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好准备，严阵以待红卫兵的抄家，谁知当天晚上大儿子却回来对我们说：
“好了！ 好了！ 上海市委发表了十条通知，说红卫兵抄家是不对的，以后不允许再这样做了！”
我 一听很是高兴，想，大概我们家可以保住了，于是叫儿子们把藏着的东西都拿出来。不料，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说红卫兵 “把地主、资本家藏在黑暗角落里的变天账、金银财宝抄出来，亮在光天化日之下，好得很！”那就等于给红卫兵的抄家行动撑了腰。我的儿子还来不及重新把东西 藏回密室，发表社论的当天晚上我们家就着了靶！
那天晚上八时许，锣鼓终于敲到我们后门口了。后门敲得“嘭嘭”响，我知道一定是红卫兵上门来了，就由儿子们去开门。进来的是我们自己厂里来的十几个戴着红臂章的红卫兵。领队的看样子是干部，说是“扫四旧”来的。我迎上去说：
“我丈夫中风了，躺在床上，不能起床，请你们多照顾。”
他 们说：“我们知道！”就要我们一间间房让他们检查，还要我们把金银财宝都拿出来给他们看。我知道这时候再躲躲藏藏也没有意思了，反正前几天藏东西时都已理 好，就叫我的儿子把箱子间的门打开，把装我结婚时陪嫁的一大福建漆皮箱的银器和两个装首饰的铁箱都抬到二楼大儿子的房里去。几十年来，那套银器几乎从来没 有动用过，连手环上扎着的红绿丝线都还在呢！ 铁箱里盛的则是我结婚时三朝那天娘家送来的首饰、我婆婆遗下的首饰、我丈夫出生时、我孩子出生时亲友送的金银琐片，以及我丈夫买给我的首饰，等等，还有我 结婚时亲友送的见面礼几百块银元也在里面，有几块上面还贴着“喜”字呢！ 想不到那些东西竟落了这样一个下场！
红 卫兵又让我把存单和现金也拿出来，他们一一点清，还叫我大儿子再核实一遍。在一部分红卫兵清点金银财宝和存款、现金的同时，另一部分红卫兵则已拿了我的钥 匙从楼下到四楼平台一间间房打开来检查了。他们把我们的衣服、照相机、收音机、录音机、手表、衣料、绣货、皮货、文物、洋酒、成套的瓷器等等，等等，凡是 起一点眼的东西全都搬到二楼和三楼的大房间，一件件检查；要拿去的东西就登记下来。
正在忙乱时，后门又“嘭嘭嘭”地敲打起来。我儿子去一看，原来大儿子学校的红卫兵也来了。他们一进门就知道厂里的红卫兵已经捷足先登。学生到底斗不过工人。两方面商量了一下，大概达成了协议：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让工厂的红卫兵拿去，学校的红卫兵就拿他们剩下的“四旧”。
学 校的红卫兵和工厂的红卫兵一共总有三、四十人，他们分散在我们三层楼十多间房间里：有的清点，有的搬运，有的查抄，有的撕、砸，有的看守我们不让我们串 通，有的却在书房里借检查书籍之名欣赏起来了。他们看到二楼书房里有一套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共精装几十册，一边指着人体画说：“看，有黄色画 片！”一边却看得津津有味。学校的红卫兵还拿我们饼干箱里的饼干、糖果大嚼起来。整栋大房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灯火通明，亮得像水晶宫一样。
这时，老实说，我们倒真正已经把身外之物置之肚外了。反正事情已经到了这一田地，我们还能做什么阻止事情的发展呢？他们要怎么就怎么吧。我和儿子偷偷对我丈夫说：
“你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的样子。一切由我们来应付。”
其实，经过半年多的疗养和医治，那时我丈夫的手脚基本上能活动了，也能自己起床行动。但我们既然这么说，他就躺在床上装死。红卫兵以为他中了风，已经半死，倒也没有怎么难为他。
时 间已经过了半夜，红卫兵还在查抄、清点、欣赏得起劲。他们把我们一家四人都分隔在不同的房间里，怕我们串通一气，把财物隐藏起来；还盘问我们：有什么东西 藏起来了。我暗暗好笑：我们的东西全都交了出来，你们再抄也找不出东西来了。但他们仍不相信，连枕头、被子都一件件摸过，当然一无结果。我的两个儿子都躺 在椅子上睡着了，好象这个家已经不是我们的，随那班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吧。这样一想，我也有了睡意，竟然在灯火通明、人声嘈杂的房里坐 在椅子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朦朦胧胧中，还听见看守我的女红卫兵在对别人说：
“看她倒放心，还睡得着觉！”
我想：是你们做强盗、干坏事,来抄我们的家，抢我们的东西；我不做坏事，心不虚，有什么睡不着的！
天 亮了，红卫兵们想要的东西都拿得差不多了。厂里的红卫兵把拿走的东西都开了清单，要我大儿子在清单上签字。当然，我们是无法核对拿走的跟清单上的是不是一 致的，但有清单总比一笔糊涂账总要“文明”得多。八点多钟，厂里开来两辆大卡车，装得满满的，满载而归了。本来，他们说还要把家具也车走的，特别是我们客 堂里那套把地板都压沉的紫檀木古董家具，但是两辆卡车已经装满，他们懒得再开第二趟，说了一声：“下次再来拿！”就扬长而去了。
因 为他们把我们的存款和现金也全部一抄而空，我不知今后怎么生活，于是就问那红卫兵头头，能不能留一点生活费给我们。他们商量了一下，留下五百元，并说： “你们放心，过三个月会解决的！”那时，我们当然不理解那“三个月会解决”的真实含义：是三个月后财产会还给我们，还是三个月后财产会正式没收呢？其实， 我看说这句话的头头也不会知道他自己这句话的可靠性有多大。但是，不管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想在当时，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相信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不是三个月而是会延续整整十年才解决！
厂里来的红卫兵走了，剩下学校的红卫兵只能拿厂里红卫兵留下的“残羹剩饭”。他们来了几辆“黄鱼车”(上海把三轮货车叫做“黄鱼车”)，在我丈夫的书房里拣了几千本书，再拿了些厂里看不上眼的财物，就也扬长而去了，当然，拿书时他们是不会漏掉那套“黄色”的、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的。至于是去大批判还是大欣赏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两批红卫兵都走了。男佣老李倒按时来上班了。我丈夫站在楼梯口大声对他说：“我们已经一夜光了！ 一夜光了！ 你不用来了！”老李惊得目瞪口呆，进退不得，不知如何是好。我把老李请到楼下，对他说了昨夜抄家的经过，并说：
“以后我们再也用不起佣人了。请你不用再来了。”
老李连连摇头叹息，说了几句安慰话只好也走了。
这时，我们的整栋房子从上到下就像刚遭过战火的洗劫或强盗的抢劫，每一间房间的地上、桌上、床上、橱上都是东西；楼梯下一块十多平方米大小的方砖地上被红卫兵撕碎的书画竟有丈把高，差不多堆到二楼。有几间专门放箱子、杂物的房间给厂里红卫兵封了起来，不许我们动用。我们既没有力气打扫、整理，也不感到饿，只感到疲倦。中午草草吃了一点东西刚想休息，后门又“嘭嘭嘭”敲响起来。我儿子去一开门，来了一批不认识的红卫兵，说一口标准的北京话，都穿着解放军的黄军装，腰里还系着四指宽的大皮带，有男也有女。他们说是北京来的，到上海来扫“四旧”。我儿子对他们说：
“昨天已有红卫兵来扫过了。你们不相信可到居民委员会去问。”
我们的意思当然是希望居民委员会为我们讲几句好话，至少为我们作个证，阻止北京红卫兵再来抄家。谁知过了几分钟，助纣为虐的居民委员会干部竟亲自带着这批北京红卫兵来了。
北京红卫兵没有见过上海的世面，一进门看见我们的房子就对我儿子说：“你们是上海最大的资本家吧！ 这栋房子应该开展览会。”
我儿子说：“上海大资本家多的是呢，我们根本算不上最大！”
他们楼上楼下一间间房又查抄了一遍，实在真正值钱的东西早就给前两批红卫兵拿光，大件的家具他们又无法搬走，只好把我儿子收集的几十本邮票簿的邮票都一张张揭下来，扔在地下；又把我丈夫几十年拍的照片都用几个大盒子装了说要带到北京去开展览会，展览“资本家的腐朽生活方式”。他们还看见我家有很多五彩的塑料吹气动物，原来那是当时流行的玩具，我丈夫看见觉得颜色好看就买回来挂在房里，准备有小孩来送给他们做礼物的。红卫兵看见说：
“老资本家还要玩玩具！”
就拿了一个塑料鹦鹉，套在躺在床上的我丈夫头颈上！ 在红卫兵进门前，我们早关照我丈夫躺在床上装作不会动弹的样子，所以北京红卫兵以为他已病得快死，倒没有怎么注意他，于是所有的怒气就都出在我身上了。在揭照片时，他们看见我结婚第二年跟丈夫游黄山时坐在轿子上拍的照片，对我大怒道：
“你竟敢坐在轿子上，叫劳动人民抬你！ 你是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吸劳动人民的血汗！”
于是拿来一把剪刀，要剪我头发！ 我起初以为他们见我烫发，所以要剪去我烫的部分，不想他们竟乱七八糟地把我的头发都剪光了。然后，再在我的衬衣背后用毛笔写了“大臭虫”三个字，又写了一块“大臭虫”的牌子挂在我身上，给我一把扫帚，要我马上到路上去扫马路！
被红卫兵簇拥着走出家门，我看见我们隔壁的三叔公和三叔婆也剪了头发、拿了扫帚，挂了牌子，被几个红卫兵推着出来了扫街了。再一会儿，住在十号的孙家老奶奶也被剪了头发出来了，她的衣领上还插着一个大被拍。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那批北京红卫兵抄孙家时发现孙奶奶有一张拿着被拍子在拍被子上的灰尘的照片，于是说她“臭要美！拍被子还要拍照！”当场剪了她的头发，插上被拍，挂上牌子，勒令扫街。孙家奶奶已经七十多岁了，平时身体不错，但这样受了一次惊吓及污辱，不久就去世了！
我们被红卫兵和围观的孩子们簇拥着在街上扫了一圈。小孩们还要我用手把垃圾放到垃圾桶里去，我只能忍着怒气照做了，心里想：我的头发给剪了，以后怎么上街？不明真相的人见了，总以为我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怎么说得清呢？
扫了一圈地，回到家门口，红卫兵不让我们休息，叫我们分别站在自己家门口的凳子上，要批斗我们。这时，弄堂里已挤满了看热闹的群众。红卫兵大声“揭发”我们的“罪行”，还要我的大儿子也揭发我们。我大儿子是做教师的，他事后对我说：“要我做戏有什么难！ 我才不会吃眼前亏呢。”于是他理直气壮地大声演说了一番，红卫兵也无话可说，只能就此下场了。我经过这些磨难已经难以支持了，站在凳子上竟不能自禁地发起抖来。
天早黑了，红卫兵临走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我家门口，揭发我们的“罪行”，说我们一向吸人民血汗，现在从我家抄出了多少多少金银财宝云云。他们也没有忘了“解放”我们的女仆，还要我向女仆三鞠躬，并问我们的女仆要多少解散费。按照上海的规矩，一般解雇一个女仆是给一、两个月的工资；但那时有红卫兵撑腰，当然她要三个月我们也只好给了，于是早上工厂红卫兵留下的五百元生活费一下子就去掉了六分之一！ 红卫兵还气势汹汹地勒令我：明天开始，每天早上六点钟就要挂上“大臭虫”的牌子去扫街！ 勒令我丈夫：挂在头颈上的塑料鹦鹉不许拿掉！ 明天他们要来检查！
他们走了。我累得坐在床上发呆。那时，我已经麻木不仁、呆若木鸡了。大儿子看见我这样，连忙过来对我说：
“你要忍耐呀！千万不要想不开！就当做戏一样吧。”
但我想：以后怎么出门？怎么做人呢?！
第二天，早上六点钟，我脸也不洗，早饭也不吃就挂上“大臭虫”的牌子去扫街了。看见隔壁的三叔公夫妇和十号的老太也出来了，大家默默无语。扫完地回去，见我丈夫早已躺在床上装死，头颈里的塑料鹦鹉当然没有忘了套上，而且鹦鹉嘴正对着他的鼻子呢！ 我看得真是哭笑不得！
我丈夫脖子上的鹦鹉就这么套了三天，除了吃饭、睡觉除下，平时就这么套着，以防红卫兵突然闯进来，然而北京红卫兵竟没有再来，他们一定去别的地方造反去了，早已忘了我们。但我的扫地却持续了几个月，因为那时我们已成“坏人”，任何人都可以勒令我们去扫街了！
自从北京红卫兵来抄家以后，几乎每天都有红卫兵上门来骚扰我们。开始几天，每次红卫兵走了，素爱整洁的大儿子还要整理一下“战场”。后来，连他也厌烦了，红卫兵走了索性就让东西都横七竖八地堆在地上，要什么就在地上翻找。大儿子说，我们的房子像一条搁浅的船，而我们则像鲁滨逊一样，缺什么东西就去沉船上找！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坐着等到九、十点钟没有红卫兵上门来才去睡觉。早睡了怕听见打门声要再起床开门。大儿子学校的红卫兵简直把我们家当做了仓库，缺什么就来拿什么。晚上来了就呆到半夜甚至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楼下谈话、拿我们厨房的食品煮夜宵，有时还要我的儿子也去吃 —— 因为他们也是革命群众。我们就在楼上睡觉，好象楼下已经不是我们的家一样。他们走时常不锁门，我们也不起来关门，反正家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再说，即使防了小偷也防不了强盗，何必厚此薄彼呢？
小儿子学校的红卫兵也来了，抄去了厂里红卫兵留给我们的清单，说这是“变天账”，还把厂里红卫兵封着的房间打开，再查抄一遍。我和大儿子只能去厂里报告，以免他们以为是我们打开的。厂里说：
“知道了。我们会通知你们居民委员会，让他们阻止别的红卫兵再来抄你们家。”
我以为这下子大概不会再有红卫兵来骚扰了。谁知当天下午就又来了一班延安中学红卫兵，把我们全家都赶到二楼一间房里，在其他房间又乱翻了一通，我们放在床前柜里的几十块钱和几百斤全国粮票也就不翼而飞了。他们走时，将上下十几间房全都封了起来，只留二楼一个卧室给我们四个人睡觉，底楼一间客堂给我们吃饭。我们的日常衣物都给他们封进了房间，天气日冷，怎么过日子呢？只好再去向厂里报告，希望他们来开封，但他们说：”红卫兵封的房间，我们不能动！”
我的两个儿子见他们都那么蛮不讲理，就动脑筋自己想办法。他们发现我们有的房间的房门外还有纱门，那是防蚊子用的，而红卫兵的封条就贴在纱门上。纱门的另一头是用螺丝和绞链连在门框上的。于是，我儿子就找来一把螺丝启子，把绞链拆下，把门从另一头打开，而这一头贴着的封条却可以原封不动，等进屋拿好东西再把门装上去，别人一点看不出我们已经开过封了！ 有的门，这批红卫兵来封了，另一批红卫兵打开再封，谁都弄不清楚是谁弄坏的封条，儿子们索性就小心地揭开封条进去拿东西，然后再封上，只要不把封条弄得太破就好了。
就这样，我们四个鲁滨逊在这条即将沉没的破船上住了两个月，直到“扫地出门”。在这六十多天之中，不知来了多少批红卫兵，房间的每个角落几乎都找遍了；有的房间，连地板都橇开来看，想找我们“藏”着的“财物”，可是，竟然没有一批红卫兵发现过我们起先藏过东西的那几个密室！ 我常常想：当时是否真应听儿子的话，把所有的东西都藏在里面呢？但是，如果真这样做，说不定我们全家都早就被红卫兵逼死了呢！ 再说，后来我们全家都被赶出了那栋房子，在别处住了十多年，那么即使东西还藏在密室里，又有什么用呢？
扫地出门
一 九六六年从八月底到十月底这两个月中，我家不知来了多少批红卫兵。家中值钱的东西都被他们抢的抢，偷的偷，拿光了。三层楼的房子，十几间房间，每间都像刚 遭过战火一样：家具挪了位，横七竖八地放着；抽屉开的开，关的关，有的还翻倒在地上；满地都是踩脏的衣服、被单，撕碎的纸片、书画、文件；打破的瓶瓶罐 罐，堆得有几寸厚。我们也懒得打扫、整理，因为知道整理、打扫好了，说不定再过几小时就会有一批红卫兵来抄家。何况，那时已听见有资本家被扫地出门的事 了。消息传来说：某某大资本家被赶到棚户区去了，一家几口挤在阁楼上，只有几平方公尺大的房间，还没有自来水和卫生设备，要每天去公用水喉提水，去公用厕 所大、小便，还要倒马桶。还听说红卫兵让某大火柴厂的老板一家住没有抽水马桶的房子，他们两夫妇都是全上海有名的大胖子，有几百斤重，以前我看见他们坐在 三轮车里，一个人坐一辆还塞得满满的。现在只好用木马桶，一坐上去，马桶就散开了，粪尿流得满房间都是。这简直是恶作剧！
我想：我们一家四口在这样大的房子里总是住不长的，不知会搬到哪儿去呢。只希望不要如此狼狈就好了。
十一月四日下午二点左右，突然居民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和房管处的几名干部来了，通知说：这房子要做红卫兵串联接待站，我们明天就得马上搬出去。
那时，我经过两个月抄家、批斗的折磨已经吃不消了，经常会感到恶心、气闷，脉搏间歇很厉害，心脏也很不好,又 患严重的失眠症，正躺在床上。我丈夫半年多前刚中风出院，抄家前已能行走，现在受了刺激又严重起来，也躺在床上。我想：现在要我们立时三刻搬出去总不是好 事，只希望不要搬到棚户区去；再说，一房子抄剩的木器、衣物叫我放到哪儿去呢？总不见得再让我们住几百平方公尺的大房子吧！这样想着，我就对干部们说:
“你们要我们搬到哪儿去呢？我们只希望住的地方要有自来水和抽水马桶。我丈夫中风过，身体不好，希望你们能够照顾照顾。再说，这里剩下的东西怎么办呢？”
一个干部说:“给你们住的地方当然有自来水、抽水马桶。这里的东西我们会照顾的。你们不放心的话，现在就可以跟我们去看房子。”
那 天，我的大儿子和小儿子正在家，于是，我们三人就跟他们去看房子了。原来居委会打算让我们搬去的房子就在附近，离我们自己的房子只有十五分钟路，在一条很 大的弄堂里，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分配给我们的是朝北的后间，倒很大，好象有二、三十平方，但黑洞洞的，只有一扇窗，窗外一、二公尺就是别家的高墙，几乎完全没有光线能射进来。房里唯一的光源来自很高的一扇天窗，像牢房一样。而且这幢房子的住户好象很多，只见周围都是人家，厨房、洗澡、水龙头都是公用的。
我大儿子对里弄干部说:“我父亲中风后身体到现在还未复原，能不能换一间朝南有阳光的房间？”
他们回答道：“这样的房间，条件已经很不错了。很多资本家被扫到没有卫生设备的棚户去了，你们也一定知道。还要挑精拣肥吗？明天上午就搬进来吧！”
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我们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好默默依从。回到家里，我们整理了一些东西，把要带的必需品装在几个箱子里，再决定要搬什么家具去，还打算明天一早请人先帮我们去那间房打扫一下。
谁知第二天早上，居委会来人通知：“不要搬了！”我们不知是吉凶祸福，心中转辗不安。到了下午三点钟，突然来了大批街道党委、居委会和房管处的干部，男男女女总有几十人，他们叫我们立刻搬到附近另一条里弄去。我们说想先去看一看，至少也要先去打扫一下吧。他们说：
“不用看了！花园洋房，还有什么好看的！”
说 搬就立刻要我们动手。我们以为至少昨天已经整理了一下东西，那么就把准备好的东西带去吧。谁知他们说，所有带去的东西都要检查过：衣服只能带布的，呢绒、 绸缎、皮货一律不准带；家具只能拿最劣质、简单的。而且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一条被子；再拿一张原来放在院子里吃饭的白木桌子、四张方凳、一张大床、两张 可以折叠的钢丝床和一只放被子的被柜！后来大儿子说，他是当老师的，总要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吧。他们说，拿了书架就不能拿书桌，两者选一。最后，大儿子选 了书桌，于是他们让他拿了家里最破旧的一张。大儿子又说，父亲中风还未回复，希望能有一张有靠背的椅子可以让他坐坐，于是总算他们答应让我们拿了一张藤 椅。至于书籍，除了《毛泽东选集》，我们只能拿一套《鲁迅全集》。这就是我们允许带去的全部财产！
我在二楼房里整理要带去的衣服时，里弄干部们就在旁边监督，顺便就在我们的抽屉中乱翻。平时都是邻居，现在却“痛打落水狗”，翻脸不认人了。一个叫刘英的干部，在我的柜子里看到一块绿格子的锦缎被面和一对白布绣花的枕套，拎起来对大家说：
“看呀！他们用这么讲究的东西！”
我心里暗暗想：真是少见多怪，乡曲小民！这种普通东西也值得大惊小怪！
我在理衣服时，背后站着一个叫魏淑琴的干部，她恶狠狠地对我说：
“高诵芬，你以后要改改呀！”
我 心中暗想：我一世不偷别人的财物，不抢别人的东西。天让我生在富家，嫁在富家，这不是由我选择的。我从未做过坏事，待人一向客客气气，没有贫富之分。以前 里弄要选妇女代表，派出所还硬要群众选我。政府每次有什么号召，作为妇女代表，我只好带头响应。有一次某地发生水灾，里弄里发起捐寒衣运动，我第一个将家 里的棉衣、棉被拿了许多到居民委员会。你们干部还玩笑地表扬我说：“高诵芬呀，你发嫁妆了！”办人民公社，办托儿所，我又第一个把家中碗碟、画报、书籍捐 出去；五八年大炼钢铁，我把嫁妆里全新的铜、锡器捐出去，居委会还把我捐出去的东西放在里弄展览会展览，做大家的榜样。现在怎么讲这样的话？真欺人太甚！ 想到这儿，我就脱口而出：
“我五十岁了，改不好了！”
她讨了个没趣，倒也只好哑口无言。
东 西理好了。儿子们去叫了一辆三轮车，把躺在床上的父亲扶上了车，车上再放两只幢篮，里面装的是油盐酱醋和碗碟筷子。三轮车来回装了三、四趟，全部家当就都 装完了。天黑了，干部们不让我们再搬，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居住了十多年的老屋。屋子里剩下的东西，连破布、纸屑、垃圾都全被没收，我们真的成了一无所有的 “无产阶级”！最后一个离开老屋的是我，手里拿的是扫帚和畚箕，倒真是名副其实的“扫地出门”！
第 二天，我们知道在同一天，住在我们隔壁的三叔祖一家也被里弄干部扫地出门了，而且就扫在与我们同一条弄堂里。因为三叔公家那时只剩他们两老夫妻和一位还没 有结婚的女儿，按照里弄干部的标准，三口之家还没有资格跟我们那样住朝北的后间呢，于是就分配给他们住一个只有一扇小窗的汽车间。他们的大儿子一家七口以 前也跟他父亲同住，现在同时扫出了老屋，住在同一条弄堂内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里，七个人合用两间，连卫生设备也没有，只好每天倒马桶。不久，原来跟我们住 在同一条街道的二叔公也被扫出了老屋。二叔公以前有姨太太，租房子住在静安寺附近，后来姨太太死了，房子就由本家绍大看守，现在红卫兵就把他们一家扫到那间屋子去了，条件比我们都好。看来所谓“狡兔三窟”还是有道理的。
搬出了老屋，红卫兵的骚扰总算停止了，因为我们拥有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检查过、批准过的，当然再抄家就没有意思了。但别的骚扰却又来了。搬出老屋不到一个月，房管处忽然来了一男一女两个青皮寡血、猴头吊颈的干部，来责问我们为什么当年的房地产税还没有缴付。我说：
“我们已经扫地出门，不住自己的房子而租住房管处的公房了。既然我们的房子已经交给了房管处、居委会，怎么还要我们付房产税呢？”
他们回答说：”不管你们住不住，房屋的所有权还是你们的，房产税还得由你们来付！如果三天之内不缴，红卫兵再会来一次革命行动，把你们扫到棚户区去！”
这 真是蛮不讲理了：既然房产权是我们的，我们当然应当付房产税，但为什么我们却没有权利住到自己的房屋里去呢？既然整栋房子现在都由房管处、居委会在使用， 我们已经住进公房，每月要按时向房管所缴付房租，那么还有什么责任为我们已经没有使用权的房子付房地产税呢？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是说不通的！但这就是当 时红卫兵的逻辑！
自 从抄家第一天厂里红卫兵留给我们五百块钱以后，厂里始终没有再给我们一分钱生活费。我们一家四口只有大儿子每月有五十多元的工资收入，这就是全家的生活来 源。那五百块钱除了给女佣解散费，还被红卫兵偷掉一部分，再在两个月的家用中贴掉一部分，剩下不到两百元了，现在房产税就要一下子付掉一百多元，将来生活 怎么过下去呢？?
第二天，我大儿子陪我去区房管处，想恳求他们宽容一下。他们丝毫不肯让步。并说：“这一期房产税一定要在三天之内缴清，否则马上叫革命小将采取革命行动！以后，不管住不住在那房子里，只要房屋所有权是你们的，就要每年按时付房产税，除非主动将房屋上缴。”
我 听了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他们逼我们缴房产税的本意。他们是要没收我们的房子！因为这栋房子的户名一向是我的名字。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们没有理由可以没 收我的财产，于是就想了这个办法来逼我上缴。但不上缴又能怎样呢？我们难道每年还有能力为自己不能住进去的房屋缴房产税？何况，这样一年年付下去，到哪年 才会了结呢？于是全家商量了一下，只好填了房管处早就准备好的“房屋上缴申请表”，签了字、盖了章，把老屋“主动”上缴了。
里弄分配我们住的新住处离我们的老屋很近，走路只有五、六分钟而已。其实，从我们的窗口望出去，正好可以望见老屋的全景，好象时时提醒我们原来的家在哪儿！
新住处的房子不能算差。那条里弄原来也是很整洁、安静的。每家都有一个小铁门，一个小花园，两层楼的小洋房，西班牙式的，有汽车间，有小阳台。我们搬进去的那栋，原来是上海有名的大资本家、现在已被供为大花瓶的荣毅仁家的私人秘书独家租住的。主人跟荣家是同乡，也是世交。那时住着男女主人和他们的四个女儿，一个儿子，还有一位老父亲，大家叫他老爷爷。老爷爷原来就是荣家的私人老师，后来进了文史馆。像他们这样的家庭，不算资本家，当时是不一定轮得着抄家的。但据说因为什么事得罪了里弄干部，干部叫了一班不知来历的红卫兵，被莫名其妙地抄了一次家。因为抄过家，在房管处看来就成了好欺负的对象。再说，这房子本来不是私人拥有而是房管部门的。于是，房管所先逼他们空出车间楼上两个小亭子间来，让两家工人搬了进去；又叫他们空出楼下朝北的一间来，让我们一家搬进去；最后又要他们出空汽车间，让一家工人和他们的两个女儿住进去。于是本来独家住着的房子就成了五家合住！主人七口人缩在四间房里，虽然条件比我们几家都要好得多，但也已经够委屈他们了。
那位老爷爷真正是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人。六十年代中，上海有位资本家自费印了一本《思亲记》，纪念他以前当过宁波米业公会会长的父母，请文史馆的很多文人学者为那本书题诗、写序、作跋。也有人请我丈夫题诗，他没有答应。那位老爷爷也是文史馆馆员，又会舞文弄墨，当然书中少不了他的大作。结果该书文革之前就受批判，说：“做‘米蛀虫’的父母还值得思念？什么阶级感情！”于是参与者人人检查过关，老爷爷自然也逃不掉挨一番批判，但文革初期倒没有触动他。我们扫地出门，天翻地覆，狼狈不堪的那天，他一个人还低头在中间客堂里专心致志地剥两只小螃蟹，对来往穿梭似地搬瓶瓶罐罐、破破烂烂的我们，连一眼都不看，好象那时那地，除了两只螃蟹，世界上别的东西早就不存在了。后来，我们搬进去住，老爷爷的房间跟我们只有一门之隔，他也很少跟我们讲话，只是在家里看书、写字而已。有时还下厨去做一两样自己爱吃的小菜，换换口味。他那时已经七十多岁，精神却很好，走路健步如飞，有时还一个人上街去看大字报，回来给大家讲讲见闻。不料过了一年，老爷爷忽然在里弄的批斗会上被揪了出来，说他是“地主分子”之类，勒令他去扫地劳动，还要捧着毛的“宝像”每天去“请罪”，受红卫兵的污辱。一次他被一个红卫兵在腰里打了一拳，就此一病不起，不到半年，呜呼哀哉了。
老爷爷的儿子是屋子的男主人，也是位读书人，善书画，爱藏书。他把自己的书斋叫做“千明楼”，据说已经收藏了四百多本明版明钞本，正向一千本的目标努力，所以叫”千明楼”。他知道我丈夫学识渊博，擅长诗词，就常来跟他谈论，倒从来没有对我们显出一丝歧视。即使在我们最为倒运的时候，他们两夫妇也称我们“徐先生”、“徐师母”。男主人有一次还对我们说：“在外面我们不要打招呼，在家里我们都是一样的。”老实说，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能这样处事的人当时实在并不多。他见我丈夫的几万册藏书都被抄光，就常借书给我丈夫看。还拿插页出来请我丈夫题诗、题词，并要我丈夫把日期倒填在四九年改朝换代以前。这样，一旦红卫兵抄家发现，也不至会批判说：“文化大革命中竟敢继续搞封、资、修！”
男主人还喜爱玫瑰。他们的花园不大，但花圃却整理得井井有条。几十株玫瑰品种都很好。每株花下还插着一块小木牌，上书中英文对照的花名，像植物园一样。但文革期间，养花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所以男主人不敢再照顾玫瑰，于是花儿也就一年不如一年了。
那家住在亭子间的工人每天早出晚归，我们很少见面。而住在车间的工人一家倒每天都碰头。他们虽算是“领导阶级”，应该与我们“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但实际上却待人很讲道理，常为我们讲几句公平话。尤其是大家接触多了，他们也看得出我们不是“坏人”，就常对我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他们的两个女儿后来进了学校，常来请教我大儿子功课。他们不在家时，就托我们照看这两个孩子。大家来往很密切。
在这栋房子里，归我们独用的就是底层那朝北的一个十六平方米的后间。夏天下午，朝西太阳晒进半个房间，热得像蒸笼；四个人睡一间，晚上热得不得不开窗，但又怕坏人从窗上爬进来，只好用两个装水果的竹篓子的盖子绑在窗上做栅栏。冬天则终日不见阳光，玻璃窗上结满冰花，放在窗台上的一杯水会连底冰冻！房间朝南那面隔一扇拉门就是老爷爷的房间。原来，那扇拉门一拉开，前后间可以打通成为一个大客厅；现在，后面一半就住了我们一家四口。朝北是两扇玻璃窗。离窗十多米远就是棚户区的房子，从他们的窗口可以洞察我们室内的一切。我们刚搬进去时，棚户区的孩子们幸灾乐祸地成天爬在离我们房间两、三米远的篱笆上看大资本家的家，有时还高声叫喊：“大臭虫！”这是北京红卫兵写在我衬衣背后的字，我穿着扫马路，当然大家都看见了。他们还用石子、泥巴扔我们的窗户，我们只好整天把窗关上，对他们的谩骂、喊叫、投掷不闻不问、熟视无睹。闹了几个月，孩子们觉得乏味，也就不来管我们了。
十六平方米的房间里放了一张大床、两张铁丝折叠床、一张书桌，一张饭桌和四只箱子，已经没有地方再放被柜了。幸亏我们吃饭的方桌，原来是放在园里夏天在庭院中吃饭时用的。平时不用时可以把桌面拆下，桌腿折起。现在，我们就把桌面拆下，搁在被柜上，把两件家具合而为一。这件“二合一”的”新式”家具就放在朝北的窗口，平时把桌面朝窗户推过去，留出地方来走路，吃饭时才拉出来，我们把它叫做“活动桌子”。除了这些东西之外，房里就几乎一无所有了。而留下让人走路的空间最多也只有二、三平方公尺而已。
我们房间的隔壁是一个两平方米左右的小间，有个洗水池，一口白色的碗橱。照例，这间小间应该是由我们使用的，我们可以用来做厨房，放杂货。但原主人房子压缩之后，他们的东西也无处可放了，于是占着白橱不让，其他杂物也堆在小间里，我们只能见缝插针地使用。而煮饭，则就到公用的厨房去跟原主人和汽车间的那家工人合用。
我们房间的外面就是一个十一、二平方米的门厅，原来应该是公用的，但既然原主人的饭厅被我们占用做了房间，他们一家七口就用门厅来吃饭了。门厅边上有一个厕所，由所有的住户合用，洗澡则要到二楼去。洗澡间也是由全栋房子的住户合用的，于是夏天只好排队轮流。我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跟别人合住过一幢房子，用水、用厕所、洗澡、煮饭都要动用三家合用的一点地方，于是纠纷总是难免的。
搬进那栋房子不久，冬天就来了。扫地出门时，里弄干部只让我们那一只皮箱的衣服，春夏秋冬一年四季的衣服都在里面，可以放得下多少呢？天气渐冷，我们的衣服被子都不够了。那时，我们留在老屋里的物品，大概除了被褥、家具被居委会、房管处拿去给大串联的红卫兵、革命小将用，或者被干部顺手牵羊、浑水摸鱼拿回自己家去之外，还都放在房子里面。只是因为房间要空出来给大串联的红卫兵住，就把所有的衣物、箱子都锁在几个较小的房间里。那时，上海每天有几百万红卫兵从全国各地来上海串联，上海市委要解决他们的吃住。最多时，光我们的老屋就住了几百个红卫兵！
六七年一月是所谓的“一月风暴”。红卫兵造上海市委的反，各级干部自身难保，学校也成立了“造反队”。我大儿子没有历史问题，也可以参加“造反队”。于是，他戴了“造反队”的红臂章，到居委会主任朱玲娣家要求回老屋拿东西。朱玲娣那时自己也在挨斗，一见我儿子戴了红臂章上门去，以为要造她的反，只敢将门打开一条门缝，连声把责任推到房管处。大儿子再到房管处去要求。房管处那时也群龙无首了，就把老屋的钥匙交给一位老管理员，要他陪我们去拿寒衣。我们进了老屋，看见原来的房子已被红卫兵破坏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了。打开堆衣物的房间，只见箱子、杂物堆到天花板，要的衣服无从找起，只能爬进去拣拿得出的箱子抬了几箱出来，顺便看见父亲收藏的砚台、书籍中还有一些没有被红卫兵拿去，也“偷”了一些夹带出来。后来，去拿东西的次数多了，房管处的那位老管理员既不耐烦，也对我们有点同情，而且那时有风声说“资本家抄家没收的财物都要发还”，他就对我儿子说：
“反正东西迟早总是你们的，你们把钥匙拿去吧。以后拿东西不要再来找我了！”
于是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开进老屋去“偷”自己的东西了。不过，我们住的房间只有十六平方米，再多拿也放不下；再说，好一点的东西早就被几批红卫兵抢光，我们“偷”来的只是虎口剩余而已；加上那时还真的认为“东西很快就会发还”，何必现在去拿呢？于是拿了几次就不再去拿了。谁知不久，大串联结束，红卫兵接待站关闭，我们的老屋就变成了整个区的抄家物资处理中心。造反队把全区抄来的书籍、字画、文物全部集中在我们的老屋中整理、分类、处理。我们的书画、文物当然也混在其中了。其余的物品则由我们厂里再来几辆卡车全部车去。抄家物资处理完毕，我们的老屋就成了区的警察局，楼下做交通警察的办公室，二楼做警察宿舍，三楼则住了局长一家。这样的局面一直保持到八二年政府落实政策把老屋发还给我们。
搬进那后间的第一个五月，天刚开始热起来。一天下午，我坐在床沿，忽然看见一只大臭虫，吃得饱饱地在爬。我还以为是儿子们从学校里带回来的。谁知那天夜里，我和丈夫都被臭虫咬醒了。我们家一向没有臭虫，所以一咬就睡不着觉，但怕开灯会照醒第二天要上班的儿子，就只能忍耐着。看看儿子们睡梦里也在抓痒，但年轻人好睡，没有被臭虫咬醒。第二天，我看床上席子的四角，见里面已经躲着臭虫了，只好忍痛把好好的席子角剪掉，再用布把四角缝起来，不让臭虫爬进去。在上海，一般人家都睡木头框架的棕绷床，最容易有臭虫钻进去藏身，所以我家的每个棕绷都用厚布做着棕绷套，以防万一。我检查了一下那时家里唯一的那个棕绷，套子里倒幸而还没有发现臭虫。后来，我们看见主人在院子里用滚水烫棕绷里的臭虫，也看见臭虫在他们墙上爬，才知道原来这栋房子是个臭虫窝！两个儿子连忙买了很多“敌敌畏”、“DDT”、“六六六”等杀虫药来，把所有的家具脚和门框都涂了一遍。床上先洒一层“六六六”，在粉上铺报纸，报纸上再放垫被、床单。每天晚上，我们就是这样睡在“六六六”上的！跟隔壁老爷爷通的那扇拉门是臭虫爬过来的主要通道。儿子们就先在门框上涂厚厚一层以“DDT”溶化的“六六六”粉，再密密层层糊上牛皮纸，纸上再涂一层杀虫药。整个房间充满浓浓的杀虫药气味。我们知道这样对身体不利，简直是“饮鸩止渴”，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采取这样严密的防守政策之后，房里的臭虫竟然渐渐减少，最后终于消灭了。
扫地出门之后，红卫兵抄家不来了，但我丈夫是本地区的大资本家，又因四九年前做过法官，是双重“四类分子”，于是凡是里弄街道开批斗会，即使不是斗他，他也总会被拉去陪斗。尤其刚搬到新地，孩子们每天都来敲门要他去扫地，大热天还故意要他在中午烈日当头时去扫。幸亏这样弄了几个月，他们也乏味了。
十六年中，我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熬了过来。一九七九年，政府落实政策，我们的财产发还了。一九八二年，我们终于搬回老屋去了。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一位邻居，她对我说：”你们搬回老家去，真是‘死人从棺材里爬出来，青草从石板里长出来’了啊！”
又有一次，我在菜场买菜，遇见一个平时不熟的邻居，上来主动跟我打招呼，对我说：“你们只不过比别人多几张钞票而已，有什么罪！现在‘四人帮’打倒，你们好了！”
我去附近眼镜店配眼镜，一位我不认识的女职员再三对我说：“现在你要想通点，不要再做人家了(“做人家”是上海话，“节省”的意思)！”
我家附近有一位摆摊的小贩，后来退休了。每次在路上看见我，他总要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你千万不要做家务了。休息休息，吃得好一点，想通点啊！”
这些都是善良之人呀。我想：世界上到底还是好人多啊！
阿四老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