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离杭的前几天，先定好两只大木船，挂在小火轮后面。因为要避免日机的注意，我们只好在傍晚开船。此船原来是装货的，舱位很大，吃水很深，所以可以载 我们这么多人。船开了一夜才到里山。那天晚上，全家老小，再加佣人共二十多人，大家把铺盖打开，成了一个统舱，胡乱睡了一夜。
次晨，天还蒙蒙亮，船已到达里山船埠头。我们租住房子的房东已经在码头上迎接我们了。他们帮我们把行李七手八脚地搬到住处。我们除了老太太是小脚走不动，由当地人准备好一顶用一张靠背椅和两根毛竹做成的轿子抬到住地以外，其他人都走着去住处。
沿途，我们顺便也以好奇的眼光观看了小镇的风貌。里山实在太小了，只有一条街，至多半里长。街上只见一家破破烂烂的杂货店，半爿店卖炒花生，半爿店卖火 油、草纸等日用品。还有几个卖菜的摊子，红枣只卖一角小洋一斤，鸡蛋三个铜板一只。我们租的房屋就在街的中段，往街底望去，一目了然，可以一直望到里山山 脚。
我们一群从杭州来的城里人走在小街上，大概像外国游客走在七十年代的上海一样引人注目。于是不断有人过来跟我们说话，介绍小镇上的情况。
不一会儿，我们租住的房子就到了。推进两扇小板门，里面是一块一亩左右大小的泥地，大约是做打稻晒谷之用的。再进去是一座五开间的楼房，很低矮。楼上五间 让二叔公和三叔公两家和佣人、奶妈住；三叔婆因怀孕待产，还带了一个助产士，也住一起。楼下我们租了一个客堂间，供全家吃饭之用。左面一间做太婆和她佣人 的住房，我和丈夫及我们的女仆住后间。房东一家就住右边的两间。
我们住的这个后间只有八平方米左右大小。地上是七高八低的泥地。墙上离地面一人高处，有一个两尺见方的木格纸窗，用颜色已经泛黄的白纸糊着，不能通气。空气只能靠通向太婆前间的那扇小门进来一些，所以房里不但很暗，而且很闷。
楼下左右两边的两间都做了厨房：一间是我们用的，一间是房东用的。厨房里似乎没有烟囱，所以一到煮三餐饭的时候，柴草的烟气就都冲入楼上，连我们楼下都闻到烟气，楼上的人更被烟熏得眼泪、鼻涕直流，只好逃下来。
住在里山的头几天，我在房里日夜听见一种迟钝的撞击之声，不知为何物。后来问了主妇，才知道富阳是产纸的地方。这儿的竹子很多，乡下人把竹砍下，浸在溪水 里，使其腐烂，而后做成各种纸张。细的是写字所用，中等质量的做包装纸，最差的则做厕所用纸。做纸的工具名为“水碓”，是靠水力推动的一种锤子，日夜运 转，用来舂纸浆。我们听见的就是这种水碓发出的声音。我和丈夫听了房东的话，还特地到造纸的作坊参观过，可惜现在已经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住在里山，平时无事，我和丈夫就去外面走走，看看街景，熟悉熟悉市面。只见街的一边是一条溪流，约二、三丈宽，水很清澈。溪水用一根根的大毛竹引进每家每户，供人饮用。
我们刚到里山时看见的唯一的那家杂货铺，后来我们也经常光顾了。店内吃的、用的东西都有，倒也不少，价钱都比杭州的便宜。但后来杭州风声日紧，逃难到这里的人日增，店里的生意大为兴隆，物价很快涨了一倍左右!鸡蛋由三个铜板一只涨到五个铜板。
因丈夫的外婆家也逃难到这儿，就住在附近，不到百步之遥，所以我们两人每天必去探望一次。
有一次，我们两人沿着这条街走到尽头，只见一路都是乡曲小户，但到了一个转角，忽然看见有一大户人家，门口三档台阶，台阶上是石库墙门。门开着，望进去有厅堂，气派不同凡响，看上去是镇上最大的大户，可能是有什么科举的人家吧。
一 天下午，我同几个年轻的男女亲戚去玩了附近的小山，到傍晚才回家。到家门口，只见丈夫和诸长辈都很着急地在门口等着。原来他们怕我们几个年轻女子在路上遇 见歹徒，十分不安。我知道回家太晚了，让长辈和丈夫担心，心里很是抱歉，连忙低头不语地走进房里去，从此再也不敢与他人随便出去游逛了。
在里山住了不久，一天早上，我无意中发现胸前皮肤内有一粒如黄豆大小的硬块，就说给丈夫听了。丈夫很着急，怕是乳房癌。因为他舅母生过奶癌，开过刀，割去 了两乳，所以我们就去外婆家找她。舅妈一摸我的硬块，也吃不准是不是跟她症状一样。我丈夫决定带我回杭州去医院检查，而且次晨就动身出发。
我们主仆三人走到船埠头，正巧有一只小火轮停在那儿。问开船的去不去杭州，他点头说可以，但要价五块大洋。我丈夫一口答应，就进了船舱。刚坐下，见岸上有 一家老小，约七、八人，看样子是老母、子媳和孙辈，也想去杭。他们来问能不能带他们一起去。我们的船不小，再加他们一家也地方足足有余,丈夫就允许了，让他们坐在外舱。晚上九点多到钱江大桥，他们就上了岸。老太太叫儿子来问要付多少船钱，我们当然坚决不收。他们谢了就上岸而去。
我们也上了岸，只见大桥上车水马龙，一片人心惶惶、兵荒马乱的样子。路边正有几辆人力车停着，遂雇了三辆，到了老家。
次日到浙江医院就诊，只见一片人去楼空的凄凉景象。偌大的一个医院中只有一个鼻科医生在值班。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充先锋”了。经他仔细检查，说没有问题，只是淋巴腺体而已，就放心回家。
这时，家中只有一位姓吴的老账房和两位练习生在管家，还有两个厨师、司阍和车夫等佣人。我们在家里住了几天正准备回里山去，忽然在一天傍晚五点左右，三叔 婆带了助产士、几个小孩、仆人、奶妈，由二房的三弟陪着也到了家中。原来三叔婆不习惯住在里山，说每天受烟熏，以后生产时眼睛会成毛病，于是决定带了一部 分子女回杭。三叔公不放心，就让当时已经十八、九岁的三弟陪他们同来。本来，三弟是拟定送到杭州后只住几天就回里山去的，谁知三叔婆一到杭州只有半小时就 发动要生了。幸亏有助产士在，很顺利地生了一个女孩。我丈夫家的孩子都按大家庭总的人数排行，所以我就要叫她二十妹。
这时，杭州情况一天比一天紧张。三叔婆刚生孩子不能马上去里山，在杭州家里住下去又不安全，总得想个更安全的办法。我丈夫就去跟徐家的老朋友朱孔阳先生商量。朱先生是杭州青年会的负责干事,他正要借美国教会的力量在青年会里办起一个难民收容所来。所里分高级和统铺两种房间：楼上是按房出租的，每间每月三十六元；楼下后面原来是一个室内操场，现在在地下铺了稻草、芦席，做统铺，主要收妇女，不收钱。在大门口挂起了国际红十字会的旗子，以免日兵进入捣乱。
我丈夫一算，连三叔婆一家大小一共有十几个人，就租了楼上朝南的两间，万一情况紧张可以住进来。他从朱先生处回来就把此事跟我们说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一天下午。我正坐在三叔婆的房间里闲谈，忽然听见一声巨响，连房屋都震动起来，乃知一定是日寇炸杭州了，但不知炸的是何处。到傍晚，想开 电灯，电灯已经不亮，后来传来消息说：国军已经撤退，撤退前他们把发电厂和钱江大桥都炸毁了，想阻止日寇进攻的速度。这时，整个杭州一片黑暗，社会秩序也 大乱起来，坏人乘机四处抢劫。我们大家非常紧张。
我丈夫说，日寇势必犯杭，家中目前有产妇及我和十三、四岁的八妹两个年轻女子，留在家里很不安全，还是尽快迁到青年会去住。但三叔婆则一派太平思想，认为自己刚做产妇不到一个星期，不可外出吹风，无论如何不听我丈夫的劝告。她用浓重的绍兴口音说:
“要去那(你们)去好哉。我只要大门关上，里头睏睏吃吃,怕点啥！屋里绍兴老酒一坛坛放咚(放着)，鸡、鸭、火腿、鱼刺、海参也有咚(有着)，有啥要紧!”
我丈夫实在无法说服她，只好晚上坐在太婆的房外点起蜡烛跟账房的吴先生、徐先生和三弟商量。我见吴先生已经吓得说话结结巴巴了，手里夹着香烟，火光一上一下地颤动，映着微弱的烛光，情景更为凄凉。
那天晚上，账房先生们和我丈夫准备一夜不睡，怕有人跳墙进来抢。丈夫不放心我一人睡在房里，就叫我到三叔婆的楼上，与诸弟妹和女佣一起睡，并决定明天一早就把我和我的女仆先送进青年会。他自己则只好在家陪三叔婆和孩子们。
但是一到第二天早上，不知怎么，三叔婆的陪嫁佣人李妈说服了三叔婆，让我把八妹和十一、十四两个弟弟也带去。她说这三个孩子我可以管得住，以后万一他们也走可以少几个人。于是，丈夫就去街上雇了三辆三轮车。平时，从家里到青年会最多两、三毛钱车资，那天却要价五块钱!
进了青年会，与朱孔阳先生一说情况，就住进了早已租好的楼上房间。我丈夫把我们刚安排好想回家，朝窗外一看，只见一小队日本兵已经举着太阳旗在青年会门口行走了。于是他也不敢回家，只好留在青年会。以后就此与家中留着的三叔婆他们中断了音信。
从我们房里窗口望去，可以看见日寇在街上走来走去。又见日兵从屋顶上爬进人去楼空的房子里去抢东西，还把人家的家具拿来焚烧取暖。有一次，远远望去火光冲天，后来知道是日兵烤完火没有把火弄灭，房子就烧了起来，引起大火。
青年会每天有人进来避难，楼上已经租出的房间也陆续有人搬进来住了，有的是我们的亲戚、朋友，同住一楼。晚进来的人带来了不少关于日寇暴行的消息：有的说某人失踪了，想必已经被日寇所杀；有的说日本兵一家家敲门，找“花姑娘”，奸淫妇女；有的说日本兵喜欢用红木家具烤火取暖，因为红木烧起来没有烟；还有人说日军在路上随意杀戮行人，还把人头挂在县政府大门口。我听了他们的讲述，记念家中诸人，不知他们如何了。我也记念我自己的父母，他们此时正跟着安定中学一起逃难，不知怎样了。一天午后，与丈夫、弟妹和王妈坐着，我愈想愈忧，忽然说:
“这次家中的人一定不全了!”
说着就忍不住痛哭起来。八妹及王妈见我伤心，也都流泪不止。
我们刚住进青年会那天，中午和晚上的饭菜颇佳：四菜一汤，一桌四人。次晨早餐是稀饭和四样下粥菜。但后来日兵一到，店家都关门停业，市场也没有蔬菜鱼肉供应，大家都要逃命，杭州顿时成了一个死城。而青年会中却难民日增，于是柴、米、油、盐和菜都成了问题。正好青年会对面有一家酱园，当然也关了门。因为救人要紧，朱孔阳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带领几个义务人员，破门而入，把酱园里的油、盐、酱、醋，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全部搬来青年会。但即使这样，仍不够那么多人众吃饭。于是，三餐改为两餐，早上的一餐取消。上午十一点半开饭，分两批吃。为了省米，米饭改为泡饭，每桌四人改为八人。一块大方乳腐一切为四，每桌一份，再加一盆白盐。下午四、五点也分两批吃泡饭，菜跟中午相同。再过几天，乳腐吃完，桌上就只有一盆盐、一桶泡饭了，去得迟点连泡饭都已吃光。大家终日饥肠辘辘，日夜提心吊胆，度日如年。十四弟只有五岁，大概因为饿，常要呜呜地哭闹。幸亏我临走带了一点吃剩的糕点，可以给他点饥，但不久，这点糕饼也吃光了。
又过了四、五天，下午忽然来了吴麟昌、徐兴周两位账房先生。他们战战兢兢地来报告说，家中大门虽然关着，但是仍不时有日兵来敲门。三叔婆十分不安，悔当初不跟我们一起来青年会住。我丈夫同朱孔阳商量，是否还有办法可以把他们接来这儿。朱孔阳就写了一封信，给英国人办的大方伯广慈医院的院长，叫一位名朱执绥的青年拿了红十字会的会旗同吴、徐两位账房先生一起去见院长，想用医院的救护车把产妇送到医院，其余的人则接到青年会来。但吴、徐等人一去之后就音信全无了。我们在青年会等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不堪。
又等了三、四天，吴先生和周兴才狼狈不堪地来了。原来那天他们拿了朱孔阳的信去找广慈医院院长，院长答应开救护车去接产妇，但说明只收产妇一人。谁知到了徐家，三叔婆自说自话地把一家大小诸人，连账房先生和女仆全都塞进救护车，简直把救护车当成公共汽车用了。到了医院，三叔婆要求医院全部收留，医院院长出来说：有言在先，只收产妇，不收他人。三叔婆又要求把车开到青年会，院长亦不答应。正在讨价还价，远远看见日兵来了。院长光火，要把车上的人都赶下。三叔婆遂说：如果只有她一个人可进医院，她情愿下车跟大家一起走回家。于是每人拿了一点行李下了车。李妈抱了一大包尿布等婴儿用品，里面还藏着三叔婆的一点手饰。奶妈抱着十八弟，张妈抱着十六弟，三叔婆自己则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小毛头。
天已近傍晚。一路走，一路看见远处有日本兵走过。为了躲避日兵，只好拣僻静的小巷走。但走到东看见日兵，走到西也看见日兵，一直到天黑都没有走到家。他们走进一个小巷，想敲一户人家要求进去躲一夜，不料听见里面是日本兵的说话声，连忙逃开。大家走得精疲力尽，东西越背越重，只好边走边扔，直到半夜才到家。进去一看，小毛头在襁褓里已经倒抱着也没有发现。幸亏她路上竟一声没哭，否则被日寇听见真不堪设想。
几天之后，吴、徐两位账房先生才再冒生命危险来到青年会要求朱孔阳先生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
朱孔阳答应收留他们，但问题是怎么把一家男女老少都接来。想来想去，我丈夫想到向“治安维持会”去商借汽车。“治安维持会”是一个民间组织，由杭州部分商界头面人物组成，在国军撤退后与日军打交道，帮助维持地方秩序。从现在的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个汉奸性质的组织，但那时救人要紧，不管它是什么组织了。朱孔阳仍派朱执绥拿了红十字会旗，同我丈夫一起步行到该会借车。会里的人大多认识朱先生和我丈夫，他们一口答应。但汽车司机却只答应开一趟。可是因为人多，一车坐不下，第一车到了青年会，只好再向司机求情，并答应给他二十块大洋作报酬，才算第二次再去把全部人接来。车上撑起红十字会的会旗，总算一路平安到达青年会。
这时天气已经渐冷，三叔婆他们的行李铺盖那天晚上已在路上扔掉，朱孔阳先生找出几条被子来给他们还不够用，我们只好把自己的被子匀一点出来让他们盖。因为生活不安，神经紧张，再加风寒，我终于得了重感冒。当时无医无药，只好听其自然。咳了几个月，到二月里，我发起高烧来了。那时，杭州社会秩序已略见好转，我丈夫就找到了他的朋友、西湖肺病疗养院院长杨郁生先生，再由他介绍嵇钧甫医生检查，说已转成肺炎。经打针、服药虽然退了烧，但身体一直没有复原，咳嗽则更成了痼疾。
我们在青年会住了几个月，虽然因为受红十字会的保护，日军不敢进来抢、杀，但听说日寇也进难民营来索取“花姑娘”，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慰安妇”。都由朱孔阳先生应付过去了。
后来，朱先生跟我丈夫商量，用赠送书画的办法和日军打交道。恰好有一位姓寿的女画家也在青年会中避难，这位寿女士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原是中学国画老师，山水、人物、花卉都能画。朱孔阳也能画会写，于是每当日军找借口进青年会来，就送他们书画。他们拿了东西，倒不好意思再露出狰狞面貌来了，居然相对平静了一段时期。
次年春天，杭州秩序已经好转，日寇也收敛了一些，沪杭铁路开始通车，但还没有公开出售火车票。三叔公给一个在日军那里做翻译的名叫陈少君的汉奸送了红包，弄到一节铁篷车，车厢里铺了稻草，大家藉地而坐，逃到上海租界。从此，我们就在上海定居了下来，一住就是五十年多年。
我的逃难经历就算到此结束了。但实际上在以后的五十多年中并不是无难可逃，就此天下太平了。六六年到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家扫地出门、受批挨斗、财产没收、倾家荡产，遭遇比上面所说的三次逃难都要惊险得多。但是在群众专政、户口严密的社会中，除了做刀俎上的鱼肉任人宰割外，我们连逃难的自由都失去了。所幸的是我们命不该绝，不但自己还活到现在，而且添了子女、孙辈，真是上天保佑呀。正如孔子所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乎!”
一位朱先生和三位朱师母
朱先生就是我丈夫的老朋友，叫朱孔阳。我大儿子的《东城随笔· 云间朱孔阳轶事》一文中，曾对他作过这样的描述：
“我记得的朱孔阳是个剃很短的平顶，穿一身中式短衫裤的老人。有时裤脚上还系了一根束带，很利索的样子。他讲一口松江口音的上海话，年龄那时已经六十多，但精神十足，健步如飞 ……
“在朱孔阳的字画上，他一般常署名为‘云间朱孔阳’ 。‘云间’实际上是松江的别称，因为他是松江人。西晋文学家陆士龙居华亭，即现今松江县，他自称‘云间陆士龙’ ，故松江得此别名。我儿时不知‘云间’两字的来历，总想象不出这么敦实的人怎么能飘到云间去。”
我原先也不知道“云间”是地名，还以为是朱孔阳的别号。后来丈夫告诉了我，才知道松江还有这么个古色古香的别名。
抗日战争前，朱孔阳是杭州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我丈夫十六岁时投考青年会夜校念英文，就和朱孔阳先生认识了，那时朱先生三十多岁。他知道我丈夫家里有钱，就拉我丈夫加入青年会，做永久会员，可以把名字刻在青年会大厅庭柱的铜牌上，平时去青年会吃西餐、打网球、洗澡均可获得优待。
朱孔阳先 生为人热心，见人有难，无不尽心帮助。他又能写字、画画、刻图章。杭州城里几条大街上，几乎条条都有他写的招牌；名胜古迹也到处有他的字画。他也能饮酒、 爱说笑话、善交际。喜庆宴会、大庭广众之中，总是他的嗓门最高。由会说笑话，他又发展到能为人测字。往往信口开河，但都能言之成理。
朱先生还组织青年会的会员旅游。我结婚次年，就和丈夫参加他带队的黄山旅游团。那时全团十、六七人，只有我一个女的。团员中有一位是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庄泽宣博士。回去后，他在林语堂先生编的《宇宙风《上发表游记,对我冒寒雾登上黄山最高的莲花峰表示钦佩。就在这次回杭之后，朱先生又发起了聚餐会，这次他的夫人也来参加，所以我就这样认识了她。因为朱先生年龄几乎大我们一辈，我就尊称她太太为朱师母。
朱 师母是一位大家闺秀，举止文雅庄重，是很典型的贤母良妻。她娘家十分富裕，从小娇生惯养，年轻时身体就弱，后来时常要吐几口血，因此面色苍白，体形消瘦， 但眉目清秀，为人热情，谈锋甚健。她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同她谈话不到一小时，就会在话中提起上帝多次，但她从不劝人入教。
不久，日寇入侵，杭州沦陷，听说朱师母带了孩子，侍奉公公向浙西方面避难去了。朱先生因担负红十字会救济难民的任务，留在杭州。我和丈夫以及三叔婆等大小十多人都曾在他的难民所中住过，这在〈逃难之三〉一文中已有详述。
当时，朱孔阳先 生还发起办过一个钱唐公墓，地点在离杭州约三十里的古塘。不料该地正在日寇侵杭的路线上。那时在钱唐公墓的工作人员约数十人。他们见日军来了，来不及撤 退，都躲入空的墓穴之中暂避。不幸被日军发现，用机枪扫射，只有少数几人逃脱，幸免于难。我还记得有一位叫朱执绥的小青年，哭哭啼啼地避入难民收容所来报 告。朱先生晓得了此事，十分伤心，嚎啕大哭了一场。此事对他刺激很深，直到晚年，提起此事还会流泪。
杭州沦陷后次年春夏之交，杭州情况相对稳定，收容所的难民逐渐回家，不久，收容所的工作就结束了。照例，朱孔阳先 生在杭州最危急的时候救了很多人，应该是立了大功的。然而，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往往立了功不但不得奖，反而受罚。朱孔阳可能在某些地方得罪了一些人，于是 有人就向青年会领导告状，说他在办收容所期间违反青年会章程，应该撤职。其实，杭州沦陷这段时期是非常时期，怎么能用常规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听任自己的 同胞受日寇的宰割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比如：说青年会的楼上宿舍规定是不准妇女涉足的，结果为了收容避难的妇女，朱孔阳却让妇女住到了楼上，其中当然包括了我和三叔婆一家；还说他用书画招待日本人，用老酒慰劳义务服务人员。因为青年会是基督教团体，规定不许喝酒，何况那老酒又是从对面酱园里搬来的。
这些情况被当时另外派来的一个干事叫田浩来的报告了上海青年会总会，还把空酒坛拍了照作为附件，以证明事实确凿。青年会总会派人来作了调查，认为情况基本属实，就将朱孔阳青年会干事之职革除了。朱先生就此失业。
幸亏朱先 生会画能写，也会刻图章，于是就靠此为生。他也代人卖字画、古董，赚点佣金。我经常看见他夹了一个蓝布包袱，来我家向我丈夫和两位叔公兜售文物、古董。我 家原来放在客厅里的整堂紫檀木桌椅，大厅上供的两尺多高的乾隆年间制的景泰蓝香炉、烛台、花插，以及大堂上挂的“福”、“禄”、“寿”、“喜”挂屏，等 等，都是从朱孔阳先生手里买来的，而且往往由他开价。
我记得有一年大除夕傍晚，朱先生的女儿夹了一包字画和一只大花瓶来向我丈夫兜售，可见经济情况很是窘迫。还有一个时期，他曾在一个学校教国文课，用的课本是《孟子》，他就常拿了书来和我丈夫讨论文中疑难词句的解释。后来我们移居上海，朱孔阳也搬来上海定居，我们两家就仍常来往。
我心中很佩服朱师母的诚恳待人，知道他因生活拮据，操劳过度，再加身体又弱，常要吐血，就时常去她家探望。有一次，我去望她，朱先生不在家，她老病正发，卧在床上。她叫我坐在她的床边，跟我谈话，忽然对我讲起她的身世来了。
她说，她跟朱先 生是先同学，后好友，最后才以身相配的。但男家只开一家小酱园，而女家却是松江有名的大地主，又经营商业，家境十分富裕。因为两家贫富悬殊，再加朱师母又 是家中独女，所以女方父亲坚决反对、百般阻ㄕ他们两人的来往。但他们两人真心相爱，所以继续保持联系。最后发展到朱师母的父亲把她禁闭在家中，两年内不许 她离家一步的地步。幸亏她有一位二姨对他们的爱情十分同情，帮助她们秘密传递书信。二姨觉得他们的爱情已经到了坚定不移的地步，如果再阻止下去会出意外， 所以她反复说服朱师母的父亲，并晓以利害，终于使她父亲同意了他们的婚事。但他提出两个条件：一是从此不认她这个女儿，结婚后就不许再回娘家；二是嫁妆一 点不给。其母出于母女之情，暗中给了一点手饰，他们就这样结了婚。
朱师母还说：他们结婚之后，夫妇感情非常真挚。第一胎生了个女儿，“全靠上帝保佑，过满月时还能请两桌酒席”。后来，一共生了两女一男。夫妇都做工作，平 时精打细算，生活总算也能达到小康。我听了才知道原来朱孔阳夫妇还有那么一段恋爱经过。他们活到现在的话，都要超过一百岁了。那时候要能反抗家庭、自由恋 爱，真不容易。他们的爱情真像古代传说中的梁山伯、祝英台那样呀！
可惜朱师母是老肺病，终于有一天吐狂血去世，终年才六十出头。朱先生当然痛不欲生。
过了几个月，朱先生来我家，对我们说，他已经续弦了。我听了一楞，心想：他和朱师母恋爱之时，吃尽千辛万苦；婚后几十年，也是同甘共苦。为什么朱师母尸骨未寒，他就另觅新欢了呢？我实在为朱师母大为不平。
但是，听了朱孔阳的解释，我就理解了。原来当初朱先生与朱师母在谈恋爱时受家庭阻拦，两人一年未能见面、通信，朱孔阳以为以后永无希望再继续跟她保持关系了，就在此期间认识了一位女士。不想他跟那位女士的友谊正在日深之际，忽接到了由朱师母通过姨妈传来的亲笔信，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朱孔阳又旧情复燃了，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朱先生把这种情况跟那位女士说明，她很理解，表示愿意跟他们做普通朋友。朱师母得知此事，亦很感动，大家就成了要好朋友，彼此经常来往。朱孔阳的孩子就叫她“阿妈”。
那位女士后来也结了婚，可惜婚后没有孩子，而且过了三年，丈夫就去世了。朱师母病危之时，自知不久人世，就对朱先生说，希望她死后请这位女士做朱先生的续弦，代她照顾朱先生。所以，现在朱孔阳才遵照她的遗嘱同这位女士结了婚。
那位朱师母也是基督徒，而且狂热地相信宗教，愿为宗教牺牲一切，即使改朝换代以后也为传教、募捐、散发传单而到处奔走，甚至还跟海外宗教团体有来往。共产党对宗教一向是既恨又怕的，更何况她有海外关系！那位女士当然就被政府严加注意，不但成了监督的对象，而且还进过几次监狱。但是她对宗教的信仰坚定不移。
按照中国的规定，男女双方决定结婚之前要得到领导的批准。朱孔阳先生当时在中医医史博物馆工作，他决定续弦之前也得首先向领导报告，得到领导的同意。过了几天，领导找朱先生谈话，说朱孔阳的对象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有严重政治问题，不能同意他们结婚。
朱先生说：”我是同她的人结婚。她的政治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
领导说：“你这个人呀，头脑真不清楚！”于是又再三对他说服、教育，但朱先生坚持要跟她结婚。最后，领导说：
“你如果一定要同她结婚，一切后果由你负责！”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我和丈夫知道朱孔阳第二次结婚的第二天，就登门补贺嘉礼，见了第二位朱师母。她那时已经六十左右了，个子很矮小，文气而秀丽。她也开口闭口说宗教，还指着搁在门边的铺盖说，她早就做好准备，公安局来抓她进监狱的话，她随时可以动身。我们虽不相信宗教，但很佩服她愿为基督牺牲一切的勇气和决心。
朱孔阳先生和第二位朱师母结婚只有一年左右，一天，朱先生来告诉我们，第二位朱师母因长期神经紧张，突然中风身亡了！
又过了若干年，朱孔阳跟老朋友金元达先生的大女儿金启静结了婚。这第三位朱师母与我家有亲戚关系，是我曾祖母的内侄孙女，比我长一辈。她本人日本留过学，是位女画家。她父亲是有名的藏书家，又是版本学家，和我丈夫是忘年交。抗战期间，她妹妹嫁给了以前江阴要塞司令做太太。结婚那天，为了表示庆祝，放礼炮三下以示庆贺。谁知有人报告当时的最高统帅蒋介石，说他在战争期间擅自开炮，违反军纪；经核实，就按军法枪决了。真是得意忘形，乐极生悲！
朱先生第三次结婚后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朱孔阳的历史问题和社会关系十分复杂，当然逃不过一场批斗。这时，他已年近八十，得了严重的重听症，红卫兵要他交代历史问题时，他常常答非所问。红卫兵以为他装聋作哑，就让他受了许多肉体污辱。他几次想自杀，都被第三位朱师母劝住了。第三位朱师母对他说：
“你千万不能死！你一死，万事都说不清了。”
朱先生被红卫兵隔离审查了一段时间，当然查不出任何罪行。在放他回家时，红卫兵还要对朱先生在精神上作最后的折磨。他们给朱先生叫了一辆三轮车，对他说：
“因为你不老实，所以现在送你去提篮桥！”
“提篮桥”者上海监狱的所在地也，上海人一直把“提篮桥”当做“监狱”的代名词。朱先生以为这次一定会老死狱中了。谁知到了目的地抬头一看，竟已到了自家弄堂“树德坊”门口。他又惊又喜，不禁涕泪纵横！
文革结束，朱孔阳先生的问题总算完全弄清，不久，他就退了休。后来又受聘成了上海文史馆馆员。他和第三位朱师母过了好几年志同道合、和谐美满的夫妻生活。
第三位朱师母人很热情，跟我们关系很好。文革期间，我家扫地出门，身无分文，尤其是第一个春节时，连准备年夜饭的钱也没有。大除夕傍晚，朱师母特地送来两条黄鱼，连葱姜和佐料都给我准备好了，说是让我们作年夜饭吃的。虽物微而情重，且含“年年有余”之意，真是给我们雪中送炭了。平时逢年过节，她常亲手做些菜来给我们吃。朱师母很能说会道，而且说到高兴之时，会手足同时舞动，看上去好象翻了身的甲虫一样。
八十年代中，有一年正是三九严寒，朱先生决定把自己收藏的一段古柏树化石捐献给杭州岳王庙。岳王庙里以前有一段古柏树化石，叫“精忠柏”，供在庙里，作为岳飞精忠报国的象征。文化大革命中，连岳飞都作为反动派来批判，当然几百万年的“精忠柏”也被毁而不知去向了。朱孔阳家收藏的古柏树化石送给岳庙，正好可以代替以前的那块。
本来，捐献那块古柏树化石不必亲自送去，可以让岳庙派人来拿。但朱先生兴致很高，一定要夫妇两人亲自冒严寒送到杭州去。在杭州，她们住在朋友家。朋友的房子是老式房子，门窗关闭不严，房里又没有取暖设备。一天深夜，朱师母竟在睡梦中死去了。朱先生虽跟她同床而睡，但因耳聋，竟然木然不觉。直到次晨主人来问候，才发觉朱师母已溘然长逝矣。
第三位朱师母去世以后，朱孔阳先生又活了几年，到九十六岁才寿终正寝。朱先生一生先后取了三位太太，结果都比他早死，这倒是令人预料不到的。
黄山之游前后
我跟丈夫结婚之后不到两年，日寇就侵犯杭州，爆发了抗日战争。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虽然从全国来说，日寇已经侵犯中国，国共也已经发生冲突，但杭州还是一片歌舞升平。所以，我们总算过了几天愉快的日子。在这段时间里，我与丈夫常常去各处旅游。
一 开始，我们主要利用周末在杭州附近游览。记得有时我们去我父亲在狮子峰的别墅意胜庵上住一夜，还托男仆去天竺寺里买和尚私下用蜡烛煮的名菜，叫”蜡烛头夜 壶肉”，据说是和尚偷偷用夜壶在墙上挖个洞点了蜡烛煮出来的。肉炖得酥而不走样，十分美味。和尚卖肉是破坏戒律的，所以当然不能公开买到，要托熟的和尚去 买才可。
有一次，我们还跟我哥哥一起去游西天目山。天目山以原始树林闻名。古寺前有一株上千年几人合抱的大树王，四周用矮墙围着。据说因为此树的树皮可以医病，所以常有人去剥皮。寺僧怕古树受伤，就造了矮墙，使游人可望而不可及。
再 有一次，我和丈夫去游了绍兴。我们坐了绍兴有名的乌篷船去兰亭，坐了划子在东湖泛舟，还骑了驴子去大禹陵。驴子会欺生，见我是外行，就故意走起路来一跛一 拐的，使我坐不稳；又故意挨着墙壁、树丛走，让我磕磕碰碰。幸亏主人走在边上不断呵斥，它才安分一些。到了大禹殿，我们改坐两根竹竿中间兜一把椅子的轿 子，叫“斗子”，上殿去游览，还在绍兴的一家小饭馆吃饭。点了白斩鸡，就听见屋后有杀鸡的声音；点了麻酱油拌春笋，店主人就去后园挖起笋来。其味之鲜美， 至今想起还能垂涎欲滴。
而所有的旅游之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黄山之游。那是结婚第二年的春天，大概阴历四月的时候。这一年早春，我的三叔祖跟他太太先去了黄山。在山上遇见大雪，四天不止，积雪盈尺，封了山，不能行走，险些断粮，只能狼狈而回。
我们听见他们说黄山如何之美，如何之险，也想去看看。于是，丈夫就跟杭州青年会的干事朱孔阳先生商量，看他是否能组织一个小团体一起去。朱先生十分赞成，在一周内就组织了十个人左右的团体，并于起程前几天在青年会的大厅里举行了一个自我介绍座谈会，大家先认识一下。
我只记得，同游的有中山大学教育系主任庄泽宣教授。他穿了一件灰色的布长大挂，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副温文尔雅的旧知识份子样子。还有一位就是大名鼎鼎的 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厂长都鲁滨先生。都锦生丝织品畅销中外，几乎无人不知，原来都鲁滨先生本人就是一位摄影家，所以丝织品上的风景很多就是他自己的作品。那 天他来开会也带了一个照相机，当场给大家拍了几张照片。还记得同去者中有杭州会计师公会会长韩祖德先生。这是一位短小精干的年轻人，在会上，他提出了不少 旅游建议,都得到大家赞同。另有一位是杭州的名律师，叫田浩徵先生，谁知道他讲起话来竟有点口吃，不知道他在法庭上怎么辩论。余下的几位先生年纪都较大了。我们夫妇是同去者中最年轻的；而我，则更是唯一的女士。
当时，从杭州去黄山已有一条杭徽公路相通。朱先生就以青年会旅行团的名义包了一辆小客车，直接从杭州出发，开到歙县，再直达黄山脚下。
出发的前几天，连日阴雨。特别是出发前夕，雨越下越大了。然而到了出发那天早晨，却只见天上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汽车开出杭州市区，就见公路上坑坑洼洼的，车身颠簸得很厉害。我们一直沿着富春江西上。越走，公路越是不平，车身也震动得越厉害。
到了安徽境内，我们只见公路一边是新安江上流，一边是山坡，路势越来越险要。可能是因为前几天大雨，路上不断可以见到山坡上冲下来的树木、柴草、石块。最 后，终于有一段路完全被冲积物堵住了。大家下车一看，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原来公路上横着一块方桌那么大小的巨石，周围还有两、三间平房那么大小的 柴草跟树枝，所以公路就完全给堵住了。
后来，不知是谁的主意，决定到附近乡村去找了几十个农民来，请他们帮忙搬石块、柴草。从中午一直搬到下午，大约用了四、五小时才把公路勉强开通了。
到黄山脚下，已是黄昏，天正在昏暗下来。幸亏我们事先已经向中国旅行社黄山招待所预定了房间，也定好了山轿，所以旅行社里已派人在山脚下等我们一行了。他们手举火把，把我们领上了山。路上，他们还说等了我们很久，以为我们今天不来了。
快到招待所时，我们只听见传来轰雷似的溪水声，原来因为连日大雨，黄山的溪流也特别大了起来，而招待所就建在溪水边上，所以水声特别响。
所谓的招待所，在当时，只是一排刚盖好的茅顶平房而已。可能没有很多游客住过，房间里面倒布置得很简单、清洁。一到招待所，最要紧的是解决吃晚饭的问题。 那时，黄山的食物都是靠人工背上去的。因为旅客不多，所以食品也备得不多，主要是一些不易败坏的素菜，如：香菇、黄花菜、木耳、百叶乾、烤麸乾之类。幸亏 大家早有准备，各自都带了点罐头荤菜，如：红烧牛肉、凤尾鱼、沙丁鱼等等，还有些干粮，都拿出来充饥。
晚饭后，我已经很累了。朱先生给我和丈夫开了一个单独的房间，我就先进房睡觉去了。在床上，只听见窗外的泉水之声如潮涌、雷鸣，彻夜不绝。
朱先生和其他旅客开了几个大房间，大家合睡。那晚他兴致很好，提议要我丈夫等发起给黄山写点书画，留作永久的纪念。于是，他们在客厅里动起手来。其实，十 人之中，真正会动手的也不过两、三人而已，主要是朱先生画画，我丈夫写诗。朱先生画了很多幅，大小不等，可惜因为没有颜色，都是水墨画。我丈夫做的都是绝 句。后来回杭之后，朱先生把我丈夫的诗交给《杭州日报》发表了，现在还记得以下六首：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前积雨声。挽就鸿妻试腰脚，棕些鞵席帽话初程。
从此青山共鹿车，平生泰岱愿犹虚；黄山扑面先相迓，不用文园封禅书。
溅珠跳沫湿衣襦，日夜轰雷万马趋；逝者如斯叹川上，廿年尘垢得湔无。
一鉴名泉委草莱，疲氓汤沐未堪哀，濯缨濯足寻常事，我为朱砂饮泣来。
五丁移此碧巑岏，崱屶峆岈骇汗捐；辛苦黄淤三十里，岂知却有看山缘。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想见吾宗老霞客，横担即栗唯被幞。
那 天晚上，一夜都在溪声中度过。水声时时都将我从梦中惊醒，似乎睡的床也在溪水中晃动。清晨天色微明，我们俩就醒了，马上起床，欲观黄山晨色。走出屋外，只 感到一阵凉风扑面而来，我打了一个寒痉。再看四周，只见白茫茫铺天盖地的一片云雾，什么也看不见，唯有一股清香，使人头脑清醒，心情舒畅。
招待所的附近有小卖部，但尚未开门。旁边有一排茅屋，就是温泉浴室。此时，耳闻朱先生一行也陆续起身了，大家都出来散步、观赏山色。
六点半，大家入屋内吃早餐。朱先生对大家说：
“小卖部七点钟开门，要买黄山特产的可以去采购。后天下山我们不走这条路，所以不会再路过此地。”
他还对大家说，可以趁此机会洗个黄山温泉浴。黄山朱砂泉的温泉对身体有益，如果长洗，还可治病、长生。于是早饭后，大家都去洗温泉浴了。
那 时的黄山温泉浴室设备十分简陋，分男女两个部分。因为只有我一人是女客，所以我就独自去女子浴室了。女浴室是内、外两间茅房，点着一盏风灯。浴池就是一个 十余平方米的天然朱砂泉，约二尺深，室内也有一片云雾，但不浓，不知是外面的云雾跑了进来，还是里面温泉的热气。我进去时，只见已有一位女客在池中。她脱 去了上衣，留着短裤，池边上放着一双高跟鞋，正慢慢地抹上身，洗脚洗腿。我也学她的样，只脱去上衣，穿了短裤，洗抹上身和腿、脚。我那时年轻怕羞，不会跟 陌生人打招呼、攀谈。而那位女客已经三十多岁的样子，却也不同我说话。两个人就这样闷洗完毕。
等我走出茅屋，我丈夫等人已在小卖部等我了。小店已经开门。职员招待周到，向我们介绍黄山云雾茶和徽州(歙县)纸、墨。我们每人都买了许多。职员还介绍山上出一种冬青竹筷子，有种种好处，是黄山名产，但我们没有买。不想四十多年之后，我丈夫已故好友杨廷福教授去游黄山归来,买了一把冬青竹筷子来送我们。我们不舍得用，带到南半球来，至今还珍藏着。
买来的东西都放在雇好的山轿中。只见朱先生手里高举“青年会旅行团”的三角小旗，口含一个哨子，正在召集大家出发了。
第一天的行程是天都峰和莲花峰。天都峰太险，朱先生说不爬上去了。莲花峰是黄山最高峰，有一千八百多公尺高。大家坐着轿子鱼贯而行。一路看见的都是悬崖、峭壁、奇松、怪石。最奇怪的是松树，都从石缝中钻出，大大小小、奇形怪状，整个黄山看上去就像一个放大了几千、几万倍的盆景。我在休息的时候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大家说都有同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