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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第二十章炼狱净火.2

作者:鲁钝 当前章节:15050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20:09

由于天天要放卫星,夺红旗,人人身上压着沉重的产量包袱。为了表示改造的诚意,往往忘记了自身的安全,加之缺乏伐木技术,此后,接连发生了多起死人伤人事故。仅余自立亲眼看见的就有两起:一个是断口裂开,底部往上猛一翘,恰好击中了一位难友的下巴,脸和后脑勺顿时裂成两部分,当场死去。另一位是被倒下的大树的枝杈,打中了脑袋,再也没有爬起来。至于受伤的,致残的,更是数不胜数。

连续不断地发生伤亡事故,严重地打击了大家的改造积极性。看来,要想献真诚,势必要先献出性命。余自立感到既恐怖又愤恨,担心不定哪一天,死神就会来光顾自己。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一个月后,他和一些体格最棒的难友奉命组成了运输队,往山下运送他们的胜利果实。老右们知道,他们亲手砍伐的坚硬而纹理漂亮的木头,是给北京人民大会堂用的。这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任务,大家都鼓足了干劲。他们先打掉沼泽地的塌头墩,坑坑洼洼的地方铺上冰雪,修成一条十几米宽的爬犁道,然后开始运木头。他们爬上山半坡的木材堆积场,连翘带架,将脸盆粗、六米多长的原木装到爬犁上,码成高宽各一米的长方形木垛,两边插上挡木杠,用粗麻绳绞紧,便可以上路。

余自立这个班由他驾辕。其余人分在两边用绳子拉。个个上身前倾,两腿后蹬,像伏尔加河纤夫一样,使出全身力气,向十公里外的公路边拉去。尽管体力消耗很大,他们仍然争先恐后。每趟拉一立方——三千斤,就达到规定的指标,他们每趟拉两方多,约有七八千斤。

1959年2月一天的上午,余自立架着辕吃力地往前走着。爬上一个高坡,爬犁快速地向百米之外的底部冲去。余自立大步奔跑,忽见不远处的路中央,停着一架满载的爬犁,人却不知去了哪里。坡陡路滑,爬犁的下冲力很大,想停下跟本不可能!慌急之中,他大声叫喊:

“快闪开——快闪开,到后面拉倒纤!”

可是,爬犁的冲击力太大,同伴们闪到两边“拉倒纤”,已经没有多大的作用。余自立使出全身力气控制着飞快下冲的爬犁,想跟停着的爬犁擦身而过。走近了才突然发现,那爬犁底下探出一根二尺多长的垫木,正好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晚了!已经来不及使爬犁转向,他拉的爬犁,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喀”地一声,撞上了停在路上的爬犁。余自立恰好被挤在当中!只听他“哎呀”一声叫,晕倒在地上。伙伴们将他拖出来许久,他才苏醒过来。他们急忙卸下爬犁,将他送到山下连部卫生室。

连部的“医生”,俯身看了看,捏了捏,漫不经心地说道:

“外面没流血,里面也没有碎骨头响——没有伤筋动骨。没关系,吃点消炎药,涂点松节油就行了。”

在同去的人苦苦要求下,医生才勉强给开了三天病假条。人们都说余自立命大,被爬犁挤死压死的不只一个。他不但保住了一条腿,还拣回了一条命。但是,当天在评比流动红旗大会上,他却挨了狠批。

“哼,狗改不了吃屎!余自立这个家伙,改不了反动的本性。”朱麻子声色俱厉,“驾辕,可以闭着眼不看路吗?显然,这是人为的事故,不是粗心大意,就是故意造成的。余自立对这个严重的事故,要负全责!”朱麻子仍不解恨,又补了一句:“余自立,你这样蛮横胡来,是对大跃进的肆意干扰。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不忘记”就不忘记吧。大难不死,余自立仍然感到万分幸运。

不料,新的打击,接踵而来。刚刚过了五天,他从母亲寄自老家的来信中得知,他发配到北大荒后,妻子精神病复发,而且比前几次更严重,不久便走失了,至今不知去向。估计已经不在人世……

旧恨新痛,哭诉无门。他跑到林子深处大哭一场……

北大荒的春天来了。空气清新,野花盛开,身边不时有狍子和野兔出没。五彩缤纷的蝴蝶在野花丛中翩翩起舞。但春天已经不属于列于另册的罪犯,余自立不仅没有心情去欣赏周围的一切,甚至感到,砭人肌骨的严寒丝毫没有消减。

爬犁道已经翻浆,不能再往山下运木材,余自立又被调到烧炭连。烧出的木炭运去卖钱,解决场部的经费困难。大跃进,放卫星的牛皮已经吹破,他们的定量也由原来的六十斤,降到了三十斤。一天干上十五六个小时的超体力劳动,三十斤粮外加清汤萝卜水,怎能补充所消耗的热量?饥饿,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挤压着每个人的心房。

余自立浑身浮肿,黑瘦的面庞,变成了蜡塑的大脸。浑身软弱无力,麻木的双腿走路直打颤。许多人连他的情况也不如,走路拄着木棍,东摇西晃,像个小脚女人。窝棚里没有了笑声,没有了愉悦麻木神经的下流笑话。人们的脾气似乎突然变坏了,无聊的争吵时常发生,谁不小心碰了谁的脚,谁起夜碰醒了临铺的人,谁把别人烤在火塘边的鞋子挪了地方……都是大吵一架的好由头。

已经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余自立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倒在上工的路上……

想不到,饥饿的死神还没来得及光顾,他差一点把性命扔在木炭窑边。

一天傍晚,他去炭窑旁大便,站起来还没有系好裤带,突然晕到在自己的粪便上,不省人事。多亏被同伴发现,不然,夜里准会冻成“冰乃伊”。第二天,他从山坡上扛着一块脸盆粗的木头往炭窑走,再次晕倒在中途,木材正正当当压在他的脖子上,气不能喘,人不能动。不是被后面来的人发现救出来,一条命准打发了。连续两次摸了阎王鼻子,却是有惊无险,人们赞叹他的命大。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幸的是,许多危险的事,偏偏叫这个有“后福”的人摊上了!

为了拔红旗,放卫星,烧炭队纷纷“抢窑”:多加柴,加速烧,不等到出窑的时间,就争着出窑。结果,烧坏衣服,烫伤手臂,中毒窒息的事,时有发生。一天下午,余自立在炭窑里往外出炭,他在下面往上递,同伴在上面接着,送到一边码垛。可是,有一趟返回来,不见他举炭的双手,连喊几声“老余”,也没有人答应。急忙探头一看,见他倒在冒着烟的木炭旁。急忙喊人把他抬出窑外,先往他脸上泼凉水,接着进行人工呼吸。折腾了好一阵子,他才慢慢苏醒过来。不是难友们抢救及时,这一次肯定见了阎王爷……

饥饿在蔓延,不得浮肿病的人,已经是凤毛麟角。而各连的头头们,似乎认为很正常,眼里只盯着夺到手的红旗,心里想的是怎样继续放“高产卫星”。长期的饥饿,加上超常的体力劳动,体质差的人一个个相继死去。大部分是饿死的,也有是吃了毒蛇、老鼠、癞蛤蟆或者有毒的野菜毒死的。到了1960年的秋天,几乎天天听到死人的消息……

余自立完全丧失了改造的信心。他拖着两条肿腿,等待死亡的来临。有一天,他用树枝在地上写了一首顺口溜,以发泄心中的痛苦和怨愤:

天高地阔野茫茫,遣戌大荒苦难当。

身卧冰雪天际望,阴曹地府是故乡!

不料,他还没有来得及把“诗作”抹掉,被一个积极分子看在眼里,立刻汇报了上去。这一下不得了,顺口溜升格成反动诗。他被揪到全连大会上,整整批斗了一个晚上。批斗大会的主持人朱大麻子在总结会议“开得很成功,打掉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之后,指着余自立的鼻子狠狠地下命令:

“你既然喜欢‘阴曹地府作故乡’,我满足你的要求:从明天开始,不要随大队出工,你和张勇修那个反改造分子一起,去西草岗挖坟坑。每天定量是四个,挖不完不准收工!”

近来不断死人,而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开坟已经有困难。等到地冻三尺,死了人势必要埋进冰窟窿里,等到明年挖坑重埋。不但费力,野狼吞噬死尸的场面,也有碍观瞻。朱指导员想出的这个窍门,可以说是有备无患。会场上的人不得不佩服党代表的机智和预见。他的英明决策,既惩罚了反动分子,又解决了死了人无处掩埋的难题,如果挖出的坟坑自己的连队用不完,还可以支援别的连队,得一杆“共产主义风格”红旗,可谓是一箭三雕。

这样,余自立跟张勇修便成了专业挖坟队员。一直挖了两个多星期,才被制止。据说是被上面知道了,认为右派的思想已经很浮动,再提前挖下那么多坟坑,影响不好。

出乎“上面”意料的是,春节没过,坟坑告急——预备下的坟坑都用完了,死的人却源源不断。只得把硬邦邦的死人,用大板车拉到低洼的地方,先用冰雪埋上,等到明年春天再说……

奋力挖坑的张勇修,在春节的前一天,饿死了。可怜他挖了那么多坟坑,自己竟然没有捞到一个!生命顽强的余自立果然有“后福”,竟然活了过来。等来了大换防的命令:全体右派回关内。

一时间,右派们被搞糊涂了。听说关内的“灾情”,包括云南、新疆在内比关外更严重。朱大麻子经常骂他们是一群“浪费粮食的家伙”。把他们弄到关里,岂不是更增加粮食恐慌?人人感到凶多吉少。余自立同样怀着忐忑的心情,被押上了西去的列车……

北京南郊有个南苑,俗称“海子”,也叫“行宫”,方圆数十里,四周有高墙围绕,严禁闲杂人等闯入。这里是辽金直到元、明、清帝王家的猎场。每年春秋二季,皇室成员要来这里骑马驰骋,开弓射猎。一则,活动一下闲腻了的筋骨,透一透胸中的闷气;二则,显示“以武立国”的尚武精神。1958年大跃进时,农村男女劳动力齐上阵大炼钢铁,行宫附近的大片土地荒芜了。于是,属于公安局系统的“地方国营团河农场”,应运而生。农场建有三个大队:一大队岗哨,望楼,铁丝网,探照灯林立,关押的是劳改犯,从事种水稻。二大队是劳改释放和解除劳教的就业人员,负责种葡萄。三大队是不满十八岁的少年犯。

团河农场以盛产玫瑰香葡萄闻名,年产六百万斤高质量葡萄,与当时北京的人口相等,平均分配的话,每人可以分到一斤。就是在这个香飘四野的地方,正在上演着一出出悲喜剧……

1960年十月“升级”的东方旭,被押送到天津迤东的清河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后又被押送到团河农场。从兴凯湖畔押送回来的余自立,也紧跟脚来到了这里。两人是在排队打饭时,偶然遇到了一起。

东方旭一见老同学、老部下,不由大吃一惊。分别不过四年多,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方圆脸变成了长条脸,皱纹遍布,胡子拉碴,像个标准的劳改犯。他轻轻喊了老同学一声。余自立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抬头看一眼,低头打饭,装做不认识。东方旭两眼一阵热,急忙扭回头去偷偷揩泪。有一天出工时,偶然见到了余自立。看看四周没有人,急忙说了几句话。余自立告诉他,《北方文艺》的右派,诗人绿莽自杀,单怀玉一年前饿死了。高扬一直不服,公开喊冤叫屈,升级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了十年徒刑。金梦两口子都去了北大荒,夏雨成了改造积极分子,一年前摘掉帽子,回到了北京。金梦在养猪场当猪倌,可能是偷吃猪饲料的缘故,虽然添了不少白发,人却没怎么瘦。不像是得过水肿的样子……

“唉!”听罢简短的叙述,东方旭闭目摇头,许久无语。脚一跺,绝望地说道:“我还认为,在那种人烟稀少的地方会好一些呢。”

“他妈的!无产阶级专政,到了哪里不是一个样?我在北大荒,说了一句‘草菅人命’,差一点被整死!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右派的命值几个小钱?”余自立愤然地略微提高了声音,“耀之,这话,我一直憋在肚子里,我知道跟您说了没有危险。”东方旭急忙掉转话题:“自立,我们能活下来,是天大的幸运。可不能再拿着鸡蛋往石头碰噢。”

新来团河农场的右派,230多人,全部编在二大队七中队。地点在农场的最北边,以前这里有个小村子叫“三余庄”,现在成了七中队的代号。

来到以后他们才听说,之所以把北京市所有没有解除劳教的右派分子,一律集中到团河农场。是因为中苏关系紧张。自从赫鲁晓夫全面否定了斯大林,中苏两个亲密的兄弟党,反目成仇。老大哥成了“苏修”,边境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兴凯湖临近苏修,可能是怕右派们集体越境“叛国投修”,而采取了远远撤离的措施。使他们不解的是,为什么撤退的只是右派分子,其他的人,包裹劳改犯在内,却不撤一人?莫非有知识的罪犯,是更加危险的敌人?也有人说,将右派分子集中到一起,是中央政策有变,准备为他们甄别平反……

果然,传言不久就得到了证实。一天集合训话时,一位姓韩的队长,微笑着说道:“你们都好好干,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在等着你们哪!”

这真是一则一忧,一则一喜。莫非中国一百多万无辜落难的知识分子,终于熬到了尽头?当局要网开一面,给大家摘掉帽子,安排适当的工作?经过四、五年的思想改造,数不尽的事实证明,靠自己努力永远也别想“改造好”,那些摘掉帽子的“积极分子”,什九是伪装能手,小报告专家。既然干得好也出不去,不如索性不干。于是,磨洋工,泡病号,成了对抗改造的有力武器。有人甚至公然说,如其出工累死,还不如到病号队里饿死。当年那种夺红旗、放卫星的热烈场面再也看不到了。现在,听到“甄别”的“喜讯”,仿佛给濒临死亡的人打了一支强心针,一张张枯黄的脸上,居然漾出了春风荡漾般的喜色。

不幸,“喜讯”像孩子们吹出的肥皂泡,在灿烂的阳光下,五彩缤纷,眩人眼目。可是转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有人猜测,政策突然转向,是因为中苏关系紧张。有人振振有辞:与中苏关系无关,是因为毛泽东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缘故。既然阶级敌人有长期存在的必要,给右派甄别干什么?提出这个意见的人,自然是犯了“阶级斗争熄灭论”的错误。

重返社会的希望落空,人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按期解教上。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料到,他们直到1978年才摘帽,1979年才走出大墙。创造了改造二十二年,教养二十一年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后来的改造中,又增加了对付“反改造分子”的措施:“拔白旗”和“蹲小号”。谁干活不积极,或者发牢骚,一旦让积极分子告发,立即“拔白旗”——批判斗争。如态度不老实,则锁进小号“歇几天”。不打不骂,每天只给两餐——每餐一碗棒子面粥。用不了几天,人便饿得半死不活,乖乖地服输认罪。于是,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轨道……

不料,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突然刮进了三余庄。风暴的源头,是《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通栏大标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听罢广播社论,人们心惊肉跳,不知什么时候,就要遭到“横扫”。

不久,指导员训话时宣布:团河农场所在的大兴县,改成了“红旗县”。不论地名、工厂名,还是个人的名字,只要有封建迷信色彩,统统改掉!这也是表示你们改造决心的一次机会。

会后,积极分子刘佛生首先响应,把名字改成了“刘复生”。当众夸耀说,这一改,不但去掉了迷信色彩,还表示自己有重心做人(复生)的决心。另一个积极分子吴祖德,把名字改成吴左德。积极分子们不但自己踊跃改名,还强迫别人改。

改名风劲吹,东方旭首当其冲。

“东方旭,你为什么叫这么个反动名字?”积极分子盯着他质问。

“我的名字……怎么是反动的呢?”

“还他妈的装蒜:东方红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你自称是东方的旭日,不是想跟东方红相媲美吗?你狗胆包天,狂妄之极!”

“好吧,”东方旭不想置辩。“我改名叫东方黑。”

“什么?你竟敢污蔑‘东方红’是‘东方黑’——简直是反动透顶!”

吉利的字眼,跟“东方”连到一起是狂妄,倒霉的字眼跟“东方”连到一起是污蔑。他恨不得不再姓“东方”。低头想了一阵子,抬头问道:“我请求改名叫‘东方牛’,与我这牛鬼蛇神的身份庶几相合。不知可不可以?”

“唔,这还差不多!”积极分子们点头笑了。

队里有个人叫史镇华的。积极分子威胁说:“右派分子还要‘震中华’,嚣张之极,必须改掉!”史镇华不买帐:“我的名字是家父起的,从小叫到今,一直叫了几十年,我无权改!也不能改!”

积极分子说:“现在连天安门广场都改成了‘东方红广场’,什么不能改?你必须改!”

“什么也能改吗?我的脸就不能改!”史镇华瞪着眼反驳。

他的话被打了小报告。指导员在点名时,讥笑说:“脸型怎么就不能改呢?照样改!不信,等红卫兵来到,看看能不能改!”

果然,很快就传来红卫兵给人改脸型的消息。

所谓“改脸型”,并不是给人做改容手术。而是在走资派和黑五类脸上涂墨汁或者剃阴阳头,脖子上再挂个大牌子游街示众。这使东方旭想到了旧时代的黥刑——给犯人的脸上刺字并涂上墨。有的也给士兵刺字,以防止他们逃跑。想不到早已死掉了的野蛮刑法,今天又起死回生。那种人格侮辱,如果轮到自己身上,他会摔掉牌子一头撞死的。

外面的消息,不断传到农场里来。

一个女中学生穿了一条长裙子,被拖到大街上一顿饱打。北京市的红卫兵,拿着剪刀候在交通要道上,见了扎长辫子的姑娘,揪过来就剪掉。市民家里的古瓷,古画,被烧掉和砸掉了。屋顶上的“寿”字瓦,门楼上的浮雕,一概无一幸免……

更使东方旭震惊的是,他所敬仰的许多老作家、老艺术家,虽然逃过了五七年的灾难,却没有逃过“史无前例”:作家老舍被斗不过,跳进太平湖自杀了;冰心被挂了牌子在大街上整整跪了两天板凳;巴金游了上海的大街;他所喜爱的京剧演员周信芳,马连良,进了牛棚。还有许多他熟悉的作家、画家,音乐家、演员……统统成了“黑帮”——牛鬼蛇神,被关进“牛棚”。因为他们贩卖过“封、资、修”的货色,罪在不赦。更使他不解的是,一些抱着炽热的爱国之心,放弃理想的工作、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的爱国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奸细”,“里通外国”的“特务”。他们侥幸逃过了“丁酉之灾”,却逃脱不了这场劫难!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原来是在大“革”文化之“命”。剪除文化,扫荡文明,决心使中国回到野蛮的洪荒时代!正如鲁迅所说的:“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莫非处心积虑地使文化破产的人,都是鲁迅所说的得势的流氓?东方旭被弄糊涂了。他不由想起了勇敢的温娴。一个因为同情自己,勇敢地爱自己,成了“黑五类”的弱女子,性格爽快执着,疾恶如仇,现在一定正处于危难之中!但愿她能忍辱负重,咬紧牙关忍受,不至于发生意外。他留在家里的长篇书搞《炎黄之子》,不知是否已经化成了“破四旧”的烟尘……

他的心越收越紧,可怕的消息却不断传来。

听说四川万县一帮红卫兵,冲进劳改队,把劳改干部集中起来,饱打一顿。说他们包庇牛鬼蛇神。犯人们有的暗暗高兴,有的迷惑不解。哪知打完了干部,安上机枪把犯人统统“突突”了。美其名曰“除五害”……

远方的消息,已经使人胆战心惊,近在眼前的惨剧,更使他们毛骨悚然:京郊大兴县大辛庄村,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把地、富、反、坏、右所谓“黑五类”,不分男女老幼,统统扔进了一口废井里——斩草除根,消灭反动剥削阶级!据事后公布的数字,大兴县十三个公社四十八个大队,一九六六年八月的几天之内,便杀掉五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有22户人家被杀绝,其中有八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出生仅三十八天的婴儿……

复仇的火焰,在神州大地上滚动。很快就燃烧到了劳教分子的身上。八月末的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了团河农场。多亏管理干部事前都带上造反的红袖章,红卫兵对革命战友比较客气,只要求惩罚最反动的家伙。关在小号子里的人,自然首当其冲,一个个被打得半死。余自立因为写“反动诗”,关进小号,被打得爬不起来。几天后,“病死”在小号里。

东方旭藏在被窝里写了一首诗,以倾吐他的悲愤,表达他对死者的怀念与哀悼。他把诗写在一张小纸上,藏进箱子底部的衣服口袋里。心想,这样万无一失。

谁知,红卫兵的“扫荡”,启发了农场的红袖箍。他们的觉悟仿佛在一个早晨放了卫星,对右派的专政更加严厉。而右派们由于看不到出路,大部分失掉了信心,不听话,甚至顶撞积极分子的事时有发生。于是,管理干部便仿照外面的样子,来了一场“破四旧”。许多人又一次成为了“横扫”的对象。

东方旭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次又“横扫”到了自己头上!

这一天临近中午收工时,队长突然宣布中午留在工地上吃饭,饭票晚上一块交,饭后就地休息,谁也不准乱走!

这里离宿舍不过二三百米,不准回去吃饭,必有特殊的原因。但谁也猜不透,原因是什么?

很快,有人作出了判断:刘复生等四名积极分子,今天没有随队出工,一定是在干部的带领下,在宿舍里突击“破四旧”——搜查!

人们面面相觑。东方旭的心里更是打起了鼓。他没有私藏武器,没有写反动日记。可是,他写的那首悼念余自立的诗,却藏在箱子里。万一被搜去,用他们的“索解法”一上纲,被扣上什么罪名都可以。下午收工回到宿舍一看,屋里被翻得乱七八糟。包袱被揭开了,锁着的小箱子被撬开了,零碎物件狼藉在铺上。他装做整理东西,急忙检查箱子,掏遍了所有的口袋,哪里还有小纸条的影子!其实,早在许多天以前,一位姓汪的难友就曾提醒过他,有危险的东西,及时处理掉!可是,他不愿意毁掉有纪念意义的文字,也觉得不会出危险。不料,果然出了事!

这里流行着一句顺口溜:“思想是气体,言论是液体,文字是固体。”思想千遍不要紧,说出来就有被批判的可能,要是黑字落到白纸上,那就麻烦了。古语说:“一字入公门,九牛拉不出!”现在,证据落在人家手里,只有任凭宰割了。

像嚼蜡一般嚼着窝窝头,他思绪翻飞想对策。后悔无济于事,是主动请罪,还是置之不理?偷眼看看积极分子刘复生,正瞪着三角小眼,不无讥讽地瞟着他。仿佛在说:“看你小子还神气!”

他记得很清楚,那首悼念余自立的诗,是这样写的:

长逝何必多余悲。

我欲效君恨有畏。

饥馑无奈缩魔手,

苦役从此离弯背。

骂声不嚎鞭声远,

阳间如同阴间黑。

刀山油锅何所惧,

阎罗能不怂恶鬼!

初冬时节,天气阴冷。铅灰色的天空,像一口倒扣的大锅,憋得人喘不过气来。东方旭的心情,也像铅一般沉重。树木的叶子大部分已经落光。几只乌鸦从头顶上飞过,发出刺耳的“哇哇”叫声,分明在告诉他,灾难就要降临!

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的诗已经被抄去了四天,至今毫无动静。根据以往的经验,打击反动气焰不过夜。莫非这次大搜查,没有得到犯忌的证据,他们没有从那首诗里看出问题?妄想!他立即否定了自己的空想。他们连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写得那样露骨的东西,他们会看不出问题?这年月,没有任何问题的文字,都能上纲成十恶不赦,何况自己写的那么义愤填膺。那,他们迟迟不采取行动,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年,劳动已经成为习惯,尽管看不到茫茫改造长路的尽头,但是过度的劳动却可以麻痹人们的神经。拖着疲惫已极的身子,钻进又潮又湿、散发着霉臭味的被窝,往往很快就能去见周公。今天的周末,照例晚上不开会学习。东方旭想早早钻进被窝,仔细分析一下,这是暴风骤雨来临之前的短暂平静,还是那个小纸条被他们不在意,弄丢了?不料,吃晚饭时来了通知:今晚不放假,开批斗大会。

批斗大会在大饭厅里举行。首先讲话的是胡中队长。他神色严肃地先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接着说道:“前几天,我们对宿舍里进行卫生大检查时,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些反改造分子的新罪证:有反动日记,反动诗词,反动小说,反动标语,甚至还有杀人的凶器——伪装成水果刀的锋利匕首。经过我们认真研究并经过上级部门批准,从今天晚上开始,要一一进行清算!”胡中队长的目光射向了东方旭。“我们首先要清算的,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不肯交心,不肯与别人划清界限的东方牛。这头反动透顶的黑牛,写了一首极其恶毒的古体诗,对我们非常人道的改造农场,进行了猖狂的诅咒和恶毒的攻击。说我们这里是受苦、挨饿、挨骂、挨鞭子的‘阴间’,管理干部和积极分子都是‘恶鬼’!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晚上,我们要狠狠打击东方牛的反动气焰。斗争方式不能像过去那么客气。他不老实,就给我狠狠地……教育!因为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也是检验你们每一个人是站在拥护毛主席、拥护政府的一边,还是站在反改造分子一边的试金石。你们要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站在哪一边!”

胡队长所说的一字一句,都是在暗示:谁想“表现好”,今晚就要拿出真格的。红卫兵痛打犯人的场面,余自立临死时的惨相,交替在眼前浮动。东方旭知道,自己的大限到了。

当初,他之所以屈辱地活着,是为了儿子和同床共枕只有三天的温娴。两年多了,她既不来探望,也不来信。而北京市的“清污”,却一浪高过一浪,首善之区的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虽然没有被从肉体上消灭,却从户口本上注销了——赶到了不知什么地方。不知他们母子二人去了哪里,是死是活?估计凶多吉少。此刻,他甚至希望他们已经走了绝路。那样以来,自己就可以无所牵挂地走自己的路。不是有人把火炉的烟筒挪开,让全家人饮煤气而死吗?活在这非人的社会上,何如死了痛快!当初想学余自立没有勇气,今天该拿出勇气来面对死神的挑战了……

当他听到“东方牛滚出来”的吼声时,步履从容地来到饭厅的中间。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刘复生带头念起了语录。念完了,厉声问道:

“东方牛,你写那首恶毒的诗,咒骂我们可爱的农场,和我们亲爱的领导,你的罪恶用心,要如实地交代出来!”

“可以。”东方旭已经无所畏惧,“我的同事余自立死了以后,我的心里很难过,稀溜糊涂就胡诌了那么几句。主要是表达对死者的哀悼。”

“一个反改造分子死了,你兔死狐悲,可见你也是个无可救药的反改造分子!你低头认罪!”一个姓胡的积极分子把他的头狠狠按了下去。不料,一松手,他又站得笔直。

“他妈的,我叫你不低头!”刘复生照准他的脸狠狠一耳光。转身按着他的头,拼命往下按。“跪下!”

东方旭挣扎着拽出头,仍然笔直地站在那里。刘复生在他的背后,照着他的腿弯处猛蹬一脚。他扑通跪到了地上。四五个积极分子走上来,一顿拳打脚踢。刘复生解下皮带接连猛抽,一面喊着“打掉你的反动气焰”!有的人也学着他的榜样,拿起了拖把、木棍……

蚊子盯住了鲜血,恶狼看见了人肉,坚硬的木头,皮带,亲吻着渗血的皮肉……

凶狠的目光露出惊喜。凝固的空气仿佛被撕裂了,倒地的羔羊在痛苦地抖动挣扎……

东方旭没有一声乞求,一声哀号,仿佛遭到毒打的不是他的躯体。

大概估计“气焰”打得差不多了,胡队长重新出现在饭厅中央。他看看一动不动的猎获物,一挥手,打手们上前将东方旭拖到了一边。紧接着,又揪出一个名叫杨路的小个子。他的老婆来看他,说在隔断北海公园和中南海的玉带桥上,每天都有人跳下去自杀。他把这事写在了日记本上,成了他今晚被拖上祭坛的罪证。

直到午夜,被“教育”的人,已经有四五个之多。

东方旭没有伤筋动骨,却是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十多天没法下地干活。“抗拒改造”,让他再次付出了代价:他被调到了更加艰苦的冬季水利队……

当年帝王狩猎的围场,如今它的功能又有了伟大的发挥,成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猎物屠宰场。

这一段团河史,记录着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存亡。这是由汗水与眼泪,痛苦与悲哀,艰难与熬煎,颓废与堕落,诚实与欺诈,人性与兽性所构成的奇特的历史。这部历史可以写成千百万字的煌煌巨著。

东方旭的遭遇,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21』尾声

1957年,农历丁酉,是中国历史的分界线。

在此之前,长幼有序,进退有仪,世风典雅,民情淳朴,人们以诚实的学习、工作,去开创自己美好的未来。天空中鸣响着铁捶和镰刀的交响曲,共和国的列车,放射着理想与创造的光芒,在全世界人民的眼中,前进的速度并不缓慢。然而从1957年起,运动便以巨大的震撼力,摇撼着共和国的四面八方。使中华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经受了剧烈的战栗之后,越发感到刺骨的寒意。运动的频繁,宛如原子弹爆炸后厚重灼热的蘑菇云,蒸发掉了人性中那些传统的宝贵养分。道德沦为欺诈,善良退化为残忍。学贯中西的文化巨擘,著作等身的作家诗人,轻则蓬头垢面、忍辱偷生,重则长期摧残,九死一生。甚而横加罪名,惨遭杀戮。运动以贪婪的血舌,吞噬着道德的词典。它像一列刹车失灵的火车,颠簸着,呼啸着,向着史无前例的浩劫之谷飞快驰去。在历史的禅机里,横起一道不管你怎么虔诚,都无法逾越的苦难门槛……

一九五七年,是一场沙飞石走、掀天揭地、毁灭知识分子的龙卷风,一场横无涯际、浓似血浆、窒息海底生物的赤潮!

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东方封建主义与西方法西斯交媾的一个怪胎。是人类历史回到中世纪的返租现象。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被称为五十五号的“文件”,命令给全部右派摘掉帽子,错划的人,则给予改正。

这等同于一纸大赦令。东方旭等侥幸活下来的落难知识分子,度过了二十二年没有徒刑期的徒刑,终于从“炼狱”里蹒跚爬出来,回到了人间。

这年的最后一天,东方旭结束了在团河农场的改造,回到了北京九道弯的旧居。

自从全家被扫地出门后,他的家,变成了一个大杂院,总共住进了五户人家。他回来的前夕,这里的住户才被打发到了别处。可是,迎接他的是成堆的破砖烂瓦,遍地的垃圾便溺。除了屋门西边的那株石榴,擎着光秃秃的枝干在寒风中斗索,没有一点有生气的东西。他辛辛苦苦一手开辟的小花园,一家三口融融安居的“竹梅居”,成了一座荒废了的庙宇!

他整整花了五天的时间,好歹将垃圾赃物清理出去。正想坐下来喘口气,门外传来了敲门声。开门一看,一位头发花白的村妇和一个衣衫蓝缕的中年汉子站在面前。

“你们二位……找谁?”他不解地问道。

“耀之,你不认识我们啦?我是温娴呀。”村妇开口了。

“温娴?啊——果然是温娴!”他惊呼起来,“这位是……”

中年男子点头说道:“爸爸,我是小晓呀。”

“你是小晓?”中年汉子身上没有儿子小晓的任何痕迹。他惊愕地瞪大了双眼:“这是真的吗?”

“是呀。爸爸。”

“你们从哪儿来,怎么知道我回来啦?”

温娴往门里一指:“进去谈吧。”

进屋以后,温娴详细叙述了别后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一来,她和儿子就被赶出了北京。天津老家不敢回,她隐姓埋名,到东北山沟里投靠一个远方亲戚,母子二人侥幸活了下来。三个月前,听说右派都摘了帽子,娘儿两个便跑回来打听他的下落,想不到,竟然在老地方见了面……

长别二十二载,历经九死一生,今朝忽然活着相见,一时恍如梦中。听罢母子的哭诉,东方旭心如刀绞,唏嘘说道:

“温娴,小晓,都是我连累的你们呀。啊——”他以手掩面啜泣起来。

“耀之,耀之。我们一家三口都健健康康地回来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呀。苦难过去了,干嘛还伤心呀!”温娴拍着他的肩膀,在一旁苦劝。

想想也是。而今大难不死,旧地重逢。妻子健在,而且在苦苦等着自己。儿子长成了一条汉子,这无疑是人生一大幸事。而另一件侥幸事,更出意外:当初埋在石榴树下、未完成的长篇书稿《炎黄之子》,昨天被他挖了出来,由于无人发现,竟然安然无恙。当时,他捧着泛黄的书稿,眼含热泪向苍天暗暗祝祷:“在有生之年,我一定要将它完成。这二十多年的血泪苦难,也要一一补充进去。”想不到今天遇到了更大的喜事——阖家团聚!

接下来的几天,东方旭忙不迭地拜访了丁酉罹难的同事和朋友。大难不死侥幸活下来的,先后回到了北京。但是,《北方文艺》的同事中,有幸重见的只剩下了高扬和夏雨。余自立、绿莽、单怀玉等,都把一堆枯骨留在了改造的圣地。身体一向单薄的金梦,听说也安全地回到了她的旧居。不幸的是,早已摘掉右派帽子的夏雨,浩劫期间又被赶到农场当了十几年的地球修理工。与金梦团聚的当天,高兴得喝多了酒,突患脑溢血,虽然保住了性命,从此卧床不起……

他本来也想去看望金梦,这位当年的领导,积极无比,却同样成了右派。不料,她却先来拜访自己了。劫后重逢,她仿佛一切都没变。胖胖的圆脸上,充满了自信与朝气。见面的第一句话,仍然是当初的长声拉调:

“东方呀,今天能在京城重见,说明我们有着钢筋铁骨,坚强的意志。当然,我们的健在,也是苍天见怜,分外保佑。不然……唉,往事如烟,我们都忘记好啦。当务之急是,我们应该振作起来,放眼未来,不辜负党的期望,苍天的垂怜!”

“金梦同志,你的兴致真高。”他苦笑着岔开话头,“怨不得,经历了这么多磨难,你还这么胖,面容也不显老。”

“老了,老了呀。你看,我这头白发。”她掀开纱巾,指指头顶,“不过,多亏了我不那么傻,不然只怕也活不到今天。”

“哦,这是为什么?”

“我一到北大荒就傻了眼:有技巧的活儿学不会,稍重的活儿拿不起。人家气极了就叫我去喂猪。好嘛,老娘因祸得福:猪子比人好对付,都得听我吆喝,没有一个敢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更大的幸运是,挨饿那几年,我依靠偷猪食,天天吃个肚儿圆。虽然咽着不顺溜,可总比饿死强。不然,哪儿来的这身肉呀!”

“唉,你可真是大大的幸运者。我却差一点……也把这百十斤扔在农场里!”

“喂,东方,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愁眉不展呢?你获得了新生,老婆孩子也来到身边,庆幸还来不及呢。真的,我们都应该为党的英明决策而欢呼雀跃才是呀!”

“就因为他们横刀、竖刀,剥过来,剔过去,最终却没有斩断我们的脖子?”

“东方旭同志,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将来还会犯错误的。”金梦的脸色严肃起来。“凭着我们三十多年的交情,我可不能置惹罔闻。”

“……”

“东方旭同志,党中央不考虑每个人的表现如何,给全体右派一律摘帽,并给那些错划的人进行改正,‘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证明我们党实事求是,光明磊落。”金梦再次扬起两道细眉:“你可能不知道,连中宣部长陆定一,在病床上都写信向被冤枉的同志道歉。周扬副部长不仅在许多场合指名道姓向右派致歉,而且深深鞠躬,热泪横流。他见了我,当面紧握着我的手,向我反复道歉。这是多么感人至深的事?难道我们还不应该感激涕零吗?”

东方旭斜睨着客人:“金梦同志,我真得好好向你学习呀。”

“老朋友嘛,客气什么?”金梦回答得很坦然。

接着,金梦告诉东方旭,他们的上司,当初亲手把他们打成“异类”并送进大墙、响当当的左派陆舟和矫敫,也没有逃过浩劫的铁扫帚。陆舟因为是“中宣部阎王殿里”的一名干将,被请进了秦城监狱。矫敫立刻跟他离了婚,改嫁了一个跟前夫同级别、但年龄大得多的老革命。不料,那位老革命误登“四人帮”的贼车,也乖乖地驶进了同一所监狱。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跟陆舟竟然隔壁而囚。矫敫失望之极,一头钻进昆明湖,结束了她高傲气盛、追求幸福的一生。介绍完了,金梦长吁一口气说道:

“你看,陆定一、周扬、巴金、冰心、老舍、吴晗等著名人物,以及整我们的陆舟等所谓左派,不是关牛棚,被逼死,就是蹲了大牢。都跟右派一样,没有逃脱横扫的铁扫帚。这就好比两个孩子打架,被当娘的拉过来,都打了几巴掌,就是打错了,还有什么值得耿耿于怀的?我们除了不遗余力地感谢母亲的爱护,还能做什么呢?你说是吧?”

“也许是这么个理儿。”话不投机,他只能敷衍。“金梦同志,你今天光临寒舍,到底有什么指示,开门见山地说就是嘛。”

“不敢,不敢,我现在还没有具体职务,只恢复了个政协委员,哪有资格下什么‘指示’?今天我来,是专程邀请大驾出山,我们携手合作,干一番事业。”

“哦,还有什么事业,需要我们干的?”

“当然有!我已经考虑好了,趁着眼前的大好形势,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办一个大型刊物。月刊,每期二百个页码,名字也想好了,叫《神州风》。我要让文学的熏风吹遍神州,进一步把它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文学大刊。”

“好呀,我祝贺你们。”

“什么呀,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呀。怎么?还不明白?我今天来,就是刘备拜诸葛——请你出山,担任刊物的副主编呀。”

“多蒙不弃。不过,在下本来才疏学浅,加之二十多年的荒废,焉敢当此重任?阁下还是另请高明吧。”

“东方,你不必自轻自贱,当初你还是《北方文艺》的主编呢。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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