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
女词人李清照这阕《声声慢》,连用十四个叠字,描绘了自己孤独凄清、寻求解脱而不可得的悲苦心情。事移物换,历经八百年之久,在这个多风扬沙的春天,女词人的彷徨苦闷,仍然缠绕在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头。
如果说,像尚惟仁那样,心如止水、不为善政所动的顽固派是极少数,余自立那样欢欣鼓舞、闻风而动的乐天派也并不很多,而像东方旭这样信疑参半,静观其变的怀疑派,恐怕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就是一个怀疑派。他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不仅倾吐了他对新方针的喜悦之情,还剖露了他的怀疑与担心。“去年一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周总理的报告对于那些心怀寂寞的朋友们所起的鼓舞作用是难于言喻的,甚至有人用了‘再度解放’来形容知己的心情。知识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是肯定了,心跟着落了家,安了。心安了眼睛会向前看,要看出自己的前途,因此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有的敢于申请入党了,有的私下计议,有钱要买些大部头书,搞点基本建设。这种长期打算的念头正反映那些老知识分子心情的转变。不说别人,连我自己都把二十四史搬上了书架,最近还买了一部《资治通鉴》。
“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
但是,对于这一方针的贯彻,费孝通并不那么乐观。他写道:“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深谙社会学,而并不熟稔政治学的老教授,竟然把百家争鸣理解为对知识分子改造思想、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自打解放以来,对广大知识分子已经进行了七八年的思想改造,成就巨大,思想改造已经融化到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血液中。费孝通的思想,活画出一个东方旭。东方旭何尝不是又兴奋,又怀疑;既想像余自立那样,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又怕是一个圈套,一旦留下把柄,便成为下一次运动的铁证。余悸尚在,岂敢轻举妄动!其实,犹疑观望的人,何止是东方旭一个人。吃过杀威棒,最知道棍子的厉害!尽管报刊上对“双百”方针极尽鼓吹之能事,人们仍然怀疑是止渴的梅子,充饥的画饼。加之陈其通等人半路跳出来,高喊不准右倾倒退,更增加了人们的疑虑。以致“双百”方针提出半年之久,依然是“花”未齐放,“家”未争鸣。应者了了,八方寂然!
喜欢一呼百诺、轰轰烈烈的毛泽东,可能是感到这沉寂和冷落有违他的战略部署。便亲自出马,颁布“求言诏”,以打破这沉寂,推动放与鸣。
1957年2月27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了报告。他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从下午三点到七点,整整讲了四个钟头。他严肃地指出,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不同,他不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教育,达到在新的基础上的团结。
刚刚过去了十天,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个有480余人参加的会议,除了有各级党的宣传负责人,还第一次吸收了一百余党外人士参加。会上,不仅放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录音。他还亲自到会讲话。指出,我国五百万左右知识分子,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爱国拥护社会主义的。大多数人愿意学习马列主义,抱着敌对情绪的是极少数,可能只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或者更少一点。要团结他们,一个不发达国家,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做不好。他同时又指出,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观。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粗暴的方法,只能是以理服人,耐心说服。他再次强调双百方针的必要。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与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为了使他的“求言诏”深入人心,他还分别召开教育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等各界代表人士座谈会,让人们打消顾虑,大胆鸣放。并在闭幕式上发表了让听众如痴如醉的讲话。他的发言和讲话,朴实平易,亲切幽默,随手拈来,皆成妙谛。
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根据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再次强调“双百”方针不是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期的方针。社论还对陈其通等四人的文章表了态:“他们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副吓人的暗淡的图画。”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题,在全党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改进工作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式和新任务的需要。三天后,毛泽东再次亲临动员。他在天安门城楼约集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请他们打消顾虑,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共产党整风……
自1949年建国以来,最高领导层如此不厌其烦地多方恳请,虚怀纳谏,一副礼贤下士的姿态,这是没有先例的。
春风化雨,煦阳融冰。五彩祥云漫游天空,一派祥和之气在人们心头回荡。听着伟大领袖虔敬诚挚的呼唤,怎不使人欣喜若狂?人人拍痛了手掌,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有了如此的领袖胸怀,有了这样求贤若渴的执政党。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岂不是太自私,太渺小了?
顾虑打消了,干劲鼓足了。人人激奋,个个踊跃的鸣放局面已经形成了。
二
自从中共中央发布指示,宣布开展整风运动以来,金梦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报纸上连篇累牍报道各地召开鸣放座谈会的情况。尤其是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更是她关注的焦点。所有的报道,她总是一字不漏的仔细阅读。党外人士所提意见之多,态度之激昂,大出她的意料。想不到,他们竟然普遍感到不被重用,有的虽然担任了一个部门的正职,表面被重用,实则是有职无权等等,使她感到十分震惊。仿佛建国八年之久,人们淤积于心的,除了不快,就是怨气。仔细一想,事出有因,无可否认。她所负责的部门,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她给东方旭作副手,就始终给他带上笼头,勒上嚼子,把缰绳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如今到党委宣传部工作,清一色是党员,如果手下还有几个党外人士,她仍然会握住缰绳不放的。使他惊讶的是,有些党外人士,像是吃错了药,竟然指责党员不学无术,宗派主义严重,擅长的就是打小报告。甚而提出取消学校党委制由教授治校的错误主张。而主持会议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不仅不加反驳,还频频表扬他们关心共产党的整风,鼓励他们继续畅所欲言,向“三害”发起进攻。当年在延安,毛泽东举手敬礼,曾经向被错误“抢救”的同志赔礼道歉。这种虚怀若谷的领袖风范,再次出现在今天。舆论一律将成为过去,民主自由的熏风就将开始了。这些年来,动辄整人的历史,将永远结束了。是的,陆舟无端整自己的事,终于到了说个清楚明白时候了。
不料,她把自己的想法跟丈夫一说,夏雨的脑袋摇得像货郎鼓:
“怎么?高级机关的热板凳坐腻味啦?又想去惹事?”
“你这人呀!”金梦斜睨着丈夫,“掉下树叶害怕打破头,胆子小得像只兔子!”
“哼!不胆小行吗?没见过贼吃食,还没见过贼挨打?胡风不就是忘记了自己吃了几碗干饭,认为共产党真正拿着他当回事,想到就说,见到就批评。怎么样?盲目蛮干,自找难看。反革命大帽子一戴,身陷缧绁之中,朝着铁窗发威风去吧!”
“你怎么能拿我跟胡风比?别忘了,我是共产党员,延安老革命!”
“老革命咋的?潘汉年、高岗、饶漱石等,论资格,论贡献,论地位,论权力,比你怎么样?照样完蛋:自杀的自杀,进监狱的进监狱。当初何等威风,如今跪下磕头,只怕人们也不屑正眼看一看。”
“他们是真有问题。我哪?自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白色恐怖时期,咱没眨过眼,一贯高风亮节、兢兢业业,哪个人敢奈何于我?”
“得了吧,你!谁知道他们是真有问题,还是假有问题。”
“夏雨,你是说他们都是冤假错案?”
“我哪有那分胆量?”夏雨自知失言,急忙掩饰。“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太自信,把自己看成一贯正确。”
“难道我不是一个毫无瑕疵的优秀党员?”
“我没有说你不优秀。问题是,许多事情的发生,让人始料不及。你这优秀党员能想到,成为延安被‘抢救’的对象?当时的情景,该没有忘记吧?”
“那简直是一场噩梦,至今想起来后怕,怎么会忘记呢!”
“不忘记就好。去年我们差一点被打成反党集团,更不应该忘记吧?”
“我要控诉的正是所谓‘反党集团’的冤案。那是陆舟挟嫌报复,无端整人。这口恶气我咽不下!”
“咽不下也得咽。何况,并没有成为事实!”
“没成为事实是形势不允许,并不是他悬崖勒马,有所悔悟。这次整风,重点整的,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陆舟不看一个人的主流,抓住枝节问题大做文章,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承认,在《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有某些失误,可是谈不上是多大的错误,更谈不上“反党”。至于说我目无组织、搞独立王国,更是诛心之论。我身为《北方文艺》的副主编,党的负责人,在职权范围内的事,自主决断,有什么错的?要是事无巨细都向陆舟请示汇报,要各部门的领导人干啥?很显然,问题出在他自己身上。是他带着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有色眼镜看人,才把许多人看得一无是处。试问,他专横跋扈,大搞一言堂,不是官僚主义是什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多少有能力的老同志他就是不重用,而对他自己的老婆,一个文工团出身的无知毛丫头,竟然扶上一个全国性的文艺大刊的实际负责人!这不是宗派主义,又是什么?他不从实际出发,时时拿大道理压人,不是教条主义又是什么?你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三大主义一条不缺。性质严重,不可原谅。不趁着整风,打掉他的威风,整掉他的坏作风,我们往后的日子,仍然是惶惶不可终日。你说,我哪一句说的不对?”
“我总觉得,”夏雨神色凝重,语气迟疑。“这次整风,是希望党外人士多提意见。我们党员,主要是做自我检查的问题。”
“不可能!对于三大主义,党内同志何尝不是深受其害。要想彻底解决问题,不听取党内同志的意见,是不可能收效的!”
“不过,凡事三思而后行,总不会吃亏的。”
“夏雨,你的嗅觉怎么这么迟钝?现在我们的党不同于延安时期,那时四面楚歌,八方受敌,神经过敏,草木皆兵是不可避免的。现在不同了,我们已经取得了全国的胜利,我党已经是执政大党。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们的政权稳如泰山。自然有勇气面对一切批评。何况,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出马、反复动员,何等诚挚,何等大度!不正是下定了整好党的决心吗?放心吧,决不会像有些民主人士所担心的那样:提了意见,与我为善,本本记账,秋后准算。放心吧,思想禁锢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金梦作出一个跳舞的姿势,在地上转了一圈儿,兴奋地高声吟道:“‘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果然,第二天,宣传部便召开了整风座谈会。
往常开会,主持人谈完了会议的目的要求,总要冷场一阵子。往往是主持人一再催促,方才有人慢吞吞地响应。发言时也是语调低沉,措辞谨慎,吭吭哧哧,不时地瞅着主持人的脸色,生怕说出一字半句不合时宜的话。今天的会议,却是出乎意料的活跃,人们争先恐后地发言,语气急切甚至慷慨激昂。他们或以自身经历,或就观察所及,直言不讳地揭露三大主义的各种表现,痛斥三大主义的种种危害。
金梦终于等到了发言的机会。她直入主题,勇敢地谈了自己所经受的、三大主义对自己的迫害。她在担任《北方文艺》支部书记兼副主编时,工作尽心尽力,刊物编得有声有色,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却不但得不到领导的肯定与支持,数不尽的干预,无了无休的指责,打头而来。组织观念不强,阶级嗅觉不灵等大帽子,一顶接着一顶。而且差一点被打成“反党集团”。说着,说着,她竟然伤心地哭了起来。会场上不少人也都为之感叹唏嘘。坐在不远处的陆舟,面带愧色,低头认真记录,还不时地点几下头。
散会之前,陆舟作了简单的表态:“今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作到了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从摆出的许多问题来看,有的还是相当普遍甚至是相当严重的。”他环顾会场,略微提高了声音:“这些问题,主要是发生在我的身上,这说明我身上的三大主义相当严重。大家的发言,起到了敲起警钟、大喝一声的作用。对我个人震动很大,帮助很大。我一定虚心接受大家的批评,做深刻的反省和检查。今天先表个态,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我还要细找深挖,力争在这次运动中,将我身上所存在的三害,彻底扫荡,决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哪位还有话要说?没有?好,今天的会议先开到这里。”
“陆舟呀,陆舟,终于到了你低头认错的时候啦!”望着心虚话怯、满脸虔诚的陆舟,金梦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喜悦和轻松。
三
“万曲不关心,一曲动情多。”南朝诗人鲍照的诗句,不断浮上东方旭的心头,不由出声地吟了起来。
近来,他和许多知识界的人士一样,一直处于欲歌欲舞的兴奋之中。
由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主持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连续召开了七次。参加会议的成员,按规定是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东方旭虽然参加了民盟,但却不是负责人,也不再是无党派民主人士。论说,这样的会议他已经没有资格参加,但却意外地接到了邀请。
这些年来,参加会议,集体学习,简直跟吃饭睡觉一样,成了人们每一天的生活必需。而这些开不完的会,学不完的习,什九是在说废话、磨时间,浪费人们的宝贵生命。但是,人们不但不能表示出丝毫的厌倦与不屑,还要作出一副热烈渴望的姿态。偶尔有一天不开会,无异于是重大的节日。可惜,这样的节日,一年之中,碰不上几回。东方旭本来不想应邀出席,但一则害怕被讥为不识抬举;二则,是想开开眼界。近来国内政治控制松动,思想空前活跃,听一听民主人士们在说些什么,弄清他们在想什么,对于自己的行动,不无借鉴意义。于是,应邀而至。心想,会议有内容就多听几次,如果仍然空话连篇,或者一味是令人作呕的歌功颂德,就参加一次为止。反正自己是“应邀参加”,而不是“必须参加”。
不料,第一天会议开下来,他便兴奋得不想再离开。七次座谈会,他竟然一次不漏地参加到底。
归国七年多了,会议,文件,报刊,广播,连篇累牍,铺天盖地,除了歌颂伟大的党,伟大的领袖,就是赞美幸福美满的新生活,讴歌伟大的建设成就。做梦也想不到,在座谈会上竟然听到了如此多新奇的声音。人们发言之热烈,语言之激动和直言不讳,是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而所提意见之尖锐,敏感,更使他于振奋之中,感到几许惊诧。例如:党员发号施令,民主人士虽有职而无权;外行做领导,内行被驱使;无视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一味夸大成绩,掩盖错误缺点等等。简直是语语中的,痛快淋漓!他越听越入耳,简直就像当年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观礼时,那样兴奋与激动。
自己既然被邀请,就说明共产党也希望自己慨陈忠荩,帮助他们整风。是的,决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应该考虑几条有建树的意见贡献出来,以尽自己的棉薄之力。
他拿出稿纸,打算列出一个比较详细的发言提纲。
刚刚写下题目,余自立门也不敲,一推门,笑嘻嘻地走了进来。
“老同学,你今天满面春风,莫非又碰到了什么喜事?”东方旭问道。
余自立一屁股坐到他的对面,右拳重重地击在桌子上,高声说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碰到了大喜事!”
“是吗?能否说出来,让在下也分享一二呢?”
“你不是正在分享吗,干么用得着我说出来呀?”
“我又没有什么喜事,分享什么?”
“东方,你呀!现在人人兴高采烈,跃跃欲试,你却稳坐钓鱼舟。你是政治上迟钝,还是装糊涂?”
“咳,你越说我越糊涂啦。别跟我绕弯子,快说,发生了什么大喜事?”
余自立身子往后一仰,眉飞色舞:“眼下,艳阳高照,春风骀荡,百鸟争喧,万花竟放。莫非……”
“原来你说的是这事。”
“怎么?这人人扬眉吐气的鸣放气氛,难道不是天大的喜事?”
“不错,”东方旭连连点头,“这样的好形势,我们确实是第一次碰上。”
“所以,我们不能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应该立即投入到鸣放的大潮中去。”余自立从口袋里掏出一叠稿纸,递到老同学面前:“明天文艺口也要召开座谈会,我已经写出了发言稿,请主编大人给审查一下,看看有无不妥之处。”
“嘿!刊物发稿子都用不着我拍板,你个人的发言稿,咋用得着我看呀?”
“我本来不想麻烦你,又害怕在政治上拿不准,捅出漏子。“
“我不过是参加了几次座谈会,你认为我就拿得准?”
“好嘛,求到您的门上来,立刻打起了退堂鼓,还口口声声老同学呢!”
东方旭轻叹一声,伸手拿过提纲,低头看了起来。看着,看着,忽然皱起了眉头。
余自立不解地问道:“怎么?我写的不妥当?”
东方旭没有回答,直到将七页稿纸看完,又低头思考了一阵子,方才抬起头,神色严肃地说道:“自立,我觉得,我们应该就与国计民生有关的方面多进忠言,而不应该始终跳不 出个人得失的小圈子。”
“这怎么能说是个人的小圈子?许许多多个人的问题凑拢到一起,就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问题。难道不是这样吗?”
“当然。”东方旭一时找不到反驳的字眼。“不过……”
“不过,个人问题还是不能说。是吧?”
“不是不能说,而是不宜多说。现在天天喊‘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我们提建议也应该从大局着眼。如果一定要谈个人的问题,在措辞方面,也必须多加些斟酌。”东方旭指着稿子说道:“像‘唯我独左,动辄整人,草木皆兵,运动接着运动’;‘猜测臆断,强加罪名,认友为敌,冤狱接连发生’等等,如此措辞,我认为太激烈,太刺激,有失忠恕之道。我们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应该和风细雨,与人为善。不能因为我们挨了整,就反过来整他们一通。所以……”
“主编同志,到了什么时候啦,你还这么小心翼翼?我这个提纲,不仅实事求是,而且给他们留了大面子!试问,自打解放以来,他们所搞的运动,哪一个不是尽整好人,株连无辜,大兴冤狱,草菅人命?”余自立激动地站起来,挥着手臂。“他们整天大骂资本主义,说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人家尊重人权,尊重人的自由,司法独立,坚持无罪推断。你在国外呆了那么多年,看到过没有确凿的证据,便随意关押,捕人,批斗,戴帽子吗?”
“……”东方旭一时语塞。“自立,你小点声。坐下说。”
余自立坐下来,压低声音说道:“在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幸福国家可倒好,想整谁就整谁,想关谁就关谁,想给谁戴帽子,就给谁戴帽子。捕人时大会叫,小会嚷。整错了放人时,无声无息,屁也不敢放一个。这算得是民主政府爱人民?这生杀予夺大权,是谁给他们的?是你?是我?还是中国人民?法西斯希特勒不过如此吧?”
“自立!”东方旭脸色突变,“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也不能嘴上没遮拦!我们吃的亏还少吗?怎可忘记话多有失的古训呢?我正在写发言提纲,也准备发言。”
“那,你打算怎么发?”
“还是那句老话:和风细雨,与人为善。绝不能只图一时痛快,毛毛失失,惹人生厌。”
“这么说,我也得回去再把发言稿修饰、美化一番啦?”
“自立,我认为,只是修饰美化远远不够。少谈个人,多多关注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方才是我们应有的正确态度。”
四
“笃笃笃。”余自立刚走,传来了轻柔的敲门声。
“请进。”东方旭应一声,伸手将只开了头的发言提纲,收进抽屉里。
推门而进的是小说组女编辑温娴。她来到东方旭的写字台前,拘谨地问道:“东方主编,您忙啊?”
“不忙,不忙。温娴同志,请坐。”等客人坐下,东方旭问道:“莫非乔治•艾略特又给阁下出了难题?”
这些年,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俄语成了一种需要和时髦。在中国,英语教学几乎被取消。温娴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在校学的是俄语,毕业后却偷偷迷上了英语。她利用解放前在教会中学打下的英语基础,业余时间偷偷进修英语,并试着翻译英国著名女作家艾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房》。遇到难题时,多次向东方旭请教过。
“我已经许多天,顾不上尊敬的艾略特啦。”温娴白净的方圆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
“哦?是译不下去啦,还是因为天天熬夜吃不消?”
“都不是。是挤不出时间。现在报刊上那么多引人入胜的好文章,看都看不完。把一点可怜的业余时间都挤占了去,哪有时间搞翻译呀。”
“原来是这样。我也有同感,近半年来,我国的报刊确实是大变了样子。从前我读报纸,往往是只看大标题,现在许多文章都读的很仔细。我担心要成为报纸迷啦。”
“现在,报纸上的许多文章,简直棒极啦,看过之后恨不得翩翩起舞,放声歌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春天终于来到了!”温娴细眉高扬,用探询的目光望着上司,“主编,您读了报纸上的文章,不感到很受鼓励吗?”
“岂止是受鼓励,简直是无比的兴奋。”
“真的吗?”她的脸上露着疑惑。
“怎么?你不相信?”
“相信是相信。可是……”她欲言又止,“东方主编,有句话不知该不该问?”
“温娴同志,你尽管问就是嘛。我们共事这么多年啦,干么这么客气呀?”
“好,那我就直说啦。”她坐正了身子,双手交叉在胸前。缓缓说道:“东方主编,您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上面邀请您参加座谈会,是希望听取您的高见。您参加了那么多次座谈会,为何至今一言不发呢?座谈会上的发言,报纸照登不误,我一字不漏地都看了,就是找不到您的一个字。太遗憾啦!”
“遗憾?”
“不但遗憾,还十分不理解。”
“我一言未发,怎么会使您不理解呢?”
“正是因为您一言不发,才使人们不理解呢!”
“哦?那是为什么?”
“我们觉得,您应该抢先发言才是。”
“我应该抢先发言?温娴,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咳,主编!这有啥不明白的?”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他的脸上,“您在海外就是著名作家,学者。可是,自从归国后,他们是怎样对待您的?我听说,您组织编辑部的班子,几乎让人家全否啦。您计划写长篇,他们也横加阻拦……”
“这些事,您是怎么知道的?”
“这是公开的秘密,谁不知道呀。”见东方低头不语,温娴继续说道:“他们委任你当主编,可又不给实权,什么事都得听那位无知的太太摆挥。连我们局外人都为您抱不平呐!”
“我倒没觉得有什么,因为,我没有多大的权利欲。”他在作违心之论。他不愿意向一个没有深交的女性剖露心曲。“再说,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是我们必须遵守的组织原则,任何人也不能违反呀。”
“原来您是迫不得已!”
“不。有无实权,我并不太在乎。”
“不太在乎,不等于一点不在乎,是吗?”
“温娴,我们换个话题好不好?”
“请愿谅。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好吧——请继续说下去。”
“东方主编,您差一点被打成胡风分子,不知您有何感想?”
“已经过去的事,还提它干啥?连自己都忘记啦。”
“那么荒唐的事,您怎么可以忘记?哼!人家一身清白,污蔑人家是胡风分子!一关就是好几个月,连夫人都给逼走了!他们有过认真的交代吗?”
“他们放出我来,不就证明是抓错了吗?”
“说得倒轻巧!爱抓就抓,爱放就放,连赔礼道歉都不做,可真是‘老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啦。’这一切的一切,证明他们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是何等的严重!难道不值得大说特说?您怎么可以至今保持沉默哪?您要是继续不开口,我们大家伙可要替您说啦。”
“不。我个人受点委屈,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伙千万不要为我费心。”东方旭连连摆手,“再说,我也正在准备发言。”
“真的吗?”
他从抽屉里拿出发言提纲,推到对方面前:“你看,我已经把发言提纲写出来啦。”
“‘发言提纲’。”温娴念道,“主编,光一个题目,连一个字的内容都没有,您怎么发言?”
“有了题目,还愁没有内容吗?刚才我正在写着,被你这不速之客打断了呀。哈哈哈!”
“好。那就不打扰了。我们等着读您的发言。”一面说着,温娴站了起来。
“怎么?不坐会儿啦?”
“不啦。别耽误您的正事。”
东方旭不解地望着对方:“温娴,就为这点事,值得你特地跑来找我?”
“多大的事呀,还这点事!”她又坐了下来。“主编同志,我来得不巧,耽误了您不少时间,您就快写吧。”
“怎么?你也跟那位……”他差一点说出“那位太太”,急忙改口道:“你也学会了亲自督阵?”
“岂敢岂敢。”她娇嗔地瞥他一眼,“关心一下领导还不行?”
“不敢当,不敢当。温娴同志,请你回去忙吧。请放心。我一定会在下一次会上发言。至于是否能让大伙失望,可不敢说。因为我不想多谈自己,我自己受点委屈不算啥,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别受委屈。你说对吗?”
温娴轻叹一声,语意双关:“东方主编,我服了您啦。”说罢,她站起来低头走了出去。
“唉,难为她也记挂着我!”温娴匀称而俏丽的背影消失在门外,东方旭发出了一声叹息。“一个二十八岁的大龄女青年,应该认真对待自己的终身大事啦,干么特地跑来关心一个不相关的人呢?是大家伙让她来作说客,还是她自己的主动关怀?如果是后者,莫非是因为这些年在翻译方面对她有所帮助,从而产生了怜悯之心?果真是那样,堪称是涓滴之恩涌泉相报了。在这运动连着运动,动辄划清界限,朋友同事之间一转脸便乌眼相斗的年月,如此知情知义的人,是越来越难以遇到了。”
东方旭感到心头一阵发热,不由地长长叹了一口气。
五
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休会四天。主持会议的李维汉说,休会的目的是为了很好地整理大家的意见,以便向中央汇报。
复会之后,李维汉鼓励大家更加起劲地大鸣大放。他说,前面七天座谈会,开的很成功,大家提了许多很宝贵的意见,对全国的整风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号召全体入会者,继续发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打破顾虑,畅所欲言。如果心里有气,或者吃过苦头的,尽可以出气,诉苦。就是骂几句也没啥,因为我们党的工作有失误,使人家受了委屈嘛。
多么朴实而诚挚的语言,多么博大而宽广的胸怀。东方旭觉得,前七次座谈会上,有些人的言论,已经触及到一些此前绝对没有人敢说的敏感问题。如:党不能直接发号施令,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有一些事情成绩不是主要的等等。他认为中央得知后,一定会勃然大怒,立即停止开会,动手追查发言人的背景和动机。不料,代表党中央说话的李维汉,竟然继续热情求谏。仅从这一点上来看,说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丝毫也不是溢美之辞!跟所有的入会者一样,东方旭兴致勃勃,心情激荡。
入会的人,听了中央领导的话,彻底打消了顾虑,争先恐后,慷慨陈词,各舒己见。
第一个发言的是农工民主党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林业部部长章伯钧。他说,二十多天来,全国各地都在帮助共产党整风,提出了很多意见,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缺少的,党是能从政治上领导科学的。但是,这种制度也是有缺点的,所以产生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希望今后广开言路,在这次整风中多听一听基层人民的意见。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的重大问题,多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以减少失误。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嘛。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又说,现在国务院开会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们表示意见,这样形式主义的会可以少开。
民主同盟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发言时,眉飞色舞,声音清亮。他说,有的老先生认为,现在的争鸣气候好像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我又补上两句:“一片整风声,三害除多少!”通过这次整风,共产党加强了,民主党派也提高了。争鸣是健康的,并没有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仍然有不少人害怕打击报复。他提出一个具体方案,解决这一问题:由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过去“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这样,既纠正了过去运动中遗留的问题,又配合了整风。
毛泽东在二月二十七日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到肃反时,曾提出今明两年应来一个大检查。罗隆基的意见显然是这一指示的具体化。
许多人热烈鼓掌,对章伯钧、罗隆基的意见,表示赞同和支持。会场的热烈气氛达到了高潮,人们纷纷举手争取先发言。对“三大主义”展开了尖锐的批评。
在最后一天会议上,储安平被邀请发言。他是九三学社宣传部长,民盟盟员、各民主党派中央联合机关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他站起来望着主席台,语气低沉地说道:
“自从鸣放以来,我一直没发言,不是有多大的顾虑,而是没有多少具体的意见可谈。现在领导要我发言,我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发言稿,缓缓念道:“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甘心情愿地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来,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人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安平的发言不过十来分钟,但他把别人絮絮叨叨大半天的话,什么沟深墙高,外行内行,傲慢特权,教条官腔等等,只用了三个字——“党天下”,便作了形象生动的概括。真可谓是一言中的,语惊四座!这且不说,他竟然指名道姓向毛主席、周总理“请教”。这位地位不高、名气也不太大的民主人士,端的是胆量不小。
发言人直陈忠悃、披肝沥胆之情,溢于言表,使东方旭感到无比的惊讶与兴奋。多年来,他从报刊广播中所听到、看到的,全是一派讴歌颂扬之声。误认为,有了共产党的领导,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六亿神州,兴旺腾达,莺歌燕舞,花团锦簇。借用报纸上的话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用不了多久,炎黄子孙就将过上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美满生活。做梦也想不到,舆论与现实,竟然是如此的天差地异。原来,没有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的执政党,已经受到了如此大的损害和腐蚀。执政不过七八年,竟然发生了如此多的失误,积累了如此多的怨气。几乎到了人们忍无可忍的程度。据《人民日报》报道,鸣放中揭露出来的矛盾,激怒了广大群众,有的地方工人举行罢工,学生集体罢课。不由使人担心,中国也将发生“匈牙利事件”。抬头看看坐在主席台上的会议主持人,听到如此尖锐的发言,不仅没有恼怒,依然是面色平和,点头频频,一副虚心求教的神态。足见党中央虚心倾听批评的气度是多么崇高,一定要整好风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定。自己再不急起直追,勇敢鸣放,不但是自甘做整风运动的落伍者,简直就是自外于党的异己二臣!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再一次被点名发言时,他终于应声站起来,怯怯地说道:
“我东方旭,不是不想发言,我恨不得尽倾肺腑,帮助党整好风。一则,因为自己回国时间不长;二则,由于自己不太关心国家大事,害怕提不出有建树的意见。既然领导上希望我发言,我只能说两点。”他从口袋里摸出发言提纲握在手里,眼睛却望着会场说道。“当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伟大革命目标,可是毕其一生的努力,他也没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这个伟大的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我有幸亲身参加了伟大的土改运动,亲眼目睹了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共产党的由衷感戴之情。可是,刚刚过去了一年多,他们的欢呼声余韵尚在,脸上的喜悦之色尚未褪尽,刚刚分到手的土地,便成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财产。试想,他们的失落和颓丧能是什么样子?我十分同情他们的失落。这样快地从他们手里将土地夺回来,不知对伟大的土改运动,是不是一个否定?对于农民的种田积极性是不是一次挫伤?”他刚说到这里,有人鼓起掌来。等到掌声停下来,他继续说道:“另外,我对我们国家知识分子的政策也不太理解。我们强调阶级观念是对的。可是,不论一个人是什么家庭出身,只要他是知识分子,就成了资产阶级队伍里的人。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却仍然是贫农、贫民、或者是工人阶级。马列主义是根据财产划分阶级,我们国家对一部分人的阶级划分,却不是根据财产多少,仅仅根据有无知识。有了知识,便成了剥削阶级——知识成了罪恶的同义语。于是,广大知识分子从此沦入无了无休的改造炼狱!人的尊严没有了,主人公的自豪感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自卑感,犯罪感。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何等不公平而又不合逻辑的事?如果我的话是谬论,请大家提出批评,帮助我提高认识。另外,我还想提个建议:现在,给每一个人都搞一个‘档案袋’,锁在人事部门的柜子里。但谁也不知道那里面盛的是什么,给自己作了什么样的评价和结论。一个不厚不薄的纸袋袋,简直就是一个钢铸的十子架,一个可怕的‘潘多拉匣子’!有了那个东西的存在,怎么能使一个人轻装上阵呢?有人会说,那里面有领导对你的评价,怎么能让你本人知道?试问,领导作出评价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整人,还是为了帮助同志进步?如果是后者,不让本人知道,又有什么用呢?我先谈这两点不成熟的感想,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我的话完啦。”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东方旭兴奋异常:有了这样一次毫无保留的鸣放,人们不会再认为我对党的伟大整风运动作观潮派,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