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海的北京作家 .5

胡耀邦没有架子。本来，作为首长，他应该到北京饭店去理发，可是他却常常到中共中央党校附近的小街上去理发。他跟普通顾客一样坐在那里排队。不过，陈维仁和梁金泉考虑到他的安全，总是跟着他一起去。日子久了，理发师见到这人理发总是跟着两个不理发的人，一打听，才知道是胡耀邦！

胡耀邦对“走后门”极为反感。他曾说，中共中央党校不是做官的地方，而是一所学校。你要学习，请从前门进来。你要做官，这里没有“后门”！

胡耀邦还主张“走冷门”，别“走热门”。谁犯了错误，门庭冷落，倒是应该去看望。别去那些“门庭若市”的地方凑热闹。

胡耀邦最大的嗜好是看书。一边看，一边喜欢用红笔画道道。他看《列宁选集》，连注解都很仔细地看了，画上许多道道。胡耀邦很少出席晚会。偶尔有空，去看历史性的电影。有一回，中共中央党校放映《斯大林格勒大血战》，胡耀邦倒是去看了。胡耀邦喜欢京剧。正巧，陈维仁也爱京剧。听说陈维仁有《杨门女将》的唱谱，胡耀邦向他借来，空闲时看着谱子哼几句。

胡耀邦不喝酒，但是抽烟很多，一天两包。后来，为了他的健康，改由秘书为他保管香烟，一天“定量”十支。胡耀邦常常“超额”，向梁金泉说：“超额了，那就‘超额’完成任务吧！”

　为了采访当年批判“两个凡是”的主将之一邢贲思，1996年5月29日我来到当年的《红旗》杂志办公楼，如今是《求是》杂志编辑部。

有趣的是，笔者步入大楼，在总编辑办公室宽大的沙发椅上，见到了邢贲思——当年是陈伯达、姚文元坐在这里。邢贲思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如今成了《求是》杂志总编辑。

胖乎乎的他，戴一副深色边框的近视眼镜，学者风度，讲话很有条理。他对我说，虽然当年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但是从未细细回顾，你的采访，使我有机会回忆那难忘的岁月……

邢贲思笑称他当年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跟胡福明、吴江、孙长江不同。他们有《光明日报》、中共中央党校为依托，有胡耀邦、杨西光作“后台”，署“本报特约评论员”，而他则单枪匹马，每篇文章署“邢贲思”，算是“单干户”。邢贲思卷入这场大讨论，因为“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他是一位哲学家，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大讨论的行列。

我问起“邢贲思”是不是真名？怎么会走上哲学研究之路？邢贲思大笑起来，说起自己颇有传奇色彩的经历：

他于1930年出生于越剧之乡——浙江嵊州。

他的原名叫邢承墉。1949年，他自己改名邢贲思，取义于《诗经》中的“佼佼白驹，贲然其思”。我问他，那时候他是不是就想当哲学家，“贲然其思”？他笑道，那时候他跟哲学压根儿不沾边。小时候，他喜欢文学，所以从“贲然其思”中取名。他学哲学，纯属“半路出家”！

他是在1949年5月，参加学生运动。在1949年7月，参加“北上外文大队”，来到北京。当时，正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夜，急需外交人才。所谓“北上外文大队”，是当时从上海、南京等南方城市，抽调一批外语基础尚可的学生，到北京外国语学校进行培训。邢贲思原本是在教会学校学习，所以外语基础不错。他学过英语，后来学过法语、日语。于是，他被选中，进入“北上外文大队”。也就是说，当年的他，是作为未来的外交官加以培养的。到了北京后，先是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改造思想”三个月，然后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前身），学习俄语——因为当时最需要的是派往苏联工作的外交干部。邢贲思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将近三年，即将毕业，却在一个夜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那时，这所学校的马列主义教研室缺少教员，而邢贲思“贲然其思”，思想活跃，平日喜欢在上理论课时发言，竟被马列主义教研室看中。于是，在一个夜晚，组织上找邢贲思谈话，要送他进入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培养他为一名哲学课教师。

那时的青年人，视服从组织需要为天职。邢贲思服从了组织上的意见。已经学了四门外语的他，另打锣鼓新开张，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哲学。从此，这位未来的外交家，一下子变成了未来的哲学家！

1956年，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中国招考第一批副博士。“半路出家”的邢贲思，去报考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副博士研究生，居然考上了！这充分显示，邢贲思这盏灯，点到哪里都能放光明。从此，邢贲思进入中国哲学的研究中心。虽说到了1958年中国又取消了原定的副博士制度，邢贲思转为助理研究员，但是他毕竟成了中国哲学的后起之秀。

在北京中国哲学研究所那幢灰色的大楼里，邢贲思把青春最宝贵的时光花费在哲学的思索上，天天“贲然其思”。到了1978年，四十八岁的邢贲思，已经是中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这时，他当年的同学，许多人已经成为驻外大使。

在1978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邢贲思第一次亲自感受到：哲学并不像哲学研究所那幢大楼一样是灰色的，而是充满生命的绿色！邢贲思说，他当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8年4月8日的《哲学与宗教》一文。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探讨宗教哲学问题，而是批判把毛泽东思想当做宗教，批判宗教色彩的个人迷信。他以为，哲学是智慧的科学。如果把哲学当成宗教，那就没有科学可言。这篇文章，也是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汪东兴的注意。汪东兴竟然说此文是“反动文章”！

然而，邢贲思从此一发不可收，他接二连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在激烈的斗争中脱颖而出……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地处大西北的甘肃，在各省市委之中，一马当先。甘肃原来的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冼恒汉。自1977年6月17日起，由宋平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兰州军区第二政委。

宋平的经历，鲜见于报刊。我跟宋平之子宋宜昌是多年文友。1996年5月25日，我对他进行采访，这才得知宋平的传奇经历。

宋平之子告诉我，宋平是山东莒县人，原名宋延平，生于1917年4月。他九岁才上学，连着跳级，很快念完了小学、中学。

一个非常奇特的机遇，使宋平有机会到北平上大学：那是宋平的哥哥参加万国邮政抽奖，得了奖——三百大洋！于是，哥哥把这笔钱给了宋平去北平上大学。这样，宋平进入北平农业大学。

在农业大学念了一年，宋平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6年，宋平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平担任过延安马列学院组织科长，重庆《新华日报》编辑部秘书长，南京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政治秘书，东北总工会副主席。这样，宋平有了多方面的工作阅历。1949年后，宋平担任过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

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钢铁生产的指标一次次攀升，完全脱离了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1959年，中国钢铁的生产指标定为年产一千八百万吨。1959年春，在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钢铁生产指标时，作为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平作了重要发言。宋平没有正面批评当时的高指标，却是算了一笔细账：要完成年产这么多的钢铁，需要多少铁矿石，需要多少石灰石与焦炭，需要多少运输能力，而当时中国的铁矿石、石灰石、焦炭的生产能力是多少，运输能力又是多少……再说，炼出来多少吨铁，才能生产多少吨粗钢，而粗钢还得精炼，要开坯，要轧材，每一道工序都有损耗……宋平用具体的数字，实实在在地计算，证明高指标远离了中国的生产实际。宋平指出，当年完成一千八百万吨钢是很困难的。

宋平的发言，深为陈云所赞赏。散会时，走到门口，陈云拍着宋平的肩膀说：“质量！质量！”陈云的意思是必须强调钢的质量，克服当时片面追求钢的产量。当时的钢铁很多不符合质量标准，成了废品。后来，在陈云的强调下，总算把钢铁生产的高指标降了下来。

1960年，宋平调任中共西北局委员兼西北局计委主任，这样开始在西北工作。

1963年9月，宋平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宋平曾受到非难。在“牛棚”里关了一年多。后来，陕西要搞生产，成立了“生产指挥部”，让宋平当顾问。这样，宋平才算又开始工作。

那时宋平全家五口人，拥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1972年，宋平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77年6月17日起，宋平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宋平在甘肃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宋平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在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

后来，宋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旗帜鲜明有很大的关系……

在北京的大量采访，使我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使《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有了扎实的基础。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完成之后，香港版迅即出版，书名改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准备出内地版。

由于这部长篇属重大题材，必须报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前花费很长时间办理逐级审批手续。

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此书得以在1998年初，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后，我忽然接到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对《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进行评论。我没有订《中共党史研究》杂志。那位朋友便送我一册。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的评论上万字。评论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叶永烈党史纪实文学系列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也是同类题材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