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鸿杰医生瘦瘦高高的身材；赵勤医生脸孔白皙清秀，戴一副金丝眼镜，十分儒雅。那时他们两位都只有三十左右吧，大概是刚从国外留学回国的。后来我还知道，他们不但是德济医院的医生，而且在这家医院也有股份，是股东之一。五十年过去了，瞿、赵二位医生要是还在，也要八十岁左右了吧。他们既出国留洋，又是股东老板，不知后来是怎么捱过这五十年的政治“运动“的！
五十年代中期有一年，我家长做的佣人王妈回乡下去做寿材了。所谓“寿材”，就是人还没有死就准备好死后可以躺的棺材。既可由子女准备，也可由自己准备。因为不希望为之准备棺材的人早死，就称之为“寿材”。王妈丈夫早就去世，她没有自己亲生的子女，只有一个承继来的儿子，是农村公社大队长，不会为她准备寿材，所以只好由她亲自出马回乡下去做。做寿材也称“‘割’寿材”（按：鲁迅写作“合寿材”。南方方言中，“合”念“割”音，如：“合算”、“合药”，有“拼合”之意），因为要选料裁割，还有种种仪式，不是很简单的事，所以她走了以后，我们请了保姆大顾妈介绍的她家亲戚兰英来做替工。
兰英当时只有二十三岁，没有经验。一天，我丈夫自己到菜场买回来很多大闸蟹。我见这些蟹壳色不青，有点发黄，知道不是正宗的所谓“阳澄湖清水大闸蟹”。但看看蟹倒只只都是活的，没有死蟹混在其中，就吩咐兰英去洗洗干净，蒸而食之。我因心有疑惑，所以吃得最少；丈夫和大儿子两人吃得最多，其他三个孩子吃得也不多。不知是蟹本身不新鲜，带细菌，还是兰英没洗干净，吃了蟹，当天晚上我们六个人就都腹泻起来：我和三个孩子泻得最轻，丈夫泻得厉害，但是倒没有发烧，只有我大儿子泻得最厉害，还发起高烧来。我家平时备有黄连素之类的腹泻药，服后，大家都好了，就是大儿子不好。
那天下午，我们先后请江秉甫、赵勤等几位医生来诊治，因为那时，我们的老友吴烈忠医生已经自杀身亡了，无法再请他来。关于吴烈忠医生的事，我在《山居杂忆》中已有单篇详述，这里不再重复。几位医生看后，都诊断为盲肠炎，要开刀。赵勤医生推荐瞿鸿杰医生动手术，但不知什么原因，瞿医生那天不能开刀，推荐了一位叫尤大镳的外科医生来执刀。那时，德济医院好像已经不再存在，于是就去华山路的私立大华医院，也请了日夜班两个特别护士，在头等病房住了一星期才拆线痊愈出院。
尤大镳医生很年轻，那时看上去大约三十多岁，是不是外国留过学就不清楚了。他当时白天在上海电力公司的职工医院任职，业余还有一个门诊所，设在虹桥疗养院内，所以与瞿鸿杰、赵勤等医生都很熟。那时政府可能还允许医生除了在公家单位任职外，再在外兼职吧。
尤医生身材不高，但很结实，是运动型的身材，很活泼潇洒的样子，也常穿西装、夹克。他给大儿子动的手术不错，因此以后我们有了外科方面的小毛小病，就常去他诊所找他。每次我们夫妇去，他就跟我们天南地北、高谈阔论。有一次，我们到他诊所，他正在诊所外院子里骑一辆看去很新的英国兰铃牌自行车。他说，想把这辆自行车卖掉。那时已经五十年代末，中国和西方国家早没有了什么贸易来往，西方国家的这些日用百货在上海已经断档十多年了。商店里那时出售的自行车都是国产的永久牌，马路上要是有一辆英国兰铃自行车出现，一般不是四十年代进口的老车，就是海关没收的处理货。不知道尤医生那辆很新的兰铃是不是有亲戚从国外回国带进来的。那时，我大儿子胆子很小，不太敢骑自行车，所以对这辆车不感兴趣。但我小儿子那时已上中学，每天要走好几站路去上学，他一直想有一辆自行车。我们就向尤医生买了，记得价钱不便宜，比国产的要贵好几倍。那辆自行车当时在上海是要算很招摇的奢侈品了，骑在路上很引人注目。我小儿子一直骑到“文革”，此车才被人偷走。
还有一次，好像已经进入六十年代了，尤医生问我们要不要买冰箱。五一年我们大家庭分家时，大家庭的几只冰箱由三房人家平分了，我们分到两只很旧的冰箱：一只是非常老式的、要将买来的大冰块放进去才能起冷藏作用的老冰箱，后来市面上根本买不到冰块，就无法使用，成了废物；还有一只大冰箱也很旧了，开起来噪音很大，冷冻效果不佳，我们也很少使用。而当时在上海，像自行车一样，四九年后，中国政府也不再进口美国冰箱了，而中国那时却还不能自制冰箱，所以，现有的冰箱坏一只，市面上就少一只。尤医生说，那只冰箱是他认识的一位外国老太太的。那位外国太太要回国了，所以要出售冰箱。我们去一看，冰箱不大，是美国道奇牌子，还算新，就买了下来。谁知搬回来一清洗，发现冰箱顶面一块平的盖板下面，藏满黄色的小蟑螂，看得我汗毛直竖！后来让佣人们手忙脚乱地喷洒药水、用清水冲洗，好容易才消灭干净。这架冰箱用起来倒一点没有问题，我们一直用到一九六六年才被“红卫兵”抄家抄走。
这两件事虽说与医生看病毫无关系，但是从中也可见那时私人医生与病家的关系。
我们最晚认识的上海私人医生，是针灸医生陆李怀（字可能有错）、内科医生周颂康和神经科医生曾经臣三位，都跟我丈夫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突然中风有关。
其实，认识周颂康医生还在我丈夫中风前好几年，记得是一位我们叫她朱小姐的护士介绍的。朱小姐的父亲叫朱勤荪，也是上海丝织行业的大资本家，开过丝织厂，与我们家是同行，而且也住在江苏路，本来大家就认识。朱家有一男二女三个子女，朱小姐是老大，下面两个与我孩子还是同学。“文革”爆发不久，就传来消息说朱勤荪夫妇和儿子都开煤气自杀了，真是使人不可相信！朱家长女朱小姐医学院毕业后，不愿去外地，就在家里呆着，反正“文革”前家里不缺她这几个钱的工资。在家闲着无事，她就上门替熟人打打针，收取一点服务费，也有点事情做做。当然，对医学院毕业生来说，这是大材小用了。我们就是她上门来打针的熟人之一。那时，我常有这个那个的健康问题，医生建议打一些增强体质的补针，如：B12、球蛋白什么的，所以，朱小姐三日两头会上门来打针。打好针，就坐着聊天，谈社会新闻、谈熟人、谈她父母、弟妹，等等，有时可以坐谈一两小时。
我们到上海后，有了病，一般都去请教我们认识多年的吴烈忠、汤书年和江秉甫三位医生。但后来吴医生于五十年代中期自杀；而汤书年和江秉甫则是我上辈人，越来越老惫、过时了，所以我常感到有了病痛无处可以咨询。一次，在闲谈中跟朱小姐谈起此事，朱小姐就介绍了他们家常看的周颂康医生。就这样，我们一直看周医生看到“文革”爆发，私人医生诊所取缔为止，是我们改朝换代后看得时间最长、也是最后的一位私人医生了。
周颂康医生也是美国医学博士，内科和心脏专科。周医生家里有做心电图的设备，而我从年轻时开始就有心脏阀门闭锁不全的症状，所以常去周医生诊所请他做心电图，很方便。我们认识他时他大概五十多岁吧，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穿一套干干净净的人民装 —— 因为那时，上海已经没有什么人再穿西装了 —— 说话有条有理、慢条斯理，十足一副医生的样子，使人觉得很可信。听人说，他不知什么原因割掉过一只肾，但我们看不出他有什么健康问题。
周医生诊所和住家都在一起，设在北京西路常德路附近一座新式公寓里，房子建得很考究，是上海四十年代后期建造的一批质量较好的西式公寓住宅。那时北京西路一段既无商店，车辆也不多，十分安静。记得他家好像有四个卧室吧，客厅以一排上面玻璃下面木板的墙壁一隔为二：前面一条窄的，较小，做诊所；后面一块正方的，较大，做候诊室，里面有沙发、小桌、摆设，布置得很高雅、整洁。一般总是他太太做挂号之类的杂事。有时他太太不在，一位替他们做家务的阿姨也会帮忙挂号。
后来，因为常去看他，也请他出诊，所以彼此就熟悉了，如同朋友一样，看病除了谈病情，也聊家常，谈笑风生。他太太也常来参加谈话。记得他还有个儿子，跟我大儿子差不多年纪，在市西中学念书，是否还有女儿就记不清了。
我丈夫中风送华山医院医治，住了一个月，情况稳定，就出院了。回到家中，把楼下大书房改成病房，从我丈夫堂弟那儿借了一张可以摇动的病床来。除了日夜请两位特别护士看护、照料以外，还请了一位男佣人老李来帮助我丈夫活动手脚、练习走路。这些事情我儿子在他《东城随笔人物篇》<老李>那篇随笔里都谈过了，我就一笔带过，不再详述。（注1）除了护士和老李，每天还有三位医生轮流上门来诊治，其中一位就是周颂康医生。他管内科药。
我儿子文章里说，那时真是病急乱投医，的确就是这样。有时，一位医生还没有送走，另一位医生已经在敲我们后门了；有时一位医生还在看病，另一位医生已经来了，只能请他先在客厅坐一会儿！我也被家里这种混乱的场面弄得精神不安，失起眠来。就在此时，“文革”也正在社会上风起云涌，紧锣密鼓似地越敲越密，越敲越近，越敲越响。但是，开始大家都不知道这场运动会影响到我们每个人一生的命运，都以为大概是领导阶层的事吧，与我们普通老百姓无关。所以，我们只管关起大门来，忙乱我们自己的疾病。直到有一天，我们差老李到周颂康医生家去请他上门出诊，老李回来说：“周医生说的，今天开始，全上海私人医生都停止开业了，他也不能再来。”直到此时，我们才知道局势严重起来了。从那天开始，连我们请的特别护士都不来了。后来，抄了家，当然，连老李我们都用不起了，就算周医生开业，我们也不会再去请他。
不久，我们从朱小姐口里知道，周医生也被抄了家，还被扫出那套公寓，住到另一套小房子去了。我们是等“文革”后才去探望他的。他说他现在每天上午在某联合诊所上班，下午在家休息。那时，他已是七十岁左右了。我和丈夫还去他的联合诊所看过几次病。有一天，我丈夫在路上遇见周太太在锁店买锁，她说：“周医生已退休了。”还说，他们就要搬家，并把新地址也告诉了我们。可是因为路远，我们后来就再也没见过周医生夫妇。现在，想来他们也不会再在人世了吧。
我丈夫中风后几乎每天上门的医生，除了周颂康以外，还有一位叫陆李怀，是针灸、推拿专科的中医。我们家对中医不太相信，所以平时基本不看中医。现在我丈夫得了重病，真的急得病急乱投医了，于是不管中医、西医，只要是能看好病的，一律请上门来。请陆李怀医生来，是给我丈夫推拿左边失去知觉、不能动弹的左半身的，还为他打针灸。陆医生父亲是陆瘦燕，那真是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针灸医生，算第一块牌子了！六六年，大概老陆医生已经年老不能出诊了，于是请儿子出诊。小陆医生人不高，短小精悍，长得很清秀，话不多，我们也没有上门去看过他，跟他不熟。“文革”开始，私人诊所被勒令关闭，陆医生当然也就不再上门来了。
上门来看我丈夫的最后一位医生叫曾经臣，广东人，五十多岁，黑黑高高的个子，是神经科专家，好像也是外国医学博士。我已经忘记是谁介绍的了，很可能是周颂康医生。
之所以请曾医生上门看病，是因为我丈夫中风后就得了严重失眠症，晚上睡睡醒醒，无法安睡。他每晚都要值夜班的护士看着钟，等他醒来告诉他：刚才睡了几分钟或者几个钟头。要是第二天早上把睡着的时间加起来不到六个小时，他就整天坐眠不安，情绪十分烦躁。于是，我亲自去曾经臣医生的诊所找他。记得，他诊所在一栋大楼的二楼。我把我丈夫的病情告诉他，请他出诊。他当天下午就来了。我看到曾医生一边用手给我丈夫按摩手足各个部位，一边与他用广东口音很重的上海话闲谈。我知道这是一种精神疗法，目的是要病人神经放松。以后，曾医生每隔一两天就来看一次。他见到我子女，也必告诉他们：时常给他们父亲做做按摩，使他神经、肌肉都放松起来。
然而，曾医生开的安神药却并不见效。后来，他想了一个办法：他仍旧用原来的安神药，却换了一个新名字，以为我丈夫见到换了一种新药，会增强安神、安眠的信心。谁知我丈夫服药前要看药瓶，他一看配方，就知道医生是换汤不换药，于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弄得曾医生黔驴技穷起来。现在我想，私人医生大多胆子较小，不敢用重药，生怕万一出了医疗事故，要吃官司。记得我六十年代中期，也有过一次很严重的失眠症，那是因为我的独生女儿考取西安交通大学，要去西安上学了，我很不安。周颂康医生给我开的安神药，吃来吃去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大儿子大学同学沈宗洲介绍他的一个朋友，是上海精神病院的医生，给我看病。他开的药与周颂康医生开的基本一样，但是量要大几倍。我服后，不久就痊愈了。所以，我想，曾医生的药不灵的原因，大概也在于此。
我没有去过曾医生家，但有一次差我们的男仆老李去他家取药方，老李回来说曾医生家是一栋花园洋房，怎么怎么漂亮。老李怎么说的，现在我当然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说曾医生的那张书桌不是普通长方形的，而是腰园形的，非常别致。
“文革”后，当然曾医生也如同别的私人医生一样，不能再开业了，我们也就不知他的情况如何。一天，我大儿子去外滩看大字报，忽然遇见曾医生从对面朝他走来，神情十分忧郁的样子。他对我大儿子说，他曾到我们家门外去看过，只看见贴满了大字报，就不敢进去。我大儿子告诉他：我们已经不再住在老房子里而被扫地出门了，所以即使他进去也不会再找到我们。曾医生又对他说：他们家也被抄了，他太太的首饰全被“红卫兵”拿去，存款也被冻结，以后不知怎么过日子。自此以后，我们就再没见过曾医生。“文革”结束，周颂康医生告诉我们：曾经臣医生在“文革”中也自杀了！看来，一位精神病专家，也无法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呀！
关于我看过的沪杭私人医生的琐事，到此已经写完了。似乎以前的私人医生都是很有医德的好医生，其实也并不尽然。最后，也来写一个骗人、害人的坏医生，不过这不是我的亲历，所以细节就写不清楚了。
我丈夫的一个堂妹嫁给上海某位极为知名的大资本家。大约在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光景，也就是快要改朝换代的时候，她婆婆得了重病，可能是某种癌症吧。这种重病，至少在当时是没有什么办法治愈的。他们看的那位医生 —— 当然也是上海名医之一 —— 知道她家有钱，就想方设法骗他们的钱了。病人到了晚期一定会有种种疼痛和不适出现，医生就给病人打吗啡，但是不告诉病人的家属打的是吗啡，而说这是美国进口的特效药，很贵。具体多少钱，现在我已经忘记，但那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十分混乱，所以，进口药是以金条计算的。吗啡是麻醉剂，一针下去，病人当然感到十分舒服，于是就真的相信这位医生医术高明，也相信这种特效药效用神奇。然而，吗啡是毒品，多用会上瘾的。所以，不久，普通的剂量不起作用了，医生就只好加大计量，药钱自然也会按量上涨。到了最后，即使用到最大剂量，也已经对病家不起作用了，于是，医生干脆用蒸馏水代药给病人注射，但是，当然还是骗病家说打的是美国“特效药”，照样收金条作药费。最后，病人就不治而死了。至于这个骗局是怎么戳穿的，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事穿之后，我丈夫堂妹的婆家当然要去上告那位害人的庸医。当时，我丈夫是上海地方法院的检察官，所以他们家几次来与我丈夫商量怎么上告。最后结果，当然是医生判了刑。这个案子，我记得那时在上海也算是一件很大的社会新闻。我丈夫堂妹现在还健在，她一定能把此事说得比我清楚得多。不过，即使就从我说的情节梗概，亦可以看出以前社会上也是有骗钱、害人的庸医的。
我二十世纪前六十年在杭州、上海看过的各种私人医生的琐事，拉拉杂杂、琐琐碎碎，都谈完了。中国现在好像还没有正规的私人医生、私人诊所，但我想，以后总是会有的，不过，那时的私人医生和私人诊所，一定跟我那时大不相同了。所以，我把这些琐事写下来，或许还有一点历史意义。而对晚生者来说，看看这些琐事，也就好像看“天宝遗事”一般新奇了吧！
也是小人物的“造反”—— 写在《山居杂忆》出版之后
徐家祯
在我和母亲最近出版的《山居杂忆》的〈前言〉和〈后记〉中，我一再强调该书遵循的是周作人一贯提倡的“人的文学”的主张，要写“平凡人的平凡事”。在〈后记〉中，我特别提到，该书是以人或事为纲来安排，而不是按时间顺序来记叙的，所以就与《史记》有相同之处。接着，我还特地加了如下一段话，以强调这种“人的文学”的平等精神。我说：“不过，跟《史记》不同的是，《史记》把人分成主次：以‘本纪’序帝王，以‘世家’述将相，以‘列传’志士庶，各篇排列先后有序，绝不颠倒混乱。而《山居杂忆》却有意把各种人物混杂在一起，不分先后、主次，这正是为了体现‘人人平等’的思想。”
最近，我看了张中行的自传《流年碎影》，觉得以上这段话并没有形象生动地把我真正想说的意思说透，这就是我在《山居杂忆》已经正式出版半年之后，再要写几句“出版之后”的主因。?
最近大半年来，我看得最多的一本书就是张中行的自传《流年碎影》。那本书我今年年初买来之后就放在床边，空闲时随手翻开，翻到那一章就看那一章，不管先后次序，不管情节连贯。结果，有的章节看了不止一遍，而有的却还未看过。于是，最近，我决心从头看起，通读到底。所以，事实上，该书有不少章节，我竟看了不止两、三遍。这在我的读书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
张中行先生近几年来在中国国内散文界已大有名气，而在国外可能听见过的人还不多。我第一次拜读他的大作是九三年在山东大学访问的一个月期间。一次在书店闲逛，忽然见到书架上有一本不厚的小书，《负暄琐话》，作者张中行，名不见经传。翻开一看，其中大多谈的是人物琐事，其中还有不少北大旧人，如：周作人、刘半农、胡适、辜鸿铭，等等，我对此很有兴趣，就买回细读。一读之后，就很被作者的写作风格所吸引。张中行的文风很特别，表面看来，就如在听一位老人的絮叨，既罗唆又繁复，于是有读者甚至给《读书》杂志去信，批评张中行的文章“废话连篇”。其实，张中行的“废话”之中，流露真情、击中时弊、寓意深刻、幽默诙谐、发人深省，只是要读者自己需懂得怎么去阅读欣赏罢了。
买到《负暄琐话》以后，很快，也在山东，我找到了他的《负暄续话》。再以后，因为已经注意张中行的大名，就在别处买到了他的《负暄三话》和别的散文集多种，还在各种杂志上散见他的随笔、散文，于是知道他在散文界已很有名望。但是了解张先生的生平、经历，那还是这次看了他的自传《流年碎影》之后。此书还是先在书目上看到的，我当然不愿错过，就托友人在上海买到了。拜读以后才发现，原来张中行应该还可以算我的启蒙老师呢，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张中行先生五十年代开始在教育出版社任编辑，负责编那套只用了三、四年就废止不用的《汉语》和《文学》分家的高中语文课本。我有幸恰逢其时，成了这套课本的受益者。虽然张先生在他的自传中谈到这套课本时颇多贬辞，但是作为直接使用者，我的感觉却是得益匪浅。夸大一点来说，不但我现在仅有的一点中国古典文学，其基础还是念那套课本时打下的，而且，那套由张先生直接参与编写的《汉语》课本，竟还是我的语法知识的启蒙读物呢！我第一次对汉语语法有一个完整的印象，并且对此发生兴趣，就是念完了那六册《汉语》课本以后。我想张先生现在如果能看到我的这段评论，那么他不但会感到欣慰，而且也许还会改变他“语法学习无用论”的看法。不过，说实话，在学那套课本时，我是做梦也不会想到，那套课本中所谈内容竟会作为我今后一辈子的吃饭本钱！
张中行先生一九零九年出生于河北一个农家。如果现在还活着，就应该整整九十岁了。因为家境允许他上学念书，于是从小学而师范，最后毕业于北大，跳出农田。用他的话来说，则是“不幸沦落到了”知识分子阶层。走出学校之后，在北京和外地中学任教，一度也在北大兼职。最后，进了教育出版社，直到退休。文革期间，还被赶出“国（都）门”，发配原籍，流落八年。以这样的经历来看，全中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中，与他命运相同者，真是千千万万。所以，他口口声声称自己为“小人物”也并不算过分自谦。
既是”小人物”，为什么还要写自传？于是张中行先生至少在书中有过四次妙论，值得引用于此跟读者共赏。
第一次在〈弁言〉之中，他说之所以要写这本自传是“造反性质”的，因为：
“…… 试想，街头巷尾的赵大爷和钱二奶奶，碌碌一生，也有情，经历了不少事，如果通文，也能写，为什么就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意写出来? 而且，如果写出来，其价值和可读性就一定不如出于名人笔下的吗? 再退一步，假定确是不如，至少我想，既然人在受生方面是平等的，任何人就都有为自己的生涯留些痕迹的权利，所谓争取不与草木同腐是也。这样做，是街头巷尾的赵大爷、钱二奶奶之流凭己力挤入‘本纪’、‘世家’或‘列传’，所以是造反。我呢，不能如陈胜、吴广之揭竿，却也想摇笔，造一次反，并希望名不见经传的士女起而效尤，以扯断非名人不得写回想录的枷锁 ……”
第二次是在记叙干校种种小事的时候，又发表一段妙论：
“小，必没有什么价值，而决定写，是想到，千百年来久矣，小人物，因受迫害而家破人亡，任其湮灭，大人物，放个屁，也可写入起居注，现在我手中有笔，面前有稿纸，就乐得反一下潮流，偏偏避大趋小，为无限的小人物吐一口不平之气。”
第三、第四处都在结尾部分，又提出要为“小人物”造反：
“这其间还生了个近于造反的念头，是近邻如喜欢串门说张家长、李家短的二大妈，远亲如嫁出去受气的表弟的表姐的表妹，如果能写，而且真就写了，其可读性，甚至其传世价值，也许竟至超过丘吉尔的和赫鲁晓夫的吧？ 可惜的是古今二大妈和表妹之流都没有写，遗憾，可补则补，所以我不量力，告奋勇，决定之后就真动笔，以期为千百年来无数的小人物如二大妈和表妹吐一口不平之气。”
“ …… 是我带头，希望许多如我的小人物踊跃参加，造只许大人物写回忆录的惯例之反。其后是，如果此壮举能够胜利，则我们的邺架之上，回想录一栏，就不只有丘吉尔、赫鲁晓夫一流人的，而且有清洁工赵大爷的，喜串门、常骂街的邻居二大妈的，以及我的。只说邻居二大妈的，其可读性就一定不如丘吉尔的吗？我看未必。书斋，邺架之上，回想录，既有丘吉尔的，又有邻居二大妈的，这才是高级的精神文明，我们连年大喊而不可得者也。”
张中行先生要替赵大爷、二大妈或钱二奶争权、造反和周作人提倡写“平凡人的平凡事”，从实质上来说是完全一致的。究其根，张中行在自传中提到对他影响最大的几位外国哲学家，罗素（B. Russell），薛知微（H. Sidwick），穆勒（J.S.Mill），弗洛伊德（S. Freud），其实也正是对周作人世界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几位（当然，对周作人来说，还必须加上性学大师蔼理斯—— H. Ellis）。这些哲学大师生活的十九世纪正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逐渐成熟、资本主义制度逐渐巩固的时期，所以，他们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哲学思想的代表，而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其主体就是平等、自由和博爱。所以，周作人和张中行要为“小人物”争权也就不足为怪了。
回顾一下中国的现实，虽然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孟或老庄哲学中也已经有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类的民本思想，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却还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占统治地位。一直要到鲁迅、胡适、周作人等人从西方或东方留学归来，带进西方哲学家的平等、博爱思想，在中国文学中，“小人物”才开始渐渐替代了一部分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鲁迅小说中家喻户晓的人物祥林嫂、阿Q、孔已己和闰土等等，几乎个个都是“小人物”。不过，在传记文学中，似乎直到现在都还是毛泽东、丘吉尔之流占着统治地位。难怪，张中行要大声疾呼地“造反”了！
我想，“小人物”之所以不能在传记文学中也占地位的原因，除了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小人物”的“可读性”和“传世价值”不如毛泽东和丘吉尔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小人物”往往只能骂街或串门却不能动笔作文，于是很多感人的故事也就随着赵大爷和二大妈进了泥土。从这一点来看，张中行身体力行地替“小人物”树碑立传，那就很重要了。
我和母亲在合作《山居杂忆》的时候，就是跟张先生有一样的企图：也要为“小人物”造一次反，为赵大爷和二大妈一类人在历史上争一席地位，在邺架上争一个空间。所以，该书中写得最多的是叶妈、黄妈、杨海师傅这些男仆女佣，丁蕙女士、汤书年医生这类平凡人物，以及民四嫂、阿四老太这样的可怜虫。其实，即使是男仆女佣或可怜虫，他们的喜怒哀乐也是人性的代表，社会的组成，可读性，就我看来，绝不比毛泽东和丘吉尔的喜怒哀乐要差。这正如同张中行的《流年碎影》之中，我觉得他所写的北大几位名教授，决没有他笔下所写的名不见经传的众多“小人物”，如：北大的武术教师、干校的炊事员和他的同窗好友梁政平、刘佛谛，等等，那么真切感人!
鲁迅已经在文学上当了写“小人物”的开路先锋，丰子恺和杨绛等人在散文、随笔中也记叙了不少身边的平凡人和平凡事，所以是写“小人物”主张的呐喊者，而我母亲和我则只能算是这种主张忠实的跟随人罢了。现在，张中行先生也加入了为“小人物”造反的队伍，成了我们的同志，那么我就要在此为他大力宣传一番。即使《山居杂忆》书既已成，且经出版，还想加话，那就很有可能会成为“多余的话”之危险，我也顾不得了!
徐家祯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于南澳大利亚斯陡林红叶山庄
“一份征友广告”—— 写在《山居杂忆》出版之后(之二）
徐家祯
最近，有时候晚上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只要一听见长途电话的“嘟嘟”声，我就会猜：可能是布里斯本宋先生的来电。
宋先生是我新结识的文友。 他是我跟家母合作的《山居杂忆》出版消息在澳洲各报登出后，最早来电要求购买此书的读者之一。他和其他一些读者来电、来信要求购书时，连我自己都还没有见到样书呢。本来还以为书会很快从中国寄来，结果，等了整整两个月！宋先生读书心切，常打电话来问书到了没有，顺便也就谈谈对念书、写书和出书的看法，有时一谈就半小时、一小时。
原来宋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不但爱好文学，自己也搞翻译、办杂志、写文章，只是现在为了生计而已经弃文从商了。宋先生说，他第一次见到《山居杂忆》，还是在一位朋友家中的《汉声》杂志上,一看就很喜欢。可惜因为《汉声》不易拿到，所以只看过这么一段而已。这次从报上见到已经出书，就赶快来电购买，希望能够先睹为快。就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我们之间就从作者和读者关系而转化为朋友关系了。今年九月下旬，宋先生和他大儿子还特地来南澳度假，畅谈三天。
记得在一次电话交谈中，提及处于现在那样的商业世界作家还能不能靠投稿、出书来生活这一话题时，宋先生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他说：“出书能不能赚钱不用去管他。我们只能把出一本书当做发出一份征友广告罢了。通过出书，能够结交一个同好，就是收获。”
仔细想想，宋先生的讲法倒的确很有哲理性。就拿我和他来说：以前一个在大陆，一个在台湾，永远不可能有结识的机会。即使现在，一个在南澳，一个在昆州；一个执教，一个经商：也很少会有碰头的可能。现在我们竟成了朋友，不就靠了《山居杂忆》这份“征友广告”吗？
再仔细想想，光因《山居杂忆》这份“征友广告”而结识的朋友倒真已不少呢。有的是因为通过该书发现有共同的亲友或大家都熟悉的人和事，于是就产生了共同话题。比如，就是这样，我才认识了两位多少有点关系的同乡：一位是刘先生，一位是同姓徐先生，都住墨尔本。刘先生原来就是中国近代大藏书家吴兴嘉业堂刘承幹先生之侄，读了《山居杂忆》，他来信说书中所提到的人中，很多他都认识，其中有的还是我们共同的亲戚。刘先生记性很好，来信中不但连他们的地址，而且连他们配偶的姓名和工作单位都罗列得一清二楚，真使人难以相信。徐先生来信则先说看见报上我的姓名不用汉语拼音，使他大有兴趣。再说我名字的缩写加上姓，正巧跟他尊翁的姓名拼法一样，所以看见我的姓名，就使他想起以前常见他老太爷在支票上签的正是这个名字，感到分外亲切。然后他又说书中所叙汤书年医生住的沧州别墅，他很熟悉，因为后面的华德公寓里住有他的亲戚，以前常去。于是，我们之间又有了共同的话题。
至于因为看了《山居杂忆》有所感受而来信、来电的知音，那就更多不胜数了。我记得最早来信的读者要算是卢女士了。那时，《山居杂忆》还在《汉声》上连载。杂志转来卢女士从悉尼来信，说她和母亲是香港移民，看了拙作很有兴趣。尤其是她母亲，虽然跟家母生活经历截然不同，但看到书中提起半个世纪前的旧事，引起联想，感触很深。然而因为不能每期得到《汉声》，漏了很多章节，所以她去信杂志,希望能够买到《汉声》以前凡载有《山居杂忆》的几期，还表示以后愿意订阅《汉声》。杂志社把她的信转给了我。那时，不但该书还未出版，而且在《汉声》上也还未载完。幸而我一向有保存发表过的文章剪报的习惯，就复印一套，免费赠送给她。不久，就收到她的来信，表示感激。这次出版消息一见报，我又很快接到卢女士来信。原来她已回香港去住了，本来根本不会看到报上消息，可是天下也真有巧事，那是报上刊登出版消息时，卢女士竟正巧在墨尔本探望朋友，于是就知道《山居杂忆》已经出书。她马上来信，要求购买两本，大概一本是送给亲友的吧。
另外，墨尔本的中医师殷先生，悉尼的孙女士，也都来电表示喜欢《山居杂忆》的内容和风格。孙女士来电时我不在办公室，她就把话留在我的电话录音里了。孙女士不但作了自我介绍，谈了她怎么喜欢该书，还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我向家母转达她的谢意和敬意。她的电话录音竟长达四、五分钟之久。墨尔本还有一位来澳探亲的老读者，来信要买一本《山居杂忆》带回中国去。我想该书本来是中国出版的，还要买了带回国去做什么？于是去信问他。原来那位龚老先生有位孙子在上海，他说要把《山居杂忆》带回去作为礼物送给他孙子，让他好好看看，从而“了解社会，了解现实”！
作为《山居杂忆》的作者，知道世界上还有象卢女士、殷先生、孙女士、龚先生这样诸多忠实、热心、感激的读者，难道还有比这更珍贵的回报吗?！
靠《山居杂忆》这份“征友广告”认识的朋友中，最有趣的可能是昆州的李先生了。
李先生也是见到报上《山居杂忆》的出版消息后写信来要求购书的。他用毛笔写信，一手颇为清秀的字体，使我有点怀疑他是否一位老先生。他在信中还问我注意到了没有：我们两人的地址竟是如此之相似。我仔细一看，才发现确实是街名、门牌和邮编都只一字之差，天下竟也有这样的巧事！只能按照李先生的话来说“定是有缘”了。
把书寄给李先生之后大约四、五个星期的一天早上，我正要去上班，看见邮差已经把信送来，邮筒前面还放着一只黄色的快件邮包。我想，最近并未邮购任何东西，邮包是谁寄来的呢?走去拿来一看，邮包上写的寄件人正是跟我的地址只有一字之差的李先生。我又想，大概他看了拙作还算满意，寄本什么书给我表示感谢吧。
拿到屋里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一块塑料袋密封原装的金华火腿!
家父母来澳洲已近六年了，要说有不习惯之处，“吃”可能是其中之一。在江浙一带生活了一辈子，习惯于吃新鲜的河鱼、河虾、河蟹；冬春两季，桌上少不了一碗冬笋、春笋、边笋；在什么菜里只要放上几片金华火腿，就足以添味增鲜、“妙手回春”，更不用说蒸一大只火腿幢儿，或一大块上腰峰，那就真是香气扑鼻，色味俱全了。所以他们来澳洲六年间，常在餐桌上抱怨这儿的食品淡而无味。然而，众所周知，澳洲海关不准进口肉类、植物，于是他们总以为这辈子一定与火腿无缘了。 我外甥女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等她外公、外婆结婚七十周年纪念时一定给澳洲总理写一封信，请他特准进口一块火腿，让他们高兴一下。
家父母在澳洲吃不到火腿的遗憾，在《山居杂忆》中也时时处处都有所表现。不料作者写时无意，李先生倒读时有心，于是不用等到七十周年结婚纪念，火腿已经送上门来了！
我马上把那块金华火腿拿给家父、家母，他们也喜出望外，马上要我写信去向李先生道谢。几天以后，家父还写了两首七绝，以示欣喜之情：
“曾入齐民饮膳书，江乡腊味擅庖厨。岂期万里遐陬外，食指轩轩一起余。
“秋风张翰计频愆，归思如云不可蠲。珍重邮缄启封裹，宵来乡梦落湖船。”
从书信中还知道，李先生是香港移民，有一子一女，也是经商为生，看来年纪并不很大。他说早在八十年代就是我的读者。那时我正为《汉声》杂志,几乎期期都有拙作，李先生也就每期都看。一直到九十年代，他说因为“单枪匹马，疲于奔命”，就没有时间再去取《汉声杂志》,所以近十年来一直都没有看到拙作。 这次见到《山居杂忆》出版，一定要买来看看。他信中还欢迎我以后有机会去昆州时到他府上“小住几天”，可惜至今我还未能当面向他赠送金华火腿的深情厚意表示感谢呢！不过，因为《山居杂忆》这份：“征友广告”不但结识了一位朋友，而且还能够一饱口福，这倒可能也算是一段罕见的文坛佳话吧!
记得多年以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意思：作者写完一篇文章，就象生了一个孩子。孩子难看也罢，好看也罢；聪明也好，愚蠢也好，都是没有办法补救的了，唯一的办法就是以后再生一个，或许会再好一点。现在看来，这种讲法虽有道理，但只能算是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待写作的意义。现在宋先生把刊出一篇文章，看作是发出一份“征友广告”，这种讲法倒不但别致而且还很有积极意义。
古人曰：“同声则异而相应，意合则未见而相亲。”(见《大戴礼记·保傅》）唐朝祖咏也说：“以文常会友，唯德自成邻。”这是因为“文”是“心声”的表现。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是也。所以发表一篇文章，等于作者把自己的心声告诉大家，只要天下还有知音者，怎么会不找上门去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表一篇文章，倒的的确确就是登出一则“征友广告”呢!
徐家祯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于南澳大利亚斯陡林红叶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