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 了冬天，她就做白乳腐。那时，可在菜场定一、二板老豆腐，将它切成小方块，用稻草铺在大幢篮中闷数星期，豆腐四周就会起黄花。然后就用花椒盐拌在豆腐四 周，放入小口坛中，次日再用绍兴黄酒浸没，坛口用箬包紧，一月后开坛，色、香、味无可比拟。现在回忆起来还会馋涎欲滴呢！
有一次，不会做生意的太婆听了别人的劝说，忽然也想做点买卖，赚两个钱了。其结果，当然可想而知。那件事跟我也有点关系，想起来很好笑。那时正是在日人统治之下，物价飞涨。很多会做投机生意的人，就借机囤积了某些紧张物品，在物价上涨时卖出，以此发了大财或者小财。徐家老三房里有个老大，大家叫他“绍大”，当时已经四十馀岁，没有什么职业，长年就在我们家的丝绸发行所里吃住。他平时就常去我太婆房里坐坐。一次，他对我太婆说：“四娘娘，绍酒要涨了。买两坛酒来，涨了价卖出去，可以赚点钱。我有一个开绍酒店的同乡。可以向他买。”老太太听了动了心，就说：“好。托你给我定两坛酒来。”那时我也正在老太太房里，就说：“那我也托你买两坛。”这几坛酒买来后就一直放在绸庄里，没有动过。我和太婆既不懂行情，当然也没有真想到要去卖掉酒赚钱。一天，老太太的生日到了，要酒请客，就想到了这几坛酒。老太太就说：“去拿来开开吃。”谁知打开一看，竟都是些空坛?！既然卖酒的是亲戚、熟人，究竟是谁从中搞的鬼，当然也就没有人再去弄清楚了。
我在上海生了第一个孩子，就是太婆的第一个曾孙。我们请英国毕业的吴烈忠医生来家中接生。孩子不足月，又是难产，脚先出来，合家急得团团转。太婆从来不上楼，那天她也耐不住了，叫佣人扶了到我楼上，坐在房外听。孩子早产四十天，只有四磅重，放在早就准备好的保温床里用电灯泡烘着，怕这孩子养不大。产房是所谓的“暗房”，太婆不能进去，听大家报告她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就会睁眼看电灯泡，手指甲、脚趾甲和头发都生得很好，养得大的！”她这才放心下楼去了。后来她说，因为多年不走楼梯了，走了一次，骨头酸痛了好几天！
我的第二个孩子是女孩，半夜出生的。她老人家特地起来坐在楼梯口等消息。听说是个女孩，她说：“好的，好的，多一个帮手！”此乃指女孩将来会做母亲的帮手也。
每个小孩满月都要抱去给她看，放在她的床上睡一会儿。有时，让她也坐着略抱一会。她抱着婴儿笑嘻嘻地说：“这是荷花蕊头呢！”意思是说：孩子还像花蕊一样娇嫩呢。她的第一个曾孙满月时，还在内、外客厅摆了许多桌酒席，大宴宾客。
我太婆八十四岁那年夏天，感到胃有点不适，但她不对小辈说，还每餐一定要吃饭、吃面。到八月，吃了一块鱼，鱼刺梗在喉咙里。她用老办法吞一大块饭块下去，想把鱼刺带下去，不想第二天即引起了胃出血。老太太不肯进医院去看，两位叔公只好请上海许多名医来家中出诊。诸医都认为老太太年纪太大，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先吃点流汁，如：葡萄糖之类的，补充点营养，最好是外国货的，质量较可靠。但当时上海买不到外国货的葡萄糖粉。大家正在一筹莫展，我想到生我大儿子时买过英国货的葡萄糖，有一罐还没有开来吃过，即刻飞奔上楼去取来，当即开开给太婆吃了。叔公们又请了特别护士，日夜护理太婆。我太婆平时身体很好，从来不生病，用不惯床上大、小便用的替盆，一定坚持要下床。结果第四天半夜二点钟起来小便之后，忽然吐了一口血。她说胸口不适，不久就撒手西归了。叔公们连忙去请傅庄民医生来。二叔公流着眼泪恳求医生，说：“请随便怎么样都再救救她！”但医生检查后说：“瞳孔已经放大，无药可救了。”这时，我长子已六岁，我连忙上楼去把他叫醒，抱他下来给老太太送终。全家子孙都聚在她房里，不敢哭出声来，怕惊动她老人家，只好暗暗流泪，不胜悲伤。我的那罐葡萄糖粉，她只吃了小半罐！
她故世之后，因为我负承重孙媳之责，所以由我先给她老人家洗脸、揩身、穿衣，叔婆和老太太的佣人在旁帮忙。太婆生前已在杭州准备好寿衣、寿材，就赶紧差人去运出来。入棺之后，按照当时大出丧的各种仪式，像大游行一样把她的灵柩运到上海北站。杭州车站上也早已预备好大出丧的一切人马、物件，前面用两个比真人更高的纸人开路。我丈夫当时在上海法院当法官，法院还专门派了两位护兵走在灵柩之前。后面还有一队队的和尚、尼姑。孝子跟在灵柩后面，在用白布围成的蓬内走，女眷、男女亲眷则坐在轿子里，跟在后边。我是承重孙媳，坐的是第一顶轿子。一路经过亲戚和自己家门口，大家都要在家门口设一桌酒菜奠祭、跪拜，这叫“路祭”。就这样，一路从火车站走到天竺坟上。子孙在坟庄门口一齐跪下，迎接灵柩。
徐家的坟是按绍兴的做法，即将坟做在地面，叫“石礅”，一排排像窑洞一样。那时，在坟地里，已经有我的太公、公婆和两位三叔婆葬在里面了。我太婆就跟太公同穴而葬。太婆的棺材抬到墓前，我的三叔公看见棺材上有点污泥，就流着眼泪将污泥抹掉，然后由专人将棺材推进洞里，在前面封上墓门、立了墓碑。老人家就落土为安了。次年，大陆变色，老太太竟已先走了一步，没有经历局势的动荡、大家庭的瓦解、事业的丧失，应该说还是有福气的呢。
不想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家墓地上的石板大半给周围农民偷去筑路建屋，棺材都露了出来。我的婆婆的棺材还被人撬破，可能想看看有没有珍贵的陪葬品。那时，我们三房人家都扫地出门，活人都自顾不暇，当然就无法再顾死人了。三叔公决定请住在杭州的一个儿子找人买了一只坛，将骸骨都装进去，再在原来的坟地附近挖深坑埋葬了。三叔公还苦笑着说：“这真是叫‘生同衾，死同坛’啊！”
两年前，我的大儿子去杭州，特地想到坟上看看，只见该地已经面目全非，连墓道都找不到了。找来找去，只见以前墓道上立着的一块“永思庐”的石碑，给一家人家放在门口做了垫脚石。真是不胜感慨系之！他把这块石碑拍了一张照片，带回来给我们看，也算是个纪念罢！
黄妈
一九五一年之前，我们跟大家庭住在一起，三餐饭由大厨房里开上楼来吃。大厨房很大，有两个大师傅：一个小灶师傅专门管下锅、烧菜；一个大灶师傅专门管洗菜、煮饭，也管把饭菜送到各房里去。各房吃剩的饭菜再由女佣人送回大厨房里去。所以，每房自己不用设厨。但是如果自己想吃一点添菜，做些点心，则也可以在住处生一个煤炉，请一个女仆烧煮，但不用另备专职的厨师。
四八年，大家庭的纽带 —— 我的太婆去世了。第二年，大陆政权易手。我们在上海玉佛寺附近大家庭共住的大房子里再也住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分家。五一年，三房人家各自买了房子，组成了小家庭。我们一房最简单，只有我和丈夫以及四个孩子而已，就在沪西买了一栋两开间三层楼的大房子，独立生活起来。那时，我的三个大孩子已经读小学了，最小的孩子只有三岁，就请了一个叫大顾妈的保姆照管这些孩子。之所以叫她“大顾妈”，是因为后来她又介绍一个也是姓顾的亲戚来做，于是家里有了两个姓顾的女佣。为了加以区分，年龄大一点的就叫“大顾妈”，另一个就叫“小顾妈”。
除了照管孩子的女佣外，我们也需要一个专门煮饭的女佣。上海可靠的佣人一向很难找到，于是就托以前在我家做过的佣人何妈去找，她就把同乡人黄妈介绍来了。后来，我们发现黄妈其实并不姓黄。她姓齐，叫花娟。我问她为什么不叫“齐妈”，而叫“黄妈”，是不是因为夫家姓“黄”。她说：以前在我家三房六弟处带领过一个短时期孩子。六弟妹有主尊仆卑的等级观念，认为“齐”跟“徐”的发音用上海话说很像，仆人怎么可以用主人的姓？于是就改叫她“黄妈”。以后，大家就这样叫惯了。所以，我们也不便再改口，就这样一直叫了下去。
黄妈初到我家来做时，因为刚从农村来到大城市，买菜、烧菜都不会，我只好一样一样亲自教她。她到菜场去买菜，我也只好同去。那时，上海菜场的小贩很不老实，总要缺斤短两，还要漫天讨价、以坏充好。所以，买菜时不但要与小贩讨价还价，注意质量好坏，而且还要自己带一根秤去，将要买的菜一一秤过。黄妈初去菜场时，人很老实，不但不会帮我讨价还价，而且连动手帮我捡菜也不会，只会提着菜篮呆呆地站在一旁看着。
回到家里，她也不会煮菜，要我一一教她。有一次，她中午煮了油爆虾和荷包蛋，叫大顾妈送饭到学校去给我的三个大小孩吃。大顾妈回来对我说：“今天的菜，三个小孩都不爱吃，说咸死了。”我问黄妈是怎么一回事。她说：“煮菜时我尝过不够甜，所以放了很多糖，怎么还会咸呢？”我听了就问她放的是哪一瓶糖。她点给我看了，我大笑起来。原来农村用的是粗盐，色黄，颗粒也很粗；而上海的精盐，既白又细，看起来像白糖，于是黄妈就把盐当糖放了。难怪越放越咸!
黄妈在我家一做就做了十三年。她的优点是人很规矩、老实。我们的房子很大。我与丈夫睡三楼，四个小孩住二楼，两个佣人住楼下。后来，另一个佣人走了，黄妈就一个人住楼下。如果晚上或我们出去时她带朋友进来玩，甚至过夜，我们根本不会知道。但十三年里，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我们让她一个人在楼下住不用担心。孩子们放假时，我们常全家出去旅行，让她一个人看守房子也很觉安全。
黄妈手脚很乾净，买东西不会揩油，所以我们让她去买菜很放心。后来，她懂得怎么买菜，也懂得我们的口味了，菜也越烧越好。五十年代时，虽然我们大家庭已经分解，但是三房人家的来往还很密切。尤其是每逢过年，三房亲戚都要相互拜年。遇到共同的祖先，如我太婆、太公的生辰、忌日，三房人家都要共同祭祀。当时，我们采用的办法是三房轮流负责，每房负责一年，每三年轮到一次。我们是大房，先轮到。凡我们轮值的那年，每逢祖先的生辰、忌日都要由我们一房负责祭祖，其他两房的亲戚和好友都要来祭拜。仪式结束后，就在我家吃饭。所以，每次祭祀，都要准备几桌酒菜。我们的房间很大，最大的几间房间，每间可放置六个圆台面。有时，我们请大饭馆的厨师来家里做几桌酒席；有时，我们就自己做。那时，黄妈的菜已经做得很好了。在别的佣人和我的帮助下，她能做出几桌酒席来，来客都吃得赞不绝口。
黄妈的最大缺点是手脚比较慢，做事不灵快。要她做分内的一点儿活，还可以；要她做一点儿额外的工作，她就不愿意。但工资却总要跟上海一般“一把抓”—— 即什么都做 —— 的佣人一样。她常常回来在我面前说：“某某人家的佣人工资已经是多少多少了。”意思是她的工资也应该加了。这倒很像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时时处处要跟老板争工资、争权利。我们一般从不叫她做额外工作。而她的分内工作其实并不多，只是买菜、煮饭、打扫楼下：三件事而已。楼上房间的打扫和洗衣都由另一个佣人做。后来，另一个佣人走了，楼上房间就由我自己打扫了，衣服则就请别人来洗。黄妈觉得洗衣服可以赚外快，后来就主动提出要洗。我们就过年、过节再另送她钱。
有时，家里有一点例外的事，如：突然来了几个客人，要添菜；或者我在外地的子女回来了，要在上海家中住几天，等等，她往往就不但难以应付，而且会不高兴。比如：有一次，我在外地念大学的女儿放暑假回来，我带她出去买东西，回家时已晚上六点半，家里别的人都已经吃完晚饭了，黄妈也已吃完。她一面给我和女儿摆碗筷，一面嘴里唠叨说：“人家明天六点半还要买菜去的！”意思是：她明天因为要买菜而早起床，我们吃饭吃得那么晚要影响她休息了。其实那时只有六点半！于是，那天我们吃完就不敢再麻烦她洗碗、收拾了。
又有一次，我在菜场里看见很好的玉米，就买了很多回来，要她剥壳煮来吃，她脸色就不好看了。煮好，大家在吃，我也叫她：“黄妈，来吃玉米。今天的玉米很好吃。”她脸一板，说：“我没有工夫吃！”我知道她一定觉得今天煮玉米的工作是额外工作了。
一年，我们全家去莫干山避暑。我想，这一个星期她在家里什么事也没有，就在临走时吩咐她说：“这星期你有空最好把院子里的野草拔一拔。”她回答说：“我还想自己做两双鞋呢！”意思是：草是没有工夫拔的。于是拔草的事当然就算了。
有时家里来了几个客人，要烧饭、添菜，她就装起了脸，跟她说话也不答应了。我知道她不开心，就连忙去帮她摘豆芽、剥毛豆、下锅炒菜，她就高兴了。她还有一个怪脾气，就是有客来不肯多烧饭，往往客人要添饭时，见锅中已是锅巴了，我很不好意思。但关照她以后有来客要多烧饭却没有用，因为下次饭还是照样不够。
我们对佣人一向平等对待：吃饭一桌吃，点心、水果也常分给佣人尝尝。黄妈在我家做了几年，就渐渐心宽体胖了。她对我说：“在乡下，吃饭没有油水。家里要什么东西都向她要。现在吃饭油水足。要东西只要向你要就可以，所以没有心事了。”
后来，有一年她回乡去探亲，回来说：她的同乡人都说她在上海住了几年，人发胖，连骨头都嫩了，有人还想娶她为妻呢！但她想到丈夫临死时对她说的话，就不愿改嫁。原来，黄妈十四岁时就由乡下的举人奶奶做媒，嫁给了黄山一个年龄比她大十几岁的丈夫。生了一个儿子，三岁就死了。后来又承继了一个儿子。丈夫临死时对她说：“花娟啊！你活着是我的妻，死了是我的衣。”大概意思是说：不管我活着还是死了，你都是我的人。于是，黄妈就一辈子不再改嫁了。
黄妈从来没有上过学、念过书，不识字，但平时听大家嘴里在说新名字也会学着用。有时因为不懂其意，就自己想当然地篡改了。比如：有一时期，里弄里卫生工作抓得很紧，里弄干部常来检查蚊苍“滋生地”。她却以为是蚊子、苍蝇的“子孙地”！
六二年，上海因为人口太多，动员农村来的人回乡。我家是资产阶级，丈夫又因以前做过法官，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当然我家的佣人就首当其冲受到动员。那时，另一个佣人大顾妈已经回苏州去了，于是居民委员会就来动员黄妈。黄妈不想回去，先用她是“贫下中农出身”来抵挡。抵挡不住，又说乡下的儿子不是亲生的。但一切无效，她就急得日夜不安。最后，居民委员会一日上门来动员三次。她在煮饭，她们就坐在厨房里动员，还要我也当面表态。我怎么敢说不让她回乡？只好不但说“愿意”，还答应送她三个月的工资，再送她用着的帐子、被褥、毛毯及其他日用品。于是，黄妈终于只好走了。她心中好不愿意，临走还说：“我生了那么多年煤炉，现在刚装了煤气，却没有享受几天，要走了！”
我叫她儿子来接黄妈回乡。路费都是我出，还给她儿子四件礼物。
又过了几年，文化革命爆发，我家“扫地出门”，搬到附近一所屋子里只有十六平方大的后间住了十几年。到了八零年二月底的一天下午，王妈忽然由她以前的介绍人何妈领到我家来了，还挑了一担冬笋、山芋、豆腐皮、粽子、糕点来送给我们。原来，一年前，我家落实政策，抄家抄去的财产算是发还了。我给她去过一信，探问她的近况，并寄了一些钱给她做零用。她那时已经七十八岁了，但身体仍很硬朗。同乡人都劝她可以来上海看看我们，所以她决定一个人来了。
当时我们的房子还没有发还，仍住在十六平方大的后间。黄妈来我家前几星期，我的大儿子刚去了美国。小儿子已结婚，不久前刚生了一个儿子。小儿子认为他哥哥走后，我们二老没有人在身边不方便，就准备住过来。所以，那么小的房里要住三代五口人，挤得像沙丁鱼一样！就在他们讲好要搬过来的前几小时，黄妈又来了。真是巧到极点！
黄妈当然无法再住我家，只好让她住在何妈那儿。每天我给她车钱，让她来我这儿。我每月也送何妈一笔钱，算感谢她代替我招待黄妈。黄妈身体不错，还可以帮我烧菜、抱小孙子。这样住到年底。
有一次，我二儿子的媳妇出差来上海，来看我。黄妈迎出去看，穿着塑料拖鞋的脚在院子门口的台阶上滑了一下，手里还抱了一岁多的小孙子，差一点摔倒。幸亏旁边有人，扶住了。否则，老小两人可能都要受伤。我们觉得黄妈年纪到底大了，出了事怎么向她儿子交代。再加后来天气渐冷，天寒日暮，早晚挤公共汽车，对七、八十岁的老人来说也很危险。于是，我们就送黄妈几百块钱和衣服、食品，写信让她的儿子来接回去了。
黄妈走后，还来过信，邀我们春节去她家玩。但我因年尾家中多事，无法接受她的邀请，只是回信谢了她的好意，还寄了她抱过的小孙子的照片送她。何妈每次回乡后回来，都来我家告诉我黄妈身体很好。一直到她八十六岁那年，何妈来说：黄妈寿终正寝了。早在五十年代时，黄妈已经趁一个闰年回乡准备了寿材。文革期间，她是贫农，她儿子是大队的党员队长，没有抄家，寿材就保存了三十多年，最后终于享受到了。黄妈四代同堂，真也可谓福寿全归了！
吴烈忠医生
我从一开始就有月经不准的毛病。那时，母亲陪我看了杭州的西医妇科医生，都认为可能是因为初来月经才有这种紊乱现象，以后就会好的。但是以后却一直不好。医生给我吃药、打针也没用。
结婚后，我的太婆当然很想早点见到第四代，尤其因为我丈夫是她的遗腹孙子。我丈夫的外公、外婆亦同样盼望辛苦养大的外孙能早日得子。但我偏偏结婚后一直不能怀孕。
过了一年，日寇犯杭，全家逃到上海。因为人多，只好暂时分两处住开：我夫妇和太婆暂住在上海我家开的绸庄发行所里，两位叔公他们则租了房子住在另外一处。 这样分住了两、三年，才在沪西玉佛寺附近买了一所正屋为五开间三层楼、边屋为三开间二层楼的大花园洋房，花园有七、八亩地那么大。这是后话。
我因月经不调，不能生育，所以情绪日见低落。长辈们都主张去看中医，于是看了上海最有名的几位中医妇科，吃了许多中药，都毫不见效。我是个从小怕吃中药的 人，现在也只好捏了鼻子整天跟药罐子打交道了。此时，我父母逃难在内地，我只能与他们通书信，将情况告诉他们。他们也鞭长莫及，无法帮助我。
一天，我丈夫同我到二、三叔婆处去问候，正好丈夫的舅母在打牌，见了我就问近况。她说，她娘家有一位亲戚，也是月经不准，去西医妇科检查，发现有子宫瘤，医生给她开刀切除，经过良好，现已出院回家了。舅母劝我也不妨去让西医检查一下。
听了舅母的话，我们立刻去那位姓金的妇科医生处检查。他诊断说肯定有卵巢瘤，必须开刀。我跟丈夫听了都非常踌躇，因为我们知道徐家诸长辈是决不允许让我去 冒开刀之险的。但是，我心里却倾向于开刀，而且相信我父母也一定会支持我的想法，因为我知道他们一直比较相信西医。以前我弟弟鼻子有病，杭州没有动手术的 好西医，我母亲还特地陪我弟弟去上海请当时最有名的耳鼻咽喉科专家李冈医生开刀呢。但是我丈夫仍然不放心，于是陪我到上海各妇科诊所去检查，记得前后一共 看了十位名医，大家都异口同声说有卵巢瘤，要开刀。
最后，我们又去向汤书年医生请教。汤医生是杭州人，美国医科大学毕业，在纽约有执照，可以挂牌行医。回国后，在上海已经行医多年。他是徐家和高家两家的世 交，已经与我们三代有交情了，所以遇到医学上的难题，我们总去向他请教。汤医生也主张开刀，但是他认为开刀要眼明手快、年纪较轻的医生来开较妥。上海虽有 几位妇科名医，但年纪都已不轻。于是我们问他有无熟识而可靠的医生可以介绍，他就提到了吴烈忠医生。
汤医生介绍说，吴医生是福建人，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又去留学英国。他在上海的各位妇科医生中虽还不能算是最有名的，但年龄最轻，学识最新，将来一定会 成名。何况，现在他已是上海红十字会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了，同时又在家开业。汤医生还说，他太太生孩子就是吴烈忠医生接生的。
我们听了汤医生的介绍，次日就去吴烈忠医生家里门诊。吴医生仔细检查以后，也同意别的医生的诊断，说有瘤。然后，他又让我去红十字会医院做子宫探针，拍X光， 证实了瘤确实长在子宫外面的卵巢上，要开刀。我们就请吴医生动手术。他说：“开刀最好不要在很热的天，因为伤口出汗，对收口不利。”那时正是阴历五月，还 不太热，要开就应当赶快。然而，开刀是性命攸关的事，我们俩不能擅自决定，只得去同各位长辈商量。但我们知道，要得到他们的支持是十分困难的：当时上海还 很少听到开刀的事，何况这次是打开肚子，动大手术呢！
果然，我们跟我太婆和二位叔公说了，他们都极力反对，并去与一位做中医的好友商量。这位好友就是当时上海极有名的、五十年代还当过浙江省卫生厅长、提倡妇 女吃钉螺、说能避孕的那位叶熙春医生。他当然也不赞成开刀，说吃中药可以将瘤从小便中解出。我听了极不相信，就请汤书年医生来家里说服我的长辈。各位长辈 虽心中极不赞成，但当着汤医生的面不好说什么。三叔公等医生走后对我丈夫说：“我看你要闯祸了！”
后 来，他们见我坚持要开刀，三叔公就对我丈夫说：“你们先打个电报给你老丈，报告开刀之事。”意思是：”如果他们也同意，我们就没有意见了。”当然，我那时 也理解长辈们阻止我开刀是好意，而且，我刚到徐家不几年，如果因开刀而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怎么向我父母交代？更何况我是父母的独养女儿呀！所以如果我父母 也同意，万一出事，徐家的责任就可以减少了。
然后，我心里想：父母突然接到电报说我要开刀，不要急煞？所以就对叔公说：“不必先打电报去，我父母要着急的。等开刀之后再去个电报报报平安就可以了。”长辈们心里一定还不满意，但见我坚持，也只好不管了。
我由吴烈忠医生决定，去上海有名的私人医院虹桥疗养院开刀。记得进医院那天是阴历五月廿一，我二十二岁。我带了女仆陈妈，住进了虹桥疗养院的特等病房。这间病房的条件很好，有独用的会客室，有陪病人的人住的房间。吴医生还介绍了两位特别护士来日夜轮流照顾，陈妈和我丈夫也日夜陪伴着我。
开刀那天，吴医生的太太也来了。吴太太姓程，杭州人，是内科医生，那天她做我的麻醉师。程医生在我的肛门里放了麻药，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天从上午九点到中午十二点手术才做完。吴医生在我肚子里取出一个五磅重的水瘤！他把瘤拿给我丈夫看，我丈夫去请照相馆的摄影师拍了一张照片寄给我父母看。
我开刀后一直昏睡到下午才醒来。我感到好像已经睡了几天似的，问护士现在什么时候了。护士答曰：
“五点半。”
我又问：“肚子里有没有瘤?”因为我心中还有点怀疑，怕万一打开肚子找不到瘤，岂不笑话！
丈夫说：“医生开出了一个五磅重的瘤呢！已经拍了照片，等洗出来给你看。”
我一听，心中一放，就迷迷糊糊地又睡着了。
后来，吴烈忠医生对我说，他在国外医院里曾开出来过一个十多磅重的肌瘤。瘤里面还有头、指甲等物。吴医生还说，这种肌瘤是对生的，所以可能我另一边的卵巢 也会生瘤。果然，我六十三岁时又在另一边的卵巢上生了一个水瘤，根据医生的建议，我就连子宫一起把瘤割除了。那时，可惜吴烈忠医生早已不在人世，所以我就 不可能再告诉他四十年前预言的正确性了！
开刀第二天，高家的昆明叔叔和徐家的两位叔婆都来探望我。我睁开眼来叫了他们一声，他们连忙叫我不要出声，怕我吃力。
因为动手术的情况良好，我丈夫就打了一个电报给我父母，向她们报告开刀的前后情况，让她们安心。
我的身体一天天恢复起来，胃口也好了起来。这家高级疗养院的设备很好，饭菜有中式、西式两种，可点菜。我每餐都吃医院的西餐，另外叫陈妈做我喜欢吃的中式素菜。
到第七天，吴烈忠医生就来给我的刀口拆线了。我丈夫拍了许多拆线的照片，后来，跟那只瘤的照片贴在一个大照相本中，留作纪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被北京来的红卫兵拿去说要开展览会用，就此不知去向。
在虹桥疗养院住了八天，可以出院了。但是我丈夫不放心，怕回家住刀口生不好，他要求吴医生让我到他家去住一个月，等刀口完全恢复才回家。吴医生当然允许， 因为他家本来设有两间病房，还雇佣了两位护士。于是，我就和陈妈去吴家住了一个月才回家。回家后，丈夫还让特别看护彭云庆女士每天来照顾我很长一段时间。这样一来，吴烈忠医生和彭云庆护士就从此都成了我们的好朋友。我生四个小孩都是吴烈忠医生接生、彭云庆做特别护士护理的。
我开刀后，身体很快复了原，六个月以后就怀了孕，于是亲友中无不相信吴医生的医术。再加吴医生的态度认真，有请必到，毫无架子，所以我家只要有人生孩子，就都叫他来接生，有时小孩生病也请他来看。他完全成了我们徐家的朋友兼家庭医生。
有时候，吴烈忠医生出诊去看病，经过我们家，也会进来坐坐谈谈。如果碰到我们正要吃饭，邀他便饭，他也不会客气。我与丈夫有时星期天也常去他家探望他夫妇 俩。记得吴烈忠医生告诉过我们，他是福建农村出身。他还给我们看过他父母的照片，赤着脚，完全农民打扮，相貌纯朴、忠厚。他说，他之所以今天能做到医生， 完全是教会学校的培养，使他能够从英国伯明翰大学毕业。当然，他没有说，这也是由于他自己的努力。我们听了，更加对他产生敬意。
记 得我生第一个孩子是既不足月，又加上难产。吴烈忠医生来接生时，我的三叔婆还自告奋勇来帮忙做吴医生的助手。她手脚麻利，与吴医生配合得很好。吴医生看她 很内行的样子，还以为她是学过助产科的呢。后来问了她，才知道这位三叔婆在娘家时曾帮助姐、嫂生产，所以很有实践经验。谁知我生大儿子后只有一年工夫，这 位叔婆就因生产而心脏病突发去世。那次接生请的不是吴烈忠医生，而是由她娘家介绍来的一位妇科医生。等到出了事才急忙打电话去请吴医生来，可惜已经太晚。 我记得吴医生接到电话，马上骑着自行车赶来，满头大汗地飞奔上楼，也已回天乏术了。吴医生伤心得流下了眼泪。他又来到我的房里，安慰我说：“你不要怕！你 不会这样子的。你放心好了！”因为那时我正怀第二个孩子。
我的大孩子不到一岁时，他的奶妈很不负责，把自己在用的牙签拿给他玩。孩子把牙签放到嘴里，吞了下去。奶妈明明发觉却怕闹出事来，竟然不告诉我。当天午睡 时，那孩子就大哭而惊醒。以后，情况日见严重，最后发展到日夜啼哭、发烧、拉脓、不能进食的地步。请了上海最有名的小儿科医生来，都说是重感冒，但打针、 吃药却毫不见效。当时，我的母亲正在上海，住在我家。她忽然说：“何不请吴烈忠医生来看看，这孩子是吴医生接生的，说不定他有办法。”我丈夫立即打电话去 把吴医生请来。这时，奶妈眼看情况越来越严重，再不说出来可能要出人命，就怕得说出牙签的事来。但是她说：“没有亲眼看见孩子吞下牙签，只是猜想而已。” 吴医生听了，先认为即使是吞下了牙签，那么多天了，也应早已从大便中排出，不会再在肚子里了。当时我母亲说:
“会不会在肛门口呢?”她又问吴烈忠医生能不能用手去摸一下。
吴医生真的戴了橡皮手套，到床上用手指伸到孩子的肛门里去摸了一下。忽然说:
“牙签是在肛门口斜刺着！”他轻轻取出，只见一根牙签原来已折成两截！取出之后，孩子马上就不哭了。吴医生又开了抗生素，不久孩子就痊愈了。事后，大家都说这条小生命真是外婆和吴烈忠医生拾回来的呀！
四十年代末，吴烈忠医生用一生积蓄所得，在上海西区买了一块地，准备自己设计造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这时法币通货膨胀已经到了一泻千里、每况愈下的地步，建筑材料飞涨，而且私商囤货不卖。一天，吴医生来我家对我讲：“房子看样子造不起来了，只剩了一堆黄沙！”看他十分忧急的样子。
后来他好不容易把房子造了起来，却已改朝换代了。我们本来以为吴医生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定会生活得更快乐，但是却见他格外忧心忡忡的样子，不知是什么原因。
不久，我女儿得了盲肠炎，又是吴烈忠医生介绍了一位外科医生在德济医院开刀。吴医生来探望她，见我丈夫在，慌急慌忙地把我丈夫拉到头等病房的厕所间去说话，我们才知道了吴医生担心的是什么。
原来，以前，堕胎在中国是不合法的，但大家都在这样做，政府当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出事，就不去管。吴烈忠医生作为一个妇科医生，当然不可避免给人做过人工流产。现在，改朝换代了，他怕共产党政府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就害怕得日夜不安。当时，上海一位最有名的耳鼻咽喉科医生李冈突然在诊所自杀，据说是因为以前收费太高，怕政府追究，所以自杀而死。于是，上海的私人医生更是人人自危了。那时，我丈夫在上海的华东最高人民法院任审判员(这是“法官”的新式称呼?)，所以吴烈忠医生就来跟他商量，看情况严重不严重。当然，我丈夫安慰他说:
“你做过妇科医生，做人工流产是在所难免的事。上海的妇科医生不止你一个，别人都没事，你何必担心呢?”但是，显然，我丈夫的话并没有说服他。
一九五六年年末，我丈夫忽然在报上看见一条“找寻吴烈忠医生”的广告，我们连忙打电话去问吴太太。吴太太说，昨天下午吴医生出去后一直没有回来，到处都找不着他，只好登报找寻了。那时，电台里也可以广播找人。吴太太去广了播，但仍无结果。我们除了安慰她一番，实在没有什么事可做。
过了一个多月，我忽然接到吴太太的电话。她哭着告诉我说:
“明天下午在某某殡仪馆举行吴烈忠医生的葬礼，请你们参加！”
我听了心里难过得说不出话来。那天正好是星期天，我丈夫休息在家，我们俩就赶快赶去她家安慰她。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吴烈忠医生家的隔壁是一个木材行，有门通吴家。木行里平时有工人住在宿舍里。元旦那天，工人们放假一天，都回家去住了。一个月后，工人们搬运木材，忽然发现一只床下露出一个穿白棉毛衫的手臂，拖出来一看，才知道是隔壁的吴医生死在床下！吴医生的遗体旁边放着一排空玻璃水瓶，看起来他是趁工人放假回家的时候，在那儿吃安眠药自杀的。而发现时离他去世已经一个多月了，尸体却一点没有腐烂，可能他也吃了防腐剂。吴医生还留了两封遗书：一封给家人，一封给公安局。给公安局的信中，只说自己并没有错，这封信就给公安局拿去了。给家人的信中他说：他不能再跟家人生活在一起了，但希望能将他的骨灰放在家中，与他们长在一起。
我们听了只好叹息而已。吴烈忠医生死时正当壮年，他在上海已经很有名气，可惜不能排解会受迫害的思想，终于走上了绝路。后来，不多几年，政府就提倡计划生育，鼓励堕胎，吴医生如果有点远见，那时就不会白死了。当然，如果吴烈忠医生的眼光再看得远点，一直看到文化大革命，那么，他即使逃过了五十年代的批斗，也是一定逃不过六十年代的批斗的。所以，说不定，那时的自杀倒也不失为一种提早的解脱，以免后来受到种种侮辱。
但对我来说，我总为失去了一位好朋友、好医生而深感痛心。
吴医生的太太、女儿和女婿都是医生，我和他们一直保持联系。现在吴太太已经九十余岁,仍然耳聪目明、脚手轻健。我来南澳后，我们还通信联系。她的女儿一家都定居美国，子女学习优秀。吴太太还有一子，在香港也事业有成。我想，如果吴烈忠医生地下有知，一定也会感到欣慰的吧！
昆明叔叔
我有个叔叔，我们都叫他“昆明叔叔”，其实，他的年龄比我并大不了几岁，但他的辈分却高我一辈，所以我要叫他叔叔。这在大家庭中是常有的事。
昆明叔叔的父亲就是我的五叔祖，高子白。他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学堂与蒋介石同班。后来似乎也参加辛亥革命，打过仗。革命胜利之后，还做过一些地方官。但是这些事发生时，有的我还未出生，有的我还太小，所以都弄不太清。但知道这位五叔祖到底只是一位少爷公子，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家，于是革命胜利后就享受革命成果，不再革命了。后来，乾脆连官也不做了，拿了蒋政府给他的乾薪，在上海做“寓公”。
我的五叔祖一生没有结婚，但与很多堂子（即“妓院”的另一称呼）里的女人有来往，有的还同居过很长一段时期。但是除了昆明叔叔，他并没有后代留下。昆明叔叔的母亲就是他早期同居过的一个妓女。后来，那女人与我五叔祖闹翻了，五叔祖就离她而去，于是，昆明叔叔就由他的母亲来照管了。我的曾祖母知道了，觉得虽然那孩子不是她儿子正式结婚生下的孩子，但总归也算是高家的骨肉，让一个妓女去带领不但会让人笑话，而且那孩子将来也不会有教养、懂规矩，所以就把他收进来管教，让他学点大家庭的样子，见点世面。那时，昆明叔叔的母亲寄住在朋友家里，知道高家肯收留她的孩子，当然求之不得。
这位昆明叔叔进高家来时只有十岁，我还没有出生。据我父亲告诉我们，他第一年到高家时，正月里要与我父亲 —— 他叫我父亲为“大哥”—— 一同到长辈、平辈那儿去拜年，借此机会也让他有出头露面的机会。但他以前一直住在外面，没有见过世面，不知道拜年是如何拜的，因此我父亲就事先教他一遍。比如对他说：
“你到了本家，见了大哥，就要一面双手作揖，一面说‘恭喜，大哥！’”
昆明叔叔听了，就整天在房内对着大着衣镜一面口中说：“大哥，恭――喜，大哥！”“六哥，恭――喜，六哥！”…… 之类的话，一面打拱作揖，练习了好几天，家里人见了无不好笑。直到我们小时候见了他，还当他的面以此作为说他笑话的材料。
我这位叔叔年纪比我们兄妹三人大几岁，所以从小我们就跟在他的后面玩儿，听他的指挥。他很聪明顽皮，喜欢对人恶作剧，有时有点近乎刻薄。比如，当时的女佣都是小脚，每天傍晚，两个佣人用一根粗竹竿，抬了一串内房里用过的便桶去菜园倒粪便。叔叔见了小脚佣人，就要欺负她们。有时他正在跟我哥哥踢皮球，就故意把皮球向女仆的屁股上踢去，看她们突然一惊抬着便桶站立不稳的样子就大笑。
昆明叔叔还很小、他父亲还没有离开他母亲的时候，他家靠高家的津贴过日子，当然生活很富裕。但他母亲从小不管他，每天给一个二爷（即高级男佣人）一块钱，让他背着小少爷出去买零食、玩儿。那时，一块钱是一大笔钱，可以买很多东西，于是养成了他爱吃零食的习惯。进了高家，他算曾祖母房里的人，要用钱只要去账房拿，所以他常叫男仆阮师傅去买甘蔗、桔子、红枣、黑枣、生栗子、老菱和各种糖食来吃。我们见了也十分眼红，忍不住要向他乞讨。他就对我们说：
“你们要说‘好好叔叔，亲亲叔叔，小狗嘴巴馋’，我才给你们吃。”我们为了吃零食当然只好照他那么说了。
我母亲怕他欺负我们，所以凡是她外出，就总是带我们一起出去，生怕大人不在时昆明叔叔对我们恶作剧。
不久，我的曾祖母请了个家庭教师褚先生教昆明叔叔语文。他虽然平时不用功，但因为人聪明，写的字、作的文都不错。他对先生也毫无畏惧。记得我们三兄妹进私塾跟他一起念书时，见他在自己的书桌上总是坐不住。读一会儿书就会跑到我哥哥或我的桌子上来看看、讲讲。一直到褚先生叫他坐到他自己的座位上去，不要干扰别人，他才走开。
我们小时候见了老师都很害怕，不敢随便跟他们言笑。昆明叔叔却敢跟老师随便攀谈。后来褚老师走了，我们就换了一位年纪很轻的黄老师，是浙江富阳人。那时昆明叔叔已经进了中学，不再在私塾念书了，但他仍常来私塾跟黄老师聊天。
记得有一天晚上，昆明叔叔又去私塾找老师，我们兄妹也跟他去听听。大家正在说话，忽然听见有人在窗外经过，可能听见房里有声音，就把头探进来一看。昆明叔叔就跟平时一样十分不礼貌地大声幺喝说：“是谁啊？”
那人回答说：“我是二房里的先生。”
昆明叔叔一听是老师，倒不好意思起来，连忙起立去开门请他进来坐坐。那位先生和我们的黄先生是初次见面，于是就要互问尊姓大名，仙乡何处。原来那位先生是萧山人，姓韩。黄先生请他坐。他客气地用右手朝椅子处像刀斩下去一样地斩了几刀，一面还用浓重的萧山口音说：
“坐――！ 坐――！ 坐――！”
最后一个音拖得特别长，非常滑稽，我们看了都暗暗好笑。
我们的黄先生又问韩先生那么晚了去哪儿。他用萧山口音回答道：
“我去亲戚家，就在竹竿巷七十九――号啦。”
“九”字不但拖得特别长，而且读得像“鸠”的发音。我们只能强忍住不笑出声音来。以后，又是昆明叔叔带头，大家常常学韩先生的样，一面将右手像一把刀似地斩下去，一面用萧山口音拖得很长地说：
“坐――！ 坐――！ 坐――！ 竹竿巷七十九――号啦。”玩了好一阵子。
叔叔是十多岁时进中学的。进了学校大概也很调皮，常听说学校来告状。后来曾祖母去世，昆明叔叔已十七、八岁了，住在上海的他父亲，也即我的五叔祖，来叫他去哈尔滨住。因为他觉得让儿子留在高家没有父母管教，依赖大家庭过活不是长久之计，到哈尔滨可以得到锻炼。于是昆明叔叔从此就离开了高家。
那时哈尔滨都是俄国人，昆明叔叔不懂俄语，初去那儿时，要喝水、要洗澡都只好以手势来达意。后来，他的俄文却学得很好了，而且认识了一位俄国女子，与之同居。等他找到工作以后，叔叔很孝顺他母亲，一定要接母亲去哈尔滨奉养。他母亲是上海人，不愿去天寒地冻、人地生疏、语言不通的东北。但经不住其子的苦苦恳求，不得已，只好答应去东北。临离上海时，在船码头与朋友告别，大家都说她儿子有孝心，来接娘去享福了。只有她自己却对着送行的朋友大声恸哭，就如生离死别一般。不意，在哈尔滨只住了一年，她就患肋膜炎而去世，只有四十多岁。据说死时痛得在地上打滚，十分痛苦。难道她离开上海时已有预感才如此痛哭流涕的？昆明叔叔的那位俄国夫人倒虽然语言不通却很尽妇道，服侍到婆婆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