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打的孩子

我们家总共有十二个小孩，我排在老二，上面有一个姊姊。我出生那年，父亲四十二岁了。那年我们浪迹到台中的东势镇，我就是在当地保安祠万善公的百姓公庙中出生的。百姓公庙是供放死人的阴宅，所以风水大概也不错，前有河流后有青山，清早来接生的产婆还说，接生之时她似曾看到一条青龙现身天边。父亲大喜，便为我取名“东进”，又叫“东水”。

我出生后，母亲便一次又一次的怀孕，接连生了“一打”的小孩。这么穷的家庭，这么多的小孩，父亲去挣食喂饱自己都还来不及，更别说照顾我们，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与父亲外出乞讨，母亲就会被父亲用一条绳子或是铁链绑在树下，以免她乱跑，万一迷路了，瞎眼的父亲可不知往哪里去找她。

没有父亲的照顾，我们家的孩子都是一个带一个，在泥地上爬者吃泥沙长大的。不幸的是大弟出生后，遗传了母亲的智障与精神异常，从此以后被绑在树下的不只是母亲，还有一个弟弟。

至于我们，父亲因为看不见，所以在每一个小孩的脖子上，他都用一条红色的丝线绑上几个铜铃，当我们在地上乱爬的时候，他便靠着声音来辨识几个小孩的方向————谁要是爬远了，她会马上前来大手一抓把他拎回来。

五六岁以后的事情我都还记忆犹新，四岁以前的事情大多都是后来父亲和姊姊告诉我的。

姊姊说，刚开始只有她一个小孩的时候，父亲就在肩上横一根扁担，两边各垂一个草袋，一边挑着小婴儿，一边放着棉被，行走天涯。等我出生后，随着家中的人口逐渐增加，靠父亲一个人去乞食已经不够了，而且全家这样浩浩荡荡迁徙也不是办法，于是我在刚学会走路的一岁多时，就摇摇晃晃地跟着姊姊去讨饭。记忆中，父亲不曾称赞过我读书以后所得来的任何一张奖状，倒是有一件事情他常常挂在嘴边。他总是略带得意地说，阿进才两岁的时候，有一天跟着家人去乞讨，一天下来从草屯走到埔里，整整走了四十公里哩！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只是称赞我做的这件事，仔细想想，大概是生在富贵人家，儿子便要长于数字，懂得经营理财；生在官宦人家，儿子该长袖善舞，懂得焦急；而生在流浪的乞丐的人家，就希望儿子的脚力好，耐力强吧！四十公里的路，那时我才两岁，想来是很悲哀的。

五岁那年，母亲又陆续生了三个弟妹，姊姊是女生，必须留在百姓公庙照顾幼儿，于是我便开始单枪匹马只身“上任”去行乞。

虽然只有五岁，但在“丐帮”的资历上，我可说已经有了三年半的“年资”。行乞难不倒我，只是没有避孕观念的父母，仍是不停地怀孕生子，每一个新生儿的诞生，没有喜悦，没有庆贺，有的只是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口的苦恼。后来我一个人要负担起抚养全家十四口的重责，对我而言这是永无休止的悲剧，也仿佛是永远走不完的坎坷路。

在十岁以前，我们全家居无定所，我几乎是在寒风、露水、日晒、大雨中度过了童年。树是我的屋顶，大地是我的床，坟墓是我的家。

随着季节的冷暖变换，我们几乎什么地方都住过、睡过，树下、桥下、市场、戏棚下、田里、废墟，可说是无处不能安身。来到小镇，就住在学校教室、公园凉亭、火车站，到了乡村里就住在香蕉园、甘蔗园、香菇寮、防空洞，甚至猪舍里。

不过我们常住的地方还是坟墓地里的百姓公庙，和死人睡在一块，因为在那里不会遭受白眼，而且死人也不会把我们赶走。

有人问我怎么能将往事都记得那么清楚，我想那是因为生活太苦了、刺激太多了、侮辱受尽了，每一件事都是锥心刺骨般的疼痛，我怎么能忘怀呢？每每闭上眼睛，往事浮上心头，那疼痛还是历历如新，狠狠地一鞭一鞭抽在我的心上。

我怎么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