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记:
过了六十馀年，我写完这篇散文时，我的丈夫看了这两句乩坛诗说，他记得好象上面的两句是：“南渡当年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后面两句是:“谁知又历刀兵劫，战血成河遍九州。”
其实那次降坛写诗，距离“七七芦沟桥事变”、八年抗战的兴起还有五、六年之久。这首乩坛诗也可以说是预言吧。
陈妈
我自来到澳洲以后，时常要想起家乡的各种情况。比如，现在上海用一个保姆，工资要二、三元一个小时，比大学教授还高，而这些保姆做事情却草草了事，很不负责。我有一个朋友很形象地说，她们做事“像一阵风，一卷即去。” 还有的朋友说，“现在的保姆，要偷吃的、拿用的，有的还要跟男主人勾搭，实在吃不消”。真是世风日下、人面兽心呀！
由此，我又想到我小时候佣人的情况。那时，佣人往往是由中人店介绍来的，大多知道其来历、底细，以及可靠与否。所谓“中人店”，也叫“荐头店”，即佣工介绍所也。而当时的佣人呢，也大多胆小、心平、老实、可靠。那时，女佣人一般分做房里生活和粗做生活的两种。做房里生活的要细巧一点的人；粗做生活的人是打杂的，要身强力壮的人。这两种人的工资也略有高低，一般是一个月三元或四元，这当然是指抗战之前。但有的人家主人喜欢打牌，于是每次打牌，佣人都可以分到几毛甚至一块钱，这叫“头钱”，即佣人的外快。所以，佣人喜欢做这种人家，因为收入较多。但服侍打牌的人家要做事轻快、应对伶俐、相貌端正的佣人，要求比较高。
我的曾祖母家规很严，不许子孙在家中打牌。我父亲年轻时要打，就只好出去打。我母亲从不爱打牌，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对佣人是不利的。她们只有过年、过节去别家送礼时能得到一点外快，再加主人给的节赏而已。
我八、九岁时，家里来了一个女佣，叫陈妈，三十岁左右，是绍兴人，身材适中，面孔很板，少有笑容。她结婚后生了一子。因家贫，产后就去河边洗血布，因此手指得了关节炎，有些僵硬。她的丈夫有点神精不正常，她生产后不久，丈夫就离家出走，不知去向。陈妈因无经济来源，就只好到杭州帮佣。
陈妈是由王中人介绍来的，开始在我家做一般家务，如：洗衣，收拾房间，有空时也做小孩的鞋子给我们穿。做了一段时间，我母亲很喜欢她，说她做事认真，洗衣乾净；不多讲话，人很规矩，不跟男佣人开玩笑，与别的女佣也能和睦相处；手脚可靠，不偷东西。我九岁那年，因军阀混战，我家避难到上海，随身带了两个女佣、一个男佣，到上海同孚路仁厚里租了一栋独立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所带佣人中的一个就是陈妈。那时，我母亲就开始教陈妈做菜、烧饭，让另一个女佣王妈做房里事，那个男佣则管买菜。
陈妈开始不会做菜，后来，我母亲在旁边教她，她就慢慢能做我们平时爱吃的各种菜肴了。她做火腿蒸笋时先把冬笋或春笋切成缠刀片，将火腿切成薄片，再把火腿一层一层很整齐地铺在笋上，又用一只盆子盖在盛火腿的碗上蒸。这样蒸起来，火腿不会萎缩走样。她做的火腿獞儿炖鲜笋猪肉能炖得酥而不烂；做卤蛋能做得外面皮老而里面的蛋仍黄嫩。她做油焖笋、豆腐松、素烧鹅、汤虾仁、海参火腿羹都能做得色、香、味俱佳。后来，我母亲又教她做点心。她蒸枣饼、饺子，煮汤圆等等都能称我母亲的心意。于是，每年我母亲总多给她一些节钱，外快也多给一点，还常送她衣服之类的礼物。
在上海避难时，我的二舅也住在我家作客。上海的弄堂里每天有各种小贩进来叫卖，水果、熟菜、点心、布料等等均有。二舅见有小红萝卜、黄瓜、马蹄之类的瓜果，就买了生吃，我也爱吃。当时。大家都还不知道生吃瓜果要先消毒，而上海的生水又不乾净，于是全家都拉起肚子来。后来，他们都渐渐好了起来，我却长热不退，延请傅庄民医生来看，说是伤寒，要当心饮食，母亲就叫陈妈终日陪在我的床边照顾我。
陈妈告诉我，她在乡下也生过伤寒。她说，生伤寒病的人千万要当心吃食，不可多吃，否则，肚肠要坠断的。她还说，伤寒病好起来的时候很饿，但此时也要少吃，只能慢慢一点点增加事物的份量才对。她生伤寒病时因无人在旁，看见白煮蛋，实在饿极了，偷偷吃了一个，伤寒就此复发，差一点送命。我母亲听了陈妈的实际经验，很为担心，就叫她不必做别的事，一直陪在我的床边，怕我偷吃东西，直到我完全好起来为止。
我病了三个月，那么长的时间睡在床上不起来，刚起床时连路都不会走了，只能由陈妈扶着，一天走几步，从新学起走路来。我吃的饭菜都由陈妈做，我吃的时候她也在旁边看着，怕我多吃。等我完全恢复以后，母亲很是高兴，另外谢了她一笔劳金。
在上海住了一年多，内战平复，我们又回杭州。陈妈说要回乡下去一趟，我们同意了，母亲就另外雇了一个女佣做她的替工。不久，听人家传说，陈妈其实并没有回乡，只是嫌我家不打牌，没有外快，所以去别的人家做了。又过了一年半载，陈妈又来看我母亲了，她说刚从乡下出来。我母亲也不点穿她，只问她现在有没有人家在做。她说没有。于是又留她在我家做了。这样来来去去，做了好几回。最后一次她来，我正好将要结婚，她就来帮忙办喜事。日寇侵杭，我父母又要逃难了，本来想让陈妈留守在家看房子，她说要回乡下去，我们就只能让杨海师傅一个人看守老家了。
我在上海住了一年，忽然陈妈来看我了。她说她是去高家的账房里讨了我的地址才找来上海的。当时我已有别的佣人在做，但是既然陈妈来了，我就把别的女佣回头了一个，留下陈妈。
这时，我是住在我丈夫的大家庭里的，中午和晚上两餐饭菜都由大厨房里开进来，但每房要吃什么特别的菜，可以自己开小灶。我叫陈妈在小灶上煮我喜欢吃的菜，如：火腿乾贝、红烧蹄筋、笋炖肉之类。春季黄鱼上市，我叫陈妈买来，下午与豌豆、笋片一起下面,当点心；秋季则叫她蒸大闸蟹，下午一吃四只。陈妈自己也爱吃蟹，每年总要买几只吃吃。除工钱之外，我平时常给她一点零用钱，还送她衣服、袜子等物品。
做了一年，我小产了。陈妈很迷信。她说小产的人家叫“暗房”，在暗房里做事不吉利，下世会不好。所以过了不久，她就借故换东家去做了，但仍常来我家看我。
再过了若干年，改朝换代了，不见陈妈再来。我那时已经中年，我们从大家庭独立出来，自立门户了。我想，陈妈大概不会再来。
一天下午，陈妈忽然同了一个亲戚来了。我听见她们在向我们弄堂的看门人打听我家在哪儿呢。我很高兴，开门出去招呼她们。我问她： “陈妈，你这几年在哪里？我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陈妈也很高兴地回答道：“我还没死呢！”
说笑着大家进内屋坐下。她问了我娘家诸位的情况，再告诉我她自己的情况。原来她这几年来仍在东做西做，没有固定的东家。她的儿子长大后到内地去了，就此没有消息。幸亏她的弟弟和弟妇对她很好，因为以前她弟弟失业时她也照顾过他们。她现在就住在上海她弟弟的家里。
我送她很多衣服，又给她四块钱。她笑得嘴都合不拢了，对跟她一起来的亲戚说：“你看呢！”意思是：我对你说我的老东家很好，不是这样吗？后来，她又到杭州去看我父母，他们也给她钱和衣物。
几年之后，她的儿子从内地回来了，她就搬去跟她儿子住，不再住在弟弟家了。但是，她的儿媳妇不贤，生了三个小孩都交给她带领，自己不管，完全把她当做不要工钱的佣人。她儿子的工资很低，又不知省吃俭用，每月入不敷出。陈妈往往吃不饱，只好常去她弟弟家吃几顿，有时也来我家临时帮几天，赚点外快。那时陈妈年已七十，我不敢再让她长做，只能每次来时送她点衣服、食品，给她点零用钱，让她带回家去。她知道每次来总有东西可拿，所以必带一只布袋来装。东西就放在她弟弟家，生怕被她儿子、媳妇剥削。
陈妈最后来我家那次，已是“文革”开始了。我家被红卫兵“扫地出门”，住在一间只有十六平方米的朝北后间。陈妈以为我们还住在以前的大房子里，到那边一看，才发现已经人去楼空了。问了那儿看弄堂的王阿三，知道我们已住在这儿，就找了过来。
我告诉她我们家抄了家；我丈夫中了风，行动不便；我杭州娘家也是这般遭遇。她听了大为不平，说：
“老爷、太太（指我父母）、先生（指我丈夫）都不是这种人（指红卫兵对我们的诬蔑）。真不应该这样对待。”
我又告诉她，现在我们全家都靠大儿子的工资生活，一个月只有五十多块。她可能想到自己在儿子家吃不饱的事，就同情地说：
“那么，先生一天到晚坐着，肚子多么饿啊！”
我见陈妈手里拿着一只布袋，原来她还想来装东西回去呢！那时我们自己都已穷得只有吃三顿饭的钱了，还有什么可以给她呢！但以前每次陈妈来看我们，总有东西给她，这次也不能让她空手失望而回呀。这时，我丈夫站在陈妈背后，伸出两个指头向我做手势。陈妈一回头去，看见了这个手势，当然也懂这是向我暗示给她两毛钱的意思了。于是，我拿出两毛钱来，对她说：
“现在我们已如此情况，不留你吃饭了。这两毛钱是给你的车钱。你年纪大了，以后就不要来了吧！”
我送她到后门口。她回转头来眼泪汪汪地对我说：
“小姐，你要想开点，比如你本来就生在苦人家。”
从此，陈妈就没有再来过，我却常常想念她。算算她现在应该已有一百出头了，总不会再在人世了吧！
桂花糖
杭州风俗，中产以上人家嫁女，除了必不可少的喜筵、嫁妆之外，就是要准备桂花糖，也即喜糖。之所以要用桂花糖做喜糖，大概是因为取“桂”与“贵”同音，而桂子是一种长生药物，这跟“早生贵子”的吉利口彩又有联系了。
杭 州较大的糖果店一般都有现成的桂花糖出售，办喜事的人家可以较大数量采购。普通每包四粒，红、黄两色。黄的是以桂花和白糖制成，也加一些色素；红的是玫 瑰，但因玫瑰在中国系名贵花卉，不易多得，只好大多用色素冒充。较考究的也有六粒一包的。外用红、绿两色的纸分别包成长方形纸包。长短、阔狭约如两指相并 宽，比手指略短。
这 种桂花糖不是在结婚当天分赠来道贺的宾客的，而是留在结婚第三天，亦即“三朝”这天晚上宴请宾客时用的。等宾客坐定，主人就派人按人头逐个将桂花糖放在杯 筷的旁边。普通每位两包：一红、一绿；体面些，则增加至四包：两红、两绿，不过这种人家不多。之所以要在开宴时逐个分糖而不再在其他场合分糖，大概是因为 这样就不会重发或漏发喜糖。
我 家是杭州世家大族，从家里原来保存的家谱来考查，远祖是追随宋代高宗皇帝从河南汴梁南渡来到当时叫做临安的杭州陪都的。大家庭聚族而居的地名叫“双陈 衙”。这个地名还是沿袭南宋旧称，在元朝写成的《咸淳临安志》这部杭州地方志上都可以查到这个地名。基于我家当时的社会地位，嫁女时分送桂花糖就成了来宾 瞩目的一件事。另外，我丈夫家是从事工商业的家庭，交游广阔，家族中亲友人数众多，在桂花糖的质和量两方面都不能不有充分准备，以免被人笑话。于是我父亲 在我出嫁之前不但在嫁妆方面准备得精益求精，而且在准备桂花糖方面也要力求出人头地，让人可以赞不绝口。
首 先，我们准备的桂花糖的品种不能仅限红、黄两色，而必须有六种不同的颜色；其次，选料必须讲究，一切色素或人工香料完全摈绝不用；另外，数量必须充分，不 但够在三朝的晚宴上让每位宾客都能分到四包，而且如果我丈夫家在当天还需要桂花糖，我们也要能够大量供应，务使宾客满载而归。于是，制作和储备桂花糖就成 了一桩长期而繁琐的工作。
我 们准备的六种桂花糖是：黄的桂花糖，红的玫瑰糖，白的代代花糖，绿的薄荷糖，黑的乌梅糖，蓝的靛青花糖：统称“桂花糖”。这六种糖的用料，除了乌梅可以现 成从南货店里买来自己再略作加工外，其余五种都必须经过摘选、分理、拌和、研捣、印制、收乾等工序，由我们自己来制作。而且由于五种糖的原料不一样，所以 手续也不一样，再加采集原料的时间也不一样，于是从我十四岁订婚到十八岁出嫁这四年时间里，每到春、秋两季就出动不少人力进行桂花糖的制作，真是热闹非 凡。
先 说桂花糖的制作。我家园里有两株高大的老桂树，在二层楼的阳台上都可以采到桂花。每到秋季，屋里屋外一片木樨香。除自家瓶供外，还遣男仆分送至亲朋好友 处，年年如此，已成定规。自从大规模制作之日起，就没有多余的桂花可供分送了。不但采完了园里的桂花，还得由管园工人朱师傅将西湖上的别墅 —— 高庄的几株老桂上的桂花也采集来。即使这样，所得的桂花数量仍不够使用，于是只得遣男仆到盛产桂花的满觉弄去大量采购，年复一年，直到我出嫁。
采 集桂花时，不能只将树上的桂花采下，而必须整枝带花剪下，再轻轻将花朵从细的青枝上摘下，去蒂去芯，然后放入白瓷盘中。这一采集工作必须选择女佣中年轻、 眼明、手快而又有耐心的来做。我家的亲戚中也有人被邀来参加、督工，连我父亲有空时也去检查桂花的质量。每到秋天，家中客堂中的方桌、圆桌旁都坐满了一桌 桌的人在采桂花，桌的中央则堆放着一堆堆整枝的桂花。采下而装在白瓷盘中的桂花经过我母亲的检查后，倒入纱布袋中，再浸在酸梅乾的水里。咸梅乾可以从南货 店里买到，其咸无比，无法入口，买来后将外面的盐洗净，放在大瓷钵中，倾入沸水，浸数小时，直到沸水冷却，用口尝尝酸液的浓度如已足够，就将此水倒入一大 口玻璃瓶中，这就是浸桂花的酸梅水。桂花在大玻璃瓶的酸梅水中要浸三小时以上，这样桂花的色泽就会永远不变了。
与 此同时，母亲还吩咐粗做佣人去买来纯白无杂质的大块冰糖，自家磨成细粉，要细得跟水磨粉一样。然后把在酸梅水中浸了三小时以上的桂花放入捣臼，舂成浆糊 状，加入磨细的冰糖粉，拌匀，使它的颜色跟桂花的颜色一样，然后用力舂捣，直到臼内的桂花糖与臼底完全脱离，毫无黏滞之感为止。
我 家藏有历代传下来的硬木印板，每块约一市尺长、一寸宽、半寸高，上下两块可以合起来，成为一副。花纹刻在下面一块上。每块印板的图案都不同，一般都有吉祥 的意义，如：双喜、双鱼、双钱、元宝、福字、方胜等等。把捣好的桂花糖泥放入下面有花纹的印板，把上面的一块印板合上，用手按平，再轻轻揭开上面的那块， 就可以取下制成的桂花糖了。
制 成的桂花糖都盛在朱红漆的捧盒里。这种捧盒原来是历代传下装新娘送长辈鞋袜、绣货用的，盒盖、盒底一样大小、高低。我母亲说，因为我家历代新娘都有陪嫁， 所以这种捧盒楼上空间里有的是，正可用来装印好的桂花糖。放糖前，盒里先要铺一层小粒的石灰，起收燥、吸潮的作用。在石灰上还要盖一张矾纸，然后才把桂花 糖一粒粒均匀地放在矾纸上，直到糖变乾、变硬、入口不化、可在嘴里含很多时候才算符合要求。这时，可以把桂花糖用白绵纸包好，三十粒一包，放入石灰箱了。
别 的五种糖的制作跟桂花糖的制作工艺大同小异，只是采用的原料不同。做玫瑰糖时要大量玫瑰，我们园里玫瑰的数量不多，远不傅用。好在我们有一个熟识的花农叫 阿彩师傅，他自己经营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苗圃，各色树木、花草都有，我们就请他物色、采集玫瑰和代代花。薄荷和靛青都是我们园里就有的，不用另外设法。薄 荷是春季长叶的，必须采初生的嫩叶色泽才新鲜、青翠；靛青则是七月开花，也跟薄荷一样要及时采下。做糖的最后一种原料是乌梅。乌梅是用半黄的梅子熏乾而成 的，是做酸梅汤的主要原料，在南货店里都可以买到。我们把买来的乌梅浸入沸水中，约经过三、四小时，再将乌梅从水中取出，装入纱布袋，挤乾、捣烂，和以冰 糖粉，拌匀同舂，也跟制桂花糖一样印制、收燥。
等到六种糖都制成，就将它们分装在六只很大的石灰箱里。每个铁箱外边都用红纸写上一个字：“桂”、“玫”、“代”、“靛”、“乌”或“薄”，各代表一个品种。等结婚大喜之日的前一个月，就要开始正式包装桂花糖了。
正 式包装桂花糖是制作桂花糖的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从六只石灰箱中各取一粒不同的桂花糖，分成两行，用正方形的绵白纸包起来，外加红或绿的色纸，包成长方形 的一个糖包，必须包得大小完全一样。再把四个糖包用红绿纸条绾起来，作为一札。包成每五十札，按照中国传统的计数法写个“正”字。最后，一共写了八十个 “正”字，也就是包了一万六千包，共计九万六千粒桂花糖！这真是繁琐、费时而细致的工作啊！
结 婚的第三日，虽说结婚的高潮已经过去，新娘已经进门，嫁妆也早已发到夫家，本来已没有什么可以借题发挥的事再热闹一场了。但按杭州的风俗而论，三朝其实比 结婚当日更热闹。而且，结婚所必须举行的烦文缛节都已结束，所以宾主双方倒真正可以无事一身轻地尽情吃三朝酒，热闹一番了。
三 朝当天，除了午、晚要摆两次酒席外，在我丈夫家的几个大厅、内厅前还搭起了明瓦棚，点上汽油灯，晚上照得如同白昼，在那儿做“堂会”。所谓“做堂会”就是 戏剧大汇演。有变戏法，就是变魔术的前身；有说大书，一般是说《三国演义》、《水浒》之类小说中的故事；还有唱杭州摊簧，那是由八个人表演的一种说唱。八 人分两边坐在由三张方桌拼起来的大长方桌旁，然后有节奏地互相说白、清唱，手里还演奏胡琴、三弦、琵琶等乐器。这种演唱形式已经失传了。
三 朝的晚宴上，等每桌都坐满十人、第一道菜上好之后，我的伴娘们就手捧一个大朱红漆的木盘，将桂花糖一札四包放在每位客人前面。那时，客人一面看戏、听说 书，一面喝酒、吃菜，很是斯文有礼。但是一等宴席结束，宾客就纷纷涌进新房开始闹了起来。那时杭州有个通例，叫做“三日无大小”，就是说，在从结婚之日开 始到三朝这三天之内是没有往日的尊卑之分的，大家都可以加入闹新房的行列。
那天，正在大家闹得起劲的时候，忽然不知谁说：
“高家的桂花糖是精工选制、色香味俱全的，而且听说做了几万包，今天每人只分得四包，实在太微不足道，我们还要!”
这时，好多人都已有几分醉意，听见此人一说，就都跟着大声嚷嚷起来。几位伴娘一看来势不妙，连忙堆着笑容说：
“好！好！老爷、少爷、阿官、小姐，每人再添一包。”一面嘴里又连珠炮似地说着“甜甜蜜蜜、高高兴兴、五福登门、五子登科”等口彩，意思是说：五包桂花糖是个好数目。
此时，八间新房里里外外都已挤满了人，只听见大家嚷着：“不够！不够！”还有人嚷道：“起码五十包!”更有人叫道：“起码每人一百包! 正在闹成一片时，忽然听见有人在新房卧室里嚷道：“好了!好了!找到了!找到了!”
原 来杭州的传统，在作为嫁妆的一部分的新马桶中要装满荔枝、桂圆、花生、红枣、桂花糖等糖食、炒果，当然也是取“吉利”、“早生贵子”等意思。不知是谁在马 桶中找到了放着的四十札桂花糖。于是，一时群情大乱起来，大家分头毫无目的地翻箱倒柜乱找起来。几个伴娘着起慌来，知道局面恐怕无法控制。她们在我耳边轻 轻说了几句，就出去请我夫家的长辈来调停这一闹剧了。否则可能闹到天亮也不会结束。
伴娘出去了，有的宾客更无法无天起来，有的要我唱歌，有的要我当场做诗，人多口杂，我不知听了谁的话好。
正在这扰扰嚷嚷的时候，伴娘搀了一位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半老太太进来了。宾客看见这位半老太太，都嚷道：
“现在就请二太太说句公道话，究竟应该给大家几包桂花糖!”
原来这位就是我丈夫的二婶母，我应该叫她二叔婆。我丈夫从小失去了父母，是他的祖母带领大的，所以他家除了他祖母之外，这位二婶母就是辈分最高的一位了。
这时，又有人出主意了，说：“先拿出六千包桂花糖来，我们就罢休。”有人说：“至少五千包。”二叔婆就跟他们讨价还价起来，最后答应给他们三千包。但是那时已是深更半夜，我的父母早已回去，哪里去找三千包桂花糖?
二太太对大家说：
“我们男家的桂花糖真的已经分光了，怎么办呢？还是大家先回去吧，明天一定补给大家。”但没有人同意。
我在二太太耳边轻轻说：“快打电话到我家去，要他们现在就送来，这样才好解二叔婆的围。”但二叔婆不答应，说：“三更半夜再打电话去女家要桂花糖，实在太不成体统。”
一位宾客说：“二太太说明天给糖，口说无凭，我们怎么可以相信二太太的话？除非有重要的抵押品给我们，才可以放二太太回去。”
于是有人建议要二太太的手表作抵，也有人要二太太的耳环或戒指什么的。正在无法决定要什么时，忽然一人大声说：
“这些东西都算不了什么。我看还是拿二太太的眼镜做抵押。等桂花糖到手，我们才把眼镜还二太太，大家看这个主意好不好?”
原来此人知道二太太的眼睛非常近视，离开了眼镜是寸步难行的，所以想出了这么一个刁钻的主意。大家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一会儿，都说这个办法不错。于是二太太就只好束手无策地除下眼镜，交给了那个出主意的人，答应明天一定用三千包桂花糖去赎回，大家才兴尽散去。此时已是四朝，而早不是三朝了！当然那天晚上，二叔婆只能由佣人搀到床上去睡觉，什么别的事都不能再做了。
我们做的桂花糖，除了三朝、满月大量送宾客之外，还多余一两百扎，一直收在石灰箱里，后来就渐渐忘记了。直到我的孩子十多岁时，他们有时在石灰箱里找吃的，还不断一包一包地从一只只石灰箱的箱底发掘出来，吃得津津有味呢！当我告诉他们这还是我结婚前做的，已有二十年了时，他们都觉得难以相信，那时竟然做了那么多的桂花糖，吃了二十年还吃不完！
我的父母
我 的大儿子家祯在四、五年前写过一篇七、八万字的长文〈外公、外婆及其他〉，发表在《澳洲汉声》杂志上，所以我决定不了是不是还应该写一篇关于我父母的文 章。后来，我想，既然我已写了我的曾祖母、医生、邻居、亲戚和佣人，那么总应该也写写我的父母。何况家祯的长文中也还有遗漏之处。于是，我决定写一篇短 文，谈谈我的父母，主要谈家祯没有说到的事情。
我 的母亲是我外婆最小的女儿。她姓金，名琳。六岁时，她的父亲就生病离开人世，她母亲当时还只有四十七、八岁。金家上代也是做官的书香门第。她父亲去世之 后，她的大伯伯很是凶恶，欺负她们孤儿寡母。那时金家还未分过家，财产都在这位大伯伯手里。后来分家时，大部分财产都给他占去，连房子都分给我外婆最差 的。那时我的大舅只有十六岁，家中只靠几间租屋的租金生活，当然经济情况大不如前了。幸亏大舅对他母亲很孝，读书也很用功，后来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回国后 先在北京当行政长官，后来又调任南京，抗战时担任贵州省政府秘书长。他总将每月薪水的一部分交给母亲，做补贴生活之用，一直孝敬到我外婆七十九岁归天。
我 母亲十四岁时，我曾祖母高老太太在杭州创办女子学校，她也在这一学校中念过一年书。学堂里请外国女教师上音乐课，唱圣诞歌，她也学了一些。直到我三、四岁 时躺在她身边，还听她唱过。她也教过我英文字母的发音，这也是外国老师教她的。她说，她在女子学堂念书时，女生都住在学堂里，到星期六下午，家中就派轿子 去把她们接回家去，到星期天下午再坐轿子回学校。后来因为她家经济能力不够，只读了一年就停学了。她还说，她很喜欢英文和唱歌，也爱弹钢琴。如果那时有现 在这样好的条件，我母亲说不定还会成为什么家呢！ 我 母亲廿三岁时，由高家一位远房长辈叫某二太爷的做媒，男家即我父亲。他们两家先看照片，再排八字。当时我父亲虽在日本留学，思想比较新，而且也有人把女留 学生介绍给他做媒，但他从小失去父母，是他祖母带大的，他对祖母十分孝顺，为了报答祖母的养育之恩，他就不愿自由恋爱。因为他说，如跟留学生结婚，她一定 想做一番事业，不肯在曾祖母身边三从四德地服侍她一辈子的。所以凡给他介绍留学生，他都拒绝了。等到做媒的把我母亲的照片拿给他一看，他就说：“此人相貌 圆圆胖胖的，很秀丽、本分，一定是贤母良妻，能守妇道的。”于是就定了下来。他们两人同年。在二十四岁那年暑假，他从日本回来度假一个月，就成婚了。
听 我母亲说，她与父亲是在农历六月廿四结婚的。在杭州，那时正是大热天。按照风俗，新娘头上要盖红色的大面巾，身上穿纱的夹礼服、大红百折裙子。他们拜的是 午时堂，这么热的天，穿戴那么多的衣服，中午坐在轿子里，真是吃不消。新娘出轿之后还要行很多礼节，下午回郎去还有许多繁文缛节，直到半夜回到高家才可松 衣宽带。以后，作为高家的孙媳妇，又要在堂上遵守家规，一日三回必须到太婆房里去请安、陪坐。她说，结果，结婚开头几天每天都是头脑昏昏沉沉的，腹中还有 些恶心，以为病了，实际是中了暑。
新 婚不满一个月，我父亲就回日本去开学上课了，要到明年暑假才可再回中国，跟妻子团圆。新婚离别，其情可测！ 我母亲一个人在高家，人地生疏，又住在大家庭里，三餐与太公、太婆及太公的姨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同桌吃，有时二小叔也一起吃。太公的姨太太的两个女孩年龄 都比我母亲小，但辈分比我母亲高，所以要叫她们“姑母”。这姨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极为尖刻，因我母亲是新来高家，就欺负她。记得我母亲说，有一次二小叔不 在，桌上有一碗黄豆芽，我母亲多吃了几筷，姨太太就没有好声气地说:“二少爷要吃的！”给我母亲夹了一筷，就把这碗菜放到橱里去了。母亲是老实人，虽不露声色仍吃了这筷菜，但一直气在心中，等我懂事了还提起此事。
辛亥革命，母亲跟大家庭逃难到上海租房子住了一段时间。因为人地生疏，丈夫不在身边，所以心中十分苦闷，常常想念杭州家人，一个人常立在走廊里发呆。我五叔公见了很感同情，问她：“孙少奶。你要是想念母亲，我可去杭把她接来。”我母亲当然只好谢曰：“非也。” 高 家的规矩，姨太太是不能上台面的，连祭祖宗也不能出去拜。即使要拜，也要等最小的一辈拜完才可以去拜。而我母亲的公婆早已故世，她是长孙媳妇，所以一切应 酬等等上正场的事都要由我母亲出面。我母亲对太婆尊敬守礼，也懂得太婆的心理，所以太婆极喜欢、相信她。结婚三年，我哥哥出世，再三年就生了我，又过三 年，生了我弟弟，太婆十分高兴，就更为喜欢她了。亲戚本家也无不尊重我母亲。 母亲不喜欢打麻将，没有吸烟、吃酒、喝茶等嗜好，不会花钱。每次回娘家总是上午回去，傍晚前必回家。平时也从不去看戏，很合我曾祖母的意。
母亲对我讲，她嫁到高家，虽外面传说高家是“高半城”，有田地、有房子、有店铺，但其实平时家里是很节俭的。每月她只有四块钱的零用，叫月规钱。逢年过节还要给太婆送鞋袜、糖茶，也要给佣人节钱。有时还要硬省一点钱，寄火腿去给在日本的我父亲。
我 父亲到三十岁才从日本回国。他在日本时，我母亲常写信给他，以解相思。回国以后，父亲就去笕桥当了杭州农校 —— 现在浙江农学院的前身 —— 的校长。我父亲是好好先生，人家向他借钱，他有求必应，于是常有人向他借钱，甚至借一、两千块钱的都有，借了不还。农校缺少房子，他就拿出钱去给农校造房 子。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工作下去，不但没有赚到钱，还要把家里的钱拿出去，实在对不起祖宗和长辈，就辞去了校长之职，开始在家闲居起来。
我父亲喜欢打麻将，于是请了朋友、亲戚来家里打。这时，他的祖母已故世，家里分了家。有人看他有钱，就勾结起来骗他钱。有一次约他去莫干山打麻将，骗他输了一千块。终于，他气得鼻子发尖，下决心不再打麻将了。
我 的曾祖母故世之后，我父亲觉得住在原来的地方会常常想念他的祖母，就决定大兴土木，把我们住的房子和我曾祖母住的房子大改一下，这样他说就容易忘记祖母 了。母亲也觉得房子变了个样有新鲜感。过了一些时候，父亲看见大房的六伯伯家中有小客厅，园里有假山、池塘，颇为清雅、舒适，于是也将我们家的大厨房拆 去，造了一栋有楼的梅厅。开桂花的时候还可以上楼去赏桂花，摘桂枝。平时有客来访，也不再用以前用来接待客人的老花厅了。过了几年，父亲又请人在梅厅旁边 的一块空地上造了一间屋子，还挖了一个池塘，塘里养了金鱼，池塘周围以连着椅子的栏杆相围。池塘中间竖立着一块两人高的假山石。我的会画画的六伯伯看见 了，说：“这块石头样子好，像篆字的‘云’字。”于是，就把池塘旁的那间屋子叫做“小仇池屋”，这是因为根据传说，神仙住在一个叫“仇池”的地方，也有山 石。
父亲不打麻将以后，在家里呆不住，就到狮子峰山顶造了一个日本式的别墅，住在上面吃素、念佛、修行。他每天与城里家中通电话一次，每星期下山回家一次，也买点牛油、面包上山。母亲与我们也常坐轿子上山去小住。我的兄弟能爬山，就从灵隐一直走上山去。
这 时，我母亲常对我和哥哥说：“你们父亲真会用钱，把太爷爷分给他的钱都造房子用掉了。他只会用钱，不会赚钱！”但是后来改朝换代了，很多大家族的财产都被 “共了产”。那时，我母亲又对我们说：“现在我不能再说你们父亲会用钱了。”意思当然是说：如果他不会用钱，把财产好好保存到如今，也是一样要被共产了， 还是像他那样当初用掉的好。
以 前妇女在家，很少出门。父亲出去也不常带我们。我只记得有一年我大舅的小儿子苏哥哥因病在西湖边上楼外楼饭店附近的朱公祠楼上养病。朱公祠是我外婆娘家的 祠堂，朱公是她祖上一位长辈，曾被皇帝封为公侯。这楼面湖靠山，空气新鲜，风景很美。我父母常带我们孩子一起去看望苏哥，顺便也就去游西湖。还坐划子到各 庄子游览一番。
有 一次，我们全家还到西湖边我家的庄园 —— 高庄去吃晚饭。那天正值中秋。高庄当时还未有电灯，朱师傅就点起蜡烛。我们一面在大树下赏月，一面让朱师傅去隔壁一家饭馆要他们送饭菜来。饭馆知道是高庄 的主人来了，当然菜肴特别丰盛，还奉送一大碗很鲜的汤给我们。这天同去的还有我的表姐、表姐夫、他们的儿子和我的二舅。饭后，我们又划船到三潭印月去散 步。
我 家自曾祖母开始信佛，不杀生。平时买的鱼、虾都是刚死而尚新鲜的。买来之后，我弟弟还要在菜篮里检查一遍，如果发现有活的鱼、虾，就马上拿出来，养在一只 小水缸中。我家也不杀鸡，而杭州那时不卖杀好的鸡而只卖杀好的鸭，所以我小时只能在家中吃到鸭和家里养的鸡生的蛋。不过在外婆家倒能吃到自养、活杀、肥 厚、鲜嫩的白斩鸡。至于蟹，因为总要吃活杀的，所以从不进门。有一年，我已十四、五岁了，母亲乘父亲在狮子峰别墅里住，忽然对我们说：“你们也应该尝尝蟹 的滋味了，去买一次你们三人尝尝吧。”于是，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吃蟹，当然连怎么剥都不知道。
母亲每年总要带我们孩子到杭州有名的菜馆知味馆去吃几次全虾馄饨和汤圆、水饺等点心，也去一家有名的面馆奎元馆吃蟹粉面、虾爆蟮面,去聚水馆吃蟹粉小笼包，馅是全蟹的，咬一口就有汤水流出来。现在这几家馆子还在，但是供应的都是名不副实的菜点了。现在的人，当然也想象不出那时货真价实的东西的味道。
在家祯的〈外公、外婆及其他〉一文中，他说他外公、外婆的感情不好，平时不讲话，也不到对方的房间去，这是他们晚年的情况。其实，他们在年轻时关系还是不错的，比如，我曾祖母还在时，母亲也跟父亲一起陪我的曾祖母去游夜湖。他们也去曾祖父在西湖上造的别墅高庄避过暑。母亲曾回忆说，在高庄时，每天早上由管庄子的朱师傅采了湖上的鲜嫩莲子煮来当早餐，也采水红菱作点心或炒菜吃。但是后来不知为什么，中年以后，他们两人的关系就渐渐越来越不好了。可能因为我父亲爱花钱、爱打麻将、爱造房子；也可能我母亲觉得我父亲不会赚钱、容易受人骗、上人当；也可能就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小冲突，或者为了一些小事意见不合。
比如，当时高家的规矩是男女一般不一起出门游玩、应酬。即使去亲戚家喝喜酒，也是男归男去，女归女去；男客向男主人道贺，女客向女主人道贺。后来曾祖母去世了，我父亲独自应酬、出门的次数很多，我母亲总在家，可能她就很不高兴了。比如有一次，还是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我们避难在上海。京剧名角梅兰芳在上海演出。父亲爱好京剧，就买了票和朋友一起去看了。可能他认为我母亲不懂京剧，就没有给她买票。母亲在我们面前很不高兴地说：“你们父亲一个人去看戏，梅兰芳也不让我看看！”
我父母五十岁那年，我父亲带了我哥哥去宁波阿育皇寺，没让母亲去；父亲与友人去莫干山住一个月，打牌、游玩,也没让我母亲去。她都很不高兴。
有时我母亲生气，就一个人到娘家或我的二阿姨家去谈天、解闷。有时，她还说：“你们父亲那样花钱，我也要花花钱出出气！”但我母亲天生是节俭之人，要她花钱还不会呢。有一次，她出去买了一双真皮的小脚拖鞋，花了三块钱；还有一次，买了一对有盖的水晶缸回来，都算花了钱、出了气了。有时，她也带我们三个孩子和阿姨、表姐去游西湖，到楼外楼吃西湖醋鱼、清炒虾仁，也算对父亲不带她出去的报复。
我小时候把母亲这种种的不快看在眼里，所以等一九五0年我们从大家庭分出来，经济独立，也买了自己的房子以后，就常请我母亲来上海住一段时间。有一年，我们与孩子们到莫干山避暑，也请我母亲同往。记得那次我们一家六口，加上我母亲，一共七人，包了一个十张床的大房间，住在那儿一星期，天天在山上游览、吃馆子，我母亲非常高兴。还有一次，京剧名演员程砚秋到上海演出，我母亲正在上海，我想到以前我父亲去看梅兰芳不带母亲去的事，就特地买了票请她去看。她看了之后说：“虽然我不懂他唱什么，但听他唱得婉转、悲哀，也很好听。”六十年代初，上海刚开始有电视了，我们去买了一只。那时电视还是稀奇之物，很多人都没有机会看到。我母亲正在上海，她倒有机会看到了。记得她在电视上看过西哈努克亲王之女百花黛维公主的舞蹈和梅兰芳之子梅保玖的京剧，都很感兴趣，总算也享受过一点物质文明。我父亲五十年代开直肠癌之后虽也来上海住过一个月，但是那时上海还没有电视台，以后，他就一直没有机会再来上海了，所以他直到六九年去世，都从没有机会看见过电视。
我母亲去娘家时看见有算命先生走过，总爱叫住了请他们算命。奇怪的是，他们都异口同声说我父母两个人的命里注定要“榔头碰钉头，胡椒碰生姜，叮叮笃笃一辈子”(就是要拌嘴的意思)，但是“越吵寿命越长”。我母亲听了颇感解闷、安慰。算命的也都说我母亲是戊子年生的属鼠，又是半夜子时生，所以一世衣食不亏，那是因为半夜出洞的老鼠总是有东西吃的。她听了回来也总很高兴。算命先生说的这两点都可以说算得颇准：他们二老一生总算衣食无忧，只有最后几年正逢“文革”，受了一些罪；而且虽“叮叮笃笃”一辈子，却都到八十二岁寿终正寝，也算福寿双全了。
我小时候常听母亲对我叹苦经，说：“可惜我不会做书，否则我一定把我的苦处做一本书给世人看看。”现在我写了我父母的二、三事，既可作为儿子家祯文章的补充，也可用以安慰我母亲在天之灵。
结婚之一
—— 做媒、相亲、订婚
从 前旧式婚姻有几种方式：一种叫“指腹为婚”，即两家的妻子都已怀孕，因为两家是好朋友、门当户对，就由家长决定，如果一方生的是女孩，而另一方生的是男 孩，以后就让这对男女结为夫妻；还有一种是从小定亲，这往往是因为两家有很亲密的朋友关系，或两家本来是亲戚，想再亲上加亲，就从小给双方的男孩和女孩定 婚了；其他人则一般总到十几岁时由亲戚、朋友或三姑六婆来做媒而结婚的。旧时，如果一个女子到了廿多岁还没有许配人家，父母就要担心她恐怕只能做“续弦” 了，也就是做“填房”；或者只能“柱大门”，这是杭州话，意思是嫁不出去，像一根柱大门的木头。男的过了二十出头尚不成家，大人也是要担心的。
我父母不信三姑六婆，所以她们平时来我家只是讨讨药物或者卖卖珠宝、谈谈张家长李家短的空话而已，从来不跟她们讲婚姻之事，于是这些人也见风使舵，从未给我们做过媒。
我 十二岁时，忽有我父亲的好友朱君来为他的徐姓外甥给我做媒。他说他外甥的父亲是老大，现在已经父母双亡，从小在祖父、母身边长大，还有两位叔叔和婶婶一同 照顾。我父亲自己也是从小失怙失恃，由祖父、母养大的，所以觉得这个孩子命运跟他相同，心里大有同情。但女儿的婚姻大事总要跟妻子商量，于是对朱君说，要 跟内人商量后再给他回音。
友人走了之后，午饭桌上，父亲就对母亲说了此事。我母亲对父亲说：
“怎么这孩子与你一样，也会没有父母，要祖父母养大？我想祖父母一定是很宝贝他的，当然想早见曾孙，要他早点结婚吧。我只有一个女儿，想养得大点，在家里多呆几年再出嫁。慢慢再谈吧。”
过了些时，那位媒人来听回音了，父亲就把母亲的意思告诉了他。后来，媒人仍一次一次来说，我父亲总回他说内人不肯。
这 样过了一年左右，我父亲被他说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想，不管答应不答应总要有个具体理由，于是就想出一个要看看那个徐姓孩子的文章的理由。他想：如果文章不 通，就可借口回绝了。媒人一口答应。过了几天，朱君就将那孩子的文章及诗词拿来。父母看了，又拿给我们的私塾老师黄先生看。大家都认为文章清通。只是我父 亲说：“他的诗词有忧郁感，乃是从小无父母之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