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就是说有些小人一旦得志，就会利用手头仅有的一点权力为所欲为、趾高气扬。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社会这盆污水里泥沙翻腾、鱼龙混杂，很多小人都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表演一番，出出丑。阿四老太就是这样一个小人。
六六年十一月四日下午，我们全家被里弄干部突击性地扫地出门之后，就在几小时之内搬进了附近一个弄堂房子的朝北后间。
这条弄堂的房子并不差，是三、四十年代一个姓宋的资本家造的。全弄堂有十几栋独立的小洋房，除了进门左手那几栋房子比较大、与其他的房子不同外，其余的几栋都是单开间两层楼的，有一个小花园，与较大的那几幢成“T”字形分两边排列，每边两栋，一共三排。原来，这条弄堂在上海也算是中上层阶级的住宅区，住户不管是自己拥有住房还是租用，大多不是资本家就是知识分子。每栋房子只住一家人家，因此，整条弄堂也就安安静静、干干净净的。以前，大翻译家傅雷夫妇就租住在该弄内。“文革”一开始，被红卫兵一斗，生性耿直的傅雷夫妇就在自己家上吊自尽了。
改朝换代后，该弄堂的房子在一九五六年就由房管处接收了。上海房屋紧张，房管处不断把一家家人塞进每栋房子里去，于是每一门牌之内就都有五、六家人居住了，整个弄堂的人口渐渐多了起来，阶级成分也复杂起来了，什么样的人家都可以找得到。
在上海，一般好一点的弄堂都有一个看弄堂的人，那条弄堂的看守人姓高。弄堂底里有间小屋子，就是归高姓看门人住的；弄堂口也有一间木板房，归他值夜时住。那个看门人倒还有大小老婆：大老婆住在乡下，没有生过孩子；小老婆跟看门人在上海弄内同住，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小老婆先死了，儿子结了婚，占用弄堂底里的屋子；老头就把乡下的大老婆接出来，住在弄堂口，代替他看弄堂，自己就退休了。可能那个看门老头叫“阿四”，于是，大家就把他的大老婆叫作“阿四老太”。
阿四老太是个“大块头”(上海话：“大胖子”的意思)。身体像以前上海修马路时盛柏油的圆桶。她常常喜欢两手叉在腰间站在弄堂门口，很像俄文字母的“Φ”。有时也一手叉腰，一手指指点点地讲话，于是看起来又像一把大茶壶!不知道是因为她的腿脚有点毛病，还是因为胖，阿四老太走起路来脚有点跛的样子，身体一摆一摇，像在划船一样。她的嗓门很高，讲起话来全弄堂都可以听见。
不要看阿四老太是个目不识丁的乡下人，她倒是个会见风使舵、懂人情世故、能察言辨色的大脚色。比如：作为弄堂的看门人，除了看门外，主要的工作是打扫弄堂。但是文革期间，这条弄堂有我们这班“牛鬼蛇神”每天被红卫兵勒令扫地已经足足有余。尤其随着文革的深入开展，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扫弄堂这点工作简直是人浮于事。阿四老太成了扫弄堂工作的“领导”，自己不用动手。但她又不能白拿了钱不做事，于是，就管孩子。每逢看见弄堂里有孩子在捣乱，比如扔垃圾什么的，她就用高音喇叭那样的嗓门骂街，一骂可以骂一个、半个小时，骂得全弄堂从头到底每家每户都听见。大家都知道这是阿四老太在履行看弄堂的职务了。
按上海一般弄堂的规矩，弄堂看守人的工资是按户支付的，比如：每户两毛钱，每月十五日由看守人一家家去收。于是，每到十五日这天上午，我们总能听见阿四老太在一边骂、一边扫，从弄堂口一直扫、骂到弄堂底。我们也不知道她是在骂孩子，还是在骂哪家人家门前、门后不干净。反正，我们都知道这是阿四老太在告诉大家：她正在履行她的职务，现在我们应该付她的工资了。我们刚搬进去还不清楚，后来，不用看日历，只要听见阿四老太在骂街、扫地，就知道每月十五号又到了。
虽然扫弄堂这个职位真是在百行百业中再低微不过的了。但在派出所、里弄居委会看来，却也有其重要性:因为她是全弄堂的耳目。每个从弄堂门口进出的人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弄内发生了什么事也躲不过她的耳朵。据说，弄内有几家人家之所以抄了家，就是因为得罪了阿四老太，她在里弄干部那里“戳了壁脚”(上海话：“在背后讲别人坏话”之意)，才引“鬼”(即红卫兵)入门的。但那时我们还没有搬进那条弄堂去，不知这样的传说是否可靠。
不过，阿四老太既成了派出所、居委会的耳目，她也就自认为已经重任在肩，大权在握，可以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了。于是，凡是里弄干部布置下来要大扫除，阿四老太就会上门来通知我，还给我和我的丈夫布置任务：要挖这只阴沟或者出清那只垃圾桶，因为她知道我们这几个“牛鬼蛇神”是她的指挥对象，不敢说一个“不”字。
我们刚搬进去时，弄堂门口有一扇大铁门，每到晚上就由阿四老太锁起来，直到第二天六点多钟才打开，这是为了晚上的安全。弄内每家都有一把钥匙，可以开那扇铁门，以便万一晚上有事晚回来可以不用敲门喊阿四老太起来开门。我们一搬进去知道了这个规矩，就向阿四老太要钥匙，准备配一把，因为我的两个儿子分别在学校教书和念书，都有可能晚上开会要晚回来。但阿四老太认为我们是“阶级敌人”，谁知道拿了钥匙晚上会进行什么破坏活动，于是找种种借口不肯给我们配。我儿子有几次晚回来，大铁门已经关了，敲了几下门，阿四老太装做不听见，不起来开门，只好从门上爬进来。后来，儿子光火了，索性半夜三更回家时故意把大铁门敲得嘭嘭响，逼得阿四老太只好寒冬腊月从被窝里爬起来开门。这样几次以后，她觉得不给钥匙反而是自己倒霉，就屈服了。
阿四老太既是里弄的“权力”人物，当然大家不敢得罪她，至少也要当面对她笑脸相迎，叫她一声“老妈妈”。尤其是弄堂里有点政治问题、家庭出身不太硬的人家，都要对她敬而远之，平时以小恩小惠来敷衍她。她也深懂大家的心理，所以就顺水推舟，得寸进尺。比如，每个月十五号阿四老太来讨工资，总在厨房里坐着谈半天，张家长李家短地搬弄一番是非，大家也就应酬应酬她。如果她看见别人家有好吃、好用的，就大大称赞一通，直要说得别人送给她为止。有的人家知道阿四老太有贪小利的脾气，就不等她开口，自己送上门去了。我们同住着的那家，就每做一碗点心都要端出去孝敬阿四老太。她吃了还要在我们面前说他们做得不好吃。
我们是扫地出门的人家，一家一当都在文革中丧失殆尽，但在阿四老太眼里，大概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日子总归还比她过得好，所以要千方百计占我们便宜。有一次，政府配给皮蛋，每户四只，我去菜场买来。走过阿四老太门口，给她看见了。她就上来跟我打招呼，而且立定了说个不住，还不停地称赞说这次配给的皮蛋如何如何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不休。说得我终于心领神会，拿出两只来送给她，她才连忙拿了转身就走!
红卫兵大串联结束了，居委会还了我们一些借去的被子和被单，我和儿子去领了回来。走过阿四老太的门口，又被她的一双贼眼看见，跟在我们后面进来，站在我们的窗外开口向我要被单，我当然只好给了她几条。我想：这几条被单真是我家抄去财物的沧海之一粟呢！而在阿四老太看来，真是一笔大财富，她就要眼红分享了。
一年，我第二个儿子和媳妇从外地来上海出差，带来一些土产，当然经过阿四老太门口又逃不过她的眼睛。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借扫地为名站在我家窗口，跟我谈个不停，直到我把儿子、媳妇给我的土产拿出来分些给她才走开。
在我们一开始搬到这条弄堂去的时候，阿四老太可能对我们不太了解，也可能那时局势非常紧张，大家以为“四类分子”真的永无翻身之日了，于是把我们一家当做“坏人”来看待。后来彼此渐渐熟悉起来，阿四老太看看我们和和气气待人，并不像坏人的样子；再加上局势渐渐和缓起来，“资本家的财产终究要发还”的传说越来越多，阿四老太就再也不敢一味对我们狐假虎威了。她要留一条后路，万一我们真的财产发还，重回老屋，她也可以攀上一个富“邻居”。于是，她当面对我们仍哼而哈之的，好象跟我们的界线很清，背后却说几句安慰话，甚至还拍拍马屁。有时我走过她门口，她四周看看没人，就把我喊进她的房里，说张家的坏话、李家的不是，以示跟我亲切。还安慰我说：“要想开点，譬如天火烧!”有一次，甚至走到我正在做饭的厨房来对我说：“以后你房子发还了，搬回老房子去住，我来陪你去中山公园玩儿。”我当然只好点头敷衍。
再有一次，我走过她的门口，她正在吃炒米粉。见我走来，就招呼我过去，说：“这炒米粉真好吃。”说着，用她正在吃的调羹舀了一勺子递过来要我尝尝。我实在感到泥腥(上海话：“肮脏”的意思)，但怕不吃会得罪她，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一面嘴里对她说“谢谢”，一面却恶心得差一点吐出来。
还有一次，我大儿子走过阿四老太门口，她忽然拦住他说：
“你们现在是这样(说着，做出九十度弯腰的样子)，过些时候就要这样(说着，做出伸直身子的样子)，以后就要这样了(说着，做出仰脸向上、挺胸突肚的样子)!”意思是说：现在我们低人一等，以后马上就会与别人平等，而将来则又会高人一等了。我大儿子只能笑笑说：“不会！不会!”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局势忽松忽紧,大家都不清楚政府的真实用意是什么，更不知道运动要搞到何等地步才收场。运动一开始，共产党内的所谓“走资派”先被揪了出来；后来，我们这些资本家、有历史问题的也抄了家、挨了斗；再后来，连平时看来是工人阶级的人也着了靶。那时，有问题而被揪出来的“坏人”，每天都要手捧毛的“宝像”去居委会门口“请罪”。后来捧“宝像”请罪者的阵容越来越壮大，最后连阿四老太的男人阿四也参加了进来：原来，他也被红卫兵揪了出来，说他是“资本家的狗腿子”。
阿四一揪出来，阿四老太马上像戳了一个洞的气球，泄了气，顿时威风扫地。平时阿四老太对弄堂里的孩子们很凶，动不动就把他们骂个狗血喷头。那时，孩子们以为她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硬，不敢回嘴。现在，既然她成了“狗腿子的臭老婆”，大家就痛打起落水狗来了。小孩子们扔石头的扔石头，骂“老太婆”的骂“老太婆”，一时风起云涌。阿四老太虽然还是回嘴，但已经失去了威势，没有人怕她了。最后，她只好把房门紧闭，躲在里面，不敢随便出来。我看了暗暗好笑。不久，阿四即得了毛病，就此一命呜乎。
“四人帮”打倒之前不久的一天早上，阿四老太的儿媳走过弄堂口，见阿四老太的门还是关着，打开一看，见她只穿一件单布衫倒在脚盆边上已经不省人事了。原来，据说阿四老太不管天热、天冷，临睡之前都要将上下身洗抹一遍。那天可能正在洗抹，身体出了问题，晕倒在脚盆旁边。因为没有人在边上，就这样冻了一夜。儿媳连忙将阿四老太送到医院急救，她终于恢复了讲话能力。阿四老太告诉儿子：家里还有三百块钱和若干斤粮票，放在何处。不久，从医院回来，她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半年以后就去世了。从此，弄堂门口再也看不见那把大茶壶，也听不见高音喇叭似的嗓子，弄堂里就此变得冷冷清清的。
再过了几年，我们真的搬回了老屋。当然，阿四老太已没有机会来陪我去中山公园玩儿了。否则，我想，她一定会把我们当做她的老邻居而经常来串门。那时，不知她又会有什么戏剧性的表现呢！而我，则一定又只好不断地敷衍、孝敬她一点东西了！
倪兄
倪兄并不是我的亲戚或朋友，他只是我小儿子的同学，只因常常来我家，并且为人随和，跟我们全家大小都谈得来，所以就成了我们全家的朋友。倪兄当然姓倪，至于叫他“兄”，则跟他的年龄就毫无关系了，只是称兄道弟，表示脱俗而已。
倪 兄在文革之前就跟我最小的儿子在高中时同班同学，但是我并不认识他。他说文革之前也来过我家，只看见我丈夫坐在底楼放满了书架的大书房里，自觉低人一等， 不敢进来与我们攀谈，只能随着一班同学踅进二楼我小儿子的房间玩儿去了，所以我没有见过。文革之后，我们全家扫地出门，搬进一个只有十六平方米的 朝北后间。 倪兄家也抄了家，却没有扫地出门，还住在我们附近，于是就常上门来。那时，我们不但经济上一落千丈，而且政治上更是打到了社会的最底层，威光扫尽，倪兄当 然再也不会有“高攀不上”的感觉。再加上那时我们全家都挤在一个斗室之中，他要回避我们也无法回避，于是跟我们就渐渐熟了起来，终究成为大家的朋友。文革 期间，我们家好象得了瘟疫，没有人敢上门来与我们交往。倪兄倒成了唯一的常客。
红 卫兵把倪兄家划为资本家实在有点不公，他父亲有一技之长。以前从乡下到上海来时，背了工具挨家挨户给人家修水电、修冰箱，倒真正是白手起家，靠手艺吃饭。 后来，积累了一些资本，开了一家修冰箱的工场，楼上就做住家之用。一九五六年全国工商业公私合营，倪兄家被评为小业主。楼下的冰箱店变成国家的，他们一家 五、六口人还是住在楼上。文革开始，红卫兵不管你是“小业主”还是“资本家”，眉毛胡子一把抓,倪兄家当然也逃不出“无产阶级专政”的法网，受了冲击、抄了家。但是实在家里既没有变天账，又没有元宝、金条，只拿去了老母的几件首饰，销毁了几本教会赠送的《圣经》,冻结了几张存单、存折：损失还算不大。只是老母被厂里造反队叫去打了一顿屁股，说她不老实，受了点惊吓和侮辱；老父减了工资，下放车间劳动，家庭开销受到影响。不过，幸亏那时倪兄的哥哥、姐姐都已工作，家里只剩倪兄和他弟弟、妹妹还没出山。
倪兄最大的优点是脾气随和，跟什么人都搭得上、谈得来。所以不管他来我家时我的小儿子在不在，他都可以找到谈话的对象。我的老家是浙江杭州，我丈夫的老家和倪兄的老家都是浙江绍兴，大家的吃性、习俗都差不多，连方音也很近。所以，倪兄跟我就有了共同的话题。
倪兄跟我丈夫本来应该没有共同的话题，但是那时他忽然对“犯罪学”大有兴趣起来，不知是否受了红卫兵抄家的启发也想走起发财致富的捷径来，还是正如他常说的那样“有收集信息的僻好”,就不得而知了。但一旦倪兄知道我丈夫以前做过法官， 即使现在已经毫无威光，他也要挖根究底地问犯罪学方面的事。于是，他跟我丈夫也有了共同话题。不过我丈夫当面说倪兄的浓眉大眼、络腮胡子，很像欧洲犯罪学的始祖朗勃罗梭《犯罪学》一书插图中的人物，大家听见哈哈大笑，倪兄却并不生气。
连我同被扫到一条弄堂的三叔公跟倪兄似乎也一见如故。三叔公那时最关心的是财产、房子何时可以发还，常常一日两次来我家打听消息。而倪兄的家庭也是资产阶级，又抄过家，于是倪兄就成了三叔公小道消息的来源之一。
而跟倪兄话题最多的，倒是我的大儿子。说起他跟我大儿子的交往，倒先要说说倪兄的爱好。据我小儿子说，倪兄在中学时，最最喜欢的学科就是英文。不管老师正在上的是什么课，倪兄总“我行我素”,拿 出一本英文书来看。我大儿子八零年去美国留学买不到好英汉辞典，倪兄拿了他用过的一本郑易里编的《英华大辞典》来给他，只见书页上密密麻麻写了批注，可见 他倒是确实下过一番苦功的。于是，倪兄的同学们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洋孔乙己”。“孔乙己”就是指鲁迅小说中满口“之乎者也”的人物，而倪兄既然满口 “ABCD”,当然就得了“洋孔乙己”的雅 号。那时我大儿子从学校一回家，就埋头于翻译英文诗歌、散文，每天弄到深夜。倪兄跟他就有很多共同语言。后来我小儿子去农场下放，倪兄就专门来找我大儿子 了。有一时期倪兄闲散在家，几乎每天都要来我家谈话。有时深更半夜，我和丈夫都已睡着，倪兄在我们后间的窗外夹弄里“笃笃”地敲几下窗子，还在伏案看书、 写字的大儿子就轻轻走去开门。 倪兄踱进来以后，他们俩就谈文学、谈诗歌、谈音乐、谈英文，一直谈到深夜。书桌上点着一盏小灯，一室之内，他们谈他们的，我们睡我们的，大家各不相犯，倒 也安然自得。
文 革开始时，倪兄和我小儿子都正读完高中二年级。后来，学校“停课闹革命”，他们就没有机会读完高三。在学校里闹了几年革命，六九年，毛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中学毕业生是动员的主要对象。我小儿子想：他的哥哥、姐姐中虽只有一人在上海，但都大学毕业、分配在国家单位，我们家出身又不好，他一定逃不过上山下 乡的命运，还不如自己主动报名好，以免“敬酒不吃吃罚酒”。于是，他找了一个机会，在全班同学面前表示愿意到上海近郊农场去，班主任还表扬了他，当场批 准，结果倒让他投中了机。因为其余同学，包括倪兄在内，总还抱有幻想，想观望一下，结果最后连上海近郊农场都轮不到，只好去了江西、安徽、云南或黑龙江插 队。倪兄就这样被送到了江西南丰。
在 江西插队五、六年，吃尽苦头。当然也少不了有绯闻、逸事，这里就不去提它。后来大部分青年都找种种借口回了上海；找不到借口的也赖在上海，宁愿在家吃老米 饭，不再愿意去农村吃苦。倪兄有一时期也这样游手好闲地呆在上海家里。那时，他常常跑医院，检查身体，最好能量出血压升高、照出肺部穿孔、查出胃膜流血， 可以名正言顺把“病退”资格捞到手，将户口调回上海。
大概也就是在下乡无路、上调无门的最艰苦阶段， 倪兄有一朋友给他画了一张油画小像，他拿来请我丈夫题词。我丈夫就写了一篇“像赞”。具体词句已有些记不清了，大致内容如下:
“呜呼倪兄，不文不武，亦工亦农。插队落户，江西南丰。接受教育，贫下中农。赤脚耙地，烈日严冬。油灯暖瓶，百发百中。恼羞成怒，气势汹汹。手印服弁，作揖打躬。笑话百出，玩世不恭。胃里挖肉，血压上冲。时机未到， 一篑亏功!”
最后，“有志者事竟成”，倪兄没有“一篑亏功”,却上调回了上海。他说，等他将被头、铺盖搬到南丰汽车站，想到从此可以脱离苦海，就喜不自禁地在车站上发了两个“虎跳”(一种翻跟斗的方式),引得周围乡下人目瞪口呆，他毫也不在乎。以前，倪兄在跟我丈夫谈话时曾谈到南丰出一种炉子，造型很古朴，我丈夫很感兴趣。回沪时，倪兄就带了一个石重的南丰炉送给我丈夫做纪念。于是，那篇“像赞”倒应该有个续篇，说:
“苦尽甘来，机会难逢。上调有份，消息先通。拔脚就走，迟恐落空。一声怪叫，火车隆隆。直奔上海，后福无穷!”
回来后，又游手好闲了一段时间，倪兄就被分配在街道工厂工作。因为他有英文根基，不久就当起工厂的资料翻译员来了。 八十年代后期，上海掀起了“出国潮”,“洋 孔乙己”当然不会落后。但是他并无海外关系，连护照也难以申请。这时，我大儿子已在澳洲任教。他就要我大儿子写封信邀请他来澳洲旅行。我大儿子就照他意思 写了一封不满三百字的空头邀请信，倪兄居然就凭这封信拿到了护照。不久，澳洲政府实行“教育出口”政策，几万中国人乘机涌入澳洲，倪兄也被这股潮水冲到南 半球来打工、混饭。后来，鬼使神差，中国发生“六· 四”事件，倪兄就这样在澳洲定居下来了，正应了“像赞”中“后福无穷”的预言。在一次电话中，倪兄说：“中国学生在万里之外流血牺牲，我们倒可以定居了。 想想真是莫名其妙！”倒道出了一点真理。
倪 兄有很多怪习惯，最突出的是他的穿着。他穿衣服完全不讲究式样，只要宽大即可。于是衣袖长到手背，下摆拖到膝盖，裤腿宽得像裙子，鞋子大得像舢板：他都不 在乎。倪兄走起路来一步一顿，好象在戏台上踱方步；走进门来时，还会无意识地把脚抬高，好像进庙门时跨高高的门槛似的。正因为倪兄理的是很短的平顶头，穿 的是宽袍大袖、晃晃荡荡的衣服，很有点走气了的古代名流的风度，于是他的同学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老顽”,他也毫不介意。
倪兄还有一个怪习惯，那就是怪笑。这也是“像赞”中“一声怪叫，火车隆隆”的来历。我来澳洲以后听说这儿有一种鸟会笑，叫“笑鸟”。在我的斯陡林山居，时常可以听到这种鸟拖得很长的怪笑声。不过,我觉得这种鸟儿的笑声跟倪兄的怪笑比起来，还只好算小巫见大巫了。倪兄怪笑起来，不但频率高、时间长，而且时高时低、时轻时响、时快时慢、时紧时松。真是抑扬顿挫、婉转起伏。既像雄鸡报晓,雌鸡下旦,又像公猫发情,母 鸭争食。而且，倪兄的怪笑是不考虑时间、地点的，只要他想发泄一下，就开始狂笑起来，连在马路上也不管。文革期间，我们都如被恶猫追得走投无路的老鼠，连 大气都不敢透一口，最好有个隐身之术，使别人看不见我们，从而也将我们的存在忘却。而倪兄在我们斗室之中却常常得意忘形地怪笑起来，吓得我们连忙制止他。 他却若无其事地说：
“这有什么关系！我狂笑的时候,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还管别人!”?
这倒可能只有倪兄才有这种旁若无人的气魄！难怪他有胆量在南丰车站的大庭广众面前“发虎跳”。
跟倪兄的怪笑可以配对的，大概就是他的一手怪字。他写起字来完全不管六书的法则，想怎样写就信手写来。比如，写一个“回”字，就画两个圆圈，一大一小，一内一外。这还算是最好认的呢。文革之后，我大儿子跟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常有书信来往。不知为了什么，有一次倪兄也想到要高攀名人起来，给吕先 生写了一封信，请教一个问题。吕老是位有信必回的忠厚长者，所以也给倪兄回了一封短信。信封上，吕老在“同志”两字前画了一朵篆书的“云”字般的图案，信 中加注道：“不但你信的内容我不能尽懂，而且你的署名，我研究了半天也猜不出是什么字，只好依样画葫芦了。”这倒真是一桩文坛趣事，不知今年已九十一高龄 的吕先生还记得否？
倪兄最大的好处是性格随和，不拘小节，也乐于助人。文革期间，我们除了家里四人之外，毫无帮手。我丈夫又因中过风，不能当一个人派用场。我小儿子后来去农场插队，大儿子学校工作很忙，每天要弄到很晚才回家。有时我有急事要请倪兄帮忙，他总乐意效劳。有一次，我丈夫被叫去跟其他“四类分子”一起听训，我在家照看只有一岁还不会自理的小外孙女。忽然我肚子不舒服起来，但又不敢擅自去厕所，让小孩一个人在房里没人照管。正在焦急之时，倪兄驾到，真是救命皇菩萨呀！连忙要他帮忙看一会儿小孩，我才得以上了一趟厕所。
有时，我在外地的女儿、儿子回上海出差、探亲，大儿子不能接送，我们也请倪兄代劳。那时去外地的人多，回来的人更多。外地供应不好，凡去外地者都行李、铺盖、食品、用具一大堆，有的连被柜都搬上火车，所以送行的人比上路的要多好几倍，帮忙扛行李。到火车站接送客人像出兵打仗一样，决不是一个好差使。倪兄却总不辞辛劳。
我们财产发还之后，托人在北京买了一只冰箱，用货运运到上海。又只能托倪兄借了一辆三轮的“黄鱼车”，将冰箱运到家里。冰箱很重，在火车站有搬运工帮忙搬上“黄鱼车”，而到了家中就要靠他们俩抬了。他们抬不动，倪兄说可以把冰箱一个跟斗从车上翻下来。既然别无他法，就这么照办了。冰箱经这么颠倒一翻，居然用了十多年没坏，也真是奇迹。
倪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乱用词语，但有时倒有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文革期间，倪兄三天两头来我家闲谈。我们吃饭时邀他坐下，他从不客气。那时，我们可怜得一天常常只有几毛钱的菜钱。倪兄却从不嫌憎，还赞我的菜是“妙手回春”，意思是能将普通的作料变成美味。
有一时期，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对“猪兄”和“冥顽不灵”两个词语感起兴趣来。任何人在他嘴里都不是被称为“猪兄”，就是被评为“冥顽不灵”。
倪兄对于他欣赏的东西，一律赞为“浓汁”。于是，好菜是“浓汁”，好书是“浓汁”，好音乐也是“浓汁”！而对于他厌恶的东西，则一律斥为“渣滓”。文革时，报上满纸空洞无物的胡言乱语。倪兄看完，往往把报狠狠往桌上一扔，齿缝里挤出两个字来：“渣滓!”好象吐出一嘴已经嚼碎了的瓜子壳!?
七七年，倪兄和邻居孙融同我大儿子去浙江雁荡山旅行，住在合掌峰山洞旅馆里。倪兄大呼：“真是住‘陈尸所’!”在青田转车，倪兄一马当先，挤进售票处买长途车票。等他拿了三张车票满身臭汗挤出来时，又连连高呼：“差一点连肋骨都被挤断。这哪是旅行，简直是‘奔丧’!”
来澳洲以后不久，倪兄找到了一个工厂工作。那时他太太、孩子还未来澳，倪兄一个人赚赚吃吃，足足有余。他常常大鱼大肉，还打长途电话给我大儿子闲聊解闷。我儿子问他今天吃了什么。他答道:“今天我又‘鱼肉人民’了!”说完在电话里怪笑一分钟。
有一次，倪兄坐长途夜车来南澳玩玩。我儿子去车站接他，问他昨晚一夜在车上如何。他说：“当然‘死去活来’，还有什么问头?”这“死去活来”当然就是指在车上睡去醒来的意思了。
倪兄最近一次来南澳，我二儿子一家也已来澳定居了。倪兄去他家看望他们。这天正好我儿媳去考车牌回家，倪兄问她考得怎样。她说一次就通过了。倪兄说：“好!‘一举粉碎’!”听者无不捧腹大笑，因为大家都会联想到以前在国内流行的“一举粉碎‘四人帮’”一语!
倪兄来澳洲后不久，就学会了开车，也买了汽车。他喜欢大汽车。特别喜欢VOLVO牌。我儿子问他为什么，他说:“这种车‘格杀不论’!”当然，倪兄的意思只是指这种车线条方正，车身扎实而已。
还有一次，大儿子去倪兄家住了一夜。那时，倪兄还寄人篱下。晚上，我大儿子已上床，倪兄的房东叫他出去，对他关照什么。我大儿子在房里只听见倪兄在回答：“Yes。Yes。”等倪兄进来，大儿子问他刚才房东说什么。倪兄说他没听懂。大儿子就进一步问:“你不懂怎么可以说‘yes’?”倪兄回答说:
“外国人讲话，声音在喉咙里咕噜咕噜，谁听得懂?！你不用与他们罗嗦，只要回答‘yes’就是!”真是妙不可言!
倪兄的妙言实在太多，可惜很多都已忘记。我大儿子常说：倪兄的用语很有特色，可惜没有随时记下，否则倒可以编一本《倪兄语录》。看起来，以后真要随时记下了。
倪兄拿到四年“临居”，马上就把老婆、儿子接到澳洲。现在，身分到手，又赶快换车、买屋。倪兄有了“老婆儿子热炕头”的温暖小家庭，成了有屋有车的有产阶级，所以，如果再有人给倪兄画像的话，我丈夫说他一定要给他重写一篇“像赞”了:
“善者倪兄，护照到手，身价不同。踏上飞机，跳出樊笼。老婆儿子，其乐融融。洋房汽车，的确威风。忆苦思甜，满脸笑容。来日方长，财运亨通。涂脂抹粉，好话重重。树碑立传，贯彻始终!”
“像赞”中“涂脂抹粉，好话重重”两句是有来历的。因为倪兄知道我在写《山居杂忆》，就说：“你也应该写写我呀!不过不要忘了给我讲点好话!”我答应说：“一定给你涂脂抹粉。”于是就写成这篇短文，做为我《山居杂忆》的压轴子。不知倪兄看了满意与否呢?
依然静好楼记
我夫家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仆人比主人多，加起来不下五、六十个之多。我太婆以八十三岁高寿去世，次年大陆就变了色。那时,大 家庭还住在沪西一座大花园洋房里。这座花园洋房占地五亩，食指既众，日常开销也大得惊人。改朝换代以後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两位叔公就建议分家，三房人家各 自独立门户。我们一房里，我丈夫的父母都早已故世，所以两位叔公就来同他商量。我丈夫一口赞成。不久，大房子就找到了买主。那是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开办的医 院，他们买去以後把这座房子改为医院。但买主要求我们在两个月内出屋交产，于是三房人家连忙分头寻觅新居。
我和丈夫在房地产经纪人的陪同下，前後看了好几处房屋，才知道在上海寻找房屋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除了环境、地段等难以合意以外，房屋本身也存在不少问 题。比如：有的私房住有租户，如果将此屋买下，还必须解决租户迁居的麻烦；有的私房有家庭纠纷，对于卖与不卖的问题，长辈和小辈意见不一，有一次我们去看 房，竟被骂了出来。
后来，总算在沪西一处较僻静的地段寻到了一座两开间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我们看中这座房子的原因有三点：一，环境清静；二，房屋建了才十余年,而 且最近刚修缮一新；三，待房屋脱手，屋主即将迁居香港，不会有纠葛。我们看中的房子隔壁，正巧还有一座比我们那座还大的房子，也是空屋待售。我们看了回 来，把经过情况向二叔公报告。他说他已知道有这所房子。如果能把比邻的两屋一起买下，正好可以使我们与三叔公一家相邻而居。于是，就这样初步决定了下来。
但 我心里觉得这栋房子太大。当时我家除我夫妇两人和四个从九岁到三岁的孩子以外，还有两个女仆。一家八口住五百多平方米的房屋实在太大。而且改朝换代以后， 将来的政治局面怎样，大家都心中无数，是否允许我们再住这样大的房子呢？我丈夫却认为寻房子太麻烦，既然两位叔公没有意见，就这样算了。两人意见不合，就 准备第二天再去跟二叔公商量。到了第二天晚上，正准备去找二叔公，在过道上却就碰见了。他主动对我们说：
“这两座房屋我已经对经纪人说过， 敲定下来了。一座你们；隔壁那座大一点的给三叔公。”
我一听知道木已成舟，就不再说什么了。事有凑巧，后来二叔公也在同一条路上仅相隔半站公共汽车路的地方找到了一座花园房子。所以虽然我们分了家，但三家仍住在一条路上，相隔一 两百公尺而已。我们和三叔公更是一墙之隔。後来我们在矮墙上开了一扇门，一打开，两家就相通了。一栋大房子换了三栋房子还有余钱,三房分配之後供生活开支之用。
这 座房子，共有十二间房间，前面还有个小花园。朝南的每层有两间，是最大的房间，每间都有四十到五十平方公尺。朝南的一面是一排大玻璃窗，光线充足，冬暖夏 凉。冬天，太阳能够晒进大半个房间。夏天，把窗户打开，就会凉风习习。每层朝北还有一、两个比较小一点的房间。在每两层中间，则又有一个亭子间。我从小喜 欢种种瓜果花草，现在独立门户，自家有了房屋土地，就可以在小花园里随心所欲地种所要种的东西了。
在大家庭里住时，我们一房住一百平方米左 右的房屋，这在别人看来已经很宽舒了；到了新居，我们更是“庙大菩萨小”，显得空空洞洞的。我跟丈夫决定，我们俩住三楼朝南的两大间。其中一间带厕所，由 我们俩做卧室。隔壁一间更大的。做我丈夫的书房。卧室后有一个狭长的小间，就放平时常用的衣物、橱柜。朝北那个房间则做箱子间，放平时不常用的东西。
二楼朝南的两个大间给我四个孩子住。朝北后间做客房间。我母亲 父亲都到上海来过，就住这间。尤其我母亲来的次数更多，住的时间也长，所以孩子们就习惯于把这间房叫做“外婆房间”。一直到外婆早就去世，他们还是习惯地把这间房叫“外婆房间”。
底楼朝南两间中，大的一间做我丈夫的书房兼会客室。另一间做餐厅。大家庭原来有一堂古旧的紫檀木客堂陈设，有大圆桌、供桌、香案、十张太湖石镶嵌的太师椅和茶几,共 二十多件，体积很大，重量惊人，又占面积。出屋前，两位叔公都主张贱价出卖。我丈夫很喜欢这套古色古香的家具，就提出由我们来承购。两位长辈说：“既然你 们赏识，就拿去算了。”我请了十几个搬运工人分几批才好不容易把这套家具放进我们楼下的餐厅，竟然好象定制的一般，大小正好合适。原来在大家庭客厅里正中 还挂了清代大书家梁同书和潘世恩用珊瑚洒金笺写的“福”、“寿”两个大字，每幅都配有紫檀的框架，现在也随家具一起拿来，挂在正中墙上，大小、高低一分不 差，真是天造地设!?
底层朝北的一间就做佣人房间。客厅朝南是两扇落地玻璃门，开出门去是一个大走廊，我们夏天有时就在走廊里乘凉、吃饭。走廊下面就是一个小花园。我们搬进去时，那园子基本上是个荒园，只种着十几株丝瓜，蔓延在地上。我们搬进新屋的日子正是“九·一八”,丝瓜都已成瓜蒌，总有四、五十只吧，有手臂那么粗。?
我们搬家的当天早上，我丈夫从老屋离开去上班；傍晚，他下班回家，我已把新屋全部安排、布置好了。他很称赞我能在一天之内将那么大的一栋房子安排好。那时我年轻，也有临时雇佣的男佣人帮忙，所以当然能那么快做好。
抗战时，我丈夫的老友朱孔阳先生送给我丈夫一幅清代中叶杭州书画家陈豪(字兰洲)画给当时杭州著名大收藏家汪小米的立轴，名“依然静好楼”。陈豪就是後来著名的民主人士陈叔通先生的祖父。这幅画是纪念洪羊兵燹历劫无恙而送给汪小米的，画上有长篇题跋。现在我丈夫正可以把它挂在三楼房里，我们的那栋房子也就叫做“依然静好楼”了。他数十年中陆续刊印的各种古典诗词集的总名也叫“依然静好楼所刊书”。
我们新居的弄堂很短，人家也不复杂：前面半条弄堂就只有我们和我三叔公家两栋房子，占据了全弄堂的一半。后边一半有五栋单开间三层楼的、小一点的房子，都 是租用的，一共大约住了八、九家人家，人口很简单。在这八、九家人家中，孩子大约共有八、九个，有的比我的孩子稍大，有的则稍小。再加上我三叔公的孩子， 全弄堂总共大约有近二十个十五、六岁以下的孩子。他们见我家地方大、人口少，我也态度和蔼，于是都来我家玩耍。那时上海治安好，我家大门终日敞开，孩子们 进进出出，从来没有出过事情。
那 时，我的大儿子喜欢当小老师，让其他学生坐在小板凳上听他上课。我觉得这是有意思的游戏，既不会闯祸，又有教育意义，于是就去买了小黑板、粉笔来给他们 用。想不到大儿子後来竟真的做了一辈子老师。那时上海通行玩康乐球，我也去买来给孩子们玩。家里的儿童书本来就看不完，所以全弄堂的孩子们都喜欢来玩儿。 我看了也觉热闹、可爱。
孩子渐渐长大，他们不再玩老师和学生的游戏了。大儿子喜欢做模型和化学实验，我就把底楼到二楼之间的亭子间让给他做劳作间。他常带同学回来做飞机、轮船、房子等模型。
第一年一搬进去，院子里的丝瓜都老了，我把它们全部采下来，堆在走廊的角落里，一大堆。邻居小孩看见了，争大论小，各自捡了一根，拿回家去了。我看见了连 忙阻止他们，说我家也要的，但已经少了一半。第二年春天，我把院子里的杂草都拔掉，托亲戚绍大代购了几件农具。我把地一点点开辟出来，再去附近的花店买了 黄瓜、茄子、番茄等瓜果的秧苗来种下。那时门口常有花贩子挑了花木来叫卖，我就买了一株腊梅花，一株白丁香、两株棕榈树和两株香椿树。香椿树的嫩叶可以拌 豆腐，我丈夫很喜欢吃。
可惜上海的地势很低，每年黄梅天时，园中的瓜果正在结实，园里却涨起大水来，瓜果都浸在水中淹死了。只有丝瓜倒不怕水，我并不有意识去种它，它却自己长了出来，而且延得整个院子都是，到秋天又是果实累累，既可吃又可用。
种了几年蔬菜都不成功，我就不再种了，只种花草树木。我在附近花店买了墨笔花(一种深紫色的玉兰花)栀 子花、蔷薇花、石榴花、雁来红、菊花。在书房窗外，我种了一排玫瑰；在园中一块水泥地边上，我也种了一排玫瑰；再在泥地上铺了方砖的小路，大家就可以在园 中行走观花了。我趁去杭州娘家之便，带回来几支小竹和一丛芭蕉，种在东西两边墙脚。经过几年布置，园里一年四季就都可以有花儿看了。
我丈夫的朋友介绍了一位有经验的花农，每月到我家来一、两次，替我的小花园施肥、松土、除草、修枝。这花农自己在上海郊区有一个规模不小的苗圃，出售各种 花木盆栽。每次来，他都传授给我一些花木的知识。比如：他说：过年时放在房里的水仙花晚上一定要脱水，因为水仙晚上长叶白天长花，果树的果子不能留得太 多，否则营养耗尽，明年果子就不好了。他还说：豆类不能浇太多肥料，否则会长叶不长实；而花木则浇水不宜过频，宁干勿湿,干尚可补救,湿就无可挽救了。
我们在这栋房子里住了十五、六年，孩子们都一个个长大成人，进了大学、做了工作。虽然也有不愉快的时间，但总的来说可以说还是太平无事的，倒与“依然静好 楼”的名称名实相符。不意一九六六年，一个晴天霹雳，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们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无产阶级”，不久又扫地出门，住进了附近一间朝北的后间！ 那幅已经几百年的“依然静好楼图”,当然给红卫兵撕得粉碎，不知去向了。那时人命都难以保护，谁都不会去可惜一张没有生命的画的。
这样又过了十五年，直到“四人帮”打倒，政府落实政策，我们几次向区政府要求发还老屋，最後才得以搬了回去。那时，老屋已做了警察局。政府先让住在三楼的 警察局马局长一家搬出去，让我们回家。楼下仍是警察办公和住宿之用。又过了几年，终于整栋房屋都还了我们。不少认识与不认识的好心人看到我们房子发还，重 回老屋，都在路上为我们苦尽甘来、平安无恙表示祝贺。
那时，我大儿子已在澳洲定居，第二个儿子和女儿也在外地成了家，家里只有我们夫妇和小儿子一家三口。五口人住这样的房子的确太大。而且十多年中房屋未加修 缮、保养，现在要大修起来真需要不少人力物力。许多人见我们房子发还，都劝我们把房子卖掉或者出租。我心想：十五年前，我们被迫扫地出门，今天皇天有眼， 否极泰来，重回旧居。我家不但没有缺少人口，反而添了四个第三代，所以应该在老屋内重新享受团聚之乐。何况我们又不缺少钱，何必去卖房子？这样一想，就决 定不卖。
我丈夫请当代杭州一位年已八十六岁的老画家王小楼补画了一张“依然静好楼图”，又请九十六岁的老词人徐曙岑先生题了长跋，说明老屋失而复得的经过，还挂在原处。
老屋虽然全部发还，但里里外外已经面目全非了。首先映入我眼里的是花园又回到初买的时候那样一片荒芜。所有原先的花木都不知去向，只有原来种在墙边的两株 小棕树已长得二层楼高。此外还多了两棵梧桐树，也有二层楼高。邻居告诉我们，所有的花木在文革之中都被房管处擅自挖去给公园或宾馆派用场去了。那两棵梧桐 是警察局种的，几年工夫竟也长得那么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