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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家祯 当前章节:15369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18:21

吴汉槎先生是一位面皮黄黑、瘦削矮小、背脊略驼的文弱书生,一口浓重的松江口音,说话时喜欢掉掉书袋,用用成语、典故,“之乎者也”脱口而出。讲到得意之处就摇头晃脑一番。有时别人还没有听清他的松江口音,他自己就已经用沙哑的喉音“呵呵呵”地笑了起来。他的年纪虽然比我丈夫大得多,但喜欢同我丈夫谈谈文史、书画。后来家道中落之后,他就常拿些家藏的古碑帖、字画、书籍来出让给我丈夫。以前我丈夫书房的书架上有好几木箱线装的碑帖就是他和儿子一起拿来的。他跟我,一个家庭妇女,也能谈谈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他还提起他太太善于烹饪。正因为如此,所以虽然大家庭分了家,我们与二叔公分开住了,吴汉槎先生还常来我家。当然,这跟吴先生家道中落之后经济窘迫,不得不靠到以前的朋友家去吃几顿白饭也有关系。所以,有一时期,吴汉槎先生每月总要来一、两次。来时,总先谈一会儿;到了吃饭的时候,就坐下一起喝酒、吃饭;饭后,再谈一会儿就告辞了。他吃饭时十分客气,从不露出狼吞虎咽的吃相,即使我夹菜给他,他也吃得十分斯文。平时他几乎从不开口借钱,即使有急事要借,也数量不多,非常识相。所以我们总对他以礼相待,并不怠慢他。

命运实在不肯给吴汉槎先生一点青睐。他有三个儿子,但只有大儿子在他身边。二儿子在国民政府的军队中当个文职人员,后来大陆失守,他可能跟蒋政府去了台湾,就此下落不明。

最使吴汉槎先生痛心的是他幼子死于抗日战争的事。那天,吴先生的幼子搭乘一辆客货两载的私家汽车去上海。所谓客货两用车其实就是一般的卡车,改装一下,在车里加几条长木板作凳子,让乘客挨次坐在板上,车顶再架一张帆布篷挡风、遮雨。那天,幼子原坐在车身的深处,与驾驶舱只一板之隔;而车身的后部坐的是别家的母子二人。那孩子年幼有病,坐在车门口受了风寒不断啼哭。吴汉槎先生幼子看他可怜,就主动提出和母子二人换座。其母起初谦让不肯,退让再三才同意换座。不料换座不久,卡车即遭日寇飞机扫射。车中乘客受轻伤、重伤者多人,而死者却仅吴先生幼子一人,那母子倒安然无恙。真是生死命定!事后,吴先生还告诉我们,当天早上,其子从松江老家出门,准备搭车前往上海。家中所蓄一小白花犬口衔其子裤脚,坚不让他出门。一再将犬赶开,仍追啮不放。当时家人都觉得奇怪。出事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犬已有前知,所以阻其登车也!

吴汉槎先生的大儿子在杭州著名的百年老店胡庆余堂中药店工作,后来换到该店在上海的分行,所以吴汉槎先生才会也来上海住。但没有很多年,他大儿子就病死了。那时,吴先生已经非常潦倒。我记得这是他仅有的几次开口向我们借钱中的一次,而且只借了十块钱,说要给儿子办丧事。

吴汉槎先生对松江的名胜古迹很熟,我经常听见他在跟我丈夫谈论醉白池、十鹿九回头、方塔、董其昌故居、秀野桥的名产四鳃鲈鱼,说得津津有味。他还一再邀请我们到他松江老家去玩,说可以做东道主。但实际上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真去他家。那时他家道还没有真正中落。

记得那是某年秋天,吴先生来看望我丈夫,高兴地说:他因我二叔公帮他做成了一笔生意,赚了五、六百块钱,所以决定作一次东道主,邀我夫妇及我丈夫的堂弟阿六夫妇共四人到松江做竟日之游。那时正值四鳃鲈鱼当令,这是松江名产,他说要请我们尝尝。

到了约定的那天,我们四人赶头班早车从上海到松江,还不过上午十点左右。吴先生先陪我们去松江的名胜醉白池及醉白堂。这是宋代宰相韩琦最初建造的。为了纪念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晚年辞官以饮酒吟诗为乐,尤喜在池畔拄杖行吟,故取名为“醉白”。宋代苏东坡有〈醉白堂记〉,就是写的此地。宋代原有的建筑当然早已湮没无存,根据《方志》上记载,现在的建筑是清顺治年间重修的。园林以池水为主,环池三面皆曲廊亭榭及历代名流题咏石刻。我们去时已满目荒芜,但环境还是极其幽雅、清旷的。

接着,吴汉槎先生又带我们去看了有名的“十鹿九回头”石刻。据说,这石刻的年代已很久远。石刻上的鹿,姿态各不相同,形象栩栩如生,可惜保护得不好,已有多处受损了。后来,我们又去看了松江有名的方塔。吴先生说,松江的名胜古迹很多,他随口说了多处,我们也记不住。

中午,大家来到吴汉槎先生的老家。他家的房屋轩敞,建筑虽已陈旧,而且又住进了不少人家,显得十分杂乱,但原有的规模和气魄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的。厅堂地下铺的是一色水磨地平砖,尽管破碎的很多,在别处却已很难看到了。

中午的酒席是请了松江一家名菜馆的大师傅来家里现做的。吴家还添了几色家厨精制的菜肴,其中最有名的当然要算火腿笋片清蒸的松江四鳃鲈鱼了。据《中文大辞典》载:

“四鳃鲈:鲈之一种。长约四、五寸,口巨大,两鳃膨胀,现绛色之红纹,有似四鳃,故名四鳃鲈,俗呼四鳃鱼。按:四鳃鲈产于松江秀野桥南者最佳。此鲈全体无鳞,唯有类似薄膜之皮。苏轼〈赤壁赋〉中所云:‘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乃普通之鲈,非四鳃鲈者也。《正字通》云:‘天下之鲈,皆两鳃,唯松江有四鳃。’范成大〈秋日田园杂诗〉云:‘细捣橙齑买鲙鱼,西风吹上四鳃鲈。’”

我小时上私塾也记得念过“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的名句,今天居然亲自尝到,感到很是新奇。不过,说实在,四鳃鲈的味道也跟一般鲈鱼的差不多,并无十分特别之处。

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三、四点钟才吃完。饭后,吴汉槎先生又邀我们去看四鳃鲈的产地秀野桥。出了吴家大门,前面不远即横着一条一般江南水乡常可见到的小河道。左首约三、五十步处有一座拱形石桥。吴先生说:

“这就是秀野桥,四鳃鲈的产地,但是奇怪的是四鳃鲈只产在桥的南面,桥北就没有了。桥北有清代著名大藏书家顾嗣立的秀野草堂遗址,我小时候还看见过那草堂墙脚的遗址呢。”

傍晚,吴汉槎先生雇了几辆人力车送我们四人到松江车站,搭夜车回了上海。临上车,吴先生又送我们一包家制烘青豆和一包玫瑰瓜子,这些食品都是松江特产。

五十年代以后,吴汉槎先生的境况就每况愈下了。他大儿子去世后,他夫妇俩就靠里弄救济生活。我记得一次他讲起太太很会烹调,说,她在蔬菜里放几片肉,味道就不一样了。可见,那时他家已吃不起大块的鱼肉,只好靠几薄片肉来吊吊味了。

再过了几年,文革爆发,我家也遭了难。吴汉槎先生最后一次来看我们,正是我们全家扫地出门后一、两个星期的时候。那时,吴先生已衰老、憔悴,而我们的处境也正是困难到极点之时。以前每次他来,我们都以酒菜相待;那天他来,我们中午除了一锅冷饭和一点残羹冷炙之外,一无所有。我无法留他吃饭,只好从口袋里摸出两毛钱来送他作车资,目送他的弓得快成九十度的背影渐渐远去。从此,他就再没有来过。

记得,他临走还吟过两句诗:“衰颓故旧都疏阔,犹作颜公乞米书”,这倒真是一个穷途末路的老人的感叹!

汤书年医生

汤书年医生是我家在上海时的家庭医生之一,杭州人。汤医生跟我父母和我舅舅等都认识,所以算是我们的世交。但我第一次正式去请教他,还是抗战时我因生卵巢瘤去征求他的意见。他给我介绍了吴烈忠医生,开刀十分成功。

记得我和丈夫第一次到汤书年医生沧洲别墅的住所去看他,只见一所老式的洋房前面有高高的台阶通到大门口。门边左方钉着一块一尺高两尺阔、白底黑字的搪瓷招牌,上面分两行横写着

美国纽约注册

汤书年医学博士

这十三个两寸左右见方的正揩字。我想:汤医生既然能在美国开业,一定是位十分了不起的医生。

我丈夫和他很熟,见面后就跟他谈笑风生起来。汤医生知道我是高家的小姐,就不无倚老卖老地对我说起他跟我曾祖父和我父母的交往经过来。

汤医生身材不高,穿着一套颇合身的西装,细皮白肉,文质彬彬的,讲一口带上海口音的杭州话。令我不解的是,汤医生在跟我们谈话时,夹着香烟的手不断地抖动。我暗想:他年纪才中年,怎么会患起这种老年病来了?后来我才知道,汤医生早年在美国留学时因用功过度,得了神经衰弱症,每晚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有时一夜要服三、四回药,这手抖的毛病也跟神经衰弱有关,直到他去世都没有根治。

汤医生回国时只是二十年代,那时去国外留学的人不多,能真正学成的更少,所以他一回来就十分吃香,尤其在杭州人中名气很响。钱学森的父亲、我父亲的老朋友钱均甫先生就跟汤医生是好朋友,常去看汤医生。直到六十年代,钱学森把他父亲接到北京去住了,钱均甫还写信来向汤医生讨治胃病的药方,说只有吃汤医生的药才有效。汤医生回国不久,就任职于上海美商自来水公司,工资丰厚,还有其他福利,生活很是优越,进出有轿车代步,家里有男女佣人。

汤医生上午在公司工作,下午在家开诊所。那时,有美国医学博士头衔的人不多,所以他的生意极为兴隆。汤医生擅长心肺科,家里设有小型爱克斯光机,可以为病人透视、拍片。他也能给肺病病人打空气针。我有了小孩之后,小孩发烧有病就常去看他。看见他抖巍巍的手拿着空气针筒为病人打空气针,我实在有点担心,怕他出事故。有时,他给我小孩打退烧针,先在孩子的小屁股上一再比画注射的部位,然后就举着针筒全神贯注地扎下去。可是,往往越是全神贯注,他就手抖得越厉害,我看得都为他发急,所以只要他太太在,打针的事就都由他太太代劳。他太太虽说学的是体育,但打针却打得实在好。我见她把针在小孩子的屁股上刺下去时,一边也同时在屁股上打一下,于是小孩就一点不觉得痛了,所以我的小孩都喜欢让她打针。

讲起汤太太,倒也有趣。汤医生二十年代中期从美国学成归国,正是年轻有为,风华正茂。那时他还未结婚,向他介绍名媛淑女的人,真是户限为穿。可是汤医生择偶的条件十分苛刻:不但新娘的家庭出身、品貌才学以及言行对答都在考虑之列,而且据说连手指长短、粗细;头发颜色、粗细、软硬都要讲究。于是,当时汤医生的亲戚、朋友中都把他的择偶标准当作闲谈的资料。最后,还是汤医生自己找到了后来的那位汤太太。这位太太出身无锡名门望族,本人毕业于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而且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她长得倒的确不错:身材不高,瓜子脸盘,婀娜多姿,一望而知是江南闺秀,毫无女运动员那种刚健粗犷的体态。

然而,人不可貌相。他太太人虽长得斯文,脾气可实在有点使人难以忍受。汤医生对我们说,他太太除了在他诊所帮帮忙,做些挂号、打针等护士工作外,成天就知道穿着打扮、交际、打牌,不管家务,不看孩子。我们的确看见他们的几个小孩常常衣服肮脏、蓬头垢面,汤太太也视若无睹。连孩子生了病都要由汤医生来照看。后来,汤太太甚至发展到玩起“轮盘赌”来了。而汤太太则也在我们的面前说汤医生的不是,说他在外面沾花拈草,但并没有确切证据,只是疑心而已。我们了解汤医生的为人,不相信汤医生有这样的事;后来他们的孩子长大了,也对我们说都是他们妈妈的“疑心病”。然而,汤太太却并不觉得自己是“疑心”,于是就在家里跟汤医生大吵大闹,一定要他讲出来:“情妇”是谁。有一次,据说汤太太在他们住所不远的南京路上等汤医生的汽车回来。汽车一到,汤太太就躺在汽车前面,要死给汤医生看。南京路是上海最繁华的大马路,这样一来当然交通大乱,警察也来调查是怎么一回事了。后来知道是附近大名鼎鼎的汤书年医生的家务事,也就一笑置之。汤太太还怀疑汤医生的司机跟东家勾结起来,一起瞒住她,于是不断盘问司机,要他讲出汤医生的“情妇”是谁。有一次甚至气得把刀子朝司机劈过去,幸未劈中,但汤医生吓得从此就不敢再雇司机,当然汽车也就不坐了。

抗战开始后,日本兵进占上海租界,英美法三国的产业都被日本没收,侨民被关进集中营,汤医生当然也就不能再为自来水公司工作了。后来,英、美、德、日留学归国的医学博士在上海开业的越来越多,汤医生二十年代毕业反倒成了老派,生意当然大大不如以前。改朝换代之后,私人医生更受影响。汤太太一向过惯优裕生活,现在手头感到拮据起来,精神不快,可能这是她跟汤医生吵吵闹闹的原因之一。

我们虽然后来也主要去看比较年轻的私人医生了,但跟汤医生仍保持交往。他家在南京西路附近,有时我们去买东西,就常去汤医生家弯一弯,探望探望他们一家。他跟我们已不是医生的关系,而是世交的好朋友了,连他的孩子也跟我们有来往。尤其是他的儿子汤国华先生,后来也当了耳鼻咽喉专科医生,常常来看我们。直到我丈夫套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还不避嫌疑地上门来。我们总叫他“小汤先生”。小汤先生一直没有结婚,八十年代去了美国,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不知他现在在哪里呢?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汤医生当然也被抄了家,幸亏事先他的家人已将那块美国注册的医生招牌收藏起来,总算减少了一条罪状。那时人人自危,谁都不敢去看谁,生怕受到牵连,我们跟汤医生家也就失去了联系。记得我和丈夫最后一次去探望汤医生,已是文革后期了。那时社会上倒行逆施、助纣为虐的狂徒的凶焰已经稍有收敛,我们才敢出门访客。

那天正是隆冬天气,汤医生家楼下原来的陈设已经面目全非。汤医生八十多岁了,政府早就不许私人医生再继续开业,所以他就很少下楼来。我们上二楼去看望他,只见楼上卧室里的炉火生得很旺。汤太太那时已先去世,房里只有汤医生一人独坐在圈椅里对着熊熊的炉火出神。我们和他寒喧后不敢提及汤太太,怕他难过,但他倒主动说:

“内人已经去世了!”

口气里似乎不胜惋惜、无限凄凉,一点没有流露对她生前作为的不满。可见几十年的夫妇旧情还是深厚的。他还说,他现在生活很枯寂无味,除到附近白玫瑰理发店去理发外,其余什么地方都不去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听着很使人感到落寞、凄怆。我们在谈话时他不断神经质地看望四周,好象有人会偷听到我们的谈话似的,还不时关照我们:

“说话小声点!隔壁听得见的!”

其实,汤医生的房子是本世纪初建的老房子,结构很好,墙壁很厚,邻居根本不可能听见我们的讲话。一定是汤医生文革初期受了刺激,变得有点疑神疑鬼了。

那次拜访以后又过了一年半载,有一位朋友想找医生请教关于五官科疾病的问题,要我写一封介绍信给小汤先生。我在信中让他代为向他父亲问候。隔了一、两天,小汤先生来看我了,说:其父已于数月前去世,在这非常时期,不便通知亲友,很是失礼,请我们原谅,云云。他也告诉我们,汤医生的骨灰安葬在杭州灵隐附近的龙驹坞,与汤太太合葬一个墓穴。正是合了《礼记》上所说“生则同牢,死则同穴”的古训。

奶婶婶

从前大户人家生儿育女,不论自己有奶没有,总要请奶妈在家里给自己的子女吃奶,直到二、三岁才断奶。主人对奶妈的待遇要比一般的女佣丰厚几倍;对奶妈的称 呼也各有不同:有的称为“奶婆”,有的称为“阿妈”,有的称为”奶婶婶”。奶妈则称吃奶的小主人为“吃奶儿子”,意思是把他当做儿子来对待。小主人则称奶 妈为“姆妈”,也是把她当做妈妈的。

奶妈总是由熟人或荐头店(即介绍佣人的职业介绍所)介绍来的。奶妈离开自己的孩子、家庭出来给人喂奶,一般无非是因为经济困难。奶妈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娘或婆婆带领,她就可赚点钱补贴家用。另外,当时一般人家都没有避孕条件。离家几年,与丈夫分离,就可以不生育而减少养育孩子的经济负担。

所以,奶妈离家出来喂奶,都是夫妻俩下了决心的,讲好要在主人家住满几年才回去。主人家大多在介绍人介绍成功之时要奶妈立一张契约,写明在孩子断奶之前奶 妈不可回家。当然,主人对奶妈的待遇也要在契约上写明,比如:每月给奶妈多少工资;主人还要先做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送给奶妈;在孩子百日、断奶、周 岁时,主人再要送奶妈衣料或衣服,以及金银饰物,也要付奶妈双倍的工资,等等。在契约上也写明:平时奶公(即对奶妈丈夫的尊称)可以来主人家探望奶妈,但不能同房。

有的奶妈与主人或孩子的感情很好,在孩子断奶之后再继续将孩子带领下去的情况也很常见。如果这样,那么等小主人结婚举行婚礼时,还要请奶妈上坐,并送她一 笔丰厚的礼物,以感谢她把孩子领大的功劳。但在断奶之后,平时对奶妈的待遇就跟别的佣人基本一样了。我母亲说:我们兄妹三人的奶妈在给我们喂奶时每餐都要 给她添鱼、肉、蹄胖等菜,下午再给她吃肉汤面作为点心,使她奶水增加。但断奶“干领”之后,就只是工资比别的佣人多一些,一年三节的赏金也比别的佣人高些 而已,吃饭则就跟别的佣人同桌了。我弟弟的奶妈在弟弟断奶之后就一直在我家,做到弟弟十岁。有时奶公从乡下出来,说家里要修房子或田里要下种,向我父母借 钱,我父母就给他一笔钱算是送奶妈的礼了。而奶妈回乡时,则总带些土产来给我们,算是表示感谢。其实,当然她也知道我父母一定又会加倍还她钱的。

我 母亲曾告诉我,家里有一本孕妇看的书,叫《达生篇》,内容是说孕妇在怀孕时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等我第一次怀孕时,母亲就把这本书给我看。书上说: 孕妇不可看不好的东西,不可听不好的话,以免影响胎儿。比如:书上说,一切不雅的形象都不能看:孕妇看了兔子,孩子就会有兔唇(即先天性的缺嘴唇);看了乌龟,孩子就会成驼背。书上还说:孕妇要清心寡欲,心情愉快。我看了十分相信。

我丈夫则买了十几本新式的育儿书给我看,要我学。我觉得书上说的总不会错,就一本正经地照做。比如,我记得书上讲:孕妇的奶头每日要用酒精、甘油擦两次, 使奶头的皮肤变老,于是奶管就会畅通,将来喂奶时皮肤不会破,也不会生奶疖。书上也说怀孕期最好多听音乐。反正我头三个月反应很厉害,胃纳不良,终日无 力,躺在床上,就一面看育儿书,一面听西方音乐、歌曲。书中又说了很多婴儿吃母乳的种种好处。于是,我就一心想等孩子出生后不怕辛苦,自己喂奶。

可是,天不从人愿。孩子生出后,我发现我是“漏奶”,也就是奶水平时都流掉了,最多只能挤出半两,于是只能再加美国货的克宁奶粉给孩子吃。

我 每次生产,都先请一位特别护士来照顾我和孩子,直到找到奶妈为止。我丈夫特地去买了一架英国货的磅秤,每次给孩子喂好奶,就由特别护士磅一下孩子的重量, 在本子上纪录下来,看看孩子长得多快。我从特别护士那儿也学到了许多育儿知识,比如:知道了喂奶时要不时让孩子扑在母亲肩上,在孩子背脊的下部轻轻拍几 下,使孩子打几个大嗝,然后才能继续喂奶。否则孩子会呕吐。而且如果躺在床上,婴儿还会将奶水吐出,这样就会有危险:因为如果奶水流入耳朵,孩子会得中耳 炎;如果奶水流入气管,孩子还可能会闷死呢。护士又告诉我,婴儿洗澡时,可用大人的手肘去试冷热。

护士说,婴儿吃了好的母奶,一天可以长二、三两;我的奶有名无实,加了克宁奶粉,一天只重一两。我大儿子是不足月出生的,早产四十天,生下只有四磅半重,到五个月大了,头还竖不起来,而找奶妈却一时又找不到。

原先,我以为奶妈随时可以找到;等我有了孩子,才发现找奶妈原来那么难。好容易我总算在中人店里找到了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奶妈。她是第二胎生,生产刚三个 月,奶头墨黑,奶水充足,我觉得很满意,就请她带了她的婴儿来我家住三天,看她喂奶的情况。每次看她喂奶,孩子都可以吃一百多口。她的孩子吃奶时常常嘴边 溢出奶水来,说明奶水不但多而且急,孩子来不及咽下去。于是就正式雇佣了她。她要求把九岁的一个儿子也带在身边,我们答应了。我们先付她三个月的工资,与 她签了契约,说好吃到我大儿子周岁才回去,并答应在断奶、周岁等时候送她东西和双倍工资。她和丈夫都十分满意。于是她丈夫带了他们的婴儿就回去了。

一开始,我大儿子吃了奶妈的奶一天真的可以长三两重,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她丈夫每隔几天就要来我家的门房间要求见那奶妈。一见之后, 两人就为家里的事而吵吵闹闹。过了不到半个月,我们已经把答应给她的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做好给她了,她丈夫忽然来我家跟她大吵起来。从门房进来以后,奶妈就 气得发呆,饭也不吃,话也不讲。不久,她的奶水就减少了,而且,大儿子的大便开始发绿。这说明奶妈心神不定,所以奶水的质量就差了。我们对奶妈好劝好说, 希望她安下心来,却没有用。最后,她提出想回去了。当然,她订了契约,也拿了三个月工资和四季衣服,我们完全可以不同意她回去。但是,如果奶妈心神不定, 奶水不好,我孩子吃了也会有害无益,所以我就同意让她回家了。幸亏那时特别护士还在,就仍让护士喂孩子克宁奶粉,一面再四处托人寻找奶妈却不得合适者,最 后只好登报。

我生大儿子以后,我丈夫每天纪录小孩的情况,一直记了一、两年,共有大小三本日记本。不知怎么,文革之时这些日记竟然没让红卫兵抄走,至今还由大儿子自己保存着。我找出来看,那时寻找奶妈的广告还在,现抄录如下:

? “征奶妈:廿五至三十岁,身健,乳足,貌端美;须医验体格及血;有殷实铺保者。上午九时抱婴儿到XX路1017号XX路口徐宅应征”

这 个广告分别登在上海当时的大报《新闻报》和《申报》上,因此每天总有一、两个奶妈来应征,但是竟没有一个合适的:不是奶水不足,就是她自己的孩子月份已经 太大了。记得有一个奶妈来应征,产后只有几个月,丈夫已经去世了。她拿出丈夫的照片来给我们看,一边就流下了眼泪。我长辈认为这种心酸的奶,孩子吃了不 好,我只好不雇佣她,但心里非常为她难过,所以五十多年了还是记得。

最后来了一个年轻、貌端、奶足,而且产后不久、信基督教的奶妈。她带了孩子来我家住了几天试看,双方都很满意,也付给她三个月工资,签了契约,答应她种种 条件,留下正式雇佣了。她的孩子则由她丈夫抱回。谁知吃了几天奶,她又呆若木鸡起来。问她什么原因,她说想念自己的孩子。我觉得我自己对儿子这么宝贝,让 人家把孩子扔在家里不管,实在于心不忍,就主动对她说:

“你既然想念孩子,就回去吧。三个月的工资不要你还了,衣服也送给你好了。”

于是,她当天傍晚就走了。可是,到了晚上,她的姑娘将她又领了回来,对我们说:

“我们全家都是信耶稣的,不可以白拿人家的钱。既然她已经拿了你们的三个月工资和衣服,就让她吃满三个月奶再回去吧。”

我想:如果硬让她在这儿三个月,她心中会多么想念她的孩子啊!于是我对她姑娘说:

“我也有孩子。将心比心,让我的孩子强抢别人孩子的奶吃,我于心何忍。至于工资和衣服,送她算了。你们不必计较。”

奶妈和她姑娘几次退让,见我坚决不要,遂再三道谢而去。

后来,又由人介绍来一个奶妈。奶水不多;看奶头,不像新生孩子的。但想想找个奶妈实在困难,而且我的孩子已经五个月了,按妇科医生指示,除吃克宁奶粉、葡 萄糖、鱼肝油及钙片外,已可吃蛋黄泥拌的粥。所以,虽然这奶妈奶水不多,但可以加吃奶粉和粥,也就够了。于是就正式录用她。

孩子吃了那个奶妈的奶,就不肯再吃粥。我每天都只好想尽办法骗他多吃一点。比如:骗他说飞机来了,等他一抬头,我就忙塞一调羹粥在他嘴里。这样半骗半哄吃 下去的东西当然不多,但也已经好过光吃奶粉。过了半个多月,孩子的头就能竖起来。大家都说:”这要归功人奶的好处!”

这个奶妈一直喂奶喂到我大孩子周岁。一天,奶妈把她自己在用的牙签拿给那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玩,孩子把牙签吞了下去,卡在肛门里。奶妈怕负责任,竟然瞒着 我们,直到看看孩子已有生命危险才说出来。幸亏吴烈忠医生伸手到肛门去摸,才把牙签拿了出来,避免了一场大祸。当然那个奶妈也就此回掉了。那时我大儿子已 可断奶,所以不用再请别的奶妈,就请了一位曹师母来带领他。

我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儿。也是登报找的奶妈。她是苏北人,三十岁左右,生产不久,奶水多。这奶妈又高又大,面孔方正,人很开朗直爽,嘻嘻哈哈的,脸上常带笑容,只是有时要与带领大儿子的曹师母及别的佣人发脾气。大家看在她是奶妈的面上,都对她退让三分。

我 的女儿因为吃了这个奶妈的奶水,所以长得很结实,脸圆圆的,剪了一个童花头,像日本小孩一样。妹妹很凶,有时还要欺负比她大一岁的哥哥。哥哥发起脾气来也 要打她,她打不过,于是就哭,两个孩子整天吵吵闹闹的。那时,我丈夫已经买了一个小的电影摄影机,把两兄妹的活动都拍摄下来,其中有一段就是他俩吵架的镜 头,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

这 个奶妈喂了一段时间奶,一天奶公忽然打电话来说他们寄养在别人家里的女儿不幸死了,叫我不要告诉奶妈,以免她伤心。我听了心里非常不安,于是叫他下午两点 到我家来,但不要让看门的说是他来找我,以免让奶妈知道;一面我就派佣人去门房关照好。下午,看门的水金师傅把奶公领到大厅里坐着,再来通知说“有人来 找”。我知道就是奶公来了,连忙下楼去见。我一面安慰奶公,一面向他表示歉意,因为总是她妻子来照顾我的孩子才使他们自己的孩子发生意外的。我也把准备好 的一笔钱交了给他。他再三道谢而去。奶妈一直不知道这件事。

等我女儿周岁时,她说要回家去看她女儿。我只好答应,并让奶公来接她回去。在他们坐三轮车回去的路上,她丈夫只能说了实话。奶妈气得在车上就跟她丈夫扭打 起来。三轮车夫只好停车劝架。下午,奶妈又回到我家,把情况告诉了我。好在她已有子女数人,死的是最小的女儿,也不十分肉痛,只说了一句:”以后再来过”(意思是“将来再生一个”),就又嘻笑如初了。

这奶妈的丈夫是救火员。她常告诉我:那时发生了火灾,救火员先抢室内值钱的东西,等抢得差不多了,才开始救火。后来我女儿周岁断奶、奶妈回去之后,她还常 常来我家探望我们,并将丈夫救火时分得的力士肥皂等实用品拿来送我。我当然不能白拿她东西,就以几倍的钱还她,还送她小孩穿过的旧衣服之类东西。

改朝换代之后,我丈夫作为旧社会的司法人员,被派到北京新法学研究院学习。我因杭州的老屋要出售了,赶去整理物品。我女儿的奶妈来上海我家看我们,只见到 我的二叔婆,在她那儿吃了一顿饭就走了。可能二叔婆没说清楚我们去北京、杭州只是临时的事,她以为我们搬去外地定居不再回沪,从此就没有再来看过我们。

我在怀第三胎时已留心物色合适的奶妈了。那时,大家庭中常有一个四十岁左右、面貌端正的女裁缝轮流给各房做衣服,每天早出晚归,我也请她来做过。一天,我 发现她肚子有点大,和她随便闲谈,知道她也怀孕在身,产期比我晚一点。我问她以前产后奶水多不多。她说,很多,孩子还吃不完。我又问她,生产之后是不是自 己领养孩子。她说,要把孩子送人,自己找一家主人做奶妈。后来我从别的佣人那儿知道,那女裁缝的丈夫两年前已去世。她有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一个是红 帮裁缝(上海叫做西式服装的裁缝为“红帮裁缝”),一个是外国铜匠(即会开西式门锁的铜匠)。这次怀的是跟人同居所生的孩子。她既然没有告诉我详情,我当然也不便点破她。不过,她想当奶妈的意思我听了正中下怀,就问她愿意不愿意来我家吃奶。她一口答应。因为我比她早生几个月,就说好先请护士喂孩子奶粉,等她生了才来喂奶。就这样说定了,我也放了一件心事。

女裁缝的孩子满月以后,她如约前来。验过身体,一切正常,就开始给我第三个孩子喂奶。果然那奶妈的奶水很多,我的孩子一天重二、三两,几个月就长得又白又胖,头重得抬不起来,两只小脚胖得连袜子都拉不上去,只好穿到脚背。人人见了都称赞说:“好白相!”(上海话:“有趣”、“好玩”的意思)

孩 子周岁断了奶,我请她仍继续做下去,平时常送她各种衣服、衣料,还把零碎的花缎送给她做拖鞋。一天,她在附近学校做校工的后夫来看她,看见她穿着花缎拖 鞋,以为她有外遇,跟她发生口角。不久奶妈跟这人断了关系,对我说,想回乡下去了,以后如来上海,希望能再耽搁在我家。我一口答应。但她一去之后就音讯全 无。我写信给她,也不见回信。不知出了什么事。

我第四个孩子的奶妈是我母亲在杭州托人找来的。她是湖州人,二十四岁,生第二胎,丈夫是法院的录事,有文化。这位奶妈相貌清秀漂亮,可算是四个奶妈中最漂亮的一个了。她把自己的女儿寄托在杭州邻居家中。我母亲常去看望那个女小孩;我哥哥还拍了小孩的照片寄给奶妈看。

这奶妈奶水多,人很稳重,不苟言笑。喂了五个月奶,我的孩子长得十分结实。虽不及我第三个孩子那么胖,但从来不生病。到第七、八个月时,她丈夫给调到汉口去工作了。有一天,他来信说全身生了湿症,眠食不安,要奶妈回去服侍。奶妈知道了很着急,不知为什么会病得这么重。我丈夫知道了,说,他汉口法院有人认识,只要打个长途电话去问问就清楚了。于是马上打去。谁知对方说,奶妈的丈夫平安无恙,一点病也没有。我们才知道是他假病,想妻子回去。奶妈也笑了,就此放心。

又过了几个月,正是阴历十二月廿九,小除夕,他丈夫忽然驾到,拿了两瓶青梅酒及一包点心来送我们,要求接他妻子回汉口去。当时内战已呈现一面倒的局面,局势日益紧张,大家人心惶惶。奶妈丈夫可能怕打起仗来两人失散,所以要那么匆忙地把她带走。虽然这种突如其来的举动完全违反做奶妈的常规,但我想:孩子已经十个月了,平时早上已加吃米粥;按照妇科医生的看法,小孩吃奶的时间太长并不一定对身体有好处。于是就同意奶妈丈夫把她接去。

奶公当天就去买了火车票,准备先回杭州接了留在那儿的两个孩子,再一起去汉口。他们在我家住了一夜,我把他们当做客人来招待。奶妈走时我送了她很多礼,车票钱我也替他们出了。大年三十,我就给小儿子断奶。幸亏那小孩很乖,断奶时一点没有哭闹。一个月后,我找到了保姆,就让保姆带领了。

以前,家里没有钱请奶妈的女人可能认为,有钱人生了孩子有奶妈可以照看孩子,一定是很幸运的事。其实,根据我的经验,找奶妈真是不容易啊。我自己没有奶,但又不能少生孩子,因为在大家庭里生活,只生一、两个孩子就不生了,会被人讲闲话,所以,生孩子也是一件苦事。但是,我生了四个小孩,终于下决心不生了。

当然,从奶妈的角度来说,因为没有钱而生了孩子自己不能亲自喂奶,却狠了心把孩子交给别人照管而去给别人的孩子吃奶,这也实在是很不人道的事。所以,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奶妈”终于也成了历史名词。现代社会里,再也没有人肯去当奶妈了,所以,我上面所讲的事情也就成了一段历史陈迹,现在的年轻妇女是无法亲自体会的了。

抄家

我家是共高祖以下几房住在一个大墙门内的。直到日寇侵杭,各房人家都避居外地,从此分散,不再在同一个墙门里住了。

我小时候听父亲说:不知那一房做官的长辈触怒了清朝皇帝,听说要来抄家,于是其他几房人家为了自保,就在每房大门口都贴上“某房”的纸条,意思是大家已经分开,以免殃及池鱼。后来,风平浪静,并没来抄家,大家才放了心。

到我十二、三岁时看了《红楼梦》,才知道抄家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贾府倚仗皇亲国戚的地位,做了许多丧天害理之事,罪有应得。谁知道过了三、四十年,我自己竟也亲身尝到抄家的滋味了!

一九六五年年末,我丈夫中风了,从医院出来以后就在家里休养。那时,每天都有几个私人医生上门来为他看病:看神经的是曾经臣医生,看心血管的是周颂康医生,中医内科是汪月龄医生,管针灸的是陆李还医生,管推拿的是李鹿平医生;再加日夜班请的两位护士是彭云卿和陈辉女士。真是“病急乱投医”啊!

为了服侍我丈夫方便一点,由我的老友程英美医生介绍,我们雇佣了一个男佣老李,每天早出晚归,来照顾我丈夫。那时,我们每天忙于照顾病人,对外面社会上“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竟然毫无所知,简直好像住在与世隔绝的桃花源里。

到了六六年八月下旬的某一天早上,老李照例按照我的吩咐打电话去约各位医生来诊治,可是他来告诉我,每位医生都对他说:

“老李,请你转告徐先生,上海今天开始,全市所有的私人医生都不许开业了。”

不一会儿,两位护士也来电说不能再来上班了。我们这才意识到外面的局势已经如此紧张。幸亏老李不属于任何单位,他可以照样来照顾我丈夫;我家原来雇佣的女仆也仍在,所以家务暂时没有问题。

从这天开始,我即使呆在屋里,也可以听见街上不时传来口号声和锣鼓声,日夜不停。又听见传说,愚园路上大隆机器厂的老板严庆祥家已经抄了家,墙上贴满了大字报;另一家杨氏药厂的资本家杨树勋也抄了家,家里的衣服都挂在阳台上展览呢。杨家离我家很近,我知道杨先生的填房太 太一星期前刚生了孩子,还在医院呢,现在抄了家叫她怎么办呢?就好奇地去看看究竟怎样。到杨家门口,果然只见沿马路的阳台上挂满了皮货和五彩的绸缎、衣料 之类,像商店的大拍卖一样。我心里一惊,想:怎么政府又变起脸来了?难道又要来一次整资本家的运动了?但转而一想,严庆祥和杨树勋都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 家,而且他们在五十年代初的“五反运动”中都被评为过“严重违法户”,可能现在查出来又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所以红卫兵才去抄他们家的吧。

当 时,我的四个孩子中,中间的两个都已经去外地读大学了,不住在上海。家里只有大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教书,小儿子还在高中念书。那天小儿子回来说,他 的一个同学家也被抄了,而且还逼他有病的母亲在前园挖掘草地、花圃,怀疑他们在地下埋了金银财宝。那同学的家长我也认识,他家是开一家有名的肥皂厂的,祖 父在抗战时因为爱国而被日本兵枪杀,所以他家一直被政府列为“爱国资本家”,连后代都被看做“烈士子女”;那同学的母亲一向十分积极,在工商界被评为“全 国三八红旗手”,怎么现在政府竟可以如此翻脸不认人呢?

不 一会,我大儿子也从学校回来了。他说,今天他带学生下厂劳动,回家时看见红卫兵在路上剪路人的裤脚管,说是“小裤脚”;也脱路人的皮鞋,说是“尖头皮 鞋”,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有的女孩子的裤腿被剪破了,只能在路上哭;脱了皮鞋的人只能赤了脚回去。他说,明天开始他不穿皮鞋上班了,要我找一双布鞋 出来。我听了更加觉得大惑不解了,但总不相信我们自己也会遭到如此厄运。

再过了一两天的一个晚上,忽然锣鼓声敲到我们弄堂来了。原来是我们自己厂里的红卫兵来抄在我家隔壁住着的三叔公的家了。我们吓得连忙把整幢房子的灯全都熄灭,天真得以为红卫兵看见隔壁没有灯火就以为没有人在,就可以逃脱临头大祸了!

我 们当然也不放心三叔公,就全家都聚在我小儿子二楼的房里,从窗口看隔壁的动静。我们只看见三叔公家上下三层楼全部灯火通明,屋里人影瞳瞳,但看不见他们在 做什么。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忽然红卫兵都到他们屋前的草地上去了,正把东西从屋里搬出来,然后就点起熊熊大火烧了起来! 火光到很晚才熄灭。我们正在等红卫兵的锣鼓敲到我们这儿来,不料只听见人声倒渐渐远去了。

徐 家的企业一向是由二位叔公经管的,他们从来奉公守法,这我很清楚,怎么也会被抄呢?我真越想越糊涂了。第二天一早,我就从我们院子通三叔公院子的那扇小门 走过去慰问三叔公一家。他们说,昨天厂里的红卫兵来,主要是“扫四旧”,把一些他们认为是“封、资、修”的文物、书画、器皿砸的砸,烧的烧了。金银财宝都 封存起来,说不许动,但没有拿走;至于存折、现金则没有拿,所以生活还不至于有问题。而且,三叔公告诉我,同一天夜里,住在跟我们同一条街上的二叔公家也 被厂里的红卫兵抄了。至于我们家没有来,可能是时间不够了;也可能因为我丈夫从来不参与厂里的经管,所以红卫兵不知道我们就住在隔壁;也可能还有别的原 因,就不知道了。

我回来把情况一说,全家才知道可能真的要事到临头了,应该想个对策。大儿子坚决主张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藏起来,坚壁清野,一样都不让红卫兵拿去。他还年少气盛地说:

“如果红卫兵来,我们就对他们说:‘我们家一样东西都没有,你们不信就抄吧!’他们找得着,算他们运气;他们找不着,算我们运气!”

他还说,他知道我们房子二、三楼有四间大卧室的壁橱顶上有密室,外面看上去像是木头的天花板,但推上去却又有一层,好放很多东西。我们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十多年都从来不知道,还是我大儿子一次偶然机会发现的。

我却犹豫不决,觉得如果红卫兵来,发现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一定不会相信。如果他们找不到东西,恼羞成怒起来还会动手打人。不是最近传来过很多红卫兵打死人的消息吗?这样做太危险了。

但大儿子和小儿子都主张把东西藏起来,我无法阻止他们,结果他们花了一个上午,把家里的金银财宝、现款、存折、手表、照相机、皮货、文物 …… 反正可以搬得动,放得下的东西都塞进几个密室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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