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海的北京作家 .2

从1931年至1945年，王稼祥一直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第一个建议召开遵义会议的人，主张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博古“轰下来”，曾为在党内、军内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我请朱仲丽谈王稼祥，她谈了许多许多，内中有两件事给我印象最深。

第一件事是在毛泽东与王明的斗争中，王稼祥立了大功。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夫妇从苏联乘飞机飞回延安。

虽说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

新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7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

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定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

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

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1938年8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原。

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

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后来，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

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

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 据王稼祥回忆：

“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当王稼祥回国的时候，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

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

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三十万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

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

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终于安抵延安。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因为自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已经相隔四年多没有开过中央全会，许多重大的事情需要讨论解决，尤其是王稼祥带来了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中央决定由王稼祥打电报给王明，要他来延安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出席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毕竟王明在莫斯科多年，可能他已从其他途径获悉共产国际指示的精神，拒绝前来延安。他复电王稼祥，要王稼祥到武汉向他个别传达，甚至要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迁到武汉召开！

王稼祥把王明复电交给毛泽东看，经毛泽东同意，又以王稼祥名义，给王明发去措辞强硬的电报：“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到了这等地步，王明看了电报，不得不于9月15日前来延安。

这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从9月29日起在延安召开。会议开了四十天，到11月6日才结束。王稼祥担任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秘书长。会上，由王稼祥详细传达共产国际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王稼祥所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颓然失色，从此失去他的“王牌”——来自莫斯科的“尚方宝剑”！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实际是毛泽东战胜王明的会议。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而中共的这一领袖的更换，在当时尚未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又称“世界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宣布自己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领袖的更换，照理是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遵义会议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召开的——中共和红军处于危急之中，而当时又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经共产国际批准而自己选择了自己的领袖。也正是由于缺乏共产国际批准这一组织手续，毛泽东一直让张闻天担任中国共产党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因为张闻天毕竟是在苏联学习过，受到共产国际直接培养。

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情况就大不一样：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了最困难的境地，赢得了很大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仅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一致公认，而且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面临王明的严重挑战时，共产国际明确支持了毛泽东。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完全巩固——尽管这时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名义上还是张闻天。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曾高度评价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起的作用：

“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

朱仲丽向我讲述的第二件事，是王稼祥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

以前我一直以为，“毛泽东思想”是刘少奇同志最早提出。朱仲丽给我看了新出的《王稼祥文集》，内中收入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正因为这样，建党七十周年时关于党的知识测验题中，大都有一道“谁最早提出毛泽东思想？”的题目，答案是“王稼祥”。

朱仲丽向我详细谈及王稼祥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过程……

最早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他提出了“毛泽东主义”这一概念，但是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

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住的窑洞和他们的住处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战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

毛泽东和江青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忙起来。朱仲丽记得，王稼祥那几天一直在思索，在写写、勾勾。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终于写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王稼祥的文章，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指出这“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历史，大致上就是毛泽东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内容。

然而，王稼祥对这二十二年中共党史加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送到毛泽东那里。

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

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朱仲丽见天色渐晚，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

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

几天之后，王稼祥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

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1948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同意，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同意。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入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

访张闻天夫人刘英

坐在她家宽敞的客厅里，壁上挂着陈云手书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回忆张闻天书赠刘英陈云时年八十一”。

刘英的资历颇深，只消列举一件事便可说明：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机关所在的中央纵队秘书长，最初是邓颖超。邓大姐肺病日重，由邓小平接替了她。遵义会议后，邓小平调往前方工作，接替邓小平的则是刘英。

跟刘英谈了一两句话，便可判定她是湖南人，至今她仍乡音未改。1905年，她出生在长沙。其实她不姓刘，而是姓郑，单名杰。她从湖南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叫刘英。姓刘是随便改的，“英”则是“杰”的延伸——“英雄豪杰”嘛！从此，刘英这名字叫惯了，以至如今她的身份证上也写着“刘英”。在党内，知道她的本名郑杰的只有两个人：一是当年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李维汉；二是她进入中央苏区时的接头人周恩来。解放后，她一度想改用本名郑杰，可是改不过来了。此外，她留学苏联时，还用过一个俄文名字，叫“尤尔克娜”。

采访刘英，气氛是很愉快的。她的记忆力惊人，远远超过她的同龄人，而她又健谈，富有幽默感。第一回采访没有谈完，在1991年7月11日我再度采访她。

她不仅思维、谈吐富有条理，她收集的资料也井井有条。说到什么事，她会随手去取出一本书，加以补充说明。有一次，说到某某人，她建议我去采访。她拿出由她自己编写的通讯录，上面的人名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一查就查到地址、电话号码。

细细听她用湖南口音追溯往事，我如同亲临那血与火的年代，在隆隆炮声之中，却轻轻地穿插着一支爱的浪漫曲……

1935年4月，中国的“铁流”——红军正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艰难地前进着。个子娇小的刘英，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裹着绑腿，正行进在红军“地方工作部”的队伍里。忽地，通讯员奔来，递给她一张条子，上面写着：“刘英同志：决定你接替邓小平同志工作，即去中央队报到。”落款是李富春。

中央队，也就是党中央机关所在的队伍，是“铁流”的核心。刘英奉命赶到中央队。李富春同志告诉她，中央队的秘书长原是邓小平同志，因工作需要邓小平调往前线，组织上决定由她担任中央队秘书长。

“这工作我干不了。”刘英说道，“我的工作能力，比小平同志差多了。”

“你怎么客气起来了呢？”李富春笑了起来，然后话里有话地说道，“反正有人帮助你嘛！”

刘英不明白这“有人”指的是谁。她无法推辞，也就服从组织分配，来到了中央队。

她在中央队遇见了毛泽东，他用神秘的口吻问她道：“刘英，你知道谁把你调到中央队来的？”

“富春同志呀！”刘英答道。

“点子是鄙人出的！”毛泽东大笑道，“把你调来，可以让小平上前线，那里正需要他。除此之外，还可以‘公私兼顾’——你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找洛甫！”

这下子，刘英明白了内中的缘由，脸颊像火烧一般。毛泽东所说的“洛甫”，也就是张闻天。那时，刘英常常到中央队找张闻天，毛泽东已经敏锐地发觉他俩之间“有意思”，于是也就当“促进派”，干脆把刘英调到中央队里来。

毛泽东跟刘英很熟。她是湖南长沙人，跟毛泽东算是大同乡。她在湖南女子师范上学时，好几位老师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毕业生，是毛泽东的同学。这样，刘英跟毛泽东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

刘英告诉我，在江西南部于都河畔，有一座小县城叫于都。1934年9月下旬，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毛泽东来到于都检查工作。他住在于都北门小巷深处一幢灰砖房子里。那儿当时是赣南省苏维埃的所在地。灰砖房朝南，三间，毛泽东住左厢房。正在于都县委工作的刘英，每天晚上要向毛泽东汇报“扩红”（即扩大红军）的数字。她记得，那阵子正是毛泽东最困难的时刻，他正受到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排斥，而且还得了疟疾。有一回，毛泽东发高烧，达四十摄氏度。张闻天接到于都县委打来的电话，急急从瑞金派出大夫傅连暲赶往于都。傅连暲骑着骡子走了一天一夜，来到于都，马上给毛泽东打针……

毛泽东愿为刘英当“月下老人”，是因为他跟张闻天有着不平常的友情。

张闻天是上海川沙人。早在1919年底，张闻天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翌年初，毛泽东也加入了这个进步组织。他们虽然远隔千里，但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办的刊物《少年中国》上读到彼此的消息。

此后，张闻天先是留日，接着留美，然后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1月，他和杨尚昆一起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1933年初，他进入中央苏区，结识了毛泽东。用他的话来说，他最初跟毛泽东关系“平常”，甚至“不重视毛泽东同志”。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共中央由博古主持，张闻天和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都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博古进入中央苏区，推行王明“左”倾路线。那时的张闻天也“左”，瞧不起山沟沟里的毛泽东，不过如他所言，“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博古极力排斥毛泽东。本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后者相当于总理）都是毛泽东。博古让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力图架空毛泽东。

然而，由于同在政府部门工作，张闻天跟毛泽东的接触日益频繁。张闻天开始了解毛泽东，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这样，“老朋友”博古恼怒了，把张闻天派往闽赣做巡视工作，把他从中央排挤出去……

当张闻天从闽赣巡视回来，那时，博古和李德推行的一套“左”倾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眼看中央苏区都快保不住了，不得不准备“西征”（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张闻天和毛泽东同住在瑞金郊区白云山的一座古寺里，朝夕相处，思想越发接近。如张闻天所回忆：“我当时感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记得在（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意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那时，刘英就去白云山古寺看望过张闻天。自然，毛泽东注意到刘英的“动向”。

张闻天曾回忆：“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紧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和王稼祥在会上坚决站在毛泽东一边。共同批判了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博古从党内总负责的职务上退下来。众望所归，大家推举毛泽东接替博古。毛泽东却说，还是请洛甫负总责。这样，张闻天接替了博古，积极支持毛泽东的工作，毛泽东笑称他是一位“明君”。

政治上的密切合作，使毛泽东、张闻天的友谊甚笃。于是，毛泽东也就当起“月老”来。长征途中，毛泽东把刘英调到中央队来，跟张闻天一起长征，彼此间日渐了解，关系迅速亲密。

有一天，毛泽东遇见刘英，故意问道：“刘英，中央队有那么多男子汉，你看中哪一个呀？”

刘英不响。毛泽东笑道：“洛甫不错嘛！”

刘英依然不作声。毛泽东道：“你默认啦！”

刘英咯咯笑了。毛泽东问：“你既然看中了洛甫，我就等着吃你们的喜糖！”

刘英连忙声明：“我暂时不准备结婚。”

毛泽东问：“为什么？还要‘考验’一番？”

刘英这才说出原因：“一结婚，就会生孩子。我看许多女同志怀孕了，在长征中行动很不方便，所以暂时不想结婚。”

毛泽东一听，点头道：“小刘英，你很有头脑。等以后你决定和洛甫结婚时告诉我，我替你宣布！”

红军经过艰难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到达陕北瓦窑堡。这时，刘英才决定和张闻天结婚。

毛泽东得知喜讯，要张闻天和刘英“请客”。毛泽东还风趣地说：“当年，‘风流天子李三郎，不爱江山爱美人。’而今的洛甫，即爱江山又爱美人！”他的话，逗得大家大笑不已。

他所说的“李三郎”便是唐明皇。

据刘英回忆，她早在苏联莫斯科留学时，便认得张闻天。那时，张闻天是老师，在她的学校教过课。不过，张闻天并未注意到她这个娇小的湖南姑娘。

后来，她在中央苏区遇见张闻天，说起当年在莫斯科曾是他的学生，彼此间觉得很亲切。于是，就有了些来往。她去瑞金白云山看望张闻天，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不过，当时只是同志间的交往。

自从长征时毛泽东把她调到中央队，她跟张闻天朝夕相见，开始对张闻天有了真切的了解。张闻天沉默寡言，学者风度，擅长思索，讲话不快、不多，但颇深刻。虽然遵义会议后他成为党的总负责人，却很容易接近。他年长刘英五岁，像大哥哥一般照料刘英。他为人正派、正直，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喜欢读书、写作，钻研马列主义理论。他富有才华，二十四岁时就在《小说月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旅途》，还写了三幕话剧《青春的梦》。他懂英文、俄文、日文，为人谦逊，作风民主。他不喝酒，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喝茶。在毛泽东的“促进”之下，刘英爱上了文文雅雅的“书生”张闻天。这一爱，情深意切，彼此相爱了一生。

张闻天自从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达八年之久。如毛泽东所言：“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那一时期，实际上张闻天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直至1943年3月毛泽东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在组织上成为中共领袖，取代了张闻天。

此后，在中共“七大”，他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后，张闻天出任中国驻苏特命全权大使。1955年初回国，出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在中共“八大”，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9年，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支持彭德怀，遭到批判、撤职，从此跌入逆境。

然而，历史却证明了张闻天的正确：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批判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他做对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支持彭德怀，批判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他又做对了！

在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被诬为“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而这“俱乐部”据云是以彭德怀为首的。张闻天面对这种无端指责，不屑一顾。他对刘英说：“哼，说我是‘文化俱乐部’成员倒还差不多！”

从此，张闻天失去种种官职，成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特约研究员”！

刘英说，张闻天是一位“书生”，书卷气十足。他的可贵，在于坚持真理而不动摇。不论他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还是作为普通一兵，他都以坚持真理为原则，不计较个人得失。

张闻天的爱好是打网球、下围棋。他在家里下围棋，对手是刘英。他也喜欢跟陈毅下围棋。平日他爱吃青菜和鱼，不吃辣，而刘英嗜辣。

他喜欢音乐。担任驻苏大使时，凡是有音乐会，他总尽量去，对莎士比亚戏剧也有浓厚兴趣。

他也喜欢散步。特别是在晚年，身处逆境，他每天坚持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思考着。他把自己的思索，不断写入笔记本。晚年，他写了一本又一本笔记。这些笔记，如今已成了弥足珍贵的文献——因为在“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之际，他在笔记中仍坚持对“左”的批判，难能可贵。

刘英说，张闻天性格文静，从不急躁。毛泽东讲话，幽默生动，而张闻天讲话，哲理性强，条理清楚，但不太生动。跟毛泽东在一起，毛泽东常常开玩笑，而张闻天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张闻天从不讽刺别人，挖苦别人，讲话总是很正经。

张闻天作报告，一般事先拟个提纲。他写东西，写得很快。一般先打草稿，然后左改右改，很认真，遣词造句很考究。

虽说张闻天是位“书生”，但绝不懦弱。在关键时刻，显示出他的品格。比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煽动红卫兵抓“叛徒”，搞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他们要把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等打成“叛徒”，并且追究责任，说成是刘少奇搞的，推行“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张闻天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他说，他当时是中共中央总负责，此事经他批准，该由他负责任。像他这样在最困难的时刻，仍挺身保护战友刘少奇及那六十一人，是很可贵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英和张闻天一起，受尽折磨。张闻天被审讯、批斗达200多次！

从1969年5月16日起，张闻天和刘英双双被“监护”在北京景山后街寓所。据刘英回忆：“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樯，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即便如此，担心妻子个子小，拿不动浸了水的大拖把，张闻天总是把拖把洗净，晾在那里。这样当刘英被允许进入盥洗室时，拖把已半干，不太重又好拖，她不会因拖把不干净而拖不净地板遭看守的斥骂。她呢，见到张闻天的衣服泡在盆子里，总要放上洗衣粉，为他搓干净。如此这般，他们被囚禁523天，夫妇俩“人不见面心相见”！

结束了囚禁生活之后，他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在那里度过漫长的流放生活。张闻天被迫改名为“张普”——那是张闻天自己取的，意即“普通劳动者”。

经过长期折磨，张闻天已病魔缠身。经再三请求，夫妇俩总算获准回到无锡“闲居”。到了无锡，已是1975年8月。

年逾古稀的张闻天，已是垂暮之人了。冠心病、肺气肿、心绞痛，一齐向他袭来。他自知不起，在1976年4月下旬，向刘英嘱咐道：“我不行了，别的倒没有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张闻天要妻子当场写下了一张字条：“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下面的署名是“张、刘”。

这年7月1日，是刘英永远难忘的日子。早上，张闻天听罢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五周年的“七一”社论广播后，对刘英说：“很失望，讲来讲去还是那些东西。”那时，姚文元把持着宣传大权，讲来讲去是“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到处莺歌燕舞”之类的空话、套话、假话。

他喝了几口米汤。

下午5时许，他的病情突然转危。刘英急请护士来，打了强心针，无效。七十六岁的张闻天，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如果他再多活三个多月，便可亲耳听见“四凶”被擒、乾坤扭转的喜讯……

1979年8月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追悼会，悼念张闻天同志。陈云主持追悼会，邓小平致悼词。刘英以张闻天夫人身份出席大会，一个个中央领导同志走过来，紧握她的手，向她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经过时间的淘洗，张闻天终于被历史所承认——他是闪光的金子！一切横加在他身上的污言浊语被洗清了，他的高贵的品格受到了尊重。刘英无限宽慰。

刘英晚年，忙于完成张闻天的未竟之业。在那乌云压城的日子里，张闻天把列宁的一句话写在台历上，作为座右铭：“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张闻天以“自己的脑袋”思索，写下大量力透纸背的论文和笔记。生怕文稿落入“四人帮”爪牙手中，王震对刘英说：“放在我那里吧！”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论稿，在雨过天晴之际，收入《张闻天选集》问世。系统收集张闻天著作的《张闻天文集》，也在刘英和编辑组的努力下，一集接一集出版。

刘英和张闻天婚后，在1939年生下儿子张虹生。张虹生如今有两个女儿。另外，张闻天遭“贬”后，1960年曾和刘英住在青岛。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一个三岁的小女孩饿得慌，挣扎在死亡线上，被张闻天夫妇收养，取名小倩，以纪念青岛。儿子现在南京工作，养女和大孙女在刘英身边。

刘英虽然早已离休，仍很忙碌。她有着丰富的革命阅历，而在她的同龄人中像她这样思维敏捷、记忆清晰的人是不多见的。她成了历史的见证人。美国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曾访问过她。他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及对刘英的印象：她“还不到5英尺高，娇小得就像小孩子玩的布娃娃……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

刘英在中央高层领导圈里生活了多年，我请她回忆领袖们的往事，她答应了。她谈笑风生，说起了她的种种见闻。

很自然的，她从毛泽东说及了朱德。

“朱老总肚量大，胸怀广，可以称得上‘海量’！”刘英谈起对朱德的印象。

朱德是一个很朴实的人。身为总司令，没有半点架子。刘英和小青年们要朱德讲故事，他马上就讲，跟年轻人挺合得来。朱德的衣着很简朴，甚至曾被人误认为伙夫！

朱德的业余爱好是下象棋。长征时，战事倥偬，没有功夫下棋。在延安，朱德空暇之际，便跟战友下起象棋来。有一回，刘英在一侧观战，朱德败北，看样子输定了。忽地，刘英见朱德偷了一枚棋子，当场“揭发”。朱老总哈哈大笑，那副天真的憨态，真像个孩子！那时，他的对手常常是彭德怀、任弼时。他不肯输，也不服输，总想赢棋，所以连偷棋子也“在所不惜”！

在刘英的印象中，长征时，康克清是最“神气”的巾帼英雄。康克清担任总司令部警卫连的指导员。她身体非常棒，腰间挂一支驳壳枪，肩上背着米袋，走起路来脚底生风。按规定，她有一匹马，但她很少骑马。她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步行。

贺子珍跟毛泽东结婚后，一连生了六胎，体质变得很虚弱。康克清从未生养。1940年，朱德前妻所生的女儿，十四岁的朱敏，从家乡四川来到延安，康克清非常高兴，视同己出。

解放后，张闻天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刘英随张闻天赴苏。朱敏在苏联留学。周末，使馆举行舞会，朱敏常来，结识了使馆随员刘铮，彼此相爱了。康克清赴苏开会，见到刘英，知道女儿在恋爱，便向刘英打听：“你们使馆那个刘铮怎么样呀？”刘英说：“这小伙子不错。”

康克清又问：“照你看，他爱的是我的女儿，还是爱的是女儿的爸爸？”刘英笑道：“这个问题，你要问你女儿了！”康克清也大笑起来：“我相信女儿的眼光是不错的。”后来，刘铮和朱敏结婚，康克清很高兴。

刘英跟刘少奇也很熟悉，都是湖南人，谈得拢。不过，刘少奇沉默寡言，而且态度总是那么严肃。刘英说，陈云平日话也不多，但说起话来挺风趣。

不过，刘英发现，一旦跟刘少奇讨论理论问题，他的话就多了，简直滔滔不绝。刘英记得，有一回刘少奇跟她谈人的社会性、自然性，谈得头头是道，概念很清楚，又富有逻辑。

刘少奇的嗜好是抽烟。一边抽烟，一边思索，他的眉头紧皱着，留下很深的川字纹。他也爱散步，一边散步，一边思索。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英读过多遍，很受教益。

刘英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在苏联留学时，由于所学的专业不适应，想换一个系。在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学习，学什么专业是由组织上统一安排、分配的，每个学生都必须服从分配。刘少奇知道儿子的情况，一次又一次给他写长信，要求他服从组织分配，不能特殊。刘少奇也写信给中国驻苏使馆，希望组织上对他的儿子进行教育。正在驻苏使馆工作的刘英，看了刘少奇的信，觉得很有教育意义。她想公布刘少奇给使馆以及给儿子的信，以便对留学生们进行服从组织分配的教育。刘英打长途电话给刘少奇，征求他的意见。出乎意外，刘少奇不同意公布这些信件。刘少奇说，这些信件是私人通信，如果公布了，会伤刘允若的自尊心。作为父亲，他可以写信劝说儿子，但也充分尊重儿子……刘英遵从刘少奇的意见，没有公布刘少奇的家信。

　此事过去好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教育部有关人员忽地告诉刘英，在教育部档案馆中发现了刘少奇当年的那些家信，很受感动。时过境迁，这些信到了可以公之于世的时候了，终于公开发表了，成了教育年轻一代的好教材。

刘英曾在陈云手下工作，陈云跟她同庚。长征途中，陈云担任地方工作部部长，刘英、贾拓夫、吴亮平、蔡畅等都在这个部。

地方工作部是做群众工作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每打下一座城市，地方工作部要派出一支先遣队，进入城市做群众工作。陈云全身心投入工作，办事很细心，经常是先开会布置，然后又严格地进行检查。陈云平时话不多，不抽烟，不喝酒，穿着也很朴素。他喜欢听评弹，可是在长征途中，哪有评弹可听？

刘英记得，在过大渡河的时候，岸边挤了许多部队，都想早点过河，秩序有点乱。这时，陈云担任总指挥，有条不紊地指挥过河。他很沉着、冷静，大家都佩服他，听他指挥。

陈云办事有条有理，讲话也是如此。他原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学徒，很早就跟书打交道，养成读书的习惯。陈云看书，不是东翻西翻，而是一本一本地钻研。他很稳重，肯学习。他本来不懂经济。后来，他很仔细钻研经济理论，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

刘英说，那时对毛泽东习惯于称“主席”，朱德称“朱老总”，对刘少奇、陈云则称“少奇同志”、“陈云同志”，而对邓小平则直呼“小平”。

邓小平很随和，爱热闹，喜欢摆“龙门阵”。毛泽东也喜欢聊天。跟他们在一起，从不感到寂寞。在江西时，“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东、谢维俊、古柏）受到“左”倾路线的批判、打击，邓小平仍很坦然，一派“大将风度”。正因为这样，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又在“批邓”运动中遭罢官，他也都很坦然。他的宽广的胸襟，在江西中央苏区就显示出来了。

邓小平跟朱德、刘伯承、杨尚昆在一起，那就更热闹了。他们都是四川人，爱摆“龙门阵”。

擅长讲故事、讲笑话，大约是四川人的特点吧。刘伯承讲起笑话来，一串一串的。刘伯承讲话，还喜欢用歇后语，诸如“屁股上长疖子——坐立不安”、“外甥打灯笼——找舅（照旧）”等等。刘伯承也受“左”倾路线排挤，被撤了职。在遵义会议前夕，刘伯承被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他很机智，一路上夺关斩将，立了大功。遵义城就是他用计策智取的。

杨尚昆跟张闻天的交情不错。早在1924年，张闻天从上海到重庆，便住在杨尚昆的四哥杨暗公家中。那时，杨暗公是四川地下党的负责人。后来，1927年，杨尚昆到莫斯科留学，张闻天已经在那里，担任助教，所以杨尚昆称张闻天为老师。

杨尚昆的妻子李伯钊，更是活跃。她是红军中的“工农剧社”社长。长征途中，大家都很累，她却组织剧社为大家演活报剧，忙前顾后的。

叶剑英是广东人，给刘英的印象是“文武全才”，能指挥作战，也会妙手写诗。他风度翩翩，又冷静沉着。不论是在长征中跟张国焘作斗争，以及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他都立了奇功。不过，解放后刘英去广东，叶剑英请她吃饭，那些菜叫她受不了，什么“龙虎斗”、“穿山甲”，她实在不敢当。

刘英谈起了林彪。林彪的城府颇深，平时沉默寡言，叫人捉摸不透。林彪能打仗，确实是有战功的。在战争中他受过伤，得了怪病，怕风、怕水，见了血就会拉肚子，等等。不过，他也有“政治病”，形势对他不利就称病不出。他最积极的时候，是反对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很活跃。对于林彪的历史功过，要实事求是地分析。

博古也是有功有过，但博古是坦诚的人，知错认错，表里如一，不像林彪那么阴险。

博古是一位天才的宣传鼓动家。他的嗓门大，讲话富有鼓动性。他的报告，很受工农大众欢迎。他一边说，一边做手势，动作很大。王稼祥讲话则小声小气，显得很斯文。

不过，博古那时从苏联回来，起着“留声机”作用。他照搬来自莫斯科的指令，成为王明的亲密伙伴。

博古作报告时，喜欢来几句俄语或者英语。他的俄语、英语确实不错。但是，来几句“洋文”，不知出于他的习惯，还是显示自己的才能——他的确是“才子型”人物。张闻天作报告，则从无这种习惯——虽然张闻天不仅曾留学苏联，而且留学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