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上山，不见一个游客。直到半山，才见那位穿高跟鞋的女士和三位男客也在游览。其中有一位长髯老者，面貌清秀，衣冠整齐，另两位都是青年。大家攀谈，才知道他们是北京来的。我们都朝女客的高跟鞋看，她也觉得，就说她每次游览都穿高跟鞋的，已经习惯。
去莲花峰的路很险要。有一处叫“阎王壁”，不能抬轿，非走不可。我就由轿夫搀着一步步走过去。路很窄，有的旅客不敢直立，就扑在地上望悬崖。我跟丈夫连看都不敢看。过了“阎王壁”就是莲花峰了。男客走在前面，我和丈夫落在后面。将近顶峰，有一块约两尺左右宽、一丈多长的石板，搁在两个断壁上，石板下边就是万丈深渊，真不知当时这块石板是怎么搁上去的。我由轿夫搀过去时吓得简直不敢向下看一眼。
到了莲花峰上，大家见我来了，都拍手欢迎，表示佩服，我也有些自豪。往四周望去，只见一片云雾，诸山都只有隐约之形而已。我丈夫给大家在顶峰上拍了一张照片留念。可惜，这次黄山之游的照片，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拿去了。
从莲花峰下来，我们就到居士林休息。居士林是一座新式的小洋房，在屋外可以望见对面天都峰上的“金鸡望月”。这是一块石头，好象一只鸡一样站在山脊上仰头望月；从后山看去，这块石头却像猴子了，于是叫“猴子望太平”，因为山下即太平县。
中午，大家在居士林吃午饭。各自拿出罐头、乾粮，坐在一间三面有窗的客厅里，一边赏景，一边充饥，风雅极了。
下午，到文殊院，路上看见了迎客松。这是一株大松树，从山壁上长出，向前外扑，好象在迎接客人一样。到了文殊院，我们累极了，就在那儿睡了一个午觉。醒来，已经下午四时，一场大雨刚刚停止，只见山下一片云海，山峰都像海中的小岛一样。真是天公作美，特地让我们看见的。
晚上，我们就住在文殊院。晚饭吃的又是素菜。饭后，朱先生跟我丈夫搭档，一画一写，作了许多书画，送给寺里。
那天晚上，朱先生又把我们俩安排在一个小房间里。两张床，被子很厚，蓝布的被面，睡着有气味，不乾净，一定是和尚们或别的旅客或轿夫盖过的。睡了不久，我被什么东西咬醒，忙叫丈夫，原来他也被什么东西咬醒了。坐起来打起手电筒一照，只见瓜子一样大的臭虫，吃得满身是血，饱鼓鼓的在板壁上、地上鱼贯而行。我以前从未见过臭虫，不敢去捉。丈夫虽也没见过，但只好起床帮我捉。我们捉了又睡，睡了又捉，一夜不得安睡。次日精神就远不及昨日。
第二天坐轿子去狮子林。狮子林一片平地上栽满松树，都开着松花，花香扑鼻。一阵风吹来，松花如黄雪一般，飘落满地。用手去拍松花，手上就沾满一层黄黄的松花粉，使我想起在家中吃过的松花擂沙团，真想带点松花回去，可惜没有盛器。下午游西海,见到的松树和松花更多，真像汪洋大海一样，大概这就是“西海”名字的来源吧。
在黄山看到的各种景色，后来我丈夫都有诗句记载：
阴晴只在煞那间，惆怅莲花雾里攀；一宿文殊情不尽，晓风残月下黄山。(宿文殊院)
好凭阑槛倚崔巍，小雨初停暮景开；惭愧尾君终日望，几曾盼到太平来。(猴子望太平)
长笺短札兴纵横，笔阵玄霜细柳营；今日江郎才欲尽，笔花梦里为谁生。(梦笔生花)
风林宿雨听初残，岩馆新晴未戒寒，竟日折腰迎送客，更无五斗饷苍官。(迎客松)
在狮子林住了一夜，第二天，我们一行就坐轿子从后山下山，汽车已经在山脚等我们了。由于昨天我们在文殊院休息时下的一场大雨，路上又泥泞不堪起来。车轮几次陷入泥坑，好容易才开到歙县，已经过午。
朱先生介绍说：“歙县有‘小上海’之名，可以吃到正宗的徽菜。”
大家吃了几天素菜、罐头，早就都饥肠辘辘了。听他一介绍，不免馋涎欲滴。找了一家很大的徽菜馆，让堂倌介绍名菜，点了爆蟮背、清炒虾仁、白斩鸡、油爆虾，吃得酒醉饭饱。吃完上路，大家都有睡意，没有去黄山路上的兴致了。
傍晚到了杭州，在西园茶室分手。临别，朱先生对大家说，过几天他会通知大家聚餐。
过了几天，他果然通知大家在青年会聚餐。在会上，我看见了他的太太惠华新女士。她是三句不离上帝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我们成了朋友，这也是我的第一个朋友呢。
席间，大家商议决定：出版一本图文并茂的游记,由庄泽宣先生写长篇游记,大家写比较短小的附在其后，再配以朱孔阳先生的画和我丈夫的诗；大家也决定开一次黄山记游摄影展览会;还准备在当年秋高气爽之际再组织一次雁荡之游。
记得摄影展览会是在杭州青年会大厅中开的。都鲁滨先生是摄影家，他的放大风景照片无论在质和量上都是展览会中最引人注目的。这些作品的一部分后来制成丝织风景画出售国内外，很受欢迎。我丈夫也展出了三张风景照：西海云海，猴子望太平和梦笔生花。三张照片上都题了他自己的诗。朱孔阳先生后来说，著名摄影大师郎静山先生也去看了这个影展。郎先生特别提到，黄山云雾、阴雨的天气比其他名山多，能在短短的两天就有如此成绩，实为不易。
可惜，那天在聚餐上决定的另两件事却都没有实现：庄泽宣的游记在林语堂主编的《宇宙风》上发表了,但书却始终未出版；计划中的雁荡之游也没有实现,这是因为当时时局已经日趋紧张，治安不靖；而第二年，则日寇侵杭，游侣星散,天各一方，以后更时过境迁，不可能再把同游者找齐了。
同游的十个游伴中,会计师公会会长韩祖德先生后来成了杭州参议会议员，因领衔签署了一份“剿匪”议案，改朝换代后还处了极刑，最为不幸。其他各位大概也都已不在人世了吧。回首前游,真有如梦之感!
周端臣和沈颂南
我的二姨母年轻守寡，又无子女，只靠收几间房租的租金生活。后来，幸亏被她小叔子接去一起生活，才不致一个女人过孤苦零仃的生活。那位小叔就是周端臣。
二姨母丈夫排行第二，周端臣是他四弟，我叫他四伯伯。四伯伯身材不高，剃一个平顶头，平日总穿一件布料长袍，面上显出很严肃而凝滞的表情，不苟言笑，为人方正得近于古板，但待人接物却很讲情讲礼。他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但因为家道小康，所以也不出去工作，就在家吃安稳饭。
当时，社会上有卖一种彩票，叫“白鸽票”，意思是说买这种彩票中奖的机会极少，几乎等于零，所以花的钱好象放白鸽一样，有去无回。社会上还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叫：“三鸟害人鸦、雀、鸽”，就是说：吸鸦片、打麻将(雀)和买白鸽票这三件事是最为害人的。但投机、侥幸是人的本性，所以社会上买“白鸽票”的人还是很多，连这位平常安稳守己、胆小谨慎、刻板老实的四伯伯也经不住发财的引诱，花两角小洋买了一张”白鸽票”。想不到他财运亨通，竟中了头奖两千元大洋！
那是我四、五岁的时候。七十年前，两千元是非常巨大的一笔钱，可以用来买田地、造房屋，大有作为一番了。所以，周端臣欣喜若狂，整个杭州社会上这一消息也遐迩咸知，十分轰动。周端臣跟我二舅父商量以后，就在离我外婆家不远之处买了一块三、四亩大的地，再设计了两栋房子：一栋是二层楼三开间、很扎实的房子，出租给人家，每月守租金；一栋是三开间的平房，自己住。那平房很大，开门进去是一个大天井，中间是客厅，左边是书房，右边是会客室，后边又有一个大天井，天井后又造了有前后间的三开间平房。房后还有厢房、厨房等等，足够他子女七人分开住。
我二姨是周端臣二嫂，被周家接去后，就长住他家了。周端臣的夫人亦是旧礼教教育出来的妇人，非常贤惠、宽厚，因此与我二姨的妯娌关系很融洽，同住同吃，并无不愉快之事发生。周端臣夫人一连生了六个女儿，最后才生了一个儿子，因恐养不大，就取了一个女孩子的名字，叫“花儿”，表示轻贱之意。按照传统的礼节，因为二姨没有子女，就把花儿承继给了二姨，等于两房祧一子。其他的几个女儿对我二姨也很亲，真是一个难得的和睦家庭呀！ 所以，虽然我二姨青年守寡，日子倒过得也安安逸逸的。我小时候常与母亲到周家去探望二姨，见了周端臣夫妇，就叫他们“四伯伯”、“四妈”；对他们的女儿，就叫姐姐、妹妹，跟他们一家很熟，可以说是他们看着我长大的。
后来，因为躲避日寇，大家就离开了杭州：她们避居离杭州几十里外的家乡余杭,而我则与夫家一起迁居上海了。
一、两年后，在敌伪统治下，通货恶性膨胀，物资异常缺乏,而且日甚一日。老百姓为了保全币值，只好就自己的财力所及，积累些日用品，囤积起来，以备涨价时脱手，赚点钱维持生活。当时我母亲正从浙江永康来沪探望我，住在我家。一天，忽接我二姨从杭州老家来的一封长信，说：逃到余杭后,几个女孩子都换了男装，脸上抹了黑，不让日本兵知道是女的。住了几个月后，不放心杭州的老家，听说杭州社会秩序逐步安定，就回杭了。但物价高涨，房租虽也随着高涨，房客却付不起，常常拖欠不付。四小叔一家人口众多，积蓄有限，又不善于适应潮流而去做些投机生意，势必坐吃山空、束手待毙了，云云。
母亲看完这信就递给我和丈夫看了。我们三人很同情二姨和周端臣一家的遭遇，总想设法帮助他们。但是，俗话说：“救急不救穷”。现在，周家的困难不是借给他们一笔钱可以解决的，非要有一个善于经营、调度，也能与周端臣合作之人帮助他们，才可解决他们日后长期的困难。这时，我就想到了我丈夫的一位表舅沈颂南先生。
沈颂南表舅不但是我丈夫家的亲戚，而且因为为人诚实可靠，办事干练老到，深得徐家祖老太爷的信任，所以多年来徐家大小事务、红白事项都交给他负责，连账房中的事也交给他去管。日寇犯杭之后，沈颂南全家仍居杭州，没有离开。他能看形势做事，平时也囤些实用品，赚点钱，所以生活上尚过得去。我想：如果沈颂南肯帮助周端臣，周家就能挺过难关了。
丈夫经我一提，认为沈颂南此人可靠，也热心助人，可以相托，于是立即提笔写信给沈表舅，将我们跟周端臣的亲戚关系和周家目前的情况说了一下，托他去周家看看，认识认识，然后再决定是否有可以相助之处。另一方面，我们也写信给我二姨，给她介绍沈颂南的为人，说此人可靠，不妨将心事与他商量。
过了一星期，沈君即有信来，说已去看过周端臣，两人谈得极为投机，沈颂南已让自家的独生儿子拜周端臣为师了，请周端臣教他数学和语文，每月送周薪金若干；周端臣也已托沈表舅代他囤些日用品，由沈相机买进卖出。不久，我又接到二姨来信，万分感谢我们介绍沈颂南给他们，使他们全家生活得以改善。从此以后，周、沈两家不但是师生之交，而且也成了知己朋友了。
八年抗战胜利，我和丈夫带了小孩去杭州探亲，住在我父母家。一天，周端臣同我二舅一起来看望我们，谈了八年别后情况和对我们的感激之情，约我们次日下午到一家百年老店——咸桥纯号酒店去吃老酒和点心。我丈夫听见说请吃老酒，甚为得意，次日就带了两个大孩子去赴了约。这家酒店在咸桥桥脚下，除供应上等陈酒及佐酒小菜，如菜卤豆腐乾、咸煮花生、发芽豆以外，还供应荤素面点、小笼包子之类。这家店的绍兴酒真香，连我不会喝酒的人闻着也觉一股醇香，忍不住喝了几口。
过了几天，我们又应邀去周端臣家小塔儿巷的老屋，拜望他夫妇和我的表姐妹。可惜此时我的二姨已经去世了。
周端臣是老派人。他招呼我丈夫坐在外间客厅里谈天，而让我进后面的内屋去与四妈说话。内屋的左边一间原来就是我二姨的屋子，现在看见两门紧闭的屋子，我想到小时候总同母亲去看她的情景，也想到逃难前还与她在娘家最后一次相会、互道避难后再见的情景，都好象历历在目，而现在却室迩人遐了，我真想哭出来。
可能四妈也看出我几次回头看二姨房间的神色，她就告诉我二姨病时他们全家对她尽心服侍、延医诊治以及去世后所有亲戚都来吊唁的情景。我想到二姨二十多岁守寡，直到五十多岁去世，三十多年都住在周家。周家对她以礼相待，同桌吃饭；周家的子女也把她当做自己的母亲一样，从来没有听见过她有一句抱怨的话。这种关系只有在古书中才能看到了！于是，就向四妈表示了忱挚的感谢。
四妈还为我介绍沈颂南先生给他们，对我表示了感谢。她说：那时物价飞涨，他们坐吃山空，真是走投无路，幸亏沈颂南先生帮他们做了一点小生意，才得以维持到今天。我也就谦虚了一番。
这次见面以后，我跟周端臣只再见过一次面，那是他有事来上海，特地来我家看望我们。我深知他爱吃水果，但由于财力不足，不能常常畅吃。那天我家正好有一个文旦(上海对柚子的称法)，就拿出来请他吃。我丈夫还要请他在附近一家本帮名菜馆吃午饭，他说要赶火车，来不及了，还是带了那个文旦去路上当饭吃吧。就这样拿了文旦匆匆而别了。
几年后，我去杭州看父母，母亲告诉我周端臣已经去世了。据说起先是胃痛，没有及时治疗，他的一个女婿买了一瓶药给他吃。吃了药，病反而更为加剧，只好请邻居帮忙抬到医院去就诊。不料在给他穿衣服、扶下床来时，他大叫一声：“好痛啊!”就倒地去世了。忙请医生上门，说已停止呼吸，无药可救了。医生看了药，还说是因为吃错了药。全家不胜哀悼。
沈颂南先生听到周端臣去世的消息，就赶来帮助办理丧事。以后，沈表舅还常去周家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成了周家的一位大恩人，一直到沈表舅八十二岁高寿去世。
我常以沈颂南和周端臣这两人的关系来比喻诚挚的友谊。他们真够得上古人所说的“倾盖如故，白首如新”了。
丁蕙女士
我的两个大孩子上学都很早，这是因为有一年我带他们到杭州外婆家玩，当时我父亲是杭州有名的私立学校安定学校的董事长，他带了两个小外孙去小学部玩玩，让 他们坐在教室里听课，就开始读起书来了。那时，我的大儿子实足还不到五岁，我的女儿不到四岁。在杭州读了半年书回到上海，他们就继续在上海的小学读书。这 时，我们住在大家庭，与我孩子年龄相仿的叔叔、阿姨很多，放学回家做好功课就在一起玩，倒也不闯祸。到了小学三年级，我就给他们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叫丁 蕙。因为孩子们都叫她丁先生，我们大人也就跟着孩子叫她丁先生了。
丁蕙女士是我丈夫任职的上海地方法院的女同事郁懿新法官介绍的。有一天，她对我丈夫说起丁蕙，说是她的老同学，浙江箫山人，父亲丁元甫曾当过嘉兴的法官，丁蕙女士自己也做过书记官，后来改任上海某小学的教师。
郁女士说，丁蕙女士原来跟老母住在一起，由她奉养老母，她父亲则住在嘉兴。这是因为她父亲在嘉兴当法官时有人讨他好，送给他一个小老婆。因那女人的脸黑，就称为“黑牡丹”。为此，她父母的感情就破裂了。父亲跟黑牡丹住在一起，而老母就住在乡下。日寇犯杭时，丁蕙女 士同母亲逃难来到上海定居，在静安寺附近顶了一栋房子。后来，手头一点积蓄日渐不够支出，只好将全栋房子让房管部门收回，出租给很多家租户，自己就跟老母 住到顶楼一间朝南的房间去。那时，老父法官也不做了，小老婆养不起，跟别人走掉，他只好来上海要求跟老婆、女儿同住。一间房住三个人，夏天太拥挤，所以丁蕙女士想趁暑假找个补习老师的工作，一方面可以赚点外快，一方面可以住在学生家里，等开学秋凉了才回去住。郁女士想到我家房子大，大家庭孩子多，可能要家庭教师，就来托我丈夫帮丁蕙找工作机会。
丈夫回来跟我商量，说是否可以请丁蕙女士来做我们孩子的家庭教师。我一听十分赞成。那时我们住在大房子左侧三开间一个楼面上。旁边一排三个房间给三个大一点的小孩住；最小的孩子那时只有两岁，由保姆带着住在我房间的对面。我想，如果丁蕙来住，可让她与最小的孩子同一个房间。于是，就请郁女士约个日子陪丁先生来给我的孩子做家庭教师。
郁女士对我丈夫说：“丁先生过去家境很好，也受过大学教育，自尊心很强，很爱面子，最好对她尊敬一点。”
我丈夫说：“我们夫妇一向不会骄傲、看不起人，这点请你放心。”
学校放假的第二天，郁女士陪着丁蕙女士来上课了。宾主见面之后，大家谈得很是融洽。我一向没有朋友，而丁先生又是浙江人，彼此家乡风俗习惯都相同，所以谈得很投机。
丁先生是三十余岁的一位老小姐,脾 气很好，和蔼可亲，作风正派。她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哥哥早死。大姐嫁给杭州大族戴文节公的后代，所以算起来和我家有亲。可惜她嫁的那个男人是个勤吃懒 做、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她生了几个子女，心情郁郁不乐，在抗战中生白喉症未及时治疗身亡了。二姐在家乡嫁给一个地主，生有一子。后因土地改革，姐夫被农 民斗死，弄得家破人亡。丁先生看了两个姐姐的遭遇都如此不顺利，就决定不再结婚了。她也常在言谈中流露出对父亲另找新欢、对老母毫无感情、而在事业失败走投无路之后又要回来找她们母女的做法之不满。我们夫妇也都很同情并尊重她。
丁先生在这年暑假就住在我家。上午给孩子们辅导；下午就带孩子们去花园里玩儿，还在闲暇时给她们讲故事、讲自己念书时的事，听得他们津津有味，所以孩子们也不怕她，都跟她很亲热。暑假一结束，丁先生就搬回自己家去住了，但有空常来看我和小孩子。小孩们看见她来了，就拥住了她，表示欢迎。
次年，大家庭分了家，我们一房买了沪西一栋两开间三层楼的花园房子。丁先生住在静安寺，离我们家不远，我就在寒假、暑假仍请她来给孩子补课。上午上课，中午吃一顿午饭，下午回去。
有一年，我患妇科病，就诊于孙克基医生。孙医生是上海最有名的妇科医生，以前宋子文家的子女全部是他接生，所以宋家送了孙医生一栋大房子做医院，就叫“孙克基医院”。改朝换代以后，“孙克基医院”改名为长宁妇科医院，但孙医生还在自己的医院当院长当了好几年，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终于被医院的造反派斗死。
我听说，凡去看孙克基医生的病人，他都劝她们割子宫，所以我那次去看，他也劝我早日将子宫开掉。但是到底是否有开刀必要，当然要先做切片检查，检查结果要一周后才能知道。在等检查结果的时候，我和丈夫非常紧张不安。丁先生知道了，她说家里有一本“文王神课”和一本“麻衣相法”，颇有些灵验，她可以代我问问卜。我们平时也听见丁先生嘴里常常挂着一些相法术语，她还说过我们夫妇俩有福相，所以我丈夫就请她卜了一个卦。第二天，她来说，卜辞云：“凤凰不出窝，君子回来笑呵呵。” 当然是好的意思了。我丈夫笑着对丁先生说:
“如果你的卜课准确，我们请你吃一只鸡!”
过了一星期，丈夫到医院去拿报告，果然回来时哈哈大笑着说，我只是普通炎症，用不着开刀，应了丁先生卜的卦上的句子了。于是，忙请她来我家午膳。我们特地煮了一只火腿炖的大母鸡，大家吃吃笑笑，十分高兴。
在那天午饭时，丁先生还告诉我们：有一次，邻居一位青年将去参加高中会考和大学入学考试，考前去请丁先生给他卜课。丁先生要他随便拿一样东西来卜。那青年看见桌子上有一串钥匙，就顺手指着说：
“就这个东西吧。”
丁先生说：“那你可以考取的。”
青年忙问原因。丁先生解释说：“‘串’字由两个‘中’字组成。当然你的两个考试都会中的。”
后来发榜，果然那位青年人都中了。
不久，那人又来请丁先生卜一件事。他想：上次指了钥匙而中了考试，这次也选钥匙吧。丁先生一听就说：
“那么，这次你一定不会成功。”
那青年人听了发急，忙问：“为什么?”
丁先生说：“上一次你指这一串钥匙，那是无心的，所以，两个‘中’字就是告诉你能中；这次你又指钥匙却是有心的，所以两个?‘中’字成了‘患得患失’的‘患’字，当然不会成功。” 后来那青年所问之事果然没有成功。
我们听了丁先生的话，也只是将信将疑而已。但是大家都不得不承认丁先生确有急智，能言之成理也。
丁先生辅导我的两个大小孩一直辅导到他们进了初中，因为那时他们已经都能自觉抓紧学习了；而两个小小孩也可以问大哥、大姐，不必请教家庭老师了。但丁先生与我们成了朋友，平时仍互相往来。
我家的房子很大，每年几次大扫除工作，家里长做的几个女佣弄不过来，需要请临时的男佣人来帮忙。有一年，我就问丁先生有没有合适的人可以介绍。丁先生说，她住处附近有一个以前在银行工作的男工，有时也给她家做大扫除工作，可以介绍给我。于是，以后每年逢年过节或里弄居民委员会要突击打扫卫生，我们就都请那位男工来帮忙。
那个男工名叫刘继昌，浙江绍兴人，年纪约五十多岁，妻子已去世，没有再续娶，只有一个儿子，在我家附近一个大饼摊上工作。继昌自己从银行退休，因为退休工资太低，所以就一边帮人打短工，一边还摆了一个小摊卖旧货。我们大扫除找出来的破旧东西，常常就送了他。每次大扫除，他总爬高落低地要忙一星期甚至十天才能把整栋房子打扫完。我们不但一天供应三餐，还外加点心、工资，这在当时算是待遇相当不错的，所以他很愿意来做。
有时，继昌爬在上面擦窗、掸尘，我就在下面递揩布给他，做他的帮手，一边也随便跟他聊聊。继昌嘴巴很是唠叨、碎烦，常讲张家长李家短的事，当然也讲到丁先生。
有一次，丁先生告诉我，她有一个表姐的丈夫是地主，被农民斗死了，家中一无所有，住不下去了，只好只身来沪投靠她，现在正在找工作。在大扫除时，我无意中问继昌：丁先生的表姐工作找到了没有?他说:
“哪里是丁先生的表姐?就是丁先生的同胞姐姐!丁先生叫她三阿姐，丁先生是四小姐。”
我这才知道丁先生大概爱面子，不肯让人知道自己的姐姐在乡下苦得住不下去，落泊得只好到上海来投靠妹妹，所以就推说是她“表姐”了。其实，我们如果知道她的亲姐姐有如此遭遇，当然不但不会讥笑反而会同情她呢。不过，既然她想隐瞒事实，我们考虑到她的自尊心，就从来也没有点穿过她。
过了一段时间，继昌又告诉我们，他常帮丁家做事，还代她去居民委员会领救济米。我听了不相信，说：“丁先生在学校教书，怎么会去里弄领救济?” 继昌说：“每月都是我去给她背回来的，怎么会错呢?” 于是，我联想起几年前我有一个亲戚去登记申请教师工作，回来告诉我看见丁先生也在登记申请工作。当时我还以为那亲戚看错了人，因为丁先生既然在小学教书，为什么还要申请工作呢?现在看来，她可能早就失了业，但也是因为自尊心，不肯告诉人。我们当然也就当作不知道，没有点穿她。
文化革命前，丁先生的父母高年都相继去世，我知道了就到她家去慰问、送礼，她姐妹两人正巧都不在家。邻居说：“她们到生产组去工作了，还没有回来。” 这才证实了继昌的话确实不假，丁先生早就不再教书了。
文化革命开始了，我家当然首当其冲，弄得扫地出门、一败涂地，搬到一个十六平方的后间去住了。一天，丁先生忽来看我们。她说：她的“表姐”在生产组工作，因为上班时穿了一件旧的缎子背心，被揪出来批斗，说：“地主婆怎么还能穿缎子背心!” 她“表姐”受了惊吓，回家就生病而死了。她自己则在生产组当了“工宣队员”。我们听了想：所谓“工宣队员”，就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队员”，那是要三代红的工人、干部才可以当的。丁先生父亲是法官，姐姐是地主，自己以前是教师，怎么能当“工宣队员”?但既然她要如此说，我们也不便问她究竟。
不久，我的女儿在西安要生孩子了，我要去西安帮忙，特地去丁先生家辞行，找到她的住处，原来这间房子已经易了主人。我忙问她的老邻居：“丁先生搬去哪儿了?” 她们告诉我，原来丁先生也早受冲击，居民委员会不许她住朝南的一大间，逼她搬到附近一条小弄去了。
我按邻居的指点又找到她的新住处，她正好在家。原来她住在三层楼上的一个小阁楼上，房子的建筑十分简陋，四边是很薄的板壁。她告诉我们：夏天四面太阳光照来，逼得她透不过气来；冬天又冷得像风波亭一样，冻不可忍。她想与居委会说，换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我临行对她说：“丁先生，再见。我西安回来再看你!”
她吓得朝四面看看，连忙摇手，叫我不要再称呼她“丁先生”，态度甚为尴尬。看来，她在里弄里处境总是十分不妙了。但我知道她爱面子的脾气，也就不便追问了。
等我从西安回上海再去看丁先生，发现那个地方又换了住户。我向邻居打听，大家都说不清她搬到哪儿去了，我只得怅然而归。本来，我想她一定会来看我们的，可是从此她就再也没有来过。我几次在路上看见继昌的儿子，都问起他父亲是否知道丁先生的消息。他说父亲年已八十，有头晕病，不出门了。最后一次是在两年前，我又遇见继昌的儿子。他告诉我父亲得了老年痴呆症，口中不停地讲话，神志已不甚清楚，所以丁先生的情况他已无法打听了。
现在我们都已移居南澳，即使丁先生还活着，当然她也不会再找到我们了。我想起她，总有一种惆怅之感。丁先生其实是一位正派、老实人，可惜生不逢时，误了青春，一辈子没有结婚。到了老年，她也有时流露出对没有亲人照顾的懊悔语气，但又没有勇气托人找个伴侣。她的出身不好，所以找不到好工作，常常陷于失业的境地，但她又爱面子，不肯把真相向朋友和盘托出，结果使别人没法跟她推心置腹，当然更不用说对她提供帮助了。
所以，丁先生的一生，真可以说是悲剧的一生呀!
阿苏和绍大
以前，一个男人只要家里有点财产，如果不想去社会上工作，就可以留在家里守着家当吃饭，大家也视为正当，没有人会大惊小怪。然而，如果家里并无家产而不想工作，甚至想靠着亲友生活，那么，这样的人就会被人看做不是勤吃懒做，就是荒唐古怪了。我的亲戚中就有这样的两个人。当然，他们的经历、学历都不一样，不工作的原因也完全不同，但一辈子没有好好做过一点事这一点总是共同的。
先说阿苏。阿苏是我表兄，他的父亲是我的大舅。苏表兄是个一生郁郁不得志的人。他十几岁就失去了母亲，有一个大哥，但在读大学时得肺病夭折。他的父亲在北京做官，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古板人，虽然对子女心里也爱，但在表面上却不流露出来，对孩子从不说说笑笑，表现慈爱的样子；而孩子有错，则严厉惩罚。比如：罚跪在一块钱板上，在太阳底下晒几小时。那时社会上用的是铜钿，中间有孔，可以用绳子串起来，然后放在有一条条槽的木板上，这就叫“钱板”。跪在钱板上，当然膝盖是很痛的。所以，这是一种体罚。不知是不是因为我大舅是做官的，所以知道怎么对犯人用刑罚。不管怎样，我的表兄从小就只对父亲有怕的感觉，而不觉得爱。
阿苏的亲生母亲死后，他父亲又娶了后母。虽然这位后母颇尽母责，对阿苏十分照顾、慈爱，但阿苏感到总同亲母不一样。所以，他等于从小失去了父母双方的爱。
阿苏从小身体虚弱，后来上了北京大学，身体时常感到不适。去检查身体，说他肺弱，要休养。他父亲怕他跟大儿子一样得肺病死去，连忙让他休学，回到杭州，由继母陪到杭州西湖烟霞洞休养半年。当时最新的医疗方法是睡在山间露天，盖了棉被，光露出头部，吸进新鲜空气。其实，阿苏并无真正的肺病，疗养了一段时间，也就算好了，又回北京大学，读到毕业。
毕业以后，他没找到工作——也不知是根本没有找——就在家里呆着。后来，交了一个女友，结了婚。那女友却先有过一个男朋友，而且听说是共产党员。两人谈恋爱时，那个男友一定要与那女子结婚。后来，那女子跟阿苏结了婚，男友仍不死心，他把自己的手指斩断一只，立志不另娶妻，要等她回心转意。阿苏知道此情，当然心中不乐。据闻，他们婚后夫妻感情一直不好。
过了不久，阿苏的父亲年老退休回了杭州。阿苏夫妇也带了小孩同回杭州老家，但妻子的男友却仍在内地和他妻子通信。那男友知道阿苏夫妻都没有工作，就介绍他妻子去杭州市政府工作，也介绍阿苏去杭州近郊的一间银行工作。虽然他们俩都有了工作，但阿苏认为这些工作都是通过妻子的男友介绍而得到的，很没有面子，因此心里并不痛快。
尤其使阿苏不快的是他妻子不断地跟男友通信，而且发现男友信中还有挑拨他夫妻感情的话。于是，阿苏夫妇的感情就更加恶化，常常吵吵闹闹，终于办了离婚手续。妻子的男友不但终于如愿以偿地把阿苏的妻子娶去，而且把阿苏的三个孩子也都带去抚养了。阿苏成了光身一人，心情当然更为恶劣，最后发展到辞去工作，在家吃起家产来。
但阿苏的父亲是个清官，家里本来就无恒产。而且那时老父已经去世，家中少了一笔收入，就靠他们拥有的一点房屋出租的租金来生活。而且，这点租金还要由阿苏跟他的继母两人平分，当然得到的也不会很多了。
阿苏在家终日无所事事，就结交了一批与他一样不得志的朋友。据他继母讲，这些朋友一来家里，也不坐椅子，都坐在地上；嘴里不讲中文，只说英文，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有时，阿苏和一班朋友还到外面去谈话，大家就坐在垃圾桶上说话，穿得也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
那时已经改朝换代，杭州市容很整洁，西湖又是闻名中外的风景区，杭州派出所看见阿苏这批人实在毫无办法，因为他们虽然有碍市容，但又不触犯规章、违反法律。最后，只好把阿苏收进敬老院去住了。听说，阿苏活到文化大革命之后，六、七十岁了才寿终正寝。
像阿苏这样的人，虽然行为怪诞，而且一生没有正式做过什么事，但这可能是因为他终生不得志才这样的，情有可愿。而绍大的情况就跟他很是不同了。
绍大是我丈夫家的远房亲戚，他的爷爷我要叫他绍兴三老太爷。据我太婆讲，绍兴三老太爷是我太公的亲阿哥，因为排行第三，就叫“三太爷”。他的儿子我就叫他二伯伯。这二伯伯有四个儿子，都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至多不过认识几个字而已，连一封简单的信札都不会写。按族中排行，二伯伯的孩子与我丈夫平辈，所以我们要叫他的大儿子“大哥”。这个“大哥”就是绍大。
据我太婆讲，这位绍大从小勤吃懒做，不爱念书，要有红烧肉吃才肯去私塾。家里对他管教也不严，只要他一说头痛或肚痛，明明知道他是假装的，也就让他不去上学了。
因为三太爷要想早点四代同堂，所以绍大一到十六岁，家里就让他结了婚。不久，就生了一大班子女。三老太爷家有房屋、田地，绍大不用工作也不愁没有饭吃、没有房屋住。绍大的妻子是旧式女子中的能干人,虽无文化，却能管住丈夫，不让他在外面胡调。
这样吃用了几年，因为不善经营产业，最后也就渐渐坐吃山空起来。绍大虽然不会做事，但倒知道怎么巴结人。他特别会拍我的二叔公的马屁，捧得二叔公给了他一些钱，帮他在我家上海的绸厂附近置了几台织绸的机器，雇了几个工人，做起小老板来了。
绍大既没有学问，也不会做生意，当然他的作坊也赚不了钱。然而，他倒真的以小老板自居，穿着时髦，手面大方，还追起当时上海的越剧名角筱丹桂来。绍大是一个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再加一生从来不刷牙，牙齿上堆满了蓝绿色的牙垢，说话时嘴角上还有白浮浮的唾沫出来，一副肮脏相。他相信算命先生的话，说他眉毛太浓，影响福运，所以平时一天到晚用手拔眉毛，以求稀疏。像这样的一副尊容，当然筱丹桂是不会看得上眼的。绍大只是“癞虾蟆想吃天鹅肉”，白白把钞票扔在水里，不但一无所得，而且还遭了白眼。
绍大的妻子听见他在上海追戏子的事，就赶到上海来，把丈夫叫回乡下去，绍大也不敢不听从。上海的几部纺机本来没有赚几个钱，只有蚀本，就仍让我的二叔公收回去了，绍大蚀的本由二叔公来还清。绍大还把已经织好的几匹绸偷偷带回乡下去，卖卖吃吃，花完了。二叔公在他身上浪费了一大笔钱，也无可奈何。
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把偷带回去的几匹绸都卖光，绍大就到杭州来投靠徐家。日寇侵杭，徐家逃到上海不久，绍大也跟到上海来了，就住在徐家在上海的绸庄发行所里。店里的职员都很看不起他，要同他开玩笑，叫他“绍大”(“大”字要按绍兴方言的发音，念成“头”的浊音)。这在绍兴方言里还有讥笑他是“戆大”(南方话，”傻瓜”的意思)之意，绍大的脾气倒很好，大家取笑他，他也不生气。
当时，我们都刚到上海不久，房子还未买妥，我和太婆也住在发行所里一栋两开间二层楼的房子里。绍大三餐都跟我们一起吃。他吃饭时，吃相很差：总是口中先含满满一大口白饭，腮帮子鼓得高高的，嘴巴半开，两眼盯住一碗要吃的菜，看准碗里最好的一块鱼、肉之类，手掌向上翻转，像老鹰捕小鸡似的一下子把菜夹到自己的嘴里，才将饭咽下，好象没有这筷菜是咽不下饭去的。连我太婆也经常取笑他吃饭、夹菜的样子，还模仿他的模样，引得大家都笑，他却若无其事。
绍大终日无事，就上下午都到我太婆房里开收音机听。他以前追过戏子，所以对越剧的情节很熟悉，就讲给太婆听，我在旁边时也听到一些。他还几次要陪我们去看戏，当然要我们付钱，我们没有去过。
记得他四十岁那年，乡下来了电报，说他妻子和儿女都得霍乱病死了，只有一个女儿因已出嫁在外，没有传染着；一个大儿子也没有得霍乱，却得了伤寒，幸好没死。绍大接到电报，就回乡下奔丧，出来时把大儿子也带了出来。那时，这大儿子只有十七岁，伤寒初愈，还未复原，头发黄黄的，面色苍白，一脸病容，人也生得又瘦又小。
幸亏那时绍大有个堂房弟弟在上海做股票生意，赚了一笔钱，生活阔绰，就叫绍大的儿子到他家去住，还培养他到高中毕业。后来，那位亲戚投机失败，倾家荡产，搬回杭州去了，欠了一大笔债，又由我二叔公去替他还清。那时，绍大的大儿子已经高中毕业，我丈夫就把他介绍到上海税务局去工作。
这儿子完全不像他父亲那样脱底，他规规矩矩工作，还规劝他父亲也要好好工作。于是，绍大又向我二叔公借了一笔钱，用了几个女工，去做织绸生意。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不久，绍大生意不好好做，却把一个十八岁的女工弄到了手，娶来做了续弦，还生了二子一女。绍大整天在外游荡,生意做不好，本钱都被他蚀掉，二叔公只好将织机收回，就此不了了之。后来，十八岁的老婆回乡下去也得精神病死去了，三个孩子和绍大都归长子抚养。
改朝换代后，绍大一家就一直住在我二叔公另外租的一栋房子里。他的长子成了国家干部,一直侍奉他父亲到八十多岁。另三个子女也由国家分配工作。
绍大晚年得了老年痴呆症，大小便失禁，臭不可向迩。他的子女也要上班，不可能照顾他，只好叫他的女儿从乡下出来，把他接到乡下去，最后老死在女儿家。那时，城里已经不可能棺葬，绍大死在乡下，倒还能睡棺材。乡邻们都来吃“豆腐饭”(办丧事时招待来吊亲友的一顿饭，因为总有一碗豆腐，故称之为”豆腐饭”)，办得很体面。
绍大一生始终依赖别人生活：童年依赖父母，成年后依赖徐家的亲戚，老了依赖自己的子女。自己从来没有做成过什么事，浑浑噩噩过了一生，倒也从来没有缺吃少穿过。如果这也算一种福气，那么他也可算福气不坏的了!
吴汉槎先生
从前，差不多每个大户人家总都会有几个食客。有的食客出身还很富有，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而破落了；有的食客因为并无一技之长，所以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有的即使略有所长也因机遇不佳而得不到理想的工作，或者，根本不屑工作，于是只能靠做食客生活。但不管什么原因使他们做了食客，食客们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大多能说会道，能陪主人清谈；也能在主人空闲时帮闲，忙碌时帮忙，使人不但不觉得他们讨厌，有时可能还感到他们有用。吴汉槎先生就属于这一类人。“槎”按普通话读音是跟“查”同音的，但我们根据乡音却读成“坐”的浊音。
吴汉槎先生其实并不是我丈夫的朋友，而是我们大家庭的一位常客。他跟我二叔公同过一段时期的事，所以算起来还要长我们一辈。以前，年轻人不管家里有没有自己的企事业，一般都先去大的银行、钱庄、商行工作一段时间，取得商业经验，发展业务关系，然后才回到自己家庭的企事业工作。我二叔公也这样。他年轻时就是和吴汉槎先生一起考进大清银行的后身中国银行做练习生的。吴汉槎先生家是松江数一数二的大地主，据说从火车站到他家一大片土地都是他的。松江是上海附近的鱼米之乡，拥有如此大一片土地，可见他家多富有了。吴汉槎先生和我二叔公共事了一段时间就都辞了职：我二叔公是因为家里经营的工商业需要他去管理；吴汉槎则因为家里富裕，不需要他外出工作。离开银行以后，他们还经常来往，所以吴汉槎先生就成了我们大家庭的常客。
抗战以后，因为种种原因，吴家破落了，吴汉槎先生的经济就此一落千丈。但他已过惯了闲散生活，当然也无法再去工作；再加，就算有工作机会，像他这“高不就，低不配”的人又有什么工作可做呢?于是就仍在家吃闲饭。后来又因为松江治安不靖，他家就搬到上海来住了。那时我们也已搬到上海，所以吴汉槎先生就常来我家做食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