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看守所》

作者：怒发冲冠【完结】

小说采取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以作者的亲身经历，全面地反映了看守所的真实状况，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看守所真相。文字质朴，相信读者在看过之后一定会引起强烈的震撼。

『1』一

吉普车猛地拐了一个弯，冲进一个大院，在一幢楼房前吱的一声停了下来。我跟在两个公安后面下了车。他们把我带进这幢楼房的一个房间里，打开我手上的手铐，让我坐在一个凳子上。那个年纪大的公安在门口喊了两声：“老吴！老吴！”见没有人回答，他就出去了。

这间房子看上去像个值班室。中间有两张并在一起的办公桌，里面是一张单人床，床的对面是一个大柜子，柜子上有一台电视机。年轻的公安走过去打开电视，坐在床上看起来。但他的目光不时警觉地向我一扫。我看着手腕上的两道被手铐压出来的红印，那冰凉的沉甸甸的手铐压在手腕上的感觉还没有消失。

自从被戴上手铐，我一直恍恍惚惚，像在梦里一样。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手铐会扣在我的手腕上，我会去坐牢，成为一个劳改犯。虽然平时在电影上、电视里或者偶尔在现实中看见有人被戴上手铐，但我总觉得他们离我的生活太远，除了当时觉得他们罪有应得之外，我从未想到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太出我的意料之外了，以致于我老是不相信这是真的。但那被手铐压得有些发麻的手腕却在顽强地提醒我，这件事确实已经在我的身上发生了。我坐在这儿，在这间陌生的看守所的办公室里，旁边还有一个公安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2』二

今天早上，我刚上班，车间主任就派人来找我。我来到办公室，“坐”，办公桌后面的车间主任一反平时的冷漠傲慢的神情，指着墙边的沙发用亲切的语气说，他走过去把门关上。“刚才派出所王干事打电话来，说让你到他那儿去一下，他们有件事想向你了解一下。”

“什么事？”我问道，心里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他们只是说让你去，去了你就知道了。”

“那我的活谁来接替呢？”

“这个你不用操心，我会安排的。”

我有些迟疑地站起来，说：“那，我去了。”

“好，你去吧”，我打开门，主任跟了过来，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紧张，好好地跟他们说。”

好好地跟他们说，说什么呢？不要紧张，是什么事会使我紧张呢？为什么主任一反平时的态度，对我表示关切呢？他平时可是个冷傲而又决断的人呀，他这样的对下级的态度，两年多来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他让我不要紧张，但我看得出来，他自己分明有些紧张。他一定知道派出所找我是为了什么事情，而且肯定是一件对我来说不祥的事情，他只是不愿告诉我。是什么跟我有关的不祥的事情使他不能保持镇静呢？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主任的话和他当时的神情，我心里越来越烦躁不安起来。我恨不得一步就跨进派出所，把这件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但我又隐隐地感觉到有什么灾难马上就要降临到我的头上了。我害怕了，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王干事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呢？我这个人平时最怕和派出所的人打交道，人一旦和派出所有什么牵扯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他有麻烦了。王干事我是认识的，之所以认识是因为上次那件事。难道他这次找我还是为了上次那件事？王干事不是说过那件事已经结束了吗？他还劝我不要把那件事放在心上呢？

那件事是这样的，去年春节的一个晚上，我和我的未婚妻小翠在外面幽会，一直缠绵到午夜十二点多钟，然后我送她回家。小翠的父亲是个小学教师，很要面子，他坚决不允许小翠在结婚前有性行为，更不允许她在外面过夜。我们分手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我的住处是两间低矮的小瓦房，进门前必须要低头，门前有个篱笆小院子。这房子是我父亲在他去世前买下的。我母亲去世的早，丢下父亲和我兄妹二人。当时我十岁，妹妹七岁。父亲靠在路边摆一个修鞋摊，艰难地把我们兄妹两人拉扯大。他省吃俭用，攒了钱买下这两间小屋，打算再过两年把这屋子翻掉重建。父亲觉得孩子都渐渐大了，一家三口住在原来不到二十平方的又破又旧的刮风风透墙、下雨家里滑的老房子实在不行了，所以才买下这两间房子的。

就在这个时候，父亲突然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一开始，他咬牙硬撑着，没有告诉我们。他以为像平时那样撑几天下来就会自己好的，他不舍得花钱吃药打针，他觉得现在药这么贵，吃药就是吃钱。可几天下来，他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连吃饭都感到恶心呕吐了。到医院一检查，父亲得的是慢性乙型肝炎，已经很严重了，必须立即住院治疗。住院须要预交一万块钱的住院费。父亲被一万块钱这个天文数字吓呆了，他攒了好几年才攒下几千块钱，这住院费一下子就得要一万，他哪里拿得出来。他从医院回来，找民间的土医生开了些中草药煎服。起先，病情似乎有一些好转，后来他觉得肚子胀，终于有一天晚上，父亲在灯下修鞋的时候，突然吐起血来。我和妹妹当时正在做作业，见父亲吐血，我吓呆了，妹妹哇哇地哭了起来。我把父亲扶到床上，向邻居借了一辆三轮车把父亲送到医院，医院说病情危急，他们已无法接收了，必须送到市里的医院去。他们打了120电话，急救站派来救护车把已经昏迷的父亲送到市二院。医院的诊断是肝硬化引起的静脉血管曲张，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需要立即进行输血，经过一个晚上的抢救，父亲终于回过来了。又住了两天院，父亲坚决要求出院。医生说现在正处在治疗期间，病情尚未稳定，出院会很危险。可是父亲已经没有钱支付住院费了，他的那点积蓄已经所剩无几了。

医生对父亲和我家的处境非常同情，他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他给父亲开了一些必备的药物，然后教我打吊水。他拿来一瓶葡萄糖和一根针管，在我的胳膊上做示范。他说：“一定要找到静脉血管，针头几乎与血管平行，否则容易把血管刺穿，针头又跑到血管外面去了。针头刺进血管后，要回放一下，看看有没有回血到针管里来。就这样，看见没有，一定要有回血才行。在扎针前，要把针管里的空气排出去。你看，就这样，看清楚了没有？我再做一遍给你看看。”他示范过后，让我照他那样做了一遍，又对一些细节做了强调。然后他又带我去看护士给别人打吊水。他问我明白了没有，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他说：“不要紧张，几次一做就熟练了。”最后，他把每天配在葡萄糖瓶里的其它针剂的剂量和父亲每天按时服用的各种药片的数量写在一张纸上交给我。嘱咐我一定要让父亲卧床休息，尽量少活动。他私下里对我说：“肝炎是富贵病，要吃得好，休息得好。像你父亲这样已经到了晚期肝硬化，想恢复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只能寄希望于保持不再恶化或者延缓恶化，每半个月送你父亲来复查一次，有什么情况打电话给我，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我和妹妹把父亲接回家。每天早上上课之前，我代行护士之职，按照医生写的药物剂量，用注射器把各个小瓶里的药剂抽出来注射到葡萄糖瓶里，然后把瓶子挂在父亲的床头，找到父亲胳膊上的静脉血管，用棉球擦拭消毒过后，把针扎进去。刚开始，我的手直发抖，扎了几次针头都扎不到血管里去。父亲叫我不要担心，后来渐渐地熟练了。有一次，我把针头扎进血管，看见针管里有了回血后，就用胶布把针头固定在父亲的胳膊上，然后匆匆忙忙吃了点早饭，准备去上课，却听见父亲在床上呻吟起来。我跑过去一看，父亲胳膊上的针头处鼓起了一个大包。我连忙把针拔出来，重新换一个地方找到静脉血管把针扎进去，并坐在一旁观察了好长时间，直到父亲催我，我才去了学校。

每天，在我上课去了之后，父亲并没有按医生的嘱咐好好休息，他吊完水，自己把针头拔下来，随便吃了点早饭，就又把鞋摊子挑到街上。晚上，那熟悉的钉鞋掌的锤声，伴着我和妹妹学习到深夜。后来，父亲又一次大吐血，送到医院后一连昏迷了三天。这三天里，医院几次给父亲输血，血液流到了父亲的腹腔里，又从嘴里、鼻子里流出来，用了好几种止血药都没止住血。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单。就在这时，血止住了，输血才起到了效果。父亲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护士过来通知我，父亲住院时交的钱已经用完了，必须再交五千块钱，否则就要停药。父亲几年来的积蓄已经被这两场病耗得一干二净，哪里还有钱交费呢？可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去死吧。我和妹妹华子商量了一下，准备去找亲戚借钱。我跟医生说，我们去借钱，让他们不要停药，他们同意了。

我和华子分头行动起来。我来到舅舅家，让他救我父亲一命。舅舅是个木工，家里多少有些积蓄。他大骂父亲根本就不该生这种病，简直就是个讨债鬼、害人精。最后不得已，在念了一番苦经之后，他拿出了五百块钱。我顾不得舅母留我吃饭，赶到表哥家。表哥听说我来借钱，就找借口躲起来，让表嫂来应付我。就这样，三天之后，我们凑足了五千块钱，等到我们赶到医院去的时候，父亲已经被送进太平间。我们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听一位护士说，父亲在弥留之际，紧紧抓住她的手，流着泪用含糊不清的微弱的声音念叨着什么，那景象十分凄惨。

安葬了父亲之后，我和妹妹华子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们失去了生活的来源。虽然再过半年我就要参加高考了，但我还是退了学，到开发区去打工。父亲死后，我们欠了一屁股搭两胯子债，为了还债，为了能活下去，为了能让妹妹继续读书，我必须去打工。父亲买的两间小瓦房重建已经不可能了。我打工有时上白班，有时上夜班，为了不打扰华子的学习和休息，同时也是为了自己方便，我就用石灰水把这两间房子刷了一遍，下班后就到这边来休息。

这两间房子虽然又矮又小，却很幽静，房子前面是一片小树林，平时很少有人经过这里。对于好热闹的人来说，这里似乎太偏僻了些，但对像我这样的好静、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来说，这地方不失为一个好去处。我非常喜欢这个门前篱笆上开满了紫色喇叭花的小院子。

送小翠回家后，我回到自己的住处。当我拿出钥匙准备开门的时候，门却轰隆一声倒了下去。我吓了一跳，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屋里传来一个压低了的声音，“别开灯，进来讲。”一个拿着小手电的人从里屋走出来，从他照在地上昏暗的手电筒光里，我看出他是我家隔壁的一个青年小许。

小许过来扶起倒在地上的门，我开了锁，小许把门装进门轴，然后关上门，插上门闩。我跟着小许走进屋里，看见一个坐在我床上的人站起来。“这是我的朋友小文子。”小许对我说，然后他用大拇指朝我一指，“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晓明。”

小文子对我点点头，笑了笑，从口袋里摸出香烟，递了一支给我。我朝他摆摆手说：“我不抽烟。”他以为我客气，坚持要把那支烟塞给我。小许说：“他是不抽烟”。小文子这才把那支烟抛给小许，然后自己又叼上一支。小许用打火机点着了香烟，眯着眼说：“晓明，我们今晚想在你这儿过一夜，行不行？”

我说：“这有什么不行的呢？只要你们不嫌挤得慌。”

小许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就知道你够朋友，我们怎么会嫌挤呢？嫌挤，我们就不会到你这儿来了。”小许让小文子出去搞点吃的来。小文子出去了，我对他说：“门边上有辆自行车，你骑车去吧。”小文子答应着，骑上自行车走了。

没过多大工夫，小文子回来了。他拎了几瓶啤酒，一袋油炒花生米，一袋卤菜和两个泡沫饭盒装的炒菜。小许把菜排在桌子上，用牙咬开一瓶啤酒，推到我的面前，然后又递给我一双小塑料袋装的方便筷。他指着桌上的菜说：“快吃，趁热吃。”我刚好肚子有些饿了，也就不客气了。我们一边喝啤酒，一边吃，一边聊天。吃饱喝足之后，三个人就在我那不宽的床上挤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时，他们还在呼呼大睡。我把昨晚吃剩的残汤剩菜收拾掉之后，就回家洗漱，和华子一起吃了点烫饭，就匆匆忙忙上班去了。

过了两天，我下班刚回家，小许来了，他热情地邀我到饭店到吃饭。我推辞说还要给我妹妹烧饭。小许说：“烧什么饭？我们吃过了带点回来给她吃不就行了。”我却不过他的盛情，就留了张字条在桌上，让华子不要烧饭，我带饭回来给她吃。

等我们来到饭店的时候，小文子已经等在那儿了。在酒桌上，他们告诉我，那天晚上他们偷了香烟没处放，因为我那儿清静，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就把香烟藏在我那儿了。我说：“那我怎么没看见香烟？”小许说：“我们把它塞在你的床底下，你没有注意。现在东西已经卖掉了，所以我们请你来喝酒。”

小许好偷东西，这我是知道的。他曾经被拘留过两次，还劳教过一次。但他的名声还不算坏。他从不在家门口操练他的手艺，恪守“兔子不打窝边草”的信条。他甚至很讲义气，在金钱上出手很大方。虽然他有这样那样不光彩的记录，隔壁邻居都不拿他当坏人。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喜欢赌钱，他的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得把燕子李三的刹手锏拿出来。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就在几个月前，他又一次掉进笼子里，这回事情给闹大了，他们把上次偷东西放在我家的那些事也给捅了出来。当时派出所王干事为此找过我两次。我心想，我又没偷东西，问到我，我就实话实说呗。王干事似乎也没把这当回事，他让我把事情的经过写一下。我就把我所知道的事情的来龙去脉写了一遍交给他。现在王干事又来找我，难道这件事又出现了什么新的变故？

走在去派出所的路上，我的心里乱糟糟的，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件事会给我带来多大的麻烦，它甚至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来到派出所门口，王干事迎住了我，他笑着说：“姚晓明，你来啦，到办公室里坐坐吧。”我跟在王干事后面来到办公室，看见办公桌后面坐着两个穿警服的公安。王干事冲他们点点头，说：“他就是姚晓明。”然后他立即转过身，出去了，并且把办公室的门也给带上了。我觉得王干事的举动有些古怪，心不由得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这两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公安，一个五十来岁，头发花白；另一个二十出头，脸上写满了稚气的轻蔑。两个人的目光紧紧盯在我的脸上，表情严肃得有些夸张。办公室一下子静得出奇，头顶上的日光灯发出轻微的嗞嗞声，我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蓝幽幽的灯光照在对面两个人的脸上，看上去有些狰狞。我的手心出汗了。那个年纪大的公安用一种凛然的口吻一字一顿地问道：“你叫姚—晓—明？”

“是”，我不由自在主地嗫嚅起来，感觉到心里自尊筑起的堤坝一下子布满了裂痕，我仿佛听得见它一块块崩塌的声音。

“你知道我们今天找你来干什么？”他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几近于厉声喝斥。还没等我来得及回答，他拍案而起，“你伙同盗窃犯，窝藏赃物，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我们今天来逮捕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我的头轰的一声，像炸开来似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呆呆地站在那儿，看着他的嘴巴在动，却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当他说完以后，那个年轻的公安从放在桌上的那个小手提包里拿出一副锃亮的手铐要给我戴上。我一下子又回到了现实中，我哭着说：“不，我不，我不戴，我不戴手铐。”

我双膝一软，跪了下来，我抱住那个年轻公安的腿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犯罪呀，我还年轻，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我不顾羞耻，我抛却自尊，我给那个年轻人叩头，又给那个年老的叩头。我求他们高抬贵手，放我一马。那个年纪大的公安用略带同情的口气说：“早知今日，当初为什么要跟犯罪分子来往呢？”大概是考虑到自己的身份和立场，他不想和我多说话。他让那个年轻人强行给我戴上手铐。当那冰凉的手铐扣在我的手腕上的时候，我的心碎了。看到年轻的脸上流露出不屑和兴灾乐祸的笑容，惭愧、耻辱、痛苦、愤怒、自卑、恐惧等各种情绪一下子都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想就这么一头撞死在墙上算了，可他们却死死地拉住了我。

我是第一次，而且我想这也将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感受如此复杂而巨大的痛苦。从那以后，即使我会被判处死刑，我想，也不会再有这样的痛苦了

这样过了好长时间，我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我的心麻木了，他们让我在逮捕证上签字，我顺从地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时候，无论他们让我干什么，我都会照办的。那个年纪大的公安说：“逮捕了不一定会判刑，还可能免于起诉，就是被起诉了，法院也可以判定你无罪，即使判了刑，你还可以上诉。机会多得是，你不要老往绝路上想，要有信心。”他就这样哄我，安慰我，等我的情绪平静下来以后，他们问我要不要和家里人见个面，有什么话可以当面说。

我看着自己被铐着的双手，眼泪又涌了出来，在眼眶里直打转。我这个样子哪里还有什么脸面见华子，小翠要是看到我这副模样，她会怎么想呢？岂止是她们，就是现在遇到熟人，我都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我摇摇头说：“算了，不和家里人见面了，我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就这样，两个公安用吉普车把我送到看守所。

『3』三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那个年纪较大的公安和一个又矮又胖，皮肤黝黑的人走进来。这个人挺着的肚子，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他抬着头，目光向下，把我打量了一番。他叉着腰的两只手把他那身敞开的那件灰色茄克捋到了背后。“老吴，又给你送来一个。”年纪较大的公安坐下来用下巴向我指了指。矮胖子老吴把一个挂在墙上的蓝色塑料封面的大登记簿拿了下来。他走到办公桌的后面坐下，打开登记簿，两眼狠狠地瞪着我。然后他用圆珠笔向我一指说：“你，过来！”我忐忑地走到办公桌旁边，站在他面前。他往椅背上一靠，两边胳膊抱在胸前，把他那剑一样的目光停在我的脸上，我感到脸上有许多小蚂蚁在咬。这样持续了一分多钟，他开始问我叫什么名字，多大岁数，哪地方人，我都一一作了回答。他把这些登记在那个大簿子上。

“像你们这种人，判你窝赃罪算是便宜你了，应该判你和他们共同犯罪。好了好了，别噜唆了，进去吧。裤带呢？裤带解下来，还有鞋带，身上还有什么东西没有？统统拿出来。”

我掏出口袋里的钥匙，还有几块钱硬币，老吴把它们和我的裤带一起扔进了一个抽屉。老吴不放心，又在我身上摸捏了一阵，然后把墙上的一大串钥匙取下来，朝我摆了一下头，示意我跟他一道走。

老吴吹着口哨，把钥匙在手指上摇得哗哗直响。他领着我走进一个漆成黑色的大铁门，在我的肩上拍了一下说：“喊报告班长。”我一时不习惯，又见四下里无人，就在喉咙里咕噜了一下。老吴在我的头上打了一巴掌，怒气冲冲地说：“大声点！”我只好大声叫道：“报告班长！”

老吴说：“以后进出门都要报告，不然就当逃跑论处，一枪嘣了你。”

我就这样提着被解掉裤带的裤子，趿着被解了鞋带的球鞋，跟着老吴穿过二道黑漆的大铁门，来到一个长长的走廊上，对面是一道高五米的大墙，墙上有三道电网，走廊上的一个个铁门用巨大的铁挂锁紧锁着。铁门窄小，四角呈圆形，是用轮船上密封舱门改装的。每道铁门的钢板上用割枪割出一个四方的小铁窗，这些小铁窗从外面用铁插销插上，关得死死的。厚重的铁门里面传来嘈杂的喧哗声，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这些嘈杂声又被对面高墙挡了回来，在走廊上发出嗡嗡的回响。

老吴让我停在一个铁门前，门楣上写着一个大大的“5”字。我听见铁门里面有人用低低的声音说：“又来了一个，是送到我们号子里的。”另一个声音说：“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嗯，不错，身上还有点菜。”

老吴从他那一大串钥匙中找出一把，熟练地捅开铁门上的大挂锁。吱吱扭扭地扳动着大铁栓。铁门里面传来一阵忙乱的脚步声。老吴咣的一声打开厚重的钢板号门，一股恶臭从里面扑了出来，这股臭味中有烫鸡挦毛时的那股腥味，大便的臭味，小便的骚味,还有潮湿的地下室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霉腐味。这些味道混合在一起，使我感到一阵恶心，咽喉下有东西要往上涌。我本能地向后退去，老吴一把揪住我的肩膀，猛的一下把我推进门去。我听见身后咣的一声巨响，两耳一阵发鸣。

一进号子，散发着那种怪味的滚滚热浪就一下子裹住了我，让我透不过气来，我嗓子眼发痒，胃里像翻江倒海一样。站在我旁边的一个人见我要吐，一脚踢在我的屁股上，说：“要拉稀到便池里拉。”我赶紧跑到号子尽里头的墙角边的搪瓷便器的蹲位上，哇的一声吐了起来。不知谁骂了一声：“他妈的，一进来就拉。”我抹了一把眼泪，又干呕了几下，便池里污浊的肥皂水上漂着几节黄澄澄的粪便。我回头想找点水漱漱嘴，可地上除了几只空塑料盆外，一滴水也没有。我拎起拴在通往便池的自来水管上的那根用破布条编成的绳子，一下子提起了塞在便池排污口上的那个大布团，粪便和污水哗的一声淌了下去。一个形容猥琐的五十多岁的老头急忙跑过来说：“你怎么把水放了呢？”

我说：“这水还能要吗？臭死人。”

“放了你从哪儿弄水呢？”，老头说。他惶恐地看了看坐在铺板上的人。

老头看我在拧便池水管上的阀门，说道：“就你聪明，别人都不知道，你放，你有本事把水放出来！”我把阀门开到位，也没见一滴水出来。

“我来两个多月了，还没有见过这水管子滴过一滴水。”老头显得很在行的样子。“听老号子说，这管子有好几年没有淌过水了，所长怕浪费水，把总阀给关了。”

我说：“没有水总比有尿屎在里面好吧。”

“你水放掉了，别人要屙屎撒尿怎么办？那不更臭么？有水掺着，总比没水好吧。便池下面是化粪池，比屎的味道还难闻。”老头嘀咕着，把我推向一边，把塞住便池洞上的布团踩踏实。

我走到一边，打量着号子里的情形。在我的对面是一溜铺板，有一尺来高，有点像北方的大炕，只是矮得多。铺板上坐着八九个剃着光头的人，他们高矮胖瘦不一，表情也各不相同，像是罗汉堂的罗汉。他们的脸上苍白油亮，像刚蒸出来的大馍，没有一点血色。后来，我知道这是浮肿，是营养不良，长期不见阳光很少活动所造成的。在号子里呆长了的人都会这样。铺板周围坐着一圈衣着破旧，同样剃着光头，脸色苍白的人。和铺板上人不同的是，他们的脸上全都流露出一种无奈，悲哀和漠然的神情。号子墙的下半段漆着约两米高的绿漆，上半段用涂料刷成白色。在靠铺板的那面墙上刻着乱七八糟的图案和文字。红漆斑驳的铁门上也刻满了文字。铺板对面的墙中间有一块黄底红边用黑漆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规》。《监规》下面贴满了大大小小各种颜色的毛巾。还有用肥皂把牙膏蒂子粘在墙上做成的衣服挂钩，不过只能挂一些轻便的衣服，厚重一些的衣服会把这些挂钩坠掉的。在我进来的那扇铁门对面，是一扇用白铁皮包着的木门，和铁门一样，这扇门也紧紧地关闭着。门上的白铁已经锈迹斑斑，靠近下部，铁皮已经烂得露出了里面的木板。整个号房长约七米，宽约三米，铺板占去号房面积的三分之二。铺板下面是一条一米宽的过道，连通着前后两个门，便池就在过道和后门相连的角落里。过道上全是鞋子和塑料盆，走路时必须十分小心。号房大约有四米高，在两个门的上方，几乎靠近房顶的地方，各有一个扁形的小窗户，窗户上密密地排着大约三十毫米粗的螺纹钢的窗栅。每个窗户上各挂着一盏白炽灯。在木头门上方的窗户上还挂着一只钟，钟上的时间告诉我现在是中午12点20分。整个号房像一个大箱子，使人有一种沉重的压抑和局促感。

这时，铺板是有一个高大粗壮，满脸横肉的人站了起来。他背着手，挺着胸，迈着大步在铺板上来回踱步。他拧着眉，做出一副对什么都不满意的样子。他猛一回头，像想起什么似的，快步来到我的跟前，问道：“搞什么进来的？”

我有些惶恐地回答：“他们说我窝赃。”

“没扯谎吧？”他狠狠地盯着我的眼睛说。

“没有。”

他又背着手在铺板上来回走起来，并做出一副沉思状。过了一会儿，他又故伎重施，快速地冲到我的面前，问我是哪地方的。如此反复多次，使他对我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看他那样子，似乎也很满意他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使我知道在这个号子里他说了算。他趾高气扬地在他那用两床被子垒起来的宝座上坐下。那神情分明告诉我，号子里他是主人。

铺板上其他人一直用敌意和警惕的目光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他们在琢磨着我，似乎想从我身上找出什么破绽来。有时他们也互相咬咬耳朵，并对我指指点点。

我觉得号子里的空气沉闷而又紧张，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恐怖。我预感到他们将有什么行动，而且这行动是针对我的。我的全身颤抖了起来，想从号子里逃出去，逃得越远越好。可是在这四四方方的大笼子里，就是插翅也难飞呀！

“喂，这是你老乡，你可认得他？”那个主宰号子的粗壮大汉指着他身边的一个正在和别人说话的人对我说。他又拍了拍那个人的屁股，“你老乡来了，你也不跟他打个招呼”。

那个人走过来，在我旁边的铺板上蹲下，他拍拍铺板让我坐下。他问起了我的情况，对我被抓表示同情，他说话的语气很温和，在这特殊的境遇里，一下子唤起了我内心的感激之情，一种他乡遇故人的喜悦使我立即和他攀谈起来。我急不可耐地把我如何被抓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却发现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鄙视的神情。我以为他不相信我说的话，我又说了几个我家附近经常在外面混的熟人，以证明我们确实是老乡。谁知他竟冷笑了起来。我感到很困惑，就问他家住在哪里，他勃然大怒，重重地一巴掌掴在我的脸上。他恶狠狠地骂道：“才来就这么老屄，居然敢问到老子头上来了。”我懵了，捂着脸站在那儿。铺板上的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他用手指在我额头上戳了戳，咬牙切齿地说：“刚来就想叙老乡，想拉关系是不是？看你这屌样子，谱子还厚得很呢（谱子的意思是心机、伎俩，谱子厚是指诡计多端的意思），告诉你，就是你老子在这儿，你也得过号子。”

我不知道“过号子”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决不是什么好事。从早上到现在我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是永远也想像不到的。我觉得自己太疲倦了，就在铺板的边缘坐了下来。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悄悄地挨到我的身边，猛地一脚踹在我的腰上，我从铺板上跌了下来，头咚的一声撞在对面的墙上，我的眼前金花乱飞，头上慢慢地鼓起一个大包。我跳起来攥紧了拳头，狠狠地瞪着他。

这个又矮又胖的家伙看起来二十六七岁，走起路来像冬瓜在地上滚动。矮冬瓜干笑了两声，说：“你晓得我为什么踢你？马哥没叫你坐，你就坐下来了，一点规矩都不懂。”

那个被称为马哥的粗壮的大汉得意地笑了起来，他说：“朱丁，小五子，你们调教调教他，让他知道号子里的规矩。”两上年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青年从铺板上下来，他们穿上鞋子，在地上蹦了两蹦，把两只手的手指压得叭叭直响，似乎早已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中的一个对我说：“每个人进来都得过号子，你晓得吧？”我摇摇头。另一个说：“你不知道，那我们来教教你。”他们一个人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架到便池上站好，我的两臂被他们紧紧地夹在腋下。矮冬瓜笑着走了过来，他那满脸的小麻子也跟着跳动起来。他伸出一只手在我的胸脯上按了两按，仿佛是在确定一下方位。然后，他的双拳如连珠炮似的在我的胸膛上击打起来，就像一个练拳击的人在击打沙袋。我本能地想用手去挡，但我的手却被另外两个人牢牢地钳住了。我一脚踢在矮冬瓜的肚子上，那家伙朝后一下子跌坐在地上。

就在这个时候，猛听得铺板上响起一阵铁链子的声音。一个三十岁左右，面孔看上去很和善的人站了起来。他的脚脖子上拖着一副铁镣。他两腿叉开，迈着八字步走到铺板的边缘说：“过号子是规矩，规矩人人都得遵守，不能因为你就坏了号子里的规矩吧。你咬咬牙，一会儿不就挺过去了吗？再说，你现在不让过号子，等一下大家一齐上来把你按住，用被子裹起来拳打脚踢，你的日子更不好过。”

矮冬瓜见他过来说话，从地上爬起来，悄没声息地溜到铺板边缘坐下，他两眼直勾勾地望着这个戴脚镣的人，就像一条挨打的狗望着主人，等待着主人给它出气。

我第一次在现实中看见戴脚镣的人。刚才他坐在铺板上，脚上盖着被子，我一直没有看见脚镣。现在乍一看见，听那脚镣在铺板上发出哗哗的脆响，一股寒意陡然从我的脚下升到头顶。仿佛这脚镣已经套在我的脚上，我的全身被一根无形的绳子捆得结结实实。我觉得马上就会有人来把我拎出去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以前我听人说过，看守所里有一种电床，审问犯人的时候，就把他绑在床上用电打。还有一种黑房，里面有用机器带动的鞭子，把你往黑房里一推，然后开动机器，那鞭子就像漫天大雨一样呼呼地朝你抽过来。你在黑暗中只听到鞭子的呜呜声和抽打在身上的扑扑声。你什么也看不见，也不知道该住哪里躲，直到把你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我似乎觉得马上就会有人来把我绑到电床上或者推到黑房中去，我的心里一阵阵绞痛，像有一把小刀子在那里慢慢地割。

我很难受，简直透不过气来，我同意让他们过号子。我咬着牙让他们在我身上打起来。他们一个人打累了又换一个人。先让铺板下面的人打，再轮到铺板上面的人过瘾。铺板下面的人无论从体能上或拳头的分量上都无法和板上人相比。他们中有的人只是在我身上做做样子，根本没有用力，我看得出来，他们是出于板上的人的威逼才打我的，他们在打我的时候，流露出同情和无奈，但又害怕被别人知道他们没有用力，就尽可能地装出很卖力的样子，他们的目光似乎在向我请求宽恕，向我诉说他们是不得已的。

八九个人轮番打下来，我的身上都已经湿透了，嘴里涌起一股腥甜的味道。前胸一开始是被击打的钝痛，然后变成一片火烫和针刺的感觉，再后来开始变得麻木起来。每一拳似乎都要把我的心脏从嗓子眼里震出来，头上的汗水随着拳头的击打洒得到处都是。太阳穴剧烈地跳动着，两耳轰轰作响。我想号子里一共二十个人，到现在一半还没有打完，而且越往后拳头的份量越重，只怕坚持不到最后我就会变成一个废人。

铺板上面的人这时正得意地望着我笑。我隐约觉得自己上当了，不能让他们再打下去了，趁我还没有失去意识，还有挣扎的力气，不然即使不死我也会被他们打成残废。我不顾一切地突然挣脱那两个人的手，把我面前正在打我的那个人一下子撞倒在地。我的两只没有鞋带的鞋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没有裤带的裤子也掉到了膝盖下面。

铺板上面的人看见我反抗，一下子都紧张起来。有两个人跳下铺板，他们和先前抓住我的胳膊的朱丁及小五子一道，揪着我的头发，搂住我的胳膊，抱着我的腿，想把我按倒在地。有一个人用膝盖抵住我的腰部，拽着我的头发把我使劲往后扳，我听见自己的脊椎骨发出啪啪的声响，我感觉到它们要断了。我往后一倒，压在了这个人的身上，收起双腿奋力地蹬出去，我听见有人撞在铺板上的声音，我的两腿顿时松了下来。我翻过身，用肘狠捣我下面的那个人的脸，我的胳膊也解放了出来。我想站起来，却被小腿上的裤子绊住了，我顺势一头撞在一个扑向我的人的裆部。他顿时发出一声惨叫，两手紧捂住裆部慢慢地蹲了下去。

俗话说：song的怕狠的，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我两眼通红，不顾性命地跟他们拼斗，竟使他们奈何不得我。也许他们在号子里呆得时间太长，身子虚弱的缘故。他们带着伤，呲牙咧嘴地又撤回到铺板上。有一个人脸上和嘴角都是血，另一个人捂着头在吸气，那个被我撞在裆部的家伙勾着腰，慢慢地挪到了铺板上。

我坐在地上，喘着气，觉得嘴里有一股咸味，一吐唾沫，全是血。我的左边的胳膊火烧火燎的痛，一看，上面有一条十几厘米长、两厘米宽的皮都破了，上面渗出了一个个的小血珠，估计是在搏斗中的水泥地上蹭的。

马哥默默地坐在铺板上，刚才他和其他人一道目睹了这幕闹剧，他紧锁眉头，不满地看着他手下的残兵败将。戴脚镣的人若有所思，他抿着嘴，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从嘴里流露出来。

那些没有将我征服就撤到板上去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嘀嘀咕咕，然后他们大声说：“他妈的，算了算了，等晚上他睡着了的时候，用被子把他裹起来好好地收拾他。”他们说这话的口气好像他们刚才并不是没有把我制服，而是他们根本就不想这么做，他们之所以不这么做，完全是为了等到晚上再来给我颜色看的。他们又开始说笑起来，似乎刚才失败的羞辱根本就没有发生过。只是他们不时阴郁地朝我一瞥，道出了他们心中的不安。

除了马哥和戴脚镣的人之外，板上还有两个人没有参加对我的围攻。我看得出来他们两人和板上其他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和其他人应酬几句。这在场搏斗结束以后，他们在其他人不注意的时候相视一笑，并且悄悄地互击了一下手掌。他们互相点点头，好像在为一种隐秘的决定达成一种默契。他们中的一个人在铺板上走来走去。他走到背对其他人的地方，朝我挤了挤眼，并且翘了一下大拇指。然后他又若无其事地回到那一伙人中去，跟他们聊了起来。

危机暂时解除了，我的胸部又像针一般地疼痛起来，我尽量微微地喘气，以减少肺部膨胀与收缩的幅度，缓解胸部因起伏运动而产生的疼痛。我两腿发软，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我真想就这么坐在地上闭着眼睛什么也不去想，可我还得防备着他们对我的偷袭，盘算着如何化解晚上的第二轮打击。由于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一天来的痛苦经历和险像环生的搏斗所导致的身心疲惫，我坐在那里进入了一种幻觉状态。我渐渐地听不到号子里的说话声，周围的人从我的眼前消失了，我曾经历的过去的景像却走马灯似的在我面前闪现。

『4』四

叮铃铃……

一阵尖利的电铃声吓得我打了个冷战。号子里的人一下子都站了起来，向那个包着铁皮的木头门涌去。铺板上有个人一脚跺开了那道门，一下子跳了出去，其他人也跟着一窝蜂地挤出去。一股清新的空气从外面灌进来，外面原来是一个小院子。我想跟在他们后面出去看看，可我怎么也站不起来，稍稍晃动一下身子，被他们打过的地方竟撕裂般的痛。我的心里一阵悲哀，如果他们今晚再对我发动攻击，我想我是抵挡不住了。难道我会像条狗一样死在这里，难道我的人生刚开始就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感到脸上痒酥酥的，两颗眼泪顺着脸颊慢慢地滚落下来。

“出来！新来的出来！”有人在院子里叫着，“出来洗个澡，把身上的臭味洗掉。”那个冲洗便池穿着破旧形容委琐的老头把我从地上扶起来搀到院子里。这是个十几平方，略成长方形的小院子，顶上是16毫米粗的钢筋网，大约能容得下一只胳膊伸出去。我顿时产生一种焦躁不安的感觉。虽然今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飘浮着白云的蓝天却被钢筋网割成了无数碎块，就连照到院子里来的阳光也变得支离破碎了。这种感觉刚来的时候体会得尤为深刻，时间一长，就麻木了，习惯了。

在院门上方两米高的地方，沿着墙有一个走廊，它将所有的号子连在一起。走廊与钢筋网齐平，两个背着枪的武警在走廊上转悠，他们严密地监视着号房里的动静。有时他们也跨过走廊的栏杆走到钢筋网上来，他们脚下的泥土掉在院子里，掉在犯人头上。

院子里的犯人忙成一团，乍看有些混乱，仔细观察一下却觉得有条有理。有两个人把挂在钢筋下面的一根横贯院子的粗钢筋上的衣服和被子收进号子叠好。另外几个人在洗衣服，他们中的一个人在搓，一个人些用刷子刷，另一个人在用干净的清水清洗他们洗过的衣服。有一个人在墙角边一个流得很慢的水龙头上接水。由于放风时所有的号子同时用水，所以水龙头上的水流只有细细的一线。他把接满水的盆子端给正在清洗衣服的人，清洗衣服的人把洗过的水留给搓衣服的人，搓衣服的人洗过后把剩下来的水倒在一个大盆里，冲便池的老头把这大盆里的水端进号子冲洗便池。他用牙刷在搪瓷便池内外仔细地刷来刷去。另外一个端了一盆清过衣服的水进号房抹地，他跪在地上很耐心地一点点地抹着，不时地把抹布在盆里搓洗一下。抹铺板的把板上的被子一床床叠好，摞在墙角边，然后从接水人手中端过一盆清水，开始抹铺板。衣服洗好后，接水人就把一盆盆的水端进号子里，顺着墙边码在过道上。这些干活的人很少说话，他们小心仔细地干着自己手中的活，甚至有些战战兢兢。那些属于铺板上的人，他们洗过脸之后在院子中的一块干爽而又有阳光的地方围着马哥和那个戴脚镣的人在谈笑着。

马哥见我站在院子门的旁边，就招手让我过去，我慢慢地挪到他的身边，他把我的外衣衣领拽开来看了看，说：“你这件羊毛衫还不错嘛，脱下来让他们洗洗。”我说：“我的衣服还不脏，不用麻烦他们了。”我的还没说完，哗的一声，一盆冰凉的水从我的头顶一直浇到了脚跟。我打了个寒战，回头一看，又是那个矮冬瓜，我真想扑过去把他撕碎了。他闪到马哥的身后，嘿嘿地冷笑说：“叫你脱，你就脱，噜嗦那么多干什么？”看着我浑身是水，一脸愤怒的滑稽样子，马哥和那几个在吹牛的家伙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我咬着牙，艰难地脱掉了冰凉湿透的衣服。

“拿两件衣服给他换上”，那个戴脚镣的人说。一个正在洗衣服的人把手在身上擦了擦，跑进了号子里拿了两件衣服出来。我不得己，只好换上了这些不伦不类的衣服。马哥他们看见我穿上这身衣服，又哈哈大笑起来。马哥边笑边说：“看守所不错吧，你没有衣服穿，马上就有人给你送来，你看我们多关心你，你是掉到福窝里来了。”其他人也跟着你一言我一语地把我当作取笑的对像。

我的这身打扮，如果扮演战争时期逃难的难民一点都不用化妆。一条皱巴巴的洗得发白的蓝球裤，屁股上用一块不规则的灰布打了一个大补丁，曾经绽开的裆部用很粗的白卡线草草地缝了起来，两条裤腿一只没松紧，另一只已经开了岔，短得几乎吊在膝盖上。上身是件破黄球衫，外面披着一件散发着怪味的没有钮扣的棉袄。这时有人递给我一根用破布编成的裤带让我系上，这样可以使断了松紧的球裤不至于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