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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问多有敬畏之心，季刚先生于是不敢轻言著述。尝言五十后当著书，可惜年仅及五十而殁。就在季刚先生去世的第二天，章太炎致书吴承仕，感慨其得意门生“身后著述无传，亦由闭距太严之过，真可为太息者也”。撰写墓志铭时，太炎先生仍念念不忘这一点。“著述无传”云云，固是夸大其辞，但季刚先生由于落笔过分矜持，未尽其才，却是学界所一致公认的。只是黄氏之学术成就，与其谨严的治学风格密切相关，太炎先生赞赏的“以愚自处”的另一面，正是其讥讽的“不肯轻著书”。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也。

辛亥革命后折节诗书且后来大有成就者正不少。由“当年游侠人”自觉且自愿转为“今日穷途士”，除了“乐道”故而只好“安贫”外，还有生活方式及精神气度的改变。各人情况不同，调整的策略也迥异。比如，熊十力依然故我，在其述学文字中仍意气风发，颇具大侠精神；陈垣则以儒雅博学见称于世，为人治学均平正通达。只有黄侃——还可以加上其师章太炎、同门周树人，都是为人狂狷，而治学则格外谨严。

既是名士风流，又能苦读诗书，这实在是新鲜事。记得梁简文帝有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句话在道学家眼中，自是大逆不道。于是，历代文人颇有以之为靶子者。假如不把“放荡”单纯理解为风流韵事，我不觉得此话有多大的弊病。其实，借文章故作放荡，制造许多真假艳遇，此乃引起公众注意的不二法门。只是这千古文人的小秘诀，本来不该说破。

“当年游侠人”　当年游侠人至于学者，可就不一样了，总不能把论文当小说写，穿插几百首自鸣得意的情诗。学术著作如也“放荡”起来，读者可就无所适从了——不管此“放荡”是真是假，是“风流倜傥”，还是“天马行空”。

或许这话可以倒过来。对学者而言，立身不妨“放荡”，著述且须“谨重”。这里的“放荡”，必须加引号，主要指的不是“艳遇”，而是像黄侃那样的“行止不甚就绳墨”。对于受大侠精神感召、愿意“远游负俗”的学者，这一策略并非不可行。

1995年7月13日午后

（原刊《读书》199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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