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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军老婆抽泣说：“那你现在怎么办呢？万一他们发现了你怎么办？你还是出去躲一躲吧。”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况且又能到哪里躲呢？还不如听天由命，就呆在家里，我已经做好了被抓的思想准备，要是我被抓了，你不要太难过。我估计这次被抓，判刑肯定不轻，那时候你就走自己的路吧。我一个人，随便怎么都能过，你不要掂记我。”

“你不要这样想，你就是死，我也跟你一块死。我哪儿也不去，不管你判多长时间，我都等着你。”

没过几天，这件案子就被公安机关破获了。因为王玉林的老婆当时从窗户上看见了程军同事的脸。她虽然不认识他，但她觉得这个人面熟，他向公安人员描述了程军同事的长相，并肯定他住在不远的地方。公安人员根据王玉林老婆提供的作案人的特征，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找到了程军的同事，程军也跟着束手就擒。

程军被捕后，公安人员提审他，问他钱都藏哪去了？程军说：“吃了，花了，用光了。”提审他的人不相信，问他怎么会三天时间花一万多块钱？他说：“像我这样的穷了半辈子的人，终于有一天有了这么多钱，我就快快活活地享受了一下。我吃大餐，嫖女人、赌钱，一万多块钱花三天时间，你们再给我一万我也花得掉。”提审他的人不再追问他钱的事，程军这才放了心。他宁可在量刑时被加重，也不愿把钱交出来。他觉得必须让女儿不再为了学费发愁，让老婆能改善改善生活条件。

程军开庭的时间较长，一直到号子里吃过饭以后才回来。号子门一关上，他就从袜子里、鞋垫下面和袖筒里把拆散了的香烟拿出来。董贵堂把这些烟用卫生纸包上交给张定邦。程军的情绪很激动，在铺板上走来走去。

张定邦说：“给你留了饭，快吃，等一下就冷掉了。”

程军说：“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许文兵笑着说：“今天开庭在外面吃什么好东西了？老婆孩子都来了吧？”

“都来了，还给我炖了一只老母鸡。家里亲戚来了一大帮。老婆一看见我就哭。开庭的时候，她坐在下面一直抹眼泪。搞得我心里十分难受。我都没心思听公诉人和法官讲些什么了。他们问我什么我就答应什么，反正我也无所谓了。庭审中间休息了半个小时，法警把我带到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我老婆让法警把用保温桶装的老母鸡汤递给我，他们全都挤在窗子旁边看我吃。我只喝了几口汤，吃了一只鸡腿就再也吃不下去了。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太激动了。平时在号子里像个饿死鬼，恨不得吃一头牛，可在那种场合下，我什么都吃不下去。家里人又是递香烟，又是递水果。我向他们要了几包烟藏了起来。我抽了一根烟，肚子里难受得要命。最让我感到难过的是，我女儿抓着窗子的钢筋，含着眼泪不停地叫我爸爸，叫得我心里像猫抓的一样。我跟老婆说，这次我判得重，叫他不要等我了，她就是不干，一边哭一边叫我放心，她一定把女儿带好等我回来。嗳，就在那一会儿，我真感动，我觉得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候了。可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法警就把我带出去做最后的陈述。我陈述个屁啊，我满脑子都是老婆女儿，女儿老婆，连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不知道。我那同案倒很冷静，这次开庭他家里一个人也没来。我趁法警没注意的时候，偷偷塞给他一包烟。

“你应该请律师为你辩护。法庭调查很重要，它直接影响到对你的量刑。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许文兵说。

“请个屁律师，不就那么点破事么，他们爱怎么整就怎么整。我现在就是案板上的肉，要割要剁，随他们的便。请律师不得要花钱，我不就是为了钱么？花那冤枉钱给律师，又起不了多大作用，我不是发神经么？哦，我倒忘了，老婆还给了我二百块钱。”程军从西服衬里一个用香烟烫出来的小洞里抠出一个卷成小卷的二百块钱来递给许文兵说。“这给号子里买香烟抽吧。”

许文兵把钱交给张定邦说：“还是你把收起来。”

许文兵坐在那里沉思了好久，长长地出一口气说：“我都开庭两个月了，判决还没下来。如果能判死缓的话，那我就满足了。”

张定邦说：“快了，你不要急，肯定是死缓。”

“我心里很矛盾，既想早一点知道判决的结果，又害怕判决下来。我怕自己接受不了死刑的判决。”许文兵两眼呆呆地看着前方，好像在自言自语。“我常想，要是判决就这样永远不下来多好，就像他们已经忘记了我这个人，我情愿一辈子蹲在号子里，把牢底坐穿。不过这得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事先知道判决不会下来，否则，我一辈子在焦虑、恐惧和心惊肉跳中度过，那我情愿选择死。死固然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但死了之后，这种痛苦也就没有了。俗话说，长痛不如短痛，与其忍受钝刀子割肉，不如一下子砍掉脑袋，这样就一了百了了。有时我又想，人活着不就是活得一种感觉么？幸福的感受、不幸的感受、痛苦的感受、快乐的感受、悲伤的感受、喜悦的感受，毕竟还是有感受的。而死了呢，什么感受也没有了，我活着，就能看到蓝天白云，感受到阳光照在我身上的温暖，我能感到蚊虫叮咬时的痛痒和吃到可口美味时的快感，我能从别人的表情上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也能感受到自己大脑中隐秘的思想。我有时感到在恨，有时感到在爱，我的感受使我的心灵像大海的波涛一样起伏激荡，像彩虹一样五彩缤纷。我觉得，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有时我又觉得，每一个人，迟早都是一死。对于已死的人来说，他已经死了。死了，也就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他就不会再有什么留恋了，也不会再需要什么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那些还没有死的人，最终也得要死，哪怕他春风得意，应有尽有，当死亡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他只能两手空空而去。死亡是每个人的最后归宿。活着的时候，无论怎样奋斗，怎样追求，怎样享乐，怎样痛苦，在死亡面前，又算得了什么呢？无论你怎样爱惜自己的生命，也无论你怎样讲究养生之道，但最终还是逃不脱死亡的拥抱。就像那些留恋热闹舞会的人们，最终还得在散场的时候回到自己冷寂的家中。有时我想，既然人都逃不脱死亡，我还不如慷慨赴死。但又想到自己将被绑赴刑场，让炽热的子弹穿透我的头颅，我就感到死亡的可怖。我常常被死亡的狰狞面目从梦中吓醒，浑身沾满了又粘又稠的冷汗。”

张定邦说：“你不要想得太多，你不会死的，我看过你的起诉书，你有自首情节，你杀她不过是一时冲动，并非蓄谋已久，而且情节又非恶劣。现在国家对判死刑很慎重，轻易不会判死刑的，像你这种情况最多是死缓。”

许文兵握住张定邦的手说：“我知道你在安慰我，你要是我的审判长那就好了。话虽这么说，我还得做好死的准备，不然到时候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

“我有一个预感，你的判决很快就会下来了，绝对是死缓。到那时，用程军带来的这钱，叫送饭的买你最喜欢吃的牛脯。我们好好庆祝庆祝。”

“我怕我等不到那一天了。”

“你怎么这么没信心呢？人是活在希望中的，你要想开一点。”

“苏格拉底说过，哲学家应该为死而生，我不是哲学家，但我的处境告诉我，我必须在生中想着死。我只有先到死中去，不断地体味死亡，练习死亡，等我熟悉了死亡，领悟了死亡的真谛，我才能不害怕死亡，从而超越死亡”,许文兵停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沉痛起来，“当初，我之所以杀了她，就是因为我的世俗欲望太强烈了，在生活中遭受一点挫折就受不了，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节制。其实，人生还有什么挫折比死亡大呢？现在想来，那些所谓挫折，只不过是我们在理解人生时所必须要做的练习题，也是我们为了掌握人生所必须要交的学费。说来真可笑，如今走到这一步，我还不能免俗，在号子里整天为一些蝇头小利、蜗角虚名争来夺去。”

我觉得许文兵的思想很深刻，很想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特别是他怎样走上杀人这条路的经历。但他一直讳莫如深，不愿提起这段往事。仿佛一回忆过去的经历，他的内心就会不得安宁。

我从他的起诉书中得知，他杀死的是他的情妇。他们已经同居三年多了。许文兵在前有一个老婆，没有孩子，在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他的情妇。她主动地追求他，两人经常在一起幽会。后来，许文兵的老婆知道了，跟他离了婚。他就正式跟情妇同居，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后来他的情妇迷上了网上聊天，在网络上结识了一个男人，并和这男人见了面。她提出要和许文兵分手，许文兵不同意，他的情妇就说反正他们没有结婚，她有行动的自由。她和那个男人私奔了。许文兵经过多方打听，找到了他们的住处，恰好那个男人不在，他要她的情妇跟他回家，她不愿，两人话不投机，争吵起来。他一气之下跑到街上买了一把水果刀，胁迫他的情妇。他的情妇说：“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不跟你回去。”两人撕打起来，在争夺刀子的过程中，刀子划破了他情妇的胳膊，她大叫起来：杀人了！杀人了！他又急又气，惊慌之下朝他的情妇捅了两刀就跑了，其中一刀捅进了心脏，他的情妇当时就死了。他慌不择路，跑到一座山上，当晚公安局组织群众搜山，他躲在灌木丛中没有被搜到。公安局派人在山下巡逻，他不敢下山。一连三天，他只能用石块和手扒些草根在嘴里嚼嚼，他又饿又渴，又没有勇气自杀，只好下山投案自首了。

『10』十

一转眼，我在号子里已经呆了快一个月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老母鸡和板下的一个犯人已经拿过判决调到后面号子去了。号子里又进来两个新犯人，一个叫盛和志，一个叫刘明胜。刘明胜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长相平庸俗气。他的脸肿了，看起来像和别人打过架。他的罪名是抢劫和强奸。他没有别人刚进号子里的那种拘谨和恐惧，显得很平静。他把腋下夹着的一条脏乎乎的棉被放在门边的地上，冲着号子里人傻笑，那条用广告横幅缝成的红黄两色的被套上还可以看到“电信”“钻山风”等字样。他对号子里的环境似乎很熟悉，也很能适应。他把进来时的第一顿饭一扫而光，好像觉察不到号子里的饭菜与社会上的差异，或者他原本在社会上吃的饭菜就跟号子里一样。他能吃能睡，一点也不为自己将来的命运担忧。

董贵堂让麻鸭在刘明胜身上练了一通拳脚之后，他还是一副乐天知命的样子。号子里的人七嘴八舌地问他是怎么强奸的，强奸是姑娘还是妇女。人们叫他描述一下细节，他说他说不上来，也记不太清楚了，等他干完之后，还不知道是怎么干的。

张定邦让他把被套拆下来等放风的时候好好洗一洗。那被套的两头像在酱油中泡过一样乌黑，整个被面到处是灰土和一块块的污渍。拆下被套后，里面破旧的棉絮像是从冻库里拿出来又掉在灰堆里的猪板油，灰扑扑沉甸甸的，中间已经成块地脱落，被人用线勉强连在一起，原先覆盖在被子上的鱼网状纱线，已结成了团，长短不齐地拖挂着。就这样一条被子，扔在街上都不会有人要。

盛和志是贩毒进来的。他先是吸毒，而后贩毒。来之前已在戒毒所蹲了一年多时间。他进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我们以为他是从别的看守所转过来的。他把被子往铺板上一扔，踢掉鞋子就跑到铺板上睡起来。麻鸭狠狠地踹了他几脚，抓起他的衣领把他从板上拖下去。他那副无所谓的样子顿时变得凶狠起来。他扑到麻鸭身上，想把麻鸭摔倒。董贵堂冲上去照着他的后脖颈猛击一肘。他大叫一声，双手抱着脖子蹲了下去。董贵堂又对着他的胸口来了一脚，把他踢得仰面朝天倒下去。董贵堂还不罢休，又在他的脸上来了两拳，血顿时顺着他的鼻子流了下来。他恐怖地大叫起来：“救命啦！救命啦！”

所长打开小铁窗，问：“哪个喊救命？”

他从地上爬起来，带着哭腔指着董贵堂说：“他打我，他打我。”

所长点点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嗯，打得好，打得好！”

盛和志说：“他打我，你怎么不管呢？”

“管，老子马上就管。你他妈的，你以为你是谁？你这屌东西配打，日你妈，看你这屌味道，老子都想进来打你”，所长对板上人说，“他要是再叫的话，给老子治他，不老实的东西，你以为这是你家啊！”

所长走了，盛和志变得老实了，脸上显得憔悴起来。麻鸭把他的被子踢到地上去。他把被子团成一团，在墙边上坐下。号子里人问他进来的原因，他谈了自己贩毒的经历。

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盛和志做起了服装生产，成了先富起来的那一批人。吃的、穿的、住的、用的，都走在了别人的前面。他建了一幢豪华的住宅，买了轿车，讨了一个温柔漂亮的老婆。这些在普通人看来是无法企及的梦想。可他还是认为自己不幸福，他觉得生活既枯燥又单调，成天除了打麻将泡酒吧以外，好像没有别的事可干。他的那些朋友为了给他找刺激，带他去玩小姐。他觉得玩小姐很过瘾，自己的老婆虽然漂亮，但没有小姐会调情。她们经验丰富，很善于把他的情欲调动起来，让他得到满足。时间一长，他对玩小姐也厌烦了，觉得她们娇揉造作，太过夸张，不懂含蓄和矜持的魅力。他的朋友又带他结识了一些娱乐圈里的人，这些娱乐圈里的人很多都是瘾君子，他们在盛和志面前并不回避这种嗜好，还当仁不让地向他介绍这种嗜好的种种妙处，说这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身份高贵气质出众的人都在其中寻找乐趣，它能给人带来一种特殊的超人间的体验，是人们终生寻求却无法得到的幸福的体验。

盛和志一开始不相信，但禁不住这些朋友的规劝和敦促，他便尝了尝，觉得这东西很苦，让人想吐。朋友们笑着说：“一开始都这样，多来两次就适应了。”就这样，他走上了吸毒之路。他先是放在香烟是里吸，后来直接吸食，再后来，这种靠肺部的吸收已经不过瘾了，他就开始注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注射的剂量逐渐加大起来。吸毒以后，他的生意荒废了，就干脆转让给了别人。四五年下来，他引以为自豪的靠自己的双手积累起来的家产也陆续被他吸光了。他卖掉房子和汽车，老婆也跟他离了婚。可他的毒瘾并不因他的金钱减少而变小。他很后悔，就尝试着戒毒，可毒瘾像一头怪兽牢牢地抓住他不放，迫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个企图。没有钱买毒品，他就发展产新的吸毒者，然后卖毒品给这些新上瘾的人，从中赚取自己的那一份。这样他正式做起了贩毒生意。终于有一天，他栽了下去，先被送进戒毒所，然后又被关进了看守所。

从表面上看，盛和志对号子里的其他人恭恭敬敬，但在内心，他却拒人于千里之外。第一天因为挨打的恐惧和对新环境的不适应，他老老实实地讲了自己的犯罪经过，等他开始熟悉了这个环境，感觉到危险已经解除了的时候，他立即将自己封闭起来。他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对号子里的一切不是冷眼相看，就是视而不见。我几次主动和他接近，他都用各种方式回避了。与他相比，刘明胜倒很好相处，这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很乐意巴结我。我只要对他说几句表示关心的话，他就很感动。他对现实的理解与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熟悉的都是二十年前的事，对当今社会很陌生。好像他是生活在二十年前的人，突然间乘坐穿越时空的时间机器，或者误入时空邃道，来到当今这个世界似的。有一天，刘明胜对我说：“我们到边上去，我有一件事跟你讲。”我心中一动，就和他来到一个墙角里坐下来。

刘明胜说：“我这次犯罪是故意的。”

我说：“除了少数过失犯罪，所有的犯罪都是故意的。”

他见我没有理解他的意思，急忙分辩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这次强奸、抢劫是因为我想到劳改队去，才故意这样做的。”

我很吃惊，又问了一句：“怎么，你是为了想到劳改队去坐牢，才故意动强奸抢劫的？”

“是的”，他望着我，脸上露出了傻乎乎的笑容。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为了想去劳改队而犯罪，难道他是一个受虐狂，把接受惩罚当作生活中的一种需要？我迫不急待地问他为什么想到劳改队去，还有他这次犯罪的经过。他尽自己所能告诉我。他的叙述很零乱，时间上常常前后颠倒，而且啰嗦，反反复复。我对其中不太清楚的地方和一些被他忽略的细节都进行了追问，最后对他的故事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11』十一

刘明胜出生在三山镇上，他父母都是老实而胆小，从不为人所注意的普通百姓。他是个独生子，父母从小就对他十分宠爱，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晒了。刘明胜生活在这平静而又温暖的家庭中。那时候人们普遍清贫，混得好的，也不过关起门来多吃几顿肉。刘明胜初中毕业后，在家里混了两年，被街道的建筑队招去当了工人。一开始工资十八块钱一个月，后来涨到二十一。刘明胜很满意，这份工资不仅够他的伙食费，而且还能留几个花花。这时他已经二十出头了，他父母暗中留意想给他讨个老婆。他自己也感到有一种追求异性的渴望。

那个时代的三山镇，年青人谈恋爱常常在马路上。那是一条横贯小镇的柏油马路，两头都通向遥远的地方。据说，沿着马路可以到达全国的任何地方。每到傍晚，人们吃过饭后，便喜欢到马路上来蹓跶，一家人悠闲地在马路上边走边聊，和熟人打着招呼，孩子们跑前跑后，吵吵嚷嚷。那时候，马路上的汽车不像现在这么多，偶尔才有一辆开过来，汽车的速度也不像现在这样发了疯似的狂奔。汽车开过去，也不会扬起漫天的灰尘。

马路两边是粗壮的法国梧桐树，茂盛的枝叶拱卫在一起，在马路上行走，如同走在一个游廊里。天一黑，马路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姑娘们三五成群在马路上散步，她们穿上了平时舍不得穿的漂亮衣裙，时而像路边的蟋蟀那样咯咯地笑起来，时而像百灵鸟那样轻快地唱上两句。汽车开过来，车灯照亮了浓荫覆盖的马路，如同穿行在一个幽深的邃道里。在灯光的映照下，姑娘们像绕着灯火飞翔的五彩缤纷的蝴蝶，她们的头发被车灯照耀得像是燃烧了起来。她们时而搂在一起说着悄悄话，时而又清脆地放声大笑。

在姑娘们的后面，时常跟着几个小伙子。每当此时，姑娘们就显得骚动不安而又沾沾自喜。小伙子则装得沉着老练而又不急不躁，他们互相打趣，开玩笑以吸引姑娘们的注意力。寻找机会向姑娘们献殷勤。如果男方圈子中的一个小伙子看中了女方圈子中的一个姑娘，他就会把话题集中在这个姑娘身上，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出他的话针对这个姑娘，但姑娘们马上就明白他的意图。她们便把“火力”集中到那位姑娘身上，开玩笑让她请客，让她老实交代。姑娘被姐妹们弄得很窘，那位小伙子便挺身而出为她辩护。这下姐妹们更是不依不饶，她们呵着姑娘的痒痒，说还没到一起过日子，就开始护着了。如果这位姑娘同意跟小伙子交往，她就会对姐妹们说，我累了，想回家睡觉了。她的姐妹们心照不宣，都说回去吧，回去睡个好觉，做梦找一个好男朋友。小伙子也会离开自己的圈子，悄悄地跟上姑娘。两人从此走到了一起，开始单独来往。这条马路目睹了年轻人恋爱的秘密，充当了他们的媒人和保护神。这条马路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带来无数温馨的回忆，特别是当夜幕降临，月亮升起的时候。

刘明胜正处在谈情说爱的年龄，他常常和建筑队的几个同伴在吃过晚饭以后到马路上来追寻自己的梦想。他已经看中了一位姑娘，每次见到她，他把自己的满腔热情用最平常的语调掩饰起来向她倾诉。姑娘的小姐妹们一见到刘明胜来了，就都问他什么时候买糖给她们吃。姑娘追着打她们，要撕她们的嘴，姐妹们笑得喘不过气来，向姑娘求饶。她们向刘明胜告状说她太凶。她们说刘明胜将来讨了这样的老婆肯定没好日子过。刘明胜说他最喜欢这样的老婆。说她的粉拳捶打在他的身上如同在给他按摩。对刘明胜的大胆进攻，姑娘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不同意，她总是羞怯地低着头。有时她喜欢和刘明胜顶牛，刘明胜说正，她偏说反，刘明胜说对，她偏说错，反正刘明胜说什么她就否定什么。她在刘明胜身上行使自己的威权，却说不敢干涉刘明胜的自由。刘明胜每次都迁就她，说她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姑娘，自己是天下最笨的傻瓜。他知道姑娘喜欢他，可他几次暗示想和她单独在一起，她却装作不知道。

这一天傍晚，刘明胜又和他的两个同伴，一道去马路上迎接那群出来散步的姑娘。三人走走停停，等了好久，还是没见姑娘们露面，他们边聊边沿着马路走出镇外。越往前，出来散步的人就越少。一辆手扶拖拉机从对面开来，昏黄的灯光在马路上跳动。刘明胜的一个同伴心血来潮，说：“把拖拉机拦住，找他搞包烟抽。”三个人于是站在马路当中，迫使小拖拉机停下来。

刘明胜的同伴模仿着刘兰芳的口吻，学着评书《岳飞传》中的山大王的神气，大声叫道：“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刘明胜把挂在腰间的钥匙拍得叮当直响，说：“快把钱掏出来，不然的话，我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

开拖拉机的是个又瘦又黑、衣着肮脏破烂的中年人。他用颤抖的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毛六分钱，交给了刘明胜的同伴，然后把身上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刘明胜指着他那满是灰土的红球衫胸前的口袋说：“那个呢？”开拖拉机的呐呐地说：“哦哦，这个我忘了。”他从那个口袋里掏出当时只卖八分钱一包的丰收香烟，交给了刘明胜的同伴。刘明胜的同伴打了他一个耳光，骂了一句：“老东西，不老实。”然后手一挥，让拖拉机滚蛋了。开拖拉机的直接把拖拉机开到派出所报案了。

三个人在睡梦中被叫了起来，用绳子捆到了派出所，第二天又转到了看守所。这一年正好是八三年，他们赶上了那次著名的全国性的大逮捕。大逮捕的那天晚上，全国各地的公安局、派出所、民兵、联防队汇同政府工作人员同时行动，展开了秘密的抓捕活动。当时各乡镇都下达了具体抓人的数字，人数够不上的，就由当地派出所和政府工作人员商定抓谁。许多得罪过乡镇或大队干部的人，没有任何犯罪行为都被抓了起来。由于抓得人太多，塞满了看守所的号子，还把学校的教室和部队的仓库腾出来关人。刘明胜等三人被疏散到了部队的仓库。三个月后，他们被判了刑，刘明胜的一个同伴判了死刑，另一个十五年，刘明胜被判无期徒刑。他庆幸自己捡到了一条命。

刘明胜到劳改队不久，家里来了一封信。信是他母亲央求邻居写给他的。告诉他，他的父亲因为他犯了罪，又羞又气，就在他被抓的第二天上吊自杀了，他的母亲同时失去了儿子和丈夫，整天以泪洗面，结果哭瞎了双眼。第二年家里又来了一封信，还是那个邻居写的。告诉他，他的母亲去世了，是邻居们合伙安葬的。刘明胜受到了这两次打击，变得沉默起来。他认为是他间接杀了自己的父母，他不能原谅自己。他对自己那一时的荒唐痛悔不已。两年后，他的无期徒刑改为十五年。刘明胜默默地干着自己的那份活，他像一部机器，每天按时出工收工，吃饭睡觉，很少与别人往来。别人为了记功减刑，挖空心思在政府干部面前表现自己，暗地里互相打小报告，争得不可开交，刘明胜总是坐在一旁想着自己的心思。他现在真正体会出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一开始，他恨自己，恨命运的不公平。后来想开了，觉得人生不过是一场玩笑，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老天爷跟他开的一场荒诞而带在悲剧色彩的玩笑，人生其实并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他在劳改队蹲满自己的刑期，别的犯人祝贺他即将获得自由时，他既不高兴也不悲伤，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换了个吃饭的地方。

回到家乡，刘明胜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家了。家乡的变化太大了。他记忆中原来那条青砖小瓦的徽派建筑的古旧街道，已变成墙上贴满瓷砖的高大水泥楼房的大街。原来那条铺着青石板的寂静而幽深的小巷，已变成了人来车往的水泥马路。他费了好大的劲，才在街边找到一根没有被拆掉的熟悉的电线杆，并在电线杆的参照下，找到自己原先家的地址。那儿现在开着一家鲜花让。鲜花店装璜得富丽堂皇，高大的玻璃门上贴着显目的唐人诗句：一束深色花，十户中人赋。诗句的意思正好与鲜花店的目的相反。

刘明胜问老板，这儿原来的房子是怎么拆掉的？店老板问他干什么？他说：“这儿原来是我家，我有快二十年没有回来了，现在我找不到自己的家了。”

让老板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花了三十多万才买得了这两套门面房。这条街上以前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是从外地来的。你要找的话就去找政府吧，是他们拆的这条街，我这两套房子也是从他们手里买的。刘明胜觉得店老板讲得也对，就向他打听镇政府在什么地方，因为他来的时候看见政府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店老板告诉他，政府在新马路上，新马路朝东方向，一直向前走，在左手边能看到政府门楼子上的大铜字。

新马路比他记忆中的那条马路宽了四五倍，各种车辆呼啸往来跑个不停。马路两边宽阔的绿化带后面是一幢幢高大的楼房。那是税务秘、工商所、派出所、计生办、法庭等政府机关，没有一家私人住宅。这些楼房看起来刚建成不久，有的还在装璜。在一幢豪华的大酒店隔壁，刘明胜看见了镇政府大楼。他走进大院，在一间办公室里看见有三四个人在聊天。办公室里的人看见一个衣着古怪，脸色苍白而且呆头呆脑的人进来，一下子都往了嘴，他们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换成了一种警惕的冷漠，上下打量着刘明胜。刘明胜的这身衣服，是几年前流行的一种服饰。他的一个狱友在他临走的时候，看到他身上除了劳改服，已经没有别的衣服可穿了，就把自己几年前带进劳改队，一直舍不得穿的一套衣服送给了刘明胜。这身衣服还是大半新的，只是款式与今天相比已经很落伍了。办公室里的人经过短暂的沉默问刘明胜来干什么？刘明胜很紧张，他掏出释放证给他们看，结结巴巴地把自己的事说了一遍。

办公室的人说：“这个，我们管不了，你去找书记。”刘明胜又问书记在哪里，他们说书记现在不在，让他明天早上来，早上八点在书记办公室门口等他。刘明胜谢过他们回头要走，有一个人补充说：“三楼，三楼办公室。”

从政府出来，刘明胜又加到了他家原来住的那条街上。他仔细打量街上和店铺里的每一个人，看看有没有熟悉的面孔。他从街这头走到那头，一个熟人也没看到。他离家快二十年了，那些老面孔很多已经不在人世了。当初他在家时的那些小孩子都已经长大了，他又怎么能认识呢？那些和他差不多大的人，现在都已经老了，乍一见面，也不容易认出来。除非双方在交谈时提到过去的经历，这才恍然大悟，依稀从对方苍老的脸上辨别出过去的痕迹。况且现在这条街已经成了有钱的生意人的街道，他们是从各地汇聚到这儿来淘金的。街上原来的老住户绝大多数都已经搬走了，刘明胜怎么能找到他们呢？他从街道的另一边又走了一趟，还是没有见到一个他感到亲切的熟人。在这个陌生的故乡大街上，他像来到一处从未到过的异地他乡。他感到孤独和恐慌，鼻子一阵发酸，眼前的各种景物变得模糊起来。他真想扑在母亲的怀里大哭一场。可他连父母葬在哪儿都不知道。

暮色慢慢地从四面聚拢，街上的路灯已经亮了起来，两边的店铺更是灯火辉煌，饭店、餐馆和大排档都已到了生意最火红的时候。酒气混着菜肴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大街。刘明胜觉得自己已经很饿了。早上在劳改队吃了一碗稀饭出来，到现在还没有吃过一口东西。他摸出口袋里的三块二毛钱，这是他回来的时候，劳改队给他的路费中剩下的。三块二毛钱，连一盒快餐饭也买不到。他咽了一下口水，继续往前走。前面一盏路灯底下有一个烧饼炉子，一个胡须巴拉的老头正用火钳往外夹烧饼。刘明胜走过去问烧饼多少钱一个，老头用含糊不清的声音说：“一块钱两个”。刘明胜买了两个烧饼边吃边走，又来到了新马路上。他吃完烧饼觉得口渴，在路边一处正在建设的大楼工地上，他找到一处露天的自来水，痛痛快快地喝了个饱。

他沿着大马路闲逛起来，路边大楼的窗帘后面灯火通明。马路上除了汽车只有他一个人。大风把过往车辆扬起的灰尘撒得满天都是。虽然已经是三月份了，他穿的单薄，在晚风中冷得瑟瑟发抖。他多么想走进一个温暖而明亮的家中。他想象着那些映出灯光的窗帘后面，一家人围在桌前吃饭的情景：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大大的，房间里流溢着温暖的气息和饭菜的香味。那该是一种多么幸福的生活。而他只能像孤魂野鬼一样在清冷的大马路上漂泊。马路已经出了小镇，穿行在一片黑暗的田野之中，他累了，脚也麻木了。要是眼前有一张床，他会马上倒在上面呼呼大睡。可是除了汽车的呼啸而过，只有耳边的呜呜风声。

刘明胜快步往回走，镇上的灯光又在远方的地平线上闪烁。他走进了路灯的灯光下，看见工商所的大楼旁边有一间用石棉瓦盖起来的简易停车棚，车棚的两扇钢筋大铁门半开着。他从前面院子大半人高的栅栏上翻进去。车棚用砖砌成，虽然没有粉刷却可以遮风挡雨。里面除了一个塑料袋和几张废报纸之外什么也没有。他想了想，又翻出院子，在乱七八糟的建筑工地上偷偷地扛了一块竹笆子放进车棚，又从附近农家的草堆上抱来一些稻草在竹笆子上铺好，再从院子里找来一块砖头当枕头。他脱掉鞋子，满意地倒在这个简易的床上。

哗啦啦，一阵卷闸门的响声把刘明胜惊醒。天已大亮，院子里工商所的大门前传来了说话声。“坏了，上班了。”刘明胜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套上鞋子，拍了拍沾在身上的稻草，用袖子在脸上抹了一把，飞快地向镇政府跑去。刘明胜在书记办公室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镇定了一下自己，然后走进去。办公桌前面有个人正在往茶杯里抓茶叶。刘明胜说：“请问，书记在不在？”那人回头打量着刘明胜：“什么事？我就是书记。”

刘明胜在些口吃地说：“我，我想找你有个事。”他掏出释放证，双手递给书记。书记看了一下，握了握刘明胜的手。刘明胜心里很激动，二十年来，除了犯人，还是第一次有人与他握手，而且是书记，他的父母官。书记指着门边的一个沙发让他坐下，说了几句回来后要重新做人，不可重蹈覆辙的官话。最后他说：“你有什么事？”刘明胜把自己回家后，房子被拆，自己没有去处说了一遍。书记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问题很棘手，当时拆房子安置居民往户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

刘明胜说：“我那时还在劳改队。”

“在劳改队也可以打电话或者写信回来嘛。”

“我父母都不在了，家里又没有其他人告诉我，我根本不知道拆迁这回事。”

书记点点头，又沉默起来。最后他用一种做出决定的口气说：“这样吧，你这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们要调查一下，你先到居委会跟他们商量商量，看看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书记做出一副送客的样子，刘明胜觉得还有很多话要说，但他不由自主地走出了办公室。

刘明胜找到居委会，居委会的楼下租给了人做生意，楼上只有一个办公室门开着，两个年轻的男女聊得正热乎。刘明胜问主任在不在？男青年说：“你等一下，主任出去有事了。”他们又聊了起来，刘明胜不自在，就到走廊上望街上发呆。一个中年人进了办公室。男青年说：“主任，那个人找你。”刘明胜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他说是镇党委书记让他找他的。主任一听顿时沉下脸来：“事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你抬出书记来就能解决问题吗？”

“是这样的”，刘明胜急忙解释，“我找书记，书记说也许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你要是早回来一年，这个问题还好解决”，主任口气缓和了下来，“现在拆迁安置都已经结束了，你叫我怎么办？旧房子拆了，新房子卖了，我从哪里弄房子来给你住呢？总不能把我家搬出来让你住吧。你说是不是？再说，你以前住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凭什么给你解决呢？”

刘明胜说：“我家以前就住在现在新街道鲜花店的地址上。”

主任很恼火：“你说住哪儿，我们就能相信吗？你有什么证据？”

刘明胜急了：“这个你可以问问原来住在那条街上的人，他们都知道。”

“我哪有时间问这些事，他们都搬走了，我上哪儿去找他们？”

旁边那个男青年说：“你的身份证呢？身份证上有地址的。”

刘明胜说：“我在劳改队都快二十年了，哪有什么身份证，我在家的时候还没有办身份证呢。”

女青年说：“户口呢？”

“户口我又不能随身带着，以前在家里的，现在家都没有了，户口哪里去找？”

男青年说：“你既没户口，又没身份证，我们凭什么相信呢？”

刘明胜头上冒出了汗珠：“难道我还会来诈骗你们不成？”

女青年说：“这年头什么人都有，什么点子都想得出来。”

刘明胜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他想不通，自己这个站在人们面前的大活人，竟被当作不存在的。

主任说：“当初逮你的是派出所，他们应该有你的档案，你去找派出所，也许他们能帮你解决。”

刘明胜马不停蹄地赶到派出所，楼上楼下跑了一通，只见到两个下棋的人，他向两人解释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希望派出所给他开一个证明。那两人说：“现在下班了，你下午再来吧。”

刘明胜无可奈何地来到街上，已经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昨天晚上的两块烧饼根本没有吃饱，他的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了。他摸摸口袋里剩下的两块二毛钱，又在烧饼摊上买了两块烧饼。他想早一点把房子问题解决了，至少政府可以给他一笔补偿安置费，这样，这样他的生活就有了着落，以后再看一步走一步。关键是要尽快解决目前的温饱问题。现在他一个人都不认识，想借点钱都不可能，可怕的处境使他一刻也不敢迟缓。下午他找到派出所所长，所长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家里有什么人，现在住哪儿，今后有什么打算。刘明胜说他现在什么都没有。所长说：“至少有个住的地方吧，有什么事，我们好找你。”刘明胜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住在哪儿。”所长没有再问下去，他在一张纸上做了笔录。然后让刘明胜做了十个手指的印模。他见刘明胜还呆呆地坐在那儿，就说：“好了，你可以走了。”

刘明胜说：“你给我开一个证明吧，居委会非要这个证明。”

“不要开证明的，把释放证给他们看了，就行了，他们会给你办户口的。”

“他们说不行，非得要证明。”

所长在一张纸上写道：刘明胜是我街道居民，特此证明。所长签了名，郑重地盖上公章。刘明胜揣着证明，向居委会奔去。居委会一个人也没有，刘明胜等到暮色降临，只好怏怏地从楼上下来。街上又飘满了饭菜的香味，刘明胜和卖烧饼的老头磨了半天嘴皮子，才用一块二毛钱买了三个烧饼。他吃过烧饼，喝了一饱自来水，就跑到车棚里躺下来。饥饿伴着焦虑使他透不过气来，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不住地打摆子。

他重新到街上，商店里人头涌动，按摩厅、洗头房的广告灯箱霓虹闪烁，棋牌室的电视机声伴着麻将的哗哗声。刘明胜走到一家饭店门口，看见一个系着绣花围裙的服务小姐正要把顾客吃剩下来的饭菜往门口泔水桶里倒。刘明胜急忙拽住她的围裙低声说：“别倒，给我吃吧。”服务小姐吓了一跳，等她反应过来，吃惊地说：“你吃这个？”刘明胜点点头：“我太饿了。”

服务小姐把碗递给他，说：“你进来吃吧，这里还有菜，饭不够，锅里还有。”她让刘明胜到后面的厨房去吃饭。刘明胜就不客气地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一个胖女人走进来，服务小姐说：“这个人好可怜哦，跟我要人家的剩饭吃。”胖女人问刘明胜哪地方人，怎么搞到这步田地？刘明胜把自己的身世和奔波了两天的经过说了一遍。胖女人流下了眼泪，说：“那时你家跟我丈夫家住的不远。”她走出厨房，大声叫着：“来俊！来俊！”一个男人从楼上下来，他边走边说：“什么事啊，咋咋唬唬的，好像天塌下来似的。”胖女人跟他讲了刘明胜的情况。那人走到刘明胜的跟前，仔细地看了看他说：“明胜，你还认得我么？”刘明胜心中一阵惊喜，终于遇见一个认识自己的熟人了，但他一下子无法从记忆中找到过去的这个人。那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忘了？我是来俊，住在小龙家隔壁。”

“来俊！是你？！”刘明胜一下子想了起来，这是他年轻时的一个朋友，那时他们两家相隔不到几十米远。他放下碗，抓住来俊的手。他太激动了，他感到有太多的话要问来俊，可他一句也说不上来。来俊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刘明胜把自己的情况又说了一遍。

来俊说：“我们都是朋友，我就不用客套了，你现在不是没有吃饭的地方吗？从明天开始，你上午去办你的事，中午十点到我这儿来帮忙，给我打打杂，就在我这儿吃饭，下午四点钟再来给我帮忙。如果你在我这儿干的时候长的话，我一个月给你一百块钱。以后你能找到什么好的去处，那更好。我现在经济上也很困难，买这房子背了好多债，不能给你其他什么帮助，只能这样了。”来俊又问刘明胜现在住什么地方，刘明胜把自己在车棚搭铺的事说了。来俊说：“如果你不嫌弃，你可以到我家……”那胖女人在来俊的胳膊上打了一下，她抢着说：“我家现在乱七八糟的东西堆得到处都是，等有空的时候我把家里拾掇拾掇，那时候，你可以到我家来住。”

来俊摇摇头，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老婆，玉英，你有什么事要帮忙的，跟我老婆说也行。”刘明胜很感动，吃饭的问题解决了，他松了口气。他问起关于房子拆迁的事，来俊告诉他，拆迁是从前年上半年开始的，拆拆停停拖了好几个月，有些人家不愿拆，拆迁办派人把他们家里人硬拽出来，把值钱一点的家具、电器搬出来，然后用推土机直接把房子推倒。街上原来的住户，现在还不到四分之一，其余人家，政府用拆迁费给他们在偏僻的地方建了一些瓦房。来俊说：“我家原来的房子你是知道的，楼上楼下一共九十来平方，补偿了一万七千几百块钱，你看我买这两套门面房，三层，占地面积跟我家原来的房子差不多，拆迁费不算，还花了将近三十万。我东挪西借，还用房子抵押贷了款，才凑足了这笔钱。政府和开发商这么一拆一建，一条街，近四百个间门面房，他们赚的钱还得了？”

刘明胜家的房子是怎么拆掉的，来俊一点也不知道。他说：“这事得找政府，你家房子少说也有五六十个平方，按拆迁费算，至少得补偿你一万多块。”刘明胜又问起他父母当年死的情况，是哪些人帮忙安葬的，葬在哪里，来俊也不太清楚。他只记得安葬刘明胜的母亲是高大伯一手张罗的，具体情况可以去问高大伯。两个就这样絮絮叨叨地一直谈到深夜。临走的时候来俊老婆给了刘明胜一床棉被（就是刘明胜带进看守所的那床），她说：“老刘，睡稻草容易受凉，这床被子是原先在我家打工的一个人丢下的，你先拿去盖盖肚子。”来俊说：“你明天早上要是醒得早的话，到我这儿来帮忙，在我这儿吃早饭。”刘明胜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