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本身虽然没有墙穿地裂，但暖气炉、纱窗、煤气灶、热水炉等等设备都给房管处拆去。原来厕所里的马桶、水兜、浴缸和房间里的吊灯、电扇，有的拆去，有的 打破，有的弄坏，有的换了质量很差的次品了；连门的把手和绞链都弄得七零八落。墙上、门上还有红卫兵用墨笔写的口号：“砸烂狗头!”、“造反有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打回老家去,原地闹革命!” 等等。当时上海发还的房子十栋有九栋处于这样的状况，政府不管赔偿，我们就只能忍气吞声。本来，我想自己请人来大修一下。丈夫觉得一则，太麻烦；二则，谁 都难保以後不会再来一次这样的浩劫，我们何苦去做“前人种树，後人乘凉”的傻事；三则，让这些标语、口号留些在墙上给大家看看红卫兵的暴行也没有什么不 好。于是，只作了小小的修理，就这样得过且过地将就住着。
谁知这么住了十个寒暑，果然又遭了厄运，这次是因为修马路。 我家门前的马路原来是一条不宽的小路。五十年代初我们刚搬去时，那条路十分安静，只有附近一所很著名的女校上下课时才热闹一些。后来，上海人口密度越来越大，我们门前的路上开始行驶起公共汽车来。起先是一路，后来又增加了一路，变成行驶两路公共汽车的大路。再到后来，路上大卡车也越来越多起来。从我家门前那条路可以直通浙江、安徽等省，成了省际间的主要通道。尤其是晚上，运输大卡车一夜不断，我们会被车声惊醒多次。
到了九二年，市政府终于下决心拓宽这条马路，两边的房屋拆的拆 削的削，老百姓当然没有置喙的余地。我们的房屋在三叔公的房屋里面，不受拆除的威胁；而三叔公的房子沿着这条路，就首当其冲，被削掉三分之一。
工程开始了，所用的工人都是外地盲流到上海的民工。他们原来只是农民，毫无筑路的经验，有时连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政府又不对他们进行培训，再加劳保设施太差，所以伤亡事故不断发生。很多起严重事故就发生在我们家门口。比如：有一次挖土时，民工把煤气管挖破，引起爆炸，当场炸死两人，重伤十多人；煤气火焰高达两层楼，幸亏周围的房子已经拆除，没有酿成火灾。另一次，民工把大口径的地下污水管砸破，污水外冒，又有工人当场中毒； 一霎时，沟水泛滥，马路顿成泽国。工程的经费又经层层克扣，中饱私囊，于是建筑材料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打桩的钢丝由五根改为两根，加固用的钢板长短、阔狭都不符合规格，造成施工时地面严重震撼，地层移动、走样，两边的房屋开始受到影响。
一开始，我只感到像地震一样，房屋日夜震个不停。一天半夜，突然一声巨响，我以为房子倒坍了，起来一看，原来卧房内厕所的墙裂了一道大口子。这条口子从三楼一直裂到底层，从房内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和月亮！以后，房子上的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终于成了危险房屋。
另外，从九三年二月开始，因为施工的关系，下水道堵塞，阴沟里的污水无法排出去，我家的小花园就积起了污水。从花园里，污水又通过地板下的通风口流到房屋下面，于是阵阵恶臭从地板下面透到房间里来。路上的排粪管也由于野蛮施工而被弄断，整条弄堂粪便横溢，黄金铺地，臭气冲天。全弄堂只有一架抽水机，抽了前弄，後弄就涨满；抽了後弄，前弄就涨满。一到晚上。工人下班。抽水机一关，第二天又水满金山。我们家的厨房里都进了粪水。只能搭跳板走路。我的媳妇、孙子去工地指挥部办交涉、送香烟，总算在我家花园里放了一架抽水机日夜不停地抽，才解决了涨水问题。但我搬回去後逐渐种上的花木却大多已被淹死了。原来两株梧桐树一到夏天浓荫满园，葱绿可爱，现在这两株梧桐也都死去。我丈夫心里非常不快，他觉得是不好的征兆。
针对这样的情况，我的小儿子就把房屋损坏的情况一一用照相机拍下，加上说明，复印数份，分送有关单位。他们都无话可说。另一方面，我们也把这情况告诉了在澳洲的子女。我大儿子很是担忧，连忙打长途电话来问情况。这时，正好台湾《中央日报》上登出台北一工程公司因施工不妥引起一栋四层楼民房倒坍而受法办的消息。大儿子就把有关报导和报上的消息复印下来，又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信，分寄市、区和工程指挥部，要他们严肃处理我们房屋受损的事故。这样一来，总算引起了他们的重视。不久，一个由几方面组成的小组就来我家调查。他们认为虽然房屋严重损坏，但还不至于到倒坍的地步。市房屋勘测机构决定专门成立一个工程师小组，负责拟定一个修复方案，答应待工程一结束即开始修缮我们的屋子。
马路到九三年九月完工通车，十月，工程小组就来我家商量修理房屋的事。不久，派来了一个二十人左右的工程队，再加一个年纪很轻的陈姓工程师做监工。工人们在我们院里搭了工棚，把没有被水淹死的花草全部铲除得一干二净，两棵死的梧桐树也被他们锯断做成了桌椅：于是，我的花园就彻底被夷为了平地！
修缮工程是以承包的方式来进行的，所以免不了上下其手、互相勾结、逐层克扣、偷工减料。我小儿每天回来总仔细检查一天的工程情况，发现他们做的跟合同上说的不一。比如：原来讲好整栋房子用钢丝网包裹起来，外面再涂水泥。结果，不但包裹用的钢丝网的规格降低了，而且只包了裂开的部分，没有包裹全部外墙。小儿子跟工头和工程师交涉，他们只是嘻皮笑脸地采取敷衍态度。我们怕把关系弄僵最後可能还是自己吃亏，只好委曲求全。本来讲好全部修理工程在一个到一个半月内完成，结果拖拉了三个月。上海十一月已经很冷，寒流来时冷到零度以下。我们就这样在窗户没有玻璃、厕所没有马桶、尘土满地的屋子里住了三个月。那张文革之後请人重画的“依然静好楼图”又被修房工人扔到地下、踩在脚下损坏了！
房屋还没有修好，倒又有人眼红了。那时，上海正处于房地产热的高潮时期。我们地区的房管部门跟一个私营单位勾结起来，成立了一个“西园房产开发公司”，采取瞒上欺下的手段，从区里开来一张“红头文件”，说：我们整条弄堂都是“危险房屋”，要马上拆除；区里已经把这块地交给他们开发公司来建屋开发了。这个公司的负责人拿了区里发下来的“圣旨”，气势汹汹地上门来威胁、利诱，要我们答应拆屋。那时，正好我大儿子从澳大利亚回上海访问。他认为现在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了，他们不敢再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歹；政府把民房弄坏肯花几十万元巨款修理、赔偿，就说明现在的政府比以前的讲理。更何况，即使他们现在再敢将我们扫地出门，我们家庭的情况也跟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不用去怕他！他们碰了一鼻子灰，结果只好空手而归。
到了年底，房屋终于修好了。虽然从外表看起来有“夏屋渠渠， 美ㄦ美仑”的气派，然而我和丈夫的心境都并不舒畅，相反还有一种不安全感，好象不久又会有什么意外发生似的。我丈夫说：“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独成眠”。他认为我家房屋受过损害，小园里的一草一木均被淹死，连原来标志“桐荫门第”的两株大梧桐树也难逃浩劫。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这地方的地脉已断，生意已竭，不宜再住下去了，还是赶快卖掉。正巧，我大儿子也早劝我们俩去澳洲定居。我们就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告别前后共住了三十年之久的老屋，来到了南半球。
在离开老屋的前一天早上，我丈夫同平时一样天还不亮就起来写了四首“别旧居”的诗：
履道闲坊认故庐，空桑何况卌霜余。敢云避俗翁今是，好向栖仁里卜居。撰杖比邻怜老惫，布施鸟雀集阶除。从教画出村夫子，秃管劳薪薄笨车。
思觅行窝廉让间，毛锥安足济时艰。 愧无邻壁余光照,倘许荆扉尽日关。陈迹苔阴遗屐印，车声门外有尘寰。最愁旧燕归来后，室迩人遐怅屋山。
委巷铿然杖履声，醉乡拓地费经营。墙低客过闻吟诵，园小花光管送迎。突兀杜陵广厦感，辛勤韩子结庐情。烟云泡影皆遗躅，弹指楼台即化城。
买宅钱多为买邻，著书仰屋枉劳神。世观漫等堂坳水，琢句争如食墨鳞。暇语灌畦资掌故，通衢广拓欲迷津。露车流冗恩差免，荒服曦和早得春。
来南澳后不久，我在上海的小儿子来信告诉我们，老屋已顺利出卖。于是，“依然静好楼”跟我们的情分终于告尽。虽然现在我跟丈夫住在大儿子的斯陡林红叶山庄倒是更名副其实的“依然静好楼”,但终究不是故乡故土，所以我们总免不了时时会回想起那幢老屋。现在，我就以这篇〈依然静好楼记〉作为我的《山居杂忆》的终篇，以纪念一个时期的结束，另一个时期的开始吧！
后记
我和家母合作的《山居杂忆》终于结束了。历时半年有余。本来以为只要五个月即可完成，结果多花了一个半月;本来以为只用二十万字就可写完,现在也多用了八万字。写完之后因为言犹未尽，就再加个〈后记〉。
《山居杂忆》是家母的回忆录。一般来说，回忆录多用时间顺序来写。这次我们用的却是以人或事为纲的写法，这倒有点像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在开始动笔的时候，我们却并未有意识想要如此。只是因为一开始是写杭州的四时风俗，后来就想到了写人，于是自然形成了《史记》以记人记事为纲的格式。
不过，跟《史记》不同的是，《史记》把人分成主次:以“本纪”序帝王,以“世家”述将相,以“列传”志士庶。各篇排列先后有序,绝不颠倒错乱。而《山居杂忆》却有意把各种人物混杂在一起，不分先后、主次。这正是为了要体现“人人平等”的思想。
事实上，本书内只有很小一部分写的是自己家人;其余篇幅,大多用于写亲戚、朋友、医生、老师;还有很大的篇幅用来写女仆、男佣。这是遵循周作人先生的主张,要写“人的文学”,把一个时代的人物、风貌记录下来。
家母从来没有正式进过学堂,她所受的教育只局限于十八岁结婚前的私塾教育。结婚以后，家母又从来没有正式到社会上去工作过。她的唯一社会活动经验就是五十年代被弄推选为妇女代表，以及差不多同一时期，响应政府要把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号召，去里弄生产组参加了一段短时间的劳动。所以，总体上来说，家母婚前只是一个闺房小姐，婚后只是一个贤母良妻：如此而已。但是即使如此，她也能通过她的亲戚、朋友、仆人来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再加她出身于世家大族，后来又嫁到一个社会关系很多的大家庭中去，所以即使她本人的社会活动有限，却并不影响此书表现的社会面。其实，作家的创作能力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跟他的社会活动并不一定成为正比，这点在文学史上也可找到根据。美国著名女诗人爱弥丽·狄勤生(Emily Dickinson, 1830 – 1886)一生住在家乡,除了三次外出访友或求医,几乎足不出户。生前，狄勤生只发表过两首小诗，但在她去世之后，却在她的遗物中发现大量诗作，总数达一千五百首之多，成为美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之一。 可见，即使毫无社会活动，也并不妨碍诗人的创作。
事实上，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很多。光是作为主题来叙述的人物就有几十个。如果把书中各篇提到的人物也计算在内，则大约有数百人之多。上到总统、大臣,下到贩夫、走卒，可以说本世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可以在本书中找到一点踪迹。这可能是本书最大价值之所在。
作为主题来叙述的几十人中恐怕除了倪兄之外，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山居杂忆》出版之后数年，我们才发现原来书中所写我的小舅也健在美国纽约。不过那是我写成〈后记〉以后的事了，不在这里更正原文，只加一注，用以说明 – 作者2007年注）所以，倪兄应该以作为活人而能有与死者同时列入史册的资格而感到荣耀!
在写人物时，我们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地加以描述和记叙，不因人“讳”言,让读者自己对文中的人物作出评价。虽然作为作者，有时也不免要在文中作一些评论，但我们希望读者能把这些评论看做是作者的一家之言而已，作者并不想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幸亏家母的记忆力很佳，所以能把几十年前的细节、小事都一一记出。在写初稿的过程中，家父也帮忙记忆。我在整理的阶段，则尽我之所能再加以补充或作些查考工作，尽量使文中所述准确可靠。但散文究竟不是历史，由于记忆的不确而造成的错误在所难免。好在即使历史书里，有意或无意的错误也通篇都是，所以，散文中有些无意识造成的错误当然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
本书不但所有的材料都来自家母的回忆，而且绝大多数篇幅都确是家母亲自动手起的原稿，我只是在篇章结构和文字语句上作必要的调动和润色。在整理时，我尽量保留家母底稿中的词句， 以使文章更有特色。在写作过程中，家父参加的意见很多。很多细节都是由他提供的，尤其是有关历史和典故方面的材料。 书中有极少几篇，是由家父起草，再由我修改、整理的。每篇文章写完，则都由我们三人共同讨论修改。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三人合作写成。但既然家父不想署名，我们就仍用两个人的名字，这样也显得前后一致。
今年是家父八十岁寿辰，也是家父、家母结婚六十周年。《山居杂忆》的完成倒正是对这两个喜庆的最好纪念!
徐家祯
一九九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于斯陡林红叶山庄
再说鬼故事
最近听见儿子说，见到《澳洲新报》上香港消息，讲近来有几宗杀人案，破案经过有点扑朔迷离，好像有鬼神在指使一般。儿子的话，使我想起儿时听见过的鬼怪故事。
其实，鬼神之事，若有若无。信者曰有，则信之；不信者曰无，则不信之。大多数人则似信似不信而已。
我曾在《山居杂忆》中写过一篇<鬼故事>，回忆儿时听说的鬼故事。有的故事在最近国内出版的佛学杂志上还得到过印证，有的则就发生在自己家中老屋里。虽然我自己一辈子从未亲眼见过鬼神，但是有的传说真有点说得神乎其神，使人似乎不得不信。现在就记忆所及，再说几则。有的故事还是有相当地位的人所说的，真是信不信由你，只能姑妄听之罢了。
记得我十多岁时，我父亲曾对我说，他祖母家的房子很大。一天，不知是谁半夜醒来，听见房外走廊里有人穿着竹布裙行走的声音。那时，女人通行穿裙子：富人穿的是绸裙，因为布料很软，走起路来声音就很轻；穷人则穿布裙，用的常是一种浅蓝色、很硬朗的布料，叫“竹布”，走起路来窸窣有声。那人听见房外有声，遂把帐子帘子拉开一点，向窗口一看，只见有一个老妇人的脸，在窗口向房里张望，一会儿就不见了。那人第二天把见到的面孔向大家描述，却没有人曾在家里见过这样的老妇人。况且在半夜三更，大门都关严了，也不可能有外人还在走廊里行走、张望。于是，大家都认为那人见到的是鬼。
以前，一般人还都相信：要是有人在家里见到鬼，往往就意味着这家人不是刚刚死过人，就是将要有人死去了。这是因为所谓的阳气一衰，阴气就盛了起来，鬼怪也就此趁虚而入了。
我有一位女亲戚，她告诉我她十七、八岁的时候，母亲故世了。过了不多几天，一日傍晚，她看见有一个不认识的人走上楼去。因为那时天色已经昏暗，她不及看见那人的脸面，但却清楚地看见那人穿着黑漆皮的双脚。她忙叫佣人上楼去看是谁，但佣人下来说，遍寻楼上各个房间，都不见人影。于是他们全家也都相信刚才我亲戚看见的是鬼了。
还有一件事是我们的老朋友周仲民告诉我的。他说他太太病重时的一天黎明，他醒来时看见太太床后有一个很高而黑、面目不清的人影站着。不久，人影就消失了。就在这天，他太太去世了。所以，周先生就相信那个人影其实就是来招他太太魂灵的阴差无常。
在我很幼小的时候，我母亲也告诉过我一件她亲身经历的鬼故事。记得那天我同母亲睡在一张床上。她说她六岁时，因为其父（即我的外公）在外地做官，所以全家都旅居在当地一所租屋之中。一天傍晚，我母亲走进她父母房中去，只见有人躺在他们床上，穿着红衣服、黑背心。我母亲以为是她父亲躺在床上，正要喊叫，忽见那人在床上直立起来，头一直碰到高高的帐顶，但没有看清那人的面孔长得如何。那时，我母亲还是小孩，一见，就吓得大哭起来。我外婆听见哭声，连忙跑来问原因。我母亲即告以看见的人影。当然，我外婆并没有看见床上有什么人。于是，大家也都相信这屋里有鬼。就在这一年，我外公就因病去世了。我外婆家，也就此搬回了杭州。
记得当时我一听我母亲说的这个故事，就吓得贴在母亲怀里，不敢动弹。从此之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鬼”这样的事物。但是，我现在已经活到八十二岁了，却从来没有见过有“鬼”。所以，觉得，大概“鬼”这东西，也只能姑妄听之罢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
于南澳州绿陂寄庐（注2）
二0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重新整理于刻来佛寺树熊山庄
（注1）我与母亲合作的《山居杂忆》出版之后，反映极佳，于是，我和父亲就又怂恿母亲续写。但是，一本书已经写完，再硬接下去的续集，往往总会有狗续貂尾的味道了。清青莲室主人续的《水浒传》是这样，高鹗续的《红楼梦》也是这样，我们想请母亲写《山居续记》，当然也没有什么结果。记得她只动手补写过两篇：一篇就是这篇<再说鬼故事>，还 有一篇则是写她大哥，也即我在杭州的大舅的。但是，我看后觉得质量不如《山居杂忆》，也就放着没有整理。今天不知怎么，忽然找到<再说鬼故事>这篇，就整理出来，以飨喜欢《山居杂忆》一书的读者。
（注2） “绿陂寄庐”即我母亲生前最后一个住处，在Greenbank路，于是我父亲就把它译成“绿陂”。“陂”者，水边、岸边也。至于叫“寄庐”，那就是把短暂的人生看成是在尘世的寄居，是暂时的居住，所以，住的地 方也就叫“寄庐”了。
此文写成时，我母亲八十二岁，再过六年，她就去世了。写此文时，她说从没见过鬼神。然而，要是世上真有鬼神的话，她现在自己不就成了鬼神了吗？我倒真想有机会能问一问她：那么，到底鬼神真有，还是真没有呢？！
在我听到的鬼故事中，最使人不得不信的，就是我父亲的老友钱家治先生告诉我父亲的几件事了。钱先生号均夫（可能应是“钱君甫”的笔误），即中国所谓“火箭之父”钱学森先生的父亲。我想，要是钱学森是“火箭之父”，那么钱均夫就应该是“火箭之祖父”了！钱均夫先生是我父亲日本留学时的好朋友。后来回国，在杭州任教育工作时，与我父亲也常有来往。他们两人都笃信佛教。钱先生后来在上海定居过，似乎还是上海佛教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好像是五、六十年代，他儿子钱学森在北京工作，就把钱先生接去北京住了。我想，因为他儿子工作性质的原因，他与人通信一定也不太方便，于是去北京后跟我父亲来往就少了。（注1）
以前，钱先生住在杭州时，常来我家。但我家有规矩：男客一律不进内室，男主人总在花厅会客，因此，我当然就不会有机会亲耳听见钱先生的故事。不过，等他一走，父亲往往就在饭桌上把他从钱先生处听到的故事转讲给我们听。至今，有的故事我还记得。
钱先生既信佛教，当然也信因果报应、转世轮回之说。有一次，他说：他有一友人，到外地旅行，在旅馆住了一夜。晚上，房里的电灯忽然暗了几下，然后突然出现一个中年女人，站在他床前。那女人说，因为缺少路钱，所以死后灵魂无法回到家乡，现在特来此向他讨钱，希望他明天烧些纸钱云云。说毕，即不见踪影。这位朋友第二天就遵其所请而买了一些纸钱焚烧给她。记得钱先生还说：这位友人一定本身缺少威光，故而鬼才能入侵也。
还有一次，钱先生特地来我家告诉我父亲他自己的一次亲身经历。那时，他太太刚病故不久。因为死得突然，他太太临终未能将家务事情交代清楚。平时，钱家的事情都是钱太太一人在调度、安排，现在只剩钱先生一人在家，常常连日常要穿的衣服都找不到，因此心里十分苦恼。有一天早晨，他还没有起床，太太娘家一个男仆就急匆匆地来请钱先生到他岳家去，说：“姑太太（即钱太太）附在小姐（即钱太太的内侄女）身上了。现在正要对姑老爷（即钱先生）说话。”钱先生立刻起身前去。只见内侄女还睡在床上，双眼紧闭，口中喃喃有词，连声音也跟她原来的不同了。见了钱先生，内侄女涕泪交加，用钱太太的口气说：“我因急病身亡，临终不及遗言。见君找不着衣服，看了难过，今将去投生，求阴差答应，附在侄女身上，讲几句给你听听。”然后，讲了什么衣服放在哪一只箱子里，还说了一些要保重、当心之类的话，恋恋不舍之情显而易见。她还要钱先生烧三支香，说，否则就不能出门。钱先生依其言做了。不久，这位内侄女就醒了过来。大家问她怎么会说这么一番话，她竟一无所知。钱先生回家去依言一找，果然衣服都在她说的箱子里。奇怪的是，这位内侄女平时并不清楚钱家家务，她何以知道钱先生的衣服放在哪里呢？更何况她并不住在钱家，恐怕连钱先生找不着衣服的事情都不会知道！
钱先生住在上海时，就住在愚园路岐山村，离我们江苏路的家很近，走路只要十多分钟就到。五十年代，我父亲最后一次来上海，住在我家，钱先生就常过来探望我父亲，一起长谈。记得那年中秋节，天气特别热，晚饭后，我们全家都在花园里吃西瓜、乘凉，钱先生也在。那晚，钱先生与我丈夫和父亲就大谈西藏活佛、密宗、鬼怪之类的事。我大儿子那时还小，也在旁边，后来他就把两件事写在他的《东城随笔人物篇》这本书里了。我记得的跟他所述大致相同，只是我记不清，那两件事是钱先生说他自己的经历，还是在说他熟人的经历。不过，事情确实是那样的，这里姑且也就当是钱先生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说吧。
一件事是说舍利珠的事。因为钱先生是佛教界头面人物，所以跟西藏宗教领袖有来往。他说，一天，收到一位活佛的信，说释迦牟尼佛的一颗舍利珠某日要到达，请钱先生去迎接。但信中只有到达的日期，并没有说去迎接的时间和地点。钱先生不知道该如何去迎接才好。指定的日子到了，钱先生正在家里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忽然看见他家天井上空有一只乌鸦一直在盘旋，似乎不愿离去的样子。钱先生就走到天井，伸出手掌。这时，从乌鸦嘴里突然掉下一物，正落在他手中。他一看，真是舍利珠！于是，迎入寺中供奉。
还有一天，钱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了佛教学会中还未公开、暂时尚需保密的一件事。信寄出之后，他十分懊悔，但已无法追回。几天以后，他去看一位活佛，谈起此事，并表示歉意。活佛笑着说：“没有关系。”说着，便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来交给钱先生。一看，正是前几天他亲自寄给友人的那封信。信并未拆开过，信封上却已盖上了邮局的邮戳，只是最后却没有抵达友人的手中。
这几件事都是钱均夫先生的亲身经历，不应该算成是道听途说；而钱先生又是一位德高望重、博古通今、很有社会地位的人，所以，似乎连平时不信鬼神的我，也有点不得不信了！
我想，所谓“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那是因为孔子以为“未知生，焉知死”，所以必须“敬鬼神而远之”。我如今已经八十二岁了，对于人生的甜酸苦辣都已历尽，所以现在一反孔子之道而大谈鬼神，应该也算无伤大雅的吧。
我的哥哥恺之
常听人家说，人到老年，总把远事记得甚清楚，而将近事忘却得很快。现在我已是虚岁七十有九了，真有这种体会呀。
去年因儿子家祯的鼓励，不觉写了五十篇人与事。儿子说我还有不少事情可写，一次次劝我再写下去。但我却以为，我是一个家庭老妇，有什么新鲜动人之事物可书诸于笔墨、值得让人们去看呢？我屡次写信给我杭州的哥哥恺之兄，告诉他我儿子不该将我婆婆妈妈、噜噜苏苏的事情整理出来，公之于众，使我汗颜惭愧不已。不料我哥哥复信，说我“老年交了文字运”。还说“既交之，则何不续之？既可解寂寞，也可使后辈知道一些从前的情况。”因此，自昨天接读了哥哥的来信，我心中就不免有些活动起来。但思前想后，实无再可回忆之事。今日上午，忽然念及小时候与我哥哥的一些淘气情况，一路想来，一直想到目前情景，竟有点情不自禁起来。再一想，我已经在《山居杂忆》中写了一篇《我的弟弟宜官》，何不现在也来写一篇我的哥哥恺官呢？遂提笔书此。
我父母生了三个小孩。我哥哥高恺，字恺之；弟弟高悌；我高嫕，字诵芬。我与哥哥、弟弟各相差三岁。三兄弟姐妹关系一直都很好。
我还记得我只有五、六岁时，老屋还没有翻造，厕所间在卧室的后面，白天很暗。那时好像杭州还没有电灯，所以也无灯可开。我哥哥那时只有八、九岁，怕黑，每次去厕所大便，都要我在他旁边坐在小凳上陪他。有一天，我学大人的口气对他说：“你要是没有我这个妹妹，就苦了！”
我十岁以前，因两次跟大人逃难，失去好好读书的机会，直至十一岁，父母才请了一位黄先生到家里来教我们兄妹三人。我是没有天智的人，也不肯用功，因此每天上的课，只知像小和尚念经般地念。虽然每天晚饭后自己也要苦念、苦背到九点才上床，但其实对所念、所背的内容一知半解，只求早上在先生面前背得顺利即可。后来，我兄弟们在家念到十四岁就都进了学校，亦均学有所成：哥哥是吸血虫病研究专家，弟弟则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是化学工程师。只有我一生管管家务，孤陋寡闻。
记得那位黄先生的两位女儿住在杭州江头，他每天回家不便，开始就住在我家。后来，他把女儿搬到我家附近，租房居住，他自己也早来晚归，不住我家了。他一般每天早上来，下午四点回去。夏天，他来得很早，七点来，七点半就上课。一到馆里，要是看见我们三人还不进馆，就按书馆里的电铃，按个不停，意思是催促我们快去上课。要是那时我们正在吃早饭，就得赶快三口并两口地吃完，或者干脆放下筷子，快步跑去上课。所以，每天都要起床起得很早。每到晚上九点，已觉十分瞌睡。早上也是勉强醒来的。中午，由我哥哥陪老师吃饭，我们则回家吃。哥哥吃完，进来玩一会，到一点钟回书馆上课。三点，佣人端点心进去请先生吃点心，我们也回家吃点心。四点钟下课放学。
记得有一天下午，母亲出门去了，走前关照我家的男仆阮司务去买热的沙壳老菱来给我们三个孩子当点心吃。沙壳老菱是秋天江南水塘里产的一种果子，壳深褐色，很硬，煮熟后里面是白色淀粉质的果实，很好吃。因为母亲不在，我们自己分食买来的老菱，分得不匀争吵起来，互相追逃。我从小跑得很快，哥哥在后面追我。我们家很大，我在回廊里转来转去，哥哥追不上我。最后，走到书馆我的座位上，才无路可走了。晚上，母亲回家，我和哥哥两人一起在母亲面前告状，诉说对方的不是。最后，母亲判决：大家不好，各打三下手心。我记得我九岁以后就不再流泪了，认为哭泣是可羞的事。所以这次虽被母亲痛打三下手心，我也忍住不哭了事。
我十五、六岁时，哥哥订了一本柯达摄影杂志以及其他各种外国电影明星画报，于是就爱上了摄影。他看到摄影杂志上有征求投稿的广告，就拍了各种照片寄去，还要我做他的模特儿，摆出各种姿势来让他拍照。有一次，他看见一本电影明星杂志上有某影星留前刘海拍的照，就一再劝我把前额的头发也剪成这样，我坚决不肯这样做。他每天一放学就来央求我剪头发。我情面难却，只好勉强在前额留了薄薄一层头发，让他拍照。后来，我看见画报上梳这种发型的女孩子越来越多了，就也梳这样的发型一直梳到我结婚。我哥哥替我拍的那张前刘海照片，竟然到现在还在。
也在差不多这个时候，我哥哥去买了一架唱机回家。那时的唱机不是电动的，要靠手摇发条带动转盘；每放一张唱片，还要换一根钢针，很麻烦。但是，在杭州，二十年代，唱机是很新奇的东西。我哥哥还买了几张当时流行的中外歌曲唱片，如：“大路歌”、“渔光曲”、“桃花江”等。我们兄妹就跟着学唱。哥哥也买了京剧梅兰芳、程砚秋等四大名旦和马连良、言菊朋等名角的唱片回来。于是，我们兄妹三人每天都学唱京剧。我和哥哥都最迷程砚秋的唱腔，因为觉得程派唱腔更婉转动人。后来，哥哥每次路过上海，必买几张程砚秋的唱片回来。要是遇到程砚秋正好在上海演出，则必去戏院观看，过一番瘾。回到杭州，还要把演出情况告诉我听。
我小时候嘴很凶，不肯服输。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情与母亲顶嘴，我受了委屈，哥哥很为我而感到不平。当时，我在自己房中生气，不肯出去。哥哥进来对我说：“这件事我看是母亲不对。”我一听有人帮我，更感委屈了，心里一酸，大声哭了出来。哥哥怕我母亲听见，忙把我拉到后花园去劝解一番，我才停止。
我十六岁、哥哥十九岁那年正月，我哥哥与我父亲去岳坟上我们曾祖父母的坟。那天，我父亲是坐自家的包车去的；哥哥说他要骑自行车去，说好到坟上碰头。到岳坟去要经过把西湖分割成里西湖和外西湖的白堤，白堤上有两座桥，车子冲下去时开得很快。我哥哥跟在一辆公共汽车后骑车，汽车到站了，他就从车后转出来，谁知对面正开过来一辆小汽车，撞到他身上，一下弹出去好几米。他戴的眼镜脚嵌进太阳穴里，舌头都咬断一半，人昏了过去，毫无知觉了。
我父亲在岳坟等了我哥哥好久，不见他来，只好自己上好坟，独自去三叔祖家打麻将去了。下午，家里账房派人去找我父亲，说哥哥出了车祸，被人送进医院了。原来我哥哥进了医院，医院见他伤势很重，也不知是谁家的孩子，就先抢救了。等我哥哥醒来，抢救已经完毕。哥哥不能讲话，就在纸上写了家里住址、电话，还写明不愿追究撞他的司机，因为这是他自己的不是。医院就立即通知我母亲。
我母亲那天感冒初愈，正躺在床上。接到电话，马上起床要我同她一起到医院去。她不知我听了这个消息，惊慌失措得哭都哭不出来，想想实在不敢去看医院里躺着的哥哥。母亲以为我不肯去，就骂了我几句，与我弟弟走了。他们一走，我心中伤心，就独自在后房间痛哭一场。
晚上，母亲回家报告了哥哥伤势详情，还说，医生给他缝上了舌头，但说，不知道伤愈之后能不能讲话。我当晚睡在床上，想想哥哥的情况，又暗暗大哭起来。
那天晚上，我父亲和车夫阿根陪在医院过夜。次日，我与母亲和弟弟又去医院探望。如是一周，医生给哥哥舌头拆了线，知道他仍能说话，大家就放下心来，都说我哥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目前看来，此言果然不差也。
我在家里住到十八岁结婚，嫁到徐家来。出嫁前一年，我已订婚了。一天，我和哥哥在家中后花园旁边一间凸出在园中、三面有玻璃窗的房间里，他正在为我拍照。他忽而对我说：“明年此时，你已去徐家了。我不能再像现在一样，可以随意为你拍照了。”我听了心里很是难过，真想流下泪来，只好勉力忍住。此情此景，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结婚后徐家也在住杭州，我跟哥哥就仍常有来往。记得结婚第二年，我丈夫与我去西天目山旅行，也邀请我哥哥同往。回杭之后，哥哥坚持要还旅费给我们，后来我丈夫就买了一部书送他。
结婚后一年半，日寇犯杭，我与徐家一起逃难，最后全家迁移上海。我父母与我兄弟则逃到浙江永康。我去沪那年，我哥哥因考取医学院要到重庆去念书了，就先从永康来沪，再从沪乘轮船到重庆去，因为那时大学都纷纷内迁了。在上海停留期间，我给哥哥买了一副布面的新被褥，让他带着去重庆。后来，我又好几次从上海寄食用品，如：食糖之类的东西给他，因为那时内地物质缺乏，连日常用品都常常无法买到。但后来，邮包常会遗失，最后，上海到重庆的邮路都中断了，我才停止跟他联系。
抗战八年，终于把日寇赶出中国，邮政亦通了。我哥哥来信说，他已毕业，在重庆医院当医生，不日就要迁到南京工作了。我听了十分高兴，因为南京离上海不远，我们可以时常见面了。一天，我正在上海戈登路我们大家庭那栋五开间三层楼大房子的楼上走廊里坐着，忽见花园里拉进来一辆人力车，在屋子正面的台阶前停下，车里走出来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再定睛一看，原来是我哥哥。我喜出望外，连忙跑下楼去招呼，一面关照佣人帮我哥哥把车上的行李拿到我们住的楼上去。他打开箱子，取出送我的一幅重庆出产的竹帘画及白木耳等土产。他也带了一些东西分送我的长辈们。看见我已有三个小孩了，十分高兴，记得他还特意出去买了一些玩意儿送给我的小孩子们。
我哥哥告诉我，他在重庆医院里认识了一位女药剂师，年龄比他小好几岁，两人感情甚好，准备订婚了。他给我看了他女友的照片，相貌清秀端正，我心中很为他高兴。现在他要到南京工作了，他女友亦调到南京，仍与他同事。我在哥哥上任前交给他一块红底白花的绸料，要哥哥转送给我的未来嫂嫂。
又过了若干时日，我哥哥他们两人均调到杭州工作，我也正回杭去探望父母。我和丈夫陪着我哥哥去他女友家拜访她的二老。我父母也第一次请他女友到家里吃饭。我记得那天杭州书画家朱孔阳先生也在座。下午，我兴致很好，建议一同去游西湖，并在楼外楼用晚膳，直到很晚才回家。现在回忆当时，八年抗战，全家分离，胜利后回杭，还能一家团聚，何等幸福呀！此情此景，已如梦中，不可再来了！
我哥哥订婚，我与丈夫带了三个孩子去参加订婚仪式，仪式之后，在某酒楼吃两家的会亲酒。结婚时，我原定也要去参加的，到时，却发现我已经怀上了我最小的孩子，也就是第三个儿子了。要出发前几天见了红，医生关照不能出门，要在家休息，只好由我丈夫带了三个小孩，由保姆陪同，去参加我哥哥的婚礼。那时，我大儿子已经五、六岁，我女儿也已四，五岁了，他们俩就当了我哥哥、嫂嫂的一对小傧相。后来，我看到他们在照相馆拍的结婚照上，我大儿子穿了一套小中山装，我女儿穿了一套小连衫裙，站在新郎新娘和别的大傧相的旁边，十分可爱。那张照片倒竟然也保存到了今天。
过了几天，我身体好了，就回杭州去祝贺我哥嫂。见了新嫂子，我心中颇觉温暖，因我从无姐妹，所以觉得这嫂子就像我的亲姐妹一样。记得我父亲以前在我还没有出嫁前说过：姑娘要先嫁，哥哥要后娶，这样姑嫂之间就会客客气气，不会有摩擦了。所以，我想，现在我先出嫁，哥哥后娶媳妇，我与嫂子也会有好关系的。事实上，我们几十年如一日，姑嫂一直和好相处，从无争吵。
我这位嫂子人很能干。在外，能工作；在内，会做菜、做点心。记得她一嫁过来，就动手做葱油花卷给我们吃。我们家里以前别的点心都做，花卷倒从未做过，于是我又学到了一种点心的做法。据我哥哥讲，我嫂子还会做饼干呢！
我哥哥结婚比我晚好几年，因此他的大儿子比我最小的儿子还小四个月。每次我回杭，他们两表兄弟总玩得很融洽。我这大侄子从小很重感情，所以每次我们要回上海去时，他总依依不舍，要大哭一场。后来，我们在临走时就叫佣人把他抱得远远的，或者到邻居家玩，不让他看见我们的离开。后来，我哥哥嫂嫂又有了一个女孩。每次我去杭，那小女孩子都对我很亲，我亦心中感到十分温暖，常喜欢抱她。“文革”前，我父母还在，我每年都至少回杭州去一次。每次都从上海带了东西送给两个侄子、侄女，还带他们去游西湖。这真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之一。
一九六六年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冲乱了我们的生活。“红卫兵”抄了我们家，将我们全家“扫地出门”，我丈夫也重新受里弄管制，不许出门。
在杭州，我父母、兄嫂家亦受“文革”之打击。其实早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我父母已经无法维持高家原在孩儿巷布店弄老屋的大房子，于是就把整栋房子卖给了国家。高家自迁杭始祖高士桢从乾隆年间就开始住在此地，两三百年间，人口增长、屋宇扩建、庭院延伸，最终成了杭州城里屈指可数的大家族。而这株根深蒂固、枝茂叶盛的大树，到了“解放”，却终于被连根拔起，迁移他处了。我哥哥的丈人原是安徽合肥大学教授，后来调到杭州教书，就全家搬到杭州来定居。他们在四九年前造了并排的两栋西式房子：一座有院子的平房，供自己居住；一座也有院子的楼房，供出租做投资用。在这两座房子对面，还有一大块空地，本来也是准备造房子的，但是共产党掌权以后，这个计划无法实行了，就只好一直空着，成了荒地。我父母卖了自己的老屋后，就租了亲家两层楼那栋房子的楼上一层，与亲家成了隔壁邻居。后来，到了六十年代初，他们又搬到亲家原住的那栋平房去住了。所以，四九年前我们全家凡去杭州，都住在我娘家；但是四九年老屋出卖之后，我父母家住房缩小，我们去杭，就只能住在旅馆了。（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