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海的北京作家

最熟是北京

一晃，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已经四十多个年头。我常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尽管我并不是上海人，可是如今我出去，人家都称我“上海作家叶永烈”。

如此说来，对于我，最熟的是上海。

我却摇头。

莫非最熟的是故乡——温州？

其实，我在高中毕业之后，便离开了温州。此后，虽说隔几年也回一趟温州，却总是来去匆匆，只住三五天就走。所以，故乡留给我的印象，仍是童年时代的印象。1994年我回温州，写了篇温州散记，那题目就是《不识故乡路》——因为温州这几年已经大大地改变了，除了市中心旧城区之外，我“不识故乡路”了！

最熟的究竟是哪里？

我说：“最熟是北京。”

这倒并不因为当年我在北京大学上了六年学。其实，做学生时，我忙于学业，再说穷学生也没有多少钱“消费”，难得从郊外的学校到市区——那时叫“进城”。一个学期进城三四回，就算不少了。所以，那时我并不熟悉北京城。

如今我说“最熟是北京”，是因为一趟趟出差，老是去北京。妻子甚至说我一年中去北京的趟数比去上海南京路的趟数还多。

老是去北京，早就去腻了。在北京，早上办完事，我下午以至中午就回上海。我巴不得别去北京。

我希望最好是到没有去过的地方出差，富有新鲜感。可是，身不由己，我依然老是去北京。

总是“粘”着北京，内中的缘由便因为北京是首都：

全国性的会议，大都在北京开；

出差办事，上这个“部”，那个“委”，这个“办”，那个“会”，都得去北京；

还有，最为重要的是，我的采访圈，大体上在北京。说来也怪，虽然人家称我是“上海作家”，可是我的作品却大都是北京题材。北京作家们笑我“侵入”他们的“领地”。

作为上海作家阵营中的一员，我常常被文友们称为“上海的‘北京作家’”。这里面，倒也有几分道理：除了我的采访对象大都在北京之外，我的作品也大都在北京出版。

在这“几分道理”背后，有着这样的理所当然的原因：一是我所从事的是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纪实文学创作，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政治中心，我的采访对象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二是我的作品很多需要报审，在北京出版，报审手续要比上海便捷，我的书理所当然大都在北京出版。

其实，我也深感“远征”北京，比写“近水楼台”的上海题材要吃力得多。但是，我却非得一趟趟去北京采访不可。

为什么我要“远征”北京呢？我曾说，这是因为中国的“百老汇”在北京。当然，我所说的北京的“百老汇”，并非美国纽约“百老汇”（BROADWAY）那样的大街。我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史、当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由于北京是首都，那些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风云人物”汇聚在北京，成了中国的“百老汇”。我奔走于这样的白发世界，进行一系列采访。在我看来，北京的“百老汇”，是我的创作之源。

我去过纽约。那里的百老汇大街又宽又长，相当于北京的长安街，宽达四十来米，长达二十五公里。北京的“百老汇”，却“汇”在几处。记得，有一回我在北京三里河一个高干大院采访，那里是北京的“百老汇”之一。被采访者问我，你是第一次上这儿？我说来过好多回，随口答出这里七八户人家的名字。又有一回，在北京另一处“百老汇”——木樨地的一幢高干大楼，被采访者得知我曾来这里多次进行采访，建议我索性对每一家都进行采访——如果把这座楼里每家的命运都写出来，那就写出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缩影！

大抵是我反反复复去北京，北京某部门一度要调我到北京工作。我觉得这可以考虑。可是，对方只调我一人进北京。我是一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我无法接受这样的条件。于是，调北京工作只得作罢。我依然一趟趟出差北京。

　每一回去北京，差不多住处都不相同。这回住东城，下回也许住西城。上次住北郊，这次住南郊。这样，我几乎住遍了北京的东南西北，住遍了各个角落，而不像在上海，总是固定地住在一个地方。

也正因为这样，我对北京的大街小巷，对于北京的变迁比上海更熟悉：我踏勘过五四运动火烧的赵家楼；我细察过当年林彪所住的毛家湾；我寻找过北京大学“梁效写作组”的所在地；我曾在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总部“旧址”前踯躅；我也曾研究过当今的钓鱼台国宾馆哪几座楼是当年“中央文革小组”的所在地……

每一回我去北京，都发现北京在变，这里冒出一幢新高楼，那里崛起一座新立交桥……

北京，浓缩着中国的现代史。北京的“百老汇”，聚集着中国现代史的见证人。

所以我说，最熟是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约我为该社的自传性的《百年人生》丛书撰稿，我就从在北京的采访写起吧……

七天印出《陈云全传

1995年4月11日上午，我接到上海作家白桦的电话，告诉我陈云已于昨日去世。白桦说，本来今天上海的《新民晚报》可以刊载陈云去世的消息，但是由于按有关规定这一消息要在今晚七时才由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公开发布，而《新民晚报》是在下午出版，所以无法在今天见报了……

白桦的电话，使正忙于写作的我，在上海报章公布这一重大新闻之前，提前获知了陈云病逝的消息。

陈云去世的消息，4月11日便在香港见报了。当天下午，我接到香港明报出版社总经理朱令华小姐电话，问我能否为明报出版社赶写关于陈云的传记？我说，可以考虑。

紧接着，明报出版社执行编辑吴国源先生又打来电话，与我具体商量写作陈云传记之事。他说，书名定为《陈云全传》。我一听就摇头，我说，我很难写“全”。吴先生解释说，按照香港的习惯，这“全传”之意，是指从出生写到死，写他整个一生。由于陈云已经去世，当然可以从生写到死，成为“全传”。

当天晚上，我正在上海城隍庙“绿波浪”餐厅出席《上海滩》杂志一百期恳谈会，忽然香港《明报》记者的电话居然“追踪”到会场，要我谈陈云的一些历史情况，便于翌日见报。

翌日，朱令华和吴国源先后五次打来电话，急急商谈出版《陈云全传》事宜。朱小姐以不容商量的口气说：“叶先生，希望你能在半个月内完成《陈云全传》！”

我感到惊讶：“朱小姐，现在我一个字还没有写呢！”

她回答说：“叶先生，自从你昨天答应写《陈云全传》，我就着手策划。我已经请人开始设计封面，而且要在《明报》上作新书预告！”

我问：“《陈云全传》写多少字？”

她回答说：“你能写多少，就写多少。当然，越长越好。不过，有一点是不能动摇的，那就是半个月之内，必须交稿！”

我在香港见过这位朱小姐，三十多岁，办事风风火火，说一不二。

明报出版社如此焦急要出《陈云全传》，后来我才知道内中的原委：在海外，邓小平的传记不少，而陈云的传记一本也没有。陈云突然去世，海外各界都希望了解这位在中国政坛上地位仅次于邓小平的中共元老。明报出版社本来想从自己的资料室里找一批各报刊发表的关于陈云生平的文章，“急就章”加以编辑，迅速出版，可是一查，发现就连介绍陈云生平的文章也极少，无法凑成一本书。这样，明报出版社便急急找我，要求我以最快速度推出《陈云全传》。

对于陈云，我很早就注意他。海外报刊曾披露过我在着手《陈云传》写作的打算，消息灵通的明报出版社注意到我的创作动向。

一家出版社曾经约我写《邓小平传》，愿意提供诸多方便。邓小平是中国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当然值得写。我曾经想写，但是到图书馆一查，《邓小平传》已经有许多本，内中既有中国人写的，也有外国人写的。另外，我很快得知，邓小平的女儿正着手写一本邓小平传记。我不愿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也不愿与邓小平的女儿“竞争”。于是，我也就取消了写《邓小平传》的计划。

写陈云，最初没有任何出版社约我，完全是我自己的选择。我选中了陈云，而不去写《邓小平传》，内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曾说过我选择传主的三项原则：

一是知名度高而透明度差；

二是透过传主可以折射中国当代一段重要的历史；

三是没有人写过。

显然，陈云完全符合我选择传主的标准。对于陈云在中共历史中的地位，我以为，邓小平的一段话，最为清楚、准确。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对几位中共中央领导人所作的题为《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谈话中，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这就是说，陈云是属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在当时，陈云的地位高于邓小平。

邓小平接着又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于一个关键地位。”

邓小平所说的“关键地位”，其实也就是他所说的，“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在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邓小平的地位高于陈云，陈云仅次于邓小平。

至于中共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众所周知，是以江泽民为核心。

从以上的邓小平的话中，十分明白地勾画出陈云在中共历史上所处的地位：

在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第五号人物”，而邓小平则排名第六；

在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中，陈云是“第二号人物”，仅次于邓小平。

陈云在中共党内的崛起，始于1930年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二十五岁的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陈云来了个“三级跳”：

在1931年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跃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1934年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这时，陈云不过二十九岁。

从1930年到1934年，不过四年时间，陈云从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书记，擢升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

此后，陈云的党内最高职务是在1956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纵观陈云一生，主要是从事了五项工作：

他是在上海商务印书馆领导工人运动起家的；

此后在他的家乡上海青浦领导农民运动；

接着他领导中共中央特科，从事反奸工作；

到了延安后则从事组织工作；

此后，他转为经济领导工作，以至被人称为中共经济专家。

另外，陈云还负责过中共的白区工作，做过军队工作和工会工作。

陈云一生，虽然也有起落，但是和邓小平相比，还是比较平稳，不像邓小平那样大起大落。陈云得益于他的印刷工人出身。所以，他在共产国际强调在中共领导层中加强工人成分时，得以“三级跳”；也正因为他出身工人，即便在“文化大革命”岁月，他不得不“靠边”，但是还一直保持中共中央委员的头衔，不像邓小平那样被打倒。

陈云办事稳健，为人不显山露水。毛泽东多次说他“右”，但是又不能不在经济发生困难时把陈云“请”出来，对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所以，陈云有了“调整大师”之誉。

陈云的座右铭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我注意到，虽然陈云当时在中国老一辈政治家中，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邓小平，但是关于陈云的传记，一本也没有。就连关于陈云的报道，也鲜见于中国报刊。他的身世，当时除了《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上登载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之撰写的一千多字的小传外，鲜为人知。

起初，我不明白内中的原因。我在采访了陈云的两位老秘书之后，才知原委。

他们告诉我两件事：

一是在大型摄影画册《邓小平》出版之后，有关部门编了一本摄影画册《陈云》。理所当然，这样的书，在出版之前，应该送陈云过目。陈云收到书稿之后，不置可否，压在那里，既不点头，也不退还书稿。这样，这本《陈云》摄影画册就一直无法问世。

二是一家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写的是陈云在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前往上海，然后从上海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遵义会议情况……电视台知道陈云的“脾气”，拍好后不送陈云过目。这部电视剧播出了几集之后，被陈云知道了。陈云马上通知电视台：“停播！”这样，那部电视剧也就没有播下去。

陈云的老秘书告诉我：“首长很注意报纸、电视、出版物，不愿意宣传他个人。所以，谁要是写《陈云传》，写好了，必定要送他过目，而他一定会压在那里……”

秘书所说的“首长”，指陈云。他们习惯于这样称呼陈云。

也有人告诉我另一原因，陈云很注意与邓小平的关系。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班人”，陈云很注意尊重和维护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不愿突出他自己。所以，他不愿通过新闻传媒宣传他个人。

后来，我在1995年6月27日来到中南海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她证实了陈云老秘书所说的事完全属实。

于若木说，陈云确实是这样的脾气。

她也举电视连续剧《陈云出川》为例。那是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一名干部写的剧本，由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这位干部在工作中了解到：陈云在红军长征途中，奉中共中央之命，从四川秘密前往上海，然后前往苏联。陈云出川的过程，富有戏剧性。有一位曾经担任四川雅安小学校长的席懋昭，在当时受组织之托，护送陈云出川。于是，那位干部根据这位校长的回忆材料，写成电视剧本《陈云出川》。此剧本经陈云秘书和家属商量，同意拍摄，未曾报陈云同意。

《陈云出川》拍好后，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由中央电视台播出。

陈云晚年由于患白内障及青光眼，视力很差，不看电视，只听新闻广播——他每天一早一晚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节目。如果有事，总叫人把广播录下来，有空时补听。陈云不看电视，本来不会知道《陈云出川》的播出。陈云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向陈云透露。不料，一位新来的护士却不知道要对陈云“保密”。她跟陈云说起，昨日在电视里看到《陈云出川》，很精彩！

陈云一听，连忙问：“什么《陈云出川》？”

当他知道拍了这么一部电视连续剧之后，当即叫秘书来，了解情况。他要秘书把剧本拿来给他看。看罢，他以为不能播放这样一部片子。他写信给江泽民总书记，要求停播这部电视片……

陈云不愿意宣传自己，他很谦逊。早在1945年5月，陈云便在中共“七大”上这么说：

“假如你在党的领导下做一点工作，做得还不错，对这个功劳怎样看法？我说这里有三个因素：头一个是人民的力量，第二是党的领导，第三才轮到个人。”《要讲真理，不要讲面子》，《陈云文选》第一卷，二九三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陈云还写过这样的条幅：“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牟信之等，《陈云同志最后的三二一天》，《人民日报》1995年5月29日。

正是由于陈云非常谦逊，所以关于陈云的报道、回忆文章，在他生前几乎极少见诸报刊。

于若木对我说，一位老同志关于东北解放战争的一篇回忆文章，送到陈云那里审看。陈云看后，虽然同意发表这篇文章，却把文章中关于他的内容全部删去了。

于若木又谈起，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对陈云的书法作品很有兴趣，收集了陈云每年写的条幅，想出版陈云墨迹选。可是，未得陈云同意，一直不敢贸然出版。

关于《陈云画册》，于若木告诉我，被陈云压了七八年，直至1994年陈云病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再三劝陈云“点头”，以便在陈云诞辰九十周年时出版。他们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的画册都已经出版了。陈云还是一个劲儿地“拖”。后来，他勉强“点头”。可是，等画册出版时，他已经离世了。

于若木还说及，陈云是上海青浦练塘人。练塘镇政府要修葺他的旧居，他不同意。后来，当地政府在他的旧居旁修建了青浦县革命历史纪念馆，要收集他用过的物品作为展品，他很坚决地说：“不能给！”

我深知，陈云健在的话，是无法出版关于陈云生平的书。我的写作任务又很多。正因为这样，我只是作了写作准备，没有开笔写书。

我第一次接触陈云，是在1978年。当时，我在采写二十万字的《高士其传》。听高士其说，陈云在延安时曾称高士其为“红色科学家”。为了慎重起见，我希望能够得到陈云的证实。

于是，我前往北京三里河，拜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当时的于若木，每日骑自行车上班。她在办公室里很热情地接待笔者。她谈了自己对高士其的印象之后，对于“红色科学家”之称表示无法肯定，要回家问一下陈云……

两天后，我给于若木打电话。她在电话中说，已经问过陈云，他不记得曾称高士其为“红色科学家”……

陈云的记忆力极好。他说“不记得”，其实也就是说，他没有讲过那样的话。这是陈云给我的最初直接印象。

此后，我在各种采访中，不断接触关于陈云的生平史料，很多人谈起了陈云。我开始注意起陈云，作了写作陈云传记的种种准备：

我曾专程前往陈云家乡——上海青浦练塘采访，受到热情接待；

我在江西南昌，到陈云在“文化大革命”中“下放”的工厂采访，还访问了当时负责陈云生活的马骏以及陈云所住招待所的所长；

我在北京采访了陈云的老秘书……

在陈云去世之后，由于香港明报出版社的“催逼”，于是我坐到电脑前，把有关陈云的词组如“于若木”、“青浦”、“练塘”等等输入电脑。

那段时间，我主要在上午与夜晚写作。下午，我用来处理其他工作。

那一段时间，明报出版社不断来电话，询问进度。他们告诉我，《明报》已经刊出“叶永烈新著《陈云全传》”的大幅广告，还刊登了《陈云全传》的封面。这新书广告，在香港《明报》登了几次。

那段时间，妻帮助我把书中的引文——陈云的文章，从《陈云文集》中输入电脑。

一个星期之后，明报出版社便要求我把已经完成的部分“拷”入软盘，以特快专递寄去，以便编辑能够早日着手工作。那时候，还没有“伊妹儿”——“E-mail”，所以只能寄特快专递。

从1995年4月12日着手写作《陈云全传》，到4月27日完成《陈云全传》，正好半个月！

我按时交出二十五万字的《陈云全传》的全部软盘。

明报出版社以一个星期的速度，推出《陈云全传》。据明报出版社总经理朱令华小姐说，这是明报出版社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出版速度。

这样，陈云去世还不到一个月，《陈云全传》已经在香港各书店里出现了。

当我把《陈云全传》送给陈云夫人于若木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在香港工作的女儿早已托人把《陈云全传》送到她的手中。

于若木对《陈云全传》十分满意，使我深感欣慰。

《陈云全传》毕竟是在短时间内赶写而成，未免仓促成书。我又对《陈云全传》进行全面修订、补充，写成四十多万字的《陈云之路》。

我前往北京中南海，对陈云夫人于若木进行详细采访。她回忆了她与陈云在延安结识的全过程，陈云的家庭生活，陈云的经历以及陈云晚年的生活，还谈了于家的身世。她说，她是第一次谈这些问题。我非常感谢她的支持，使我获得了独家第一手的访谈资料。

她的谈话，我除了写入《陈云之路》，还写成长篇专访《访陈云夫人于若木》。

写罢，我把专访初稿，航寄于若木审阅。

1995年7月13日傍晚，我接到于若木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告诉我，文章已经收到，翌日她要去北戴河，可以带到那里看。不过，要到7月18日回北京才能寄出。

我在7月21日收到她的来信和修改过的文稿。我看了一下她的信，果真是18日从北京寄出的。

她改得很仔细。有的细节，经她补充后，非常生动。

比如，文章中写及，陈云在家中总是喊她“陆华”——她原名于陆华。她则补充了一笔，说她在给陈云写信时，称他“云兄”。

　又如，初稿中提及，她生了大女儿，“陈云为女儿取名陈伟力”。她改成“于若木为女儿取名陈伟力”。她补充了一句：“儿子的名字为陈云所取，女儿的名字则为于若木所取。”他们家这样的“取名规则”，鲜为人知。这样，我后来再度去京，又请她详细谈了陈云和她给孩子取名的经过，“挖”出了许多新的故事。

再如，初稿中提及，陈云不记日记。于若木补充了这么几句：“但每天气象他都记录，每天生活起居也做记录，大便的时间，量的多少都记。”这又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反映出陈云的细心。

于若木连初稿中的用词也都很细心加以斟酌：

文章中写及陈云生活“简朴”，她改为“俭朴”；

写及她父亲“主办”山东第一师范，她改为“创办”；

写及1994年春节陈云在荧屏上亮相，“海外舆论普遍认为陈云健康情况良好”，她把“海外”改为“海内外”……

这些一字之易，显得更为准确，也表露出她的认真。

她是营养学家，连医学名词都帮我改正。

比如，文章中提及陈云晚年患吸入性肺炎，大夫不得不使用抗菌素杀菌，可是这么一来，把肠内有益的“双曲杆菌”也杀死了，减弱了消化力。她把“双曲杆菌”改为“双歧杆菌”。

又如，文章中写及陈云晚年从喝牛奶改为喝豆浆，“这主要是考虑到豆浆的胆固醇低，更适宜于老年人饮用”。她把“胆固醇低”改成“无胆固醇”。

这些科学方面的改动，充分表明她对自然科学的熟悉。

她送给我三封很珍贵的信的复印件，并同意在文中加以引用。这三封信是陈云去世后才在北京集邮市场上发现的。是陈云、她和她的妹妹在1939年从延安寄给正在英国伦敦的她的大哥于道泉。不知是什么原因，居然流落到北京的集邮市场。幸亏被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发现，买下了这三封信，送给了于若木。由于于若木的帮助，使我有幸首次公开披露了这三封信。

8月8日，我又对她进行补充采访。她回答了我一批新的问题。内中，她谈到一些文章，由于已是好几年前发表的，她怕我查找费事，后来就复印寄我。

这篇专访发表之后，在海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海外诸多报纸转载。于若木告诉我，当她后来前往法国访问的时候，巴黎的《欧洲时报》特地选择了她到达巴黎的那一天，以整版篇幅刊登我的这一专访。

《陈云之路》在北京安排出版。按照国内的规定，必须办理报审手续。经过前后将近四年的时间，有关部门终于完成对这本书的审阅，并给予肯定。在《陈云全传》出版之后五年，《陈云之路》于2000年1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上海《解放日报》闻讯，全文连载了《陈云之路》。

京华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

许久没有露面，听说王光美身体欠安。1991年7月7日，我出差北京时，正值她从外地回京，便去拜访她。

她与中国共产党同龄，那年七十大寿，看上去仍非常敏捷，步态轻盈。时值盛暑，她理着短发。虽然白发不少，但她不染发。她爽快、直率，谈笑风生，心态依然年轻。

她拿出一本英文版精装书THE LONG MARCH—THE UNTOLD STORY（即《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扉页上有作者题签。那是作者——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送给她的，征求她的意见。书上夹着许多回形针，那是她的阅读记号。

王光美出身名门。父亲王治昌，字槐青，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律系，回国后在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任工商司长，还曾出使英国、美国。

王槐青曾两度丧妻，有过三次婚姻，三位夫人生下十一个子女：前两位夫人生三子，即长子王光德，次子王光琦，三子王光超。王槐青第二次续弦，夫人名叫董洁如，她生下八个子女，即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王光中、王光正、王光和、王光平。内中王光英，在王槐青出使英国时出生，王光美则在王槐青出使美国时出生。

王家子女中，王光杰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时，结识了中共党员姚依林。姚依林是“一二·九”学生运动领导者之一，任北平市学联党团书记。受姚依林影响，王光杰投身于“一二·九”运动。1938年5月，王光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姚依林在1936年后，出任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市委书记。1938年9月，姚依林安排王光杰在天津英租界伊甸园建立秘密地下机关，设置电台。为了掩护秘密工作，姚依林调来一位女中共党员，和王光杰装扮成夫妻，住在那里。这位女党员名叫王新，1936年11月16日加入中共，比王光杰还早。

不料，弄假成真，这对假夫妻朝夕相处，产生爱慕之情。经中共地下组织批准，他俩于1938年12月26日正式结婚。这么一来，在王槐青子女婿媳之中，有了两位中共党员。

王光杰和王新在家中产生影响，使王光超、王光美、王光和、王光平都倾向中共，有的参加了中共地下工作。在王槐青子女之中，也有倒向国民党的，如王光复报考了国民党空军航校。

王光美考入辅仁大学。1945年，她在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科学硕士学位。经王光杰、王新介绍，崔月犁结识了王光美。崔月犁是中共北平市委负责人之一（后来在1982年4月至1987年3月任卫生部部长）。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居中”调解国共军事冲突。

于是，在重庆成立了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即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不久，在北平成立了“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邓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饶伯森组成。军事调处执行部需要翻译，经中共北平市委刘仁指示，崔月犁通知王光美，调她去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虽然这时王光美尚不是中共党员）。

1946年8月，马歇尔的“调处”宣告失败。王光美赴延安。

1948年，王光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和刘少奇结婚。对于刘少奇来说，这是他的第五次婚姻：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何宝珍，生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诺两子一女；

第二个妻子谢非没有留下子女；

第三个妻子王前，生刘涛、刘允真一子一女；

第四个妻子王建，结婚半年便离婚；

第五个妻子便是王光美。

内中，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王前离婚后，跟聂真结婚。聂真之妹，即聂元梓，“文化大革命”中的“明星”，江青手下的“大将”。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后，翌年生刘平平，此后又生刘源源、刘亭亭和刘小小（即刘潇潇）。王光美性格温和，不像江青那样倔烈，她善于使这个由多位母亲生育的多子女（同父异母）的家庭和谐幸福，视刘少奇几位前妻所生子女如同己生。

　解放后，王光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担任刘少奇秘书。

王光美对我说，红军长征时，她还不过是个学生而已，但《长征》一书多处涉及少奇同志，她尽自己间接所知的情况对书中有关少奇同志的史实加以校核，转告作者，以求在再版时改正讹误。

她说起刘少奇，总是称刘少奇为“少奇同志”。她说，少奇本名刘绍选，由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缘故，他有二十多个化名、笔名，“少奇”原本是他的一个笔名。他用得较多的化名是“胡服”。后来，竟以笔名“少奇”传世，而他的本名反而鲜为人知。少奇同志参加过长征，而且担任“筹粮委员会主任”——这也是鲜为人知的。那时，粮食是头等重要的。党中央要少奇同志出任“筹粮委员会主任”，为的是替全军筹集粮食，确保红军顺利长征。

她拿出《刘少奇画册》说道，由于白区工作时不可能拍照，长征途中又没有条件拍照，那一段时间少奇同志的照片很少。直到进入延安，才有一些照片。少奇同志的工作环境很艰苦，工作担子又很重，所以在1948年，少奇同志的体重只有四十八公斤！长期的艰辛困苦，使他患了胃病。

她说，少奇同志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喜欢思索。他的眉间有很深的川字纹。他陷入沉思时，就皱起眉头。他不像毛主席那样幽默，爱开玩笑，但他也不是不苟言笑的人。他有时也会大笑，但不会像周总理那样仰天大笑。他是一个思想深邃的人。一旦考虑成熟了，他在会议上会清楚地阐述自己的见解。在路线斗争中，他的态度历来是鲜明的。他作报告前，大都事先拟好提纲，但讲话时并不照本宣科，往往会阐述许多新的见解。正因为这样，他在历次重要会议上所作的讲话记录稿和他会前亲笔所写的发言稿，都收入了他的文集。

她说起现在的电影里，一出现刘少奇，便是皱着眉头在那里吸烟。她指了指屋里的一张照片说：“这张流传很广的照片上，正巧他在吸烟，演员们都按这张照片上的姿势，学他吸烟的样子。”不过，他也并非一开会就吸烟，不必老是塑造他的“吸烟形象”。不要简单地模仿他的某些动作，要着重表现出他的气质。他深沉，不轻易说话，但一旦说话，他的见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性格温和，没有大幅度的动作，塑造他的形象相对来说比较难一些——不过，不能老是皱眉头，老是抽烟。

王光美比江青小七岁，她不如江青之处，是她的入党时间比江青晚了十五年，论革命资历比江青差。

然而，在1962年9月，当印尼总统苏加诺挽着夫人的粉臂款款步下舷梯，踏上北京机场时，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前去迎接。9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夫妇和苏加诺夫妇在一起的照片。翌日，又登载了王光美和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着《人民日报》，怒火中烧。她，作为“第一夫人”，从未在《人民日报》上露过面。她极力要求“战胜”王光美。

终于，她得到毛泽东的允许，第一次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参加会见贵宾——苏加诺总统和夫人。这样，毛泽东、江青和苏加诺夫妇的照片，醒目地出现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众多的中国读者，头一次从《人民日报》见到了江青的照片。

江青一直嫉妒着王光美，特别是王光美作为刘少奇夫人，一次次出访：

1963年4月12日至20日，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印尼；1963年4月20日至26日，访问缅甸；1963年5月1日至5月6日，访问柬埔寨；1966年3月26日至3月31日，访问巴基斯坦；1966年4月4日至4月8日，访问阿富汗；1966年4月17日至4月19日，访问缅甸。

这六次出访，使王光美名声大振。拍电影，上电视，各报、各电台竞相报道，尤其是印尼街头，出现巨幅王光美画像……

江青的心中不是个滋味儿。中国的“第一夫人”明明是她，可是王光美却四面风光，在海外出尽“第一夫人”的风头。尤其是王光美英语精熟，又擅长交际，海外声誉颇佳。

江青决心要与王光美比高低。江青在《人民日报》上以毛泽东夫人身份出现在与外国贵宾的合影中，是这种比高低的初次尝试。江青在上海搞 《纪要》，借毛泽东的支持和声望，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下达全党！

“文化大革命”，使天平朝江青倾斜：江青崛起而为“中央首长”，王光美则随刘少奇一落千丈。

江青终于借助红卫兵揪斗王光美，使王光美受到凌辱。

王光美说，在“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混在红卫兵之中前来刘宅抄家，那抄家的“水平”很高，抄走了刘少奇的全部手稿。原本是为打倒刘少奇提供“炮弹”，如今却为编选刘少奇文集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历史如此始料不及，完全超出了当年专案组们的意料，仿佛开了个不小的玩笑。

王光美的母校辅仁大学，原本是意大利罗马教廷在中国开办的辅仁社，建校于1925年。辅仁社是大学预科，后来改为辅仁大学，开设文理、教育二院。

审查王光美，使辅仁大学一下子变成了“热点”。1967年7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突然遭到拘捕，其原因是杨承祚原是辅仁大学教授，跟王光美有点瓜葛。

拘捕杨承祚夫妇是“先斩后奏”的。拘捕之后，“王光美专案组”于1967年7月18日向戚本禹、江青递交了报告。

戚本禹在7月19日批：“此事重要，应送江青同志批准执行。”

同日，江青批：“照办。”

同日，戚本禹又批：“立即执行。”

于是，杨承祚夫妇成了重要案犯，受到“王光美专案组”的反复审问。

杨承祚夫妇是怎么忽地遭捕？内中的瓜葛，不过是如此而已：王光美在辅仁大学读书时，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也就常去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空工业研究。

在“王光美专案组”的眼里，这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线索，因为航空工业即“军工工业”，在美国从事“军工”研究那就很可能是“美国特务”。倘若袁绍文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夫妇理所当然也可能是“美国特务”。王光美常去杨家，可能是前去“交换情报”，加入了“美国特务组织”！何况，在辅仁大学发生过特务情报案。

依据这般荒唐的推理，杨承祚夫妇成了“要犯”！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供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

“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务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江青看了报告，批道：“富治同志：请提醒专案的同志，杨承祚可能不单纯是一个美国特务，应多想想，再进行调查研究。”

江青“启发”专案组“多想想”，杨承祚还可能是“日本特务”、“国民党特务”！照此推理，王光美也可能是“三料特务”——“美、日、蒋特务”！

杨承祚经受不了百般折磨，终于死于狱中。

江青把王光美打成了“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

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1972年8月18日，王光美子女刘平平、刘源源、刘亭亭第一次获准去监狱见妈妈。这时，王光美在狱中已被关押五年。见面时，他们惊呆了，因为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母亲王光美如此这般：

“五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也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

历史终于翻过苦难的一页。

在王光美家的玻璃书柜里放着整套的马克思、列宁著作，毛泽东著作，鲁迅全集。王光美说，少奇同志是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发还的抄家物资之中，书是最主要的“物资”。最近，子女要从国外回来，王光美不得不把许多暂时不用的书堆放在走廊上。

　王光美健谈、开朗，身体已经复原，不日又将离京。我很庆幸当她在家小住时见到她。

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印象

记得，香港一位朋友曾寄赠我港版《江青秘传》一书，书的作者为“珠珊”。当时我不知“珠珊”为何人。后来，我从报上的介绍文章中得知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笔名。

1991年7月8日，我在北京一座宽敞的花园洋房里拜访了她，请她说明“珠珊”的含义，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珠”是由她的丈夫的“王”姓和她的“朱”姓“合二而一”！至于“珊”，也是“王”字旁，而“册”象征着两人之书。

她的父亲朱剑凡是杨开慧父亲杨昌济的密友，曾一起留学日本。朱剑凡先生回国后，在长沙开办了周南女校。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一师附小主事时，经朱剑凡先生介绍，寄宿于周南女校。据朱仲丽回忆，她在8岁时，见过又瘦又高的青年来她家看望她父亲，那青年便是毛泽东。

朱仲丽曾在上海东南医学院学习，又在南京的中央医院工作过两年，后来辗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便从事医务工作。她给毛泽东、朱德等许多中央首长看过病。跟王稼祥结婚后，又一直生活在政治高层圈子里。丰富的阅历，成为她退休之后的创作源泉。于是，她由医生成为作家，写出一部又一部长篇，《江青秘传》是其中的一部，而《黎明与晚霞》则是关于王稼祥的长篇文学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