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孙医生也自然成了我们的家庭医生。我母亲一向患有失眠症，失起眠来一夜要小便多次，这样起起睡睡，就更加睡不着了。以前看过上海、杭州的很多名医，都治不好她的病。后来吃了孙医生的药，就能一夜睡到天亮，即使小便一、二次，解后也还能入睡，因此大家对孙医生就大为相信了。我们小时，一有小毛小病，不论日夜，只要一个电话，他即刻坐了自备包车而来，我们服药即愈。
因为他是我们的家庭医生，所以我们平时请他出诊，不必送他诊费。每至三节，即端午、中秋、过年，母亲必备高级礼品，如：衣料、香烟、名酒，还有自做的枣饼，差男佣人去送他，他必笑纳，还特地来我家面谢。孙云章医生总对我们自做的枣饼赞不绝口，所以以后这一样点心就成了每次送礼时必不可少的一件了。
作为一位好的医生，不但要有高明的医术，而且要能理解病人的心理。有时，后者更为重要，因为病人所谓的病常常并不是身体上的病，而只是心理上的病而已。比如：有一年，我母亲去人家家里吃喜酒，坐在新娘床前一张椅子上。一位女客走来，母亲为了要让她走路，把脚一扭，跌了一跤，膝盖脱了臼，忙请骨科医生来上好，回家养了半年。因为此事，她心里很烦，一有什么事，就要失眠。一天，她正躺在床上养病，忽然来了一个以前在大家庭中做过、已有多年未来的女佣人。她说现在她已经在上海做喜娘了，一坐下就拿出两个绣花的缎子被面：一个是乌蓝色的，一个是粉红色的，花样很老式，说是代我母亲买了，将来可以做我结婚时的嫁妆用的，要五十块钱。此事很明显是来敲我们一笔竹杠的，因为我们并没有托她买过什么嫁妆，何况这两条被面无论是颜色还是花样都不适宜做嫁妆，一定是她自己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东西，推销不掉，就推销到我母亲这儿来了。我母亲听了很不高兴，但听那佣人说了很多好话，又听她说已经代买，觉得不付钱要她白白垫出又不好意思，就收下了。那天我正在场，记得她很勉强地叫我把橱里积着的五十块大洋拿给那佣人。
当天晚上，为了此事，我母亲又失眠了。次日，请孙云章医生来诊治。母亲对医生说，“生病不瞒医生”，就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孙医生听后想了一想，说：“把被面拿来让我看看。”一看以后，他就说要买这两条被面。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一老友要做寿，他可以拿这被面去作寿礼。母亲不信。但孙医生坚持是真的，于是被面归他拿去，说下次来还钱。他开了药方，由佣人拿去配药。这一夜母亲睡得很好。第二天孙医生又来复诊，并还五十块钱。母亲心病既去，失眠症自然也随之而愈了!
孙医生是不是真有好友做寿我们且不用去管，他买了我母亲不喜欢的被面是为了安慰我母亲却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俗话所说的“心病还要心药治”啊！写到这儿，我想起最近看过的李志绥的回忆录中所写的事，李医生对毛泽东不也就是用的这种半医半骗的技术吗?
孙云章医生在杭州行医十多年，没有听说他出过什么医疗事故，只听见不论贫富人家都说他是治病的良医，可见他的医术确实不错。记得有一次我哥哥放学回来忽然大喊肚子疼，疼得用脚把床板踢得咚咚直响。我母亲吓得不得了，以为出了什么大毛病，连忙请孙医生来。孙医生开了一方药，一服就好了。
我家有一个新来的年轻女佣，叫张妈，三十多岁，很胖，眼睛白瞪瞪的不很灵活。她说有“心痛病”，痛起来会哇哇大叫，但一会儿就好，大家也就不当一回事。一天晚上，她的心痛病又发了，叫到晚上十点忽然没了声音。另一个佣人陈妈急匆匆地进来说：“张妈死了!”我父母慌忙差人去请孙医生来急诊。孙医生来了之后，给张妈鼻子里闻了什么药，她就醒了过来。后来孙医生又给张妈打了一针，她就好了。于是，孙云章医生又名声大振，说他连死人都能治活。
对于孙医生的医术大家从不怀疑，但对他的私生活，倒有一些传说。孙医生已经结婚，生有一子，但奇怪的是他不和妻子住在一起，却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就长住在一位姓丁的好友家中，吃住均由丁友供应。那位丁友也已结婚，还有一位姨太太，原来是丁家的丫头，后来收了房。听说丁友与小妾住在前间，孙云章医生住在后间，中间虽有门，却常敞开，畅通无阻。于是外人传说孙、丁两人合拥一妾。也有人说，可能孙先与丫环有关系，后来丁友才取而为妾，因此两人就有了密契。真实情况当然没有人知道。不过记得有一次我同母亲去一家大布店购衣料，见丁家姨太太亦来购物，听见店员称她为“孙师母”，而丁家的姨太太竟也会答应。丁姨太离去后，店员还偷偷把她跟孙、丁两人的关系告诉我母亲听，以为我们不知道呢。
后来，日寇犯杭，大家避居沪上，孙云章医生亦与丁友一同迁到上海。听说孙医生在北京路上一家药房里设了一个诊所，但生意不佳。不久，他又搬回杭州，没有多久就与世长辞了，终年只有五十多岁。
阮师傅和杨海师傅
以前佣人的分工是很细致的：女佣一般只做房里的活，细巧的活和针线活；室外的工作、粗重的工作、花园的工作、对外的工作，一般都由男佣人来做。当然，门房、账房也都是男的。在众多的男仆中，我有两个至今还有印象：一个是管花园的阮师傅，一个是打杂的杨海师傅。
阮师傅是绍兴人 —— 那时，杭州的佣人大多是绍兴人。他还是我曾祖父、曾祖母时候用的园丁呢，算起来，他开始在我家做时可能至少是八十年前的事了。
我家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阮师傅的专职工作就是管这个花园。他对花木颇有经验，园里一年四季的花儿不断，有茶花、木香、水仙、白兰、珠兰、月季、香水花、夜来香、腊梅、石榴、红梅、绿梅、兰花、茉莉，等等。一到某种花盛开的时候，他就用花盆装了这种花送到上房天井的石桌上来，定期更换。
夏天天热，太阳太猛烈。一早，阮师傅就把天井里的蓝布凉棚拉开，遮阳；傍晚，太阳西下了，他就把凉棚收起来。有一天，他在收凉棚时，天上乌云密布，好象马上就要下雨的样子。我有一位小叔叔，年龄比我大不了几岁，十分调皮。他就问阮师傅，今天晚上会不会下雨。阮师傅用地道的绍兴话回答道：“伏无夜雨啦。”这可能是绍兴的谚语，意思是：伏天晚上是不会下雨的。绍兴话“夜”念成“呀”这样的音。我小叔叔听了觉得好笑，就学了他一句：“伏无‘呀’雨啦。”阮师傅用很重浊的绍兴口音答应道：“后！”意思是：”对！”大家听了都大笑起来。以后，小孩子们都学他的样，这句话风行一时。一个小孩说：“伏无‘呀’雨啦。”另一个小孩答道“后！”这样闹了好一阵。
阮师傅平时就住在花园内。我大约只有五、六岁时，有一次，跟兄弟们一起“躲毛毛果”(杭州话“捉迷藏”的意思)。我躲入阮师傅的房中，过了多时，没有人来找我，可能他们找不到我，根本把我忘了。我躲在阮师傅的家具后面时间长了觉得厌气，见前面有一木吊桶，是吊井水用的，桶里装满了豆壳，因为无聊，就随便把手伸进豆壳中乱抓。忽然我发现豆壳下有物。一看，原来是园中树上采下的杏子，而且是最好、最大的杏子，满满一桶。我连忙奔回家去告诉我母亲。母亲就同我一起去阮师傅房里把杏子拿来，大家分而食之了。母亲说：“不要向阮师傅提起此事，以免他难堪。”我至今不知道阮师傅在自己房里藏那么一大桶杏子做什么，是自己吃呢，还是送人呢，或者偷偷拿出去卖钱呢？
曾祖父去世后，我父亲继续用阮师傅做园丁。阮师傅喜欢喝酒，每天饭前必喝高粱酒一杯，这样一直做到他七十二岁，我那时已十一、二岁了。有一天，记得是大年初二，我经过花房门口，见阮师傅坐在那儿，赤了一只胳膊，在晒太阳，脸色有点难看。我问他：“你为什么赤了手臂晒太阳，冷不冷？”他说：”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手有点麻，不大能动。”我连忙进屋去对父母说了。他们马上叫阮师傅躺到床上去，并差人去请我们的家庭医生孙云章先生来诊治。孙医生说阮师傅中风了。父亲一面叫账房里的老师傅暂时来服侍阮师傅，一面要账房先生写信让阮师傅在乡下的儿子来。儿子赶来以后，我们在皮市巷租了一间房子，把阮师傅搬到那儿，让他们父子住在那里，每月的生活费当然也由我们来出，还定期让孙云章医生去诊治、送药。
半年之后，阮师傅不治身死。我们出钱给他买了棺材，暂厝了一个专停棺木的会馆，再在他的家乡给他买了一块坟地，做了坟墓。半年之后，准备给他移到墓地去落葬时，我家的一个账房先生陪阮师傅儿子一起去厝棺材的地方，岂知找了半天都找不到阮师傅的棺材，大概别人拿错了他的棺材。最后，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原来停放阮师傅棺材的地方抬了一口别人的棺材去安葬了。大家都感叹说，阮师傅没有福气，那个陌生人倒有福，葬到了阮师傅的墓地上去了。其实，我想想，阮师傅被别人抬去，葬在别人的坟里，受别人的子孙的祭祀，不是也一样有福吗？
杨海师傅比阮师傅来得晚多了，那时我已快要出嫁，但是他也在我娘家做了几十年，一直到改朝换代之后还常来帮做事。
杨海师傅是浙江诸暨人，他原来是二房开的狮子峰茶场里的工人。可能因为我家那时缺一个男佣人，就由二房里介绍来了。来的时候他已四十岁左右了，头上有点瘌疤，背有点驼，不太善于说话，人很忠厚、老实。一开始，他在我家的菜园里工作，有时也去买菜、烧饭、采购。杨海师傅做事情非常把细、认真。让他洗东西，一定洗得乾乾净净，一丝不苟。所以凡是有什么吃的东西要洗，我母亲总要杨海师傅去洗。
杨海师傅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好象一直在工厂工作。他们全家都住在我们家中。
抗日战争爆发了，日寇侵入杭州。那时我已出嫁。我哥哥和弟弟都在念大学。我父亲在安定学校担任董事长。因为他留学过日本，懂得日语，他怕日本人会找他出去为他们做事，所以就带了母亲和男女佣人一起，随安定学校逃到浙江永康、壶镇达八年之久，家中的房屋、财产都交给杨海师傅和他妻子两人保管。
日寇进了杭州，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家家鸡犬不宁，我们家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比如：我父亲在狮子峰顶修建的别墅意胜庵就因为没有好好管理坍败了，砖瓦也给附近农民偷走了不少，后来一直未能再修复；看管我家在西湖的庄园 —— 高庄的朱师傅的儿子竟拆了房子把材料卖掉了换钱用，抗战胜利之后还有脸皮来问我父亲要工钱，被我父亲奚落了几句才没趣而回，可惜高庄后来一直未能恢复原貌，至今只剩了一个遗址而已，西湖也从此少了一景。
而杨海师傅却对我家非常忠心。他怕日寇进我家来抢东西，就很聪明地用橱柜等物把通上房的门都叠盖起来，把通花园和客厅的门也都用同样的方法堵住，只留后门、菜园、厨房、大厅及洗衣房等边房可以进出。日本兵几次到我家，都不知道我们家后面还有很多房子，所以抗战胜利我父亲他们回家，发现屋内东西完整无缺。
抗战期间，他在我家生了一个儿子，十分高兴。他说，这孩子是我家祖宗给他的，因为一天他做梦，看见一位老太太抱了一个胖小孩，送入他的怀抱，后来他妻子就怀孕了。所以他逢人便说这是高家祖宗给他的孩子。
抗战胜利，杨海师傅的孩子已可进小学了，为了报答杨海师傅保护我家房屋和财产，我父亲就把他的小孩送进学校，让他一直念到中学毕业，都是高家出的钱。后来，这个孩子进了大学，那时已经改朝换代，大学生都由国家培养了。
杨海师傅寿很长，活到七十多岁。“解放”之后，我父亲自己也要靠我哥哥奉养，但我哥哥每月还拿出一笔生活费给杨海师傅。杨海师傅寿终正寝时已是“文革”期间，我哥哥经济已经很是困难，但他仍硬省了一笔丧葬费送给杨海师傅的妻子，据说丧事办得甚为体面。
现在，我想杨海师傅的儿子一定也已儿孙满堂了吧。
民四嫂
在我们这一辈女子中，虽然也有读大学的、出洋留学的、婚姻自主的，但大多数仍受传统礼教的束缚，婚姻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于是造成了多少悲剧。据我所闻，大多数女子以这样的方式嫁出去之后都受丈夫之罪，比如：有的丈夫跟她生了一个儿子就外出去讨小老婆，然后把妻子搁在一边，不闻不问，甚至当她是老妈子，做家务服侍他们；也有的丈夫暗中寻花问柳，长年在外，很少回家，把家当做旅馆，让妻子守活寡；更有的丈夫在家庭中与族里人做偷偷摸摸的事，不顾伦理、廉耻。而受传统道德束缚、只知道做贤母良妻的女子则往往忍气吞声地挨过凄惨的一生。我的一个亲戚民四嫂就是这样的典型人物。
民四嫂是我家族中五房里的媳妇。我的五伯伯家教很严。他家两女当大，最后生了一子，十分宝贝。五伯伯夫妇都爱吃酒。有一天晚餐时，五婶娘吃鱼不小心鱼骨卡在喉头，中了风，医治无效，不久故世。这位五伯伯却也不再续弦，只一心想尽快讨房媳妇来帮忙料理家务。当时，他的大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在上海念大学，只有小女儿在身边。 五伯伯的儿子是民国四年生的，所以小名就叫“民四”。这位大少爷其实是个花花公子，在上海早就被花花世界所迷惑，时常在舞厅、赌场进进出出。后来认识了一个舞女，叫小玲珑，与她同居，并且已经生儿育女了。但是因为他父亲平时太严，当然他不敢告诉其父说已跟舞女同居，所以凡是要向父亲拿生活费用，总要找种种借口。幸而他与其父分住两地，因此父亲倒也一直没有发现民四在上海已有家小的事。
于是，五伯伯就在杭州按旧规矩替民四物色太太。当时，旧式家庭只要有差不多到了结婚年龄的孩子，总有媒婆进进出出地来做媒。最后，五伯伯找到了一位名门淑女。双方父母交换相片看了，再请杭州有名的算命先生来排八字，一切相合，于是也不征求在上海的民四的意见，就定了亲。
按照当时杭州的规矩，定亲之日亲戚和本家皆要去道喜、吃喜酒，再正式请两位有身分的朋友或长辈做男女两方的媒人，交换红绿帖子。到一、二年之后，才择定结婚之日。在结婚前约半个月左右，还要请媒人吃一次酒，叫“下盒”。这天，由男女双方的媒人共同将男家送新娘的首饰之类拿到女家去。然后，在结婚前几天，女家把新娘的嫁妆送到男家去。这天，男女两家又要请媒人吃一顿酒席，亲友作陪。这样热闹了好一阵，结婚的日子终于到了。民四始终都不敢把他在上海已有家小的事告诉其父，直到结婚前几日，他才勉强回到杭州。
杭州的风俗习惯是结婚时要在亲友中请两位十几岁的女孩做“龙凤小姐”，就是所谓的“傧相”。这次，我正好做他们的“龙凤小姐”之一，所以婚礼情况就都亲眼目睹了。
中午十二点，新娘用花轿抬到男家来拜午时堂。新房桌子上点了一对红蜡烛，“龙凤小姐”的责职就是用手扶着这对蜡烛，怕人多撞倒，不吉利。除了“龙凤小姐”管蜡烛外，再要在亲友中请一位中年妇女做“全福太太”，也一声不响地坐在蜡烛前边，很严肃的样子。这位“全福太太”在我们本家中是算有福气的：夫妇双全，一子一女都已成婚，还有了外孙、孙子，所以各房侄辈结婚皆请她来担任“全福太太”，用以借她福气之光的意思。
只见新郎坐在新房的床上，面孔朝里，身上穿了蓝袍黑褂，算是礼服，胸前别了一簇喷香的茉莉花。不一会，花轿敲锣打鼓地抬进门来，停在大厅里。新娘由喜娘搀扶出轿，站在大厅的左边。媒人在上面高声喊道：“一请新郎入堂!”“二请新郎入堂!”“三请新郎入堂!”这时，新郎由男搀扶扶了下楼至大厅拜堂。所谓“拜堂”者，即杭州话“行婚礼”之意也。新夫妻对行鞠躬礼之后，新娘、新郎就入洞房了。后面跟了一大批男女、长幼，来看热闹。新夫妇先坐在床上，新娘坐下时，喜娘必把新郎袍子的一角压在新娘的屁股下边，算是把新郎的威风压住了，以后新郎就会怕老婆。
坐了一会，新郎、新娘再坐在放花烛的桌子前，吃“交杯酒”。喜娘拿了一杯杯的桂圆、莲子、圆子之类的东西，在新郎、新娘的嘴唇上装一装样子，一面口中还要说些“连中三元”、“早生贵子”等吉利话。这一仪式结束，婚礼的这一部分算是告一段落。这时，新郎可以出房自由活动了。“龙凤小姐”的任务也算完成，可以同诸客一同出房，让新娘一个人在房里休息一会儿，因为下午新郎、新娘还要一起回娘家去拜见女方的父母亲及长幼亲戚，这叫“回郎”。按照杭州的风俗，中午男家备喜酒，晚上女家备喜酒，要热闹两顿。然后再吵房，总要闹到半夜以后才可以休息。
据后来喜娘来说，新郎当天下午回到房中就故意要喜娘拿信纸来，说要给上海写信。很明显，是要让新娘听见，知道他上海已有了别的女人。或者，他还希望新娘一气之下回郎时不再回来，就省了他一个麻烦。谁知民四嫂是个典型的三从四德的旧式女子，即使知道丈夫上海已有女人，也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了，于是当天晚上照样跟了新郎回到洞房来。等闹房的客人离去之后，新郎又对喜娘说：“要分两个被洞睡。”喜娘也只好照办。这样的情况当然五伯伯都是不会知道的。
次日早晨，新婚夫妻去见五伯伯，五伯伯很是高兴，以为娶了个贤媳，以后可以一家老小平安度日了。谁知，这几天因为高兴，他多喝了几杯，当天半夜忽然吐起狂血来。听说血多得只能用面盆来盛。等医生孙云章赶到，用了各种止血药都无法妙手回春，到“三朝”上午竟就一命呜乎！
按照杭州的习惯，新郎、新娘在结婚的第二日要回娘家去吃午饭。到了三朝，亲友要去男家吃酒。男家还要在下午请变戏法的人来表演。变戏法的会变出很多东西来，送给贺喜的孩子做礼物。这天，我和父母、兄弟正准备去五伯伯家道喜，忽见账房先生来报告说：“五先生在今天上午去世了。”于是，喜事变成了丧事，酒席、戏法全部回掉；大厅里挂的红彩球除下，挂起白灯笼来，“喜堂”顿时变了“灵堂”。大家无不既惊奇、扫兴又感叹、惋惜。我也为新娘感到难受，想，她一结婚就遇到那么倒霉的事，别人一定会抱怨说她进门不吉。那时，大家还都不知道，其实新娘肚里还有更大的、说不出口的苦恼呢！
三朝，本来是女方新亲上门贺喜的日子，女方只有寡母和哥、嫂，现在既然已无喜可贺，于是就改由哥哥去吊丧了。我父母也去吊了丧，我们孩子就不去了。据说，新娘一见其兄就哭得极为伤心，至于是否告诉他新郎上海已有外遇之事，我们大家就都不得而知了。后来，五伯伯的丧事一完，新郎就回上海去了。于是新娘就在杭州守起活寡来。
大家虽然对民四嫂很为同情，但毫无帮她的办法，只能在背后议论纷纷，为她抱不平。民四嫂完全是一个讲旧道德的妇女，虽受了丈夫如此不公的待遇，却仍不动声色，默默忍受。比如，五房里的佣人传来说：新婚几天，丈夫仍与她分被而睡，她毫无怨言。有一次，民四少爷睡在里床，要老仆给他盖毯子。老仆的手不够长，伸不到里床去为少爷盖被，民四嫂就默默地起来为少爷盖毯子。丈夫去上海后就此一去不回，民四嫂就与小姑在家过日子，还给小姑做出嫁用的绣件，放在嫁妆中作为送给亲戚长辈的礼物。
有一次，给民四嫂做媒的喜娘来我家说：一天，她去探望民四嫂，见她正在给小姑做针线，就对她说：因为不知底细，做了这份媒，害了小姐，心里十分难过。民四嫂回答说：“我不怪你，是自己命里注定的。我现在手里在做花，针却不知道插在哪里呢！”听了真使人难过。
还有一次，账房先生来我家讲：民四少爷因为父亲做法事，与友人在家吃饭，饭后打牌打到十二点钟，又外出去住旅馆了。账房先生见楼上少奶奶房里的灯一直开着，直到听见丈夫出门去的声音才熄灯。这位老账房边说边叹息不已。
过了几年，日人犯杭，我家各房均避难上海。此时，民四嫂的小姑也已出嫁，五房里只剩了民四嫂一个人。一个女子无法独自在上海生活，只好暂住她三叔婆家。那时我母亲也在上海，她去看望本家，见到民四嫂。民四嫂告诉我母亲，在上海她曾见过民四的外遇小玲珑和她的两个小孩。她还对我母亲说：“这种人(指小玲珑这种舞女)怎么会照看孩子？我看了真肉痛！”我母亲回来对我们讲：“这位四少奶奶真厚道、贤惠。丈夫如此不当她妻子，她还把他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来肉痛呢！”大家听了也不胜感叹！
又过了若干年，听说民四嫂住到大姑娘家去了，可能她的三叔婆已故世，她就不能再住下去。不久，“解放”了，五房的家境远不如前，她们不能再靠祖传的家财吃饭，民四嫂只好跟姑娘一起去生产组工作。生产组是大陆收入最低的工作单位，主要成员是家庭妇女，在五、六十年代，一个月只能赚十几到二、三十元而已。她们要靠去生产组工作来养活自己，可见经济之窘迫了。在“文革”后期，有人传来消息说，民四嫂已故世。而她的丈夫，听说“解放”前就跟国民党去了台湾，我们从未再听到过任何有关他的消息。
民四嫂的一生实在真是凄惨。如果要讲命运，我们可以说这是她的苦命决定的。民四嫂并不难看，人长得很秀气，但两条眉毛有点下挂，看上去很有苦相。但当然谁都说不清，是因为她的脸上有了苦相，所以才一生如此苦命的；还是因为一生苦命了，所以才脸上露出苦相来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葬送这位如此善良、贤惠的名义夫人的，正是民四！不过，如果再仔细想想，也不能完全怪民四，因为其实他并没有欺骗民四嫂。他在上海通过自由恋爱，有了与小玲珑组成的家小之后，并没有主动再要娶民四嫂做妻，这是五伯伯自作主张定下的亲，只是民四没有勇气向他父亲讲明真相、向封建礼教作斗争罢了。我们不能要求民四为了民四嫂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去跟一个不爱的女人生活一辈子呀。所以，严格来说，民四和民四嫂都是旧社会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啊。只是因为民四是个男的，在封建社会比妇女有多一点自由而已。
过去，像民四嫂这样的悲剧真是不知有几千几万呀！
绣花沈妈
我的父亲虽然日本留学多年，但他的思想仍然封建守旧，尤其表现在对他的子女的教育和我的婚姻上。从小，他就请老师在家里教我们三兄弟姐妹古文。只不过，我的兄弟一到十多岁，他就送他们进了学校，可能这是因为他们是男孩子，将来长大了要去社会上工作的缘故；而我则是女孩，他觉得进学校念书只有去学新潮，去自由恋爱，将来结了婚，与丈夫一有不合就闹离婚，所以只许我在家念私塾。
至于我的婚姻，我父亲认为我们高家三个老房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许配女儿出嫁的，所以我也不可例外。而且，因为我将来许配的人家一定是门当户对的，决不用妇女抛头露面，外出工作。即使教育小孩也会有家庭教师，做衣服必有裁缝，做菜煮饭必有厨师，所以只要懂点古文、学点字画，日后作为消遣即可。于是，我虚年龄十四岁时就由父亲的老朋友介绍，许配给金洞桥徐家。那时，我也满脑子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以为父亲的想法决不会错，就毫不犹豫地将我的终身幸福交给我父亲去碰运气了。
既然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就要在我出嫁时准备一份丰盛的嫁妆。从定亲到结婚有四年之久，有充分的时间作准备。按照当时杭州的风俗习惯，结婚满月后女方要给男方的长辈、平辈亲戚送绣花锻盒。所谓“绣花锻盒”，就是用一个朱红色的福建漆的长盒，内装各种绣花用品，作为礼物送人。徐家也是大家庭，亲戚很多，为了准备足够的绣件，我家特地请了绣花娘子，专门做绣件。
绣花娘子是托当时经常串门入户的卖珠宝萧阿奶去物色的，要她去找一位绣得很精致的能手。过了几天，萧阿奶领来一位四十岁左右、圆圆的脸、胖胖矮矮的个子、有一双小脚的中年妇女，名沈蕴仙，绍兴人。沈蕴仙的丈夫是做师爷的，早已去世，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师爷，就是旧时官府里的幕僚，或管诉讼，或管钱粮，也算是一个不高、不低的职位，所以沈蕴仙也知书识礼。只是因为丈夫去世以后经济困难，就只能出来帮人家做工了。幸亏她生就一双巧手，绣功很好，大的能绣帐子、被面，小的能绣粉扑、烟袋，在当时杭州世家大族中绰绰有名，大家叫她“绣花沈妈”。
绣花沈妈来了之后，我母亲准备了一间单独的卧室给她住。卧室里布置得窗明几净。每天给她供应三餐饭菜，外加点心、茶水。我母亲亲自与她一起去采购各色缎料，由她来裁剪、上绷、画图、刺绣。开始，我们见她绣得比较粗糙，并没有大家传说的那么精致，就向她提了意见。她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这很容易。我只要把丝线挑得再细一点好了。”我父母以为她在说大话，因为绣花用的线是一种丝做的绒线，做时要临时用小手指把它挑开，很费心、花工夫。但后来再去一看，她绣的花果然细巧、美观了。父母大为满意，就当面称赞她。她说：“把花线挑得很细要花几倍的工夫。一般东家要节省工钱，都不舍得让我这样做。既然你们只要质量高，不惜工本，那么我以后就这样做好了。”以后，她在我家绣了四年绣件，就是一直按这标准做的。
除了沈蕴仙之外，我们又请了另一位绣花娘子来绣花。但是那位绣花娘子只做了两年。她跟绣花沈妈是有不同分工的：绣花沈妈做的是上妆货，也就是给男家长辈、平辈的礼物。如：送男长辈的钱包、钥匙包、扇袋、眼镜袋、烟袋，等等；送女长辈的大小镜袋、粉扑、油拓等。所谓“镜袋”是套在镜子外的绣花缎子做的套子。大的镜袋套著衣镜、梳妆镜，小的则套随身所带的小镜子。据说，晚上鬼要来照镜子，所以一到晚上就一定要把镜子用镜袋套好。”油拓”是那时妇女在头上涂头油时用的。至于送平辈的绣件，则跟送长辈的大同小异而已。因为男家的长辈、平辈多，所以这类绣件要备几十份。
绣花沈妈除了绣送礼的绣件外，还要绣新房里用的绣花被面、床罩、椅披、桌围、椅垫、镜奁、桌毯之类。
另外，嫁到男家之后，第一年的端午节还要用花线扎大黄老虎，给每个长辈各一只；扎八卦，给每个平辈各一个；送小辈的则是小粽子、小八卦、双钱等等，都是供挂在床上用的。每年三个重大节日(指端午、中秋、过年)，除了送用锡器做的桃子形状的模型压出来的、上用红绒杨梅球装饰的桃形绵白糖外，还要送绣花鞋袜，长辈如果成双，则送两双鞋袜，四杯白糖；成单的长辈，减半。一般长辈只收白糖，鞋袜是不收的，但送去的喜娘就有“礼力”(就是小费)可拿，又是一笔外快。这些端午用的绣件和送礼的鞋袜，都要做得很讲究，所以都要绣花沈妈做。绣花沈妈精工细作，花了四年才做完。
另一位做下妆货的绣花娘子则专做给男女佣人的绣件。那时，新娘嫁到夫家之后，头一年的三节也要给男家的男女佣人送礼物。除了送绣件外，男佣人还要送衣料、毛巾、镀金戒指等；女佣人则送衣裙、鞋面、戒指、耳环、簪子、挖耳等，按佣人做的年份的多少决定送礼的轻重。送男佣人的绣件一般也是钥匙包、钱包、烟包；女佣人则送粉扑、油拓等，但因为是送下人的，当然不必像送主人的做得那么讲究，所以就让这位绣花娘子做。但是因为男家佣人多，也花了她两年时间才做完。
记得那时，我弟弟只有十一、二岁，放学后总喜欢在绣花沈妈的房间里做风筝。他把竹子批得极薄极细又极匀称，然后用白纸在竹子上糊成蝴蝶风筝、老虎风筝等。我也常去绣花沈妈的房间里看弟弟糊风筝，也看绣花沈妈绣花。她绣花时十指尖尖地将极细的绣花针上上下下地在绣绷上穿刺。每绣几针，手指就要在旁边放着的一块湿毛巾上揩一揩，这是防止手汗沾在花上使花色不光亮。
绣花沈妈的记性很好，小时候看过的故事书都记得详详细细，有一时期，我们一放学就去她的房里听她讲故事。绣花沈妈的口齿很伶俐，能把故事原原本本地讲得十分生动，只是每讲一、两句就要加一个“嗳”字。她讲的有中国的章回小说，也有自己的经历。记得她说她曾看见过秋瑾，在杭州西湖边穿了蓝布男袍，骑在马上。在清朝时，她的这种举动当然十分新奇，因而也是引人注目的。可惜，绣花沈妈所讲的其他事都已忘了。只记得她一边绣花，一边“嗳嗳”地给我和弟弟讲故事的情景。
四年之后，嫁妆都准备好了，我就嫁到了徐家。三朝那天，我家又送过来衣服、首饰，由男佣人用条箱抬来，有十几锻盒之多。所谓“条箱”，即一种盛器，朱红色，有三托，要两人对抬。这次送来的东西中，有装绣品的红箱一个，由绣花沈妈自己送来。男家因为看重她的绣功，给她与其他佣人不同的礼力，单独给她一份很重的红包，她十分开心。不久，绣花沈妈就去别的大户人家做绣件去了。不过她平时还常来看看我们，有时也讨点我家特制的催生丹、十滴水之类的药。
过了十多年，我已跟丈夫住在上海，生了几个孩子，忽然接到高家账房代绣花沈妈写来的一封信。原来这几年绣花沈妈和女儿到苏州去加入了一个苏绣小组做绣花女工。最近，因为生意不佳，这个小组解散了，绣花沈妈和女儿只好又回绍兴乡下。她一时没有工作，就想到来问问我有没有工作给她做。这时，我正缺少一个给小孩做衣服、鞋子的人手，就请她来上海我家了。记得她来时还带来一个我老家院里种的老南瓜。
绣花沈妈一到就告诉我，她回乡后把女儿嫁给了一个负心汉。那男人对她女儿很凶。女儿为他生了一个小女孩，不几天就死了。不久，女小孩竟也活活饿死。女婿对绣花沈妈很凶，她无法住在女婿家，只好出来谋生。我听了她的叙述，心中很是难过。
从此，绣花沈妈就在我家，专给我的四个小孩做一年四季的衣服、鞋子。她也给这些孩子讲故事，小的两个孩子大概还听不懂，大的听过也已忘了，大概总是因果报应、狐狸鬼怪之类的事。小孩们和别的佣人都叫她“绣花沈妈”，虽然其实她那时已经不绣花而只做别的针线活了。
绣花沈妈在上海做了二、三年，小孩渐渐长大，那时都开始穿外边店里买来的时式衣服和皮鞋了。这时，大家庭里对她有点闲话，说她一天到晚就是做做针线活，没有别的事情可做。绣花沈妈这人讲话喜欢敲别人的顺风锣，也爱在背后搬弄别的佣人的是非，大家庭中别的佣人都不太喜欢她。我知道后不很高兴，就在一年春天趁去杭州上坟的机会，送了她几个月工资及一些衣料、用品，把她带回杭州去了。 她回杭之后就住在亲戚家，仍靠做针线生活度日。有时，她到我杭州的娘家去看望我父母，他们总送她几块钱。有时，我带了孩子们去杭州探亲，总要叫佣人通知她来，送她一些零用钱。有一次，她还送了一个她丈夫留下的石质图章给我孩子，可惜在“文革”中，这颗图章也不知去向了。
后来，绣花沈妈由友人介绍入了基督教会，每星期都去做礼拜。她说，教会很照顾她，有病给她医治，有针线活介绍她去做，生活还过得去。
几年后，一次，我回杭州去，母亲告诉我绣花沈妈去世了，是教会给她办的后事。我听了心中闷闷不乐者几天。
扶乩
“双峰插云”是西湖十景之一。这“双峰”指的是西湖上的两个主峰 —— 南高峰和北高峰。前人游记都说，南高峰以水为胜，北高峰以山为胜。前者如九溪、虎跑；后者如风篁岭、龙井，都是中外有名的胜地。
从灵隐上去，过了三天竺，向中天竺行进，路渐渐高起来，也渐渐狭起来了。到了头天竺再向左走大约三百多步，就到一个山脚，那儿有一条石蹬，其宽度约两乘轿子可擦肩而过。这一条石蹬共有七百馀级之多，春天时，两边皆映山红（即野杜鹃花），红白相衬。除了映山红，其余都是一层层的茶树，郁郁葱葱。快到山顶的地方，就见竹林，这就是风篁顶了。在风篁顶上，只见一条山脊，一直可以往下通到龙井。登上山脊，一面可望钱塘江，一面可看西湖，真是观赏杭州风景的好地方。在山脊的一头，有一块约一亩多地大的山顶平地。平地附近有一座没有名气的庙宇，叫“望仙亭”。我有一位堂房伯父就在庙宇旁边买下一块山地，造了几间小巧玲珑的西式楼宇式别墅。
这位伯父很会享受。等望仙亭的别墅造好之后，他经常带了家中的厨师，与家人或宾客一起，到山上去休假。他是一位交游广阔的人，在他三教九流的朋友中有一位朋友据说是什么道门的成员，善于扶乩，于是我的伯父就常请他在山顶别墅中主持扶乩。好在他的别墅下层有一间相当宽大的客厅，正好可以作为扶乩的乩坛。
扶乩要有工具，于是我的伯父就叫了几个木匠开始做扶乩用的大台子、沙盘和乩笔。再请漆匠把这些台子、沙盘和乩笔都漆成朱红色。他又请我的父亲做那位会扶乩的朋友的副手。
我当时还很小，有时也随同父母、兄弟一起去观看。我父亲那时也已在通往龙井的山脊的那一头叫狮子峰的山顶买了一块地，自己设计，请人建了几间日本式的房子，门口挂了一块小牌子，上面写了“意胜庵”三个篆字。因为扶乩开坛总在晚上，所以我们全家看完扶乩就不下山去，而睡在狮子峰的“意胜庵”里了。
好在扶乩没有很多清规戒律，男女老幼都可以去观看，没有限止。在这两所别墅附近还有一个我家二房办的茶场，每逢扶乩的日子，一到晚上，茶场工人和他们的眷属也都来看热闹了。所以，开坛时这个宽畅的大客厅里必定人头济济，十分热闹。
扶乩一般必在阴历初一、十五举行。一到举行扶乩之日，正、副乩手都要斋戒、 沐浴，以表虔诚。
扶乩开始了。先在供桌上供上香烛、水果、净素糕点。正、副二手跪下叩头，焚烧黄纸，口中念念有词。据说这就是默祷，请各种仙鬼降坛来。
默祷一阵之后，两位乩手相对立在大台子两边，将一根约四尺左右、中指粗细、朱红色的木棍搁在中指和食指上边。这根朱红棍子的当中用一根朱红线缚着另一根朱红漆木棍，约一尺左右，较横在上面的那根木棍略细，这就是乩笔。乩笔一直垂到下面放着的一个沙盘上。沙盘有二尺见方，边沿约三寸高，里面铺平细沙，这就是乩盘。
这时，如有求神问卜的人，就可以对着香烛默祷了。约过了十几分钟，只见乩笔慢慢移动起来，有时就在沙盘上写出降临的仙鬼的名字。有时在沙盘上还会写出一些词句、一个药方或画出一些图画，作为对求神问卜者的解答。但有时只见乩笔在沙盘上画大小圆圈，或者画毫无意义的笔划。这样反复了多次，主持扶乩的人就知道这次请不到仙鬼，就只能作罢。
也有的时候，乩盘上说，“拿纸来”。于是，在旁边观看的人中就有人帮忙把沙盘撤走，铺上整幅的宣纸以及早已预备好的盛满墨汁的墨海，同时也把原来的乩笔换上特制的大毛笔。毛笔就会自动在宣纸上写出字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降坛的仙鬼名白玉蟾。后来查西湖方志，确有此人。他俗名葛长赓，乃南宋时杭州的一个读书人，后来在西湖边的山上修道，遂改名为白玉蟾，以后不知所终，有一卷《白玉蟾诗集》留传下来。那天，白玉蟾在乩坛上写了不少诗。边写，旁观的人就边把那些写在宣纸上的诗都贴在客厅四周，活像书画展览会似的。现在，我只记得有两句是：
“而今又历刀兵劫，战血成河遍九州。”
还有一次，也是白玉蟾降坛。那次是一个乡下中年妇女来求神问卜。她对着香烛跪拜默祷之后，恭恭敬敬站在一旁。忽然，那乩笔写道：“孕也非病也”。连续不断写了这五个字，最后，乩笔就不动了。原来，这农妇是为她的媳妇来问病的。她媳妇成婚三、四年，一直未怀孕。最近半年来，每月月经仍来，唯很少，而且面黄肌瘦、胃口不开。中医说这是“乾血痨”，应该用通经的药，但服后不但无效，反而病况日重了。不得已，听人说望仙亭乩坛很有灵验，就打着灯笼，赶了长路来求仙方，结果不得要领，只好怏怏而去。据说，隔了几个月，她的媳妇居然产下一子，大小平安。后来她特地买了香烛来谢仙。
另有一次，听我父亲说，有一个什么仙鬼降坛，没等人求神问卜，乩盘上就出现一条横线，两端各垂下两根直线，直线的下端又画了两个大圆圈。画成后，乩笔就不动了。大家一开始都不懂是什么意思。后来才知道，当天晚上旁观者中，有一人是挑粪担的，他一下工顾不上洗手、换衣就赶来看扶乩了。乩坛的仙鬼嫌他不洁，在沙盘上画的图案正是一副粪担的简易图!
大约我十岁左右时，杭州有一次大旱，连西湖有的地方都已浅涸见底。听人说，这是百年未见的大旱。当时已没有当地长官率百姓到龙王庙祈雨，以及百姓将城隍老爷抬出庙门曝晒在太阳底下，叫做“晒城隍”，用以逼他上奏天庭降雨这套做法了。但当局也没有别的办法。民间则仍自发地到处求神拜佛。于是有人来请求扶乩。听说还是杭州县长悄悄派来的。当然，扶乩请来的仙鬼没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也不负担地方旱涝的责任，唯一可以出力的就是预报一下晴雨而已。
后来听父亲说,那天仍是白玉蟾降坛，大家一齐跪拜、祈问。只见乩盘上龙飞凤舞地写了不少字，大家都看不清楚，请求是否可以写在纸上。居然答应了。于是拿笔墨纸砚来。原来是两句诗，道:
“黑云泼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写完笔就不动了。大家虽不懂这两句诗的出处，但看到内容是与雨有关的，也猜出下雨有望了。
果然，隔了不多天就下起雨来。可是，这雨一下就下个没完，旱灾又变成了水灾。我家当时正做了百来斤水磨粉，需要晴天，可以在太阳下晒。因为久雨不止，这些水磨粉先变成黄色，继而又变成红色，说明已发酵变质了。母亲爱惜物力，说“不要暴殄天物”，舍不得倒掉，大家只好想尽各种法子吃下去。自己一下子吃不完，还叫仆人送给至亲好友，请他们一起“惜罪过”。母亲对父亲埋怨不已，说都是他扶乩的结果!
后来父亲查书，才知道这两句诗是苏东坡写的关于西湖上落阵雨的诗，后两句是:
“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
这后两句明明说的是阵雨过后，天就放晴了。乩上只引用了前两句，可见已明明告诉大家雨是不会停的呢。父亲说给大家听了，大家都哑然失笑!
我小时候多次问我父亲，扶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父亲说，他在扶乩时，如果有仙鬼降坛，就觉得乩笔比平时要重得多，而且乩笔的移动也是不由自主的。父亲问过他的对手的感觉，他也这样回答。这事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
望仙亭乩坛扶乩一事，在当时杭州及近邑非常有名，来求的人络绎不绝。过了几年，我的那位堂伯因饮酒过量，中风吐狂血去世。乩坛无人主持，就此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