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毕，就坐在太婆住的屋子的客厅里听滩簧。外公兴致很好，合家大小都陪着他听到半夜一点半还没有完。
我也只好直登登地坐着，从下午坐到半夜。后来我实在太累了，就闭上眼睛，脑子里胡思乱想起来。
我想：明天是三朝，又有很多客人来贺喜，还要闹新房，不知要到几时才能好好休息休息呢！
我 又想：明天娘家将送来几箱东西，其中两个缎盒中放着两个有玻璃罩的红木盒子，里面是我母亲辛辛苦苦亲自到杭州最大的首饰店乾元首饰店去拣来的，还有一些是 从卖珠宝婆萧阿奶那儿买的首饰，也有一些是我曾祖母的首饰。我曾祖母在七十多岁时亲自把她一生积累起来的首饰全部分给四房子孙。现在我母亲把她分到的首饰 分了一部分给我。在我结婚前几天，母亲又亲手把所有的首饰用红色丝线缝在两块用大红纸裱着的硬纸板上，再放入一尺长的玻璃罩红木盒内。她要我把这两盒首饰 放进一口大橱里。我记得我一边放橱，一边在想：
“现在我母亲送给我这么许多首饰，以后我老了也要把这些首饰分给我的媳妇和女儿。如果我没有福气，嫁过去以后家境贫穷了，我要把这些首饰卖出去，以供家用。就像萧阿奶现在把破落了的大户人家的首饰拿来卖给我们，谁知道我以后是不是会跟那些人家一样呢！”
可是那时万万不会想到，我所想像的种种情况，结果一种都没有实现：这些首饰我只在三朝和满月的喜庆活动中戴过一些，还没等我有机会戴过所有的首饰，抗日战 争就爆发了。以后，这些首饰就被放进保险箱，从来没有拿出来用过。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来抄家，这两箱首饰就原封不动地让他们拿去，从此一去不返了！ 所以，现在我有了女儿、媳妇，到了可以给她们分首饰的时候了，可是首饰早已没有，而文革之时，我们的确穷得到了要变卖首饰的地步，但那时哪里还有首饰可以 让萧奶奶之流去卖！所幸的是，我已经活了近八十岁，总算不靠卖首饰也生活过来了，也算不幸之中的大幸。当然，这一段的思想并不是我那天在听滩簧时所想的。
想着想着，时已半夜，不知哪位长辈见我眼睛闭着，一副倦态，就说：“让新郎、新娘先上楼去睡吧。”外公也答应了，于是我和丈夫乃得先上楼去。此时早已过了 半夜一点，倒头便睡。后来听喜娘说，那天晚上外公和两位客人一边听滩簧，一边喝酒，一直吃到早上三点钟，把一坛十斤重的陈酒完全喝完，还要喊人再开一坛,被账房先生连哄带骗，劝住了。后来徐家让包车夫拉他回家，一进大门，他就酒醉懵懂地把小便全拉在丝绵裤中。旧时棉裤的裤脚是扎住的，小便全盛在裤中，等男仆给他脱裤时才发现。
我那晚一觉睡到第二天八点还醒不过来。喜娘见我们俩还不起床，不敢来叫。我一直睡到听见楼下有客人来跟太婆在说话了才急忙起身。一看窗外，大雪纷飞，屋瓦皆白。我心中担忧：中午应该换那件衬绒旗袍，但现在天气转冷，如何是好？
我让喜娘把箱子里那件大红狐皮旗袍取出穿了，又戴上男家下盒时送我的首饰，就下楼去见太婆和来客。
上午男女来宾聚在大厅中满满一堂。本来，徐家故世不久的祖老太爷的灵堂是应当设在大厅里的，可能因为要办喜事，就改在三叔公住的房子的楼下了，所以我一直没有看见，客人也不会看见。
在大厅里，我和男女来宾行见面礼。搀扶叫：“给太婆八跪拜！”“给外公、外婆八跪拜！”“给两位叔公、叔婆四跪拜(原来，按规矩，应该给自己的公婆八跪拜，而给叔公婆则只要一跪拜就可以了，但因为我丈夫父母双亡，是太婆和叔公婆照顾大的，所以要四跪拜)！”我都一一照办。其他长辈，或一拜、二拜，或鞠躬等等，乱了一大半天。
上午十时，我娘家的礼物送来了，又是几个条箱，内装：几个缎盒的旗袍，还有两个缎盒，里面是我的首饰盒子，再有一个缎盒，内是送新郎的手表和一对翡翠图 章，以及送我的一千元存折和股票。这些东西都放在大厅上方的桌子上。桌上点着一对大红蜡烛，好不富丽堂皇。诸客都可以前去观看，大家赞美不已。
此时，绣花娘子沈蕴仙又将一个用绣着玫瑰花篮的印度绸包的针线笾和一箱送给长辈、平辈的绣件送到厅里。大家见了绣花沈妈的手艺，又一阵赞叹。绣花沈妈也就此得到一笔丰厚的赏钱。
等大家都观赏过之后，东西都一一搬到楼上我的房里。此时已近中午，喜娘要我穿那件丝绒夹旗袍。我发起小孩脾气来，说：“冷死了。我不穿这件！”喜娘拗不过 我，只好迁就地说：“那就穿衬绒的如何？”我点了点头。换了衣服，外面再加一件紫貂皮的短大衣，戴上自己家里送来的首饰，就下楼去了。下面正在表演变戏 法。
中午，我与女客单独一桌吃酒席，但新娘是不能大吃的，只能装装样子而已。下午又在大厅里看了一下午的戏。
晚上又是大宴宾客。我穿了一件银丝面子的兔毛旗袍，与四位做陪客的女青年单独一桌，叫“开席”，跟新郎结婚那天来我家时“开席”的形式一样。四位女青年中 我记得有一位大家叫她“四毛小姐”，还有一位是她同学、徐家五房的大嫂，姓严。四毛小姐提出来，桌上每一个人要轮叫一声“严某某”的名字，如果谁迟疑一 下，就要罚喝酒。我被罚了一次，但只是把酒杯放在嘴唇上碰一下就算喝过了。不过，不久，忽然从外面涌进来一大群男客，老少都有，喊着：
“我们来敬新娘一杯酒！”
我心想：“不好了！我不会喝酒，如何应付得了那么多人灌酒呢？ 被他们一灌不是就要灌醉了，出洋相！”
哪知搀扶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她马上笑面迎人地说：
“老爷、少爷，我们小姐不会喝酒，不敢当！不敢当！”
客人纷纷说：“酒，小姐是一定要喝的！喝不下，你代她喝！”
搀扶笑着答应了。于是每个客人轮流向我敬酒。搀扶拿过敬我的酒，先在我的嘴唇上碰一碰，再高高举起酒杯，一上一下地向客人作揖，一边说：“谢谢！谢谢！”一边将酒全倒在地上，然后在自己的嘴上假喝一喝，就此混过去了。
酒席吃到一半，两个伴房奶奶手托两个福建漆盘，来分桂花糖，每人四包。客人们有的拿在手里，有的当场就打开来吃了，口中赞不绝口。
新娘在酒席中还是不能开怀畅吃的，所以几乎一直是空肚子。晚饭完毕，三叔公和我丈夫的娘舅穿了戏子穿的五彩衣服，到祖老太太面前去跳舞，引得大家哈哈大 笑。他们二位也跳到我的面前来，想引我也笑。但我在高家时每次去吃喜酒，从来没有看见新娘笑过，所以我想，我也不能笑，于是即使觉得很好笑，也只能板起脸 来。后来听见有人在议论说：“新娘面紧，怎样都不肯笑一笑。”那时做新娘真是难呀：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
晚上，我换了一件天青色有月亮图案的貂皮大礼服，脚上是定做的大红丝绒高跟鞋。一大批男客上楼到新房里来吵房，要桂花糖。女客亦跟上来看热闹。他们在各处 翻找，把喜娘放在被子及子孙桶内的四百包桂花糖全部拿去了，还是不停地要，一直闹到半夜一、两点钟，最后以我二叔婆的眼镜做抵押才散场，这一幕我已另文详 述了(见〈桂花糖〉)。
这晚，外婆在新房里坐到十一点先回去了。我与二位叔婆一起送客送到大厅外。外婆是坐一顶轿子离开的。记得我很响亮地对她道了再见，她听见了很高兴，也回说：“少奶奶再见！”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主客大部分都已作古了，但那时他们的音容笑貌却还在眼前。
从结婚到满月，差不多每天我父母家都差人来接我回去一次。这也是杭州的风俗习惯之一。其实，是怕做女儿的新做别人的媳妇会紧张、劳累，所以接回娘家去松散松散。对我来说，这样做实在是十分必要的。四朝那天，娘家又来人接我和丈夫两人回家了。我三天忙乱下来,累得神魂颠倒。那天在娘家睡了一下午，到晚上六点才醒来。本来预备下午吃好点心就回徐家，也只好打电话去通知要吃好晚饭才回家了。
五朝，总算可以安静一会儿。于是我就逐渐溶入了徐家的生活。那天上午，我丈夫带领我参观每一间新房，最后坐在书房中看外国电影画报。我忽然流起鼻血来。他连忙叫喜娘拿冷毛巾按在我的额角上，血才渐渐止住。我知道这是连日少睡、过于吃力所致。
结婚之后不到两星期就是过年了，当然又要大大庆祝一番。分好岁，丈夫说要同我到账房去看老老少少的几位账房先生分岁。我心中很窘，心想：账房先生都是男的，我们高家女主人是从不去账房的。我是新娘子，出去看她们吃年夜饭，算什么呢？但再一想：我已由小姐变为少奶奶了，他们家的规矩如此，我也应该入境问俗才对，于是就跟了丈夫从大厅的一条走廊中穿出，走到账房里。只见二叔婆、三叔婆已坐在账房先生的桌子旁看他们分岁了，一边还在跟大家说说笑笑，很是热闹。我们俩一进去，账房先生们就来招呼我们，称我丈夫的小名“祖大哥”，叫我为“祖大嫂”，我第一次被别人这样称呼，感到十分害羞，但只好装出大方的样子来跟他们一一打招呼，也在桌边坐下。我平时不善辞令，桌上又都是陌生男子，我感到甚窘。幸亏这几天天气甚冷，我作为新娘，每天皮袍、衬绒衣服脱下换上，着了凉，那时突然大咳起来，而且咳个不止，丈夫与我就只好起身告辞，进了自己房里。
按照杭州风俗，新娘、新郎第一个月吃饭是由佣人搬到房里单独吃的。但只吃了几天，丈夫就提议说：不要搬上来了，我们可以下去同祖母一起吃。我也同意，于是从此就下楼跟祖母一起吃饭。祖母一桌上一般还有三叔父、三叔婆。他们的孩子不同桌，另外在他们自己的房里，由佣人照顾吃饭。二叔公那时在上海管理那边的丝绸业务，只有回杭州时才跟祖母一起吃。二叔婆本来也跟祖母一起吃，但后来因为知道二叔公上海娶了姨太太，就生气不来同吃而在自己房里跟她的孩子一起吃饭了。
我丈夫有很多堂弟、堂妹，大的十七、八岁了，小的还在吃奶，他们也渐渐跟我熟悉起来。最好玩的是三房里的十四弟，他傍晚时常常自己走到我房里来玩。那时我们住后厅楼上，他们住前厅楼上，楼上四周有走廊相通，叫“走马楼”，所以他可以自己走来走去。有一次，他见我床前茶几上有一只电灯,灯上有一个盖子，里面放了香水，电灯一热会放出香味来。他进来闻见香味，问我是哪儿来的，我告诉他是灯上出来的，他就好奇地动手去揭盖子，一不小心盖子掉在地上了，幸亏地上铺了地毯，没有打破，但他吓得哭了起来。专门负责照看他的奶妈闻声赶来，把他抱了回去，从此他就不再一个人过来了。
三房的十一弟和二房的十二弟亦来过几次。喜娘拿出糖来请他们吃。十一弟很顽皮，把我的一副手套藏到一张八仙桌的抽屉里去，不告诉我们。我们遍寻不得，一直到很久以后才无意中发现。
大年初一午饭后，丈夫叫我带了几百个铜子，下楼去与诸弟妹一起掷骰子玩。我以前在自己家是从来不许玩这种游戏的，现在就学着玩起来了。虽是门外汉，最后大家倒也没有什么大输嬴。
一天下午，我丈夫说要带我去看看他家的花厅、书厅、船厅。徐家的房子很大，以前是一个姓许的大家族的住宅，叫“榆园”，有假山、亭子、花墙，布置得跟西湖上的大庄园一样。船厅是靠运河的一间大厅，沿运河有一排折叠式的门，可以拉开，观望运河上来往的船只、河边洗衣服的妇女和玩耍的小孩。船民以船为家，在船厅窗口看得见他们在吃红的萝卜、黑的荸荠，我们也可以向他们买香瓜子等食品。那天我们到船厅时，丈夫的弟妹们已经在那儿玩儿了。我们也同他们一起观看河上景色，极为有趣。
正月的一天，丈夫提议带我去城隍山看十二生肖石，我从未去过，于是就带了七妹、八妹分坐两辆车去。城隍山上看相、算命的很多，多在庙内或路旁设摊兜生意。沿途还有不少叫花子，我们走过，他们有的叫我们“少爷、少奶奶”，有的叫我们“老爷、太太”。我想：难道我刚结婚几天就一副太太相了？在我心里，做太太的人总应该年纪还要大一些吧！不想，一转眼，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老太太”了！不过那天既然被人叫了“太太”，就只好拿出钱来，每人布施了几角钱。城隍山上的蓑衣饼是有名的，大而薄，酥而香，我们买了几只尝尝。所谓“十二生肖石”，其实是地面泥土中露出来的十二块岩石，有点像十二生肖的动物形状，于是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人取了这个名字。城隍山很低，古树茂密，我们四人坐在茶室里喝了茶，到傍晚才回家。这是我婚后与丈夫第一次出外旅游，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以后，在新婚第一个月中，我们还去了西湖旁的玉皇山、北高峰。北高峰是西湖边最高的山，我们上午坐轿子上山，中午下山。山顶上有一间用楠木建造的厅，名“楠木厅”。一路上丈夫替我拍了很多照片，可惜“文革”时都给北京红卫兵拿去了。
在结婚满月前几天，我们跟徐家的其他亲戚一起到西湖上的玛瑙寺去打了七天水陆道场，这是因为纪念我公公的四十阴寿。他的生日是正月二十一日，我们是提早去做法事的。玛瑙寺是杭州有名的大佛寺。据说，秦始皇南巡到杭州，曾把他坐的船的缆绳系在这儿一块巨石上，后来就在这块山岩上雕了一座大佛。做法事的几日当然很多亲戚都来参拜，顺便也来寺院游览。每天中午，寺里都开出素斋来招待。正日那天来宾更多。我和丈夫在寺里住了七天，不但吃素，而且随僧念佛，有时连半夜都起来念佛。我们还各人用朱砂抄了一本金刚经，先供在斋堂供桌上，到佛事结束才火化。
正月十八是结婚满月。外公又兴致很高地与舅舅一早就来贺喜吃满月酒了。这天请了很多亲戚、好友来。中午开了几桌酒席。下午有的打麻将，有的谈闲天。晚上又摆酒席。我在满月这天也要一一向长辈跪拜。
到了晚上，外公、娘舅、两位叔公及男客多人都上楼到新房来吵房。外公知道我在娘家时和我的兄弟一起请北京来的一位陈老师教过三年太极拳、太极刀和太极剑，所以一定要我打拳给大家看。我哪里敢在客人面前献丑？外公虽一再要求，但我明白他也知道高家是旧式家庭，我决不会当众打拳的，只是要吵吵新房，热闹热闹而已。
后来他们就在我新房客堂间的红木圆桌上喝酒，酒菜摆了一桌子，吃到一点多还要厨房送夜点心来。那时厨师已睡，只好起身炒了一盘韭菜冬笋肉丝年糕，请客人吃了才回家。那时早过半夜。我们想留外公、舅舅睡在我家，他们一定不肯，最后还是让家里的包车夫阿雄师傅把他们拉回去了。
结婚生活到满月算是结束了。一转眼，一整个甲子(即六十年)已经过去了。在这六十年中，我经历了北洋军阀、国民党、汪伪和共产党四个时期。家庭由杭州迁到上海，再由大家庭转为小家庭。家里的人口也由我夫妇两人增添到四个子女，又增添了媳妇、女婿、孙子、外孙和外孙女。最后，又从北半球移居南半球来了。现在竟然在外国写起六十年前结婚的事来了，这些都是当时所万万意料不到的。
我的公婆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的公婆，因为我嫁到徐家的时候，他们都早已故世。我的丈夫对他的父母知道得也很少，因为他还没有出世，父亲已经去世；而母亲去世时，他只有十二岁。所以这儿记载的关于我的公婆的点滴事情，大部分都是从我丈夫的外婆和别的亲戚那儿听来的。
我的太公、太婆共有三个儿子，我公公是长子。不知为什么，杭州有一个风俗，讨媳妇总喜欢讨比儿子大几岁的姑娘，可能那是因为想家中有一个帮手做家务。于是，我公公十几岁的时候，便已经和绍兴一个韩姓殷实的工商地主家庭的小姐订了婚。那位小姐的年龄比我的公公大四岁。不料，订婚不到两年，那位韩小姐就一病不起了。
按照旧风俗，女儿一旦出嫁，就不再属于自己家的人了，死了就要列入夫家祖宗的神主牌位，享受那家的祭祀。但是，订婚却不同于结婚，因为姑娘还没有嫁到夫家，所以不能算是夫家的人，死了当然也不能算夫家的鬼。然而，既然已经许了人家，身分也就不同于还未许配的小姐了，于是死后也不能再依附于本家的神主：这样一来，进退两难，成了无主孤魂，无处着落。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补办结婚仪式，使死者名正言顺地成为夫家的鬼，这就是所谓的“冥婚”。
死人无法参加婚礼，只好以木主代替。所谓“木主”者，就是一块写着死者姓名的木牌，举行婚礼时由“新郎”抱着代替“新娘”。虽然这样的婚礼只是象征性的，但是一切仪式都要完全按照常规办理，连陪嫁妆奁都照样由女家送到男家。举行婚礼时，新郎与木主拜天地，再送入洞房，照样宾客满堂，坐床撒帐，表示祝贺。最后，木主送进祖宗堂。那次冥婚，也是按照这样的形式办的，韩家不但送了嫁妆，还送了妆田，当然徐家其实是不会真去那块田里收租的。但从此，每逢韩家小姐的生日、忌日，徐家都祭祀上供，从不间断。
“冥婚”举行过之后，当然还可以真的结婚。于是，不久，我公公就又和杭州一个朱姓书香门弟举人老爷的独生女儿攀了亲。刚巧，那位小姐也比我公公大四岁。那年我公公十八岁，我婆婆二十二岁。很快，他们就举行了婚礼。不幸，只隔了一年，我公公就得了中医所谓的“火症伤寒”去世了，终年才十九岁。所幸的是，那时我婆婆已经有了身孕。到第二年三月，就生下了一个遗腹子，即我的丈夫。生我丈夫时，据说是难产，生了一昼夜都生不下来。接生的助产士已经束手无策，她对产妇的婆婆和母亲说：“你们要保大还是保小？”意思是，要保证母子双双平安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如果要“保大”，那么，婴儿就可能会死亡；如果要“保小”，产妇就可能死亡。产妇的母亲听了连忙说：“保小！保小！”其实，母亲怎么忍心自己的女儿有生命危险呢？只是婴儿是徐家的长孙，又是遗腹子，怎么好意思在徐家人的面前说“要保大”呢？不过她那时的悲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了。幸亏后来总算老天保佑，孩子生了下来，母子均告平安。
虽然徐家家境富裕，大家庭生活在一起，我婆婆失去了丈夫，经济上并无影响，但是她年轻守寡，其悲痛和苦恼之情可想而知。我曾听二叔婆对我讲：“你婆婆常对我说：‘我没有做着人！’”
另外，在封建社会，寡妇不论在家庭还是社会上都是低人一等的，受百端禁忌的约束。比如：不许穿红戴绿，只许穿灰暗色的衣服；不能抛头露面，到处游逛；不能随便去婚礼或寿庆的人家做客。总之，自己随时要严加检点，不要被人非议。受了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有人还总认为寡妇是不吉利之人，丈夫之死应归罪于她，因为是她命凶，克死了丈夫。即使公婆表面上可能并无表示，但她知道内心总是怪她的。所以，她生了这个苦命的遗腹孙子，一则以喜，一则却悲：喜的是丈夫虽然短命死去，总算有了儿子，不至让徐家断了香火；悲的是小孩生下就没有看见过父亲。
因为这个小孩是从小失去父亲的长房长孙，负担着传种接代的重任，所以全家都当他宝贝来看待。据二叔婆告诉我，偏偏这宝贝孙子从小身体不好，从无三日太平，医生成为家中常客。每到这孩子生病，夜间往往哭闹不安，全家大小都要起来，整个住宅，里里外外灯火通明，还通知他外婆家人也来，以免有个三长两短被他们责怪。
有时，那孩子还会生不明原因、奇奇怪怪的病，弄得群医束手无策。比如，有一次，他忽然两脚发软，站不起来了。大家慌作一团，内、外科的医生都请来，都没有办法。后来不知是谁想出一个单方：用煮熟的鸡蛋，剥去外壳，趁还是滚烫的时候从大腿开始，不断上下里外地摩滚，直到鸡蛋发黑，再换一个。这样如法炮制，反复滚摩了一昼夜，居然慢慢好了起来。还有一次，那小孩忽然小便不通，大哭大闹起来。大家又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不知如何是好。后来，有一老女仆说，她家有一个世传的通小便秘方，很简单、有效。于是，听她的话，用一根很粗的大葱，剪下三、四寸长一截，套在小孩的阴茎外面。隔了没有多久，果然小便顺葱管而下，孩子就不哭闹了。诸如此类的事，不一而足。
等那孩子长到十多岁时，身体才慢慢硬朗起来。然而，他母亲却又得病医治无效而去世了。我嫁到徐家之后，丈夫的外婆曾对我说：“你婆婆的病是生你太婆的气而引起的。我从没有对你丈夫说起过，免得他难过。”
据说，事情是这样的：按照旧时迷信风俗，一般老年人一到六、七十岁，只要经济许可，就要置备棺材和死后用的衣衾，称之为“寿材”和“寿衣”。这其实是一种餍禳法，起避灾避邪的作用。我太婆六、七十岁时也开始置办寿衣、寿材了。寿材是请专门的木匠来做的，与媳妇们无关；然而采购寿衣衾褥等就须媳妇们出力了。置办寿衣、寿材必须在闰年。于是，有一个闰年，太婆叫二房和三房的两位媳妇去采办寿衣。平时，我婆婆跟其他两房媳妇的关系很好，常常同进同出。这次，太婆没让我婆婆也去，很明显是因为她是寡妇 —— 所谓“不吉之人”，所以不能参与准备寿衣的事。但不知怎么，可能我婆婆忘了自己的身分，也凑热闹和她们两位一起去了。采购回来，已是傍晚，肚子饿了，她就关照厨房炒了一碗蛋炒饭吃。饭后，一个女仆偷偷告诉我婆婆:
“太太知道大少奶奶(即我婆婆)也一起去采办寿衣，很光火，觉得触了她的霉头。”
我婆婆听了先是一楞，继而一想，又很生气，就气呼呼地说：
“这些料子她不穿归我穿好了！”
不想后来果然应了她的气话！
生气的第二天，我婆婆就病倒了。不想吃东西，也整天不说话。她娘家人都来探望，各主其见，莫衷一是。有一个西医说可能是慢性脊髓炎，于是就动手抽脊髓，但从此就神志忽清忽浑。神志清醒的时候说牙龈痒得很，自己用一根很细的棉纱线不停地勒牙缝，好象觉得有什么东西嵌在牙里一样。但是别人要她张开嘴来看，却不见东西，只见牙缝被棉纱线勒破，鲜血淋漓。后来，昏迷的时间比清醒的时间越来越多，这样拖了三星期就撒手西归了，终年仅三十五岁。我丈夫那时只有十二岁。
我丈夫的外婆在告诉我关于婆婆之死时，似乎有不满的口气，特别是对徐家让我公公抱木主与韩家小姐结婚的事更为不满，甚至怀疑我公公的英年早逝是被韩家的小姐讨了命去，到阴间组织家庭去了。我当时不便问她：冥婚的事徐家是否告诉过朱家。不管如何，外婆失去了独生女儿，其悲痛之情可知。她说，她的眼睛自从痛哭女婿和女儿之死就渐渐看不见了。
关于我的公公和婆婆，除了这些零碎听到的以外，我的印象就只剩从每年新年供在客厅里的影堂(即祖宗的大幅五彩画像，专供新年祭祀用)上看见的形象了。像上画了坐着的一男二女，排成品字形。中间一位很年轻的男子，穿着蓝袍黑马褂，头戴一顶常礼帽，端坐在一张搭着狐皮椅披的圈椅里；右首是一位很年轻的女子，穿着凤冠霞帔；左首是一位中年妇女，头戴倭绒包帽，身着深蓝团花皮袄和五彩百裥裙，都端坐在大体相同的圈椅里。所谓“倭绒包帽”是当时中老年妇女冬天常戴的帽子，约一手横阔，成两爿半月形，正好护着两耳及部分面颊，一端在脑后发髻上用带对绾，另一端在前额，一般加上饰物，如：珠子、翡翠、宝石之类。这三人，当然中间的是我公公，旁边的则为我的两位婆婆。而两位婆婆从服饰、座位来看，却韩家的在上，朱家的在下，难怪外婆要不满了！
我公公和婆婆的婚姻，无疑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但婚后他们感情甚笃。我嫁到徐家之后，有一次，太婆要我整理婆婆的遗物。我从一口三门大橱的抽屉里无意中翻到四封他们在婚后所写的书信。至于为什么他们新婚不久会分开一段时间，要用书信交流，现在就不得而知了。但信中情意绵绵，很像现在的情书。后来，我丈夫请人把这四封信裱了起来，留作纪念。在“文革”中，它们竟然没有失去。几年前，我丈夫将信送给了大儿子，现在我将这四封信照原来格式抄录于后，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八十年前年轻人的思想、感情，而且也可以看到当时的礼节和写信的格式，是很有意思的。
记得我丈夫说过：有一位很有名望的、维护中国传统的学者辜鸿铭曾在对外国记者评论中西方婚姻制度的不同时说：“西方人结婚是爱情的终了；而在中国，结婚是爱情的开始。”这句话用在我的公公和婆婆身上倒很是合适。可惜的是他们的爱情只延续了一年就被死亡中断了！
附录一： 公公给婆婆的第一封信
彝姊如晤：一日之别，如隔三秋。弟自君归宁以后，百事无聊。夜间自十一句钟上楼，阅《香艳丛书》数页，以慰寂寞。乃以人遐室迩，愈益增愁。勉强就眠，枕上馀香，半床不暖。虽有三弟作陪，奈情非吾姊，亦徒虚设耳。此种私衷，在弟明知痴心，奈身履其境，不期然而然。谅姊定表同情也。所幸归期尚近，稍堪自慰耳。馆务羁身，不克趋前，故特修函奉候。知我者，谅不怪我也。
岳父今日尚未回府，念甚。家中二老及弟辈亦好。春日严寒，诸惟珍重。情长楮短，馀面叙。手此，即讯近佳
弟 瀚丞上白 即日
太岳母大人钧安
岳母大人禀安
兄嫂问候
附录二：公公给婆婆的第二封信
彝姊如握：别又两日矣。湖上归来，玉体不觉辛劳否？念念。
太岳母庆祝之期究定何日，讯诸阿钱，竟无确答，殊为闷甚。虽太岳母省事为怀，而弟等孝敬之心，终不能不尽。 祈吾姊竭力运动之。二弟弥月，本拟略延宾客。刻因父亲赴申而袁府已决十九来迎归省，故易期明晚家宴。不延外宾矣。吾姊如能归来，望于明午命驾为盼。附上何府弥敬贰元，请詧收转送为荷。草草不恭，幸希见谅。此请侍安
小弟 瀚上言 即日
太岳母 凤太亲母 岳父母 均祈代为禀安
附录三：公公给婆婆的第三封信
彝姊妆阁：别才数日，恍若经年。两地悬念，良何如之。前日之会，虽属意外之遭遇，嗣以阿兄敦促，不克同观夜剧。薄暮分襟，而同伴人多，又未能一伸依恋，转恨相逢为多事矣。此种私衷，未尝不自笑其痴，维君同心，定表同情，可为知者道，不足为外人言也。夜膳后，百无聊赖，乃偕两弟暨韵兄同往观剧。讵因君不在坐，日间之赏心悦目者，彼时竟触绪增愁，亦不自解其何以致此也。前闻全妈言及，知君夜不安眠，念甚。念甚。想系彼时稍受惊慌，心悸不定。尚祈静心调养，自可即日平和。
君安，则弟亦安也。廿三之约，君系证人，不但不为劝驾，且复自弃责任，托故他往，言而无信，保证人之责任何在？本拟趋府面诘，缘薄务羁身，故先以书达，请即明白答复为荷。况现在二、三弟责言迭至，谓我虚言相邀，我实无词以对，不知君何以教我也。但此约万难消灭，月内势在必行。期于何日，祈先示知，以免再蹈覆辙也。先生今日未上馆，容后有暇，当趋府问候。手此，即讯近佳
弟 瀚丞上言 即日
三弟附候
太岳母、岳父母、叔岳母恕不另禀
哥嫂均此问候
附录四： 婆婆给公公的信
丞君雅詧： 昨奉兰缄如晤君颜，不胜欣快之至。愿言之状， 彼此同也。彝自返舍后，无刻不神驰左右，而眠食一切幸托庇粗安，请勿锦念耳。
堂上以次谅安好否？念甚。前次负答，抱歉奚如。以因浅学旷悚，不能如愿。今勉强作答，知我者谅不笑我也。夜间三弟作陪而不暖，望即加被为要。近日寒冷不时，伏惟格外保重为祷！为祷！馀言非楮墨可罄。草草答复。即颂学佳
彝初泐白 即晨
翁 二
二大人问安 弟均候
姑 三
我的太婆
我订婚的时候，媒人，即我丈夫的舅舅对我们说：他徐家外甥父母早亡，家中有祖父母，两位叔叔、婶婶，还有堂弟妹十几人。徐家的下辈是总的排行，我丈夫在所有堂兄妹中排行老大，所以弟妹们都叫他“大哥”。
在我结婚前一年，我丈夫的祖父忽然中风去世，因此，我嫁过去时，只有一位太婆了。我丈夫十二岁母亲去世，他就一直在祖母床边搭一张单人床，睡在祖母的房中。所以，可以说祖孙两人是相依为命的。
我 在还未嫁到徐家去时，常常暗暗地想：我的丈夫真够苦命的。还未出世，父亲已死；十二岁时，母亲又亡；将要结婚，祖父再离开人世，幸亏还有祖母照顾，否则岂 不孤苦零仃？我过了门一定要孝敬祖姑，以报答她抚养我丈夫之恩；我也一定要体贴丈夫，以安慰他无父无母之苦。但又转念一想：这位太婆不知性格如何。爱孙子 不等于爱孙媳，是否日后我们相处会有困难呢？再想想，我的丈夫一定受祖父母宠爱，脾气不知如何。我的好心会不会有好报呢？
过 门不久，我就看出我的太婆是对人十分宽宏大量的，她很喜欢我。我结婚后，每天早上要去太婆房里请安，午饭和晚饭前都要去太婆房里坐一会儿，这叫“定省”。 她总叫服侍我丈夫的许妈去拿一碗白木耳来给我吃。我对这类补品从来就不太相信，而且觉得味道也并不好吃，所以，有一天我看见她又交给许妈一包白木耳，我知 道是明天煮给我吃的，就乘机对太婆说：“奶奶再也不要给我吃白木耳了。我不敢当。”但她坚持一定要给我吃满一个月。后来我知道，她认为这是待新妇之礼。
杭 州规矩，新婚的头一个月，新娘和新郎可以在自己房里吃饭，不用跟大家庭别的成员一起吃，这是怕新娘感到陌生。所以，每天，由我丈夫的女仆许妈和我带过去的 女佣王妈两人将饭菜从大厨房里搬到房里来吃。但吃了不多天，我丈夫就提出下楼去跟太婆她们一起吃了。晚饭后，按规矩，应该到太婆房里坐到太婆要睡觉了才可 回自己房里。而太婆很体贴、爱护我，她知道我与陌生的长辈在一起很拘束、窘迫，于是见我上楼去洗脸时，往往说：“少奶奶，你洗好脸不用下来了！”我一听如 同小学生放了学一样，身心一轻松。从此，没有特殊情况，我晚饭后就不用去她房里坐了。
在新婚的头一个月中，我已经跟丈夫去游西湖、看电影多次了。每次出门，我们必要到太婆房中，对她说一声。她总很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你们去吧。”
我每次回娘家，母亲问起夫家情况，我总告诉她太婆是怎么待我的。我母亲说：
“这个太婆真好。高家规矩很重，平时媳妇出门，总要晚饭前回来，哪里可以晚上出去玩？我做媳妇时哪有这么自由！”
我 觉得母亲的这句话对我起了很大影响。因为未出嫁的姑娘，常常会听见大人们在议论家事，开口闭口总说：“公婆对媳妇是不会存好心的。俗话说：‘鸡皮同鹅皮贴 不牢。’”于是往往婆媳还没见面，大家就存了戒心。这样一来，做媳妇的也就不会好心对待长辈了。我母亲屡次在我面前赞扬太婆，就使我觉得她待我确实不错。
而事实上，太婆对我也确实一点没有架子。我到她房里去坐时，她常跟我讲一些前朝后代和她亲戚中的事，非常和蔼可亲。
从 她的讲述中，我知道她出生很苦。她家姓李。跟我太公结婚时，徐、李两家都还住在绍兴农村。徐家那时的家境也跟李家差不多。家里连她共妯娌三人，每天轮做家 务，还要纺线、织布。一年到头只有过新年才能休息几天。她的大妯娌曾说：“做产妇的一个月最适意，可以名正言顺喝老酒、吃荤菜，吃吃睏睏，不必做事。”
我 太公在家里排行第四，在四兄弟中，人最为聪明、干练，又肯勤奋、自学。他觉得守着乡下一块土地终究不能兴家立业，于是就到杭州去发展商业。也是命中有福， 他的生意做得一天比一天发达、兴旺。在我太婆三十八岁那年，他们在杭州买了房子，全家迁居到杭州去了。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又因做颜料生意而发了大财， 于是买了榆园那座大房子。
我 结婚次年清明节，曾同全家大小一起到绍兴乡下去祭扫祖坟，太婆也同去，大家住在三房三老爷家。她曾带我到她年轻时住过的房屋去参观。我扶了她走进一个大杂 院，四面有一排很低矮的平房。当时她的一些老邻居还住在里面，见她来了，都出来招呼她，叫她“四娘娘”。太婆指给我看一间低得伸手可碰到屋顶的平房，说， 这间房就是她生我三叔公的地方。那次做产妇时正是阴历七月十八，“秋 老虎”热得厉害，她产后身体虚弱，忽然中暑晕了过去。那天丈夫在外工作，家里没有人。幸亏邻居有一位大娘去看她，一见她双目紧闭，面色惨白，叫她也不答 应，吓得连忙奔出外面，叫有经验的老婆婆们进去，说：“四娘娘死了！”一时大家都着了慌。其中有一老者说：“这是产妇血晕，不是死去。可把秤锤烧红，将醋 喷在秤锤上，对准产妇的面孔，让醋气冲进产妇的鼻子里。”如法炮制之后，果然太婆醒了过来。
太婆还告诉我：“我们刚搬到杭州去时，你太公那时对我说：‘现在你要吃啥尽管吃。不必省钱了。’但我仍然省俭，舍不得花钱。现在年纪大了，要吃也吃不下了，真懊悔。”
我 太婆平时生活的确很简单、俭朴。她没有什么嗜好，喝茶、喝酒、抽烟都没有瘾。每天一般只喝两杯红茶，用一只下面有锡座的闷盖碗盛着，红茶里必放两朵玫瑰 花；秋冬时又喜欢放一颗皮剥开的金桔，取其香气。她每天还抽两支英国加力克香烟，晚上喝一小杯黄酒。每天早晨，她吃一粒胶囊装珍珠粉。这是买了上等珍珠拿 到杭州最大的中药店胡庆馀堂去请他们磨粉包装的。因为她有慢性肠炎，每到五月黄梅天气要复发，一定要吃外国进口的特效药才会好。这些较贵的东西当然都是她 的儿子孝敬她的，她自己从来不舍得去买。儿子买来之后，她不忍拂逆儿子的孝心，只好吃下，但一面吃，一面总要念叨：“要花多少钱啊！”
后 来，我丈夫在上海做法官了，法院里每月有几十斤上等白米平价配给。我总把米送到太婆的房中去，请她每天叫佣人烧小锅饭吃。她很开心，逢人便说：“我现在在 吃孙子的饭了。”我有时早上做点心，总叫佣人送到楼下她的房里去，她也开心地对人说：“我早上总吃孙媳妇的点心，不吃粥了。”
她 对看戏、打麻将等女太太们喜欢的活动都没有什么兴趣。记得抗战初期，因为躲避日寇而初到上海时，二叔公买了戏票请她下午去看京剧。她老人家一出门就神经紧 张，不停地要小便，于是只好由二叔婆、三叔婆轮流扶着到戏院的厕所去。其实，她也不懂京剧，以后就再也不出门了。平时只在自己房里坐坐，去别的房间走走。 她房里有一只收音机，有时就在房里听听戏曲。
因 为她自己不喜欢打麻将，所以当然也不喜欢她的媳妇们打麻将。抗战期间，我们住在上海，米珠薪桂，她常常说：“我们现在是在吃地板了！”意思是：入不敷出， 在用本钱了。她还对我说：“你的两个叔婆如果不打麻将，我们这房人家还会更好一点呢！”我听了心中暗暗好笑，因为我知道我的叔婆们的玩麻将也不是大输大赢 的，对家庭支出毫无影响。只是太婆节俭惯了，看不得一点花钱的事罢了。
不 过，虽然我太婆自己节俭，也虽然我太婆不喜欢她的儿媳打麻将，但她从来不摆出婆婆的威风来当面责备她们，甚至阻止她们。她对人总是十分宽厚的。其实，她不 但对小辈是这样，而且即使对佣人也这样。记得她告诉我，她年轻时有一次走进房里去，看见她的佣人正在打开她的箱笼偷东西，她连忙轻轻退出房间去，以免使那 佣人难堪。
因 为太婆为人宽厚，所以大家对她都极为孝敬。等我生了孩子之后，一家四代同堂住在一起，上下大小一共几十口人，和和睦睦、敬老爱幼，可谓当时很少有这样的人 家的。她的子孙、儿媳、孙媳每天都要去她房里坐坐、谈谈，解闷而已，很像《红楼梦》里大家到贾母房里去请安、讲话一样。有一天，大家又都坐在她房里，她则 坐在沙发上。我忽然说：“我们真像在中人店(即所谓的“荐头店”，专门介绍工作的)里坐着等生意。”太婆和叔婆们听了都大笑不已。
初 到上海时，杭州各本家、亲戚也纷纷逃避日寇，到了上海，聚在一起有一百多人。我的三叔公最孝顺她母亲，每月都借上海青年会、绸业会馆或饭馆聚餐一次，请老 太太参加，大家热闹热闹。有时还请变魔术的、唱戏的来表演给老太太看。老太太七十九岁那年，更是既唱堂会，又到上海最大的寺院玉佛寺去拜了三天皇忏，请诸 亲好友都去吃素斋。
我 太婆之所以喜欢我，我想大概跟我也很节俭，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打麻将、没有任何坏嗜好有关。记得我结婚第二年生日，按规矩，娘家要将鸡、鸭、鱼、肉和 寿桃、寿面之类装在红漆大圆盆内挑到徐家来，还要送一桌鱼翅席过来。据说，这样的做法是让夫家记住新娘的生日，否则以后她们就可以装作不知道新娘的生日而 不加庆祝了。因为高家不杀生，所以从糕团店去定了糯米的鸡、鸭、鱼、肉送来。生日后，王妈来问我：“老太太问少奶奶，送来的点心先吃什么？”我说：“对老 太太说，哪种易坏先吃哪种。”我太婆听了很高兴，说：“十九岁的人那么懂得爱惜东西。”
我家搬到上海去住以后，太婆还是保持以前在绍兴乡下时的习惯，每到黄梅天就要在院子中自己做酱。她先将豆板和在面粉里，做成饼，使它发霉；然后泡在咸水缸中，等大伏天，搬到太阳底下去晒。她老人家每天顶着烈日一缸缸去检查，看酱有没有异常的现象,还 不时用手指蘸着缸里的酱汁尝味道。酱最怕淋着雨，但缸又不能搬动。于是一下雨就要用大斗笠帽盖在缸上。她曾对我说过：从酱上霉毛的颜色，可以看出酱的质量 的好坏：白毛最好，黄毛次之，如果是绿毛或黑毛，全缸酱都要倒掉，不能再吃了。她还说：“做酱的人家，可以酱的好坏预兆来年家道的兴衰。”所以每年她都是 倾注全部精力去做的。她做的酱用在日常小菜中，比买来的鲜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