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医生的姨太太
上 海有一位姓傅的医生，太太面貌端正、美丽贤惠，而她的妹妹却面貌十分丑陋：面孔是麻的，鼻子只有一个鼻孔，年龄大了也嫁不出去。她的父母发了急，忽然异想 天开，想出了一个嫁姐媵妹的办法，就跟大女儿商量，可否把大妹妹给她的医生丈夫做二房。这位大女儿倒也天生贤惠，有姐妹手足之情，亦有孝顺父母之心，想想 男人反正大多一个老婆不够，要到外面偷偷摸摸寻花问柳，弄得不好，还要把别的女人弄进门来养着，使家庭不和，明争暗斗。倒不如把自己的亲妹子娶来作为二 房，一则可使父母放了一件心事;二则使妹妹有个归宿;三则姐妹两人同侍一夫，可以管住丈夫，不让他到外边去胡作非为，岂不是好？
如此一想，那大女儿就去和医生丈夫商量。这位医生，虽然妻子貌美，但也是一个女人不会嫌多的人。想想既然丈人、妻子要他娶个姨太太，即使只是一个丑女人，亦可以尝尝新，又算是销销货，同时也在名义上讨了岳父、母的欢心，尊重了长者之言，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就一口答应娶来做了二太太。
这姐妹两人相夫有道，倒也能和睦度日。但姐姐生了大批子女，而妹妹却一个也不生，所以傅医生家里只不过多了一个人吃饭而已。姐姐心中更是称心如意。
我小时候军阀混战，从杭州逃难到上海，在一条里弄暂租房子住，就跟那位医生做了邻居。人家告诉我母亲那医生两位太太的情况，我在旁边听着。有几次去这位医生家看病，也看见过他的两位太太，一美一丑，相貌绝然不同，至今仍有印象。
姚家的姨太太
我有一个亲戚姓姚。他的太太的妹妹是个大家闺秀，受过教育，还是中学老师。因为常常去姐姐的家里游玩,日子长了就与姐夫有了关系。姚太太不防其亲妹妹会与自己丈夫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没有想到丈夫会与小姨有私情，真是又气又恨。她想：若求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们俩的关系总有一天会露出马脚来的，还不如去告诉父母，看他们有什么主意。
姚太太回家把事情一讲，父母觉得事情也十分尴尬。后来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让妹妹正式住进姚家，做了他的姨太太，但她从此以后再不许回娘家来，就算不再承认有这个女儿了;姐姐以后当然仍然可以回家，即使女婿姚先生，也算给他面子，允许他跟妻子一起去见丈人、丈母。
这样一来，姐妹两人就算正式共侍一夫。姚先生在家里排行第七，我们就称大太太为“七婶娘”，而称二太太为“婶娘”，以示区别。
两姐妹面和心不和地同居一处，过了一世。结果，大太太因为心中不快，郁郁寡欢，生了胃癌，七十多岁去世。姚先生在她之后几年，也生病死去。二太太在她丈夫去世时已七十多岁，不知现在还活着否。她未生小孩，所以丈夫死后，就与大太太的儿女同住，有何乐趣可言呢？
我觉得那个姨太太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也。如果当初不走错这步，自己正式成立一个家庭，那不是更好!不知她现在后悔否？
五叔祖的姨太太
我的五叔祖同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是同班同学。蒋介石回国之后追随孙中山革命，我五叔祖也一起参加。后来不知何故，就不再继续下去，长期住在上海做了寓公，但仍受蒋政府经济上的资助，一直到他去世。
这位五叔祖一生从未正式娶妻，喜欢在妓院中游逛,有时就与某个女人同居。第一个同居的女人生过几个孩子，但只有一个养活，就是我叫他“昆明叔叔”的那位，前文已经讲过。
五叔祖与那个女人在上海组织家庭。妓女出身的人爱吃、爱玩、爱穿、爱赌，不会管家，只会乱花钱。家用的钱不够的话，只要五叔祖向杭州老家的父母去要就是。生了孩子也不会管教，雇了一个年轻的男仆人，每天交给他一块钱，让孩子骑在他背上，出去到处游逛,买这买那，哄骗小孩。佣人当然也从中落点腰包。那女人自己则整天打牌、看戏。家里用了两、三个女佣人服侍她。
辛 亥革命时，我母亲和长辈们逃难，避居沪上。曾祖母是不允许妓女入高家之门的，但看那女人生了孙子，就叫我母亲代表她去那女人家看看，并要我母亲叫她“五太 太”。这是因为她没有跟我五叔祖正式结婚，不可称她为“叔婆”。她对我母亲很客气，每次必留我母亲吃饭。我母亲是遵太婆之命，就经常去她那儿望望。
杭 州做的服装当然不及上海的衣服新式。有一次，五太太邀我母亲看戏。她觉得我母亲的衣服不合时，就借了一件给她。她打开大橱，让母亲自己挑。母亲看见衣橱里 满满一橱漂亮衣服。五太太换衣服时，让一个女仆帮她穿衣，又让另一个女仆往她嘴里放葡萄吃。衣服还没有穿好，门口汽车已经在等候她了。真是穷奢极侈！
但好景不长。过了几年这样的生活，我五叔祖又去玩别的女人了。这次是一个叫“王妹妹”的女人。五太太知道后，大发雷霆，与五叔祖大吵不休。我母亲及曾祖父的老姨太太都去相劝。她意气用事，不肯屈服，说:
“若要我退让，除非红脚盆翻身!”
我 至今不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事情越弄越僵，五叔祖就正式与王妹妹另外住开，不再到五太太那里去了，我想五太太一定后悔莫及。那时五太太已生过几个小 孩，年龄也大了，妓院里不会再要这样的女人去做生意，于是只好靠杭州高家每月寄给她的若干钱作生活费过日子。曾祖母把五太太生的儿子收回高家，让他受点大 家庭的传统教育。
我的这位五叔祖喜新厌旧，一个又一个地换女人，不知换了几个。最后一个同居的女人是广东人，大家背后叫她“广佬”，人很厉害。那时曾祖母和曾祖父都已故世，大家庭分了家。广佬把大家庭分给五叔祖的财产一把捏住，五叔祖和五太太所生的儿子一分钱都拿不到。
五叔祖活到五十多岁病故。这广佬从上海搬到杭州去住，在高家老屋旁硬要去了一块公用的土地，盖了一所房子，跟她妹妹、妹夫等人住在一起。我父母从来不跟她们来往，不知她最后结果如何。
三叔祖的姨太太
我 的三叔祖的原配是清朝宰相王文韶的孙女。王文韶是唯一跟随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避八国联军去西安的重臣元勋。王家的家教不好，家里人都抽鸦片，他孙女嫁到 高家做媳妇，也抽鸦片。初来时，我曾祖母不知道。过了几年，有人传给她听了，曾祖母很光火，就带了佣人去那媳妇的房里搜查。媳妇处佣人、丫环众多，里里外 外有人值班侍候。见老太太远远来了，早有人去通风报信。正在鸦片床上的媳妇听见婆婆来到，知道必非好事，忙从后门逃出，命轿夫抬到娘家去躲避去了。见老太 太来了，丫环们也慌了手脚，把那烟枪、烟具抛在后花园的草堆里。这位媳妇以后从此就不敢再回夫家来了。
一 开始，我三叔祖还常去岳家住住，但后来渐渐少去，最后终于到上海妓院娶了一个已嫁给人家做过小妾、后因丈夫去世才又回妓院的女人，还带来了一个“拖油瓶” 儿子和一个老母。因为不能进高家的门，于是在上海租了一栋两开间二层楼的房子，用了男女佣人，单独住。这女人大家叫她三太太，生活状况很像五叔祖的五太 太，每天也不是宾客满座，打牌吃喝，就是外出看戏、应酬，开销由老家支付。
我 母亲与太婆辛亥革命时到上海去避居，老太太听三叔祖告诉她，其妾乃浙江上虞人，父亲在世时是教书先生，后因去世早，遗下妻子及两个女儿，没法生活，不得已 才做妓女的。老太太听了颇感同情，因此叫她到家里来见见。这位三太太没想到老太太竟然不见五太太而要见她，喜出望外，好象自己的地位比五太太高了一级，马 上来拜见老太太。我母亲也时常去她家拜望她，称她为“三太太”。她的拖油瓶儿子，则大家叫他“毛少爷”。
毛少爷年纪大了，给他娶了一个他母亲家乡的媳妇。结婚以前先相过亲，认为好的;女方也同意到上海来结婚，于是成亲。想不到结婚那天，出来的新娘竟不是相亲时看过的那位，被人掉了包。那位三太太当了许多客人的面，差一点气得昏过去。经诸客解劝，只好既来之，则安之。这位新娘子，大家就叫她毛少奶，相貌尚过得去，人亦能干，很会做家务、针线，对公婆也服侍周到。但三太太心里总是不满意，甚至不许儿子进房;还故意把乡下亲戚中一个叫阿兔的小孩叫到上海来，让毛少奶跟他同睡。
三叔祖有位老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果夫。那时，陈家正在找一个保姆管他们家的孩子，三叔祖和三太太就把那媳妇介绍给陈家当保姆去了。大陆失守，陈果夫全家去了台湾，将保姆也带去，遂不通音信。
毛少爷又由三太太另外找了一个媳妇，生了几个小孩。但后来的媳妇不及毛少奶贤惠，对公婆一事不管，毛少爷也中年去世。三太太和三叔祖老境很不愉快。我们大家背后常为毛少奶感到不平。
做过奶妈的姨太太
我哥哥小时候用过一个奶妈，绍兴人，年轻而相貌并不美，无非五官还算端正而已，但一双眼睛很是灵活。她在我家吃了几年奶，哥哥断了奶，另用保姆带领，奶妈就回乡下去了。
过 了几年，有一天，我母亲身体有点不适，去一位中医的诊所就诊。在候诊室里等候的病人不少，我母亲只见有一个女病人，穿戴合时，双手总拿一块粉红的绸手帕盖 在脸上，久久不放，不知她生什么病，要将脸遮起来。因为我母亲不停地在注意那个病人，久而久之，那个病人也不好意思起来。她把手帕放下，忽然叫了我母亲一 声“少奶奶”，我母亲这才认出来，原来这人就是以前我哥哥的奶妈！
我母亲忙问她看什么病。她含糊其辞，只说，回乡后又生了一个小孩，于是出来在某家吃奶，现在已经给那家的少爷做了姨太太。我母亲猜想她一定是“害喜”(即孕妇的反应)才来就症的。
那姨太太问我母亲“毛官”(即我哥哥的小名)好吗？ 又拿出来两块钱，说是给毛官的。当然，我母亲不会拿她的钱。那天回家，母亲当作新闻，把那奶妈的事告诉了大家。
又 过了几年，佣工介绍店的王中人来我家讨药，我母亲就问王中人知道不知道那个奶妈。王中人说，那奶妈就是她介绍到某家去吃奶的，后来被少爷看中，做了她的姨 太太。奶妈的丈夫从乡下出来讨人，这家出了几百元钱给其丈夫了事。但不久，这位少爷死了。此时，那姨太太已生下一个女孩。他家的大太太就把那姨太太转送给 朋友家，去做了人家的小老婆，从此就再也未闻她的消息了。
尼姑庵里来的姨太太
我丈夫的舅父姓朱，是我父亲的老朋友。在我还未嫁到徐家去时，我父亲已经知道这位朱友在海宁盐务稽核所办事处工作，带有一个姨太太。据说，这姨太太原来是在杭州带发修行的，人称“四小姐”。朱友因为经常出差海宁，所以家中妻子起初并不知道。
我 与丈夫结婚后，日寇侵杭，徐、朱两家跟一家姓陈的律师一起，均准备避居富阳、里山。徐家是一个大家庭，祖母以下，儿、媳、子孙、佣人几十人，分乘两只大 船，由杭州江干出发，次晨到了里山。朱家人较少，只有我丈夫的外公、外婆、舅父、舅母及两个孩子，他们就另雇一只大船到里山去。船上就带了那位小老婆。但 我丈夫的舅舅只对家里人说这位是朋友的女眷，托他带到里山去的。陈家亦带了全家老小、老婆孩子多人一起坐船同行。
这 位四小姐坐在朱家的船里，还帮外婆拿行李包裹。据说，外婆的一点首饰即在这个包中。船到里山，徐、朱、陈三家早已托熟悉的乡下人租好房子，彼此距离甚近， 每日必有来往。这个四小姐则由舅舅另外租屋给她住。在里山住了几个月，三家亲友又一同搬到上海去住，这四小姐就回杭州，住在朱家老屋。不久，外公、外婆在 上海先后去世，两个孙子先后完婚，舅母和子媳仍住上海，而舅父则时时去杭州住。凡事“欲求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日子长了，舅母开始怀疑舅舅在杭州有小老 婆，后来就完全知道了。于是，夫妇之间醋海波澜，在所不免。外公、外婆死后，财产都在我丈夫舅舅的手里，金银饰物以至房产、存折也全部在杭州，上海妻子和 孩子一无所有，真可谓鞭长莫及，雀巢鸠占，亲戚们虽然都为舅母不平，但也只有徒叹奈何而已。
舅 舅渐渐不去上海，好象上海已经不是他的家了。对上海生活方面的事，他也不闻不问。八年抗战胜利，我与丈夫第一次带了小孩们回杭州，我父母也自壶镇逃难回 杭。舅舅请我夫妇和孩子某日到某尼姑庵午膳，那天吃饭在座的还有丈夫的表舅。那尼姑庵的素菜做得别有风味，大家正吃得高兴，忽然从里面出来两、三位尼姑， 拥着一个女人出来。尼姑口里说:
“四小姐，你坐这里。”
于是，那四小姐就坐在我旁边的一个空座位上了。我心中想：莫非这位就是平时大家在议论的、娘舅的小老婆吗？ 但我丈夫不和她打招呼，他娘舅也没给我们介绍，我就不好意思问，只好管自己吃菜。舅舅则对四小姐说:
“你吃呀!吃呀!”
她吃了一点，觉得没趣，就立起，进去了。事后，表舅来我家，说起这天的事，他说这是舅舅不对。作为长辈，他应该先把姨太太介绍给外甥，否则，当然外甥和外甥少奶奶用不着跟她打招呼。
又过了几年，我夫妇又去杭州探亲。舅舅邀我们到他老家去吃饭，在座的又有表舅。吃饭时，我们只见舅舅而不见姨太太。我暗中问表舅，是否应该请她一起来同吃。表舅说：“不必，且看他如何可矣。”? 这天，只见一道道菜从厨房里做出来，极为丰盛，我们猜是四小姐做的，但始终未见她出来跟我们打招呼。
改 朝换代之后，我与丈夫又带了小孩去杭州，再去看朱家舅舅和另一房的两个姨母。正在谈天，四小姐进来了。二位阿姨都叫她“四小姐”，我也起立，命我的小孩叫 她“阿婆”。她就坐下与大家谈话。她说，她现在在居民委员会当卫生员，要到每家人家查卫生，也要叫居民去拔草，人家都面有难色，但只好勉强答应。后来，她 又出去买了一包雅梨来送给我的孩子们。
文 化革命前，舅父患了前列腺癌。去世前，我和丈夫特地去杭州探望他，表舅也陪去。我们在客厅里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才见舅父从卧室里出来，身体已十分衰弱， 面色落形，憔悴不堪。那天，表舅悄悄对我们说：“四小姐早有准备，已经另外有男朋友了。”我们见桌子上有一碗菜放着。表舅说：“这一定是给四小姐的男友吃 的。”
舅父去世时，上海的妻子和儿、媳都去送终。但等他一死，小老婆拿出丈夫遗嘱，当着居民委员会干部的面,给大太太和子、媳看。遗嘱上写着：杭州财产全部给姨太太，上海的财产则给妻子、儿子。显然，四小姐是跟居民委员会的干部串通好的。后来，四小姐拿出两件皮袍来，算是给儿媳作为纪念的。不久，四小姐就名正言顺地把那个男友接到舅舅的老屋里去同居了。
其 实，这种小老婆喧宾夺主的事，在我的亲友中也不是少见。更有甚者，有的小老婆成正太太，当家作主，大老婆反倒做佣人，烧饭煮菜，领小老婆生出的孩子。做佣 人的人至少还有工钱，这种大太太连零用钱都没有，却还要吃残羹剩饭，一直苦到老死。杭州有句俗话说：“野鬼坐正堂，正主戤门枋”，就是指的这类姨太太。
大舅父的姨太太
我的大舅父做学生时品学兼优，考取公费，去日本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做官，接了老母、妻子、儿女到北京去住。若干年后，妻子不幸因病去世，家中没有女主人，无法照顾孩子，我的外婆只好带了孙子、孙女回杭州老家了。
大舅一人在北京过了几年，就在妓院里娶了一个苏州人为妾。他来信告诉老母。大家都认为，妓女这种人是一定不会安分守己，而只会勤吃懒做、贪图享受的。
又过了若干年，大舅的工作调到了杭州，他就另外在西湖边租了一栋房子住。我母亲有三姐妹，还有一个二哥。大家商量应该怎么称呼那位姨太太。
按照杭州的规矩，姨太太不能称我外婆为“婆婆”，而只能称“老太太”;他们也不能叫她“嫂子”，而只能称她“姨太太”。但这时因为大嫂已去世了，而且我的大姨母因寡居，每月生活费都由大舅供给，不能太亏待了大舅的姨太太。于是，为了照顾我大舅的面子，有人说：“去掉‘姨’字算了。”
又有人说：“从前人家称小妾为‘如夫人’(即“如其夫人”之意)，我们是否可以称她为‘如嫂’呢?”
但大家又觉得，大舅的子女已十几岁了，听了恐怕会不快。最后，不知是谁想出来的，叫她为“新太太”;前妻的子女则称她为“庶娘”;她称婆婆为“老太太”，称我二舅舅为“二少爷”，称我的三位姨母为“姑太太”;而我们小辈，就称她为“如舅母”。这样的称呼，总算使大家都称心满意了。
等到大家跟这位如夫人见面之后，出乎意外，每个人对她的印象都很好。她相貌端正，举止稳重，毫无轻佻相;穿着朴素，与平时家庭妇女一样;待人接物大方、稳重，亦有分寸;对亲戚长幼都极懂礼貌;每月生活也很节省。她做我大舅姨太太时，明明知道我大舅是一个两袖清风、家无恒产的清官，还要寄钱供养老母，接济大姐生活，培养两子一女;她跟了大舅是绝对不能像有些妓女那样，嫁了阔公子就能去大大享受一番的。但她只爱大舅为人正派，自己也愿意做个良家妇女，成为贤母良妻，于是就跟了大舅。以后，她对大舅的三个孩子亦如己出。子女有病，她如生母一样日夜耐心服侍、陪伴，毫无怨言。她对我外婆也非常孝顺。我外婆病重时，大家轮流陪夜，她也参加，而且做得井井有条。比如，凡她陪的这夜，晚上外婆的情况，包括服的什么药、热度多少，等等，她全写在一张纸上，使人一目了然。
这样过了几十年，我大舅在信中流露出想给她扶正的意思。大家都无不同意，遂一齐改口，平辈称她“嫂子”，我们下辈则称她“大舅姆”。
抗战胜利不久，大舅的长子在念大学时患肺病身亡。不久，大舅又患病去世。我的大舅姆就与第二个儿子和儿媳同住杭州老家，只靠老屋出租的微薄收入来生活。那个儿子后来失业，精神消极，终于变得不大正常起来，最后发展到跟他妻子离婚的地步。改朝换代之后，那个儿子更住进了养老院。这位大舅姆的生活就日见困难。她的生活费，除租金之外，我哥哥平常也补贴她一点。她娘家嫂子与侄儿同她平日颇有感情，就把她接到苏州娘家居住，这样，她的起居可以有人照应。
她的侄儿是个中医。有一天天下大雨，病人请他出诊。他用一只大脚盆当船，划着去看病。不幸风雨交加，脚盆失去重心，翻入河中沉没，他竟淹死了，家中就此少了一个重要人物。后来，那家病人对她侄子一家十分照顾，凡有什么大小事情，都来帮忙。
这位老太太一年之中总要回杭州几次，去收一点微薄的租金，维持生活。有时，她就住在我母亲家中。我兄嫂总在她回苏州去时送她钱钞、东西。她的老屋，文化革命前先是“公私合营”，后来又失火焚毁。她老人家在她侄儿家住到八十六岁，寿终正寝。我兄嫂最后还寄了一笔钱去，做她的丧葬之费。
这位虽出身妓女，而为人正派、自尊自重的姨太太，真是值得佩服和尊敬呀！
香市
所谓“香市”，就是善男信女在每年一定的日子朝山进香。因为参加香市者众，于是商人、小贩也乘机在这个时候把货物运到寺庙附近去做生意，所以往往在进香的同时又有集市，故叫“香市”。香市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那确切日期，现在大家都有点说不清楚了，而且也因地而异。最热闹的日期当然是阴历四月初八，这是浴佛日，亦即释迦牟尼佛诞生的日子。
以前，杭州西湖一年一度的香市真是热闹非凡。香市的范围很大，包括西湖的南山和北山两个区域，更涉及玉皇山、小和山，以及留下这三个地方的东岳大帝庙。实际上，玉皇山、小和山，以及留下这三个地方的东岳大帝庙原来都是道观，并非佛教寺院，但远道而来的虔诚信徒并不讲究这是道观还是寺院，只要供有神像，香烟缭绕，他们就进去磕头礼拜、解囊施舍。更何况，这三个地方都是杭州的风景区，他们可以既积阴德，又玩山水，何乐而不为呢?
明末绍兴人张岱著的《陶庵梦忆》中有一篇提到杭州西湖的香市: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终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
接着张岱还描述了明代杭州西湖区昭庆寺香市期间的盛况:
“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ㄇ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栅，栅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 ……
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后来，清军占领杭州时，将昭庆寺一把火烧个精光。现在杭州湖滨还有一个昭庆寺，但为以后的重建，远远不及以前的规模了，而且也不再有张岱所描写的香市盛况。
我小时候，因为跟母亲和曾祖母一起朝山进过香，所以见过香市。虽然我所见到的仅限西湖北山区域，或者更严密地说，仅限于灵隐寺、上天竺寺、中天竺寺、下天竺寺一带而已。但我想在这一小范围的所见所阅，已可以代表整个西湖地区香市的情况了。
记得我陪曾祖母和母亲去灵隐和天竺的时候，大约只有五、六岁。坐在轿子里，只见一路上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都挎着一只黄布口袋，上面用墨笔写着“朝山进香”四个字，分两行。在四个楷书中央，还盖着一方手掌大小的朱印。据说，这方大印是到东岳大帝庙里出钱盖来的，以后进入阴司，可以通行无阻。所以，这只黄布袋，生前作为朝山进香的用具，死后装了锡箔灰随死者带往阴司花费。有的善男信女还拎着一种香篮。这是细竹编成的长方形提梁式篮子，分上下两层，漆成红黑两种颜色，里面盛放与烧香、拜佛有关的用具，如:香烛、锡箔等等。我家老女仆叶妈也有一只，平时总收拾得乾乾净净，用纸包着，搁在大橱顶上。每年三月二十九日东岳大帝生日，她就坐了轿子，备了一种用红糖、面粉做的大如狗舌的“狗舌头糕”作乾粮，提了香篮，天还没有亮即出发去烧香、拜佛，直到摸黑才回来。
在香市里，除了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以外，还有路两旁排得密密层层的乞丐，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搭着整齐的茅棚，在整整四个月的香市期间，这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凡有香客经过，乞丐们就一齐伸手讨乞。因为布施乞丐也是结善缘，所以香客尽管平时节衣缩食，到这时也往往都能或多或少解囊布施。后来，我听父亲说，这些乞丐大部分都不是杭州本地人，而是从浙东、浙西乡下赶来的。经过一个香市，他们无不满载而归。积少成多，就能买田造屋，这倒也不失为一种生财之道呢。
至于进香的女客们，有的还穿着红、黄、赤、白、蓝各色绸布缝制的宽袍大袖的古装服饰，戴着与衣服色泽相配的风兜之类的帽子，还拖着飘带，随风高扬，煞是好看。据说，这是故意预先穿戴死后的殓服去进香，目的是让菩萨对她们有一个印象，将来一旦去世，到了阴间，因生前已用香烛、锡箔孝敬过，而且穿着同样的衣服见过面，不至于有面目陌生、留难阻挡等问题了!
我八岁那年夏天，因为逃避军阀混战，全家到上海，在哈同路租了一栋三开间两层楼的房子住了一年。曾祖母喜住楼上，她的房间朝南，左首有一个阳台，可望马路。她每天早上朝西念佛。哈同路离静安寺很近。我记得到第二年四月初八前几天，静安寺外就在准备庙会了。工人们在路上搭起席棚摊位来，从木器到绸布、衣帽、鞋子、藤竹漆器、大小皮箱、妇女饰物，以至文具、玩具、点心、糖果，应有尽有。到初六开市，初九收市。初八那天一早，善男信女就背了黄布袋，手提香篮，在静安寺等开门，以便第一个进去烧香、拜佛，以表虔诚。这叫“烧头香”。据说，功德特别大。上海的这个“庙会”，实质就是杭州的“香市”。我与曾祖母也去静安寺看过庙会的盛况。因为浙皖军阀混战，西湖香市已经一落千丈，于是上海静安寺的庙会正好满足了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的愿望。
我家自曾祖母去世后，母亲就再不在香市期间去灵隐、天竺进香拜佛了。到我十几岁时，父亲在杭州狮子峰顶造了一所别墅，住在那儿做居士。关于狮子峰，《杭州游览志》上有如下的记载：
“狮子峰位于杭州龙井西侧，天竺乳窦峰右方。兀突于层峦叠嶂之间，若雄狮蹲踞，人称狮峰。狮峰茶叶与龙井齐名，均列为上品。峰下原有胡公庙，今不存。庙前有茶树十三株，曾经乾隆皇帝品为极品，为当时进贡珍品，有‘十三株头’之称。”
这部游览志只提了已经不存的“胡公庙”，但没有提到至少我小时还在的望仙亭。每年，望仙亭也有香市。我和母亲、兄弟在周末总要去看那儿的香市。香市季节，满山都是乡下出来的年轻姑娘在采新茶。翠绿色的茶丛中掩映着穿红着绿的少女，还能听到她们的笑语声。山上除了茶树，就是映山红。“映山红”是杜鹃花的另一个名称。因为大多是红色，而且漫山遍野都是，映得山都红了，故得此名。张岱在描写香市的文章里说的“山色如娥，花光如颊”的景色，确是狮子峰上香市期间我看到的情景。
从头天竺上狮子峰有七百级山坡。除了本地的香客，还有上海来的香客和游客，坐了轿子上山。山路两边也有各地来的乡下人，全家老小在山坡上搭了临时草棚，见游客上来就向其乞讨。我父亲因为长期住在山上，跟他们朝夕相见，彼此已经认识，所以他们从不向我父亲乞讨。不知为什么，他们也知道我和母亲他们是高先生家的人。所以我们上山时他们也不乞讨。但我父亲碍于情面，上下山时总多少布施一点，有时还送些糖果、点心给他们的孩子们，因此上山、下山时，他们都称他“高先生”，十分亲热。
高家二房在狮子峰开设茶场。清明前，几百个乡下姑娘每日采茶。到了傍晚，就开始秤茶叶记账。到茶市落令时茶场才分别跟她们一一算工资。采来的茶叶，由白天来的乡下男工在茶场里炒茶。炒好的新茶就在望仙亭设店出卖。上山的香客、游客都要购买一点回去。我们则一般是星期六上山，星期天傍晚下山回家，在山上度个周末。
转瞬间，这些情景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回想当年承平风物、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真有隔世之感呢。
香市
所谓“香市”，就是善男信女在每年一定的日子朝山进香。因为参加香市者众，于是商人、小贩也乘机在这个时候把货物运到寺庙附近去做生意，所以往往在进香的同时又有集市，故叫“香市”。香市究竟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那确切日期，现在大家都有点说不清楚了，而且也因地而异。最热闹的日期当然是阴历四月初八，这是浴佛日，亦即释迦牟尼佛诞生的日子。
以前，杭州西湖一年一度的香市真是热闹非凡。香市的范围很大，包括西湖的南山和北山两个区域，更涉及玉皇山、小和山，以及留下这三个地方的东岳大帝庙。实际上，玉皇山、小和山，以及留下这三个地方的东岳大帝庙原来都是道观，并非佛教寺院，但远道而来的虔诚信徒并不讲究这是道观还是寺院，只要供有神像，香烟缭绕，他们就进去磕头礼拜、解囊施舍。更何况，这三个地方都是杭州的风景区，他们可以既积阴德，又玩山水，何乐而不为呢?
明末绍兴人张岱著的《陶庵梦忆》中有一篇提到杭州西湖的香市: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终于端午。山东进香普陀者日至，嘉湖进香天竺者日至。至则与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
接着张岱还描述了明代杭州西湖区昭庆寺香市期间的盛况:
“昭庆两廊，故无日不市。三代八朝之骨董，蛮夷闽ㄇ之珍异,皆集焉。至香市，则殿中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门内外，有屋则摊，无屋则厂。厂外又栅，栅外又摊。节节寸寸，凡胭脂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经典、木鱼、孩儿嬉具之类，无不集。此时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无留船，寓无留客，肆无留酿 ……
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者，凡四阅月方罢。恐大江以东，断无此二地矣。”
后来，清军占领杭州时，将昭庆寺一把火烧个精光。现在杭州湖滨还有一个昭庆寺，但为以后的重建，远远不及以前的规模了，而且也不再有张岱所描写的香市盛况。
我小时候，因为跟母亲和曾祖母一起朝山进过香，所以见过香市。虽然我所见到的仅限西湖北山区域，或者更严密地说，仅限于灵隐寺、上天竺寺、中天竺寺、下天竺寺一带而已。但我想在这一小范围的所见所阅，已可以代表整个西湖地区香市的情况了。
记得我陪曾祖母和母亲去灵隐和天竺的时候，大约只有五、六岁。坐在轿子里，只见一路上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都挎着一只黄布口袋，上面用墨笔写着“朝山进香”四个字，分两行。在四个楷书中央，还盖着一方手掌大小的朱印。据说，这方大印是到东岳大帝庙里出钱盖来的，以后进入阴司，可以通行无阻。所以，这只黄布袋，生前作为朝山进香的用具，死后装了锡箔灰随死者带往阴司花费。有的善男信女还拎着一种香篮。这是细竹编成的长方形提梁式篮子，分上下两层，漆成红黑两种颜色，里面盛放与烧香、拜佛有关的用具，如:香烛、锡箔等等。我家老女仆叶妈也有一只，平时总收拾得乾乾净净，用纸包着，搁在大橱顶上。每年三月二十九日东岳大帝生日，她就坐了轿子，备了一种用红糖、面粉做的大如狗舌的“狗舌头糕”作乾粮，提了香篮，天还没有亮即出发去烧香、拜佛，直到摸黑才回来。
在香市里，除了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以外，还有路两旁排得密密层层的乞丐，男女老少都有。他们搭着整齐的茅棚，在整整四个月的香市期间，这是他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凡有香客经过，乞丐们就一齐伸手讨乞。因为布施乞丐也是结善缘，所以香客尽管平时节衣缩食，到这时也往往都能或多或少解囊布施。后来，我听父亲说，这些乞丐大部分都不是杭州本地人，而是从浙东、浙西乡下赶来的。经过一个香市，他们无不满载而归。积少成多，就能买田造屋，这倒也不失为一种生财之道呢。
至于进香的女客们，有的还穿着红、黄、赤、白、蓝各色绸布缝制的宽袍大袖的古装服饰，戴着与衣服色泽相配的风兜之类的帽子，还拖着飘带，随风高扬，煞是好看。据说，这是故意预先穿戴死后的殓服去进香，目的是让菩萨对她们有一个印象，将来一旦去世，到了阴间，因生前已用香烛、锡箔孝敬过，而且穿着同样的衣服见过面，不至于有面目陌生、留难阻挡等问题了!
我八岁那年夏天，因为逃避军阀混战，全家到上海，在哈同路租了一栋三开间两层楼的房子住了一年。曾祖母喜住楼上，她的房间朝南，左首有一个阳台，可望马路。她每天早上朝西念佛。哈同路离静安寺很近。我记得到第二年四月初八前几天，静安寺外就在准备庙会了。工人们在路上搭起席棚摊位来，从木器到绸布、衣帽、鞋子、藤竹漆器、大小皮箱、妇女饰物，以至文具、玩具、点心、糖果，应有尽有。到初六开市，初九收市。初八那天一早，善男信女就背了黄布袋，手提香篮，在静安寺等开门，以便第一个进去烧香、拜佛，以表虔诚。这叫“烧头香”。据说，功德特别大。上海的这个“庙会”，实质就是杭州的“香市”。我与曾祖母也去静安寺看过庙会的盛况。因为浙皖军阀混战，西湖香市已经一落千丈，于是上海静安寺的庙会正好满足了烧香、拜佛的善男信女的愿望。
我家自曾祖母去世后，母亲就再不在香市期间去灵隐、天竺进香拜佛了。到我十几岁时，父亲在杭州狮子峰顶造了一所别墅，住在那儿做居士。关于狮子峰，《杭州游览志》上有如下的记载：
“狮子峰位于杭州龙井西侧，天竺乳窦峰右方。兀突于层峦叠嶂之间，若雄狮蹲踞，人称狮峰。狮峰茶叶与龙井齐名，均列为上品。峰下原有胡公庙，今不存。庙前有茶树十三株，曾经乾隆皇帝品为极品，为当时进贡珍品，有‘十三株头’之称。”
这部游览志只提了已经不存的“胡公庙”，但没有提到至少我小时还在的望仙亭。每年，望仙亭也有香市。我和母亲、兄弟在周末总要去看那儿的香市。香市季节，满山都是乡下出来的年轻姑娘在采新茶。翠绿色的茶丛中掩映着穿红着绿的少女，还能听到她们的笑语声。山上除了茶树，就是映山红。“映山红”是杜鹃花的另一个名称。因为大多是红色，而且漫山遍野都是，映得山都红了，故得此名。张岱在描写香市的文章里说的“山色如娥，花光如颊”的景色，确是狮子峰上香市期间我看到的情景。
从头天竺上狮子峰有七百级山坡。除了本地的香客，还有上海来的香客和游客，坐了轿子上山。山路两边也有各地来的乡下人，全家老小在山坡上搭了临时草棚，见游客上来就向其乞讨。我父亲因为长期住在山上，跟他们朝夕相见，彼此已经认识，所以他们从不向我父亲乞讨。不知为什么，他们也知道我和母亲他们是高先生家的人。所以我们上山时他们也不乞讨。但我父亲碍于情面，上下山时总多少布施一点，有时还送些糖果、点心给他们的孩子们，因此上山、下山时，他们都称他“高先生”，十分亲热。
高家二房在狮子峰开设茶场。清明前，几百个乡下姑娘每日采茶。到了傍晚，就开始秤茶叶记账。到茶市落令时茶场才分别跟她们一一算工资。采来的茶叶，由白天来的乡下男工在茶场里炒茶。炒好的新茶就在望仙亭设店出卖。上山的香客、游客都要购买一点回去。我们则一般是星期六上山，星期天傍晚下山回家，在山上度个周末。
转瞬间，这些情景已经过去六十年了。回想当年承平风物、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真有隔世之感呢。
我的弟弟宜官
西子湖边柳，番风四纪春。
朱阑浑已朽，欲觅倚阑人。
我有一个同胞哥哥，比我大三岁；我还有一个同胞弟弟，比我小三岁。我和弟弟的出生还都跟花儿有点关系：我出生那年，家中园里有一株牡丹花开得特别茂盛，我父亲数了一下，有三十六朵花！他说：“今年要生女孩子了。”果然，在农历三月廿六生了我；我弟弟的生日则是农历二月十二，这天叫“花朝”，是百花的生日。过去，到这一天之前，要在每株树木上都贴一张红纸，表示给它们过生日。
我们三兄妹从小生活在一起，一同进私塾念书，一同玩儿，感情很好。现在，我的哥哥还住在杭州，我们时常通信；而我的弟弟，却已失去了联系，我时常想念他，特别是我现在正在写杂忆的时候。其实，如果没有我弟弟的话，我今天根本不可能坐在南半球写文章呢！
我弟弟小名叫“宜官”。他从小有慈悲心肠，不但不杀生，而且更爱生。他喜欢养小动物，更喜欢养猫。我家那时养了一只纯白色的猫，眼睛一蓝一黄，品种十分名 贵，叫“日月眼”。她生了小猫，也是日月眼。弟弟把大猫和小猫都养在家里，不肯送人。后来，小猫也大了，又生小猫，也是日月眼，也养在家中。于是，三代同 堂，都在一起，十分有趣。
我弟弟还爱养兔子，每天自家去喂它们。兔子很会生，不久就生了一大群小兔子。有一天，弟弟以自家菜园子里种的莴苣笋的叶子喂兔子，谁知兔子不能吃莴苣叶，大小兔子竟然全都拉肚子死了。弟弟心中难过了很多天。
弟弟也养了很多鸡、鸭、鹅，但从不杀了吃肉，只生蛋吃。有一次，一个包车夫和一个女佣嘴馋，想吃鹅肉，就偷偷用剪刀把一只鹅的头颈剪了一刀。次晨，他们谎 报小主人，说夜里黄鼠狼来咬鹅了。弟弟连忙去看，只见这只鹅的头颈出血，但尚未死去，还会走路。他忙用纱布和红汞水把鹅的伤口包好，希望它能好起来。可惜 养了几天，终于死了。死鹅当然给佣人们煮煮吃了。后来，其他佣人知道了有人剪鹅头颈的事，来告诉我母亲，我们才知道这是人为的事故。弟弟尽管很伤心，但想 想佣人也只是贪一时的口福而已，所以没有去说穿他们的坏事。
每天男佣人买菜回来，我弟弟必亲自去厨房检查。如发现活鱼、活虾，就拣出来养在一只小缸内，不许作菜肴，以免杀生。
我与弟弟每天私塾放学，必在园中种花。我们有时插枝，有时用花籽下种，等花长出来了，就分盆。杭州有一种萝卜，紫色，约半尺长，像红蜡烛一样，我们叫它” 蜡烛萝卜”。我和弟弟把这种萝卜割去下半段，上半段种入花盆里，它就会生长、开花。收了籽，我们交给菜园师傅，让他拿去种在菜园里。
我弟弟跟我很好，很听我的话。我九岁时，他 才六岁。我家避军阀混战，逃难到上海。那时，不知为什么，他一不顺心就要哭，而且一哭就不会收场，有时甚至从上午哭到傍晚，叫他吃饭都不肯。后来，大家都 吃完了饭，上楼去了，不理他，他就一个人站着呜呜地哭。我看他很可怜，就想了一个办法，轻轻对他说：“现在没有人了。我跟你最好。我陪你去吃饭好吗?人 家不会知道。”他点点头，就跟我去吃饭了，于是一场风波就此收场。以后，凡是他哭，大人们就叫我偷偷去劝他。我每次用不同的方法哄他：有时，我说：“现在 没有人在旁边，你可以不要哭了。”有时又说：“我同你去玩，没有人看见的。”往往他就听我的话，不哭了。于是，父母都叫我“小娘娘”。“娘娘”者，就是杭 州话中“母亲”的意思也。
弟弟十岁时想放风筝了，他就要母亲答应让佣 人去买一只“瓦片鹞”来。杭州话把风筝叫做“鹞子”；“瓦片鹞”是最简单的一种风筝，只是方方正正的一块，像瓦片一样。买来之后，弟弟高兴极了。他在风筝 上缚一根棉纱线，线绕在一块线板上，弄好之后来约我一起去放。我们两个人都从来没有放过风筝。他拿着风筝，等风来了就举起风筝往前跑，我则连忙放线。手忙 脚乱了好几次都放不成功。后来，我父亲从堂房伯伯那儿听来，说放风筝须用一根长竹竿，在竿顶缚一把大剪刀，风筝线套在剪刀环里，一人把竹竿竖起来，一人乘 风来时朝风来的方向放出去，风筝就会上天。于是放了学，我和弟弟两个人又去菜园子里试：我把竹竿竖起来，他拉线，终于把风筝放了上去。但是我们发现，只有 风日清和的时候，风筝才能飞得很平稳、很远；若来了“乱头风”，风筝就会突然一个“倒栽葱”，从天上掉下来。有一次，就是这样，弟弟来不及收线，风筝掉到 墙外去，给人把线剪断，风筝也拿去了。我们虽赶快叫车夫去隔壁找，然而从菜园跑到前门，再去隔壁的院子，要绕一个很大的圈子，等车夫跑去，人家早就把风筝 藏了起来，哪里还肯还我们?于是车夫只好空手而归。弟弟肉痛了好几天，他就发心想自己做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