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母亲于归高家以后，跟叶妈亦相处甚好。我们大家完全把叶妈当作是家庭的一个成员了。我出生之后，也跟着大家叫她“阿妈”。我还记得叶妈会拔牙。小时候我们 快要换牙时，牙齿动摇了，叶妈就叫我们站在床前，两腿要并弄。然后用一根线缚在动摇的牙齿上，很快一拉，动摇的牙齿就掉落下来。她一边拔牙一边还要唱道： “不要金牙，不要银牙，只要老鼠牙。”如果这颗牙是从上颚拔下的，就扔到床底下去；如果是从下颚拔下的，就扔到床上的帐顶上去。拔牙时脚要站正、并拢，大 概是希望新牙会长得整齐的意思；不要金牙、银牙，而要老鼠牙，当然是希望以后长出的新牙象老鼠牙那么锐利、坚固，而不希望以后装假牙。至于为什么拔下的牙 要分别不同的方向扔到床上，我至今不得而知。
有 时候，我们孩子生病发烧。叶妈就说是“惊风”了。于是她来“收惊”。方法是手拿一只木柄的铜水杓，杓内可能放的是烧化了的蜡。她钻到我们睡的帐子中来，一 面口中念念有词，一面手里拿着铜杓在空中挥来挥去。一会儿杓中的蜡冷却、凝固了，她看蜡形像鼠，就说是见了鼠受的惊；如果蜡形像狗，就说是受了狗的惊。我 现在已经忘记叶妈的这种做法究竟灵验不灵验了。
叶妈比较喜欢男孩，所以她比较喜欢我哥哥。我哥哥小时候，把水果、糖果都交给叶妈收藏、保管起来。非常相信她。
叶妈自己有一个房间，房内桌、椅、箱、橱，一应俱全，都是我曾祖母送给她的。平时我曾祖母常常送她点心、水果。她都不舍得吃。水果一定要放到快烂了才拿出来 吃。我曾祖母一年四季都有衣服送她，她也不舍得穿，都藏在自己的箱、橱里。老太太给她鞋面布做鞋子，她舍不得，藏起来不用，只用碎布拼接起来做鞋面。每逢 过年、过节或婚丧喜事，叶妈的外快都比别的佣人多。但她一生的工资、节金、外快都从来不用，全部交给东家存在一个钱庄的存折里。
叶妈除了跟一个名义上的丈夫结过婚外，从来没有正式结过婚，当然也没有孩子。后来，她承继了一个叫三伯的侄子做儿子。三伯长大之后讨了媳妇，生了三个孩子， 都是用的叶妈的积蓄。平时，三伯还常来向叶妈要钱。甚至用她的钱在杭州城外买了一块地，种菜赚钱，还娶了一个小老婆。有时，叶妈别的侄子也来向她要钱了， 把她当做大财主。每当此时，我们总看见叶妈涨红了脸，很不高兴。有时始终不给，让他们空手而回；有时也会给他们一些。
我曾祖母八十岁在上海去世。叶妈不胜悲悼。她为高老太太供灵三年，后来仍在我家做工。做到快七十岁时，一次在天井中滑了一交，股骨受伤。我父亲连忙请了家庭医生孙云章先生来家中为她诊治。但她一定不肯给医生检查，说要她把裤子脱下来给男医生看，则宁愿等死！养了一段时间，居然可以用一只茶几扶着走路了。我们通知叶妈乡下的儿媳，即三伯娘娘来服侍她，三餐饭由她儿媳端进去给她吃。我们每月照付叶妈和她儿媳两人的工资。这样又过了几年。
一天叶妈家乡有亲戚来看她，无意中说起：“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在人家家里做。虽然是吃吃坐坐，念念佛，折折锡箔，但万一死在东家家里就要做他们的‘地主阿太’了。要回乡下在自己家住三年。死了才可算自己家的祖宗。”
? 这倒很合现在西方国家的移民法：要定居一定年份才可入籍！ 而所谓“地主阿太”者，就是杭、绍一带的土话，指死后一直在当地而不能回家乡的鬼魂。
叶妈听了大有启发，于是就决定回乡。我父母再三挽留也留不住，只好送她一年工资，包了一只大船，将她房里的桌椅、板凳、眠床、箱橱，以及一切动用物件都装上船去，再雇一顶轿子送她到江头上船，并请账房先生和一个男仆阿顺师傅陪她回乡。以后每年账房先生去乡下收租，都绕道去叶妈家乡探望她，送她一点生活费用。叶妈回乡之后好象还来过杭州一次，是来我家取出代存在钱庄里的积蓄的。我记得，她一共有三千几百块钱的积蓄。在抗战之前，这真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呢。
抗战爆发了，我那时早已嫁到徐家。我父母一家则随杭州安定中学逃难。他们正巧经过叶妈的家乡，还顺便去看望叶妈，那时她已八十岁了。我后来看见他们跟叶妈一起拍的照片：叶妈坐在中间的椅子上，可能她那时已经行动很不方便了吧。
叶妈一直活到八十二岁才故世。那时我正生我的大儿子，我母亲也在上海陪伴我。叶妈的儿子三伯特地赶来上海报丧，说叶妈死时并无痛苦，他们儿孙服侍得很为周到，都尽了孝心云云。我们听了噩耗，不胜怅然。
从叶妈去世到现在又已过去五十多年了。但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她高高的身影、胖而慈祥的笑脸，也还能回味出她做的美味的菜点呢！
招姑娘
招姑娘是我杭州老家的一个邻居。我不知道她姓什么，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只知道大家都叫她“招姑娘”，我也就跟着大家这样叫了。我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叫她“招姑娘”。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寡妇了。我也不知道她原来的丈夫是做什么的、怎么会去世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谈起过，也从来没有人问她。
招姑娘为人规矩正派、诚实有礼、做事认真。因为她是寡妇，按照从前的规矩，她应为死去的丈夫守寡一辈子，不能再结婚，所以当然她就不能涂脂抹粉、穿着打扮，去招蜂引蝶。于是，每次我看见她，都只见她虽然整齐清洁，却总穿着素色的破旧衣服，头发上也不涂油，显得有点篷头散发的样子。招姑娘长得身材不高，脸色槁黄，眉毛有点倒挂，很有些苦相，见了使人想起以前《列女传》上那些三贞九烈的人物形象。
招姑娘为人的彬彬有礼超过了一般的常例，所以显得很是拘谨了。比如，每次她来我家，总是从上到下，每个人都招呼到，连小孩都不忽略。她叫我为“阿官”。“阿官”者，杭州一带对小孩子的尊称也。我们请她坐，她总是不肯。一定要我们再三再四地恳请，她才勉强坐下，但是总是坐在最下方的一张椅子上，而且不是整个屁股坐在椅子上，而只是斜着身子，只有屁股的一角坐在椅上，表示客气和谦卑。
招姑娘以帮人洗衣、做家务赚钱为生。她做事从不马虎偷懒。那时杭州人家洗衣服一般都用井水。招姑娘洗起衣服来，搓了又搓，擦了又擦；然后又一桶桶井水吊起来漂，一直漂到水里一点肥皂沫都没有为止。她洗的衣服、被褥、帐子洁白如新，无人可比，所以我们每年总要请她几次，来洗大件衣物，所给的工钱当然也比别人给的多得多。有时招姑娘上门是来为自己或人家讨药的。凡是她上门来，我们总额外多给一点。总之，虽然她穷困，但是大家都看得起她的正直为人。连我曾祖母都十分看重她。
招姑娘生有一子，从小抚养成人，十分辛苦。儿子倒也孝顺母亲。后来，儿子托人找到了一个工作，母子两人相依为命，日子渐渐过得好了起来。又过了几年，托人做媒，给儿子介绍了一个乡下姑娘，由儿子亲自去暗中相亲。他看了觉得很是满意，于是就订了婚约，择日结婚。为了举办婚事，母子两人用尽了一生积蓄，主要都化费在给女家的彩礼上。大喜那天还办了几桌酒席，请媒人、朋友来吃饭，倒也很是体面。不想待新娘从轿中出来，才发现并不是那天相亲时所看见的女子，方知受骗上当了。想要声张起来，把假新娘退回去，但一则怕闹出笑话，面子上过不去；二则又怕彩礼讨不回来，以后再要积起一笔钱来结婚怕很不容易了，于是只好忍气吞声，将就算了。但是日子过下去才发现这个媳妇并非贤惠勤俭之人，而且在娘家时已有外遇，常常一去几日不见人影。原来和和睦睦的一家，就让这个媳妇常常弄得鸡犬不宁。后来，媳妇索性一去不返了。
不久，日寇犯杭，母子逃避乡间，靠儿子做单帮、负重物得钱度日，有时一天要走数十里路。大约因为劳累过度，儿子得了心脏病,就此一命呜乎。可怜这时招姑娘也年已花甲，几家老东家都逃难去了上海，叫她如何生活下去。
抗战时期，我母亲在上海陪我做产妇。我娘家也都逃离杭州。招姑娘实在无法过下去，就到我娘家账房中求助。账房写信把情况告诉了我母亲。我母亲亦是心慈信佛之人，平时乐善好施，出门见了叫化必要择几个钱给他们。招姑娘是熟人，又是邻居，哪有不帮之理。于是我和母亲赶紧寄钱给账房，请他们转交招姑娘。但是那时正是乱世，我新婚不久，住在大家庭中。我家的规矩是每月由账房按每人已婚还是未婚的情况发给月规钱作生活费用。我每月也靠大家庭所给的月规钱过日。抗战时期物价飞涨，拿来的月规往往几天就用得精光，所以我们即使有心想帮助招姑娘，实际上却也帮不了多少钱，尤其无法定期帮她。
后来，局势稳定了；不久又改朝换代了，我的经济也从大家庭中独立出来了。我听说招姑娘的情况还很可怜，就常寄钱去杭州请我母亲转交招姑娘。但是因为我家住上海，所以很少有机会见到她。
有一次我去杭州探望父母，他们的一个女仆赵妈告诉我，招姑娘大约得了老年痴呆症，有一时期常常来高家。他们给她饭吃，她狼吞虎咽，一面口中还念念有词，不知所云。赵妈说，还是不要一次给她的钱太多，因为她可能会乱用。于是从此我就把一笔钱放在母亲那儿，由她分批接济招姑娘。我母亲她们那时经济已大大不如以前，但也或多或少接济她一点，一直到招姑娘去世为止。
我常想：佛教徒总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为什么很多像招姑娘那样的善良人的命运却如此不幸呢？难道是因为他们前世造孽，所以今世才要受苦!？
褚先生
我曾祖母思想非常开通，在近一百年前就让我父亲去北京念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以后又让他去日本留学十三年。但是我父亲却思想十分封建，觉得女孩子不用有高深的学问，只要识几个字就好，以后反正靠丈夫，所以从来没有让我进过正式的学校。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常对我说：“女孩子也应该进学堂念书。你要自己对父亲说要进学堂。”但我那时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反倒认为母亲的讲法不对，所以始终没有向父亲提过进学校的事。现在想起来真是终生感到遗憾的事。
我开始认字、念书是六岁的事。一直念到十八岁出嫁，中间因为军阀混战而逃难，中断了一些时候，前后加起来总也念了十年左右的书。这十年中，一共换过三位老师。其中一位教的时间很短，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其他二位，至今还印象很深。
我的启蒙老师姓褚，名东郊，杭州人，在我家坐馆时才三十岁左右。那时我哥哥和一位叔叔已经在跟褚先生念书了。我算是他的第三个学生。
第一天进馆时的情况，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天一早起来，女佣就给我用红头绳扎了小辫子，换了新衣、新鞋，打扮得很漂亮，准备上学了。但我却心事重重，既担心又害怕。因为平时大人总说，先生对学生是很严肃的，老师的话学生一定要听，所以我想想还是呆在家里好，周围都是熟人，现在却要去见以前从未见过的老师了，心里真是越想越怕。
那时大户人家请的老师都住在主人家中。我们也不例外。学馆设在一个三开间的大厅中。大厅旁边有厢房，是老师的卧室，外边有天井。学馆离我们住的内室有很长一段距离，都有走廊相通，很像现在去苏州园林看见的这种格式。
第一天去馆里，我大哭起来。女佣抱着我进馆，我一路看见走廊里的庭柱就用手紧紧抱住，不肯上学去。但是一等走到大厅门口，我倒又不哭了，因为怕被老师看见，难为情。
女佣把我放在门口地下，开门进去。只见叔叔和我哥哥已经坐在各人的书桌前了。先生见我进去，就笑嘻嘻地站起来。女佣叫我叫先生，我也叫了。然后，又叫我朝上方以两枝红蜡烛供着的孔夫子像跪拜；再请褚先生站在上面，要我朝他跪拜。拜完之后，先生就笑眯眯地把我领到一张小书桌前面，让我坐下，又拿一本书给我，教我念“人、手、刀、尺”，还学写描红字。写好之后，拿给老师看，他在上面圈了几个圈，说我写得好、聪明。下午不但让我比哥哥早放学，还给我一把糖果。于是我就放下了心，不再害怕上学了。第二天，我乖乖地跟着哥哥一起进馆，不再啼哭。后来，等我长大，我才知道，老师给我的糖果原来是我母亲事先交给老师，要他给我的。
褚先生是一位有学问、有修养、有孝道的老师。他个子瘦而高，那时还没有成亲，家里有一老母，靠他抚养。我家对老师很客气，除了一日三餐由服侍老师的女佣端出去之外，每天还有一顿点心。有时买了什么糖果、点心、时鲜果品，也拿出去请先生尝尝。褚先生总是自己只吃一点，或者一点也不吃，把果品包回家去给他母亲吃。后来我曾祖母知道了，十分看重他，就把她娘家的侄孙女六小姐嫁给了他，于是褚先生就成了我们的亲戚了。
褚先生在我家坐馆时，常有一位好友来访。此人个子矮矮胖胖，面孔黑黑的。每次来看褚先生总是上午。我们在下面做功课，他就和褚先生在上面谈论书画，所说的内容当然不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所听得懂的。中午，褚先生就留朋友午饭。下午，他们常一起画扇面。我只见他们用图钉把空白的扇面钉在桌上，抹平。然后用无敌牌牙粉把扇面擦一遍，去掉扇面上的油脂。于是褚先生写字，他朋友画画。画好扇面，他们就出去了。此人的名字叫王云五。我想一定就是后来发明“四角号码查字法”，出版“万有文库”，做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又在国民党大陆失守前发行金元券，弄得天怒人怨，最后到了台湾又官拜考试院、行政院副院长的那个王云五。因为我那时就听我父亲说过，讲他当时正在商务印书馆做事，可能那时还未当上总经理。
褚先生教我的时间并不长。后来他找到了别的工作，就辞去了在我家的工作。不过两、三年之后，有一次我们逃难在上海，褚先生来看望过我们。那时可能他又没有了工作，而我们临时住在上海，当然也没有老师，于是我父亲就请褚先生教过我们三个孩子一段不长的时间。
我最后一次见到褚先生已是抗战胜利之后了。那次是父亲来上海，住在我家里，也借我们大家庭的房子开杭州安定学校董事会，因为我丈夫也是董事之一，还有陈叔通（清末进士，翰林院编修，后曾任政协副主席）、钱均甫（钱学森之父）等几位董事都在上海。可能褚先生知道我父亲在上海，特地来探望他。我也出去见先生，看见他当时已是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父亲送走老师后进来对我说：
“褚先生靠他朋友王云五的帮忙已经得发了。”
“得发”者，杭州话，发达的意思也。现在算起来，当时王云五正在当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十分得意的时候，帮好友在政府部门找个工作一定不是难事。后来，我们就没有再听见过褚先生的消息，不知他改朝换代时留在大陆，还是跟王云五去了台湾。不过，现在大概一定不会再在人世了吧。
黄先生
我十岁左右时，家里换了第三位私塾老师。他姓黄，名静山，浙江萧山人，前清秀才，是我父亲的舅舅，即清朝戴文节公戴熙之孙介绍来的。黄老师一开始负责教我哥哥、弟弟和我三人。后来，他们两人先后进了学堂，只有我一人在家。我父亲继续请他教我，直到我出嫁为止，一共在我家教了八年。
黄先生一家寄住在杭州江头。虽然离杭州市区不远，但是不能每天回家，所以一开始黄先生是住在我家的。在作为学馆的一间三开间的大厅旁边，有一间厢房是黄先生的房间。房外还有一个天井。我们专门请了一个女仆服侍黄老师。那个女佣给老师洗衣、倒茶、打扫卫生。一日三餐也由那女佣从大厨房里将饭端去给老师，下午还送一顿点心。除了工资以外，膳宿当然都是免费的，外加茶、烟供应，待遇相当不错。后来，黄先生见在我家能够长教下去，就将家眷搬来杭州，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于是他就每天回家了，但仍有一顿饭是在我家吃的。
黄老师来我家教书时已经六十多岁，黄师母早已亡故。据他自己说，他喜欢小脚妇人，找来找去找了一个脚小得走路都有困难的夫人，有时不能用脚走，只能跪在地上用膝盖走路。听了真感残忍。他共生过十个儿女，但只剩下两个女儿，此时都已三十多岁，还待字闺中。旧时，女子都出嫁很早，如果二十多岁还不许配人家，一般都只能做填房了。我母亲知道黄先生家境不好，家里没有得力的人手，就对他和他的两位女儿很是同情，所以凡是家中有什么时鲜果点，请黄先生吃了，还送一些给他，让他带回家去给女儿尝尝。有一次他女儿病了，就请我家的家庭医生孙云章先生去诊治，还派我家的一个女佣陈妈去服侍她一个月，等她完全复原才回来。黄先生家有什么事要做，总差我家的男仆桂生去他家帮忙。
有一次，我家买了一只收音机。当时，在杭州，收音机是稀奇的奢侈品，很少有人家里有。我父亲想，黄先生一定还没有看见过收音机，就叫佣人去请他及二位小姐一起来听。黄先生十分高兴，叫佣人回话说：“马上就来。”过去，男女不能随便见面，所以，平时，老师是不进内房的。但那时收音机放在父亲房中，于是只好请先生进内房来坐了。我母亲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先生，我也从来没有见过师姐，大家都很兴奋地等着。不一会儿，门房跑进来通知，说：“黄先生、黄小姐来了。”于是我和母亲先行一步，我父亲则后走十几步路，落在后面。从正屋到外边要经过一条长廊，穿过一个天井，还要出一扇园门。出了门，只见先生和三师姐迎面来了。先生特地换了袍子、马褂，三姐穿了一件花色旗袍、黑鞋、白袜、一头乌发、一张黄黄的圆脸，并不漂亮。为了做客，她还特地学当时的时髦样子，戴了一副墨镜，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我看了差点笑出来。我忙招呼老师和师姐。母亲因是第一次见先生，行了敛衽礼，先生作揖回礼。师姐叫我母亲为“大妈”，也作敛衽礼。先生为二姐不能来道了歉，然后大家谦让一番，才由先生先行。这时，父亲也到了，大家又行礼、问候，让进父亲房中。佣人泡上龙井茶，装上四盘果品。先生听了收音机，啧啧称奇，说：“南京、上海的声音怎么会跑到杭州来了！”那时杭州还没有广播电台，所以只能收别的城市的广播。现在，地球另一头的声音、图像都能即刻就在地球的这一头收到，这在六十多年前真是梦中都想不到的呢！
有一年，夏天特别热。我母亲忽然想到黄先生的家是与人拼住的只有一、两间房，一定很热，于是就由我们传话给先生，请他到我家梅厅里来过夏。这梅厅是我父亲当时新造不久的一个厅，是一栋三开间的楼房，在花园旁边，独门关进，很是清静、凉快。天井四边有花坛，种着黄杨、罗汉松、海棠、天竺，中间则有一株很大的绿梅，所以大家叫它“梅厅”。先生一家住进来之后，我们让佣人一日三餐将饭送去，下午又送绿豆百合红枣汤、西瓜、凉粉请他们吃，洗衣、洗澡也由佣人照管。晚饭之后，两位师姐常来我们内屋天井中乘凉、聊天。住到暑热过去了才搬回家去。他们一家为此对我们十分感激。
黄先生为人十分诚实、正派，但是因为自尊心很强，再加脾气暴躁，所以常常莫名其妙地发佣人的脾气。比如，我家是大家庭，房子很大。外面有总的门房，为三房人家看门。门房里总有两三个看门人，不用按铃、打门。但是黄先生进了大门，在走到我们一房的花园之前，还要经过一道门，这扇门平时总关着。他要按电铃，等女佣给他开门，然后再穿过花园、房子、走廊到后院旁边的三间书房去。有时他在门外按了电铃，佣人一时没有听见，或者走得慢了一点，他就会光火，大骂。有时佣人不服，低声嘀咕了几声，或者对他稍有失礼之处，那就更不得了了。他会从大门口一路高声跳骂进来，一直骂到书馆。我们三个学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又是谁得罪了先生，只好让他骂一个上午。中午，一般是由我哥哥陪老师吃饭的。我和弟弟进里屋跟父母一起吃饭时，把黄先生又发脾气的事告诉母亲。母亲就找佣人来讯问。有时佣人说：可能因为新来的佣人不知道先生性子急躁，开门慢了一步，让先生按铃多按了一会儿。于是大家才知原委。
我哥哥之所以中午陪老师吃饭，也是因为黄老师发佣人的脾气引起的。起初，黄先生刚来我家时，是让佣人将饭菜端到书馆里去请他单独吃的。每天四菜一汤：两荤两素。黄先生吃相很好，饭菜都吃得乾乾净净，从不杯盘狼藉，而且每次总只吃两样菜，其余两样菜是不动的，大概也是有“派头”的表现。他吃鱼吃得最为乾净：总是只吃一面，从不将鱼翻身，吃另一面。我父亲说：“这就叫’君子不吃翻身鱼’！”有一次，黄先生吃饭时大发脾气，说佣人看不起他，把冷饭拿给他吃。其实，只不过是给他盛饭时盛了锅子表面的饭，而且没把饭块打碎罢了，他却以为是剩饭。于是，我父亲以后就让我哥哥去陪他吃饭，以示一视同仁。佣人以后给他盛饭，也不但注意只给他盛饭锅中间的饭，而且总要小心翼翼地把饭团打碎。
现在回想起来，黄先生的这种脾气正是他的矛盾心理的反映。因为他是老师，所以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地位的人，有自尊感。从前，老师的地位仅次于父母，是“天、地、君、亲、师”中供奉的对象之一。俗话有“为师一日，终生为父”的讲法。但是，黄老师的家境贫困，所以又有自卑感，怕佣人们嫌他穷，看不起他。于是，就疑神疑鬼，凡是佣人对他稍一怠慢，他就会牵连到看他不起上去了。他的大发雷霆，正是他要维护自尊心的表现。有时我们听到他在跳骂时说什么“我在娘胎里时就是用佣人的”，等等，就是他认为佣人嫌他穷的明证。
从黄老师要找小脚女人做太太一事，当然也可见他的老派了。有时他还真古板、迂腐得可笑。我刚开始跟他上课时，当然他教我的是四书五经。后来，因为受社会上流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大量文章的影响，黄先生也开始让我改读这类文章了。这些文章明白通畅，容易理解，于是我也开始在作文中模仿。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常画密圈，表示赞赏。那时，我弟弟将进初中，哥哥已进高中，家中请了一位补习老师来给他们补习英文和数学。因为我只上半天课，黄先生下午回家，所以学馆就让给哥哥、弟弟补课。这位年轻老师喜欢翻弄我的书桌。看了我的文章，摇头摆尾地念了起来，还对我弟弟说：“你姐姐的作文写得真好。”此后，每次来上课，他必找我的文章阅读。有一次，我弟弟在谈话中对黄先生说起补习老师称赞我的文章的事。黄老师不但不高兴，反而大怒道：“男老师怎么可以开女学生的抽屉?岂有此理！以后把抽屉锁起来，不许他看！”从此，我就在那位老师来之前把抽屉锁好，不让他看了。现在想想黄先生的理由，真老派得可笑！
一个先生教三个学生，平时当然很空闲。我们在自己的书桌上看书、写字时，他也看书、写字。有时实在无聊，就老看墙上挂着的寒暑表，不断唠唠叨叨地说“今天多少多少度了，天要冷了”或者“天要热了”。夏天温度一高，黄先生就说：“今天热死了，热死了。下午一定要中暑了。我不来了。”于是我们三个学生也乐得放假一个下午。黄先生可能有支气管炎之类的病，有时会吐一点血。等到他一发现痰里带血，就说：“不好了，吐血了。我不来了。”于是又放假几天！
后来，我跟徐家的少爷订了婚。黄先生很是慌急起来，因为他听说新郎是会做诗的，新娘怎么可以不会呢?于是，他也叫我学诗。但是做诗是要多读才能领会入门的，我才读了几十首诗，他就出题目要我做了，我当然只能瞎做而已。我还记得，黄先生给过我一本小书，只有二寸许长，里面都是诗词典故，做诗时可用。那时我做的打油诗现在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次题目是“雁来红”。我的末两句是“小草亦能争艳丽，何须寒菊满庭栽”，老师颇为欣赏，加了密圈。惜不久结婚，俗事累人，未能继续学下去，至今我对诗词仍是一窍不通！
我出嫁后不久，抗战爆发，我随夫家逃难到上海，住在位于南京路山西路盆汤弄的夫家所开的庆成绸庄上海发行所里。一天，忽然黄先生来临，原来，他是从我娘家的账房中打听到我的地址的。他告诉我，离开我们家之后，他就去找他的另一位得意门生阮葭仙。那位学生已在宁波当了银行行长，当然就安插黄先生在行里当了一位小职员。后来因为抗战，银行解散，黄先生失了业，只好再回乡下去投靠亲戚。这次是路过上海，想来借一百块钱的。他很客气地说：如果不便，他可以去向做过行长的学生借。在抗战期间，一百块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看他年老气喘的样子，十分可怜他。虽然我当时自己手头也不宽裕，但想念师生之情，却一口答应了他的要求。黄先生露出了喜出望外的样子，连连说：“是真的吗?那我不用去葭仙那儿借了！那我不用去葭仙那儿借了！”我看了很是感动。
我问他现在住在何处。他告诉了我一个小旅馆的名字，说很远，是坐了黄包车走了很久才找来的。我一听说：“你的旅馆就在我们对面呀！”原来车夫欺他是外地人，拉着他兜了一个大圈子，骗了他一笔车费！
我连忙叫我的女佣陈妈搀老师过对门去。我也过去见二师姐。相见以后谈起来，才知道三姐已由邻居做媒，嫁给了在杭州开绸庄的、五十多岁的一个萧山地主做填房了，现在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家里还有前妻所生的子女、媳妇、佣人，她做了太太，生活很富裕了。这次她和父亲就是去投靠这位女婿的。
我的太婆是个很善良的人，听说我的老师来了，而且住在对面客栈里，就吩咐说：“三餐饭由我们的厨房里做了由阿福师傅送过去。”老师省了三天饭钱，心里也觉得非常温暖。
那天下午我丈夫回家，知道我先生来了，就同我一起过去拜望他。次日，黄先生要我和二姐同去附近一家照相馆拍照留念，他也同去。我只见他步履艰难，一走路就气喘得很的样子，很觉可怜。到了店里，我想请他一同拍照，他坚决不肯。我见他有男女有别，师生不可同照的意思，就不再勉强了。后来，可惜我和二姐同照的那张相片也在“文革”中遗失了。
黄先生离沪去杭时，我太婆又请男佣阿福送他上车。他拿出五块钱来给阿福表示感谢。二姐上车时还抱了一只很漂亮的纯白的“日月眼”波斯猫。这就是我跟他们的最后一面。
又过了几年，有一次我回杭州娘家，正巧三姐抱了她的儿子在我娘家吃午饭。她告诉我，黄先生已经作古了。去世那天晚饭以后，二姐正在帮黄先生洗脚。忽听她喊：“三妹快来，爹爹要去了！”三姐说：“这么晚了还去哪里?”后来才弄清，原来是指黄先生已到临终之时了。黄先生去世以前，二小姐一直在先生身边，服侍她父亲，没有出嫁。黄先生故世之后，二姐由妹夫介绍嫁给一个当地人做续弦。不久，她回杭州办事，想不到回乡下时竟在路上染霍乱去世了，我们大家听了不胜伤感。次日，我和弟弟同去三姐处回看她，岂知她已回乡，我们两人只得怅然而归。从此以后，我和三姐就没有通过音问。
三姐比我长二十多岁，经过这么多人事变迁，一定不会再在人世了。
鬼故事
我小时候，家中佣人很多。在我三、四岁时，不算看门的、打杂的、在外面做粗重活的男佣人，光在里屋工作的就有六个女仆：三个是服侍我曾祖母的，三个算是归我母亲的。
在服侍我曾祖母的三个老做佣人中，阿妈的资格最老。我已专文另述了。另一个女佣姓李，年纪也很大了，牙齿都已掉光，吃起东西来靠上、下嘴唇一开一合，所以我们叫她“瘪嘴李妈”。又因为她喜欢搬弄是非，我们在背后就叫她“李老太婆”。最后一个叫朱妈，她除了做老太太的事，也兼着照顾馆里的老师，褚先生。朱妈是老杭州，讲的是地道的杭州话，比如：她说：“楚楚谙歇儿”(只能按音写出)，意思是“等一会儿”，不知是哪个年代上的话。现在大概在杭州已没有人知道了。
照管我的是陶妈，绍兴人。她在我断奶后就来照看我了，但不久就离去。照管我弟弟的是王妈，就是那个坐车车翻身、秤人秤断绳的大胖子。还有一个姓李，年纪比老李妈轻，我们就叫她小李妈。小李妈手脚不大乾净，要拿东西。有一次，我母亲亲眼看见她在蒸点心的蒸笼里装了一盘热气腾腾的点心，飞快地走到帐房里去给帐房先生吃。可能这是因为她平时要麻烦帐房先生写信、看信，所以要拿东西去表示感谢。
这些女仆平时没有很多事做，因为擦窗、掸尘这些重活都是男佣人干的，我们主人连老师在内只有七、八个人而已，所以很空闲。每到下午，她们这几个新、老佣人往往全坐在后间。围着一张大方桌。阿妈摺锡箔、念佛；瘪嘴李老太擦油灯，准备晚上用，因为那时杭州还没有电灯，所以晚上总是点三根灯草的油灯；朱妈做鞋底；小李妈把洗好、晾乾的衣服折叠起来；奶妈则给我弟弟喂奶。我坐在领我的陶妈的膝盖上，看她们做事、听她们讲话。她们最喜欢讲的是鬼故事。 记得一次她们讲过一个僵尸鬼的故事。说有个僵尸鬼生了个孩子。既是僵尸，当然就没有奶可喂孩子，于是她每天清早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抱了孩子去汤团店讨汤团汤喂孩子。店主见此人从来不讲话，也不换衣服，每天都来得那么早，就怀疑她是鬼。一天，店主叫学徒暗中尾随她，看她住在哪儿。果然，只见她走到一个荒地里，钻进一个坟墓中去了。店主知道之后就叫人把墓打开，只见里面躺着女鬼和婴儿。不一会儿，太阳出来，僵尸一见太阳就化为一滩鲜血，从此就没有抱孩子的女人去讨汤团汤了。
她们还说乡下某地有一个人死了之后附在活人身上，说自己因为生前做了什么坏事，现在被罚入地狱，就要割掉舌头，投胎狗去了。? 听了这些故事我害怕得汗毛凛凛，贴在保姆的身上不敢离开，晚上也不敢一个人独自在黑暗中走路了。我还想：以后大起来一定要当好人，不要也投胎变狗。
这一类鬼故事不但佣人们常说，而且因为那时人们都相信鬼神，也相信因果报应，所以大家都说。有的简直说得难分真假了。记得有一次我家的一位堂房二伯伯来访。因为那时的规矩是男客来了女主人不能出去陪客，所以只有我父亲出去。送走了客人进来时，父亲很吃惊地讲给我们听客人说的故事，还说这是客人亲见的。
客人有位友人，平日对父母甚为孝顺，一天忽然得急病死了。他的父母妻儿十分伤心，天天哭悼他。他变成了鬼，也十分思念父母妻儿，在阎罗王面前苦苦哀求。最后感动了阎罗王，允许他还阳，并嘱咐他在某年、某月、某日夜里托梦给家中所有上下、大小，叫他们在某个时辰去打开棺材，他就可以复活。这一天，果然全家都同时得到了一样的梦。大家都觉得奇怪，想一定有什么因缘，就真的在指定的时间打开了坟墓。只见他躺在棺材里已有了一点呼吸，过了一会儿，眼睛睁开，竟活了过来。大家把他搀出棺材，却见他左脚走路一瘸一瘸的，问他是何原因。他说：“你们开墓开得早了一刻钟，我的左腿还没完全长好。要是再晚一些就好了。”我父亲说，这是我堂房二伯伯亲见的。他说，那位友人还把左腿的裤管拉起来，给二伯伯看，褪上确实没有皮肉，只有骨头，很是难看。我们听了，既感害怕，又感疑惑，不知是真是假。
又有一次，我父亲的朋友传给他听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的故事，更为离奇了。那个人是办实业的，杭州很有点名气。他开了一家很大的店，叫“三友实业社”，里面卖的是各种实用百货，应有尽有，就像现在的百货商店。那时在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店，他这一做法倒是创举。据说，这位老板信佛甚笃，每天定时在家静坐。但是这家的女主人脾气极坏，家中的事一不称心，即大声吵骂。男主人最怕听她的骂声，一听就心中烦恼。经过多年的修练，那老板终于功德圆满，自知在某天某个时辰就要离开人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于是一到这一时刻，他就去房里坐静。谁知正在他灵魂出窍的一刻，妻子又为了什么小事大发雷霆起来。被她一骂，那人心中一乱，灵魂误入邪路，投胎成了某家之狗。这天晚上，他托梦给家人，要家人去那家，把情况说明清楚，讨回小狗来养。家人去一问，果然在这一时辰生过一只梦中描述的小狗，于是讨回来奉养，全杭州城里传为奇闻。
还有一事，也很离奇，而且故事中人还跟我夫家有一点亲戚关系呢。杭州旧时大多数房子都是用木板盖的。很容易着火。我小时候一听见火警，最为害怕。有一年，下城区大火，次日有友人来说，那天火势甚厉害，烧了许多人家。有一户人家，前门已经着火，不能出去，只好走后门。他们的后门通一个大户人家。那家大户怕别人趁火打劫，把门紧紧关住，死也不肯打开。于是邻居一家五、六口人就活活烧死在他们的门外。次日大家看见门上许多血手印，真是惨不忍睹。周围群众都指骂那家大户不人道，将来没有好报。不久，那家的老主人果然暴死。他托梦给儿子，说将投胎到某处某户做猪去了，并告诉他儿子猪身上会有什么记号。他儿子第二天马上去看，果然发现此猪，乃买回当老太爷奉养。最近，我在浙江佛学会杂志里的一篇文章上也见到此事。该文还说佣人去喂这头猪时，叫一声“老爷”，那猪便会“哞哞”答应。我结婚后太婆也给我讲过此事，看来似乎不假。只是真难以使人相信！
旧时，大家庭的房子很大，房子既旧，空屋又多，于是常常闹鬼。我夫家在杭州的老家的房子就很大，比我娘家的房子更大，这是徐家从一个姓许的、后来败落的大户人家手中买来的。听说那房子里有丫头投井自尽过，所以有鬼。我丈夫说，他小时候，家里还雇有打更的老头。杭州话叫“打更”为“敲梆”。他家那个敲梆老头年纪很大，留着很长的白胡子，每天晚上敲梆报时。一天，那老头说，昨晚敲梆时突然看见一个陌生人，他以为有人跟他开玩笑，便说：“你不可以吓人啊！ 人吓人是要吓死人的。”但当他讲完之后，对面的人影就不见了。他才知道是鬼。
我夫家也是大家庭，人口很多。小孩都分别有女仆带领、伴宿。有一天傍晚，一个女佣抱着我丈夫不满五岁的堂弟到一个客堂里去闲玩。这个客堂平时很少人去，是专门招待和宴请宾客的地方，厅外有一个花园，园里有池塘、假山，树木、花草茂盛，景致很好，所以大家称这个厅为“花厅”。花厅里摆了一堂紫檀木的桌椅。那天，这佣人就抱着小主人坐在一把椅子上。略坐一会儿，就想回到内厅去了。不料突然她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双目直视，面有怒色，用北方男子的声音说：“我是某老爷。你怎么无礼坐在我身上 …… ”大家一听，知道她碰上了“赤佬” —— 即杭州话“鬼”的意思 —— 于是代为求饶，答应到深夜用酒饭、锡箔赎罪。过了刻把钟，她才慢慢醒过来。别人后来问她有何感觉。她说：“好象睡熟了一样，只是非常疲倦。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最奇怪的是，很多人都说见过那所大房子里有一个老太婆形状的女鬼。而且，在不同时间看见过的人的描述却都大同小异。比如，有一次，我丈夫的堂弟的大学同学来做客，寄宿在我家。第二天早上，他问堂弟：“你家是不是有一个白头发的老太婆？我昨天看见她从厨房那儿走过，不知她是你家的什么人。”堂弟说，我家并没有这样的老太婆呀。于是知道他的朋友又见了鬼。最后一次有人见到这个老太婆，已是四九年改朝换代之后了。那时因为我们的老屋已被政府征用，所以要把东西出清：一部分有用的带回上海，一部分没用的在杭州处理掉。我带了两个女佣，从上海去杭州老屋办理此事。两个女仆中有一个是十七岁的小姑娘。她说晚上去天井里倒水，看见一个白发老太在厨房门口走过。她所描述的跟别人所说完全一样。那个小姑娘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杭州，更没有听说过这儿有鬼，竟也会看见大家都在传说的鬼，真是有点使人不信也要信了！
孙云章医生
三十年代，杭州虽然已是一个通都大邑，但极大部分居民思想尚比较守旧。比如说，在医疗方面都还相信中医而不相信西医。我家虽然也是世家旧族，却得风气之先，不但在杭州是相信西医比较早的一家，而且对于杭州西医的推广和普及也起了一定作用。这要归功于我的曾祖母。她在辛亥革命前就结识外国传教士，相信西医。比如，我母亲做产已不用稳婆（即旧法收生婆），而改用助产士了。我们小时候凡有病痛也均请西医看病。因受他祖母的影响，我父亲十八岁就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也一直相信西医。当时，我们常看的一位医生姓孙，名云章。
孙医生原来是我家大房里的朋友。大房共有六兄弟，都是跟我父亲共高祖的堂兄弟。虽然我们跟大房不住在一起，但是因为共用一个总的大门，合用一个总的账房，所以堂兄弟们也能在去账房间看报、聊天时见见面。大房的六兄弟中，老五能诗善画，爱喝老酒，为人豪爽好客，家中常常高朋满座：有谈字画的、讲风水的、打拳头的、学中西医的、研究烹调的，每天来家里随便谈谈笑笑、吃吃喝喝。那班人很像春秋战国时诸侯家里养着的食客，也有点像《红楼梦》贾府上所谓的“清客相公”，只是这班人都有自己的家，不住在高家，也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职业，不完全靠高家来养活，所以我还是把他们叫做“朋友”。我父亲也常去参加他们的谈笑，只是因为他不善饮酒，所以只是清谈陪坐而已。
孙云章就是这批朋友中的一个。他是英国人办的一个大医院里的实习医生出身，虽无正式大学文凭，但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孙医生相貌清秀，谈吐高雅，聪明好学，平时常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梳一头西发，穿一身笔挺的高级料子长衫或马褂，脚登一双擦得乌黑铮亮的皮鞋，这是当时社会上十分时髦的打扮。我父亲在大房五伯伯那儿认识了他，大家谈得很投机，于是我家凡有什么红白喜事，他必是座上客。
孙云章医师家境并不富裕，当时也没有固定工作，我父亲很想帮助他。那时民间穷苦人很多，不少人有了病无钱求医，只能求神问卜，往往误事送命。我父亲想，我曾祖母生前一向乐善好施，为什么不提出她的部分积蓄作善举费开医院呢？这样既能帮助孙云章先生找个工作，又能解决穷人治病的大事，岂不一举两得？于是就在杭州闹市区租了几间房屋，开了一家普济医院，请孙云章医生担任内科，还请了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担任外科及配药。
既然医院是慈善性质的，当然就不以盈利为目的。门诊费很便宜，一次一角钱；如果家中贫苦，则挂号费、医药费全部奉送。二位医生的工资亦由我家支付。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远近都传扬孙医生的医术不错，每天总有一、二十人去就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