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第九章灵魂改造.2

紧接着，他又听到了“和平转变”这个崭新的字眼。这年的十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同资本家代表人物谈话时，给他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走和平转变的道路。他说，中国已经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流血革命，不会再流第二次血，而是走和平转变的道路。要转变得自然，水到渠成。如：经过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达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这就是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要作到使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

东方旭读罢登载这个惊人喜讯的报纸，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哇，伟大的共产党！你们让资本家都能各得其所，和平、愉快、健康地进入社会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有什么可怕的！他不由随口引起了李太白《行路难》中的诗句：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好消息竞相传来。经济建设的好消息，同样不断出现在报纸的显著地位：

早在这年的七月一日，被难于上青天的蜀道阻隔的四川省，天堑变通途——连接成都、重庆两大城市的成渝铁路建成通车。

1952年9月22日，在春风不渡的大西北，连接天水和兰州的天兰铁路上，一声汽笛长鸣，第一列飞驰的列车隆隆而过。刚刚过去不到一个月，天津的塘沽，彩旗招展，庆祝新港投入使用。这年的最后一天，友好邻邦苏联，将长期控制的长春铁路，交还给中国。也是在这一年，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工农业总产值达到827亿余万元。文化教育事业同样得到迅猛的发展，全国在校学生近五千五百万人。全国职工人数，近一千六百万人，职工的年平均工资达到446元。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进入1953年，国家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了。《人民日报》在元旦社论上，发出庄严的号召：“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三月份，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决议》，对于广大小农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拉开序幕，紧锣密鼓，高潮迭起。在大搞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政府也没有忘记人们的信仰。这年五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北京成立，鲍尔汉当选主任。同月，中国佛教协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达赖、班禅、虚云等被推举为名誉会长，圆瑛担任协会会长。

七月一日，工业战线又传捷报：我国第一座大型露天煤矿——抚新海州矿正式投产。

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军事上的胜利同样令人鼓舞：七月十六日，台湾蒋军万余人进攻福建东山岛，遭到我军迎头痛击，被歼灭三千余人。十天后，朝鲜停战正式签字，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这时，另一件大事发生了。

1953年9月23——10月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东方旭应邀出席会议，聆听了周恩来的政治报告。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到会作了《为创作更多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号召全体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掌握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深入实际生活，提高艺术修养，努力艺术实践，用艺术武器，参加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会议修改了文联章程，选举出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全体委员。用金梦的话说，“表现一直令人失望”的东方旭，竟然被增选为文联委员。这使他倍感意外。自己仍然得到重视，不能说没有几分安慰。但却没有受宠若惊、被信任和倚重的兴奋感。他觉得，自己不配做一名文学艺术界的领导人，那是出谋献策、贡献机杼的角色。眼下，最为迫切的，是加速自己的思想改造，争取做一名合格的文艺战士，写出一点对人民有用的东西。由于会议的一切与自身工作的关系特别密切，他比参加那些可有可无的会议，更加聚精会神。认真听报告，反复钻研文件，极力想把会议的精神弄懂，吃透。

不幸，迷惘和疑虑仍然紧紧纠缠着他。领导人的讲话反复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掌握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可是，直到会议开完了，他仍然弄不懂这个“政治方向”应该怎样理解。“为工农兵服务”，是否就是专写工农兵的丰功伟绩，或者只写工农兵喜闻乐见的题材？如果是这样，他最为钟情的、写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绝对不合时宜。那自己又怎样去参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伟大斗争呢？

矛盾重重，疑虑缠心。他几乎失掉了紧跟时代大潮阔步前进的勇气……

而历史的车轮，却是滚滚向前：

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宣部《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对于“总路线”作了这样的解释：“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原来，需要改造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同样是改造的对象！东方旭被搞糊涂了。这些年，对于“改造”这个词，他已经耳熟能详。想不到，要改造的范围竟是如此之广。但不知这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不久，毛泽东作出了回答。他在李维汉《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批道：“党的任务是在十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工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

东方旭本来没有留心这个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文件，不料，一学习，心中的疑虑又增加了许多：第一，既然连工业都被列为改造对象，全国各行各业，无一例外的都在被改造之列，自已焉能置身改造之外？脚步踟躇，心下耿耿，不仅是不识时务，还会招来更大的麻烦！第二，改造的时间至少需要十到十五年！这意味着，要到花甲之年，自己的思想改造才能完成。那时，人已经老朽无用，改造好了又有啥用？第三，归国以来，对于共产党对自己时冷时热，始终感到不理解，但却无以名之。学了这个文件，方才豁然贯通：原来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也是“利用、限制、改造”呀。怪不得！让你当主编，当委员，是为了“利用”；处处把关设卡，使你畏首畏尾，俯首听命，这是“限制”；难怪，改造之声，四处喧嚣，终日不绝于耳！

从此，他终日惶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后悔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恨不得让无产阶级出身的父母重生一次。现在医学发展了，可以使男人变女人，女人变男人——变性。但却没有办法让一个人改变身份，改变阶级属性——抛弃那如影随形的“原罪”。这就注定，不到昏眊伛偻甚至撒手西去那一天，“异类”的帽子休想摘掉！

1954年3月24——30日，第四次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茅盾、周扬、刘芝明作了报告。会议指出：在过渡时期，要积极发展适合人民利益和需要的文学艺术创作。加强艺术实践，是当前文化工作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指导下，鼓励各种艺术的自由竞赛。正确开展文艺工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积极措施，改进文学艺术实践活动和条件。加强艺术工作者的劳动纪律，以促进文学艺术创作事业的繁荣。

会议不但再次强调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方向，还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现实主义这个词，东方旭并不陌生。他对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的批判现实主义，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洞悉个中三昧。众多大师的杰作，首先是真实生动地反映现实。他们并没有执意追求“批判”，对一个满目疮痍的肌体，进行细致入微的解剖，让其袒露曝光，自然就具有了批判的力量。现在，将“批判”摈弃，而换成“社会主义”，是否意味着文艺作品除了褒扬，就是歌颂？不然，是否会像延安的王实味那样，因为说了几句真话，触及了一点阴暗面，就成了恶毒攻击、肆意污蔑的罪人，最终连一条命也搭上？如果作家一拿起笔来，首先想到的不是客观现实，而是一味地歌颂。不该歌颂的歌颂，该抨击的不能抨击——到哪里去找“现实主义”？称之为粉饰主义，岂不是更加贴切？这样以来，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它的标签是什么，华丽的包装里面，盛的都是一种货色——粉饰现实的油彩。“各种艺术的自由竞争”从何说起？“促进文学艺术创作事业的繁荣”岂不成了一句空话？

一系列的问号，在东方旭的脑海里翻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