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爱看佣人做雪里红及冬腌菜。她们把菜一棵棵洗净，挂在竹竿上晒一天，将水份晒乾，然后堆在大笾中，将笾放在一格格的架子上。几天之后，菜就略黄而发出香气来了。这时，就以十斤菜三两盐的比例把盐捏进菜里，再放进坛或缸里，上面用大石头压牢，否则要坏。大缸，一个月才可开缸食用；小缸，半个月就可食用了。
我小时候用的素油不像现在的油，已经提炼过，没有气味，可以直接炒菜。那时，我常听母亲教佣人做菜时在讲：油放入锅里以后要烧到油上的泡沫消失才可以将菜放下去炒，否则菜就不可以入口，只可以倒掉了。于是我又学会了一个技术。
在吃饭时，我也常注意听父亲和母亲议论菜的做法。比如：我父亲在馆子里吃饭时问熟识的堂倌，为什么他们的狮子头如此之松软。他们告诉他，要猪肉的精肥搭配得当，斩肉时要掌握“细切粗斩”的要旨，我就记在心里。有一次，父亲还说，店家告诉他：炒肉丝时要先将少许菱粉倒在肉丝上，拌匀，再在砧板上用刀背将菱粉敲进肉里去。这样，炒起来肉丝就会鲜嫩。我后来就如法炮制，果然效果很好。
我还爱看佣人们非常熟练地将很长的笋一刀刀切断，一直可以斩到离笋老头只有不到一寸处，不会伤到手指。我十一、二岁时，有一天中午，看见厨房桌子上有大量鞭笋?(这是夏天杭州人吃的一种笋，细而鲜嫩，不会长大成竹)放着，就心血来潮，学佣人的样，一段段斩下去，而且手举得高高的，很得意的样子。佣人看我如此猛斩，忙叫我当心。说时迟，那时快，我正斩到笋的尾端，用力一刀下去，把左手食指斩了深深的一个口，鲜血直流。我吓得发呆，不知如何是好。佣人忙叫我母亲来，把我扶到叶妈的房里。叶妈有各种药物，都收藏在她房里。她连忙找出刀伤药来，倒在手指上，用白布包好。我吓得面如土色，魂不附体，吃饭、洗脸时都把手指翘起来，不敢去碰它。我父亲还吓唬我说：“斩得那么深，手指可能要断一截了！”因为手指上的血跟药粉凝结成一个硬块，看不到里面的实际情况，所以我担了一个月的心事，不知道以后打开来，是不是真的手指断了一截。一个月后，我把布包去掉，每天把手指放在绿茶水中浸一小时左右，手指上的硬块终于变软脱落了，只见手指并未脱落，这才放了心。不过这只手指的皮肉很嫩，而且新换了指甲，明显地跟别的手指不同。一直到现在，我的这只手指上还可见刀痕。从此，我就吓得不敢进厨房了。
抗战期间，为了逃避日寇，我随夫家逃难到上海。我们大家都爱吃甜酱红烧萝卜青菜这只菜，但是厨房里烧出来的味道总不对大家的口味。我就说：”让我来试试吧。”于是就在天井走廊里生了一只炭炉。但是我从来没有下过锅，连应该放多少油，怎么才算油熟都吃不准，只好去请教太婆，请她在旁边指点。那天的甜酱红烧萝卜青菜竟然完全成功，中午吃饭时，大家赞不绝口，于是我就对做菜这件事大胆起来了，以后，开始常常自己动手做添菜。所以说，我的第一次正式做菜还是我太婆教我的呢！
徐家不会做点心，我就把高家的枣饼、甜咸糯米粉圆子、糯米粉面粉混合猪油清蛋糕，以及水饺、蒸饺做给他们吃。慢慢，我不但会做菜，连点心也会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被红卫兵扫地出门，经济一落千丈，连买糕点的钱都没有了。我就把小时候看过、吃过的点心一一回忆出来，试做起来。于是，酒酿、生煎包子、锅贴、烧卖、百宝饭、汤团、粽子、饺子都会做了。我还请教别人，用一块铁板，学做春卷皮子，居然也成功了。
文革期间，农民也闹革命，不种田了，于是粮食供应严重不足，连上海这样大城市里的居民都时时要搭杂粮吃。每到秋季，粮店里就开始发售白皮山芋，一斤粮票可以买七斤山芋，每斤三分钱。因为那时家家粮食不够，所以一听一斤粮票可以买七斤山芋，大家就都争先恐后地蜂拥而去。那时我的大儿子在学校工作，其他的孩子在外地的在外地，在农场的在农场；我的丈夫又中过风行动不便，因此买山芋的事又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身上。每次买山芋往往要在粮店门口排几小时队。五斤粮票可以买三十五斤山芋，装满两菜篮。我提不动，就只好走走停停，拖回家。有一次，路上一个陌生女人看见我这样困难，还主动要帮助我拿回家。山芋，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吃，因为不但可以代替粮食，而且比米饭可以变出更多的花样来，如：可以用糖水煮，可以放在炉子中烘烤，也可以煮山芋粥，更可以切片、切块做菜吃。把山芋、大白菜和萝卜用油酱红烧，还真是冬令佐餐佳肴呢！
那时我们经济困难，贵的鱼肉买不起，就只能在素菜和便宜的荤菜上变花样。上海冬春之际新鲜的雪里红菜很便宜，只要三分钱一斤。但是，正因为便宜，买的人也多。上海买菜一向很难，往往要早上天不亮就去菜场排队。因为买什么菜都要排队，而一个人又没有分身之术，所以只好与其他买菜人相互合作。我在排这个队的时候，就到别的队伍里去放一个小板凳，甚至一块砖头之类的东西代替本人，叫排在那些队伍里的熟人帮我照看一照看。当然，我也在自己排着的队伍里帮别人看管他们的小板凳或砖头之类的东西。就这样每次可以买到五十斤雪里红。因为一次拿不动，只好把菜先放在菜场里，一次次搬回家。
扫地出门时，里弄居民委员会的干部不但值钱的东西不让我们拿，连日常生活用具都只让我们拿最简单的。幸亏那时我们还带出来一只日本式烘缸，以前是冬天放火炭取暖用的，我们就把它用来腌咸菜了。四、五十斤菜晒乾之后正好放进这只缸内。我的三叔公最喜欢吃我做的雪菜，有时菜未做好，他已经来打听何时可吃了。所以凡做雪里红，我第一碗先送给他尝尝。做的雪菜，除了自吃，还分送左右邻居，大家无不称赞，说比买来的和淡而鲜美。我还学做五香大头菜、萝卜乾，都很成功。因为自制比买来的便宜，所以又可以省一笔钱。虽然，现在想来所省无几，但在那时，即使能省几分钱，也是好的呢。
依我们那时的经济，不要说鱼虾买不起，即使连猪肉都成了奢侈品，当然更不用妄想吃火腿了。那时菜场的火腿摊上有火腿边上批下的肥肉卖，只有一块一毛钱一斤。我就去买一斤火腿肥肉来，熬成油。再用五分钱一斤的便宜黄芽菜煮汤，汤里放一调羹火腿油，就有火腿香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难怪我小儿子的同学倪兄要说我做的菜是“妙手回春”了！
杭州、绍兴人喜欢吃发霉的菜，简直什么都可以拿来霉，比如：霉菜头、霉苋菜梗、霉豆腐等等，家家人家都会自制。不要吃的人闻到气味就觉得其臭无比，他们却拿来当美味，我和我的丈夫也喜欢吃。到了澳洲，以为从此吃不着霉菜类了，想不到后来知道一位朋友家里种有苋菜，我就叫她把菜梗给我。第一年做了一次没有成功，以为大概是澳洲空气新鲜，没有霉菌，所以菜不会发霉。今年却一次就做成功了。我和丈夫真是每饭都不忘那位送菜的朋友呀！
那位朋友的园里还有新鲜雪里红、南瓜等蔬菜。我们杭州人爱吃嫩南瓜，可以切成片用开洋(即虾乾)炒。小的嫩南瓜还可以用来做南瓜盅。那就是把小南瓜的瓜蒂切下，肚子挖空，填装进鸡丁、肉丁、虾仁、香菇、蘑菇和青豆，再将割下的瓜蒂盖上，隔水蒸熟而成。可惜在南澳没有新鲜的竹笋，也没有中国火腿，缺了这两样东西，做出来的中国饭总归缺点儿江浙一带的风味了！
逃难之一
读《丰子恺文集· 从孩子得到的启示》，看到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丰子恺说，有一天晚上，他问四岁的孩子：“你最喜欢什么事？”那孩子仰起头一想，率然地回答：“逃难。”丰 子恺觉得奇怪，就进一步问他：“你晓得逃难就是什么？”那孩子天真地回答：“就是爸爸、妈妈、宝姐姐、软软 …… 娘姨，大家坐汽车，去看大轮船。”
丰子恺先生小孩对逃难的想法，跟我小时候对逃难的想法竟然一模一样。所以等我自己有了孩子，他们要我讲故事的时候，我就常常把逃难的经历当做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听得他们津津有味，听了还想听，于是我也讲了还再讲。现在既然回忆往事，逃难的经历当然不能不写。
我七岁、九岁两次，都因军阀混战而随家人逃到上海租界。当时因为年龄太小，我根本不懂逃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看见大人们一片混乱：父亲差账房先 生去车站买票；母亲上楼去理衣服、被褥，叫男佣人把箱子拿下来；又叫账房里的阿顺师傅在天井里把箱子一只只用麻袋做好的箱子套套上、扣好，然后用木夹板在 箱子上下用当时最牢的一种叫“弹索儿”的麻绳扎住；再在客堂里把油布和棕毯铺着垫底，把各种不同厚薄的被子、夹被、羊毛毯一层层叠上去，卷成几个铺盖，以 备全家大小一年四季之用。最后由账房先生与老师傅一起叫了人力车，把行李运到火车站去托运；再预定好熟识的人力车夫，要他们某天早上几点钟来接我们去车站。
出发前一天，父母关照大家早睡。第二天天还未亮，父母就先起来了。他们自己梳洗完毕，整理好随身要带的行李，就来叫我们起身。我只觉得睡眼朦胧，勉强醒 来，穿衣下床，只见房内房外灯烛辉煌。同去的佣人早已准备好自己要带的东西，此时就帮我们穿衣、梳头、洗脸、吃饭。桌上的早饭早就放好。我还没睡足，实在 一点东西也不想吃，但父母频频催促，只好胡乱划进几口稀饭。
快要出发前，我又听见父母在关照佣人：“到了车站东西要拿牢，孩子要管住！不要乱跑！火车站人多手杂，东西容易丢失；坏人也多，要拐孩子、偷东西的。”佣人都一一答应着。
一会儿，账房先生进来说：“人力车已来了！”于是帮我们提行李上车，还送到火车站。记得第一次逃难，除了家人之外，我们带了黄妈和小李妈两个女佣，曾祖母带了叶妈，再带一个黄四十师傅一起到上海去的。其余的仆人则留在杭州看家。
去车站时，曾祖母坐的是自家的包车，其余人等就都坐雇来的人力车了。上路时天尚未大亮，街上店门未开，一路静悄悄的。到了火车站，只见人头挤挤，既混乱又 热闹。耳中火车的汽笛声呜呜呼叫，眼前满目男女老小，立的立，坐的坐，候车的长凳间包裹、衣箱排得连路也走不过去。
我们一行就排在队伍的后边：父亲搀着曾祖母，母亲搀着我，黄四十搀着我哥哥，黄妈抱着我弟弟，小李妈和叶妈就管行李。等捡票时间一到，铁门一开，大家就鱼贯而入。我们刚上车坐定不久，只见站台上的工作人员一挥红绿旗子，车子就开动了。
等到车子开动，我才发现同去的佣人们不见了。原来他们坐的是三等车厢，而我们坐的却是二等。当时，头等车厢是没有中国人坐的，因为太贵，往往只有几个外国 人坐着。二等车厢里的人也不多，大家都有座位。记得那时的座位是藤面的软椅，每椅可并排坐三人，两张面对面的椅子中间是一张长方形的小桌。我们全家六人， 正好占用一张桌子，两排椅子，大家相对而坐，只有弟弟还小，在摇摇晃晃的座位上坐得不稳，时时要父母操心。
我和哥哥可以自己独坐。我们都是初次坐火车，看着车窗外飞快闪过的田野、树木、房屋，觉得十分新鲜。但不久，就已睡眼朦胧，终于渐渐睡去。
不知什么时候醒来，只见小长桌上已经放满茶壶、茶杯以及糕点、糖果之类的东西，原来大多是从沿途车站上买的，都是当地的特产。母亲给我打开一包有芝麻香味 的酥糖，又打开一包玫瑰酥糖；还有一叫“葱管糖”，像中指粗细，四寸长短，外面是白芝麻，里面灌满磨细的白糖。这些糖食都是长安镇的特产。火车经过嘉兴， 车站上又卖南湖菱和嘉兴粽。到了松江，又可以买到丁义兴出的酱烧猪蹄筋和酱麻雀，都盛在用细篾竹编的小篓子里。车厢里的旅客几乎无人不买。
快到傍午时分，我看见一个身穿白大挂、头戴白帽子的服务员来车厢问乘客要吃什么。那时火车上供应西餐，父母点了炸鱼、蔬菜浓汤和火腿蛋炒饭。我和哥哥吃不 下一客，就合吃一份。这是我第一次吃西餐，刀叉拿在手中不知如何使用，顾了刀就顾不上叉，弄得手忙脚乱。如果不是父母教我怎么用刀叉，又帮我们把鱼切碎， 恐怕我们的饭菜都会滑到地上，一块也吃不到嘴里去了。我最爱吃火车上的蛋炒饭和炸鱼。蛋炒饭一端进车厢，我就闻到一股开胃的香味。鱼也炸得两面黄松松的， 蘸了辣酱油或番茄酱吃，这是我在杭州从来没有尝过的味道。
曾祖母不爱吃外边买的东西，就只点了一客果酱面包。面包只吃一半，她就不要吃了，于是都由我们三个小孩吃完。
吃完午饭，火车上报告：“上海快到了，请旅客准备好行李。”父亲将行李从行李架上拿下来，母亲帮我们穿好外衣，佣人们也从他们的车厢过来帮我们拿东西、抱弟弟。不久，火车前后晃动了几下，就停在上海北站了。
振华旅馆的账房鲁先生早就在火车站上等候我们。振华旅馆在上海四马路(现在叫福州路)。我们在上海振华旅馆有股份，是他们的大股东。按店规，股东可以免费住十天，所以我们逃难到上海都住振华旅馆。
鲁先生雇了马车，把我们 一行人接到旅馆，只见以前服侍过我祖父的二爷、现在振华旅馆的茶房领班已经在等候我们了。见我们走到，他站起来一个个招呼：叫我曾祖母“老太太”，叫我父 母“少爷”和“少奶奶”，叫我们“阿官”。他把我们领进已经准备好的楼上房间里去。房间是朝南的，有大阳台，可以俯视四马路上的车马、行人。曾祖母住的房 间更大，在右边拐角上，可以望见对面一品香西菜馆。
一进了房就有茶房来端洗脸水、倒茶水，并问吃什么午饭。旅馆有大厨房，可以点菜，送进房来吃。同来的佣人坐三等车，没有吃过午饭，我们就为他们在旅馆的厨房叫了一桌饭菜。我们因为已经在火车上吃过午饭，就叫他们到对面点心店去叫几客熏鱼面、排骨面来,大家分而食之。我总觉得上海点心店的面跟杭州的不同，吃起来特别有味。不知这是事实，还是只是孩子新鲜感造成的错觉。
我从小生活在深门大院里，从来没有见过上海 大马路上的形形色色，于是就和哥哥整天在阳台上看四马路的街景。四马路在当时是上海最主要的大马路之一，整天人来人往，繁忙热闹。尤其是傍晚，妓女们都出 来了。只见一辆辆包车上坐着梳了头、戴了花、穿了裙子、绣花鞋、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女人。每辆车上坐两个。车前一个人拉，车后一个人推，走得飞快。车的篷角 上左右还各插一把五色小鸡毛掸帚，车篷两旁及下面各挂两盏擦得铮亮的有玻璃方罩的洋烛灯，比一般只挂两盏灯的自备车要亮得多。后来看周作人的《知堂回想 录》，讲到他北京大学同事冯汉叔坐的自备包车有四盏灯，全北京没有第二辆，大概跟我在上海看见的、高级妓女坐的包车一样吧。周作人还说:
“爱说笑话的人便给这样的车(即挂四盏灯的车)取了一个别名，叫做‘器字车’，四个口像四盏灯，两盏灯的叫‘哭字车’，一盏灯的就叫‘吠字车’。算起来坐器字车还算比较便宜，因为中间虽然是个‘犬’字，但比较哭吠二字究竟要好的多了。”
按照周作人的讲法，四马路妓女坐的就是“器字车”了，不过里边坐的倒有两只“犬”！
我们到上海的第二天，住在上海的三叔祖就来看望我们，还请我们大家到旅馆对面的一品香西餐馆吃午饭。我好奇地把餐刀放进嘴里去，刀刃在嘴唇上一碰就划出了一道血痕。幸亏母亲用餐巾按住，血才止住了。以后，我接受教训，再也不把刀放进嘴里去了。
到了晚上，我们从楼窗口望见一品香菜馆里宾客满座。每一个男客后边都坐了一个打扮得浓装艳抹、花枝招展的女人，或陪酒，或谈笑，有时还见一个男子拉胡琴，一个女子唱戏。男男女女做出各种亲热的样子来。听大人们在说：这就叫“吃花酒”，这些女人就是妓女。但我那时不懂什么叫“妓女”，也不懂什么叫“吃花酒”。
有时，四马路上还有“大出丧”。所谓“大出丧”，就是出殡。我在杭州从来不出门，当然就没有机会看过大出丧。有时，一天之内有好几家大出丧，我们可以从上午看到傍晚，连午饭都捧在手中，边吃边看，像现在的小孩看大游行一样津津有味。
我当时想：逃难真有趣呀，又有吃，又有看，又有玩，以后最好永远逃难，不要再回杭州去了！
在振华旅馆住了几天，我们就在沪西哈同路慈厚里租了一栋三开间两层楼的石库门房子，又雇了一个烧饭师傅，连黄四十等杭州带来的仆人就有两个男仆和三个女佣了。
七十年前的哈同路极冷僻，很少见行人。每天，曾祖母要带我出去散一会儿步，有时母亲也一起出去走一圈。但她们两人都不认识路，而我却从小能认路，于是曾祖母就笑说：“一个八岁带一个八十岁。”
这一年是我曾祖母的八十大寿，理应庆祝一番。但她老人家不爱热闹，也不喜欢铺张浪费，所以没有请客做寿。她对我父亲说，想到南海(即普陀)去烧香拜观世音菩萨。父亲一向对他祖母十分孝顺，就准备船票，陪她同往。曾祖母是小脚，行动不便，上下船时我父亲就背她上下，同路者无不称赞：“这个孙子孝顺！”他们从南海带回来许多玉石雕刻的花瓶、假山、笔筒、笔架、猴子和一种叫“醋鳖”的玩具，分给我们。把醋鳖放在盛醋的小碟子里，它就会游来游去，我视为珍宝，爱不释手，直到我出嫁，这些东西还完整地保存着。
我曾祖母一向十分健康，谁知到了这一年六月，她从楼上下来跌了一跤，就此一病不起了。曾祖母要乾净，平时上下楼梯不是由我母亲搀扶，就是用一张草纸扶着楼梯扶手下来。那天下楼她却既不叫人搀，也不扶扶手，走到最后三档就跌了下来，手骨脱了臼，又引起内病。她不肯去医院，在家里躺了两星期，请医生来诊治无效，就仙逝了。
我曾祖父知道曾祖母跌交的消息，带了姨太太从杭州赶来上海看望她。但曾祖父跟她说话时，她把脸别转朝里，不答理，使曾祖父心里非常难受。曾祖母一直到临终神志都很清楚。她还要人拿开水给她漱口，然后面西而逝。父亲摸她的头顶，去世后还有余热。父亲说：
“佛经上说：死后头顶和眼还有余热是好现象,这说明曾祖母升天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最坏的是脚底和臀部有余热,那就是投胎去做畜生了。”
这种六道轮迥的说法，我小时候十分相信。
曾祖母故世后，我父亲先打电报通知杭州的账房里派几个人来上海帮忙，并把曾祖母的寿材、寿衣运出来。再通知沪、杭的亲友。他们得到消息就急忙赶来送殓。有的就住在我家，有的则住旅馆。上海家里的天井中搭起明瓦棚，还点了株朱红漆的树灯。这是一具木制的树，每一根树枝上都装上一盏油灯，如宝塔，有许多层。据说，设树灯是让死者在阴间可以得到光明，不至于暗无天日。这是高寿去世的人才可以用的，是福寿全归、死而无憾的象征。
曾祖母的棺材就停放在家中客堂里。按礼节，棺材应该与房屋出入口平行，即死者的脚应对着大门。因为上海的房屋狭小，只好将棺材横放。我最怕见到棺材，尤其到了晚上，棺材成了黑黝黝的庞然大物，更觉可怕。上下楼梯时，我一定要等父母一起，走在他们中间。
家里设了灵堂，灵前供了曾祖母的大照片，点了香烛，挂上挽联，三餐都要供饭菜、点心；子孙要上香跪拜；还请和尚、尼姑来念经、拜忏。这些都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按规矩，五七的晚上要搭一个望乡台，以便死者的灵魂回来探望子孙。望乡台由两张方桌搭成，椅子也放得高高的。台前供奉点心、香烛，请和尚拜念。到了晚上，在曾祖母原来睡的床上放好她的衣裙，房中地上铺上灰，次日验看有无脚印，以证实灵魂是否回来望过乡。事实上，我们次晨并没有看见灰上有任何痕迹。
哈同路当时属于上海的租界区，巡捕房只允许在家中停放棺材四十天，所以，在四十天期满前要账房先生去定一节火车，将家人和亲戚朋友送回杭州去，棺材则停在后面挂的铁篷车内；再要定大出丧时用的仪仗队、乐队及和尚、尼姑。
大出丧那天，半夜大人们都起身了。等准备好一切，才叫我们孩子醒来。睁开眼睛，又见灯火辉煌、人影晃动。有的人是来帮忙的，有的是来送殡的，有的则是同行的。孝子、孝媳、孙子、曾孙都要穿不同级别的孝服，以粗麻、毛边的孝服为最重，一般的麻衣或白衣次之。我父母是承重孙、承重孙媳，代表我的祖父母，所以她们两人都与我的叔祖父们一样，穿毛边粗麻孝衣。孙子穿细麻的，我们是曾孙辈，穿白布孝衣。孝媳头上要戴白花，孙女戴蓝花，曾孙女则戴黄花，都是用毛线或粗线钩出来的。孝子和媳妇还要穿“幔鞋”。这就是在黑鞋前面缝上一块麻布，在后跟上缝一块红布。意思是现在虽披麻戴孝，将来还是会穿红戴绿的。孙子则穿白布鞋。至亲好友这天也要穿白衣来拜送。
母亲怕我们孩子走散，就叫哥哥和弟弟同黄妈同坐一车。她自己拉着我坐在马车里。但走了一段路才想到她坐的车是“重孝车”，我是死者的曾孙女，不应该坐这辆车，但车已走到半路，只好算了。
在马车上，我只见前前后后车马很多、队伍很长。我心中想：以前在旅馆阳台上看别人大出丧，现在人家也在看我们大出丧了！
到了上海北站，家住上海来送殡的客人就回去了。杭州来的客人就同我们坐在一节车厢里一起回去。到了中午，车上又有蛋炒饭和炸板鱼吃了。但是，现在和来时不同：多了几十个男女客人，却少了一个曾祖母。我这样一想，不免心中感伤。
车抵杭州城站，已有许多亲友在迎候，账房先生和仆人也来接车。等客人走完，才由十几个扛夫把棺材抬下，套上绣花套。杭州大出丧的队伍也已等在站外。棺材后用白布围成一圈，孝子在白布围中行走，女眷和客人则都坐轿子。队伍从城站一直走到西湖高庄，停放在一个厅中，等坟落成才择日落葬。
第一次逃难就是这样以曾祖母之葬礼结束，这是我们大家万万预料不到的。
逃难之二
自 从曾祖母去世之后，曾祖父身体就不大好了。我听父母说：“老太爷去望老太太的病，而老太太不理他。尽管老太太到临终神志一直清醒，但她始终没对老太爷说 话，这使老太爷心里很难过，所以后来一直郁郁寡欢，不久就生病了。”父亲请了许多有名的西医来给曾祖父诊视，吃了药不仍见有效。有熟的医生建议给他吃点鸦 片。父亲又请人陪他打麻将，还暗中付钱给三位陪客，让他们故意输给老太爷，让他开心。我打那时候开始，才知道打麻将和吃鸦片是怎么一回事。
我九岁那年下半年，又听见大人们在讲：军阀孙传芳和卢永祥争夺杭州，又要打仗了。我亦不知道那些是什么人，只听父亲说又要逃难到上海去了，心里就暗思：逃难最好，又要坐火车，吃炸板鱼和蛋炒饭，住振华旅馆，看街景，买好东西了。真开心！
当时正是十月初，园中洞庭红桔子结的果实累累。母亲关照阮师傅把桔子采下来，放在大竹筐里，端到客堂间里去。但刚采下来的桔子吃起来并不十分甜，母亲就捡了少许，放在行李包中带到上海去。后来到了上海从包里拿出来一吃，甜得很，大家都悔不多带一些。
这次又像上次一样：理行李，打铺盖，定火车票，差账房先生去托运行李、送我们上火车。这次，母亲带了陈妈、新来的小脚王妈和账房里的一个阿金师傅一起去上海。家中留老李妈、叶妈供曾祖母的灵，阮师傅看管园子，外边还有账房先生们多人，有什么事可以去跟他们讲。曾祖父这次亦跟我们一起逃难，但他与姨太太、儿子六爹比我们晚动身几天。因为曾祖父身体不好，还请孙云章医生同行。
这次还是先住振华旅馆。该旅馆在杭州的大股东好象都逃来了，大家住在一起，像大家庭一样。曾祖父年龄最大，其他股东们每天都到他房中问候、谈天，或打牌，给老人家解闷。我们小孩不大进他的房间，只是有时经过向里一瞥，只见里边高朋满座，谈笑风生。
记得一天上午，母亲带了女佣人和我们三个小孩去参观振华旅馆的大厨房。这个旅馆很大，荤素小菜样样俱全。一只大缸里养了许多大活鱼，客人点了菜就捞一条起来活杀。我最喜欢他们早上用大锅煮的粥和下粥的肉松、熏鱼、甜酱瓜，还有一种圆形、味甜的小萝卜，都比杭州的好吃。
母亲常带我们三个小孩出去逛街。我总喜欢买 水果。上海的水果种类比杭州的多，质量也比杭州的好。我最喜欢香蕉、黄岩蜜桔、莱阳梨和广东甘蔗。广东甘蔗比杭州卖的塘西甘蔗粗而长，汁水也多。塘西甘蔗 一捆十根，只有四、五尺长，广东甘蔗有竹竿那么长。我记得水果店里把甘蔗切成一段段，放在桌子上卖，按长度分三种价格：一尺半长的四个铜板一节，一尺长的 三个铜板一节，不到一尺长的两个铜板一节。有的已经削好皮，买来就可吃，有的没削过，可以叫店员现削。母亲怕店员在削好皮的甘蔗上洒生水，就总是要他们现 削。
到大公司去要穿过大马路(即现在的南京路)。 当时上海市面已经非常热闹，上下班时汽车一辆接一辆，像一条长龙。等到红灯，汽车一停，我总先飞跑过去，而母亲小脚，还在后面一拐一拐地过来。我最爱买上 海公司里外国货的小奶油糖，哥哥喜欢吃鸭肫肝。我还记得当时大的鸭肫肝二毛钱一只，小奶油糖一元八毛钱一斤，都是算很贵的零食。
上海是个大地方，社会复杂，坏人也多，父母 总叫我们要小心，不要乱跑，以免上当受骗。我们在振华旅馆住了不久，杭州高家老二房的一位大婶娘也来上海了，同住振华旅馆。一天，她带了大儿子到先施公司 去买东西，忽然走来一个男子，在她大儿子的头上拍了一下。小孩喊叫起来，大婶娘回头一看，那男子就趁她回头的一霎那把她头上插着的一根翡翠金挖耳拔去，逃 走了。以后，母亲出门再也不敢戴首饰了。
还有一事，更为严重，发生在我三叔祖家。当时，我曾祖父在振华旅馆住了不久，就由他的三儿子，即我的三叔祖接去住到他爱文义路联珠里的住宅去了。他带了一 个男佣人，叫黄四十。有一天，三叔祖的太太有个乡下亲戚来玩，带了一个孩子名叫阿兔，约三、四岁。不知怎么一来，阿兔被人拐走了，大家急得要命。三叔祖差 他一个名叫陪一的二爷去火车站找，叫烧饭师傅去轮船码头找。因为黄四十是杭州来的绍兴人，上海地方不熟悉，人又老实，就随便差他到附近去找找。黄四十走来 走去，从上午找到下午一无所获。傍晚，他正想回去，忽然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抱着阿兔，旁边还跟着五、六岁已自己会走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黄四十就大 喊一声：
“阿兔，你在这里啊!”
那女孩一听有人喊，放下阿兔，拖了另两个孩子就飞快地逃走了。黄四十也不追，抱了阿兔回家了，全家欢天喜地。不一会儿，差去车站、码头的师傅都空手而回。大家都笑说：“当初看不起黄四十，以为他老实、不能干，想不到还是黄四十找到了!”于是阿兔的父母谢了黄四十几块大洋;还有两个师傅虽然没有找到人，也得到劳金，皆大欢喜。但是大家也说，那小姑娘领着的两个孩子是不是也是骗来的呢?黄四十应该把那小姑娘扭住，报告巡捕房，这样即可以抓到骗子，又可以救了另两个孩子！可惜白白让她逃走了。黄四十说到底还是老实啊！
不久，我们住的房间隔壁住进来了一对母子，听口音好象是湖南人。母子都穿戴整洁、朴素，举止大方，看样子是正经人。其子跟我哥哥一样年纪，很有教养。他们 谈谈话就做朋友了。母子俩住了几天就搬走了。临走，那孩子还来向哥哥道别，并彼此交换地址。以后，我哥哥还跟他通过几封信，后来不知怎么就中断了。
我看见哥哥找到了一个小朋友，很是羡慕。那时虽然旅馆里住进来很多我们的亲戚、朋友，他们都有孩子，但有的孩子十分顽皮，成天拿枪舞棒，我的父母不准我们跟他们一起玩，恐怕闯祸。
一天，我和哥哥、弟弟三人“躲毛毛果”(杭州话”捉迷藏”的意思)，我跑得最快，从楼上跑到楼下，躲在没有人去的一条夹弄里。只见那儿已有一个麻脸的女小孩躲着，可能也是跟她的朋友或弟妹在玩捉迷藏。我们两人蹲着躲了好久，谁都不说话，也不见有人来找我们。忽然，那女孩子先开口了，对我讲：”我们做朋友好吗?”我点点头，于是两人就携手同行，到旅馆里到处玩耍。我心里想：“哥哥有朋友，我现在也有朋友了!”很是开心。回到房间，连忙告诉父母和哥哥我交了一个朋友的事。后来，我哥哥看见了我的朋友，笑着对我说：”我的小朋友面貌清秀，你的是个麻子!”我听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遗憾。过了几天，那个女孩就不见了，恐怕跟她家人回家去了吧。
以前，在自己家里住时，大家都是大户人家，各人归各人生活，很多家庭生活上的小事彼此都不会知道。现在逃难住到旅馆来或者租了小房子住，家家户户碰在一 起，都成了浅门浅户的小户人家了。我看见每家人家的生活琐事，感到这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十分新奇，所以过了七十年还是记得。其实，后来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扫 地出门，也浅门浅户地过了十多年，这样的事现在想起来也不稀奇了。
比如，我记得我们在振华旅馆住了几天，就租了同孚路一条弄堂内两开间的一幢楼房，由阿金师傅买菜，陈妈烧饭、煮菜，王妈收拾房间，做些针线活。那时对面也 住了一家江西逃难来的老老小小四、五口人。因为两家门对门，我母亲就与那家媳妇攀谈起来。原来她公公也是举人，而且与我曾祖父是“同年”，即同一年中的举 人。这家媳妇也像是规规矩矩的家庭出生，穿得朴素大方，家里亦有佣人。从我们家后房间望去，可以看见那个佣人在给东家收拾二楼书房。她揩抹好每件文具都物 归原位。我哥哥说：“这个佣人比我家的几个女仆都好，做事仔细、能干。”
一天，我母亲与我偶然望去，看见对面的老爷 爷正坐在客堂正中教训孙子的样子。孙子毕恭毕敬站着，好象在受审一样。老爷爷骂了一会儿，好象要打孙子的样子，孙子一面哭，一面还是站着听，不敢走开。孩 子的母亲似乎很疼爱自己的孩子，但又不敢阻拦公公教训她儿子，只好站在儿子背后不停地打扇。我看了感到好笑，一直到七十年后还记得。
这次逃难住在上海，好几个人都生了病。一次是我们的小脚王妈突然下嘴唇红肿起来，疼得不能吃喝。因为知道对门那家的老太爷是挂牌的中医，遂请他去门诊。他说这叫“翻唇疔”，有性命之忧，只有一种草方可治。于是按吩咐到中药店去买二两红赤豆，捣碎用冷开水浸后不时涂在患处。王妈说，红赤豆涂在患处只觉冰凉舒服，痛楚渐减，肿亦渐消，次晨起来就好了八、九成;再连续用药一天，病就完全好了。我们要谢对门的老爷爷诊金，他说彼此是邻居，一定不肯收。只好叫王妈过去再三道谢。
不久，我母亲得了夜尿症，一夜要起来小便六、七次，去看了上海的许多西医都没有效。后来去看中医，吃了中药，到晚上竟解不出小便了，她很着急。这天正好父亲在他祖父处，忙打发阿金去叫他回家。我在自己房中听见母亲对父亲讲：
“我恐怕要死了。我死后你总要讨填房的。三个小孩要吃苦头了。”
父亲回答说：”我不会讨的，你放心好了。”
我母亲就说：”那么你只好让老姨太太来管这三个孩子了。她们仍会吃苦的。”
我在隔壁听了知道情况很严重，真想哭出来。但想想自己已经十岁了，无缘无故在房里哭起来不是会让大家感到奇怪?于是只好忍住了。后来请西医傅医生来放了尿，总算一天天好了起来。
病得最严重的是我，得了伤寒症。这事要从上海的小贩说起。上海那时夏天有各种小贩上门来卖货，如花布担、铜匠担、箍铜担、水果担、熟食担，一天到晚来去不停，还叫出各种声调来，我们三个小孩都爱学，而且学得很像。母亲常叫住水果担买水果。担上购物可以讨价还价。我最爱讨价还价这一套，也会站在母亲背后帮忙还价。
一到下午，有虾肉馄饨担、白糖红枣莲子糯米粥挑来卖，我们常买来做点心。傍晚，还有人背了一口玻璃橱，卖熏肠、熏肚子、鸭肫肝、鸭翅膀、五香牛肉或荷叶粉蒸肉。我哥哥最爱吃这类东西，就叫母亲买。我喜欢吃各种酱菜，于是，卖扬州酱菜的担子来了，母亲就买各种酱菜、酱瓜，吃了很开胃。到了深夜，有人在叫卖五香茶叶蛋、檀香橄榄。母亲说，他们的叫声最凄苦。
那时大家还不懂卫生，门口来了卖马蹄、小红萝卜、小黄瓜等瓜果的小贩，我们买来不消毒，也不削皮，只叫佣人用凉水洗乾净，再用冷开水冲一下就吃了。谁知瓜农是用粪便做肥料的，上海的自来水又不能食用，于是大家吃了都拉起肚子来。后来别人都好了，只有我变成了伤寒症。幸亏母亲和陈妈的照料才好起来。
然而我曾祖父的病却不但没有好，反日见沉重，后来日夜打起呃来。中医说此乃绝症，不可救药。他也自知不起，忽对我父亲说，要搬到我们这儿来住了。我父亲当然一口答应，马上准备了楼下吃饭的房间，给我曾祖父、姨太太和她的儿子住。我听父亲对母亲说：
“老太爷自知病重，三伯的内眷是妓女出身，终日客人满座，吃喝玩乐，如果他死在那里，恐怕老姨太太和她儿子看坏样，不放心。而且办丧事在那边也不正气。我是承重孙，所以要到这儿来死。”
因为曾祖父搬到我家楼下住，我们吃饭就改到后间，把当中一间当做客堂。那时我伤寒症还未痊愈，父亲花五块钱买了一个八音琴给我玩，一开发条就会奏乐，我很喜欢。他还给我订了《小朋友》、《儿童画报》等杂志，我就一个人在楼上自娱。
不久，听大人们说：曾祖父不行了，但死不去。虽已不能言语，眼却还不闭，喉中发出打呃之声，听起来十分难过，我在楼上都听得见，至今犹在耳中。我听父母又在议论，说：
“老人家讨姨太太，生儿子，不是好事。到临终放不下心：怕姨太太嫁人;儿子只有十岁，怕没有人管教，因为姨太太本是目不识丁的下贱人。”
父亲还说：“所以我是不讨姨太太的，免得老了死不去。”
曾祖父这样呃呃地拖了几天，终于撒手西逝，但眼却未完全闭上。来吊唁的亲戚们都暗暗说：“他放心不下两个人才不闭眼的。”她们要我父亲给他揉眼皮，并到他耳边说：“你放心，姨太太、六爹我们会照顾的。”果然，他的眼皮闭上了！
听说曾祖父死了，我在楼上一个人心里很怕。日里还好，一到晚上就一定要人来陪。
接着就跟上次曾祖母故世一样，又是大出丧，把灵柩运到杭州。于是，我的第二次逃难又以一位长辈的去世而告终，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巧合。两次逃难虽然我都没有吃什么苦，但结局却都是十分凄凉。
到了杭州，在大厅设了灵堂。这次归姨太太供灵，我们每天早、中、晚三次去拜。家里和尚、尼姑、道士念了好几天经，我们三个小孩天天看在眼里，耳濡目染，就学起和尚念经来了。大和尚如何开头，下面一大群小和尚怎么接下去，我们把这一套学得活灵活现。
不久，我弟弟夏天养的一只“叫哥哥”(即蝈蝈儿)因为天气变冷死了，哥哥与我忽发奇想，对弟弟说：”何不去菜园里给叫哥哥做个坟墓?”于是我们在园里挖了一个墓，还找来一个尖顶洋铁盖，盖在坟上。我们三人各拿一件念佛工具：或木鱼、或小锣、或念佛珠。哥哥学大和尚开头念;我和弟弟学小和尚，接下去。就这样一路走，一路念到叫哥哥的坟前。再学和尚的样，边念边拜。父母知道了，叹曰: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怪不得孟母要三迁了!”
逃难之三
我结婚第二年秋天，日寇在芦沟桥发出挑衅，于是爆发了抗日战争。我先从报上看见上海南京路上扔了一个炸弹的消息，说大世界门口血肉横飞。后来有人从上海回 来，传说得更为详细，说这次死伤行人不少，南京路上炸死的人堆成小山似的一座；电线杆上挂着女人的手臂，上面还戴着金戒指；先施公司也炸掉一部分，里面一 只很大的挂灯掉下来，把一个女职员罩在里边，居然毛发无损。又传说，这次是因为国府的军政要人在先施公司楼上开军事会议，所以日本飞机才来投弹的。但也有 人传说，这次炸弹并非日寇所投，而是因为黄浦江上停着日本军舰，国民党的飞机想炸日舰，投弹不准，误炸了南京路。真是谣言四起，众说纷纭。
过了一些时候，日机又来杭州笕桥投弹。听说这是因为笕桥有机场和航空学校。这一下，杭州也开始人心惶惶了。
我夫家的祖坟在三天竺，我们就决定到三天竺的坟庄永思庐去避难。永思庐就在三天竺寺对面一个略高的坡上，是一座三开间的平房。前面是一个厅，两旁前后均有 厢房，旁边是厨房。平时，坟庄是由管坟的张妈和她十七、八岁的独生子住的。张妈的娘家就在天竺，所以她是老土地，当地人都认识她。
我丈夫家人很多，连我太婆、三叔公婆和他们的孩子，二叔公和他的孩子，还有佣人、奶妈，一共去二十几个人。我的二叔婆因为怀孕快生产了，就没有去，住在教 会办的仁爱医院里待产。我丈夫的外婆家也到天竺去避难了，他们在中天竺庙内租了一栋房子住着。我父母、兄弟则住到父亲在狮子峰上的别墅意胜庵去。我丈夫当 时正在浙江兴业银行工作，虽住天竺，仍每天去城里上班。每逢星期天，我就和丈夫一起爬山去狮子峰看望父母，吃了午饭，下午才回三天竺。记得有一次，还约了 三叔公的女儿八妹一同上狮子峰去游了一天。当时，八妹只有十一、二岁，活泼可爱。
那时，三个天竺寺里都住满了伤兵。老百姓爱国热情很高，纷纷自动捐款或捐食品及医疗用品给伤兵。青年男女还报名为伤兵服务，情景甚为感人。我有一次也捐了 一百块大洋给医院作医药费。因为这在当时也算一笔大数，所以不但报上登了我的名字，还加上几句表扬的话，我看了十分得意。
在天竺住了几个月，关于日寇犯杭的谣言又多了起来，山上也风声日紧，大家又讨论起进一步逃难的事。我的二叔公在浙江富阳里山有熟人，就准备托熟人在那儿租房子，全家老小一起逃到里山去住。长辈们关照:我和丈夫只可以带一只箱子和最必需的铺盖、衣服去；日用品也必须拣最不起眼的带去。因为里山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居民生活水准很低,所以我们去那里避难，不能在生活上显得特殊，以免招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