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文革”之前我父母他们的房子已经缩小了，所以他们就没有被“扫地出门”，但当然，“红卫兵”也还是去抄了家，还说“有名的‘高半城’怎么家里没有金银财宝？”不相信，于是挖地三尺，想找出暗藏、转移的财物，比我们在上海的家还抄得厉害，最后当然一无结果。只是可惜了花园里几缸名种荷花 —— “红卫兵”把大缸敲碎，想找“藏在缸底污泥中的金银财宝”，结果就使这种白底红边的荷花绝了种。这个品种，好像还是我在美国的弟弟以前培养出来的呢！当然，那时，人命已经难保，谁都不会去关心荷花的命运的！
我父母那时已经八十多岁，受不起这样的打击，就相继卧病不起了。我当时日子也很不好过：扫地出门之后，街道“造反派”说：“资本家不能用煤气！”不许我们家在新住处装煤气设备，我就只好重新每天早晨起来生煤炉；家里除了要买菜、烧饭、洗衣，做家务外，我还要照顾半身不遂的丈夫；作为“四类分子臭老婆”，我还要被“红卫兵”“勒令”去扫弄堂、搞卫生；…… 但一接到我哥哥来信告诉我父母这样的情况，我只好抛下丈夫，把我当时已分配在上海郊区农场劳动的小儿子叫回来暂时照管一下家里，独自去杭州探望我父母了。
到了杭州，见我父母已经被从正屋赶出，住在井边一排厢房间中的一间了。他们二老，原来已经分居多年，本来各有各的屋子，从不住在一起，现在，“红卫兵”却硬叫他们同室而居！那厢房很小，两张小床无法并排放，只好一张靠墙，一张靠门。
我父亲平时十分耐心，有了病也一声不吭。我每次问他有何处难过，他总回答说：“没有。”而我母亲本来就十分胆小，被“红卫兵”抄家一吓，就有了小便问题，日夜都要起床小便多次。我把她抱起来放在床边便桶上解手，只觉得她已经瘦得骨瘦如柴了！在便桶上，没有肌肉的臀部接触到桶边就要叫“痛”，在便桶上坐都坐不住。那时，他们家还有一个老做的女佣在。我不在时，母亲要小便，就由她来抱。我母亲说我手脚很轻，比那女佣抱她时好得多，“到底同佣人不同”。我母亲还有便秘的问题。每次她大便困难，我给她塞“开塞露”通便后，她都说“舒服。”
我住了几天，我父亲就去世了。我们就瞒着母亲，怕她要害怕，就只说我父亲病重，送医院去了。其实，那时即使病重，医院里也是不收“四类分子”和家属的，只能在家等死！但我母亲当然不清楚外边真情，所以至死都不知道她丈夫已先她而去。
我父亲去世后一天，我就回上海了。到了该年阴历正月，我大儿子去杭州看外婆和大舅一家。几个月后，我女儿刚结婚从西安探亲回沪，也同了丈夫一起去福建她丈夫家去见公婆，顺路在杭州停留几天探望外婆。我母亲还对我女婿说了“要爱惜妻子”等话。她还对我女儿说：想吃鸡蛋，但是佣人告诉她“现在鸡蛋买不到”。我女儿上街一看，店里明明放着鸡蛋卖！就买了一篮放在她外婆床前，还留了十多元钱给外婆用。那时大家经济都很窘迫，也只有这点钱可以拿得出来了。等她走后，佣人是否做给外婆吃，就不得而知了！
数月后，我母亲病重了。我兄嫂那时在杭州近郊劳动，哥哥想请假回家服侍母亲，单位不允，只许我嫂嫂回去。我母亲有媳妇在旁服侍，总算享了几天福。我嫂嫂后来告诉我：她给母亲洗脚，母亲感激得流泪。我自问做女儿的没有好好服侍母亲，还不及我嫂子能代我服侍到我母亲临终，至今心中不安。真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呀！
“文革”以后，“改革开放”。我八十年代初带了我第二个媳妇和大孙子、外孙女去莫干山过夏天，顺便在杭州我兄嫂处停留了三天。我外孙女要我带她去看她母亲（即我女儿）小时候掉落到西湖去的地方。我就带了两个孩子和我的二媳妇去孤山放鹤亭下面的湖边（注2）。那天我们还去楼外楼吃了龙井虾仁和西湖醋鱼。第二次我再去杭州，那是我的二媳妇陪我去她的娘家长沙，我们又在杭州路过住了几天。这是我最后一次去杭州了。（注3）
我每次在杭州兄嫂家，总会在父母原来住过的房间门口站一会儿，望望里面，不愿进去，心中既悲又怯。我本是个内向的人，表面上看去不易哭泣流泪，但事实上却心常怀悲哀。我父母在世时，我每晨醒来，总会想想：不知道父母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了。自父母去世，我就只想兄嫂不知现在在做什么了。
我的大侄子后来去香港做生意得发，在深圳蛇口买了一套公寓，因为冬天杭州太冷，就叫他父母每年冬天去蛇口过冬。我哥哥打电话给我，要我夫妇也去那里避寒。但那时我丈夫正患疝气，不敢长途旅行，我就没有领我哥哥之情，很觉抱歉。
在我和丈夫赴澳定居之前，我原想由媳妇再陪我去杭州一次，与兄嫂聚聚。但是那时他们正在蛇口，而我的行期已定，于是赴杭计划也就作罢了。现在我来澳洲已经五年，从此，我与哥哥大约更加难以会晤矣！（注4）
一九九九年写于南澳绿陂寄庐
二0一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重新整理于刻来佛寺树熊山庄
（注1）：此段完全是我所加添的，因为母亲原文中并没提到我外公家四九年后房屋的变迁情况。而缺少了这些背景情况，读者看到抄家部分就会产生误解，以为他们那时还住在原处了。 —— 徐家祯注
（注2）：大约我五、六岁，我妹妹四、五岁时，夏天，我们全家去杭州西湖游玩。那天下午记得是去到孤山背后里西湖的放鹤亭。那时，放鹤亭上是个茶室，可以坐着喝茶。我父母他们在喝茶，我和妹妹，可能还有弟弟，就走下亭子去玩儿。我看见湖里有小的游鱼在游动，就喊妹妹他们来看。湖边有台阶，台阶上有水，我妹妹一滑，就跌进了西湖。我吓得发呆，只看见妹妹慢慢沉入水中，才大声喊叫。母亲听见喊声，连忙从高高在上的放鹤亭上飞奔而下。跑到湖边，只见妹妹已经全身没入水中，看不见了，只有双手伸过头顶，虽也在水中，但还能看见。母亲赶忙蹲下身去，一把抓住妹妹双手，把她拉出水面。妹妹全身淋水，站在岸边大哭起来。那天的游湖就这么结束了。后来听船伕说，里西湖放鹤亭一段的水最深，所以要是没有母亲的急救。那天就要弄出人命大祸来了！—— 徐家祯注
（注3）：2000年六月，我去长江三门峡开会，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动员母亲与我同去。最后，她终于同意了。记得那次是坐新加坡航线，在新加坡停留一晚，第二天到达上海的。我开会期间，我弟弟一家就陪母亲去杭州看望大舅和舅妈。这，才是母亲最后一次赴杭。—— 徐家祯注
（注4）：母亲出国后回杭州去过一次，所以，与她兄嫂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0年六月。见前注。—— 徐家祯注
说说沪杭的私人医生
以前中国的医疗体制，跟现在的很不一样。四九年以前，除了医院 —— 公立、国立医院很少，大部分不是私人医院，就是外国教会办的医院 —— 以外，生了病就要去看“私人医生”。不管中医、西医都如此。四九年改朝换代之后，私立医院大部分变成了公立。到了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没有变成公立医院的私立医院，也“公私合营”了。而私人医生，则也大多“合作化”起来，成立了“联合诊所”，或者进医院去看病人了。于是，所谓“私人医生”开业的“私人诊所”，就越来越少了。但是，据我所知，在上海，“私人诊所”是一直存在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的。该年八月，“红卫兵”上街“扫四旧”，上海才真正取消了“私人医生”的“私人诊所”。至于外地是否如此，我就不很清楚了。“改革开放”之后，私营医院倒又恢复起来了，但是私人诊所，在中国好像还没有恢复。当然，不合法的“地下诊所”，是不能算数的。
我家传统，以为医院设备不佳，医生资格浅，病人太多，因此医生看病马虎了事、很不仔细，于是，凡是生病，除非要开刀，只能进医院，否则，就一定去看私人医生的。即使要进医院，也必进私人医院，因为还是可以请私人医生开刀，可靠一点。所以，从我有记忆开始，到“文革”开始私人诊所取消为止这半世纪中，我在杭州、上海两地看过的私人医生不计其数。有的在沪杭一带，甚至全国，都算十分名医。有的还成了我们家很好的朋友。
我在《山居杂忆》里就写过三位医生：一位是杭州我小时候看过的孙云章医生（注2），还有两位，则是上海的吴烈忠医生（注3）和汤书年医生（注4）。这三位医生不但是我们的好朋友，还是我家的世交，有了两三代的交情了。现在，我想写的，是出现在我头脑里的另外几位医生，对现在没有看过私人医生、去过私人诊所的读者，或许会有些新鲜感。
我小时候住在杭州，一直住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一九三八年我二十岁时，才搬到上海去住。因为离现在太久，小时候看的杭州医生就有点记忆不清了。记得，当时，凡是大人有病，总请几位所谓的名中医来看病，如：金之久、黄向全。这几位医生我有没有见过都已记不清楚，连他们的大名写得对不对都不知道了，因为只是常听大人在嘴里叨念而已。这些医生都是杭州近百年前的名医，我想，即使在杭州，现在大概也找不到听见过他们名字的人了。我父母中西医都相信，所以，有时也看西医，如：江秉甫、黄自雄、张宝庆、钱潮，等等，都是留学生。我们小孩生病，则看一位叫包金林的西医。记得他总穿西装，打领带，脚上一双黑皮鞋，在杭州，当时是很洋派的打扮。他总给我们喝一种暗红色的药水，有甜味，大概就是咳嗽糖浆之类的东西吧。我们生小病，就去包医生诊所就诊；有热度发烧，就请他出诊来我家看。
记得我十几岁时，杭州出现了一位后起之秀的中医，叫陈道隆。他无论门诊、出诊，都先替病人量体温。这在当时杭州，是很新派的事情，因为一般中医，是只把脉，不量体温的。于是，大家都相信他，一时就生意兴隆、名声大振。有一次，我哥哥出痧子（即得麻疹）了。那时，他已十四岁。在中国当时，出麻疹是很普通的事情，人人一辈子都一定要出一次。出过一次，一辈子就不会再出了，因为体内会产生免疫力。但是，一般人出麻疹，都是很小的时候 ——大约三四岁、七八岁的时候。年龄越大，病情就会越严重。要是到了二十多岁才出麻疹，往往就会有性命之忧了。
因为我哥哥出麻疹很迟，所以我父母很担心，就请西医孙云章和中医陈道隆两位来会诊。记得陈医生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身穿毛料长袍，脚上穿的却是西式的黑皮鞋。他说：得麻疹的病人要保暖，不可吹风，就是所谓要“焐”。焐到全身发出红点。他说：“一日有三潮，三日有九潮”，大概意思是一天会发三次红点，三天共发九次红点。等到全身都发到，红点就会慢慢退下去，这样就算痊愈了。陈医生说起话来有腔有调、抑扬顿挫，我们小孩听来觉得很滑稽，于是等他走了，我们兄妹三人就学他口气讲话。边讲边笑，闹了好一段时间。
我弟弟小时候有一阵子鼻子里常有黄浓鼻涕。当时杭州没有看耳鼻咽喉的专科私人医生，所以只好到浙江医院去看那里的鼻科医生。但看了好几次，都不见效。于是，父母决定到上海去找美国留学的医学博士、我家世交汤书年医生。那时从杭州到上海无法当天来回，何况还要看医生，所以，先由我母亲带了弟弟去上海，就住在我们家拥有股份的振华旅馆。汤书年医生介绍他们去看那时上海最有名的一位李冈医生，是英国留学的医学博士，耳鼻咽喉专科。李医生诊断说系鼻喉交界处生了一朵菜花状的东西，须进医院，全身麻醉，动手术割除。那时，开刀是件大事情，全身麻醉更是大事。母亲立刻写信给父亲，要他也到上海来。于是父亲立即赴沪，让弟弟进医院开刀。结果一切顺利，手术后病情也就消失了。
从此以后，我们就认识了这位李冈医师。我们定居上海后，我生了四个孩子，孩子们小时候常常有扁桃腺发炎的毛病。一发炎就有高热，喉咙里还出现满喉咙的白点，看起来像白喉的样子。白喉是一种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会致命的。认识李冈医生后，我们碰到这种情况就请李冈出诊。李医生嘴唇上留一点小胡子，身材不高，看起来有点像日本人的样子，总是西装革履，十分精干。他诊病很有把握，是不是白喉一看就能确定，但出诊费却要二十四元一次，连门诊都要四元，比当时上海一般医生的诊费高出好几倍。记得李冈医生的门诊所是在陕西北路平安电影院附近，离开汤书年医生的住宅和诊所都不远。我女儿七、八岁时，一次感冒后常说耳朵背后疼痛。记得那天没有请李医生上门出诊，而是坐自己家的汽车去他诊所看病的。李医生一看就说是因为感冒，鼻涕流进耳道，得了中耳炎。他开了一小瓶药水，滴了两、三天就痊愈了。“解放”后，我们还去看过李医生的门诊，但不久，就知道他自杀身亡了，听说，是自己注射了一针药剂自杀的，不知为何原因。
我四岁时，不知为何，有一时期眼睛总要不停地眨。现在看起来，大概总是眼睛干燥的原因。于是，就去看杭州一位有名的眼科医生，叫石焕如。石医生配了眼药水，滴了几次就好了。这位医生知道高家乃杭州大族，每次去看门诊，总要与我母亲攀谈。门诊室里面就是石医生的住家，久而久之，他就把他太太请了出来，跟我母亲打招呼。有一次，记得是夏天，他请我们进里屋去坐，还开了一只大西瓜招待我们呢！后来，石医生搬了家，我们就不去看了。我九岁逃难到上海，父母忽然在报上看到石医生的广告，知道他原来搬到上海去了，于是母亲就带了我去他上海的诊所拜望他。不过后来，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我十岁时，眼睛常会发红、发炎，有时眼皮上还会生一个小疖子。石医生不在杭州了，就去看一位张圣正眼科医生。张医生那时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也戴金丝眼镜，穿西装革履，绍兴人，很和气，善言笑。他给我动手术，把眼皮上生的疖子去掉，做得很干净利落。每次我们去看他，总发现他的病人很多。他知道我们是高家的，每次去也必敷衍奉承，要对我们大谈“高义泰”绸布庄，因为那是杭州独一无二的名店了。我母亲对他说：“这家布店属于我们家大房的，不是我们的。”但张医生总不信。后来，我长大了，看病不用母亲陪，自己去了，张医生就叫我“高小姐”，每次去看病，也总要与我谈一会儿闲话。
有一天，我家门房突然进来通报我母亲，说张圣正医生来了，要见她。母亲觉得很奇怪，不知有何贵干，乃同我一起到大厅去，请他进来坐。原来，那天张医生下午到我们高家二房开的一个叫“若园”的果园去玩。此园很大，种了桃子、苹果之类的水果树，对外开放。游人交几块钱，可进内采果子吃，也可采了买回家。不知为何，这次张医生去，园里的看园工人对他出言不逊了。他气得对工人说“要告诉东家”，就找到我母亲这里来了。母亲听了，只能派人到账房间请我们的账房先生李先生到大厅来，给他介绍张圣正医生认识。我母亲说了张医生的来意，李先生一听，马上说：“我一定到若园去，把工人骂一顿。如何可以得罪张医生！”母亲也对张医生连连道歉，张医生才消气回家。不久，日寇犯杭，张医生和我们都逃到上海去了。在上海，我们还去看过张医生几次，后来就不再来往，不知他的情况如何。
我结婚后第三年下半年，日寇就侵入杭州。我们先避居浙江乡下，后来我发现有妇女病，回杭州看病，就住到了朱孔阳先生主持的“青年会”，住了三、四个月，直到去上海找医生检查发现生了卵巢瘤。住院、开刀之后，不意在上海一住就住了五十五年直至出国。这些在以前都已写过了。（注1）
刚到上海，凡是伤风感冒，我们总去看汤书年医生，因为是几代认识的世交了，像朋友一样。后来，知道江秉甫医生也搬到上海来了，有时也去看江医生，因为他也是我祖辈的老朋友。江医生的诊所也设在他家里，是一座两、三层楼的弄堂房子，诊所在楼下客厅里，一张书桌，江医生自坐，旁边两张小沙发，病人坐。窗外树荫婆娑，很安静。墙上挂着好几张文凭，有英国的，有德国的，有没有美国的就不记得了，我们也从没有站起来去仔细看过，不清楚他得的到底是什么学位。他太太就是护士兼挂号。看完病，大家就“张家长、李家短”、前朝后代地谈好一会儿，因为病人好像也不多。上海医生多，在杭州有名的医生到了上海大家不一定都知道，所以往往生意就清淡了。
江医生外国留学，虽也穿西装，但看上去还很中国化。他身材很高大，宁波人，对我们说宁波口音很重的上海话。他既是医学博士，人总很聪明，但不知为什么，他的儿子却先天有点智力发育不健全，十多岁了还不能读书、工作，见了人也有点傻乎乎的样子。江医生去国外留学不知是何时，但他是我叔祖他们的朋友，年龄也是我上一辈的年纪了，所以，我想他一定在二十世纪初就出国了。后来年纪老了，开的药方当然都有点过时，再加上江医师本性小心，开的药都很温和，不敢大量用药，所以只能治治伤风感冒这些小毛病。后来，我们认识了比他年纪轻得多的、也是英美留学的周颂康医生后，就很少去看江医生了。不知他后来何以为终。
我们定居上海后，跟医生打交道，大部分是为了孩子们的病痛，所以，有名的儿科专家认识不少。比如，有一位叫高金郎，那是算当时上海名气最响的儿科医生了。我儿子小时候身体很弱，经常感冒、发高烧，我们就请高医生出诊过几次。高医生，身材瘦而高，戴金丝边眼镜，却穿中装灰色哔叽长袍。话说得很少，一副很高傲的样子，所以我跟他不熟，也不常请他。上海还没有“解放”，听说高医生就去美国子女那里住了。还有传说，讲高金郎医生有八个子女在美国，他的飞机一到美国，八个子女开了八辆汽车到机场迎接，真是“海威”得来（上海话，真是“威风”之意）！
还有一位富文寿医生，也是当时上海的儿科名医，浙江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在美国也行过医、教过书。因为儿子的病，我们也请他出诊过几次。富医生身材中等、结实，面微黑，也有名医的架子。亦可能因为他们名气都很响，所以，心理上就觉得他们很高傲吧。以前上海，凡名医，都有自备汽车，还雇有司机开车，派头大得很。一九四九年后，富医生没有离开大陆，还担任过上海儿科医院院长。
我自己在上海看过的名医，就是大名鼎鼎的妇产科专家孙克基医生了。孙医生是湖南人，美国医学博士。听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孩子都是他接生的。他在上海延安西路江苏路口有一栋高楼，据说就是蒋介石、宋美龄送给他的，后来他在那里办了一所自己当院长的医院，就叫孙克基妇产科医院。一九五六年，私立医院公私合营，就改成长宁区妇产科医院，他仍任院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死于“文革”。大概总被“红卫兵”斗死的吧。我去看他，是因为有个时期我的经期不稳定，阴道常出血，就经人介绍，到他医院去看他。他说是子宫颈发炎，但子宫内有个小块，最好把它开掉。我当时不想开刀，觉得既然是良性的，就先观察一下再说，于是就没有继续去看他。一直观察到我六十多岁，医生说那个肿块变大了，我才去开刀。但那已是“文革”之后，孙医生早就去世了，我是由他的学生动的手术，很成功。孙医生是名医，架子也很大。听人传说，凡病人去看他，他总劝人开刀。
自从耳鼻咽喉科专家李冈医生自杀之后，我大儿子扁桃腺一发炎，我们就去看李宝实医生。李医生是北方人，很高大，说一口北方腔的硬邦邦的上海话，话不多。他的诊所就在南京西路附近。李医生也算是中国耳鼻咽喉科的创始人之一了，开刀开得很好。我哥哥的大儿子就是由他动的扁桃腺手术，但我儿子为什么不也请李医生做手术，就忘记原因了。反正我儿子开刀后，扁桃体不再发炎，伤风感冒也不发高烧了，我们就不再去看李医生了。
我儿子的扁桃腺是上海另一位耳鼻咽喉科专家许炜鑫（是不是这几个字已经忘记）医生开的刀。许医生是福建人，说话福建口音很重。我想大概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吴烈忠医生的同乡，所以吴医生就介绍他来给我大儿子开刀的吧。不过不管如何，自五十年代初以后，一直到“文革”开始、私人诊所取消为止，我家孩子有了耳朵、鼻子、喉咙方面的问题，就主要都去看许医生了。有一时期，我二儿子常流鼻血，就去看许医生，许医生说“可以烧一烧”。他用一种药水，放在棉花上，再将棉花固定在一根长钎子上，通进鼻腔去，把常常破裂的小血管封住了。大概就像电銲一样，把血管“焊”牢。以后，他就不再流鼻血了。
许医生住宅和诊所都在南京西路静安寺和中苏友好大厦中间那段路上，是一个很安静的地段。中苏友好大厦就是五十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好的时候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的一栋苏式高楼，有俄国式的尖顶，顶上还有一颗红星。建好以后几十年间，都算上海最高的建筑。后来，中苏闹翻了，这栋房子就改为“上海展览馆”。建那座房子的这一大块地，就是以前犹太地产商哈同的住宅，叫“哈同花园”。那一带当时十分安静，路边法国梧桐树成荫，一条条弄堂都是高级住宅，路上没有什么行人走路。好像记得张爱玲在上海时也住过附近哪一座公寓。
许医生的房子是两层楼的小洋房，西班牙式，是那条弄堂沿马路一排房子中间的一栋。房子前面有个窄窄的小花园，也安有沿马路的大门，但平时进出，却都走开在弄堂里面的后门。每次去他诊所，从来没有看见弄堂里有人进出，真是十分安静、高雅。他隔壁住了一家外国人，养一条狼狗，有人进出常会听见狗叫。许医生诊所设在楼下他书房里，不大，一面墙上全部是书，绝大部分都是洋装书，大概总是医书。许医生是英国还是美国医学博士我就忘记了，但他很洋派，跟我丈夫谈话，因为怕他的福建口音别人听不懂，常夹几个英文词。讨论我儿子手术时，有时会在纸上画示意图给我丈夫看，旁边注的也是英文。连病历记录都是用英文写的。平时看许医生，都是我带了孩子去的，但关于开刀的事，却总是我丈夫亲自出面跟医生讨论细节。有一次，许医生问我丈夫：“你是不是也学过医的？”大概他觉得我丈夫医学方面懂得很多，谈起来很内行的样子吧。我儿子的刀开好后，我丈夫还送过他一本英文原版书，好像听他说是讲西方中世纪巫术的。
至于我儿子，却常抱怨说许医生扁桃腺开得并不好。他说，开刀前，许医生打麻药的针有缝被子的针那么长、那么粗。一针一针戳进他的面颊和喉咙，疼得他直喊直叫。后来，动手术了，我儿子说他还可以感到刀在切割的痛。许医生不断地说：“熬一熬，快好了！”真是吃足了苦头。那时，开个扁桃腺，还要在私立德济医院住好几天。我儿子还说：“开扁桃腺最开心的是：许医生关照，手术后可以吃冰淇淋，防止伤口出血！”不过，开刀之后，我大儿子伤风感冒就不再发高烧了，身体也就强壮起来。
“文革”中，许医生怎么样，我们就不知道了。但六十年代末，我儿子有一次出门，坐20路电车经过许医生家门口，从车上看见许医生一个人背着手在路上踱方步，心事重重的样子，大概日子总也很不好过吧。
许医生这栋房子至今还在，但是已经与原来外国人那栋打通，开了什么公司，面目全非了！那条马路也不再安静，不但车水马龙，而且行人也多了无数，真是沧海桑田，恍如隔世呀！许医生年纪比我要大好几岁，现在总也不会再在人世了吧。
我大儿子小时候身体很弱，常有这个那个毛病，总要去看各种医生。记得他念高中二年级时，大约十五岁吧，一次在学校里不知怎么把膝盖扭伤了，一跷一拐地回到家里。我一看，膝盖都肿了起来，可能伤了骨头，就去问住在同一条路上的我丈夫的堂弟祖伟，问他认识不认识哪位好点的骨科医生。他就介绍了一位杭州医生，叫陈家驭（现在已经忘记是不是这三个字了）。陈医生住在南京西路泰兴路附近一条石库门房子的弄堂里。进了黑漆大门，有一个小小的天井，这是最典型的老式上海弄堂房子。跨过天井，就是一排落地玻璃门，里面就是陈医生诊所。陈医生诊所里备有小型X光机器，所以，马上搬出来，给我儿子的膝盖照X光、拍片子。他说，膝盖里有一个小碎片，慢慢会自己吸收进去，但是，现在不能动膝关节，要上石膏，固定起来，让它自己慢慢恢复。他要我儿子卧床休息两、三个月。
这样，我儿子就不能去上学了。幸亏他那时学习已经很自觉。我们家有一张专供放在床上吃饭、看书、写字用的、腿很短的桌子，还是我年轻时开卵巢瘤时买的，现在就拿来给大儿子看书、做功课用。他在床上，每天照学校课程表看课本，做功课。作业由住在附近的张姓同学拿到学校去给老师批改。有不懂的，就问同学。在床上躺了两、三个月，差不多缺课一学期，后来拆掉石膏，学期末去参加大考，居然考得很不错，还排在全班前几名。
在这两、三个月里，我带大儿子坐三轮车去请陈医生复查过好几次，看骨头长得怎么样。其实现在想想，腿扭了一下，即使真的骨头有点损伤，也不用上石膏、卧床几个月。私人医生知道去看他们的人，只要医生仔细、认真、热情，医疗效果有保证，钱一般来说是不太在乎的，所以，他们照X光、拍片子、上石膏、定期检查、拆石膏，等等等等，一一做得万无一失，病人既放了心，他们的诊费也就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去了。
陈医生是杭州人，讲起话来“夹噶、夹噶”（就是“这个，这个”的意思）的，一口杭州话，很亲切。看病时，他话很多，很随便，喜欢跟我谈前朝后代的事情。我丈夫去，他还谈时势。记得六十年代初，大概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大儿子腿酸痛，又去让他电疗。他一边做电疗，一边跟我丈夫谈当时缺油缺粮的市场情况和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他指指上头，用杭州话说“我看他老的勒，头脑子已经糊涂的勒。”（意思是：“我看他老了，头脑已经糊涂了。”）那个“他”指谁，大家当然心照不宣，我们听了也只会心一笑而已。后来，“文革”爆发，那个“他”不但变得更加“老而糊涂”，甚至到了昏庸无道的地步，陈医生那时怎么想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我四个小孩年龄相差不大，第一个跟第四个只相差六岁而已。小孩成长期，牙齿的花头很多：到了一定年龄要换乳齿，多吃了糖要生蛀齿，牙坏了要去补，要去拔。这个小孩的牙齿好了，那个小孩的牙齿又坏了，所以一年到头要去找牙医。我们常看的牙医叫李郁文，广东人，生得又高又大，一口广东上海话。他的诊所就在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对面那一排公寓里，窗口望下去就是南京路大马路。记得那时，“牙科李郁文大医师”的白底黑字大广告横着挂在公寓墙上，十分醒目，一直挂到“文革”政府不许私人行医为止。
牙医要赚病人的钱是十分容易的。要补一只牙，可以先让你去好几次，每次去就坐在躺椅上磨呀磨的，磨个没完没了。所以，我们小孩常常一下课，我就到学校接了他们，坐三轮车去李医生诊所。等候的时候，就在诊所的桌子上做功课。好在那时看私人医生的人已经很少了，诊所很空。我大儿子换牙时，门牙长得不好，有点往里长。李医生就关照他常常用舌头往外顶长出的新牙，以便矫正它。结果，小孩不懂道理，顶得太多了，牙齿就反而往外凸了一点出来，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我大儿子八三年从美国到澳洲的大学来任教，就定居在澳洲了。他第一次去这里的中华会馆，就见到一对上海来的老夫妻。男的老先生姓林，四十年代是上海国际饭店的经理。四十年代，上海国际饭店是美国人开的大饭店，叫Park Hotel，就建在跑马厅（后来改为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对面，有二十四层，是当时上海最高的建筑。一直到五十年代造了有尖顶红星的中苏友好大厦，国际饭店才成了上海第二高楼。“改革开放”后，上海高楼四起，现在这两栋大楼都只好算是小矮子了！那位林先生后来不知怎么来澳洲定居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太太去世，我儿子遇见他时，他刚娶的填房太太竟然就是原来李郁文医生的护士！我八七年第一次来澳洲，就遇见过林老先生夫妇。没有想到以前在上海李医生诊所时常见面的护士，过了二、三十年又在南半球见面了，真是“无巧不成书”呀！林先生比林太太大很多岁，我见到时已经近九十岁了，但身体很健朗，红光满面，不过几年后听说去世了。林太太比我还年轻，现在一定还健在吧。
我们大家庭因抗日战争，全家从杭州移居上海后，不久就在戈登路（现在改为江宁路）玉佛寺附近买了一栋占地好几亩、三层楼五开间的大房子，全家老小都搬进去住了，一直住到五十年代初。一次，我们的老友朱秋岩先生偶然谈起他家小孩生病是请一位叫陈琪的儿科医生看的（注1）。陈医生也是国外毕业的医学博士。朱先生还说，他工作的《新闻日报》馆同事的孩子也都请陈医生看病的。当时，上海有《新闻》和《申报》两大报纸，都是有名的。他还说，陈医生的私人诊所就在海防路，离我家戈登路很近。这样一来，我的小孩有病，也就都去看陈医生了。
陈医生诊所设在一栋西式洋房里，有两间房：外间是挂号间和候诊室，有护士挂号，病人也在此候诊；里间是陈医生诊室。每次去，总见不少家长带了孩子在候诊，生意十分兴隆。最特别的是，陈医生的候诊室一角，有木栏拦着的一块地板，里面放着各种玩具，供候诊的小孩子玩弄，这样，等的时间即使稍长，小孩也不会吵闹了。后来我出国，见到国外公共场所常有这样的设施，才知道陈医生这样的做法一定是在国外学医时学来的。当时，上海医生这样做的却不多。
陈医生每天上下午都在诊所看门诊，出诊要下午五点以后，才坐了自备小桥车，由司机开了上门去看病。陈医师十分和气，没有一点架子，看病也颇仔细，小孩子都不怕生，很喜欢他。看了多年，我们跟陈医生熟了，就像朋友一样了。
五0年，司法改造，我丈夫不能再当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官了，被派送到北京新法学研究院去学习一年。偏偏那时我四个孩子一起得了麻疹。麻疹是重症，弄得不好有生命危险。我很担心，每天请陈医生上门出诊。他知道小孩的父亲不在上海，去北京学习了，就看得更加仔细小心。记得我大儿子全身正在发红点子的时候，半夜我去摸他额角，发现他的体温好像突然低了很多。我很紧张，不知是否病情有变了，就不管那时已经凌晨一点半了，打电话到陈医生家去。陈医生被我吵醒来接电话，耐心听完我的报告，他说：他认为不会有问题，要我放心，明天他再上门来看。我才安心下来。后来，我的四个孩子出麻疹都很顺利，没有一点后遗症，我很感激陈医生。
我的孩子都长大了，我们也搬出了戈登路的大房子，在江苏路买了新屋，就不再去看陈医生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上海物资供应紧张。因为鱼肉鸡鸭、蔬菜食油这些副食品供应大大减少，分配给我们的粮票就吃不饱肚子了，只能经常到饭店去吃饭，用以补充营养之不足。但是，那时去饭店吃饭也是要付粮票的，只是少算一点罢了。然而那时饭店里，实际上也已经没有什么菜肴可以供应了，而且大家都像我们一样，家里吃不饱，要上饭店补充，于是饭店天天人满为患。中午吃饭，常常上午十点就要去占桌子等候了。记得有一次去南京路有名的起士林西餐馆吃饭，等到十一点半，饭店服务员挂出黑板上写着的菜单来：只有红烧带鱼一种菜！
不久，我们发现国际饭店十四层楼有西餐供应，一开始四块钱一客套餐，后来很快就涨到五块，最后又变成十元一客了。大概因为贵（当时一般在饭店吃一顿便饭，五角、一元，都已经可以吃得很不错了。大学生工资，上海五十八元，北京五十二元，每月工资只够在国际饭店吃五顿西餐），或者很多人都不知道高高在上的国际饭店十四层楼是对外开放可以去吃西餐的，反正，去的人还不多，不用很早去排队等候。而且那个套餐质量相当不错：有色拉、有汤，有两个正餐 —— 一鱼一肉，还有冰淇淋和咖啡，做得相当道地，吃饭的环境也幽静、干净，于是我就常带小孩一起去吃。那时我丈夫已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受里弄管制不能出门了。我的女儿去西安念大学不在上海住了，而我的大儿子也已经进了大学，要住校，只能每星期六回家一次。他吃食堂饿了一星期，常常星期六下午直接坐车从大学去国际饭店，吃一顿西餐填饱了肚子再回家。所以我常带着去国际饭店的，只是我的两个小儿子而已。
有一次，我带着当时十二三岁的小儿子在国际饭店吃饭，忽然迎面走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半老人，问我：“认识我吗？”我看了又看，实在不认识他是谁，只能摇头表示歉意。那人笑了笑说：“我是陈医生。”我才恍然大悟。他看到我的小儿子，还以为是我大儿子，说“哦，长得那么高了！”可见时间在他头脑里也已停滞不前了。我告诉他：这不是常去看他的大儿子了，大儿子已经上了大学。大家都唏嘘感叹时间的飞逝。他说：过几个月，他要去美国他儿子那里了。我不知道那时他怎么能出国。（注2）不过，这就是我跟陈医生的最后一次见面。现在回忆起来，此事也是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陈医生如还在人世，应该近百岁了吧。光阴似箭，悠忽我也是八十一虚度之人了呢！
注1：我记得医生的名字大概应该是“程琪”而不是“陈琪”，因为上海话“程”、“陈”是不分的。不过我也无法确证是否应是“程琪”，所以还是照我母亲的写法 —— 徐家祯注
注2：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开放过一段时间，凡有亲戚在香港的，允许申请去港“探亲” —— 实际上，当然是“探”而不回了。上海就因此理由走掉一批。那时中美还是敌国，当然陈医生不可能直接去美，一定是先去香港“探亲”，然后转道去美投靠他儿子了。 —— 徐家祯注
五十年代初期，“三反五反”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每个单位都在搞批斗，大家都担心会不会有莫须有的罪名飞到自己头上，尤其是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工作人员。我丈夫那时已经在北京学完共产党的新法律，回沪了，分配在华东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审判员，也就是旧时的所谓“法官”，每天与同事们一起打“老虎”（当时对有所谓“三反”罪行的人的称呼）。他一边“打”别人，一边自己担心明天会不会也被别人“打”了。那时真是人人自危，个个难保。
一天，天下大雪，我们江苏路家四层楼大平台上积雪甚厚。我家隔壁就连着我叔公礼耕先生家的房子。礼耕先生的孩子大我孩子一辈，我的孩子要叫他们“叔叔”、“阿姨”，但是年龄却相差不大。礼耕先生的小儿子和小女儿，甚至比我大儿子和女儿都小一两岁。那些小叔叔、小阿姨们看见下雪，就很高兴地过来招我们家的四个孩子一起到四楼平台上去玩雪。我当时正在楼下房里，听见楼上小孩们的笑闹声，才知道他们已经在玩雪了，连忙上去阻止，怕他们着凉生病，影响春节的过年活动。果然，次晨，我那时大约只有十岁的女儿发起高烧来了。我丈夫已经去法院上班了，我摸摸女儿的额角，感到很烫手，气得痛骂她一顿，说她不听话，昨天去玩雪，现在生了大病。骂了一会，只见她头缩在被子里一声不响。再凑近一看，只见她咬紧牙关正在发抖，上下牙齿碰在一起，咯咯作响。问她何故，她说“肚子痛”。我一时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连忙打电话给江秉甫老医生，请他马上出诊来看看。江医生来后，先按我女儿的肚子，还要她合扑躺在床上，把双脚伸直，可是我女儿怎么伸也无法把右腿伸直。江医生就说：“那一定是盲肠炎了。”但他又说不知道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要是急性，马上就要去医院开刀，否则有性命危险。但是，当时只我一人在家，我不能马上作出决定。我也不敢打电话给我丈夫，与他商量，因为不知道他法院的运动搞得怎么样，火是否已经烧到他的身上了。千愁万虑之后，我决定请吴烈忠医生来家商量。我家四个小孩全是吴烈忠医生接生的；我的卵巢瘤也是他取出的，我们与他已经是十多年的老朋友了。吴烈忠医生很快赶来，检查了一番，认为是急性盲肠炎，要马上开刀。他说，可介绍他的朋友瞿鸿杰医生来动手术，到德济医院去开刀。
五十年代初，上海还有私人医院，德济医院即其中一家，在南京路静安寺附近，算是上海较好的一家私立医院。后来，德济医院跟别的医院合并，就成了公立的静安医院了。我听了吴医生的话，就说“好！”吴医生马上打电话请瞿医生过来。瞿医生的检查结果也是急性盲肠炎，于是就坐瞿医生的汽车去德济医院开刀，我和吴医生也同车前去。当时，我还怕女儿听见开刀要害怕，就骗她说去医院检查。还说，吴医生也在旁边陪她，所以不用害怕。那是因为她从小就常见吴医生，跟他很熟的。
医院离我家只两、三站路，很快就到了。那天开刀，除了吴医生、瞿医生以外，还有一位赵勤医生也在场。吴医生后来给我解释说：“手术是瞿医生动的，赵医生是内科，之所以也在场，是为了怕开刀中间万一有变化，需要内科医生，可与赵医生商量处理办法。”不一会，吴医生从手术室出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小玻璃瓶，交给我说：药水里面浸着的就是我女儿的盲肠。他还说：这次得盲肠炎的原因是一条蛔虫钻进盲肠去了。他指给我看，盲肠头上还有一截割下的蛔虫尾巴。
那天下午我丈夫回家，我家佣人王妈和看孩子的保姆大顾妈告诉他此事，他才知道。连忙赶到医院，见女儿已经安睡在病床上了。那时，德济医院还有头等病房，除了一张病床，旁边还有一张床可供人陪睡。我们还请了两位特别护士：一位日班，一位晚班，二十四小时陪着。我自己晚上也睡在病房里陪了一星期，直到她拆线了，我才放心回家。我丈夫则每天早晨上班前来看一会，下班又来看一会。吴烈忠医生也时常来病房谈谈。出院时结帐，发现原来三位在开刀房的医生每人都收一百元，住院费两百元，总共五百元，还要另加两位特别护士费，每人每天八元。后来听别人说，一般人在医院开刀，只需几十元就可以了！不过，当然，开刀医生不会是外国的医学博士，也不会住头等病房的。再说，我听说，有人盲肠炎开刀开得不好，常有肚子隐痛的后遗症，还有的医生甚至连拆线都拆不干净，更听说有把小剪刀等留在肚子里的故事，于是想想，虽花了一笔在当时来说十分昂贵的医药费，但只要手术安全，也是值得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