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上海的海也很深.3

我找出多次与她谈话的录音带和采访笔记，还找出为她拍摄的照片、底片以及她送给我的著作，还有我在十几年前从报刊上剪下的许多过去“批判”《人啊，人！》 的文章，开始着手写作纪念她的长文。

我连夜赶写了一万多字，于翌日——1996年8月29日传真给香港《明报月刊》，题为《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上）。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本来已经上机印刷，停机补上此文。几天后，这一期《明报月刊》就发行了。

紧接着，我续写了两万多字的《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下），传真给《明报月刊》。该刊在第十期发表了。

作为作家，我与新闻记者们的视角不同：他们关注的是侦破工作的进展情况，公安人员如何侦破凶手，凶手是如何杀害戴厚英，法庭怎样审理这一大案……而我呢？我所注重的是用我的笔，向广大读者介绍我所了解的戴厚英，她是怎样的作家，她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她的人品，她的作品特色……一句话，我关注的是她的“心路历程”。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九期，为我的纪念戴厚英的文章加了如下编者按：

著有《人啊，人！》 、《诗人之死》等长篇小说的上海著名作家戴厚英，8月25日下午在家中惨遭杀害。

戴厚英是自1978年起开始小说创作，她的文学作品因为人性和人道主义色彩过浓，曾经一度在中国大陆受到批评。

戴厚英近年来在政治和文学创作上较低调，主要耕耘领域集中在文学理论等课目上，并且对佛学产生兴趣，著述颇丰。

戴厚英出生于1938年，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60年到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工作，1979年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第二年转入上海大学文学院。

戴厚英一生坎坷，在文学创作和个人情感上遭遇过多重创伤。上海著名作家叶永烈是戴厚英生前好友，曾数度采访戴厚英。如今，叶永烈那些采访戴厚英的录音已成戴厚英留在人间最后的声音。本刊独家约请叶永烈撰写三万字长文，追踪戴厚英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和她此生走过的心路历程。文章将由本期开始连续刊出。

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第十期，又加了如下编者按：

上海著名女作家戴厚英8月25日在上海家中惨遭杀害，此事引来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震动。本刊独家约请戴厚英生前好友叶永烈撰写的缅怀文章已自上期开始刊出，并受到读者关注。戴厚英生前极少接受访问，近年更少曝光；叶永烈是少数被接受的采访者。叶永烈多次访问戴厚英，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精心整理成本文；追寻戴厚英的心路历程，行文真实、细腻，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历尽磨难的女作家的一生，可说是戴厚英第一篇完整的传记。

本刊为满足读者要求，在本期内将叶文余下的两万字刊出，以此与各地读者共悼戴厚英在天之灵。

我出席了戴厚英的追悼会，还参加了对残杀戴厚英的凶手的庭审——她的一位中学老师的儿子，为谋钱财，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戴厚英以及她的侄女。

我在《从〈诗人之死〉到戴厚英之死》一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写出了《非命——著名女作家戴厚英的心路历程》一书，奉献给文友戴厚英在天之灵，也奉献给众多关心她的读者。

我曾说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作为作家，采写过诸多人物，但是我几乎不写同行——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作家，我几乎不写同地同行——上海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上海作家，我几乎不写年龄相仿的作家——中青年作家；

即使不得不写上海中青年作家，我几乎不写异性作家——女作家。

我采写戴厚英，是唯一特殊的例外。

她只比我大两岁，而且是上海女作家，本来我是很忌讳写这样的同行。但是，对她的命运的同情，使我决定采访她：她是右派分子的女儿，她在“清污”运动中遭到“左”的排炮的猛烈轰击……

那是1985年5月21日，在北京返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一口气读完了戴厚英的长篇小说《诗人之死》。我知道，她写的诗人的原型便是闻捷，而小说中的“向南”便是她自己。

小说毕竟是小说，是虚构的。我想及写一篇报告文学——《闻捷之死》。

我大致知道戴厚英的处境。尽管复旦大学在上海东北角，我家在上海西南角，到她那里去必须斜穿上海城，光坐车来回就要近四小时，但是我还是未在事先写信与她预约——

因为这样的采访话题她会回避。6月4日上午，我朝复旦进发，七点多离家，到达她那里已九点多了。

她住在一幢六层宿舍大楼的第四层。环境很安静。我担心她不在家。敲门之后，她来开门，双手水淋淋的，正在洗衣服呢。

房子不大，一长间，小小的卧室、灶间，唯一宽敞的是书房，占了一半面积。几个玻璃书橱里放满了书。

她戴着金丝框眼镜，五十岁模样，脸上皱纹已很深。非常健谈，口齿清楚，讲话很有条理。烟瘾很重，一支接一支地抽香烟。桌上放着电话。

一听我的名字，她就知道了。我们无拘无束地交谈着。

我说明来意之后，她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写这样的报告文学，你会得罪人的。下午我有课。我上课，一向需要平静的心情。现在谈闻捷之死，会使我激动难以自制。我们另约时间谈吧。不过，我先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跟你谈，你心中有底，然后你再考虑写不写。”

她异常坦率，又异常倔强。她是个性很强的女性。

她说，她的父亲是右派，叔叔被镇压。她是一个没有“后台”的普通的人。

1960年，她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工作。

后来，她结婚了，生了女儿。由于意见不合，与丈夫离婚。

“文化大革命”中，她曾参加造反派，成为闻捷专案组的成员（她强调说，她不是组长——她不是党员，不可能当组长。小说中写成组长）。连她自己也意想不到，在审查过程中，她读了闻捷的作品，被深深感动，爱上了闻捷。当时，闻捷的妻子因受迫害而亡故。

她与闻捷的爱情，受到工、军宣队的干涉。她被送往东北，闻捷自杀离世……她，蒙受了第一次沉重的打击。

“文化大革命”后，她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她对我说：“就像一个女儿，穿上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作为母亲，多么想看一眼呀！”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委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未予同意。德国波恩大学马丁教授求见，也遭拒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复旦大学有关的接待文件上，专为戴厚英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种人”。戴说，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属“三种人”，为什么强往这上面套？据说，上海市委一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戴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这位市委书记当时不在沪，不了解情况，显然有人向他乱汇报，欲置她于死地。

戴还说，上海某人访美，美国几乎不知道此人，却不断有人问及戴厚英怎样。尤其是此人看到了《人啊，人！》的烫金精装英文译本，很不是滋味儿。戴说，嫉妒是难免的。由嫉妒发展到压制、打击，那就很不应该了。

戴说，对《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击。

打击，反而磨炼了她。她说，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静。她无心于功名利禄，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迄今她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她说，她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已无愧于是一位中国作家。最近，中国作协要她写申请。她说，她不写。她不愿打着白旗进入中国作协。

她说，她在上海已待不下去。汕头大学邀请她任教。她已决定去。学校不愿放，她正在努力说服学校。

我问及闻捷的三个女儿的情况。她说，大女儿咏桔在上海当医生，女婿是上海青年报记者；二女儿咏苹在江西；三女儿咏梅在萌芽编辑部。咏桔、咏梅住在一起，在上海体育馆附近。

正说着，电话铃声响了。电话里问：“戴阿姨吗？”戴则笑道：“是小妹呀！”打电话的正是赵咏梅，可见戴厚英与闻捷女儿仍非常亲密。戴在电话中，告诉咏梅，叶永烈要采访。戴征求她的意见。她答：“由你决定吧。”戴说：“他是一位严肃的作家。相信他不会当做一件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来写，而是揭露那个时代的黑暗。”

我问起戴，是否愿自己来写？她说，要写的。但是，现在不会写。等到她行将就木，那些干涉、压制她和闻捷结合的人也差不多了，那时她如实地写，揭露一切。她遗憾地说，她与闻捷恋爱时的信件，全被搜去，至今下落不明。那时，还有人盯梢呢！

戴说，她是羊，在狼的面前是弱者。但是，她又是一个看透一切、连死都无所畏惧的人。她说：“我，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女儿不说话！”

她说，上海一位作家曾讲，报纸上批戴厚英，反而把她批出名了，今后关起门来批！

她还说，现在处境好一些。去年，上海市委书记胡立教说，应该对戴厚英落实政策。

于是，她终于从作协宿舍小屋中搬到现在的住所。她说曾在报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原先也住小屋，但她的小屋更小。

她希望读一点我的报告文学作品。正巧，我的包里有一本《文汇月刊》五期，登着我的《思乡曲——马思聪传》送给她。

她说，最近算是对她“开放”了一点。韩素音前几天经沪时，要见戴，算是见了一面。

她谈及上海文学界很复杂，派系多，老的争权势，没有把精力用于培养中青年。我说亦有同感，但是我不打算也不会卷入任何一派。我写我的。她笑了，你一写关于闻捷的报告文学，就会被看成支持谁，同情谁。我也笑了。我说我的笔出于事实，我只是想写我感兴趣的人与事。

最后，她说让她再考虑一下，同时也希望我郑重考虑一下。如果同意了，她会非常痛快地把一切都说出来——她担心，现在是否还太早了一点。

我走后，戴厚英仔细读了我送给她的《文汇月刊》，读了我的新作《思乡曲——马思聪传》。当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

　永烈同志：

读完了大作，很受感动。您写得严肃、认真，又富有才情。

关于闻捷，不知道您是否也能写得这么好。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了。记得北京一位同志曾打算写他的评传，结果也不知如何。如果您一定要写，我将尽力给您帮助。但，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心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之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女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而且，我觉得这一段报刊上关于我的文字已经够多了。

不论是美言或恶言，都不能过。过犹不及。因此我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日子里被人忘却，专心写作。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一切由您自己决定。作为同行，愿意今后多向您学习。

祝

笔健

戴厚英

八五、六、四

于是，我多次前往复旦大学，对她进行详细采访。

我们开始了倾心长谈。

浓雾散去，她显示出真实的面目。她是那样的坦率、真诚。她说，她从未这样详细地谈她自己。

磁带盘缓缓地转动着。她的声音不断地“凝固”在棕褐色的磁带上。时间悄然流逝，一盘又一盘磁带录上了她吐字清晰的声音……

在她的长谈之中，她特别谈到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对于她一生的极其深刻的影响，引起我的强烈共鸣。她的谈话使我清晰地意识到，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灾难，不光是坑害了那众多的右派分子本身，而且给更为众多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她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无缘。她本是赤贫土地上的一棵小草。但她是一棵奋斗的小草。她拥有脚下广袤无垠的大地。

她的家乡流行一句话：“人是一棵草，沾地就能活。”戴厚英正是一棵“沾地就能活”的小草。

1938年3月5日，她降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的一个小镇上。那儿是穷乡僻壤。

她对我开始这样的自述：

“我的一家，很普通，也很善良。我的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仅仅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就给打成右派。

“在我父亲成了右派之后，灾难又波及到我叔叔。叔叔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丢失了一千元现款，硬说成是他偷的，而且是有意破坏！县里公安局派人下来，把他看起来，不许回家。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叔叔性格很刚烈，他受不了这样的冤屈，自杀了！二十八岁的婶婶成了寡妇，叔叔死的时候也是二十八岁。他们有一个小女孩，四岁。婶婶肚子里还有一个，几个月以后才生下来——就是我现在的堂弟。婶婶不识字。叔叔死后，她孀居一辈子。她才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个老太婆。

“就在叔叔自杀后一个月，小偷给抓住了！我婶婶要求处死那个小偷。我们都劝她，小偷毕竟只是偷你的钱，没偷你的命呀！

“叔叔死后，婶婶没法维持生活，就跟我们家合在一起过。那时候，我父亲本来是经理，因为成了右派，被降职降薪，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九元五角。

“父亲只有一点粗浅的文化。母亲比父亲大一岁，文盲。”

在戴厚英成名之后，母亲无法读懂《人啊，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啊，人！》会遭到“大批判”，但是她常常把《人啊，人！》当做最为珍贵的礼品。每当至好亲朋来访，母亲总是对戴厚英说：“送一本《人啊，人！》吧！”

戴厚英这样对我继续回忆道：

“我母亲在街道缝纫组工作。母亲是很能干的家庭妇女，会做一手好针线、一手好菜。可是，收入也极其微薄。

“家里一窝孩子，七个。我排行第二。大姐早就出嫁。三妹在1958年去新疆，1967年因患糖尿病，没钱买胰岛素，一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几针胰岛素，怎么买得起？她死了，才二十五岁。她丢下一个小男孩，养在老家。我下面是四妹和三个弟弟。

“父亲被打成右派，影响了我的所有弟弟妹妹的前途。全家蒙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接着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过着赤贫的生活，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爱我的父亲。在那个小镇上，我是有名的孝女，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划清界限’。在经济上，我一直对家庭承担最大的义务。”

戴厚英回忆说：

“在1980年以前，我过着绝对贫困的生活，比《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还要穷。

“现在想想，那么多年贫穷的生活，其实我并不是在为家庭承担责任，而是为错误的反右派运动，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承担苦果——本来，这苦果不是应该由我来承担的。所以，我是‘左’的路线的受害者。像我这样，在全国有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都承受着‘左’的苦难。

“当女儿寄养在安徽老家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当时只有四十八元五角，除了留十几块钱吃饭之外，全部寄给家里。那时，我常常到了月底，没有钱了，连吃饭都困难，就到朋友家里借个三元五元，混过困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补助。

“女儿来上海以后，我也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负担家庭。可是家里还不够用，还欠债。到了1964年，家里为了还债，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家具。

“所以，父亲一谈起家庭的往事，就说，‘我们家全亏厚英’！

“直到现在，我仍为父母承担赡养的责任，因为父母都老了，需要我在经济上给以支持。”

戴厚英对父母、对家乡充满着爱心。她几乎每年春节都回家，跟父母、乡亲一起过节——从当年最贫穷的时候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一直如此。

戴厚英和故乡，和父母、姐姐、弟弟、妹妹、乡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么多年，她几乎年年要回乡探望。虽然她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每一回回家，我都得‘上上下下打点’！”但是，浓浓的乡情，浓浓的亲情，使她每一回回家，都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戴厚英曾说，她的父亲信奉这样的人生哲学：

“破帽常戴，吃亏常在。”

戴厚英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

“破帽子好，可以戴得时间长；吃亏好，可以活得时间长。”

戴厚英还“总结”了戴破帽子的“三大好处”：

“其一，破帽子没有人抢，没人偷，戴得长久。

“其二，天底下总是破帽子多，新帽子少，因此戴破帽子显得‘大众化’。

“其三，戴破帽子的人没人看得起，因此也没有人嫉妒和排挤。”

戴厚英的父亲，正是戴着右派分子这“破帽子”，过着“吃亏”的日子。

父亲错划为右派分子，对戴厚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由于戴厚英成了右派分子的女儿，她此后曾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和尊重。尤其在“左派”掌权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月。她背着“右派子女”的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在人生道路上喘息着蠕行。

戴厚英的作品，一直充满悲剧色彩，究其原因，也源于此。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人啊，人！》中，戴厚英描写了主人公何荆夫在1957年因所谓的“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人生的坎途。其实，何荆夫身上，有着戴厚英自己的影子。

其实，从戴厚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可以看出，1957年那场所谓的反右派运动，不仅仅使五十多万无辜的右派分子贬为“贱民”，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下一代——右派分子的数百万子女。

戴厚英后来坚定地、勇敢地用她的笔与“左”先生们鏖战，就在于父亲被打入“另册”后，使她看透了“左”的危害和可憎……

　“一个人头上一颗露水珠，各人享的是各人的福。”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家是瞎话。”

家乡流传的富有哲理的话，使戴厚英明白“一切靠自己”。

人穷志不短。从小就在逆境中遭受磨难的她，练就了倔强的性格。她不知逆来顺受，却只知逆风行舟。她很早就饱尝了“左”的苦难。她懂得了奋搏的含义。

戴厚英曾这么说：

“父母给了我一个不安分的血型‘O’。一个永远画不圆的圆圈，一块什么也不长的石头，这就是‘O’。”

“既然淮河哺育了我，我就应该俯首帖耳地做她忠实的女儿。”她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的姐姐是文盲。尽管祖父以为女孩子不需要读书，她还是哭着要念书。

她从小学念到初中。从进初中开始，她就住校，离开了家。父母称她为“孤雁”，远离了雁群。

戴厚英却说，她其实不是“孤雁”，她的心一直和“雁群”紧紧系在一起。

淮河的大水，冲走她家仅有的一点财产。于是，家道中落。

她从高中起，靠助学金生活。

“孤雁”越飞越远。1956年，她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念师范每月有十二元五角伙食费和三元零用钱。

戴厚英说：“我这样一个来自贫苦地区、贫苦家庭的女孩子，能够上大学，我一直认为是因为新中国给予的。我对解放了的新中国，确实是充满感情的。

“我在上海念了四年大学，不知道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在哪里！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的南京路！因为我只靠每月三元的零用钱生活。买了书，买了纸、笔，就没有钱了。

“我穿的是母亲手缝的用靛蓝染色的龙头布衣服，完完全全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打扮。一点也不错，我确确实实是一个乡下姑娘，一棵路边的小草。”

她唯一的嗜好是读书。在大学里，她徜徉于书山报海之中。她的胃口好大，贪婪地“啃”掉了一部又一部中外文学名著。她担任过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

她提起了同学沙叶新。后来，沙叶新成了上海著名的剧作家。她说：

“我跟沙叶新在一个系里。我们曾同台演出，我演他的妈妈！”

她编过校刊的文艺副刊。她在校刊上发表过一首歌颂青春的散文诗，被《光明日报》转载了。这是她平生迸发的第一颗文学火花。她第一次领取五元稿费。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1960年，她毕业了，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文学研究所。

她住进上海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的集体宿舍。

一间小屋，三位女友同住。

她这样形容自己当年的形象：

“短头发上扎一根橡皮筋，对襟棉袄，那件旧花布罩衫还是一位同学送给我的。我大学毕业了，还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样子。

“我年轻时，一股子热情。我认为我是党培养的，是‘党的女儿’！我听党的话，跟党走。

“第一次使我伤心，是在1961年。我写了申请入党报告。可是，整整一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我就提意见了，党支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求入党，怎么没有人理我呀？终于，一个支部委员找我谈话了，说我要经过长期考验，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右派，叔叔又是那样死的，何况你自己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

“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反“右”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呀，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怎么“思想有过摇摆”？

哦，问了一下，才明白：

那时候，许杰教授被打成右派。他再三申明，他以人格担保，他没有反党。她同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她相信这位知识分子的人格。她跟另外两个小姑娘，写了一张很小的大字报，很害怕地贴在一个角落里，说能否让许杰老师与党委书记进行一次公开的辩论，让我们辨别一下是非？这还了得？“貌似公正，同情右派”！

对了，对了。那时候还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的是“救救教育事业，老师待遇低”。她想到自己将来也是一名教师，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就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那张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大字报”。凡是签过名的，都要向党“交心”。她签过名，不言而喻，“右倾”！

虽然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戴厚英的脑子里多了一根弦，但是她仍然还愿意紧跟共产党。那时，她一星期要给父亲写一封信，劝他对社会主义、对党不要动摇。

戴厚英感叹道：

“那次谈话之后，我真的准备迎接长期考验，一门心思接受思想改造。那时候，我确实是非常驯服的工具——尽管我的本性是桀骜不驯的，但是我认定了信仰之后，我是很虔诚的。我一片真心拥护共产党。”

1962年，她的父亲终于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松了一口气。她并不知道摘帽之后，那“摘帽右派”本身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1964年，她被派往上海郊区——上海县梅陇公社，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她本来就是农村姑娘，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好评，“四清工作队”准备发展她入党，要她再写入党报告。可是，当“四清工作队”跟她所在的单位——上海作家协会联系，上海作家协会党支部不同意，因为家庭问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说“右派的女儿怎能入党”……

戴厚英长叹一口气：

“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入党申请报告了。”

大抵由于我从不抽烟，面对着烟雾袅袅的女性，感到奇怪，感到纳闷。

我记得，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写到本不抽烟的赵振环，学会了抽烟。原因是“闲茶闷酒无聊烟”。

我问起了她什么时候开始抽起这“无聊烟”？

没想到，她说，她把香烟当做心灵的止痛剂！

她跟我谈“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

她跟我谈与丈夫离婚的痛苦过程；

她跟我谈《诗人之死》一书遭受的磨难；

她跟我谈《人啊！人》一书遭受“大批判”的苦难……

戴厚英不仅抽烟，而且酒量也不错。她的性格和为人，更多的像男性。所以，我曾笑称她是“男性化的女作家”。

但是，戴厚英在女儿面前，却是中国典型的良母；

在父母面前，是绝对的孝女；

在姐姐、弟弟、妹妹面前，在乡亲面前，有着深深的亲情。

所以，戴厚英既有男性化的一面，也有典型的东方女性的一面。

经过多次采访，我写出了报告文学《雾中的花》。

我请戴厚英改定。她一边看，一边抽烟，不时抽泣着——因为《雾中的花》勾起她许多痛苦的回忆。

她非常喜欢这篇《雾中的花》。

我也以为在这篇作品倾注了诸多心血，是我新作中不亚于《思乡曲》的作品。

我本来想在《文汇月刊》上发表《雾中的花》。遗憾的是，他们一听写的是戴厚英，就摇头了！

我曾与上海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也摇头了。

我也曾与北京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同样也摇头了。

我明白，在北京与上海不可能发表这篇报告文学。

正巧，青海一家杂志——《人才天地》向我约稿。我只得把《雾中的花》“发配青海”。

青海的《人才天地》杂志毕竟影响有限，虽然那一期特地用戴厚英像作封面。也正因为这样，《雾中的花》最初没有像《思乡曲》那样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广泛注意。

戴厚英喜欢《雾中的花》。当她的《诗人之死》出版香港版的时候，她把《雾中的花》作为附录收入。

从此，我与戴厚英有了许多交往。特别是当她有一段时间与国外通信不便，就由我代转代收。她后来去德国访问，德文版《人啊！人》的德译者马丁（中文名字为马汉茂）教授的邀请信，就是寄到我家的。

后来，她去了德国，又发生与马丁的争执。马丁也是我的朋友。对于他们的争执，我持中立态度。

戴厚英刚从德国回来，给我来信：

永烈同志：

刚刚从欧洲回来，见到您的信，谢谢您寄剪报给我。

《随笔》在香港出版，样书还没寄给我，等寄到之后，一定给你一本。

行前，一位德国女记者将马汉茂为我的《人啊！人》德文译本写的后记译给我看了，他把“清污”时某些人造我的谣言当做事实加以宣扬，说我是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所以，这一次欧洲之行是一场斗争。马丁太太竭力要我相信这是一场误会。我问她叶永烈的文章（叶注：指《雾中的花》）读过了吧？她说人家对叶也有看法。中国文坛如此卑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但马某显然别有所图，他要多方面讨好，以求以后在中国获得更多的东西。他不尊重事实，不听小人物的意见，而作卑鄙的政治交易。我在德国充分揭露了他。希望你今后也提高警惕。

我7月中旬回老家探亲。有事请中旬前找我。

祝好！

戴厚英

1987年6月28日

此后，马丁又给我寄来一封信，托我转给戴厚英。戴厚英给我来信：

叶永烈同志：

您好！

谢谢您转来马丁的信。我将直接给他回信。

不知道文章发在什么刊物上需要把照片登在封面上。寄去一张。不知是否合格。因即将离沪，忙。握手。

祝好！

戴厚英

1988年7月11日

我还向韩素音详细介绍过戴厚英。后来，韩素音与丈夫一起来沪的时候，托我约戴厚英见面。那天，正好是韩素音七十大寿，我和戴厚英跟她以及她的丈夫陆文音度过愉快的一天。

在写《雾中的花》的时候，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写进去。后来，戴厚英突然遇难，使我深为震惊，我为她赶写了《非命》一书，把许多不能写进《雾中的花》事情，都公之于众了。

《非命》，取义于“死于非命”之意。

不过，令人惊讶而遗憾的是，《非命》出版之后，我拿到样书一看，傻了：书中最重要的一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全部被删去！

要知道，在给我看清样的时候，这一章一个字也没有动过。

《非命》总共五章。第四章：“大批判”洗礼被删之后，原先的第五章《我手写我心》，被改成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