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海的北京作家 .4

我与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商量，把书名定为《毛泽东与胡乔木》。这样，全书偏重于写毛泽东与胡乔木的关系，也就是着重写40年代、50年代以及60年代的胡乔木。

我决定写胡乔木，还有另外的原因：我采写过《陈伯达传》。陈伯达与胡乔木同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相当于毛泽东的左右手。所以，在写陈伯达的传记时，对胡乔木也有了许多了解。

每当我着手新的采访的时候，总是首先查找有关的背景资料。令我惊讶的是，我只是查到1949年海外一篇简短的介绍胡乔木身世的资料以及胡乔木去世之后新华社所发的《胡乔木生平》。可以说，关于胡乔木本人身世的资料，少得可怜！

我从上海前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赵广和责任编辑杜世伟设宴招待胡乔木亲属和我，当场谈定了采访意向和计划。

此后，我来到胡乔木家，采访胡乔木夫人谷羽、女儿木英和儿子石英。他们详细回忆了胡乔木的生平。尤其是谷羽，刚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走出来，仍坚持逐一答复我的问题。

如今回想起来，那确是抢救式的采访，因为在采访时，谷羽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好，正在就医。不久，1994年12月10日，七十七岁的谷羽便在北京病逝。

当我来到胡乔木家中，见到墙上挂着胡乔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着黄、黑两色纱布。这张照片原是胡乔木和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合影，强烈的逆光勾出鲜明的轮廓，胡乔木穿一件普通的夹克衫，露出方格衬衫领子，面带笑容——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家属也就从中把他放大，作为“标准照”。胡乔木的遗照下，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在他的书房里，他的书桌仍保持原样，笔筒里插着一大把毛笔，旁边是三瓶墨水，一大沓文件，一望而知是这位“中共中央一支笔”伏案劳形的所在。

他的夫人谷羽以及女儿、儿子跟我聊着，追溯那消逝的岁月。谷羽满头飞霜，但双眉尚黑，她和他一起从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从时代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

我问起了“谷羽”的含义，由此又引出了“乔木”的来历……

其实，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他的笔名。据谷羽说，这笔名取自《诗经·小雅·伐木》中：“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高也。乔木，亦即高大、挺直之树。类似的话，还见于《孟子·滕文公上》：“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至于“谷羽”的出典，就是指“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羽即鸟。这样，胡乔木也就给妻子改名“谷羽”。夫妇之名，皆出于“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之中，可谓“秀才本色”。

不过，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却是“大白话”：

长女曰“胜利”，生下她时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

　长子曰“幸福”，希冀在胜利之后过着幸福生活；

次子曰“和平”，企望世界和平。

1963年夏日，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一起游泳。毛泽东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加以一番“评论”：“‘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称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此后，“胜利”学弟弟，也自己改名——虽说毛泽东说“‘胜利’当然很好”。她改名“木英”。“木”取自胡乔木，“英”取自李桂英（母亲本名）。

“幸福”步“胜利”的后尘，自己改名“石英”。

如此这般，我在跟胡乔木家属交谈之初，弄清了他们一家名字的来历——只是那位“海泳”没有参加谈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

谷羽向我讲述了她与胡乔木在“安吴青训班”认识的过程，把我的思绪带到久远的岁月……

关于胡乔木怎样成为毛泽东的秘书？我记得，过去在采访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曾说起他向毛泽东推荐了胡乔木。

然而，我后来在查阅一些资料时，发现都闪烁其词，从不提陈伯达三个字。不言而喻，在陈伯达成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之后，人们“习惯”地“避讳”了。

我在采访谷羽的时候，她很坦率，如实地叙述了胡乔木是怎样来到毛泽东身边的。

谷羽指着坐在一侧的女儿木英说道：“木英是1941年1月23日出生的。我记得，在生下木英后半个多月，也就是2月上旬吧。那时，我们住在延安大砭沟的窑洞里，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就在大砭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也在那里。乔木当时已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忽然，王若飞来窑洞看乔木，我也在场，所以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

王若飞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对胡乔木郑重其事地说道：“毛主席那里需要人，决定调你到他那里做秘书工作。”

王若飞的话，完全出乎胡乔木的意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调他当秘书。

胡乔木思索了一下，说出了心中的顾虑：“给毛主席当秘书，我怕当不好。我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

王若飞为了打消胡乔木的顾虑，说出了毛泽东“点将”的来历：

“你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陈伯达看了，很欣赏。他推荐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说，‘乔木是个人才’。所以，毛主席很早就注意你。最近，毛主席那里人手不够，他点名调你去当秘书，你同时也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

那时，陈伯达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他跟胡乔木并不认识。既然是毛泽东点名要调胡乔木去当秘书，胡乔木只得从命了。

胡乔木从大砭沟前往延安的“中南海”——杨家岭，当年中共中央首脑人物聚居的地方。杨家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三公里，是个小山村。毛泽东住在小山坡的三眼窑洞里，左侧是刘少奇的窑洞，右侧是朱德、周恩来的窑洞。

谷羽说，胡乔木从来没有做过秘书工作。新来乍到，被任命为文化秘书（后来成为政治秘书）的他，一时竟不知做些什么。毛泽东跟他谈过一次话——那是他平生头一回跟毛泽东谈话。四十八岁的毛泽东，只是问了问这位二十九岁的年轻人的大致经历，便忙于工作了。胡乔木无从插手，只得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坐着。他不敢直接去问毛泽东该做些什么。如此这般，胡乔木心中十分不安。他终于鼓足勇气，走向毛泽东的窑洞。本来，他想去问毛泽东该做什么工作，一进去见毛泽东正埋头校对文件清样，就说道：“让我来校对吧！”毛泽东笑道：“好呀！”于是，胡乔木从毛泽东手中接过清样，拿到自己办公室校对。这是他头一回学会做秘书工作。胡乔木所校对的，是《六大以来》清样。《六大以来》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一本“大部头”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此书于1941年12月在延安正式出版。胡乔木当时所校对的，是这本书的文件活页文选的清样……

从此，胡乔木便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他常为毛泽东整理讲话稿，例如毛泽东的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胡乔木整理的。他也常常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中共中央起草文件。他还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写了五十多篇社论。

谷羽当时也在毛泽东身边，帮助做些秘书工作。她记得，毛泽东也亲自动手写新闻，写评论，写社论。她舍不得把毛泽东的手稿交出去油印，总是抄写了一遍，把手稿留下。这样，她手头保存了一大批毛泽东手稿，毛泽东当时喜欢用毛笔或铅笔写作，写在宣纸上。解放后，谷羽把自己精心保存的毛泽东手稿上交，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由于谷羽保存了这些毛泽东手稿，倒是为确定哪些新闻、评论、社论是毛泽东所写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

谷羽是重要的当事人。她的回忆，把胡乔木成为毛泽东秘书的来龙去脉说得一清二楚。正因为这样，我以为，及时地采访谷羽，使我得到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当我得知胡乔木的文集正在编辑之中，希望得到编辑组的支持。很遗憾，他们说，有关文献在出版之前，是不能提供参考的。

我注重于采访。我相信，从胡乔木的亲属，从胡乔木的身边工作人员，是能够获得大量口碑资料。这些鲜活的资料，很多是档案上所没有的。

胡乔木的妹妹方铭在早年和胡乔木一起从事革命活动。尽管她身体欠佳，但是她慢慢地谈着，谈着，终于分几次谈完她所了解的胡乔木早年革命活动情况，以及胡家的身世。她的谈话，非常重要。

我去看望胡乔木的老战友、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他的第一句话，使我非常吃惊。他说：“叶永烈，你害得我好苦！”

我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笑道：“前几天晚上，我看你那本《张春桥传》。本想随便翻翻，谁知道一拿起来，就放不下去，看了一夜。第二天，我整天昏头昏脑，叫你害苦了！”

说罢笑话，林默涵言归正传，详细地回忆了他和胡乔木的多年交往。

胡乔木的老秘书商恺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采访中，我发现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遭遇，知道的人很少。即便是谷羽，她也只能说个大概，记不清具体日期，何况她后来也被隔离审查，不在家中，也不知其详。

我偶然得知，有一个胡乔木的老警卫员，当时每天陪着胡乔木。每一次胡乔木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他总是陪同前往。只是此人早已调往其他单位工作。

我紧追这一线索。经过多方打听，知道了这个老警卫员的住址。

在一个晚上，在曲里拐弯的胡同里，我终于找到这个老警卫员的家。

老警卫员跟我说起他在胡乔木身边工作的情况。他的一句话，引起我的注意。他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胡乔木的处境。总理办公室经常打电话来问胡乔木的情况，他必须随时回答。为了便于答复，他找了个本子做记录，记下胡乔木每天被揪斗的情况，包括日期、揪斗地点、揪斗单位名称、揪斗单位负责人名字及电话。

我一听，马上追问这本子在哪里？他翻箱倒柜，找到了那个本子。我一看，如获至宝！

这个本子，是珍贵的藏于民间的历史记录。借助这个本子，我才在书中写下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挨斗的真实情况：

1967年1月5日下午，胡乔木被文字改革委员会的造反派揪去，作了检查。

1月9日下午，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胡乔木揪去，召开“斗争胡乔木大会”。

1月10日，夫人谷羽也遭打击，要“留住办公室两天，写检查”，要家中送去被子、洗漱用具。

1月11日下午，《人民日报》社造反派把胡乔木揪去，要他“低头认罪”。当夜，胡乔木吃了三回安眠药，也只睡着两小时。

1月12日下午，被揪到北京邮电学院批斗，至六时半才回家。夜，胡乔木又失眠，精神变得很差。

花样不断翻新，批斗不断升级。1月17日上午十时多，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们又来到胡宅，把胡乔木押上一辆敞篷大卡车，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高音喇叭不断呼喊“打倒胡乔木”口号声中，来了一次街批。卡车过西单，过新街口，驶到北京矿业学院门口，再去北京钢铁学校、北京邮电学院。然后，整整一下午，在北京邮电学院批胡乔木。接着，又是游街——这一天，胡乔木算是领教了“一月革命”的滋味儿。

回到家中，胡乔木的鼻孔便不通气了，感冒颇重。可是，他还得写交代——按编号，他已给北京邮电学院写第六份交代了。

翌日，中国科学院“红旗总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宝山，砸了胡乔木父母的坟，甚至把他父母的头颅从墓中取走！

紧接着，1月19日上午，“全国中等学校首都战斗团西城区分团”又来揪胡乔木。在批斗会上，红卫兵嫌胡乔木弯腰的“度数”不够，打了他一拳！批斗会结束时，他因弯腰过久，“度数”太大，而双腿麻木，无法走路，只得由两个人挽着，才勉强走出会场上了车……

胡乔木哭了！

关于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弄清：那就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去看望胡乔木，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结果没有见到胡乔木。不过，这消息一传开来，红卫兵和造反派就再也不敢去揪斗胡乔木了。

在采访中，很多人跟我谈起此事，都是“听说”如何如何，没有谁能够说清楚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决定去看胡乔木的？为什么毛泽东没有见到胡乔木？

后来，我经过多方调查、核实，特别是采访了当事人、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张耀祠，并把张耀祠的回忆跟谷羽的回忆加以对照，这才弄清这一重要史实。

那是1967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毛泽东要上天安门城楼。本来，毛泽东并没有打算去看胡乔木。当他的轿车从中南海出来，驶向天安门城楼，途中经过胡宅。虽说毛泽东从未到过胡宅，他却知道胡乔木住在这里。据说，是毛泽东见到胡宅墙上贴着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5月1日凌晨所贴“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知道胡乔木住此。而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冲击胡宅，则由于胡乔木的儿子胡石英当时在这个学院学习。

“停车！”毛泽东见到“打倒胡乔木”大字标语，突然发出了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感到意外——因为在出发前，毛泽东并未说过要在中途停车。

“去看看胡乔木！”毛泽东说了这话，张耀祠才明白过来。

张耀祠当即下车，去敲胡宅的门。

张耀祠从未去过胡宅。下车后，径直向临街的东大门走去。

胡宅有两扇大门：朝东的大门，是原先大使馆用的。自从胡乔木搬进去之后，东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未启用。胡家平时进出，走胡同朝北的大门。

张耀祠咚咚敲东大门，胡宅里谁都没注意。张耀祠敲了一阵子，四周许多人跑过来，围观毛泽东。张耀祠见无人开门，以为胡乔木不在家。加上围观者迅速增加，毛泽东只得吩咐开车。

在围观者之中，有不少是胡乔木的邻居。他们迅速把这一消息告诉胡家工作人员。胡乔木知道了，又激动，又深感遗憾！

胡乔木不敢奢望毛泽东来看他，但多么期望毛泽东能够接见他一次，哪怕是对他作一次批示，或者关于他说几句话也成。在那“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毛泽东的一句话，就能把他从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泽东居然来看望他，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张耀祠敲错了门，使胡乔木遗憾万分。

翌日，胡乔木正在草拟致毛泽东的感谢信时，忽地几位中南海的警卫人员来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乔木接到通知，毛泽东说昨日走错门，今日再来！

　毛泽东到底没有忘记他这位做了二十五年的政治秘书，使胡乔木心中非常宽慰。

他忙着整理客厅。自从抄家之后，家中乱糟糟的。他把一张大沙发整理好，安放在客厅中，以便让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节日一般，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晚饭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来了，跟胡乔木一起，在客厅里等待着毛泽东的光临。

等着，等着，不见动静。直到夜里十二时，从中南海来电话，毛泽东不来了！

后来才知道，据说那天毛泽东要来看胡乔木，跟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泽东虽然没有来，但是说了一句话：“我心到了！”此言后来传进胡乔木的耳朵，他也说了一句话：“我心领了！”

胡乔木发出了致毛泽东的感谢信。他在信中说，如果主席无时间，他可以去看主席。然而，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

不过，消息迅速在北京城里传开。即使是红卫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斗胡乔木。从此，胡乔木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就连陈伯达，也知道毛泽东仍尊重胡乔木。当中共中央办公厅向“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请示今后如何处理胡乔木问题时，陈伯达说：“‘文革小组’的意见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他。如有人问是谁说的，可告是陈伯达同志。如不问，就算了。”照“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胡乔木仍要“斗”，只是“背靠背地斗，不要揪”罢了。

关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看望胡乔木一事，经过采访几位当事人，经过比较、核对他们的回忆，终于弄清了。

《毛泽东与胡乔木》一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书名改为《胡乔木》。改名的内情，说来颇为奇特：倘若用《毛泽东与胡乔木》作为书名，因为有“毛泽东”三字，必须报审，而改为《胡乔木》，由于胡乔木的最高职务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必报审——按照规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传记要报审。这本书的香港版则仍用原书名《毛泽东与胡乔木》。

胡乔木亲属为《胡乔木》一书提供了大批照片。谷羽对《胡乔木》一书十分满意，自费买了三百册《胡乔木》，给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们每人送了一册。

1999年，这本书收入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叶永烈文集》，书名改为《“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

访任弼时夫人陈琮英

照相机里的胶卷才拍了一半，我就去美国了。在美国，又继续拍下去，直至把这一卷拍完。

一冲出来，那几张在上海东湖宾馆拍摄的照片，引起美国朋友莫大的兴趣。

“她是谁？你们中国现在还有人戴红星帽？”美国朋友们几乎都这样问。

照片上的她，确实太与众不同：瘦瘦小小的个子，身高不到一米五，不及我的肩膀，却头戴一顶灰色的八角帽，帽子正中，是一颗红色的五角星。帽子下方，露出两绺灰白色的头发。她戴的那顶红星帽，亦即红军帽。在那些描述井冈山斗争的影片中，在那些关于长征的影片中，常可以见到红军将士戴着这样的红星帽。美国记者斯诺，曾给毛泽东拍过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毛泽东穿一身灰布军装，站在延安窑洞前，微笑地看着前方。毛泽东的头上，也戴着这么一顶红星帽。

毕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女士们风行戴假发或者巴黎草帽，没有谁去戴红星帽。

大约也正因为这样，那位戴红星帽的老太太，引起了一片诧异声。

其实，当我和她在上海东湖宾馆合影时，我也颇为惊讶。记得，就在我拿出照相机的时候，她忽然说：“等一下！”然后，她从客厅进卧室去了。我想，如今，即便是老太太，大约也要略施粉黛吧！

一会儿，她居然戴着一顶红星帽出来了。她指着帽子道：“现在可以拍照了！”

看得出，她对那顶红星帽充满深情。即便在羁旅之中，仍带着这顶心爱的帽子。

1993年11月，她从北京来到上海。那时，我正忙于准备远行，过一个星期便要飞往美国洛杉矶。

就在这时，我接到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的电话，说是她来上海了，有些事要跟我谈。

她叫陈琮英，这名字并不是人们很熟悉的。然而，她的已故的丈夫任弼时，却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共“七大”所确定的“五大书记”，便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只是他由于过分操劳，1950年10月病逝于北京，终年仅四十六岁！

我问起她的年龄，她说比任弼时还大两岁。年已九旬的她，行动十分灵活，视力、听力也都不错。

我问起她跟任弼时的结合。她说，那是“娃娃亲”哪。原来，任弼时的父亲和原配夫人陈氏感情甚笃，只是陈氏在婚后一年便去世了。父亲怀念陈氏，后来，给儿子任弼时订了“娃娃亲”，那对象便是陈氏的亲戚陈琮英。陈琮英十二岁时作为童养媳来到任家，那时任弼时不过十岁而已！

此后，随着任弼时走上了红色之路，这位来自农村的姑娘也随他奔波，经历了风风雨雨。他们的爱情之路是那么的不平常。

当十七岁的任弼时去苏联莫斯科接受红色教育，陈琮英则在长沙老家半工半读了四年，终于摘掉了文盲帽子。

任弼时回国后，在上海已经买好船票准备去接陈琮英来上海，突然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去北京，他立即遵命。这样，陈琮英又等了两年，才算和阔别六年的任弼时结了婚。

两年后，任弼时在安徽被捕，陈琮英赶去营救。好不容易，任弼时总算出狱。可是，他们的长女却在风寒中死去；

她跟随任弼时在上海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3月，陈琮英即将分娩，任弼时却奉命前往江西红区。任弼时走后才七天，陈琮英生下一个女儿，没多久就被捕入狱，关押在龙华。

陈琮英这次被捕，是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引起的……

那是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上海恒吉里一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显然，来者不善。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中共中央机要主任张纪恩和妻子张越霞当场被捕，被巡警用手铐铐在一起。

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共党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尽管向忠发自称名叫“余达强”，但是巡捕却笑道：“你明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何必装蒜！”

巡捕指着向忠发右手断了一截的食指说：“你不是向忠发，谁是向忠发？”

向忠发被捕，则是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于这年4月25日在武汉被捕。顾顺章叛变了。由于顾顺章是中共特科负责人之一，知道中共中央各秘密机关的所在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秘密住所，所以顾顺章的背叛，对中共中央造成极大的威胁。幸亏潜伏在国民党中统机关内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了顾顺章叛变的紧急情报，迅速报告在上海的周恩来，中共中央急忙转移，这才避免了一场大灾难。

但是，顾顺章从武汉来到了上海，为了向国民党邀功，还是尽力在暗中对中共中央领导人进行跟踪。他终于从一个女佣那里得知与向忠发生活在一起的杨秀贞的线索，从而查到向忠发的行踪。这样，向忠发落入了巡捕之手。

陈琮英这样回忆：

“记得在旅馆只住了几天。向忠发在一个晚上来到旅馆，来时说：只待一会儿。但至夜里十二点，我去敲门催他走时，他说：明早走。向忠发在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离开旅馆后即被捕。”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当天下午，陈琮英和杨秀贞在旅馆被捕。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邓颖超曾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据陈琮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得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后，立即组织人营救。执行任务的同志刚刚出发，得知向忠发已叛变，就回来了。为了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准确，周恩来同志亲自到小沙渡后头的高堤上，这个地方能看到他住房的窗户，只见窗帘拉开（这是暗号），晓得出事了。向忠发确实叛变了。”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陈琮英回忆道：“向忠发被捕当天，我和杨秀贞也同时被捕，被押到巡捕房。我被捕当天见到向忠发，见面时，当着敌人他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指敌人）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我当时抱着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女儿，装糊涂说：‘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由于匆忙，向忠发并未说及张纪恩、张越霞的中共党员身份。这样，张纪恩、张越霞虽被列为“赤匪向忠发”的同案犯，但是张纪恩、张越霞在狱中仍以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并未暴露政治身份，未被识破。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于是，张越霞获释，而张纪恩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指把楼上厢房转租给“赤匪”）判处五年徒刑。

杨秀贞虽不是中共党员，却因与向忠发同居关系，判两年半徒刑。

宣判后，张纪恩与杨秀贞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押往漕河泾江苏第二监狱。杨秀贞当时穿一件黑色香云纱衣服。后来逢“大赦”，张纪恩被提前保释。

坐了三个多月的牢，经周恩来派人营救，陈琮英这才出狱，秘密前往江西红区，终于第一次戴上了红星帽。

个子娇小的她，戴着红星帽，艰难地走完长征之路。

在红都延安，她戴着红星帽，双手不停地摇着纺线车，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能手。

她随着任弼时转战陕北，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以胜利的步伐迈入北京城。

她正要过几天安定的日子，任弼时却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

她抹干了泪水，带着女儿远志、远征，儿子远远，继续在红色的道路上前进……

每一个时代，都给每一个女性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陈琮英漫长而曲折的一生，是在红星照耀下度过的。正因为这样，她深情地爱着那颗红星，爱着那顶红星帽。也正因为这样，当我拿出照相机时，她拿出了红星帽。

在旧金山，《星岛日报》的记者来采访我的时候，见到了那几张戴红星帽的照片，露出惊奇的目光。当他得知她是任弼时夫人时，立即问我能否送他一张。没多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旧金山的《星岛日报》上……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1998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会议，我创作了纪实长篇《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你又去北京！”记得，在1996年5月，当我从上海前往北京采访时，朋友们差不多都这么说。

这一回，我去北京，依然是频频出入于那几处“部长楼”，也去了中南海，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大院以及《求是》杂志大院，甚至还到远郊的中共中央党校采访。我忙于长篇新著《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的创作。这本书当时已经写了近四十万字。由于需要作补充采访，所以我又去北京。预计全书为五十多万字。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写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本书香港版的书名一目了然，叫《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也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从华国锋到邓小平”的过程（当然这一取代过程还延续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注意到，中国人有句挂在嘴边的话：“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句话，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常常见到，在大大小小的报告会上常常听到，在报纸、杂志、电视、广播里属于“高频词”……这一“高频词”现象，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会议的重要性。

纵观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有两次会议是至关重要的，是历史的转折点：一次是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另一次则是1978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的领袖地位。从此，中共中央逐步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称之为“新时期”。人们已经习惯地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所进行的艰难的工作，称之为“新长征”。

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是“毛泽东时代”；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是“邓小平时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遵义会议”。

我曾在1992年出版了关于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我决心写一部姊妹篇——关于“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的纪实长篇。

另外，对于我来说，《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书，从时间上正好与《“四人帮”全传》相衔接：《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一开头，正是从1976年10月6日拘捕“四人帮”写起。

比起遵义会议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难写得多。正因为这样，对于这部长篇的写作，我已是“几起几落”：早在十年前，我便注意到这一重大题材，但是初步摸索了一下之后，马上发觉写作难度很高，未敢着手，撂在了一边。在三年前，又开始着手采写，写了一部分之后仍放下来，中途辍笔。

1995年冬，上海作家协会忽然紧急召集专业作家会议。我来到会场，才知道中国作家协会通知，上报1996年度作家创作计划，以便从中确定若干长篇作为重点选题。当时，给每一位专业作家发了一张表格，要求当场填好。我就填上《转折》，内容是“关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纪实长篇”，计划在1996年度完成。

此后不久，我接到上海作家协会的通知，说是中国作家协会从全国各地作家协会上报的一千二百多部长篇选题中，选定了二十二部长篇作为重点，《转折》被定为“主旋律作品”，选中了。接着，《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许多报纸报道了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度二十二部的重点长篇。

列为“重点”之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不时来电，询问创作进度。这促使我抓紧这一长篇的写作。我不能不放下手头的其他创作，全力以赴写《转折》，终于写出了初稿。写毕，看了一遍，觉得要作大修改、大补充才行，所以不得不又去北京“百老汇”。

　篇名最初叫《转折》，有的朋友建议应该加上一个“大”字，于是改为《大转折》。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电影《大转折》上映了，为了加以区别，改名为《１９７８大转折》。最后，又加上“中国命运”四字，定名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

这回去北京，“马不停蹄”，全天候采访。通常一早就出发，上、下午都安排采访。

有一回甚至采访到夜里十一时。在离开北京时，数了一下，八天里采访了二十多人，录了近四十盒磁带，拍了三卷多胶片。我还特地去当年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进行拍摄，以求写作时多一点“现场感”。

在北京诸多的采访中，对于胡耀邦长子胡德平的采访，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1996年5月29日，我访问了胡德平。他说 ，在“文化大革命”中，胡耀邦成了“走资派”，成了打倒对象。1972年4月，胡耀邦甚至被共青团中央的“军宣队”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

胡德平告诉我，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跟父亲胡耀邦生活在一起。胡耀邦陷入深深的寂寞之中。那时，胡德平的朋友们常来看望胡耀邦。胡耀邦依然保持当年共青团书记的本色，很喜欢跟年轻人交往。

年轻的朋友们给寂寞中的胡耀邦带来了欢笑。

胡德平记得，胡耀邦那时最大的爱好是看书。有一回，胡德平的一位朋友来了，见到胡耀邦在看书，便问：“胡伯伯，您看什么书？”

胡耀邦答道：“《马恩选集》。”

小伙子对胡耀邦说：“我现在什么书都不看！”

胡耀邦很吃惊：“你为什么不看书？”

小伙子说起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学习三部曲”：

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拼命看《毛选》，想从《毛选》中寻找答案。可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他很快就发现，学《毛选》无济于事。因为“造反”、“打倒‘走资派’”之类，是《毛选》中所没有的。

于是，他改学两报一刊社论。不过，很快又发现， 跟着社论跑，也会惹麻烦。比如，两报一刊1967年的“八一”社论，号召“揪军内一小撮”，跟着社论跑就会犯大错误。

所以，最后他改为“看照片”。

胡耀邦一听，很奇怪：“你看什么照片？”

小伙子说：“你只要看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你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上少了王力，就说明王力倒了；照片上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上少了林彪，就说明林彪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胡耀邦听罢，哈哈大笑，这才悟出小伙子在那里用辛辣的笑话来挖苦“文化大革命”。

又有一回，报上在宣传“人人成为理论家”。那位小伙子指着报纸对胡耀邦说：“胡伯伯，如果真的‘人人成为理论家’，‘反修防修’就有指望了！”

胡耀邦不明白这位小伙子为什么称赞起当时的报纸来。

小伙子补充说明道：

“‘人人成为理论家’，六亿中国人成为六亿个马克思，写出六亿本《资本论》，那‘反修防修’岂不就成功了！”

胡耀邦一听，又哈哈大笑起来。

胡德平记得，有一天晚上九时多，下着大雨，他从外面回家。推开家门，见到父亲的屋里亮着台灯，传出一阵阵大笑声。

胡德平细细一看，见到父亲躺在床上，床前站着胡克实。胡克实正聚精会神地听着胡耀邦在复述从那位小伙子那里听来的“文化大革命”笑话，两人不时爆发大笑……

正是由于那些忘年之交的年轻朋友，给正处于孤寂和苦闷中的“三反分子”胡耀邦带来了慰藉。

胡耀邦秘书陈维仁给我讲述的故事，也非常动人。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只带着秘书梁金泉一人前往中共中央党校，住进了五十三号楼底层。他每星期一到校，星期三晚回城，星期四早上再到校，星期六下班回城。也就是说，除了星期天之外，他把全部精力都扑在中共中央党校的工作上。

胡耀邦一到中共中央党校，就深知工作量巨大。他要求从中共中央党校的干部中，选择一位熟知情况的人担任秘书。胡耀邦选中了陈维仁。

1996年5月28日，我在中共中央党校幽静的校园里，采访了后来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陈维仁。戴着一副深咖啡色镜框近视眼镜的他，娓娓道来，深情地回忆着与胡耀邦共事的难忘岁月……

陈维仁被胡耀邦所选中，大抵出于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有着多年秘书工作经验；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与造反派无涉；第三，有写作能力。

陈维仁原本是《人民日报》编辑、理论教育组副组长。在1954年至1955年，他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的秘书。1959年，他被送往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63年9月学习期满，本来要回《人民日报》工作，却被出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不久的林枫选为秘书。在“文化大革命”中，邓拓成了“三家村”的“黑掌柜”，林枫也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维仁也就被作为“黑秘书”受到批斗。从1969年到1974年，陈维仁在河南周口地区的“五七干校”，度过了五年的“再教育”生活……

陈维仁记得，他是在1977年5月初去见胡耀邦。他来到胡耀邦所住的五十三号楼，一推开门，正在看文件的胡耀邦马上站了起来，跟他热情握手，说道：“我等你好久了！我现在正在做你做的工作。”原来，胡耀邦正在校看中共中央党校揭批“四人帮”的简报。本来，这是秘书的工作。

胡耀邦比陈维仁年长九岁，陈维仁为称呼犯难：叫“胡校长”吧，他知道胡耀邦从来不喜欢“带衔”的称谓；叫“老胡”吧，又叫不出口。

胡耀邦一眼就看出陈维仁的心思，说：“以后叫我耀邦同志吧——全校上上下下都这么叫我，你也不例外。”从此，陈维仁一直叫他“耀邦同志”。胡耀邦则叫他“老陈”，在别人面前，称他“陈秘书”。

陈维仁说，胡耀邦工作非常尽心，每天工作到深夜。胡耀邦看书看报甚多，而且看得很快。他习惯于坐在沙发上看，文件则放在沙发前的长条茶几上。不过，沙发离门口很近，而秘书的办公桌倒是在里面。这样，客人一进门，首先见到的是胡耀邦，倒不是秘书。胡耀邦却从来不在乎这些。

胡耀邦擅长写作，擅长演讲，才思敏捷。他从来不要秘书为他起草讲话稿。只是在讲话后，要请秘书根据讲话稿整理成文。

胡耀邦写文章，总是要写上几句“提神的话”，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警句”吧。他很注意语言的生动性，注意有新的见解。有时，要提出新的观点，胡耀邦总是在小范围内先讲一次，听取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在大会上讲。所以，胡耀邦讲话实际上是很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