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海的海也很深.2

使郑超麟感到万分遗憾的是，1979年，当他完全获得自由，真正“弗来”，迁入新居才几个月时，妻子却因心脏病去世！她是云南昆明人，生于1902年12月18日，终年七十七岁。

我在那张“全家福”下面，看到郑超麟所写的一首《摸鱼儿》，寄托了对妻儿的一腔深情：

记当年双栖梁燕，一雏初展毛羽。甘泉烽火频惊夜，四野茫茫烟雾，愁几许！但双翦差池，未改原风度。雏儿颖悟，便一笑一颦，一言一动，总有可人处。天何意？嫩蕊先凋霜露，柔枝早折风雨。呻吟宛转三年近，旧眼无言漫注。终莫补！似清夜流星，一闪随尘土。韶华易误，况比翼分飞，故巢久破，追想更凄楚。

我发觉郑超麟先生确爱“闲吟词句学苏辛”，请他出示诗词。他拿出了他的诗词集手稿，封面上写着《玉尹残集》。

我不解其意，问道：“玉尹何意？”

他笑道：“反正总有用意。”

我猜道：“玉尹，是不是‘狱音’的谐音？”

他大笑说：“你猜对一半。玉尹，即‘狱隐’，是在狱中隐藏下来的。因为在狱中写了四百多首诗词，全被那位‘军代表’抄走。出狱后，我凭记忆默写。只忆出八十四首，故称‘玉尹残集’。”

我翻看他的诗集，大都是写他在狱中的所思所念，一吐心曲。如《清明》：

无花无酒过清明，

剩蛋残糖对晚晴。

终胜游魂墟墓上，

祭盘徒羡足三牲。

1984年，我访问郑超麟先生时，他曾告诉我《郑超麟回忆录》一书已于1983年元旦校毕清样，而且已收到两千元人民币稿费，即可出版。但是，他迟迟不见样书。他不知道这本书到底是否已经出版。写信去问，也得不到答复。

想不到，倒是我先发现了这本书！

在北京，有个内部购书处。去北京时，我凡有时间总要到那里“淘书”——因为那里的书是外面书店见不到的。我在1986年11月又一次前往那里，看罢架上的书，请朋友打开书架下面的柜子，我知道那柜子里的书更“内部”。

我马上发现新出的灰皮书，上面印着一行黑字——《郑超麟回忆录》！

在书前的《出版说明》中，我见到这么一段非同凡响的文字：

“作者至今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种种重大问题上，仍完全坚持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并仍然拥护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种种主张。”

我当时有一种震慑感：一个因托派问题而被单独囚禁达二十七年之久的老人，在出狱后仍公开声明“完全坚持托洛茨基立场”！须知，在中国，托派一度等于“反革命”。在延安，王实味就死于托派之罪（尽管他并不是托派，只是曾经同情过托派）；在陈伯达倒台之后，加在他头上的帽子之一，也是托派（尽管他也不是托派，只是跟托派有过一些来往）。

虽然我与托派并无瓜葛，但是我赞赏他对于政治理想的始终如一的态度。我不由得记起，在20世纪30年代，担任陈独秀秘书的郑超麟被国民党逮捕，别人劝陈独秀赶快搬家，陈独秀笑道：“郑超麟绝对不会出卖我，我用不着搬家！”陈独秀对他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

我当即买了两本《郑超麟回忆录》。因为我知道，这本刚刚以“现代史料编刊社”名义“少量刊印”的“内部发行”的书，连郑老本人都没有。回沪之后，我即送郑老一本。

《郑超麟回忆录》共分两部分，其中《陈独秀与托派》一文约六万字，是1980年新写的，其余是在1944年至1945年写成的。这些四十年前的旧稿，是经过一番“历险”才得以出版的。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郑超麟本以译稿为生，由于译稿在当时无出路，他的生活变得无着落，而儿子正病重，急需一笔钱。这时，一家出版社得知他政治阅历甚为丰富，便约他写回忆录，愿预付一笔稿费，要他在1944年下半年完成。

他答应了，以《二十年代》为回忆录的书名，着重写自己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生涯，他计划写十二章。从1944年下半年动笔，到了1945年，已写了十章，共二十万字。因儿子病逝，使他悲恸不已，终止了回忆录的写作。

后来，这部回忆录未能付梓。他曾请人抄写了一份。

1952年，当他在上海被捕时，回忆录的两份手稿也被抄走。他本以为，这部书稿从此再无重见天日的希望。

1979年，当他恢复自由之后，收到北京友人来信，告知他的回忆录手稿保存在近代史研究所里呢！当时，他真是喜出望外。

据告，他的回忆录的一份手稿，曾由上海市公安局送北京公安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装入麻袋，作为废纸送造纸厂。幸遇一位有心人，从十几麻袋的“废纸”中留下两麻袋，郑超麟的回忆录手稿就这样被留了下来。

1980年，北京一家出版社派了一位女编辑来沪，与郑超麟先生商议出版回忆录事宜，又一次使他欣喜万分。那位编辑充分肯定了他的回忆录的史料价值，但因其中一章《恋爱与政治》涉及许多中共领导人的私生活，建议他删去，他同意了。后来这一章单独得以发表于香港《开放》1991年第2期。

另外，那位编辑建议他补写因儿子去世而未写的两章。然而，他再也无法补写四十年前的旧作了，于是便写了《陈独秀与托派》一文，补入书中。书名改为《郑超麟回忆录》。

他的记忆力强，又擅长用文字表达，况且所写的是他亲身的经历，材料翔实、丰富，所以他的回忆录成了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以及中国托派兴衰史的颇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在出书时，郑超麟坚持要在书前写上那样一段“说明”。这使出版社感到为难。郑超麟说，如果不加上那段“说明”，他宁可不出！

　据说，为了书前要不要这段“说明”，出版社向上级请示，而又没有得到及时答复，使这本书迟迟不能印行……

他告诉我，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的处境得到明显改善，心情舒畅。虽然他足不出户，然而消息极为灵通。他视力不好，却手持放大镜大量读书阅报。在戈尔巴乔夫当政时期，苏联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平反，他极为关注。他对我说，为托洛茨基平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有一回，他很深入地跟我谈起托派问题。他说，中国的托派，根源在苏联。托洛茨基，是俄共党内的反对派，而斯大林却硬把托洛茨基派当成敌人，当成反革命。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来说，也就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了“敌我矛盾”。随着苏联的解体，苏共的瓦解，托派问题早已淡化。

他还告诉我，他注意到《中国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五期一篇长文对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所做的比过去恰当的分析、评价。他也注意到《世界历史》杂志1985年第七期发表该刊主编朱庭光为即将出版的《托洛茨基评传》所写的长篇序言。他仔细阅读了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新近发表的一些文章。他还注意到西班牙共产党书记关于托洛茨基问题的新著，以及苏共近年来为托洛茨基恢复名誉的一系列文章。

他一口气提到了最近国内外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系列文章。我说他成了“老灵通”了。他笑了：“我理所当然关心这些文章。”

他的《玉尹残集》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老作家楼适夷为之作序。序文还刊载于《新文学史料》杂志上。他的关于中共早期党史的许多回忆文章，近几年不断发表，有的还被《报刊文摘》等所转载。

当我问及他现在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态度时，他沉思了一下，说道：“就理论上的是非而言，我并不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是，我是托派，我仍保留我的一些见解。”

确实，郑超麟先生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我如实地把这位特殊人物的特殊的人生道路写出来，孰功孰罪，历史自会评说。

所幸的是，我闯入“托派禁区”，由于事先向有关部门“挂”过“号”，总算没有给我带来政治上的“麻烦”。

也正因为我在采访中敢闯“禁区”，所以我在历史的“角落”发现了诸多值得发掘的“现代文物”……

1990年2月，邓小平的女儿、《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毛毛来到上海，拜访了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请他回忆邓小平。

这位老人便叫张纪恩。

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及张纪恩：

“1990年2月，我在上海看望了另一位革命老人张纪恩。他生于1907年，1925年参加革命，1928年到党的中央机关工作。他和黄介然一样，都曾在上海法科大学（注：据张纪恩对笔者说，应为上海大学）念书兼作学运工作，该校的校长是沈钧儒先生（注：张纪恩说，校长应为褚辅成，而沈钧儒是教务）。党中央迁上海后，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一三五号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

“张老告诉我：‘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那时候我们开很多的铺子作掩护。我这个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李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就不能住在中央机关里面了，而要搬到沪西区江苏省委的地方去，我们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在我这个机关，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都来开过会，会上讨论的是浙江问题和云南问题。我们还接待过许多来往的人。周恩来最注意秘密工作，提倡女同志梳髻子，穿绣花鞋，住机关要两夫妇，不要革命腔。我这个机关属于秘书处管。我曾在文书科工作过。’”

毛毛还写道：

“张老后来调到机要部门工作，他说：‘中央政治局开会，邓小平作过记录。他走了以后，叫我作记录。中央很多负责同志都是湖南人，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作记录可就困难了！’”

我曾在1992年7月两度采访过张纪恩，后来又再度采访他。年已九旬的他，虽说自称“老朽”，其实只是听力较差，给他打电话，每一句话往往要重复一遍，但是他起码能够自己接电话，表明听力还可以。他的记忆力仍很好。回首往事时，滔滔不绝。他说话直言不讳，反映了他直率的性格。

他指着毛毛的书中另一段涉及他的文字：

“文书科科长是张唯一，工作人员有张越霞、张纪恩等人。这个科要负责刻蜡版、油印、收发文件、分发文件、药水密写。这些工作都是分头去做的，而且都是非常秘密的。中央的文件和会议记录，一式三份，一份中央保存，一份送苏联的共产国际，一份由特科送到乡下保存。据说乡下的这一部分没有损失，解放后都拿到了……”

张纪恩说，这句“苏联的共产国际”，就是概念性的错误。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怎么能说是“苏联的”呢？

其实，毛毛说的“苏联的共产国际”，可能是漏了一个“在”字，即“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可是，张纪恩看书，一丝不苟，有一点小小的纰误也不放过。

1980年，多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张纪恩，曾受中央档案馆之邀，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张纪恩为此在中央档案馆工作了三个多月……

中央档案馆把这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请来，为的是帮助中央档案馆对一批早年的中共中央档案进行手迹辨认等鉴定工作。

张纪恩一看这些文件，如同旧友重逢，感慨万千。因为内中有许多是他亲笔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有许多文件是他当年经手保管的。

张纪恩向笔者说起这些文件的一个“惊险故事”：

1931年6月21日，就在张纪恩被捕的前两天，中共中央派来两位地下党员，即徐冰和浦化人，从张纪恩所住的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机关运走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

如果这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风声已经很紧，所以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戈登路恒吉里机关那两木箱文件转移。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估计到恒吉里机关不安全。但是还没有预料事情的变化会那么快。不然，中共中央会下令恒吉里机关迅速转移的。

由于这两大箱文件及时得以转移，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场大劫难。解放后，这两大箱重要文件全部进入中央档案馆。

考虑到张纪恩年事已高，中央档案馆每天取几份文件，请张纪恩鉴定。

张纪恩记得，内中有一份支部工作报告，下面的签名像画了一个符号，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张纪恩一看，马上说：“这是邓颖超的签名！”原来，当时邓颖超习惯于签一个“邓”字，而这“邓”字又写得“龙飞凤舞”，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几乎无法辨认。

有几份关于工会工作方面文件的手稿上，没有留下起草者的姓名。张纪恩一看，认出那是项英的笔迹。一核查，张纪恩的辨认完全正确，因为当时工人出身的项英，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

有一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的熊瑾玎的财务工作审查结论。中央档案馆不清楚那结论是谁写的。熊瑾玎，当时人称“熊老板”，是上海“福兴”字号的老板。他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加入中共。他以“老板”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尽管“熊老板”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但是对于来往账目，中共中央还是要派人加以审核的。

张纪恩一看那中共中央代表的笔迹，马上就说：“这是黄介然的字！”

中央档案馆经过查对，那确实是黄介然的笔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是李立三。审核账目本来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事。李立三很忙，就叫黄介然去审核。

张纪恩对于早期的中共中央档案如此熟悉，清楚表明他这个当年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是“货真价实”的。

毛毛那段文字中提及的“张越霞”，就是张纪恩当时的妻子。

张越霞原名张月霞，跟张纪恩同乡，都是浙江浦江县人。

张纪恩说，他出生于1907年。1923年至1924年，他在家乡参加了爱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1925年，十八岁的他，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团转党。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生于1911年。张越霞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的大姐叫彩霞，二姐叫翠霞，她叫月霞。后来，是张纪恩给她改成“越霞”，“越”是浙江之意。

张越霞在1927年10月，由郭怀庆、徐素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7月，在浦江县的钟楼上召开党员会议时，负责人朱锡吾介绍说，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了。此人便是张纪恩。

朱锡吾在会上向张纪恩反映了中共浦江支部处境困难，还说及张越霞正失业在家。张纪恩答应可以帮助张越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7月17日（据张越霞回忆是8月17日），张纪恩奉组织之命前往上海，张越霞也去上海。他们分两条路从浦江到了杭州，张纪恩走旱路，张越霞走水路，在杭州会合，一起去上海。

一到上海，张纪恩和张越霞先在一家小旅馆落脚。然后，张纪恩很快与中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张纪恩见到周恩来。当时，张纪恩不过二十一岁，张越霞只有十七岁。周恩来安排他们住“机关”。周恩来说，你们两个组织成一个小家庭，比较好，容易隐蔽。周恩来征求张越霞的意见，张越霞同意了。

于是，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住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的上海永安里135号中共中央机关。张纪恩和张越霞本来就两意相投，这时干脆结婚，成了正式的夫妻，组成了真正的小家庭。他俩到上海四川路一家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张越霞负责油印文件、内部交通以及警戒等工作。那时，从事地下工作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张纪恩每月十五枚银元，而张越霞为五枚银元。

张纪恩回忆说，这个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陈独秀住过，周恩来也住过。

后来，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浙江路清河坊住“机关”。这个“机关”，楼下开了个杂货铺。如前文所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及“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而楼上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平时，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小杂货店的真正的老板姓倪。张纪恩认识老板的弟弟倪忧人。倪忧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印刷工人，在上海书店工作。

张纪恩记得，这个“机关”对面，是土耳其按摩院——是指采用土耳其式按摩，并非土耳其人所开。“机关”后面是清河旅馆，抽鸦片的人常到这个旅馆里来。巡捕甚至还到这家旅馆里抓过强盗。中共中央的“机关”隐蔽在这样的地方，为的是不惹人注意。

张纪恩记得，李立三常来。那时，李立三很激动地在主张实行暴动。蔡和森那时则常咳嗽，后来发现患了肺结核。

在那样紧张的年月，面对特务的跟踪和追捕，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据张纪恩回忆，三年间，他和张越霞在上海大约住过十个不同的地方。所幸那时上海租房很方便，只要付房租，到处有房子可租。他们因为要装成有钱人，所以租的大都是一楼一底或者二楼二底的房子。这样，楼上便于作为中共中央秘密会议的场所。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

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

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

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用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常来楼上亭子间开会的有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以及罗登贤、黄文容（黄介然）等。

在这里，由于工作关系，博古与张越霞见过面，彼此认识。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认识而已，却为后来博古与张越霞的人生命运作了无意中的“铺垫”。此是后话。

张纪恩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机要（又称文件一处）主任。

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

显然，来者不善。

周秀清赶紧下楼。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庆幸，就在两天前，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把那两大木箱的中共中央文件运走了！

敏感的中共中央，在向忠发被捕之前，就已经察觉到形势紧张，恒吉里的机关可能不安全，所以采取防范措施，预先运走了那两大木箱中共中央文件。不过，中共中央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中共中央文件运走的翌日，向忠发就被捕，而且向忠发马上叛变，供出了恒吉里中共中央机关……不然，中共中央会在运走文件时，会立即通知张纪恩转移的。

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那天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共党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及“当时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又名黄木兰）”的回忆：

“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在巡捕房做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十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手指头，六十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十一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住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午夜一点，我们布置在恩来住宅周围的装作馄饨担子的特科工作人员，看见巡捕带着向忠发来了。向忠发有恩来的房子钥匙，他们看见向忠发带着手铐，去开恩来的门，结果里面已经没有人。真险哪！”

邓颖超也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

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张纪恩在白云观也见到了杨秀贞。他记得，杨秀贞是宁波人，当时穿香云纱做的衣服。她不算怎么漂亮，但是也不难看。杨秀贞并不是中共党员，所以并不知道内情。

笔者问及他对向忠发的印象。张纪恩说，他跟向忠发有过多次接触。向忠发当时五十来岁，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中算是年纪偏大的。他个子高，讲一口湖北话，常穿一件棕色中式大衣。向忠发出身工人。那时由于共产国际强调要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所以让向忠发当了总书记。向忠发因工伤，断了右手的一截食指。向忠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讲话简明扼要。张纪恩常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他记得每次会议即将结束时，总是由向忠发把大家的发言加以概括。他发觉，向忠发很善于抓住别人发言的要点……

在侦缉队，张越霞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

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纪恩记得，在那里，他关在二弄五号牢房，张越霞则在女监，相距不远，常常“打电话”。

在牢房里怎么还能“打电话”呢？张纪恩笑着告诉笔者：那时，沿女牢里的一条通道，可以来到男牢的后门。张越霞来到男牢后门，从墙壁的缝里塞进一枚铜板，那动作如同现在打投币电话塞硬币一样。投进的铜板马上引起走过那里的男犯人的注意。于是，张越霞就请男犯人“传呼”：“请你喊一下姓黄的！”这样，“黄寄慈”——张纪恩也就来到墙边，跟张越霞隔墙“打电话”……

跟张纪恩关在一起的是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余昌生曾和向忠发一起到苏联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余昌生的妻子，是项英的妹妹项德芬。

在狱中，张纪恩还见到了陈绍禹的弟弟刘威。刘威关了两年半，死在狱中。他也见到了田汉的弟弟。

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首席法官叫姜怀素。

他在审问时把封面上写着“赤匪向忠发”的案卷拿到张纪恩面前，匆匆地翻了一下给张纪恩看。那案卷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的照片，另一张是向忠发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身体。接着，是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二三页。然后则是同案犯审讯笔录，有黄寄慈、黄张氏、杨秀贞、陈琮英。

法官给张纪恩看一眼这卷宗，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你是向忠发的同案犯。向忠发已经落了个那样的下场。如果你不如实招供，也不会有好下场。

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张纪恩说，解放后他曾在公安部门存的国民党警察局档案中，找到了他被捕时的照片，也找到张越霞被捕时的照片——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也找到了他们的“指印档案”。只是很可惜，没有找到那份写着“赤匪向忠发”的卷宗。很可能由于那份档案被南京调阅，后来带到台湾去了。

张纪恩也曾查过杨秀贞的下落。他从上海公安部门的人口卡片上，查过名叫“杨秀贞”而年纪、籍贯与那个杨秀贞相仿的人，结果没有查到。所以，杨秀贞后来的去向，至今不明。

张纪恩说，张越霞在狱中的表现不错。她和陈琮英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证据不足，在拘留了半年后取保释放。

张越霞出狱时，对张纪恩说：“我出去了，等于你半个人出去了！”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狱那天，他和她当着狱警长紧紧拥抱，吻数分钟之久，弄得狱警好尴尬。

　她“出去”了，仍几次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望张纪恩，送东西给他。

张越霞在出狱后，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陈云和她谈了话。不久，她随中共中央秘书长陈铁铮（即孔原）到天津做地下工作。

1934年10月，张越霞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时，张纪恩正好出狱了。

张纪恩虽然被判了五年徒刑，但是只关了三年多，便被释放。内中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五年，原本是六十个月，被减去了二十个月。

张纪恩出狱后，回到家乡。张越霞到杭州时，听说张纪恩在家乡，给张纪恩写了信。

不久，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又到了上海。

1934年11月23日清晨七时，张越霞在张纪恩的陪同下，到上海法租界西门路一家洋铁铺亭子间，和中共党员张世民接头。

当时，张世民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当张越霞以找房子的名义去敲门时，屋里走出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张越霞意识到情况有变，以找错了门为借口，转身就走，被那男人扭住。于是，张越霞第二次被捕。

张纪恩当时在门外，没有进去，赶紧躲开了。

张纪恩为张越霞请了律师，姓潘，事务所设在上海马浪路新民村。但是，请了律师仍无济于事。她还是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后来又移解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8月20日，周恩来、叶剑英曾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与张越霞作了谈话。9月上旬，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张越霞终于获释。

张越霞出狱后在博古领导之下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博古的第一位夫人叫刘群先，1928年5月和博古在莫斯科结婚。后来，刘群先和博古一起经历了长征，到达延安。她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即阿金）一起赴苏联治疗。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下落不明。这样，博古与张越霞结合，证婚人为董必武。

这时，张纪恩也另行结婚了。

博古和张越霞婚后，1938年在武汉生下一女，取名秦新华（博古本姓秦），即如今李铁映之妻。李铁映为李维汉之子。

张纪恩在1941年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于是，张纪恩就在重庆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一起从重庆飞往延安时，飞机在浓雾中触山失事。当时，张越霞带着小儿子到延安机场正准备迎接博古归来。博古突然身亡，使张越霞悲痛欲绝。

解放后，张越霞曾担任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书记，中财委私营企业局秘书室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副局长、日用杂品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等职。张纪恩则在军委联络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工作。

我问起张纪恩的“党龄”。他说，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没有填过表，也没有支部讨论这样的手续，只是组织上通知他已经获准入团。那时的团员到一定年龄，就转为党员。所以，他并没有专门办过入党手续，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被捕后，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对于张纪恩的党籍问题，曾作这样的处理，即重新入党，不需要介绍人，也不要候补期。解放后在上海，重新审查张纪恩的党籍问题，作了仔细调查，认定张纪恩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

张纪恩迄今精心保存着张越霞去世时新华社在1979年3月1日所发的电讯，拿出来给笔者看。电讯如下：

“政协全国委员、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张越霞因患心脏病，1979年2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送了花圈，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纪恩也精心珍藏着张越霞送给他的照片。

张纪恩告诉笔者，解放初，他从上海去北京出差，去看望张越霞。张越霞曾请他到北京吉祥剧院看越剧。张越霞解放后来上海，一下火车，也就来看他。那时博古已经去世多年，他曾想与她恢复夫妻关系，但是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终于无法“破镜重圆”。

张纪恩还说，几年前，他回到浙江浦江。张越霞老家对他的称呼仍是“姑夫”。

张纪恩说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前来访问他的前因，颇为出人意料……

那是张纪恩去美国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见到厚厚的《邓小平》画册，由于他跟邓小平有过许多接触，便饶有兴味地翻阅起来。

阅毕，张纪恩感到奇怪，书中怎么没有一张张锡瑗的照片？怎么连张锡瑗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张锡瑗这名字，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已是非常陌生的了。张纪恩却很熟悉张锡瑗，因为她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

邓小平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1928年在上海和张锡瑗结婚。两年后，张锡瑗难产而死。

此后，和金维映结合。后来，邓小平在江西苏区因“邓、毛、谢、古”事件受批判，金维映离去。后来金维映和李维汉结合。

第三次，1939年9月，在延安和卓琳（本名浦琼英）结婚。

张锡瑗是邓小平留学苏联时的同学，比邓小平小两岁，中共党员。

1927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当秘书，恰巧张锡瑗也从莫斯科来到武汉。此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调往上海工作，张锡瑗也调往上海，而且是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

这样，邓小平便在1928年和张锡瑗在上海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二十四岁，张锡瑗不到二十二岁。他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举办婚礼，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出席。

后来，张锡瑗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死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生下的孩子也死了。

在张纪恩看来，《邓小平》画册无论如何，应该有张锡瑗的一席之地。

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瑗的照片。

于是，张纪恩给出版《邓小平》画册的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认为《邓小平》画册应该补上张锡瑗的名字和照片。他的信，写得颇为尖锐，“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的性格便是如此，怎么想就怎么写。

据张纪恩说，他的信，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杨尚昆之子杨绍明转给了邓小平。毛毛看到了这封信。

后来，毛毛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沈玉琴陪同，前来看望张纪恩。

这样，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张锡瑗妈妈》，记述了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婚恋。书前，还印上张锡瑗的照片。也就是说，毛毛完全接受了张纪恩的意见。

张纪恩说起了那张张锡瑗照片的来历：

张锡瑗死得很早，何况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允许随便去照相馆拍照，所以寻找张锡瑗的照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过，张锡瑗有个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也是中共党员，由邓小平介绍，和徐冰结婚。徐冰本名邢西萍，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解放后，徐冰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虽然徐冰和张晓梅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从张晓梅在西安的亲属家中，终于找到了一张张锡瑗的照片。

张纪恩这才明白，在编《邓小平》画册时，确实是因为找不到张锡瑗的照片，所以没有印上去，并非什么“新人”“旧人”的缘故。不过，即便张纪恩的信，写得那么言词出格，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半点责怪他。

邓小平曾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果真，那照片上的张锡瑗美丽动人。

这样，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也有了张锡瑗的墓和照片。

　张纪恩说，他去龙华烈士陵园，在张锡瑗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张纪恩的阅历非常丰富。他劝我去采访一位阅历也很丰富的老人。他拿出一大堆名片，寻找起来。我看到他手中一一翻过去的名片，几乎都是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如杨帆、薛暮桥等等。

我见到苏渊雷教授的名片，便说起我认识他，但是我只知道他是著名诗人、书法家。

张纪恩却告诉我，苏教授也是中共早年的党员，这很出乎意料。他劝我不妨去采访苏教授，请苏教授谈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对于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会是很珍贵的口碑资料。可是，就在我准备与苏教授联系时，年近九旬的苏老却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了。

在张纪恩手头的名片中，最为奇特的是越南黄文欢的名片。那名片上除了印着汉字“黄文欢”三个字以及一行越南文“HOANG VAN HOAN”之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印“头衔”，也没有印地址、电话。

这一大堆名片，其实也就是张纪恩的特殊的交际圈的象征。

为戴厚英写《非命》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在戴厚英遇害后的第四日，香港《明报月刊》便打电话来，约我赶写纪念文友戴厚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