。在政治与学术之间徘徊，是清末民初学者的共同特征；章太炎的好处是干什么像什么，是个大政治家，也是个大学者。后世学人关于民国以后的章太炎是否“退居于宁静”的争论，未免过分集中关注其政治生涯。换一个观察角度，由从政转为问学，很难简单认为“颓唐”或“消极”。在我看来，章太炎不只是革命家，更是近代中国最博学、思想最复杂高深的人物。鲁迅称章氏为“有学问的革命家”，我则倾向于将其作为“有思想的学问家”来考察。

一

谈论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很难不作分期把握，因其思想庞杂且变化多端，根本无法“一言以蔽之”。前人关于章氏思想发展的分段，颇多可议之处。关键不在分段时提前几年抑或推后几年，而在使用的理论尺度以及无意中表露出来的论者的学术思想。

最常见的弊病是过分依赖历史事件，而不大考虑对象自身的特性。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当然会在章氏生活和思想上打下烙印，可将其作为分段依据则嫌牵强。外在的政治事件与个体的生命体验和思想学术追求不能画等号，尤其是像章太炎这样有极强烈的独立意识的思想家，根本不会随时势流转。将个体感受直接依附于外界发生的政治事件，说成是其“必然的反映”，而不尊重个体独特的生存处境、感情世界以及内在思路，所有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也就只能一刀切了。

与此相关系的是，过分突出所谓革命派与改良派的斗争（或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用外在的政治行动作为评价的唯一依据，抹煞章太炎思想的深刻性与复杂性，使得历史人物一下子平面化了。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上下求索，许多见解既空泛又深刻，一时难断是非曲直。只因为辛亥革命成功，就断言“革命”是好“立宪”是坏，未免过于草率。史学家吕思勉曾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君主和民主比较，自然君主较旧而民主较新；可将革命和立宪比较,“革命是吾家旧物，而立宪的观念则来自西洋”（或者说革命是旧而立宪是新）。主君主立宪的康、梁与主民主革命的孙、章，都不是“新旧—中西”（更不要说“进步—落后”）这样简单的模式所能概括的。

章太炎自述思想变迁，有一句话很精辟:“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菿汉微言》）这话常被研究者引用，可具体阐释五花八门，尤其是关于“真”、“俗”的界定。比如，随顺众生为俗，破除迷妄为真；具体事物为俗，抽象哲理为真；史学为俗，哲理为真；学以致用为俗，实事求是为真；儒学是俗，佛学是真；经验现象是俗，心灵本体为真……等等。章氏既持真俗之辨，又主“真妄同源”，颇多精彩之论。不过，倘以这假定性的“真俗”说衡量章氏一生，其“转俗成真”与“回真向俗”恰好落实在两次系狱。“遭世衰微，不忘经国，寻求政术，历览前史”——此乃未经“真”洗涤的“俗”;“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解此以还，乃达大乘深趣”——此即“转俗成真”;“癸甲之际，厄于龙泉，始玩爻象，重籀《论语》”——此乃“回真向俗”。三年系狱，三年幽禁，前后两次被囚，精神状态大不一样，可都促使章氏深思熟虑，重新反省其政治理想及学术追求，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思想转变。这种转变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和《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对此也含糊其辞；为了论说方便，只能作如下大致划分：第一次转变以1906年出狱东渡日本为界；第二次转变为1915年幽禁中作《菿汉微言》自述“回真向俗”为标志。以此二变三段来把握章太炎的思想变迁，相对强调内在思路而不是外在行动，价值追求而不是政治倾向。

二

谈论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不容易，因其糅合百家而又自成宗派，思想资料和学术渊源颇为复杂，不同时期所吸收、所推崇的又很不一致。不过，大致而言，章氏学术思想的形成，依其先后可分为古今文之争、中西学之辨和儒道释的调适三个层次。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不是在一种平静状态下接受某一思想（或学术观念），而始终是坚持“依自不依他”的独立意识，在争辩中、对抗中选择取舍，融会贯通的。

章氏治学讲求自得，既反泥古，也反媚外。评判历代学术，其重要标尺就是能否“独立自得”。而对西方学术，章氏从来都是以我为主，不为所拘，有时甚至故显倨傲，言辞刻薄。可另一方面，章太炎其实颇为善于向学术上的对手学习，借助论争激发灵感，完善自家学说。20年代章太炎有一段自白，很能表明他这种治学风格:“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声色；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国学概论》）

至于为了匡正时论，故作惊人之语，在章太炎也不稀奇。1906年，章太炎写下对新文化运动影响甚大的《诸子学略说》，批评儒家“以富贵利禄为心”；十六年后表示忏悔此“狂妄逆诈之论”，并解释当时立论乃因“深恶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致柳翼谋书》）。这种解释并非无稽之谈，章氏好多轰动一时的惊人之论是服务于其时的政治论争的。李泽厚称其为“半政治半学术的广阔评述”（《章太炎剖析》），不无道理。正因为如此，对其分析评判，不能限于字面所述事实或所依学理，更得考虑其特定语境和潜在的对话者。

章太炎对康有为借公羊学倡改制的良苦用心其实颇有领悟，只是对其论学诡怪恣肆主观武断始终不以为然。早年为了“以革政挽革命”，章氏曾应邀与康门弟子共事，可“论及学派，辄如冰炭”；只因考虑到其时政治斗争形势，才没有公开批评康氏学说。戊戌政变后，他甚至针对世人对康有为的攻击，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并自认与康氏“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康氏复书〉识语》）。只是到1900年解辫发主排满以后，政治上与康梁等君主立宪分道扬镳，章氏才多次著文痛诋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康有为立说过于武断，弟子梁启超也承认其师“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清代学术概论》）。这种治学方法，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所标榜的求是精神大相径庭。再加上政见歧异，故章太炎对之热讽冷嘲不遗余力。这么一来，章氏也就难得平心体会康氏立说的长处,“门户之见，时不能免”（同上）。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有思想的学问家（2）

在今古文之争中，章太炎无疑是站在古文经学一边；而在中西学之辨中，章氏似乎以中为主，这有其特殊的理论背景，并非盲目排外。只是针对日渐加剧的“欧化主义”，章太炎才大声疾呼“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究其实际，章氏对向西方求学理这一思潮并不反感，而且自觉投入其中，不只释译日人岸本武能太的《社会学》，东走日本时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这使得他在著述中可以不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乃至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休谟、赫胥黎、斯宾塞等西哲对话与辩难，并以之作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参照。更何况章氏还有另一手绝活——对印度哲学的了解，使得他能够随意征引从婆罗门、胜论、数论各宗乃至《法华》、《华严》、《瑜伽》诸经。这点章太炎非常得意，口述《菿汉微言》时以融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自许。可毋庸讳言，章氏对“东西学人之所说”，谈不上精深研究，好多只是依据第二、三手材料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一如梁启超《卢梭学案》、《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都是连编带写，近乎纂述，当然也都不无发挥。好在章太炎本就是“依自不依他”，用近乎“六经注我”的态度，借助这些西方学说来构建自家的理论体系。

章太炎之不同于清儒，不只在于他有幸借鉴泰西学说，学术眼界更为广阔；更在于其超越考据，直探义理，成为近代中国真正有思想的大学者。章氏认定学者之病实者（执著滞淹）当施泻，病虚者（浮华夸诞）宜施补,“鄙人夙治汉学，颇亦病实。数年来，以清谈玄理涤荡灵府，今实邪幸已泻尽”（《致宋燕生书》）。诂经精舍七年，章太炎受过严格的朴学训练。由朴学而小学而史学而玄学，此乃章氏治学的大致门径。借用弟子许寿裳的话，就是“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章炳麟》）。倘就追踪玄学而言，章氏的精神漫游之路大致如下：先是由儒入佛，次则以佛反儒、以佛解庄，最后是儒释道互补。《菿汉微言》中虽有“文孔老庄是为域中四圣，冥会华梵，皆大乘菩萨也”的话，但与传统文人之调和儒释道还是有所不同。就玄理而言，章氏认定中外学说,“无过《楞伽》、《瑜伽》者”，只是“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这才有待于老庄与文孔（《太炎先生自述学术次第》）。而儒道相较，又以孔子学说更切于人事，故国势日危时须格外阐扬儒侠，而不可独用佛道。经世求切于人事，求是则不妨高妙。就理论趣味而言，章太炎最欣赏的还是佛学，其著述的思想深度也大大得益于佛学的滋润。

三

古今、中外、儒释道三个层次之间，并非完全隔绝，而是处于互动、对话的状态。这一点，章氏自述学术次第时关于“汉学—科学—法相”三者关系的辨析最能说明问题。分层次只是为了便于把握，有时候根本无法分清孰先孰后。统而言之，章氏之治学，以第三层（哲理与眼光）成就最高，可根基则是第一层（方法与学养）。

在今古文之争、中西学之辨和儒释道的调适过程中，章太炎逐渐形成自己独特而庞杂的思想体系。不过在这有形的三层次的努力中，有一种无形的特殊动力，或者说思维习惯，驱使他为寻求真理而上下求索并取得丰硕成果。这就是其独行侠的气质以及否定性的思维特征。从上世纪末作《明独》，断言“知不独行，不足以树大旅”、“大独，大群之母也”起，章氏一生始终“特立独行”、“狂生”、“名士”、“异端”、“在野党”、“神经病”、“章疯子”、“矜奇立异”、“忤时违众”等等，这就是世人对章氏此一性格特征的褒贬。其中“神经病”的说法，是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供认不讳的:“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章太炎晚年批评世人趋新骛奇，可“立说好异前人”（包括今人），正是章氏平生活学一大特点，其得失皆系于此。

侯外庐称章太炎研究中“表现出自我横冲的独行孤见，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样有人格性的创造，实在数不上几人”（《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则断言:“他不但反对传统的中国思想，他同样的反对西方的新思想，其勇于怀疑，与康有为之破除九界、谭嗣同之冲决网罗，有同等甚或更大的思想解放、超出束缚的效力。”萧公权以“抗议”二字作为章氏政治思想的核心（《中国政治思想史》）；河田悌一则干脆称章太炎为“否定的思想家”（《否定的思想家——章炳麟》）。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注意到章氏立论的这一特色。

这种标新立异锐意创新的学术风格，好处是总走在时代前头，善于救弊扶偏,“事未至而先见败征，众人方醉而己独醒”（庞俊《章先生学术述略》）；可一味颠倒时论，为否定而否定，虽能出奇制胜，但易失之偏激。

以“独行孤见”、“勇于怀疑”、“抗议”、“否定”为思维特征的章太炎，在清末民初这一场思想文化震荡中，其才华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点也不奇怪——这本来就是一个拆散（破坏旧世界）的时代。时过境迁，章太炎许多当年传诵一时的“妙语”与“怪论”，都可能被人遗忘，但其“特立独行”的气势，至今仍令人神往。

1992年1月于京西畅春园

（原刊《文学自由谈》1992年2期）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1）

——也谈刘师培的失节

激烈的好处与坏处　当年游侠人晚清多奇才，刘师培（1884—1919）便是其中不可不提的一位。翻阅《刘申叔先生遗书》，你会惊讶，一个三十六岁便英年早逝的学者兼政治家，竟能有如此丰富的著述!单是《遗书》所收，便有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诗文集四种，读书记五种，教科书六种，合计七十四种。今人很难不认同黎锦熙的感慨:“以三十六龄而遽谢世，而著述之勤，贡献之富，殆未有如刘君者也。”［1］

仪征刘氏治经，传至刘师培，已是第四代,《遗书》所收著述，包含若干先辈的思路乃至成果。但申叔治学兴趣广泛，对新出现的课题反应极为敏捷，再加上讲求旁推与会通，不汲汲于笺释字句，与祖辈治学风格迥异，分辨起来不是很难。故学界对于申叔先生的“著作权”及学术成就，一般没有异议；争论的重点在于，如此天纵之才，为何一再失节?

短短十六年间，由热心仕进的举子，转为力倡“光复汉族”的反清义士，再充当搜捕革命党人的密探，继而列名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六君子，终领衔《国故》月刊对抗新文化运动……如此连续急转弯，刘师培的政治立场及入世方式，在讲求“气节”的中国文人眼中，自是不可饶恕。“语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刘光汉一之而再，殆扬雄华歆之流亚欤!”［2］冯氏此语，不只表达了批评者的共同愤怒，而且上挂下联，建构起令人侧目的“失节者”谱系。

只是刘师培之一再“失节”，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历史现象，其蕴涵的意义，不仅仅是古人早就感慨过的“有才无德”。

一、“委身学术”的假设

钱玄同曾将清末民初五十余年作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并称:“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这一革新运动，在钱氏看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始于1884年而止于1916年，其特点是众多仁人志士崛起于清政不纲、丧权辱国的危机时刻：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嫉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3］这十二英杰，按发表著述先后为序，分别是康有为、宋衡、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等。十二人中，年龄最小，治学条件最为优越的，是刘师培；可惜的是，个人品格最为人疵议的，也是刘师培。

“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的刘君，著述所及，方面甚多，钱玄同将其“最精要者”概括为四事:“一为论古今学术思想，二为论小学，三为论经学，四为校释群书。”［4］其实，刘师培的文学史及文论，同样成绩斐然。眼界甚高的鲁迅，在论及国人的文学史著时，唯一推崇的，便是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另外，刘君对于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共产党宣言》的介绍，既是思想，也是学术，同样不可漠视。以今日学科分类而言，刘师培几乎涉及人文研究领域的各个侧面，且大都有所建树。可就这么一个不世出的大学者，生前身后，备受世人唾骂，怎不令人扼腕?

这就难怪刘君的好友蔡元培，在为《刘申叔先生遗书》所撰的《刘君申叔事略》中，为其略作辩解，称其失节乃受小人蛊惑，晚年讲学北大如何受学生欢迎，平生著述如此丰富“勤敏可惊”。可所有这些，又都无法抹杀刘氏“气节有亏”这一铁的事实。故文章只能以无可奈何的感叹结尾：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所成就宁可限量?惜哉!［5］这大概是许多钦佩刘君学问者的共同心愿。也正因如此，会有若干虚拟的轶事流传。一不小心，祈使句成了陈述句，第三人称转为第一人称，蔡君的“感慨”，转眼间成了刘君的“自述”。

我这里指的是近年出版的《刘师培评传》（方光华著），其中关于刘师培临终忏悔的精彩描述，我以为是出于作者的虚构：1919年11月20日（阴历九月二十八日），刘师培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他派人把黄侃叫来，并吃力地对他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并希望黄侃将他的学术继承下来，把它再传给后代。是日刘师培气绝身死，年仅36岁。［6］方书本来近专著而远小说，绝大部分材料注明出处，唯独我最关注的这一戏剧性场面，没有给出资料来源。

即便作者真有所本，必定也是不实的传闻。查北京大学教员档案，在刘师培去世前一个多月，黄侃便已辞去北大的教职，转赴武昌任教去了。得到刘师死讯，黄侃先是以诗志哀，后又撰《先师刘君小祥奠文》，述及北京重逢以及别离的经过：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肺疾缠绵，知君不永，欲慰无辞，心焉耿耿。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诗表哀，恩德莫称，临文徘徊。［7］“未及辞别”故“遂成永诀”的黄侃，不可能分身来京倾听刘师培的临终忏悔，这点毫无疑问。不过，只提供黄侃不在现场的证据，最多说明方著考证有误；我更想说的是，依刘师培的个性及一贯行事风格，很可能“有怨”，但“无悔”——尤其不会追悔其曾经积极“问政”。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2）

“论学而不问政”，既非刘师培本人所愿，甚至也不是其家族的传统。四代治经，不等于有意远离政治、拒绝仕宦，只是时运不济而已。才情横溢、心高气傲的刘师培，不会满足于皓首穷经，关于这点，读读《甲辰年自述诗》就能明白。“飞腾无术儒冠误，寂寞青溪处士家”；“一剑苍茫天外倚，风云壮志肯消磨”——既壮怀激烈，又利欲熏心，二者密不可分［8］。朱维铮先生说得没错，少年得志且欲望强烈的刘师培，绝缘于革命思潮，则必定结缘于清朝统治，而绝不会“远离政治”。因为，在中国的现实处境中，固守书斋，意味着远离功名利禄，老死南窗之下。而这绝非刘师培的志趣。另外，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能够敏感于时代潮流,“不仅趋时，而且超前”，提出种种即便时过境迁便烟消云散的激进主张，引起公众的注意，在思想史上留下痕迹，这也是一种获得成功的“诀窍”。如今，刘君留下一大堆五花八门变幻莫测的论学兼论政的文字,“或许他作为纯学者还达不到这样的成就”［9］。因此，对于蔡元培的惋惜，朱氏表示不以为然。

我想替蔡先生略作申辩。首先,“委身学术”，并不一定意味着“固守家法”或“远离政治”。清末民初几乎所有的大学者、大文人，都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蔡元培本人更是如此。其次，蔡先生所说的“外缘所扰”，大概不是指关注国家命运，而是汲汲于社会的承认——说白了，就是世人很难忘怀的“功名利禄”。再次，对于刘师培的惋惜，所有的友人及崇拜者，都是指向其“失节”，而不是其“问政”。古往今来，问政兼论学的文人学者很多，并非都像刘师培那样，落到被世人嘲骂的地步。

一句话，作为大学者，刘师培的陷落，并非因其“问政”的激情，而是因其介入社会的心态及手段。

二、“侦心探龙”的手段

30年代中，张继、汪东各自为《刘申叔先生遗书》作序，其时“筹安会六君子”恶名犹在，故二人均主要为刘君之依附袁世凯复辟帝制辩解。前者称“参政京师，卒为佞人牵引，其出处进退之间，颇遭讥议，要非其本怀，未足以为深病也”［10］，这还只是推卸责任；后者的辩解更有趣：夫袁氏盗国，与胡虏华夏，则有间矣。申叔明春秋夷夏之防，严建卫种族之辨，激扬士气，以文字为义师先声，其功实与章君胡汪相伯仲。［11］言下之意，刘君早年提倡“光复汉族”的大功，可以抵消其“复辟帝制”的小过。依汪君的意见，功过的大小，取决于涉及的物件:“种族革命”的重要性，远在“政体变更”之上。且不论种族、政体孰轻孰重，单是只讲刘君的“光汉”，而不提其沦为清廷密探，便知此乃出于友情的“曲为辩解”。

汪东出于好意，重提刘师培的反清活动。可实际效果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刘君一生失误多多，有牵涉安身立命的根基，也有只是具体认识的问题。比如，常为人诟骂的主编《国故》月刊以对抗新文化运动，便属于文化观念的差异。依附袁世凯，撰写《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性质自是严重多了，但仍有“政见不同”可做托词。唯独由反清义士一转而为清廷密探，单从思想文化立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只能归结于个人的心术与德操。在我看来，刘师培一生最大的失误，正是由一代大儒沦落为“侦心探龙”——如此恶谑的绰号，乃鲁迅1918年7月致钱玄同信中提出的［12］。钱、鲁二君，与刘师培的交谊深浅有别，但都推崇其为学而鄙薄其为人，尤其不能原谅其充当清廷密探这一下贱的举措。

事情的大概经过是这样的：1907年末，正热衷于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突然随妻子何震回国，向两江总督端方献“弭乱十策”。次年2月，重返东京的刘氏夫妇，政治态度更趋激烈，力主“颠覆人治，实现共产”。这期间，因提议改组同盟会并谋夺领导权不成，渐有异志，再加上因事与章太炎、陶成章等大起冲突，于是“外恨党人，内惧艳妻，遂不得不铤而走险，始真为江督端方之侦探矣”。归国后的刘师培，邀功心切，听说被通缉的陶成章自南洋归来,“日与两江督标中军官米占元往各码头查探成章行踪”，久之不得，难以复命，又乘革命党人不备，参加其秘密集会，终于密告成功［13］。此事固然可鄙，但更令人寒心的是，其时刘君正满腔热情地宣传“最最新潮”的无政府主义!以前还以为是1908年10月因《衡报》被禁才“铤而走险”，故章太炎、蔡元培都尽力为其“一时糊涂”辩解；《与端方书》以及所附“弭乱十策”的披露，则表明刘君前一年归国时便已“打通关节”。

1934年11月2日的《大公报》上，刊发了洪业的《清末革命史料之新发现——刘师培与端方书》。这封据考写于1907年冬的输诚信，与1904年正月的劝降函（手稿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端方档”），形成绝妙的对照，让人感慨万端。“劝降”与“输诚”的对象，竟然都是满洲贵族中颇有改良思想的“端帅”!

自称“幼治《春秋》，即严夷夏之辨”的刘光汉，先论证一番“恢复神州之土”的必然性，而后“推心置腹”地奉劝端方:“故为尔辈计，莫若举西（两）湖之疆，归顺汉族。我汉族之民，亦可援明封火保赤之例，赦尔前愆，任职授官，封圻坐拥，岂不善哉?”［14］一介书生与封疆大吏，二者力量悬殊，决定了其“劝降”只是笑话一桩。

时过境迁，由“劝降”转为“输诚”，话可就不大好说了。端方大概忘了那封劝降信，刘师培则不能不先做自我检讨。照样强调自己的家学渊源，不过，这回的语气，由原先的“炫耀”，一改而为“忏悔”：束发授书，勉承先业，略窥治经家法，旁及训故典章之学。意欲董理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适时值艰虞，革命之说，播于申江，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师培年未逾冠，不察其诬，窃以中外华夏之辨，默合于麟经。又嗜读明季佚史，以国朝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私蓄排满之心。此虽由于《苏报》之激刺，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此以祈遄死也。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3）

即便是检讨文章，刘师培也都写得章法分明，开篇即强调其初衷乃“哀民生之多艰”，并尽量将“政治立场”转化为“思想认识”。紧接着，笔锋一转，境界“豁然开朗”：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为之徒者，咸希冀功成之后，可以骤跻贵显。下劣者则假革命之名，敛财以口。对于输诚者来说，单是骂骂“民族主义尤与公理相违”，显然还远远不够。于是，刘师培开始为如何巩固大清的江山社稷出谋划策。据说，最有效的补救之策有五：民事不可轻也；豪民不可纵也；外观不必饰也；农业不可忽也；浇德不可长也。可这些治国方略，纯属纸上谈兵，相信端方不会感兴趣。真正体现刘君“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的志向的，还是下面这段悄悄话：若明公俯鉴其愚忱，乞暂将此次之报告秘密弗宣，并俾师培时往来东京、上海间，以徐行其志，则一二载之内，必可消弭革命之焰，以抒国家之虞。［15］如何保证“徐行其志”不是“缓兵之计”，有附录的“弭乱十策”为证。十策中，最关键、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一是让刘“暗为运动”，搞垮革命派诸报刊；一是卧底暗侦，如发现孙文、黄兴等“有潜入腹地事，即行报告”。后来事态的发展，与之大致吻合。

据标点并发表此信的洪业称，他见到的只是抄本，而非原件。因此件关系重大，希望“今尚有健在者，当能证其虚实也”［16］。时至今日，未见任何辨伪的文字，倒是弟子黄侃的题记，从另一角度确认了此信的存在。

黄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撰于洪业披露此文的第二年，公开发表则是六十年后（见《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擅长考据的黄先生，不在辨伪方面大做文章，而只是在“解读方式”上下功夫，实在“不得要领”：

此书盖为脱身之计，兼遂绐资之谋。以迂暗之书生，值狡黠之戎虏，宁有幸乎?书稿流传，贻人笑柄，至可痛惜!然谓申叔反复无恒，卖友卖党，又谓所言可充史料，则何不于书中辞气细玩绎之。

不同意洪业“可充史料”的说法，可又拿不出此信当属伪造的证据，所谓“脱身之计”的假设，也就显得相当勉强。不过，黄先生对刘师培输诚后备受冷落的交代，倒是让我们大开眼界，领略封疆大吏是如何将一介书生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接到输诚信，端方先是致书,“道倾慕已久，得一握手为幸”；等到刘师培真正归降,“至则遽以肩舆舁入督署，三月不见，申叔遂见幽矣”。既然归降是真，不得重用，怨不得别人，也洗刷不了干系。故门人黄侃行文至此，感慨遥深：要之申叔不谙世务，好交佞人，忧思伤其天年，流谤及于身后。尝尽言而不听，有失匡救之义，侃亦何能无愧乎?［17］在《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中，黄侃还极力为其师开脱，称:“时命既差池，濡足增烦忧。逡巡岂初愿，审虑权图喉。利轻谤则重，位高祸实由。”［18］十五年后，读《与端方书》，终于不得不承认其师“好交佞人”，其“流谤及于身后”，乃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