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见,矫敫虽然当上支部委员,成了编辑部的领导成员,人们不但并没有感觉到领导力量的“加强”,反而成了严重的干扰。倒是她所闹出的一连串笑话,给人们提供了谈资和笑柄。好在金梦早有预见,私下里跟大家打了招呼,对于新来的领导,一定不准露出丝毫的冒犯和不尊敬。不然,谁捅出漏子,追查谁的责任!所以,每当矫敫的马脚频频伸出,连连摇动时,人们憋得脸红脖子粗,却不敢笑出声来。实在憋不住了,便跑到茅厕里,将大笑跟屎尿一起解决。难怪有人给她起了一个绰号——“马蹄乱”。有人感到这名字“不雅”,私下另取一名:“浪过非洲”。但矫敫自己却被蒙在鼓里,仍然十分得意,歌声不离口,走路翘着脚跟,飘然而来,飘然而去。
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几个月,发生了一件谁也不曾料到的,“包庇反革命”事件,终于打破了编辑部的平静。
事件的当事人,是小说组组长高扬。
两个月前,高扬的三舅,从江苏沛县来北京医治肝病,找到了分别十几年的外甥。发达不忘故旧,高扬不但热情招待老舅,而且积极帮他求名医,找偏方。因为这位老者,不但是他的亲舅父,还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十年前,三舅安排他到自己担任教导主任的一所中学里读书。舅父常常在星期天,带上他到黄河故道的丛林中,或者野外的山岗上郊游。实际上是趁机向他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舅父告诉他,真正抗日的力量,是远在陕北的朱德和毛泽东的队伍。有一次,舅父还把一本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偷偷地交给他,叫他认真阅读。这时他才知道,舅父早已是一名地下党员。不久,舅父约他一起投奔延安参加抗日。临行前,舅父又走不成了,组织上决定让他留在徐州开展工作。要高扬和另外两个受到舅父影响的青年学生一起走。他带上舅父给的十块银元做路费,去了陕北根据地。抗战胜利后,舅父通过朋友关系,到国民党徐州城防司令部当了一名参谋,给我党送过不少重要的情报。后来他的单线联系人,被敌人逮捕杀害了,从此与组织失掉了联系,成了断线风筝。这时,他已经是一位中校军官。他正想和一位同道者,跑到山东解放区寻找组织,不料事情败露,被国民党抓起来,严刑拷打。国民党逃跑时,没有来得及枪毙他们,他从死囚牢里拣回了一条命。跑回老家养了几个月的伤。伤好了,讨厌的肝炎又来光顾他。他想到了在北京做事的外甥。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打算一面治病,一面寻找组织。不料,一切还没有个眉目,便被家乡来的人,捉了回去。日本人的走狗,国民党的中校,双料的反革命!事实俱在,他浑身是口辩不清。老乡们,怎么也不相信,堂堂国民党中校,会是个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但高扬相信舅父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一旦恢复组织关系,不但一切误会全消,还会得到党的重用。直到家乡来人将舅父捉了回去,他才感到问题的紧迫和严重。连忙向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单位发信,请他们抓紧查清舅父的身份和真实面目,搭救处于危险之中的老人。不料,信件刚发出,家乡传来了舅父被镇压的消息……
结果,他的信没能搭救舅父,却使自己犯下了双重错误:窝藏反革命和为反革命喊冤叫屈!
在革命阵营内,犯下这样的错误,几乎等于将自己推到了敌人的营垒中!
金梦奉命处理高扬的问题。一开始,她感到问题很严重。等到高扬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金梦长舒一口气。不知者不怪罪。何况,高扬的舅父是否真的是汉奸反革命,还有待于调查来证明。她认为高扬没有多大的错误,不须给予处分。跟高扬谈了几次话,让他写了一份详细的交代完事。为了维护高扬的威信,她逐个找部下谈话,告诫:在事情的真相没有搞清楚之前,任何人不得随意传播和议论。否则,要追查责任!
但是,支部委员矫敫坚决不同意。她认为,高扬的一面之辞不足信,他的舅父是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无疑。金梦轻信高扬的表白,不但太温情,而且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次,金梦忘记了忍耐,对于这位有背景的年轻“老干部”的高论,竟不予理睬。结果,矫敫向上面一汇报,枕边风向陆舟一吹。严厉的批评劈头打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金梦被指责为,革命警惕性不高,立场不稳,包庇犯了严重立场错误的干部,是不可原谅的政治性错误!要她一面坚持工作,一面写出认真的检查。至于是否给予处分,视检查是否深刻而定。而包庇、美化双料反革命的高扬,则要停职反省,老老实实写出交代,视其交代情况,再决定组织处理!
停职反省,没有改变高扬的信念。他坚持自己的舅父不但不是反革命,而且从抗日战争时代起,即对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舅父的启导和指引,自己绝不会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的“反省”,成了继续对于反革命的美化!
上司被激怒了。
高扬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
态度恶劣,公开对抗组织,高扬由停职反省,升格为隔离审查。
他被关进了黑屋子,昼夜有人轮班看守,成了监狱之外的真正囚犯……
六
跟矫敫的第一次较量,以金梦的失败而告终。这使她认识到,要把比自己几乎小二十岁的文工团员“调教”好,并非易事。往后的路,还真得时时遵照这位上司太太的意志行事,不然,还得栽跟头。
她上缴的检查,虽然被认为“比较深刻”,总算躲过了处分关,但她并没有感到多少轻松。弄来一顶“立场不稳,政治嗅觉不灵”的帽子,往后,领导对于自己的信任,必然要大打折扣。与受到组织处分,并无本质的区别!
一块石头压在她的心上。进城以来,始终弥漫心头的骄傲与得意,像一件褪了色的鲜艳外套,顿时减却了许多耀眼的色彩。她自怨自艾,后悔不该为高扬辩护。为了挽回影响,她极力维系与矫敫的关系,并且准备搞几件让上司点头称善的事情,以改变对自己的不利看法。
眼前最能体现自己能力的事,就是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
近一个时期以来,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文坛的热点。各种文艺刊物上,连篇累牍,不是对于作家作品的批评,就是作家自己的检讨。仅被点名批判的著名诗人,就有林庚、臧克家、徐迟、卞之琳、沙鸥、王亚平等。《说说唱唱》上登载的一篇《金锁》,受到了作家邓友梅的专文批评,赵树理代表编辑部,连续两次做检讨。碧野的《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受到了企霞的点名批判。不幸,邓友梅、企霞,两位极富政治敏感的作家,七年后,相继掉进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淖,成了妖魔鬼怪。挣扎滚爬了二十余年,方才从鬼变成人!这是后话。
批评者,心怀虔诚。被批评者,同样惶恐虔诚。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立无比美好的健康新文艺。在这个大目标下,一切个人的思想,个人的艺术主张,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检验。条条溪流,在汇入浩浩荡荡的大河之前,都要经过一番过滤和改造。相较而言,自己负责的《北方文艺》,在这方面行动迟缓得多。不但批评的文章发的太少,而且缺乏有影响的重头文章。不行,一定要紧跟批判大潮,迎头赶上。把对于知识分子的批评,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她吩咐各编辑组成员,走出编辑部,四处约稿。特别是那些知名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检查,尽量多拉一些回来,及早登出。
使金梦感到意外的是,身为总编的东方旭,对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竟然无动于衷。不但自己迟迟不进行检查,对于别人的自我批评稿件,也露出不以为然的态度。似乎,他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一切的一切,已经彻底的无产阶级化了,跟标准的共产党员一样,没有瑕疵,无可挑剔!
他决定亲自做东方旭的思想工作。这位从海外归来的著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上颇有影响。能从他的身上打开缺口,让他写出几篇有分量的自我批评稿子,在她主管的刊物上予以登载,不但可以消除刊物跟不上时代步伐,彷徨犹豫的指责,她自己在领导面前,也可以挽回因为对高扬的温情所失掉的面子。
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她才将东方旭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亲手泡上一杯香茗,双手捧着,恭敬地放到东方旭面前,紧挨着他坐下来,开始了她的启发式的谈话。为了不使谈话显得太突兀,她先谈了有关编辑部办公用品购买,以及编辑人员近来的思想情况等题外话,顺势转入了正题。
她手捧茶杯,娓娓而谈:自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短短半年间,各条战线,捷报频传。共产党又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胜利。战争已经接近尾声,除了台湾和西藏之外,大陆已经完全解放,在军事上,只剩下剿灭残余土匪的任务。因此,党立即要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上。为了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要抓紧完成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以及节俭国家机构的经费开支,改造旧教育、旧文化事业等。这就不仅要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还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她特别指出,后面这一条特别重要。因为,伟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没有大批知识分子的积极参入,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大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不同程度的打着旧社会的深刻烙印,许多人的立场观点还不是无产阶级的。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不少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不把自己身上的缺点、错误和资产阶级思想消灭掉,不但跟不上革命的步伐,还会犯新的错误,甚至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抛弃。于是,他们纷纷拿起笔,检讨自己的模糊认识和严重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他们的态度是那样的诚恳,言辞是那样的真挚朴实。读过之后,使人甚为感动。说到这里,金梦话锋一转,问道:
“东方同志,有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不知道你读过之后,有什么感想?”
“我读了一点,但不是很多。”东方旭答所非问。
“应该多读一些。很有启发哟!”见对方脸色冷淡,金梦委婉地问道,“怎么,您不同意我的意见?”
“哪会呢。”金梦的说教,他早已听得不耐烦。盯着对方反问道:“金梦同志,我们是老熟人啦。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就是嘛,干么绕那么大的弯子呀?”
“东方,别误会哟。我们只是老朋友之间谈心,不存在吩咐的问题嘛。请允许我把话说完。”一面说着,金梦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报纸,指着说道:“在我所读过的所有自我批评的文章中,我最为欣赏费孝通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这一年》和《解放以来》。他的文章写得诚恳哟,可以说是代表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请您看看这一段…”她指着报纸说道。
“那篇文章,我已经读过了。”他头也没抬。
“很短,就几句话。我念念你听听,好吧?”见对方目视地面,不再言语,她展开报纸念道:“‘知识分子的包袱是重的,传统的思想是深刻的。这个包袱是要一个一个暴露出来,加以清除的。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是这样一个过程。指出一个思想根源,抛去一个包袱,是走了一步。这路程就得一步一步地走,没有翅膀,不必想飞。只要是在走,路程还是有走完的一天。’——您看,人家说的多好呀!”
东方旭知道,费孝通是一位名教授,著名社会学家。早在青年时代,即因一篇全面而深刻反映农村情况的《江村调查》,享誉海内外。想不到,如此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竟然摭拾他人的余唾,屁股颠颠,诚惶诚恐地自谴起来。为了获得怜悯,不惜往自己身上抹黑,把自己说的一无是处,仿佛在他身上,除了“传统思想”和“包袱”,再也没有别的!他不想紧步这位名流的后尘,更不屑于借别人的化装品,往自己脸上涂抹讨人喜欢的色彩。
见他久久不语,金梦催促道:“怎么?您不同意费先生的观点?”
“这不存在同意不同意的问题。每个人有自己的情况,每个人也有自己的爱好嘛!”
“您不觉得,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吗?”
“也许是。不过,他代表不了我!”他的回答很粗鲁。
“东方,恕我直言,你这样看问题,很不合时宜。如继续抱残守缺,自我欣赏,是十分危险的呀!”
他仿佛没听见对方的警告,由着性子说道:“金梦同志,请恕我直言:我在资本主义社会呆了十多年,过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资产阶级虽然把我看成无产阶级穷光蛋,却并不认为我的思想有什么可怕之处。反而到处请我去散布所谓的‘无产阶级思想’。现在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我这个拣过煤核的穷孩子,反倒成了‘资产阶级’,成了浑身散布着臭气的腐尸烂肉!自己不动手把自己骂倒,也得让别人骂个人仰马翻。我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莫非‘淮南为橘,淮北成枳’的晏婴诡辩,倒成了今日中国的现实?”
“东方,你……”金梦被惊呆了,“并没有人说你是什么‘腐尸烂肉’嘛!我们只不过是认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身上都有一些需要克服的缺点和错误而已。”
“缺点谁没有?莫非共产党员们,个个立场坚定,眼明如炬,身洁似玉,心清如水?”
“共产党人当然不会没有缺点。但,那不过是个别人的问题,丝毫不妨碍党组织的光荣和伟大。”
“我何尝不认为身上同样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不认为,那就成了剥削阶级,成了集体肌体上的赘瘤!”东方旭提高了声音,“费孝通们,愿意打破脑袋抹红脸,争一顶积极上进、足堪重用的红帽子,那是他们的事。眼下,我还没想好,怎么写他那样的自我批评。”
东方旭自然想不到,那位极力想挣顶红帽子戴在头上的社会学家,数年后,竟然铁枷锁身,挣来一顶戴不动、挣不脱的黑帽子,成了天下闻名的“大右派”!
谈话不欢而散。
当着大红人金梦的面,将半年多来压抑在心中的不满,一股脑儿发泄出来。将自己的“错误观点”暴露无遗,主动授人以柄,东方旭非常后悔。他知道,金梦乃是奉命而来,对她发脾气很不应该。后悔归后悔,对于她所希望的“自我批评”,他却迟迟不想动笔。他始终相信,视知识分子为异己,甚至是洪水猛兽的人,决不是洞幽烛微,雄视千载的圣贤。而是一群自以为圣明的短视小人!
他彷徨,痛苦。在彷徨中,衡量自己的价值;在痛苦中,检讨自己半年前作出的选择。
他不知道应该随众俯仰,还是洁身自好,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
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的闭幕词中,明确指出,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知识分子的改造。紧接着,全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莫非真的是自己错了,已经成了被历史车轮抛弃的落伍者?
他知道,在今日的中国,毛泽东,这位开国明君的威望,正如日中天。他口含天宪,任何一句话,都是真理和天警圣旨,甚至等同于法律。拒不遵谕而行,无异于自绝于共产党,自绝于人民。因为毛泽东是代表共产党和人民的……
经过一个阶段的反思,东方旭终于明白了,回到国内仅仅半年多,已经沦落到了什么“品位”。他失掉了“抱残守缺、自我欣赏”的勇气。闭门三日,挖空心思,终于写出了一份《初步检查》。在《北方文艺》上发表后,居然平静无波,没有人要他作进一步的检查。
他天真地认为,自己的“初步检查”,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闯过了批评的关口。从此,可以钳口不语,安安静静地写他的长篇了。
不久,金梦奉命去河北农村参加土改。分手时告诉他,她是带着创作任务下去搜集材料,体验生活的。金梦刚走,卓然便找他谈话,告诉他,组织上决定派他参加西南土改团。当初,他不愿意担任《北方文艺》主编时,卓然曾经许诺,利用参加土改的机会,给他另行安排工作。现在机会来了,他自然是满口答应。不料,卓然后面的话,引起了他极大的不快。
“东方同志,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宝贵的锻炼机会,也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希望你到四川后,经受土地革命大潮的洗礼,思想上来一个质的飞跃。并且希望你能将参加运动的体会写出来,在报刊上发表,以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一瓢凉水浇下来,他再次从云端跌到了地下!唉,人家是下去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进行创作。自己却是去“经受土改革命大潮的洗礼”,推动思想改造。逃不掉的‘改造’哟!
他再次品味到亲疏有别,身为异己的苦涩。
给农民土地,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伟大革命目标,他自然是举双手拥护。自己不配做一名分给农民土地的神圣使者,他不在意。而叫他到土改大潮中去,所扮演的竟是一个接受改造的角色,他于心不甘!
他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七
一回到家,东方旭便把领导上要他参加土改团到西南地区参加土改的消息,告诉了妻子。雅妮一听,高兴地说道:
“耀之,你可真成了职业革命家啦。你去亲手分地给农民,使中国的老百姓有田种,再也不愁饿肚子——了不起呀!”
“对于中国来说,解决土地问题,不但是一件广大农民求之不得的大事,也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很好地解决土地问题,与中国的未来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我们都应该为之高兴。”
“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妻子突然问道。显然,他谈话时怅然欲失的语气,引起了妻子的注意。
“不。去干前无古人的大事业,我怎么会不高兴呢?”
“撒谎!你一回来,我就看出,你有不高兴的事藏在心里。对不对呀?耀之,你干么要向自己的妻子隐瞒内心的秘密呢?你不是经常说,夫妻虽然是两个人,但他们想的、做的,应该像一个人一样吗?”
东方旭知道,自己是个最不善于隐瞒内心秘密的人,妻子肯定是从他沉重的脸色上,看出了他心中的不快。但又不愿将真情向她吐露,一则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二则是不愿让妻子为自己担忧。只得假意掩饰道:
“我是担心走得太急,家里的事情安排不妥贴。”
“你们什么时候走?”
“三天以后。”
“那有啥关系!耀之,你尽管去好啦,家里的事情有我哪。放心吧,我们的儿子,我也会给你照顾得非常好的。”
“好,那我就放心啦!”他极力作出高兴的样子。
“喂,耀之,你还没有告诉我,你要去多少时间哪?”
“大约,最多半年吧。”他极力将时间说的短一些。
“半年?不就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吗,干么要那么长时间呀?”她不解地瞪大了双眼。
“也许是几个月。放心吧,我很快就回来了。”他近前握住妻子的手,一起坐下来,安慰道:“雅妮,我知道,自从我们结婚以来,你从来没有跟我离开这么长的时间,你会感到寂寞的。不过,我相信,你是个坚强的女性,一定会生活得很愉快。”
“不,我不会。你还没有走,我已经感到很不愉快了。”
“啊,为什么?”他的惊讶丝毫不比妻子差。
“我害怕寂寞,还有那些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
“政治学习,有啥值得不愉快的?莫非有人借政治学习,发表对你不够友好的言论?”
“那倒没有。所有的人,对我还是很尊敬的——像对待客人似的,我还不习惯呢。”
“那我就不懂了。”
“耀之,你不说实话——故意跟我装糊涂。”
他正色答道:“亲爱的,我怎么会不跟你说实话呢?”
“难道你一点都没有感到厌烦?”
“我们不应该感到厌烦。学学总有好处的。”是违心地劝慰,“如果你实在不愿意,也可以不参加嘛。你跟我们不一样,你是外国人。”
“你不是叫我一定不要搞特殊化吗?”
“是的。应该尽量跟中国同事们打成一片。人家不是每天都高高兴兴地参加学习吗?”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看得出来,他们口是心非。那些千人一口的所谓讨论,简直是在演戏。可笑极啦!在我们国家,每个公民都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海德公园里那些自由演讲的人,哪个没有自己的独到观点?请问,哪个是在摭拾他人的余唾?”
“这是共产党的规矩。目的是为了提高大家的政治思想觉悟。”东方旭极力解释。
“哼!什么叫思想觉悟?思想觉悟可不是坐在那里喝着茶水,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似的空话连篇。而是爱祖国,爱同胞,热爱自己的事业!我认为许多人所从事的事业,像工程,经济,交通,体育,舞蹈,气象等等,以及我所从事的语言教学,就与政治丝毫没有关系。非逼着这些人天天学习政治,简直是对生命的极大浪费!”
东方旭怵然而惊:“雅妮,现在正在开展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风头上,虽然你是外国人,可你是中国人的妻子!你要入乡随俗,学会习惯。不然,要惹麻烦的!”
“我不相信,说几句实话,就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她站起来,在地上走着,激动地挥动着右臂,“耀之,你为什么忽然变得胆子这么小呢?莫非被毛泽东‘改造知识分子’的豪言壮语吓怕了?我简直不理解,堂堂新中国首屈一指的领导人,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改造知识分子’!天大的笑话!知识分子是什么?是人类的精英,知识的宝库,社会进步的火车头,国家复兴大厦的栋梁。对于这样的人,却要他们改造,难道说,要把他们‘改造’成愚昧无知、胆小怕事的软毛毛虫?他们这样搞,恐怕,吃亏的不仅是广大知识分子,是他们的国家,他门自己的事业!”
“雅妮,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他连连摆手制止。
妻子的话,句句都是替自己说出来的。但却像一阵急骤的寒潮,倏地掠过他的脊背,他不由打了一个寒噤。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弥漫心头。他一生中只有一次有过这种感觉,那就是德国法西斯的炸弹在伦敦的大街小巷猛烈爆炸,他被埋在废墟里面挣扎不出的时候。回国刚刚半年多,开始的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对新政权竭力讴歌的激情,很快烟消云散。从创办刊物、组织编辑班子时的一再被“关注”,终于悟出了自己在共产党心目中的分量。等到写所谓“自我批评”的忏悔文,立场不对,思想异端,甚而满身陋习,浅薄无知……都成了自己笔下的罪状。总而言之,拼命往自己的头上泼污水,以换取当权者的宽宥,以免成为众矢之的。他痛苦地感到,这比基督教的“忏悔”,更加不近情理。“忏悔”乃是有“悔”可“忏”,而且完全出于自愿。现在所做的一切,却是不得已而为之。自我完全失掉,任何一件事,都由别人作主!就像海外那些太太小姐们手中牵着的哈巴狗,吃的是罐头香肠,睡的是弹簧软床,有了病可以上狗医院,要受教育可以进狗学校,它们的“毕业证书”就放在太太们的挎包里。但是,它们仍然摆脱不了颈项上那跟闪闪发光的铁链子。一切行止,统统听由那根漂亮的链子差遣……
他不能将这些内心的隐秘告诉妻子,他不想使她对于古老文明的中国产生不良的印象,更不忍心增加她的恐惧。她生长在海外,中国的“国情”,对她来说,太陌生,太残酷了。加之太年轻,涉世不深,而且过于敏感。让她得知真相,一切会更遭。他把头掉向一边,偷偷揩掉溢满眼眶的热泪,掉转话头劝道:
“雅妮,刚才说的这些事,人人都在干,我们也不应该例外。你坐下来,我们还是研究一下我下乡的事情,好吗?”
“耀之,许多人都在干的事,未必是合理的事。当年多少人替法西斯卖命,难道他们干的都是合理的吗?”她激动得脸色殷红,继续大声地辩论:“我们的教研室有好几个老师的妻子在外地,有的在遥远的黑龙江和昆明!就像神话传说中的牛郎织女那样,被滔滔的天河隔在两边,夫妻一年见不上一两次面,然后匆匆分手。不仅不近人情,违反人性,简直就是残忍!他们号称是新制度、新国家,为什么却要充当残酷无情的王母娘娘呢?”
“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哪个国家没有抛家舍业的勇者?你不是很欣赏匈牙利裴多菲,那首著名的诗歌吗?”说到这里,他缓缓吟了起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现在正需要我们拿出这种精神。”
“不!那是在丧失自由、颇不得已的时候。现在可是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上帝为啥要给亚当制造出个夏娃?人性的需要呀!难道万能的上帝也错了?”
“亚当夏娃,不是也有失掉乐园的时候吗?”没有细想,他脱口而出。
“可,他们两个人仍然在一起呀?”他的话,果然被妻子钻了空子。“所以,你们,不,是他们,随便做王母娘娘,是不能忍受的,也是不能原谅的!我打算立刻向领导反映,马上让我的那些同事,夫妻团圆!”
“雅妮,你知道吗?这种事,不要说全中国,就是北京市,也是成千上万,数不胜数。你不要少见多怪!”
“可我是教研室主任呀!共产党号召为人民服务,教研室的全体老师,不就是我的‘人民’吗?难道为他们谋福利,不应该?”
“雅妮,这事不但你区区教研室主任管不了,校长也管不了。我们还是研究自己的事要紧。”见妻子不再坚持说下去,他回到正题上,“我去了四川之后,希望你能跟咱们的儿子生活的很好,跟我在家里一样。”
“你去那么长时间,我不答应。除非你将我和儿子一起带上!”
“雅妮,你想呀,一个工作团,有几百口子人。人们都不带家属,我们怎么能够闹特殊呢?”
“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要我几个月、半年多,没有丈夫,我受不了。”雅妮满脸泪水,赌气地把身子扭到一边,“我支持你们闹革命。可,要人家不管妻子儿子,不是太不人道了吗?”
妻子仍然用西方的价值观,对待中国的事。他长叹一口气,耐心地劝导:“现在,革命阵营都是这个规矩,我相信你慢慢就会习惯。”见妻子低头不语,他继续劝道,“只要情况允许,我会经常请假回来看望你们的。”
“好吧,只要你能答应经常回来看我们。我就答应。”她终于让步了。
“好。我一定争取做到。”
安抚好妻子,又反复嘱咐儿子听妈妈的话。东方旭满怀惆怅,登上了奔向大西南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