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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洁身”与“内热”

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与学界，与刘师培关系极为密切、谊兼师友的，大概当推章太炎和黄侃。章、黄二君，也都心高气傲，特立独行。可在涉及民族前途、国家命运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立场却很坚定，不曾出现大的偏差。这里仅以章太炎所撰《黄季刚墓志铭》为例，说明“昏”与“不昏”的差别：民国四年秋，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季刚雅与师培善，阳应之，语及半，即瞋目曰:“如是，请刘先生一身任之!”遽引退，诸学士皆随之退。是时微季刚，众几不得脱。［19］章太炎对平日极为尊刘的黄侃，关键时刻之不徇私情，大为赞赏。古往今来读书人之讲求“气节”，这个时候方才体现出来。

在1905年撰写的《伦理教科书》中，刘师培也曾特别强调“良知”的作用，尤其是认定其足以“振作士民之气节”：凡良知学派立说，咸近于唯心，故阳明之徒，多物我齐观，死生平等，不为外欲所移，亦不为威权所惕，而济民济世所益尤多。［20］正人必先正己，提倡气节与自我修养，二者密不可分。故刘君由注重社会公德的“说良知”，转入着眼于个人修养的“论洁身”：

若激其有耻之心（《中庸》言:“知耻近乎勇。”盖知耻则有决断，有决断则知所去舍。），长其淡泊之志（诸葛亮曰:“淡泊以明志。”），庶乎可以洁身矣。然身之当洁，约有三端：一曰不惑于利……二曰不惑于势……三曰不惑于嗜欲。［21］对于意志不太坚强的人来说,“淡泊以明志”，谈何容易!刘君何尝不想“明志”，只是抵御不了“利”、“势”、“嗜欲”的诱惑。1908年春，蓄意“投诚”清廷的刘师培，得便为《国粹学报》三周年写了以下祝辞：昔虞卿弃相，穷愁著书；子云草玄，寂寞自守。不以学术为适时之具，斯能自成一家言。盖舍禄言学，其业斯精；以学殉时，于道乃绌。［22］思路很清楚，表达也很精当，可“说了等于白说”。撰写此文，刘君总不会是为了自我解嘲吧：刚刚上过“弭乱十策”，怎好意思侈谈“舍禄言学”与“寂寞自守”?

对于刘师培的失节，蔡元培曾极力为其开脱，如称“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君忽为杨度等所勾引，加入筹安会”［23］。将过失推给恶妇或庸友，这倒是与刘师培的思路一致。在《与端方书》中，刘师培称其误入“排满”之歧途，也是被友人胁迫：先是蔡元培设暗杀会于上海,“迫师培入会”；继而孙文创立同盟会于东京,“蔡元培、黄兴又以入会相诱胁”。可在我看来，将自家过失全都推给别人，并非大丈夫的作为。况且,《伦理教科书》在“论洁身”时，有如下妙语，已经堵绝了自身的退路：

要而论之，不能洁身，咎在己而不在物（盖己身先不正，斯为外物所移）［24］。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刘君之失节，确实“咎在己而不在物”。故我同意前人的意见，刘的失误，很大程度应归咎于其“不能忘情爵秩”［25］、“好异矜奇，悁急近利”［26］、“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27］。值得一提的是，刘、尹二文均身心并论，将申叔先生过于强烈的个人欲望，与其多病、早逝联系起来。而这，正是蔡元培将“不为外缘所扰”与“康强其身”挂钩的本意。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4）

以醉心功名利禄来批评历史人物，在当代学界实在显得落伍。可理论一深奥，越说越复杂，也有穿凿附会的危险，反而掩盖了本来一眼就能看穿的原始冲动。比如，个人欲望以及精心算计，如何规定着某些初看相当光明正大的选择。即如时贤对于刘师培之抛弃纯粹汉学的家学，而取“通儒”的姿态，大都极为赞赏。我不否认刘君这一选择蕴涵着时代学术的发展趋向，值得大力表彰。我想说的是，即便在确定学术方向上，刘君也是精心计算，且其中不乏媚俗以博功名的个人欲望。

发表于1907年的《清儒得失论》中，有这么一句“得道之语”:“夫考证词章之学，挟以依人，仅身伺倡优之列；一言经济，则位列宾师。世之饰巧智以逐浮利者，孰不乐从魏、包之后乎?”这种学术思路背后的“成本计算”，上不了台面，论者一般不会涉及。对清学发展了如指掌、对儒生心思洞若烛火的刘师培，在古今文及汉宋学之争中，为了剥夺“经世之学”的道德优越感，将读书人心知肚明但又不好直接说穿的谜底，和盘托出：要之，纯汉学者，率多高隐。金石校勘之流，虽已趋奔竞，然立身行己，犹不至荡检逾闲。及工于词章者，则外饰倨傲之行，中怀鄙佞之实，酒食会同，唯利是逐。况经世之学，假高名以营利；义理之学，借道德以沽名。卑者视为利禄之途，高者用为利权之饵。外逞匡时化俗之谈，然实不副名，反躬自思，亦必哑然失笑（唯包世臣稍近有用）。是则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8］谈“义理”者，未必都是“借道德以沽名”；讲“经世”者，更不能一概归诸“假高名以营利”。但有一点，刘师培看得很准：备受当局关注的思路、话题、领域、学科，容易获取功名利禄，因而也就更能吸引“从业人员”。选择冷门话题的，很少奔竞之徒；集合在显学旗帜下的，则不乏欺世盗名者。刘氏的这一判断，大致不差。

可“以史为鉴”者，既鉴人，也鉴己；既警世，亦自励。以汉学为根基的刘师培，之所以突然间转入“经世之学”，是否也是意识到“纯汉学者”，最多只能“伺倡优之列”?不满足于“高隐”的刘氏，于是不失时机地大谈“经济”?世人往往假定，学者之选择“议政”或“从政”，必定基于安邦治国的雄才大略与拯世济民的菩萨心肠，故道德境界无可挑剔。万一失足落马，那也是“动机”与“效果”难得统一，可以谅解。其实不一定。也有隐藏强烈的个人欲望、经过精心算计的“壮士”，借用刘师培颇为刻毒的说法，这才叫“托‘兼爱’名，而博‘为我’之实益”［29］。

一般所说的“从政”，既体现为立足民间的“抗议”，也落实为位居庙堂的“管理”，前者往往基于道德激情，后者则具有支配力与实际利益。当然，二者可以转化，比如民国初建，许多晚清志士便一转而为新朝显贵。但不管是在朝还是在野、当权还是反叛,“从政”从来都是最刺激、最冒险也最具浪漫色彩的事业。因为：

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30］没有巨大野心与强烈激情的人，根本就不应该从政。从政者之最大限度地追求权力，乃娘胎里带来的印记，可以暂时不加褒贬。韦伯设想的“为政治而生存”与“靠政治生存”，实在很难截然区分。投身政治者，其原始动机，有高尚的，可也不乏卑微，很难一概而论。将历史人物之“论政”，不加分辨地置于“论学”之上，未免神化了“政治”这一特殊志业。需知，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里，要求才高气盛、少年得志的读书人,“舍禄言学”、“寂寞自守”，并非易事。自清末至今,“问学”不若“问政”红火，乃大势所趋。单从“以天下为己任”来解读“舍学言政”之“大趋势”，很可能高估了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境界。

刘师培之不曾像蔡元培希望的那样“委身学术”，实在是生不逢时。以刘君的才学，早二十年，不难在科举场中博取功名；晚二十年，也可成为第一流学者而备受尊崇。就在传统的“士大夫”向现代的“专家学者”过渡的中间，刘师培出场了。原来唾手可得的仕途，眼看着全成泡影；而刚刚建立的新学体系，又尚未被广泛接纳。对于像刘师培这样欲望强烈且自视甚高的文人来说，何处觅取功名，确实是个大问题。壬寅八月（1902年）赴开封乡试中举，正踌躇满志间，忽闻此科会试将延至丙午（1906）举行，于是有了关键性的1903年初上海之行；到上海不过月余，申叔先生便更弦易辙，立志“排满”了。朱维铮先生称刘氏上海之行乃“敏感到中进士入翰林的清梦快被打断了”［31］，虽属于无法实证的假设，却也不无道理。若如是，对于刘师培等近世文人学者之选择，还是具体评价好，不必过分扬“政”而抑“学”。

四、“激烈派第一人”之追求

刘师培的真正特色，其实不在于晚清文人常有的“问政”，而在于其“问政”时采取一种特别激烈的姿态，以及不断地改换门庭。

1903年初随友人到达上海后，很快被章太炎的“排满论”所征服，同年即发表《攘书》、《中国民族志》和《中国民约精义》三书，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获取民权自由。如此敏感于时代潮流,“该出手时就出手”，不能不让人佩服刘君天分之高、胆识之大。应该说，这个头开得很精彩。接下来，可就不太妙了，由民族主义而无政府主义，而清廷密探，而国粹大师，而筹安会六君子……几乎每两三年必有一变，而且每一次转变都很突兀，让追摹其后的崇拜者目瞪口呆。理清这一系列转变的“内在思路”实在不易，因为“机缘凑合”的因素太多。意志不强，定力不足，易受外界影响，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更关注其思维方法，即每立一论，总喜欢推到极端。

对于理解刘师培的思维方式，有一篇短文值得重视，那便是1904年发表在《中国白话报》第六期上的《论激烈的好处》。此文署名“激烈派第一人”，可见其自我期待。而且，刘君说到做到：致信端方劝其“舍逆从顺”，加入蔡元培组织的暗杀团，参与万福华谋刺王之春事件，所有这些同年发生的事件，可以确证其“激烈派”的身份。至于是不是“第一人”，那倒不必深究，因晚清“激烈派”很多。只是如此激烈的反清义士，三年后竟献策消灭在日的“激烈派”，五年后又主动投入端方幕中，真令人不胜感慨。回过头来，细细品味刘君的“激烈论”，方才在“好处”的背面，读出很难认同的异味。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5）

《论激烈的好处》开宗明义，将亡国的危险归咎于“平和”两字，尤其反感“那一种治新学的人，看了几部《群学肄言》等书，便满嘴的说平和的好处”。这里指的是社会思潮，而并非专门针对译述《群学肄言》并主张渐进改革的严复本人。在刘君看来,“平和”的改革之所以成为主潮，就在于其两面讨好，而且没有任何危险性：天下唯这种平和党的人，又获名，又获利，又能保全身家妻子。这维新的人既说他开通，那守旧的人又不说他悖逆。他既能在守旧的面前讨好，又要在维新的面前做名，所以他所做的事业都是平稳不过的。［32］可如此瞻前顾后，根本无法将中国的改革事业向前推进。这个时候，真正需要的，是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的“激烈派”。将“革命”与“改良”如此严重的政治路线之争，简化为“敢死”与“怕死”，实在有点漫画化。借“受难”与“牺牲”获取道德优势，作为一种打击改良派的有效策略，不只是刘师培，章太炎、黄侃等人也都有类似的论述。

即便如此，刘君的“激烈论”出现最早，阐发精到，更值得注意。在刘君看来,“激烈”的好处有三。第一点“无所顾忌”，大概没有人不同意：大约天下的人，最难的是不怕死。到了不怕死，无论什么事件，都可以做出来。所以古时候的大刺客、大游侠、大盗、大奸，都是出来拼命做事情的。但是这一种人，都是激烈派，不是平和派。［33］

第二呢?曰“实行破坏”。“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故倡言破坏的激烈派，比主张建设的平和派更有价值，更有可能“做空前绝后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以论证的彻底性而言，第二点已经有些不太完满，可还说得过去。第三个好处，乃有利于“鼓动人民”。如此策略化的考虑，很可能引起今人的反感。但对于刘师培来说，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一种著书、出版、演说的人，宗旨也要激烈。”为什么?理由很简单:“激烈方能使人感动，并发生影响。”不谈“宗旨”之是非，只讲“激烈”方能动人，虽能奏效，终非大道。起码我对刘师培的以下议论不以为然：现在的人，宗旨既然激烈，就是做一部书，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的议论，共那一种平和人不同。［34］为了追求效果，不惜扭曲思路，尽量把话说满说绝,“达于顶点”，确实是雄辩家的不二法门。可对于学者或负责任的政治家来说，此乃大忌，因其很容易为追求“掌声鼓励”而放弃“基本立场”，以致令人怀疑其立说的真诚。

像刘师培这样学有渊源而又聪明绝顶，连“降表”都能写得眉飞色舞的大才子，同一件事，说正说反易如反掌，而且都能“自圆其说”。文章写得太容易了，随意挥洒才情的结果,“立说”成了纯粹的“技巧”，不再关涉“心智”与“良知”。读单篇文章，你会觉得有道理，起码也是自成一家之言。可把众多文章放在一起，你会因其立说歧异而眼花缭乱。不要说时间略有参差，即便同一时期，也都是自家文章里便已“众声喧哗”。不是作者思路不清，而是面对不同对象“应机说法”，而且“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因此，众多掷地有声的豪言、隽语搁在一起，原先小小的裂缝，也都变得无法弥合。

才思枯竭者一旦投机取巧，很容易因捉襟见肘而备受指责。才学丰厚者则不一样，说圆说扁都有学理依据，除非你做“诛心之论”，否则只能承认各有宗旨。举个例，1907年，正热衷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培，撰写了《人类均力说》，称实现“均力主义”的社会，年逾二十者统一排工：二十一岁筑路，二十二岁开矿伐木，二十三至二十六岁筑室，二十七至三十岁制造铁器、陶器及杂物，三十一岁至三十六岁纺织及制衣，三十七至四十岁蒸饪，四十一至四十五岁运输货物，四十六至五十岁为工技师及医师。五十岁后呢?一律从事教育工作。不必追问三十制陶、四十蒸饪、五十任教的理由，乌托邦的魅力，并不因具体设计的不合理而该被肆意嘲笑。我不满意的是，刘师培在设计理想社会的同时，还要卖弄其熟读经书的长处：至于有妨学业，则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而伊尹躬耕，傅说版筑，均学为王佐，非工事无妨学业之证乎?［35］“古之学者耕且养”，这没错；可以此论证学术不必专门钻研，这像四代传经、家学渊源的人说的吗?

刘师培论学，历来祖述戴东原，在很多诗文里表示过无比景仰之心。1905年的《读书随笔·孔门论学之旨》称：若夫汉儒说经，稽古二字，释以三万言，则博而不约（近世经学家亦蹈此失）；陆王末流，自矜顿悟，束书不观，则约而不博。博而且约，其唯朱紫阳、戴东原乎?［36］同年，刘还撰写了《东原学案序》和包括戴震在内的《六儒颂》；1906年，意犹未尽的刘师培，又有《戴震传》问世；1907年发表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和《近代汉学变迁论》等文，随处可见对于东原学问的高度赞赏。同年10月间出版的《天义报》第八、九、十卷合册上，申叔发表《非六子论》，转而清算“顾黄王颜江戴”等“近世巨儒”：昔读其书，辄心仪其说，以为救民以言，莫六子若。由今观之，则乱政败俗蠹民，亦莫若六子。［37］为什么一夜之间，戴震等原本有大功于世的“巨儒”，一滑而为“乱政败俗蠹民”的罪人，理由很简单，申叔已经改信无政府主义，故：凡旧说之涉及人治者，稍加采择，无一不足以殃民。而近世学士所交称者，则为六子之书，故明著其弊，以醒群迷，使无识之流，不得托前人之说之（以）自饰。即他说之近于六子者，亦可援此证彼，以阐其非。［38］这是典型的刘氏笔法，尽弃前学与投诚新说，二者相得益彰。由顶礼膜拜到肆意讥讽，只是一念之差。日后还会把话说回来，可眼下只好拿“前学”当垫脚石了——以大批判开路，表明改换门庭确实出于真心。

尹炎武在批评刘师培“虽渊静好书，而心实内热”时，称其:“时乃尽弃所学，以诡随流俗，以致晚节末路，不能自脱，伤哉!”［39］这话大致在理，可必须略作修正：刘君之不时“尽弃所学”，不是追随流俗，而是希望走在时代前面。上升下降、左冲右突、南转北向，刘君的变化速度极快，不只一步到位，而且有所发挥，真的是“矫枉过正”。过于追求戏剧性效果，这与其说是现代政治家的思路，不如说更像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游士。可惜，晚清虽也是社会大转折时代，毕竟不同于处士横议、立谈可取卿相的先秦。不断地“脑筋急转弯”，一步错，步步错，真不知错过了多少好时光。

在我看来，这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局面，与申叔先生过于迷信“激烈”的效用有关。清末民初，乃风云激荡的时代，志士之“激烈”，其实是常态。若章太炎，其激烈的程度，比刘师培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章太炎从民族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再到文化保守主义，每一步也都走得很彻底，可时人及后人对于章的“激烈”与“转弯”并不反感，就因为确信所有这些，均出自章的独立思考。凝视这些时高时低、忽左忽右的蹒跚脚步，也令人肃然起敬。当然，这与章太炎始终坚守民间立场，不以“激烈”取“功名”有关。

严格说来，真正的“激烈”，只适合于永远的反对派，就像章太炎之守护精神，盯住信仰之火，只管“信念伦理”，而不问能否实现。既想表现“激烈”的姿态，又觊觎官府特供的功名利禄，可就麻烦了。知行完全合一很难，但也不能弄成自家缺什么，便故意提倡什么。一边跟清廷眉来眼去，一边大谈无政府主义，总让人对学者的尊严与诚意产生怀疑。

力求激烈的思维方式，加上出人头地的欲望和博取功名利禄的渴求，三者搅和在一起，难免一再摔跤。刘师培的大起大落以及连续急转弯，缘于其将“激烈”当作手段。为激烈而激烈者，一旦时局变迁，再不可能从“激烈”得到好处时，很容易变得比此前的左派还左、右派还右。看多了袖子一甩，又成了另一副模样的“变脸”，反而怀念起“顽固派”之不肯见风使舵。执著于自己的理想，不屑于为了追求效果而“说一句话也都是达于顶点的议论”，那样的学人，不管主张革命还是提倡改良，都值得信赖——至于同不同意其观点，则是另一回事。

1999年1月21日于京北西三旗

《当年游侠人》　第三部分激烈的好处与坏处（6）

附记

很早就开始注意刘师培了，不只是因申叔先生与北大有特殊因缘，更因其生命历程体现了近代中国学人的追求与陷阱。可限于学力与资料，一直不敢动笔。50年代以后，刘氏的著作极少重印，除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再就是《古书疑义举例五种》中收入其《古书疑义举例补》。大约十年前，我盯上了琉璃厂中国书店机关服务部里那套1936年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没能得手的原因，主要是“水涨船高”：个人经济能力的提高，一直没能赶上古书涨价的速度。听说扬州大学早有整理出版刘师培文集的计划，不知何故，至今尚未问世。近年，终于陆续收有《刘师培论学论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等书，总算可以做点研究了。可开笔极不顺利，几次废书长叹：如此才学，如此见识，落得如此下场，需要师友再三为其失节辩解，实在令人难堪。记得刘君流寓四川时有《书扬雄传后》诗云:“雄志本淡泊，何至工献谀”；“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我既没宋儒那么严苛，也没申叔先生这般通脱，唯一可以比附的是结尾四句:“吾读扬子书，思访扬子居，斯人今则亡，吊古空踌躇。”（《刘申叔遗书》1932页）

（原刊《东方文化》1999年2期）注释

［1］黎锦熙:《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7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2］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革命逸事》第2集2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3］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8页。

［4］同上。

［5］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遗书》18页。

［6］方光华:《刘师培评传》106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7］黄侃:《先师刘君小祥奠文》,《黄季刚诗文钞》6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8］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初刊1904年9月7日至12日《警钟日报》，收入李妙根编《刘师培论学论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9］朱维铮:《刘师培论学论政序》，见《刘师培论学论政》。

［10］张继:《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6页。

［11］汪东:《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6页。

［12］《鲁迅全集》第11卷351页。

［13］参见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和陶成章《浙案纪略》（见中华书局1986年版《陶成章集》）。

［14］《上端方书》,《刘师培辛亥前文选》9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5］《清末革命史料之新发现——刘师培与端方书》，初刊《大公报》1934年11月2日《史地周刊》第7期，后收入中华书局1981年版《洪业论学集》。

［16］参见《洪业论学集》130页。

［17］黄侃:《申叔师与端方书题记》,《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8月。

［18］黄侃:《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刘申叔遗书》24页。

［19］《黄季刚墓志铭》,《章太炎全集》第5卷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0］《伦理教科书》第一册二十三课,《刘申叔遗书》2038页。

［21］《伦理教科书》第二册三十三课,《刘申叔遗书》2069页。

［22］《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刘申叔遗书》1791页。

［23］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刘申叔遗书》18页。

［24］《伦理教科书》第二册,《刘申叔遗书》2069页。

［25］陈钟凡:《刘先生行述》,《刘申叔遗书》15页。

［26］刘富曾:《亡侄师培墓志铭》,《刘申叔遗书》16页。

［27］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17页。

［28］《清儒得失论》，初刊《民报》14号（1907年6月），见《刘申叔遗书》1535—1540页。

［29］同上。

［30］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10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31］朱维铮:《刘师培辛亥前文选·导言》，见《刘师培辛亥前文选》。

［32］《论激烈的好处》，初刊1904年3月出版的《中国白话报》第6期，署名“激烈派第一人”，见《刘师培辛亥前文选》63—66页。

［33］同上。

［34］同上。

［35］《人类均力说》,《刘师培辛亥前文选》113页。

［36］《读书随笔·孔门论学之旨》,《刘申叔遗书》1947页。

［37］申叔:《非六子论》,《天义报》第八、九、十卷合册，1907年10月。

［38］同上。

［39］尹炎武:《刘师培外传》,《刘申叔遗书》17页。

《当年游侠人》　第四部分“当年游侠人”（1）

——关于黄侃

“当年游侠人”　当年游侠人很久以前就熟悉了黄侃（1886—1935）的各类轶闻，可真正认真拜读他的学术著作，却是近两年的事。说实话，到现在，我对他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仍不甚了然。自认比较了解的，还是他的《文心雕龙札记》，以及若干关于文学、玄学方面的短论。明知这不是季刚先生主要的学术贡献，但《黄侃论学杂著》、《文字声韵训诂笔记》、《量守庐群书笺识》等又非我所敢信口雌黄。只好采取迂回战术，虚晃一枪，转而欣赏起《黄季刚诗文钞》、《蕲春黄氏文存》以及《量守庐学记》来。

诗文比起学术著述来，与作者的人格精神关系更为密切。假如不只希望读其书，还想识其人，从欣赏诗文入手，倒不失为值得推荐的一路。而且这“一路”，很可能就像晋人王献之所说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世说新语·言语》）。晋人善于鉴赏山水，故风神潇洒；风神潇洒的晋人，反过来又成了后世文人反复品味的一大“景观”。

并非每个学者都能成为值得鉴赏的“景观”，但深得晋人情致风韵的黄侃，却当之无愧。

一

记得当初读《民报》，深为1907年第十八号上运甓撰写的《释侠》所吸引。文章称,“侠之名，在昔恒与儒拟。儒行所言，固侠之模略”。这种侠、儒并举，章太炎的《訄书·儒侠》早已有言在先。有意思的是，此文对暗杀的鼓吹，竟也是靠“解字”来“说文”：

侠者，其途径狭隘者也。救民之道，亦云众矣，独取诸暗杀，道不亦狭隘乎?夫孤身赴敌，则逸于群众之揭竿；忽得渠魁，则速于军旅之战伐。术不必受自他人，而谋不必咨之朋友。专心壹志，所谋者一事；左右伺候，所欲得者一人。其狭隘固矣，而其效或致震动天下，则何狭隘之足恤乎?

晚清谈游侠、主暗杀的文章不少，但大都直截了当，不若《释侠》之“咬文嚼字”。这大概与作者的学术趣味有关。“运甓”即黄侃，字季刚，时年二十二岁，正师从章太炎，治音韵训诂之学。

或许是少年气盛吧，黄侃接过其师儒、侠并举的主张，进一步引申发挥:“儒者言仁义，仁义之大，舍侠者莫任矣。”将整个中国的命运，系之于“以夹辅群生为志”的大侠，不只因其“穷厄不变其救天下之心”，更因其“敢死”。其时章太炎所主持的《民报》，正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就中国前途及命运展开论战，黄氏将对方之主张君主立宪简化为“畏死”，而称“吾党之志，以敢死为先”（《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毫无疑问，提倡“敢死之气，尚义之风”，在道义上占有绝对优势。值得一提的是，晚清志士之提倡游侠，并非只是嘴上说说，不少人真的挥剑上阵。

据说，黄侃先生手订的诗词多按年月编次（潘重规《量守遗文合钞说明》），可惜鄂版《黄季刚诗文钞》改为按文体分类，一般读者很难理解诗文的真正意旨。《感遇》六首之三，与《释侠》等文思路很接近，应该是同时期的作品。其中对游侠的推崇，甚至衍生出对易水河边白衣冠送别的众宾客的不满：

荆卿事不成，能为倚柱笑。惜哉舞阳懦，遂贻勾践诮。大侠济蒸黎，私恩非所报。燕客皆庸流，徒工白衣吊。悲歌痛不还，勇气曾非挠。自惜一身亡，莫御强秦暴。萧条二千载，易水风犹啸。

在黄氏看来,“徒工白衣吊”无济于事。实际上，鄙视只会纸上谈兵、论侠的季刚先生，1910年即应湖北革命党人之邀归国，共图大举。其发刊报章激扬民气，纠合义兵以图解救武汉之围等,《量守庐学记》中多有提及。

辛亥革命后，曾以游侠自许的季刚先生,“自度不能与时俗谐，不肯求仕宦”,“壹意学术，退然不与世竞”。章太炎、汪东为之撰写墓志铭和墓表，都强调其转入学界，部分由于愤世嫉俗。因愤世而“翻然折节攻诗书”，必定满腹牢骚。当初“占名咸入同盟会”,“同时我草驱胡檄”，如今则“春来羁旅无人问，抚今怀古缠深恨”（《初春得平君岛上见寄诗，感念今昔，因成长歌一首，还寄》）。

不是说“功名如脱屣，意气本凌云”吗（《怀陈君》），为何还有那么多牢骚?“壹意学术”确实是兴趣所在，只是天下未必真太平，书生难得尽兴。文人喜欢哭穷，自古皆然。可读读《章炳麟论学集》中关于黄氏谋职的诸多说法，不难明白本就脾气大的季刚先生何以有那么多不满。“绝学真无累，多文亦自煎”（《在河南寄刘生》）,“文采知相累，风尘愧独全”（《遣兴》），以及“文章供覆酱，时世值烧书”（《戏题〈文心雕龙札记〉尾》）等，季刚先生此类诗句甚多。

但是，最让我感觉惊心动魄的，却是其《效庾子山咏怀》中一联:“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

好在转入学界的季刚先生，并没有完全忘记“当年游侠人”的风采与意气。最明显的，便是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所记的“俾倪（睥睨）调笑，行止不甚就绳墨”，以及汪东《蕲春黄君墓表》所称“常被酒议论风发，评骘当世士，无称意者”。

当事者或许不喜欢其桀骜不驯，世人则乐于传播其“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之类的韵事。听多了此类轶闻，黄侃先生到底生活在魏晋还是民初，似乎都成了问题。此语并非故弄玄虚。季刚先生之心仪魏晋，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就连太炎先生，也不时将得意门生与晋人相比拟，甚至认定其人该入《世说新语》。

《当年游侠人》　第四部分“当年游侠人”（2）

1909年，章太炎为黄侃《梦谒母坟图题记》书后，对黄氏性情及学问有相当精妙的描述：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喜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颇好大乘，而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念母，若与阮公同符焉。所谓“少绳检”而又“有至性”，确是黄侃的最佳画像；至于比诸阮籍，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黄氏流传甚广的诸多奇谈怪论以及乖僻举措，于此角度解读，很容易领悟。

1934年，即黄侃去世前一年，章太炎又为其撰写《量守庐记》，称此庐之命名取自陶渊明诗义。陶氏《咏贫士》诗云:“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生于衰世之黄季刚，不愿附和“末学奇邪之论”,“不欲以此乱真诬善”，于是，也就只好步武靖节“量力守故辙”了。黄侃接读此记,“欢庆感激，殆不可任”，当即上书答谢，表示“谨当寻绎宝训，勉之毕生，不坠师法，以酬恩造”。从阮籍到陶潜，章氏始终以晋人比拟黄侃，此举大有深意在。实际上，黄氏确实也以魏晋风流自诩。

晋人之受赏识，很大程度因其名士风流，玄远洒脱。这一点，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非常精彩的描述。此外，我还想谈谈晋人对于“任侠”的兴趣。表面上一文一武，风马牛不相及；可史书上诸多关于名士的描述，如“倜傥放荡”,“旷迈不群”等，也都适应于游侠。同样思想通脱，同样意气纵横，魏晋文人之歌咏游侠，并非不可思议。

嵇康、阮籍、陶渊明，大概是最常被后人所追忆的魏晋文人。并非一味服食养生，也并非只是采菊东篱，洒脱中有所执著，一个明显的例证，便是喜欢谈论不太轻松的游侠。嵇康固然有“采药钟山隅，服食改姿容”的游仙之思（《游仙诗》），但也有“豫让匿梁侧，聂政变其形”的游侠之咏（《答二郭》）。《文心雕龙·体性》称:“嗣宗倜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此等为人之“倜傥”与“俊侠”，落实在诗中，便是常被提及的“师心”与“使气”。读读阮籍《咏怀》中“壮士何慷慨”及“少年学击刺”诸篇，不难明白《晋书·阮籍传》所言不虚:“傲然独得，任性不羁”的阮籍，确实“本有济世志”。

不只时时“师心”“使气”的嵇、阮并非真正的隐士，就连醉卧菊丛、历来以淡泊超然真率玄远著称的陶渊明，也有不太平淡的时候。比如,《杂诗》之“忆我少壮时”、“猛志逸四海”,《拟古》之“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读山海经》之“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以及《咏荆轲》的“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在在体现其“非直狷介，实有志天下者”（顾炎武《菰中随笔》）。

古往今来,“有志天下者”多矣，不足以作为评判文人学士的标准。尤其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时的放言高论，与老来之回首平生，很可能形成极大的反差。以少年时之高谈游侠，来论证其人之慷慨悲歌，或者勇于拯世济难，其实是相当冒险的。季刚先生对此有充分的自觉。其《阮籍咏怀诗补注》中，对“危冠切浮云”一首的补注是:“远游负俗，阮公所以见嫉于礼法之士，殆以此与?”至于“少年学击刺”一首的补注，更有意思，恰好与早年的《释侠》形成鲜明对照：少年任侠，有轻死之心。及至临军旅、闻金鼓，而悔恨立生，则知怀生恶死，有生之所大期。客气虚骄，焉足恃乎?!这一注解，自然是基本扣紧阮籍诗句，可也包含个人感慨。其实，晋人之提及游侠，也大都是采用追忆的口吻。有所反省，有所追悔，但更多的是感慨光阴流逝，以及“任侠”志气与心境之不可复得。少年游侠，与中年游宦、老年游仙一起，共同构成中国人理想的人生三部曲。

入世已深的“当年游侠人”，明知不可能再次“抚剑独行游”，但仍希望保存当初的“意气”。太炎先生对这位弟子也极为关切，与吴承仕通信时常常提及。《章炳麟论学集》439页，录有1924年10月23日章答吴书，甚可把玩：得书为之喷饭。季刚四语，正可入《新世说》，于实事无与也。然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而不敢排异己。昔年与桐城派人争论骈散，然不骂新文化。今之治乌龟壳、旧档案者，学虽肤受，然亦尚是旧学一流，此外可反对者甚多。发小豝而纵大兕，真可怪也。劝之必不听，只可俟后世刘义庆来为记述耳。撇开具体人事之是非，就像章太炎所说的，暂时将黄氏的举措理解为“与实事无与也”；那么，其“意气用事”之可笑与可爱，方才表露无遗。这也是章氏虽屡次表示对黄氏“侮同类”而不“排异己”的不满，但都一笑置之；反过来，还很欣赏这种无是非得失、而且不讲策略的“意气用事”。

三

可这仍然不足以尽季刚先生。就像不循礼法而又事亲极孝一样，季刚先生为人狂傲，治学却极谨慎。《蕲春黄氏文存》附有《黄先生语录》百余则，虽非季刚先生的直接著述，但多在弟子的回忆文章中出现过，大致可信:“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凡研究学问，阙助则支离，好奇则失正，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这些论学之语，出自“当年游侠人”之口，总显得有点不协调。季刚先生以名士风流著称，论学时却又如此谨慎，绝无一般名士之不求甚解与不能服善的习气。

很容易将此等学风归之于清儒家法，这自然不错，只是失之浮泛。《复许仁书》中，黄氏对清学有相当严厉的批评，可仍然强调治经“以笃守师说为宜”。下面这段话，不见得为人所理解：与其创新说以正前文，不若守旧闻而乏奇识。大抵少年锐气，无往不形独到。董理旧文，则无事乎此。侃六七年前每事好为新说，自事仪征而后，乃恍然于所尚之非，而已驷不及舌矣。

《当年游侠人》　第四部分“当年游侠人”（3）

如此褒扬“守旧”而贬斥“创新”，实在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学术潮流。黄氏再三陈述“笃守一经”的必要性，正是针对时人之“好为傀异”。私下里，季刚先生也有“先须专主一家”、“继须兼通众家”之类的说法（《黄先生语录》），但在公开场合，季刚先生更愿意标榜其“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对于黄氏此等抵抗流俗之苦心，章太炎在《中央大学文艺丛刊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序》中有所披露。

就像章太炎所说的，季刚先生“性虽倜异，其为学一本师法，不敢失尺寸”。提及小学必称太炎师，提及经学则是仪征刘申叔。黄侃之师从刘师培，本身便是近代学界的一大雅事。1919年，时年三十四、任北大教授已六年、学业上卓然成家的黄季刚先生，正式拜只比自己长两岁、而且已有十几年交谊的刘师培为师，理由是经学不如对方。拜师当年，刘君即去世，季刚先生仍谨守师礼，动辄称先师如何如何。谨守师礼与突破师说，二者并不矛盾，也就是前引章太炎所说的，名为师徒,“转相启发者多矣”。

最能体现季刚先生“扎硬寨打死仗”之治学风格者，莫过于点书。季刚先生讥笑世人读书不细，只愿“煞书头”，而不肯一字一句读通读透。引一段1928年5月3日日记，已见季刚先生的读书方法：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已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遍数。

如此读书，实在说不上潇洒。章太炎《菿汉闲话》称“学者虽聪慧绝人，其始必以愚自处”，举的例子便是黄季刚。不过，据太炎先生称，一旦“昭然如披云雾见青天”，便该“智愚杂用，无所不可”。而季刚先生似乎更愿意始终“以愚自处”，因其去世前一月，仍在点《唐骈文钞》。世人皆知季刚先生狂傲，没想到他读书时竟如此如履薄冰。《与徐行可书》对此有个解释:“常人每自尊大，至于吾辈，见事略多，辄自谓比之古人，曾无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遥远，我劳如何乎?”关键在于见事略多与前路遥远，故多有敬畏之心，无暇自尊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