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了几天，媒人又来了，只好回答他说：“诗文都不错。但内人总觉得女儿还小，不肯答应。”
又是一段时间过去了，母亲又想出要父亲对媒人说要看这孩子身体如何的主意。我母亲说：“身体要强壮，相貌最好是圆脸孔的。”
父亲笑着说：“身体只要没病就好。我自己小时候身体也弱，吃完几颗汤圆要佣人扶着绕圆桌兜几圈，使汤圆能够消化，以防停食。现在身体不是也不错？难道你想把女儿嫁给一个大力士！”
母亲无言以答，就笑了。
等 到媒人再来时，父亲就将母亲要看看那孩子的要求告诉了他。媒人一口答应，约好某日下午三时在西湖边的西园茶馆吃茶，他带他的外甥同去。这家西园茶馆是杭州 一家有名的老店，茶馆就面对西湖，登上三楼可将西湖全景一览无遗。茶馆又供应特色点心，如：猪油瓜仁白糖豆沙水晶包，皮薄而馅多，还有火腿干丝、菜卤付 干、千层甜糕等都是杭州有名的。
到 了这天，父亲准时坐家里的包车先到西园茶馆，捡了一张靠窗的桌子，一个人坐着。母亲与我弟弟则另坐一张桌子，装作与我父亲不认识的样子，暗中偷看。过了些 时候，只见媒人带了一个个子不高、身材较瘦的青年来了。打了招呼之后，大家相对坐下。母亲后来说，只看见那个孩子手中在不停地玩弄一个照相机镜头，也不知 道他知道不知道这天是相亲去的。
母亲一心想找个大力士般的女婿，看看此人虽然相貌清秀，但身体条件不够，再加面孔不是圆的而是长的，觉得不很满意，于是看了一会儿就与弟弟先回家了。
到了傍晚，我家的包车夫回来了，讲：“老爷到三义楼与客人吃饭去了，等一会儿再去接。”我母亲听了就对弟弟说：“看来你父亲中意了。不然不会去吃饭的。”
到了晚上九点左右，母亲已上床睡了，我则睡在母亲旁边一张床上。听见父亲回来站在母亲床前说：
“这 孩子同我小时候身体差不多。吃饭时我讲了一个笑话，说从前有一位公子，穷得连大饼上落下的芝麻都想捡起来吃，但又怕别人笑话，于是设法讲了一个笑话，借机 用手将桌子一拍，芝麻从桌缝里跳出来，他顺手把芝麻粘在手上放入口中吃了。那孩子听了我的故事大笑起来。看来很天真的样子。”
母亲说：“看你样子是看中了吧？我看身体瘦弱了些。”
父亲说：“我看可以了。你这样挑选下去，要让女儿柱大门了。我看答应了吧。”
母亲不再反对，只说：“如果男家十六岁来娶，我是不答应的。”
不久，媒人来讨回音。父亲说：“内人同意了，但不答应早婚。”媒人把话传给徐家，次日就来说：“徐老太爷(即那孩子的祖父)很高兴，想交换一下照片，可以吗?”父亲说：“让男方先拿过来吧。我女儿还要去拍起来呢。”媒人说：“当然！当然！”
父亲对母亲说了男方要讨照片的事，母亲就说先要给我做一件新旗袍再去拍照。于是一天下午，她就陪我去杭城最热闹的商业大街保佑坊选衣料。保佑坊整条街都是绸布店和别的日用品店。我眼高手低，竟然从街头走到街尾，看遍了所有的绸缎店都摇头、不中意。母亲有点不耐烦了。她说：
“你真疙瘩。天都快晚了，店也看完了，难道空手回去？让我替你挑算了。”
此时，正好走到街底一家不大的绸布庄，母亲请店员从玻璃橱窗里取出一块绸料，说：“这块如何?”我看看还不错，就买了下来。然后又去配了花边及珠子扣，叫裁缝来做衣服。
等衣服做好，母亲陪我到杭州最大的一家照相馆，叫“二我轩”的去拍照。走上楼去，照相师推出一个布景，是天上的一条龙，叫我立在布景前面，身体略侧；又要我面容微笑：就这样拍了一张照。过了一星期，去取来给父亲看，他说：
“新郎肖龙。这布景很有意思，看样子成功了！”
那 天，媒人回家对徐家说“女方让男方先拿照片过去”之后，不几天，就用大红纸包了新郎的一张照片来了。母亲把照片拿来给我看。我低着头很不好意思地看了一 眼，心中亦没有主意，好象好与不好、愿与不愿都事不关己似的。我想：我家其他女孩的终身大事都是由大人作主的。女孩子总要出嫁。好还是不好要看天命而定。 母亲也不问我喜欢不喜欢，就把照片包好放入橱里去了。
后来，媒人来讨我的照片，我们也用红纸包了交给他。过不多久，媒人很高兴地来说：
“那天我的父母(即新郎的外公、外婆)先看了照片。他外婆说：‘十四岁的女孩子生得很长大。下巴也很大，有福气的。’再拿到徐家，大家看了也很满意。”
于 是下一步就是请双方的庚帖了。所谓“庚帖”，也叫“红绿帖”，就是男女双方的生辰八字。庚帖用上等红绿两色纸张粘在一起，用梵夹式裱装，大约一市尺多长， 半市尺多宽，在封面上用工楷写着“百年好合”四个字。翻开第一面，用同样的工楷写着新郎或新娘的年庚、八字。所谓“年庚”，就是虚岁多少；所谓“八字”， 就是出生的年、月、日、时，每一项都用天干、地支两个字来代表，合成八个字。庚帖的最后由父亲具名。庚帖写好后，放在一具红木拜帖盒子里，由媒人送到对方 去。在《红楼梦大字典》中也提到此事，还说有的地方要把庚帖压在祖宗堂香烛台下，“若三日之内有破碗碎碟之事发生，则认为不祥，而成婚之举遂归乌有之乡 矣。”我们这儿没有这样的讲法。但男女双方都拿到庚帖之后，就请杭州当时最有名的算命先生普天求去算命。他排出来的是所谓“龙马八字”(因为我属马)，很相配，于是就算正式定下来了。
接下来是“下定”，也叫“放定”，就是订婚。要择一个吉日，通知亲友来喝喜酒，男方也要给女方送礼。这个吉日当然也是由算命先生决定的。我记得这时已是我十四岁的下半年了。媒人先来传徐家的话，对我父亲讲：
“徐家要我来问，你们要徐家拿什么东西过来做订婚聘礼?”
我父亲马上回答：“我是嫁女儿，又不是卖女儿。我是不要徐家什么东西的。至于我女儿的装奁，也是称家之有无，请徐家不要见笑。” 这样，婚事就算定了下来。
订婚那天，我家家规是我不能出去见客的，要躲在房里一天。外面则男客在花厅里坐，由父亲招待；女客在内厅里坐，由我母亲招待。我一个人在房中看看小说，表姐们进来陪我一会儿，谈谈笑笑，解解闷。中午，家里从名菜馆叫几桌鱼翅席来请客人；而我，则由女佣将家中厨房做的我平时喜欢吃的几只小菜搬进房里来吃。
订婚时要正式请两位有地位的人做媒人。一位就是新郎的朱姓舅舅；另一位姓赵，是杭州一家钱庄的经理，也是我们世交。那天，他们二位中午前就来我家，手中捧着一个红木拜盒，内放两只金元宝，压了一张红绿帖。这就是古礼中的所谓“纳彩”。
以后，父母就慢慢准备嫁妆了。嫁妆中第一件就是桂花糖，准备了四年才搞完，我已另文详述了；第二是要物色两个做粗、细绣花制品的绣花娘子，我也另文细述了。
再过几年，我已十六岁了，媒人又来要求迎娶。徐家定为我十七岁那年来娶。父母碍于情面，只好答应。于是双方又去算命，找好日子结婚。男方算命先生定的日子是三月初六。但我母亲去算的那位算命先生却说：按新娘的八字推算，三月初六是决不能结婚的。但男家已经定了日子，女家也无理提出改期，且对于这些迷信事我家也一向将信将疑的，于是就定在这天。
不料，到了我十六岁的十一月廿八日的大清早，媒人忽然来向父亲报告说：“徐家新郎的老太爷昨夜一点钟起来小便，跌倒中风去世了！所以预定明年的婚礼要改期了。”父亲听了真是吃惊，就想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乃将此事告诉了媒人，彼此均嗟叹不已！我当时听了不免伤感，想：这孩子从小无父无母，如今又失去了祖父，命也太苦了！ 按照中国传统丧礼习俗，因为新郎是遗腹子，父母早故，他就要承担儿子、孙子两重身分，所以要守孝三年，当然三年之内就不能结婚了。然而，那时他祖母也年已古希，抱曾孙之心切，因此决定过了丧期的周年，也即我十八岁那年的十二月十八就结婚。媒人又把这个决定传来，征求我们女家的意见。我们父母也就答应了。
结婚之二
—— 准备嫁妆
因 为第一次定在我十七岁时结婚，所以那时我母亲已亲自同家里的一个账房先生一起去上海采办了一部分嫁妆了。买的主要是床上用品、衣料、福建漆器，如：茶盘、 果盘、缎盒之类，还有当时的新产品，是用叫“电木”的一种材料制的杯碗、盘具，绿色夹白，像玉的样子。她也买了一只黄铜的火油炉，上配不绣钢两托蒸锅。因 为她想，徐家是大家庭，吃饭由大厨房开到各小房里去，如果想吃自己喜欢的菜，一定不能自由烧煮，所以她备了这套炉具，说以后我可以在新房里烧烧自己喜欢的 小菜、点心。后来我嫁过去才知道，每房的佣人都可以去大厨房做自己的添菜，很自由的。以后搬到上海，每房更有自己的小厨房做添菜，所以这套小炉子一直没有 用过。
后来，因为徐家老太爷的故世，婚事延了期，父亲觉得准备我的嫁妆有更充分的时间了，于是就大规模地张罗起来。
准备嫁妆是很复杂的事，因为女家从穿到用几乎一切都要准备好。大致来说，可以分木器家具、床上用品、四季衣着、杯盘碗碟、铜锡竹器、金银首饰这六类。
先 说木器家具。我父亲先问媒人，新房有几间，以便按新房的大小准备木器家具。媒人去问后答复说：新房在二楼，前面四间，后面四间，共有八间。前一时期，我父 亲偶然看见媒人朱君家有几只书桌前用的、能转的红木椅子，很是喜欢。问其由来，乃知是一熟识的红木匠做的，而且这个木匠有新房用全套家具的图样，在当时是 很新式的，共计一口三门大橱、镜台、五斗橱、洗脸台、书桌、搁几、大方桌、四只茶几、八张靠背椅子、两只挂衣架、一张麻将桌：一共一千银洋，已经给几家人 家做过了。父亲听了很满意，就托朱君去把木匠找来我家，与他面谈，要他照样做一套，并且还要他加做一张叫“马鞍桌”的桌子，可以放在新房窗前，以便做缝纫 时用；再加做四只小型的有背转椅、两只书桌前放的较大的转椅和两只腰圆茶几,另外加钱给他。 木 匠在家中做了几个月。谁知他平时爱赌博、酗酒，结果入不敷出，于是偷工减料，省下来的钱都落了袋。比如，所有的橱，凡有镜子的都应装头号镜子，可是他装了 三号的，看起来像哈哈镜一样。父亲看了甚为生气，当场训斥他一顿，叫他重新掉换头号镜子。木匠无词以对，只好照办。但在重新装配五斗柜的镜子时，不慎把那 面好镜子打破了。木匠已无钱再第二次掉换。还好，五斗柜上的镜子不是主要的，平时不用，也很少人会注意，父亲就原谅了他，允许他把三号镜子装了上去。但我 母亲心中不大高兴，认为打碎镜子是不吉利的事。
临近喜事，父亲又去买了沙发、茶几、太湖石的圆桌、红木圆凳之类的家具，说是放在客厅里用的。再叫木匠在家里做了四只被柜，专门放被子用；还有两只菜橱，放在厨房用的；八只箱橱，专放箱子；两只叠橱，专放铜拉鑞锡器。这些家具都漆成花梨木的颜色。母亲说，这些普通木器不好看，等喜事过去之后才让男仆杨海师傅送到男家去，可以放在新房的四个后间，储放杂物。
为了准备被子，我母亲派账房先生到苏北去采购棉花，因为苏北出产长绒花，即纤维很长的棉花，质地好。然后叫弹工来家里定弹棉胎、垫被共三十条，又配上绣花被面和各色绸被面。再定做了几条丝棉被，也配上春冬适宜的被里子。
江 西的瓷器是世界有名的，所以杯碟盘碗当然去江西定制。先定制了平日用的山水菜碗、饭碗、调羹、碟子、酒杯各十只，红木筷十双。另有花果缸、茶壶、茶杯、痰 盂等等，不知其数。除了日常使用的，还买了两套准备请客时用的古玩盘碗：一套是水仙、梅花、樱桃、绿叶、金边的花色，大小共一百多件，是清朝光绪年制的； 另一套是绿梅花、月亮的图案，上写黑的隶书“锄月山房”，也是清朝制品，每一只盘碗的形式都不一样，全套也是一百多件。光这两套碗具就装满两大木箱。事实 上，这些碗具一直都没有机会整套拿出来用过，还是放在箱子里的时间多。后来我们从杭州搬到上海，在上海又从大家庭搬到自己的小家庭，这两套碗碟一直用绵纸 一只只裹得好好的，装在箱里。六六年文化大革命抄家，因为东西太多，红卫兵顾了金银财宝，对这两箱古董碗具当然不会注意。红卫兵走后，我们觉得这些古董几 十年来一直舍不得用，现在眼看迟早会被红卫兵拿去，还不如自己用掉。于是每套杂乱地拿出了二、三十只来当日常用的菜碗和饭碗。果然，不久我们被“扫地出 门”，除了在用的杯盘之外，这两套碗具中剩下的也与其他物品一起全部充公了。文革结束，虽说政府“落实政策”，但抄家抄去的东西当然也照例不会再还。而我 们拿出使用的那几十只古董盘碗，在十年文革中也打破得所馀无几了。这次来澳洲定居，我们将剩下的几只随身带来，现在放在书架上，既当文物欣赏，也做劫后馀 生的纪念。
旧时很多日常器具都用银、铜、锡(在浙江一带也叫“鑞”，这是指锡和铅的混合金属)、 竹做成，所以在嫁妆中也要准备大量这类用品。我家祖上开了一家铜锡器店，叫高广泰，我母亲就去那儿定做了许多铜、锡器，如蜡烛台、铜手炉、铜脚炉、供祖宗 用的锡盆、茶叶罐，等等。其中有一个白铜的熏笼，有小孩子那么高，一托托可拆卸，底下还有一个红木的座子。古时候衣服要用檀香熏过，这熏笼就派这用场；也 可以用来生炭取暖。还有一个锡器的聚宝盆，冬至、过年时在盆内装米、桔、荔等取意，在上面还要插一大枝绒绣的富贵花。
银器方面，则定了一桌银台面，也就是一整桌的银制器皿，从筷子到杯盘、碗盏都是银的。还有银的梳妆用品、花瓶、高脚果盘、种种妆饰品，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 母亲出嫁时，我外婆送她十只大小不同的典铜水暖碗，色如银，据说，内含银质，是她母亲家祖传下来的古器，到我们这时代已无此种质量的锡器了。“水暖碗”是 一种有盖的锡碗，里面放沸水，把烧好的菜放在里面，等饭吃完菜还不会冷。我出嫁时，母亲就把这套祖传的典铜水暖碗送给了我。
浙 江义乌出产精细的竹器，例如：二托、三托的幢篮，大大小小的盒子篮等等。有一天，一位账房先生来对母亲说，有事情要去义乌，问她是否要买些竹器，做女儿的 嫁妆。母亲听了很高兴，就托他买了大幢篮一对、小幢篮一对、大盒子篮一对、小盒子篮一对。等他买来一看，每个篮子都用牛皮纸包得整整齐齐的。打开一看，原 来是编得很细的竹器，篮盖上是黑色的，描上金色的房屋、树木、风景；下部也用金漆漆过，边上也是黑色，甚为古雅、高贵。我一九六三年游北京故宫，见宫内也 陈列着这种竹篮，式样、大小、花色完全跟我嫁妆中的一样。
除 了上述大件之外，我父母还为新郎备了文房四宝，还有英国货的瓷器盥洗用具、五斗柜上放的福建漆镜箱、客厅中放的红木架太湖石摆设、福建漆的和合二仙、屏 风、蛋壳窑百蝶大花瓶、大小木盆一套十只、桌毯、椅批，等等。又去上海买了四只皮箱，去福建定了八只大皮箱，放衣服：真是各色俱全、应有尽有。
按照杭州的规矩，新床是由男家置备的，不是女家的责任。徐家到上海最大的一家木器店，叫泰昌木器公司，买了一对英国货的双套弹簧床。所谓“双套”就是有了钢丝弹簧又有弹簧软垫，是双套的，所以特别软。他们还买了各色地毯，从扶梯到各个房间全部铺上地毯。到了结婚那年的十一月间，父亲陪我到上海烫头发、做服装。杭州当时还没有烫头发的，所以要到上海国际饭店楼下一家俄国理发店里去烫。我的一个叔叔懂俄语，请他陪我去，这是我第一次烫发。买衣服、做大衣则是请我一位堂姐，一位表姐陪我去的。她们两位当时都住上海。我们四人天天跑上海的四大公司：永安、新新、先施、大新，买做旗袍的衣料、羊毛衫、化装品、法国巴黎的香水；也买了金、银、黑、咖啡四种颜色的高跟鞋各一双和家中穿的绣花鞋。还到上海当时做女装最有名的鸿翔公司去做皮大衣、呢大衣，等等服装。
我的这位堂姐是从杭州嫁到上海去的，人发胖了，上海的天气也比杭州的暖和，所以她已经忘了杭州冬天的寒冷。她认为新娘在三朝时应该穿衬绒及夹旗袍，从早到晚应该换四、五套衣服。我结婚的日期是十二月十八，正是杭州最冷的时候，有时真会滴水成冰，我比较怕冷，所以不同意她的建议。但她说，只要在衣服外加一件貂皮短大衣，手里捧一个热水袋就够暖和了。我父亲听了她的话，在鸿翔为我做了一件银丝面子的银鼠皮旗袍，三朝晚餐时当晚礼服穿；又做了一件蜜色衬绒旗袍及一件大红的丝绒夹旗袍，中午和下午穿；晚上十点以后，则穿一件月亮云彩的深色旗袍。
在结婚前几个月，徐家忽派一位时装公司的西式服装师来给我做结婚礼服及一年四季穿的旗袍。服装师拿出样本来，叫我挑选式样及料子。我只好在母亲的陪伴下含羞选了几种衣料，让他给我量了尺寸，去做粉红软缎的礼服和头上批的兜纱，还有银丝的夜礼服、紫红色的狐皮冬旗袍、粉红色的透明纱夏旗袍、蜜黄色的衬绒旗袍和灰背皮冬大衣。
在结婚前两个星期的时候，又要请亲朋好友吃一顿喜酒，叫“下盒”。也就是古代婚礼中所谓的“纳征礼”。那天，男家要请媒人把给新娘的礼物送过来。徐家拿来一个玻璃的红木盒子，内装了送我的手镯、耳环、别针、珠花、戒指、金银元宝等。
结婚前一星期，女方就要把嫁妆抬到男家去了。那年杭州十一月下旬下雨不止，到十二月初还是落个不停。父母担心发嫁妆的那天如果下雨，东西上只好用油布盖住，既可能损坏嫁妆，又非常难看。所幸的是，到发嫁妆的这天，竟然在连续几天阴雨之后红日当空，天气放晴了!
发嫁妆前，喜娘们先要把杯、盘、碗盏、花瓶，等等一切日用品都扎上红绿线；子孙桶(即马桶)内则放了染红的蛋、染成红绿两色的花生(叫长生果)、瓜子、桂圆、荔枝，当然含有“多子多孙”、“早生贵子”等意义。然后，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入朱红漆的条箱之中。每一只条箱有三托，每一托里放一张清单。每一个条箱由两个人抬。家具单独抬：大件四个人抬；小件两个人抬。家具上放的摆设、台钟、古玩之类也放在条箱里，每一托条箱的摆设专供放在一件家具上用，所以要跟着去的喜娘记住：哪一托条箱的东西放哪一件家具，不能搞错。
随同嫁妆一起去男家的还有一张总的清单，叫“奁目”，是用红纸写的，裱装成经折式。封面上用工楷写着“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八个字，引自《诗经》。里面也用工楷将嫁妆从大到小逐项开出。一般用具都要成双作对，所以，在“数量”这一项目中都不是写“成双”，就是写“作对”。只有夜壶是一个。因为这是新郎用的，只有一个，就有“从一而终”的意思。
听说我的嫁妆一共装了三十六个条箱，一路如同迎会一样迎到男家，路上看热闹的人好象在看大游行，大家都说：“久雨放晴，这是新娘有福。真是洪福齐天!”
到了徐家，徐家的账房及帮忙的人指挥将东西先放在大厅里，然后照妆奁喜簿上的条目和条箱中的清单一一清点无缺。最后看到条目上“螽斯衍庆”四字，不知何意，也不知是指何物。后来，清点的一位账房先生说：“我们先点别的，最后剩下的东西就一定是‘螽斯衍庆’了。”点到最后，剩下一把五彩的细白磁夜壶，才知道是指此物，大家笑得合不拢嘴!
为什么“夜壶”要叫“螽斯衍庆”呢?原来这是我父亲开的一个玩笑。父亲觉得“马桶”可以写成“子孙桶”，比较文雅了一些，而“夜壶”如果直写其名，实在不雅。于是他从《诗经》里找出了“螽斯”两字，又加上“衍庆”两字，听起来就十分古雅了。“螽斯”是一种昆虫，在旧式厨房的火灶上跳来跳去，俗称“灶马”。而灶神属于古代家庭五祀之一，所以一般家庭都不去扑杀灶上的螽斯，于是它们就大量繁殖了。《诗经》上有一篇就叫〈螽斯〉，开头就说：
“螽斯羽,詵詵兮。宜尔子孙,振振兮。”
意思是：“螽斯呀，展开翅膀，密密地飞在一起；你的子孙呀，也聚集一堂。”而“衍庆”则是“将喜庆之事延续下去”的意思。所以父亲用“螽斯衍庆”来叫夜壶的用意当然就很明显了!
等东西点清，再搬到二楼新房里，逐间布置，每间都放得满满的，家具上的陈设也都按原意安放好。大家都称赞嫁妆齐备、周到。抬嫁妆的扛夫每人都得到一笔丰厚的喜金，人人喜气洋洋。喜娘们回来对我父母说了男家的情况，父母总算放了一件大心事，预备嫁妆的几年中所花的辛苦也都忘得一乾二净了。当然他们那时不会知道再过三十年，会来一个灭绝人性的”文化大革命”，把他们辛辛苦苦准备的嫁妆抄个精光!现在想起来，这一切都成了一场虚空，剩下的只是一个美好的回忆罢了!
不过，那时，发好嫁妆，大家都只盼十二月十八日正式结婚的大喜之日不要下雨就好。
结婚之三
——婚礼
举行婚礼的日子一天一天近了，我心中七上八落，颇为担心。想想从小母亲就说过：女孩子大了是要嫁到别家去做媳妇的，嫁到别家就姓了别人的姓，好比重新投一次胎；而男人是讨妻子进门的，不必去别家。母亲又常说：古人云：“穿破七条铁裙，不知丈夫是何心!”意思是说，人心不可测也。现在，我就要投生到徐家去了，丈夫从来没有见过面，不知人好还是不好；徐家人多，我们家父母、兄弟只有五口而已。过去他家，人地生疏，真好象重新出生，又要去碰运气了，真可怕呀！
徐 家因为老太爷故世，家中供灵，不能办喜事，所以婚礼只能到属于杭州商业中规模最大的丝绸业的绸业会馆去举行。既然男家在会馆办喜事，我们女家也就在外面找 地方办。我们高家在西湖边的瀛洲旅馆有股份，所以女方的婚礼就在这家旅馆举办。男家差人来问：新娘喜欢坐汽车还是坐花轿。这时虽然汽车还是很稀罕的东西， 但我对父亲说：“汽车我已经坐过，以后也总有得坐的，花轿却一生只有坐一次的机会，我还是愿意坐花轿。”
农历十二月十七日，我结婚的前一天晚上，家中祭祖。我由喜娘扶了，先拜祖宗，再向父母跪拜，算是辞行了，此时心中真不好受呀！ 那天夜里，我很早就上了床，但眼睛闭着却睡不着。到九点钟时，母亲来偷偷看我，以为我已经睡着了。我听见她对父亲说：“嫕官(我的小名)真镇静，睡着了。”
其实，这一夜我睡得极不安稳。第二天醒得很早，起来一看，竟然天上红日当空，虽然只是腊月，却已春暖洋洋，只须穿衬绒衣就可以了，真是老天照应啊。不然，我这天里面只穿一套粉红绒线衫，外面穿一件结婚礼服，岂不要冷煞！
早上八点，我坐家里的包车去理发店做头发。做好，就直接去了瀛洲旅馆。那时，客人们还未到，我就在一个后间休息。按照当时的习惯，新娘要由喜娘开面，即用棉线将脸上的汗毛绞乾净。我父母都不同意行此古礼，多受痛苦，于是就免了。只是洗了个脸，化了妆。
此时，客人陆续来了。男客坐在大厅里，女客则坐在前间。午时，花轿也来了，停在大厅里。后面跟着的一辆包车里坐了两位给我拉兜纱的童子小官人，是新郎的两个堂弟 —— 六弟和九弟，都只有十一、二岁。喜娘请两位小客人坐了。我父亲让我的兄弟陪他们吃了茶点。喜娘叫我在房里吃午饭。我心中烦乱，肚子不饿，但要装出镇静的样子，就食而不知其味地勉强吃了一碗。
午 饭之后，要上轿了。上轿前，按风俗习惯，先要请一位“全福太太”用灯照一照轿子。我们请的那位“全福太太”是大房里的大伯母，因为她算是有福气的。至于用 灯照轿的原因，据说是为了去邪降福。据传说，以前有一新娘坐了花轿去男家。揭开轿帘一看，新娘已经死在轿中了。于是，大家认为轿里有妖魔鬼怪，从此新娘上 轿之前都要先照一下，把鬼吓走。
我 结婚时有四个喜娘，两个已在男家管新房，等着迎接我了。上轿时就由另两个扶我上轿，她们还递给我一大把粉红和白色的康乃馨花，要我捧着，还要我走路要慢。 我穿着一双金色的高跟鞋，本来也走不快，就让她们扶着慢慢一步步向轿子移。走出房门，我眼略微向旁边的女客们看了一眼，就马上有一位老长辈走过来，轻轻对 我说:
“小姐，眼睛朝下，头低下！”
我连忙低下头。现在回想起来，妇女一结了婚不就是从此要到男家低下头来做人了吗?
两位小官人在后面拉起我的兜纱，把我送进花轿，轿帘放下，几个人抬起就走了。我只听见鸣锣打鼓，笙箫管笛齐奏，闹成一片。乐声中，锣声特别响亮。人们都说，锣声听起来像是在说：“白养！白养！”女家把女儿养得那么大，送给人家，不是“白养”了吗？
轿 子抬得很稳，不到半小时就要到绸业会馆了。我心里突然害怕起来。我想：我现在真的要到男家去做人了！ 我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我的丈夫，不知道他相貌如何，脾气如何，我能跟他合得来吗？他也从未见过我，以后会爱我、待我好吗？会对我忠实吗？他家有太婆、叔公、 叔婆、小叔、小姑，很多人，而我在家十八年，从没有进过学校，来往的也只是几个阿姨、表姐而已，自问外出应对很不老练，现在要到这么复杂的环境去，不知如 何做人呢！ 这样越想越怕，浑身发起抖来了。
不一会，男家借用举行婚礼的绸业会馆到了。喜娘把轿帘揭起，扶我下了轿。我手里捧着一大串康乃馨，放在胸前，战战兢兢立在大厅左边，头低得只看见地面。耳朵里听见礼堂上方左右两边有人在高喊： “请新郎入礼堂！”
这样连喊三遍，新郎才由男搀扶扶着走入礼堂，站在右边。不一会，又听见叫:
“新郎、新娘向上拜天地！三鞠躬！”
于是我就鞠了三个躬。上面又喊:
“新郎、新娘相对而立！”
于是男女搀扶把新郎、新娘的身子转过来，相对而立。上面赞礼人喊: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我们相对鞠了躬。上面再喊:
“送新郎、新娘双双入洞房，传代归阁！”
我知道仪式结束了。这时，两个人拿来盛米用的空麻袋，一只接一只铺在地上，赞礼人还喊：“传袋！传袋！”(即“传代”的谐音)新郎先走在麻袋上，新娘跟着新郎走，走过的麻袋拿起来，接到前面去，这样轮番着一直走到新房的床边。走道两边都是客人在观看。我只听见一位男客的声音说：“好格！好格！”(即吴语“好的”)，大概是在称赞我罢。
关于“传代归阁”的风俗，近代学者马叙伦先生的《石屋馀瀋》中有一篇专门作了说明。根据马先生的说法，“传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白乐天〈春深取妇〉诗:‘青衣捧毡褥，锦绣一条斜’”，就是说的这一风俗。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解释跟“传袋”是“传代”的谐音这种解释不同，我们也只能姑妄听之了。他说:
“据故老言，所由不使新妇履地者，妇家不愿以母家之土带至夫家也，若然，则仍是略夺婚渊之遗习，盖示略夺其子女而不得其土地之意。”
我 们的新房当然并不真在绸业会馆，现在去的是会馆里特地布置成的临时洞房，只作举行婚礼之用。走到床边，新郎坐在右边，新娘坐在左边，这叫“坐床”。坐下之 前，喜娘连忙把新郎的袍子拉起一角，压在我的屁股底下。这算是“魇禳法”，意思是压倒丈夫的威风，免得日后欺负新娘。实际上，在传统礼教束缚之中，有几个 妻子能压倒丈夫呢？
坐好床站起来时，有人从我们头上撒下“花果”来。这就是古代婚礼中的所谓“坐床撒帐”。“花果”就是染成红、绿颜色的花生、瓜子、莲子、荔枝、桂圆、枣子等。花果从身上落到地下，撒了一地，这也是取“早生贵子”、“吉吉利利”的意思。
然 后，又叫我们相对坐在窗前的一张桌子旁两张披着大红绣花椅披的椅子上，吃“交杯酒”。男女搀扶各拿一杯酒，在新郎、新娘的嘴唇上碰一碰；然后再将杯子对 调，又在新郎、新娘的嘴唇上碰一碰。喜娘一边还要说“多子多孙”、“早生贵子”、“五子登科”、“连中三元”、“恩恩爱爱”、“白头到老”等一连串吉利 话。这就是古代婚礼中的“合卺”仪式。
吃完交杯酒，新郎就可以出房去陪客人吃中午的喜酒了。房内看热闹的客人也都出去吃喜酒。我在房中心中稍定，才想起相对吃交杯酒时看见丈夫的一双十指团团的手，生得还算细皮白肉的。而其尊容，则因我一直都低着头，还未看见呢。
等她们午间酒席散席，我由喜娘扶着到花园，与新郎拍结婚照。照相师是从照相馆请来的。拍照时，客人都在周围围观，我含羞低头，不敢平视，直到摄影师叫：“新娘子，请把头抬起来。”我才抬了一下头。
照好相，再由喜娘扶回洞房，略坐片刻。此时，只见两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在旁边跟进跟出，很好奇地看，样子十分可爱。我听见喜娘在叫她们“七小姐”、“八小姐”，我知道她们一定是二叔婆和三叔婆的女儿。
天渐渐晚了，但因是晴天，下午五点左右还有太阳光。喜娘要我换上银色的晚礼服，要“回郎”了。“回郎”是杭州的风俗：结婚当天晚上，新郎、新娘要去女家拜见女方的父母及亲友。
大厅中早已停了两顶绿呢大轿。新郎、新娘各坐一顶，由数人抬到女家借用的瀛州旅馆。上轿时，我无意中瞥见了走进轿去的新郎：新郎身穿毛葛蓝长袍、黑马褂，胸前别了一个茉莉花的大花团；个子不高，面目尚清秀，是个文诌诌的白面书生的样子。我想，我身材较高，穿高跟鞋就更显得高了，跟他的身材不太相配吧。
到了旅馆，男女搀扶把新郎、新娘扶到厅上，男左女右，朝上先拜和合神马。所谓“和合神马。”即纸做的神马。杭州规矩，新郎、新娘如不拜神马，以后有事回娘家，夫妇不得一房同睡。故而，我家历来小姐出嫁，在回郎时都拜和合神马。并且，过了满月之日，就要去接姑爷(即杭州话“女婿”)、小姐回娘家来住一个月，名为“住对月”。这是后话。
我们到大厅时，厅里已经站满了人。拜好神马，我哥哥要给我们拍照。于是，喜娘就搀我们站在大厅上方，拍了几张喜照。然后，就是请岳父母见礼。新郎、新娘向他们跪拜八次。再请诸亲好友、账房先生都来一一见礼：有的要向他们跪拜，有的只要向他们鞠躬。行礼毕，我就可以进房里休息了。新郎则请到大厅上方去坐，由四位未婚的男青年陪着吃茶点，叫“开席”。大厅下方围着绣花桌披的桌子上放着不点燃的红蜡烛。接着就开喜宴。新郎和男女宾客入席夜膳。新郎由同辈的男子相陪，另坐一桌。
我在套间里休息时，觉得一天折腾下来，弄得神魂颠倒、手足无措、茶饭无心。晚饭送到房里来了，我一点也不想吃。我听见外面母亲在对别人说:
“嫕官中午还吃饭的。这一下午下来，心乱了，饭都吃不下了！”
晚饭之后，新郎要到上房来第一次叫岳父母，并正式跟岳母攀谈，这叫“谈十八句”。岳母请新郎坐在茶桌旁，先开口对新郎说：“堂上(即指新郎的父母，现在新郎的父母已不在，则要指他的祖父母了)办喜事辛苦否？我们嫁妆菲薄，不周到，要请堂上包涵，不要见笑”，等等；再要说：”我们小姐在家从小娇生惯养，不大会做事，要请姑爷随时教她。要爱护、体贴她”之类的客套话。新郎要对岳母的话一一作答，如：“请岳母不要客气”，“请岳母放心”之类。说了几句，男搀扶就会说：“太太，我们姑爷要告辞了。”这时，喜娘就把我扶出房间，与父母、兄弟一一告辞，再坐绿呢大轿，抬到徐家的新房去了。
轿子抬到徐家大厅，宾客已经满满一厅在等新郎、新娘了。这天，新郎的外婆已经回家，但外公和娘舅还等着要“吵房”。杭州规矩是“三日无大小”的，不管辈分大小，都可以闹新房。外公的女儿早亡，剩下一个遗腹子的外孙，养大成人，现在看到他结婚，所以特别高兴，一定要大大庆祝一下。
我们被扶下了轿，又拜祖宗、灶司菩萨，然后，就上楼到新房去了，前前后后拥了大批宾客。在楼下，我只见楼上一片红光，原来是新房外边走廊里挂了一排玫瑰红的明角灯笼，大约有三十几只，里面装了电灯，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走进新房，我与新郎并坐窗前马鞍桌旁。周围诸客大讲笑话起来，大多是与新婚吉利有关的话，目的是要逗我们俩笑。可惜现在都忘了。伴娘用朱红托盘端着几盘乾果和两碗桂圆、莲子汤圆，一面口中念念有词，说些吉利话，一面给我们两人用调羹舀了一点甜汤，放在嘴里，让我们尝了一尝。
此时，已半夜三时了。外公他们说：“时间不早了，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我们三朝再来道喜、吵房吧。”我俩由搀扶搀起。喜娘高声说：“姑爷、小姐送客！”客人们说：“不必客气，请留步。”于是走了。男搀扶也回家了。只有喜娘还在。
我结婚时有四个喜娘。一个是小王，廿六岁，是从佣工介绍所找来的。先在我家做了几个月，觉得她不错，就带她到男家准备长做。因为虽然新郎家也有一个服侍新郎的老佣人许妈，但我父母怕我到了徐家使唤别人的女佣不便，所以让我把小王当自己的贴身佣人带过去。另外三个喜娘中，两个叫伴房，即做搀扶及新房里的杂事的，一个叫搀扶，比伴房高一级，因为她要在见礼时说一大串话，而且从长辈到平辈的所有男女客人都要能按次序叫出，不会叫错。
客人走了以后，一个喜娘给我卸装，换了常服，并给我们俩换了拖鞋。两双拖鞋都是绣花沈妈绣的：男的是蓝缎的，绣了一条五彩金龙；女的是粉红缎子的，绣了一只骏马。
另一个喜娘则把床上叠得高高的被褥、枕头拿开，另外铺上女家准备的一套新被、新枕。男方虽然也备有一套，但一般是不用的。
还有两个喜娘，一个盛了两盆水，请我们洗脸；另一个将新房的紫红丝绒房帷拉拢。
此时，我窘得没有手势，只好去盥洗室洗脸去了。新郎跟在我后面，还问我：“今天吃力吗？”我听了回答：“不吃力。谢谢！”
巧的是，这句话倒是我几个月前无意中准备好的。那时，我有一个二阿姨去人家家里吃喜酒。那家新郎与外国女人结婚。亲友们觉得很稀奇，偷偷问新郎：“你们结婚晚上第一句话讲什么？”那个新郎说：“我问她‘吃力吗？’她说‘不吃力。谢谢！’”我听了记在心中。现在丈夫正巧也问我这句话，我就照外国新娘的话脱口而出回答了。
这时一位姓蒋的伴娘正好走过我们身边，听见我们在讲话，抿住了嘴，一副不让笑出来的样子。
喜娘铺好了床，对我们说：“姑爷、小姐早点安置吧。”就把门掩上，出去了。我丈夫对我说:
“请先睏(杭州话，“睡觉”的意思)吧。”
我低头不语，不知做什么好。这时，只闻房外钟打四下，时候已经不早了。我只好和衣上床，钻到里床的被子里去。我们的新床是两张单人弹簧床拼起来的，很大；被子是定做的，也很大。我睡在里床，丈夫睡外床，中间还距离很远。但我生平第一次与一个从不认识的男子睡在一起，窘到什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了！
可能我丈夫也很窘，所以要想出什么话来问我。他忽然说：
“你明天见了我祖老太太怎么叫法？”
我听了觉得奇怪，心想：我到你家来做孙媳妇，你叫什么，我当然也叫什么，何必问我呢。于是我回答:
“你叫什么呢？”
他说：”叫奶奶。”
我就说：”那我也叫奶奶。”
接着，我们就聊起天来。因为在订婚前，我父亲已经看见过他了。那一时期，我父亲长住在狮子峰山上的别墅忆胜庵中，请一男青年仆人陪他，给他烧素菜。我丈夫有时爱到未来丈人处去与我父亲谈诗词，有一次还与他祖父一起去山上吃过一顿午饭。他告诉我，他祖父称赞那男仆素菜烧得好吃。
这样随便聊聊，不觉天已黎明。看床前的小钟，已是六点。听见楼下祖老太太已经起身。我的几个喜娘们也陆续起身了。我们俩虽一夜未睡，也只好套上外衣，起床了。
结婚之四
—— 从三朝到满月
结婚第二日也是忙碌的一天：我要去见丈夫家的长辈、平辈；我父母要来接我们回去；还有客人要来贺喜。所以即使昨晚一夜没睡，我们也只好起床。
梳洗、早餐完毕，喜娘搀我下楼，至丈夫的祖老太太，也就是我的太婆的房里。喜娘领我叫“奶奶”之前先说：
“新娘开金口！”
我就面带笑容地跟着叫了一声“奶奶。”这就算新娘第一次开了金口。
我又问：“奶奶昨天辛苦吗？”
她笑着说：“不辛苦。”
正在此时，娘家差自备包车来接我回娘家去了。丈夫就坐他家的自备包车与我同去。喜娘也同去一个。
到 了我家，我父亲陪我丈夫坐在一间名“小仇池屋”的客厅里谈话。小仇池屋外边有一大金鱼池，池中有一块两、三公尺高的、上大下小的蘑菇云形假山石，故将此厅 取名为“小仇池屋”。我则在母亲的内房里休息。我一夜未睡，人很疲倦。吃了午饭正想上床午睡，徐家电话来了。原来我丈夫的外公叫了一班唱杭州滩簧(一种地方戏曲)的戏子到客厅准备开场演唱了，在等我们俩回去呢。徐家的包车夫阿雄师傅也已经来高家接我们了。我和丈夫只好各人坐了车回徐家去了。
到 了徐家，喜娘要我对外公、外婆、娘舅和徐家的叔公、叔婆、堂兄弟、堂姐妹行见面礼、开金口。这时，不知是谁提议，要我丈夫领我开口。于是，我丈夫叫一声， 我就跟着叫一声。徐家亲戚多，大家庭里有两位叔叔，两位婶娘，还有十几位堂兄弟、堂姐妹和其他亲戚，一个个叫下来倒着实费了很多工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