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
第五章“雪芹生卒与红楼年表”：曹雪芹生于雍正二年（ 1724，甲辰 ）的初夏，卒于乾隆二十八年癸未除夕（ 1764年2月1日 ）。
第六章“史料编年”：从1630年（ 明崇祯三年 ）曹玺出生起，到1791年（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 ）曹雪芹卒后二十七年，每一年与曹家有关的大事记。
第七章“新索隐”：七十五项有关《 红楼梦 》时代背景、知识典故等的资料考证，以及附录二十则《 红楼梦 》流传接受的史料记录。
第八章“脂砚斋”：对《 石头记 》上的批语作考证，得出结论是：最主要的一个批者脂砚斋，其身份是小说人物史湘云的原型，乃苏州织造李煦的孙女、曹雪芹的表妹和续弦。
所有的这些考据论证，都贯穿着将小说描写和作者的时代、家庭背景密切联系的特点，设身处地体会体贴作者创作心境心理的特点，从某种角度说，可谓“以小说证史”。陈寅恪在《 柳如是别传 》等研究著作中曾创造了“以诗证史”的考证方法，获得了普遍的赞誉。周汝昌创造的“以小说证史”考证方法，却遭到了长期的批评。想一想，也是颇有意思的一件事。
其实，“家史自传说”的《 红楼梦 》研究，作者生平家世与小说文本内容的互相交织，其具体的分寸应该把握到什么“火候”，哪些人物和情节更是“原型”的“照相”，哪些部分“艺术加工”的成分更多，多到什么程度，都是可以讨论的。但那是需要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和个案具体对待的，不能从“方法论”上作总体否定，“典型”理论不应该成为独断的霸权法则。
中国传统的小说与“五四”以来受西方影响后的新小说是不同的，中国文化悠久的“史传”传统深刻地浸淫其中。而曹雪芹写《 红楼梦 》，那基本性质的“家史自传”色彩更是不容置疑的，而有意将生活原型和艺术表现“假作真时真亦假”以表里相衬、互相影射、水乳交融以致难分彼此的创作方法，的确与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性”小说也不尽相同。
而正是这一点，突出体现了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天才的独特性、唯一性、传奇性、原创性，从文艺理论的角度而言，正是一块极富有阐释空间的“处女地”。如果是西方理论界，只怕早已抓住机遇，发明出一大套体系庞大论证精严的理论体系或声名显赫八面来风的学术流派了。
可惜中国的红学界根本缺乏真正的理论思辨人才，只知摭拾西方人早已抛弃进历史垃圾箱中的牙慧，搬用西方小说理论发展某一时段的“典型形象”一类“理论”，用来框套《 红楼梦 》，这就必然曲解和阉割曹雪芹的天才创造。新时期后又生硬地一知半解地用什么弗洛伊德、原型批评、维特根斯坦之类遮蔽和歪曲《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光辉，造成一种似乎很“理论”的架势吓唬人，批判“自传说”的“回潮”，赞扬后四十回续书的“伟大”。吵吵闹闹颠颠倒倒几十年，已经进入21世纪，犹自精神抖擞，呶呶不休，后继有人，于今为烈。
除八章正文外，还有附录两则和补遗一篇，也是红学有关的史料辑录。最后附有周缉堂（ 即周祜昌 ）写的一篇短短的跋文。
《〈 红楼梦 〉新证 》当然不是完美无缺的无瑕之玉，有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在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 红楼梦 〉新证 》的《 后记 》中，作者坦承：
这次重印，也只就纸型挖改了一些讹错，——由我作稿者造成的和由排印方面造成的，都有。增订版印出后（此指1976年的增订版——引者），曾把自己抽阅、亲友摘示、读者指出的三方面的勘误表汇集起来，蜡印油印了几十册，分赠与国内外的相识（刻印油印，感谢王会福、许震才两同志热心为助）；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先生因其难得，遂为复印了若干份，以分赠友好与有关人士。于是欧美学术界亦有知者，如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语文学系系主任倪豪士教授所编中国古代文学学志中，即曾叙录。虽然如此，一个油印本毕竟流布不广，这次重印，就把这项勘误表和我自己在书上陆续补记出的诸多误处，尽可能地改正过来。但是终因目力太艰，实难逐一发现，而且还有已经偶然落在眼里、却因手懒而未作出记号的，时间一过，便又不能省记的情形。因此，这所谓勘正，也还只是改了一部分，定然还有挂漏。所好者近年来有的红学专门刊物又颇对拙著表示关怀，除了刊登大论文批评指教，就也有专为了某一引用史料中的一个字而登出一篇专文教正的例子。这也足见其所受到的重视之异乎寻常了。读者如有需要，望留意检阅。这种例子不属于上述油印勘误表的范围，因为需待核定，又怕挂一漏万，故此次未作改动。略示区别，并使教正文章继续发挥作用，也有其好处。
以上主要说的是误字。自然也包括着标点的误植。有的完全是我的失误，有的不完全是，但是我也该负责全部责任。举一个例子，一九四八年邓之诚先生示知《永宪录》一书（此书后来排印出版，即由此引起的）中有曹、李两家的史料。我引用了，却读了破句，“再下诏狱，词连某某”的句法，我竟不知，把标点弄成了“再下诏，狱词连某某”。其原因是不懂“诏狱”一词。后来自己怎么发现了它，已然记不清了，反正也不是由于真读了《 汉书 》之类。这对当时是一个西语系的学生来说，也许不算是最大的笑话，但毕竟成不了“美谈”。从小未见过经史子集，更不要说“读”了。我实际上是由一个只看见过《 千家诗 》的村童而妄意钻研一点学术的人，不闹笑话，那才是怪事。
油印勘误表当然没有大量传布的可能，这次除了纠正那些便于挖改的错字之外，还有一部分则并不是挖改个别字所能解决问题的说明之类。我商请出版社同意，摘印在卷末，聊以表示救正和歉怀。还有一些散见于其它拙著如《 曹雪芹小传 》、《 恭王府考 》等书中的自叙旧作失误的地方，也请参阅，此处就不再详列了。总之，像这样的书，所涉太广，百绪千端，个人的学识思虑，实在远不足以胜任，所以它不会成为“完美无疵”之物，自己从来也没有存过那种“天下之美尽在于己”的念头。我特别感谢三位学者：朱家溍、黄裳、张加伦。他们都给我寄来了极长的信札，逐条指教了数十处的问题。徐恭时替我勘列误字，十分详细。他们对我的这样一本不太像样的习作，给予了那么巨大的爱护和鼓舞，使我至深感动。
还有就是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他们都用极热情而深刻的词意对我表示同情、支持、勉励，而且能对我的处境和困难有所体察和理解。多年以来，我能在红学研究这一方面坚持下来，是这些各行各业、各种年龄身份的读者给了我精神力量。说真的，我内心感激他们超过了感激其他的援助。他们的一些话言，常常使我阅之目眶潮润。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三十而立（16）
《〈 红楼梦 〉新证 》“问世传奇”后，立刻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回应。这种影响和回应持久不衰，正如上引末段所说“全国无数读者的大量惠函”源源不断。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回应呢？总结一下，大概不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红楼梦 》是一本有着巨大历史影响力的伟大文学作品，从问世以来，一直是备受读者欢迎的著名小说，具有雅俗共赏的美学品位。清朝那种“开谈不说《 红楼梦 》，纵读诗书是枉然”的笑谈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普遍认同。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消息、读物都会很快受到社会关注。
同时，1953年的社会意识形态背景已经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1949年以前流行的许多消闲性读物如《 火烧红莲寺 》一类武侠小说、张恨水的言情小说等已被批判而禁止流通。这就无形中留下了巨大的阅读期待空间，像研究《 红楼梦 》这样古代文学经典的著作自然更会格外引人瞩目。
二、《〈 红楼梦 〉新证 》包含巨大的信息量，其所搜集到的有关曹雪芹家世和《 红楼梦 》文本的资料林林总总，琳琅满目，让读者美不胜收。所有想要在红学研究方面一试身手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可以从中采撷到需要的材料为己所用。
事实上，此后的许多红学论文论著，无不有意无意地从这本书中获得资料和信息。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人情凉薄，文德不高，采用而毫不提及来源，甚至用各种“笔法”造成一种自己找到“原始资料”的假象。而一旦发现了个别可商榷的地方，更是自鸣得意，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 红楼梦 〉新证 》讽刺批评。
周汝昌对这种情况当然也深有感触，曾“发牢骚”说：“后来以迄于今，对《 新证 》的稗贩与偷袭，几乎无日无之。这可以不必置论。惟有那些本是从此书获得提示、启发、引绪、指途而续加研讨而有成的著述，却也往往装做是他的原创，并且捎带倒打一耙。这就难怪海外学界对‘倒打一耙’者时有讥议之言了。”（《 天·地·人·我 》之《〈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所谓“讥议之言”，海外的赵冈在20世纪70年代说过的话很有代表性：“目前的风尚是别人的贡献很少有人愿意提，但缺失则被人永志不忘。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就是绝好的例子。他的贡献，很早就开始溶入他人的见解中，但他的误失，则继续不断有人提出检讨。”
三、《〈 红楼梦 〉新证 》使用将小说文本和作者家世相联系的研究方法，得出了许多新奇的结论，颇有一点思考的挑战性和阅读的趣味性，往往让读者耳目一新。同时，其推崇前八十回而贬低后四十回的鲜明倾向性，论述语言的尖锐性，对于读者来说，无论认同还是反对，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引发“读者反应批评”。
比如上面叙述到的对曹宣的考证，对贾母和贾赦、贾政关系的论说，还有笔者没有详细介绍的脂砚斋是史湘云之原型的说法，涉及八十回以后佚稿情况的初步引逗——如说史湘云终嫁贾宝玉，还有对后四十回的激烈态度，等等，都会勾引起阅读者的浓厚兴趣，或激发出继续探讨的热情，或促生想要说“是”或说“不”的欲望。
爱好历史的读者可能对“史料编年”一章兴趣盎然，钟情文学的读者又可能对“红楼年表”和“脂砚斋”两章爱不释手，有“考据癖”的读者会对种种新鲜的推考玩索欣赏，思想敏锐的读者则可能对其中带有激情的锋利评论感到过瘾，对后四十回有感情的读者又想拍案而起……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的“集大成”特点，使它吸引了有各种不同阅读趣味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读者。
四、《〈 红楼梦 〉新证 》的一大特点是“提端引绪”，也就是说，许多问题都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研究的余地。它的一些结论，甚至其推考的方法和过程，都随着阅读此书的接受者之不同主客观条件而会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认识就会产生表达不同意见的冲动，而这又必然在客观上扩大了这本书的影响。
五、从《 红楼梦 》研究自身具体的历史语境来说，《〈 红楼梦 〉新证 》是在胡适和俞平伯开创的“新红学”停顿了三十年后，才问世的一部真正有份量的红学学术大著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容易产生“轰动效应”的历史条件。
同时，胡适在大陆新政权下成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此后不久又爆发了批俞批胡的政治运动，这就更使《〈 红楼梦 〉新证 》处于万众瞩目的舆论中心地位。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1）
1953年9月问世的《〈 红楼梦 〉新证 》，很快激起了阵阵文化波澜，给周汝昌带来了不小的声誉。周汝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忽然已经成了学术文化界的“名人”。用一句英语流行歌词，是become popular overnight。下面摭拾一些当时的社会反响“花絮”，以见盛况一斑。
1953年9月5日，周汝昌在四川大学收到了出版社邮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样书。周汝昌在川大接到邮局的通知，坐洋车到暑袜街的邮政总局取出一大包书，再由原车拉回学校宿舍。周汝昌感到巨大的快乐和欣慰。数年的心血凝聚终于体现为一本正式出版的厚重著作，放在了自己的书案上。抚摸，翻阅，重读自己写的那些文字，同样的文句，好像一旦变成了铅字，就和自己写在稿纸上感觉有些不同。
周汝昌这一年三十五周岁，虽然已经儿女成群，其实从性情感情上说，还有些“大孩子”的影子。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喜出望外，精神饱满，对前途充满了光明的想象和美好的幻想……连走起路来也有点昂首挺胸，脚步如飞的样子。毛淑仁虽然不像丈夫那样激动，不用说也是兴致勃勃满脸喜色的。孩子们不太懂，但看到父母格外高兴，自然也跟着高兴起来，年岁大一点的孩子似懂非懂地知道父亲出版了书，是一件家庭的大事情。
不久，这本红学著作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各方面的“反馈”也接踵而来。
上海长风书店门前，为了抢购《〈 红楼梦 〉新证 》，读者排起了长队。不久书就脱销了，出版社连忙加印，在三个月内一连出了三版。笔者此刻使用的工作本在版权页上就印着：1953年9月初版，0001—5000；1953年12月三版，17000。来到上海的原华西大学的闻在宥教授给周汝昌去信通报消息说，上海的大牌学者张元济（ 1867—1959，即张菊生 ）、顾廷龙（ 1904 —1998 ）等都在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不久，周汝昌收到张菊生的儿媳代笔来函，向周汝昌询问阅读中的个别问题。周汝昌当然热情而又恭敬地回信答复。顾廷龙本来已经病瘫，写字困难，但为了表示自己的敬重，这一次居然亲笔复信，但手颤笔抖，周汝昌辨认来信上的字迹真费了老劲。
在北京、天津各高校工作的昔日同窗和学友，也纷纷给周汝昌寄来“飞鸿”，报告“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轰动景象，说“文代会”上代表们纷纷传阅《〈 红楼梦 〉新证 》，几乎“人手一册”。并说已经有消息流传，中央的某文化学术机构要调你来京……
当时正召开文代会，即1953年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二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是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尚未改名为北京的北平召开的，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强调繁荣创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
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创造新的英雄形象，也就是创造新时代新的“典型”，这与《 红楼梦 》这种描写清代贵族的古典小说，与《〈 红楼梦 〉新证 》中所研究的曹宣、李煦，以及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等，将会有怎样的“张力”和悖论呢？《 红楼梦 》研究，在“新的历史任务”中将有怎样的位置呢？当文代会的代表们一边开会，一边热读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时，大概很少有人想到这个似乎有点不着边际的问题。但只要再过几个月，全国的文化界，就都将身不由己地席卷进一场以《 红楼梦 》研究为中心内容的大风暴之中。
眼下在成都，还是一片欢腾雀跃。周汝昌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去查书，图书馆的馆长热烈地告诉他说：“你的大著，图书馆一次买了十部！”还怕自己的四川口音“十”、“四”难以分辨，一边说一边用手指交叉比划了一个十叉形状。
碰到一个不太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对方忽然对周汝昌说：“老周，你可害苦了我了！”周汝昌听了有点莫名其妙，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对方才说：“我前些天患了重感冒，正难受难挨，谁想你的大著忽然买来了，我这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来，第二天病重了一倍还多，这两天刚好一点……”
1953年那个时候，从“旧中国”来的知识分子还是主体，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传统文化的比重还很大，所以，那时会写毛笔字，能作传统体裁诗词歌赋的人还不少。《〈 红楼梦 〉新证 》出版后，旧雨新朋，题写诗词韵语相赠的也不在少数，后来周汝昌把这些诗作、题词等辑成了一本小册子，因此许多“雪泥鸿爪”（ 苏东坡语 ）得以保存下来。
缪钺字彦威，是任教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著名老教授，同时又是研究古典诗词的专家，1948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过颇有影响的《 诗词散论 》，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加拿大籍华人女教授叶嘉莹合著《 灵谿词说 》，每一篇论文前都系数首七言绝句，曾在爱好诗词的读者中广为流传。《〈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作者是同一所学校的同事，当然引起了缪教授的强烈感怀，当即赋七言律诗二首赠给周汝昌：
一
平生喜读石头记，廿载常深索隐思。
几见解人逢阮裕？还从自传证微之。
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亲交耐盛衰。
史事钩稽多创获，把君新著可忘饥。
二
公子才华早绝伦，更从桑海历艰辛。
能知贵势原污浊，善写胸怀见本真。
脂砚闲评多痛语，寒毡情话怅前尘。
扫除翳障归真赏，应发光辉万古新。
第一首诗，是紧扣着《 红楼梦 》的强烈“家史自传”性质而咏叹。“廿载常深索隐思”，这里的“索隐”，不是指红学中的“索隐派”，而是说《 红楼梦 》里隐藏着曹家家族盛衰生活原型，需要探索研究。阮裕是晋朝的一个名士，著名诗人阮籍的族弟。他有一辆很漂亮的马车，但从不吝惜，慷慨地任人借用。有一个人母亲去世了，想借车出丧用，但终于不好意思开口借。后来阮裕知道了，就感叹说：“我有马车，却让人不敢借用，要这车有什么用呢？”就把车烧掉了。这当然是表现“魏晋风度”的一个故事。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2）
“几见解人逢阮裕”就是用这个典故比喻周汝昌考证曹家历史和小说的关系，说周汝昌是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知音，是“解人”，所以能“解其中味”，就像阮裕体贴那个借车人的心理一样。微之是中唐诗人元稹的字，元稹著有传奇小说《 莺莺传 》（ 又名《 会真记 》），据说其中的张生乃是元稹自寓，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其实是元稹自己的一段艳遇经历。“还从自传证微之”，当然是用元稹著《 莺莺传 》，来比喻周汝昌考证《 红楼梦 》有强烈的曹家家史自传色彩。
“雍乾朝局何翻覆，曹李亲交耐盛衰”，则直指《〈 红楼梦 〉新证 》考证《 红楼梦 》内容与雍正、乾隆时期的政治变故，与江宁织造曹家和苏州织造李煦家的荣辱盛衰密切相关。曹家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时盛时衰，可谓翻云覆雨，而在雍正朝被抄家，在乾隆朝小有复兴后再彻底败落，故诗中着重“雍乾”两朝，同时也有诗句字数限制的因素。
曹家和李家乃是亲戚，曹寅的妻子李氏就是李煦的妹妹，曹寅去世后康熙皇帝曾让李煦照顾曹家，扶助曹颙、曹頫两位弱子，这就是“亲交耐盛衰”的意指。“史事钩稽多创获，把君新著可忘饥”，说《〈 红楼梦 〉新证 》钩沉索隐，多有创获，读来让人忘食废寝，对周汝昌的考证工作予以“褒扬赞述”。（ 唐太宗李世民《 圣教序 》中语 ）
第二首诗则更着眼于《 红楼梦 》本身的思想内容。“公子才华早绝伦，更从桑海历艰辛”，这“公子”一词而二用，既可以指曹雪芹，又可以指贾宝玉。曹雪芹天纵奇才，创造出不朽的大传奇《 红楼梦 》，当然是有“绝伦”的才华，但更是其所遭遇的家族沧桑变故赋予了他生活底蕴。小说中的贾宝玉聪明灵透，乃“正邪二气所赋之人”，也是一位有“才华”的公子，后来在贾府被抄后历尽人世悲苦。曹家由百年望族而一败涂地，小说中贾府由盛而衰，当然都是经历“沧海桑田”，饱尝人世艰辛折磨。
“能知贵势原污浊，善写胸怀见本真。”曹雪芹创造出文学人物贾宝玉，他有一句名言“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其实是以“女儿”作为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价值观的象征，以“男人”作为权势社会的隐喻。这两句诗就很贴切地传达了这种创作意旨。
“脂砚闲评多痛语，寒毡情话怅前尘。”脂批中多有揭示家族盛衰原型背景的沉痛之语，如针对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前鬼魂托梦嘱咐凤姐的情节，有批语说：“树倒猢狲散之语，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又有署名“松斋”批曰：“语语见道，字字伤心，读此一段，几不知此身为何物矣！”后面还有署名“梅溪”的批语：“不必看完，见此二句，即欲堕泪。”
“寒毡情话”一句，则是说脂批所透露的八十回后佚稿内容。第十九回描写贾宝玉到了花袭人家，花袭人的母亲、哥哥摆了一桌子果品招待宝玉，袭人知道宝玉娇贵惯了，“见总无可吃之物”，针对这个情节，有一段脂批说：“补明宝玉自幼何等娇贵，以此一句，翻与下部数十回‘寒冬噎酸荠，雪夜围破毡’等处对看，可为后生过分之戒。叹叹！”
这两句诗实际上涉及后来所谓“探佚学”的内容，是红学研究中最关键的部分。因此最后两句“扫除翳障归真赏，应发光辉万古新”，意思是只有明白佚稿概况，才能达到对原著的“真赏”，主旨归结到区别“两种《 红楼梦 》”的本质差异，扫除后四十回续书的“翳障”，让曹雪芹原著的“光辉”重新焕发出来。
在周汝昌的红学体系中，这是研究《 红楼梦 》的“终极”目的，是红学的“核心”和“本质”。周汝昌读了这两首诗，不禁十分感动和欣赞，后来评赏说：“缪先生这种律句为他家不易比肩之处，在于不是泛辞抒感致奖，而是句句有内容，紧扣所题对象的重心特色——亦即诗人感受最深的旨义。诗句自然而又考究，不事琢磨而有学者气质。如第一首，即是史学家的特殊手笔与见解：重点抉出《 新证 》在考史方面的创获（ 这一点，国内谢国桢、牟润孙、华西大学梁仲华……诸位老教授，皆史学专家，他们以不同方式表示了同一意见 ），而又指出：考史是为了证明雪芹此书是自叙性质。第二首内容转到由考史而得知雪芹的为人、家世、经历、思想（ 这方是正确领会《 红楼梦 》的唯一必要之途径和前提 ），然后归到脂砚斋评语的意义与由此引出的‘探佚’（ 八十回后原本情节的探索 ）的理解。这都是《 新证 》一书的精神命脉，缪先生却以格律对仗的韵语功力表现得如此有情有味。所以我说这种题赞，绝非世俗一般的虚文夸耀之可比。”（《〈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3）
缪钺生于1904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四岁，但为人颇有魏晋风度。院系大调整后，缪钺住在四川大学的铮园，周汝昌住在梅园，后来又迁到“华西村”，两人过从甚密。如周汝昌购得清康熙年间名士许遇① 家藏一方顾二娘制的大凤砚，缪钺对这件古董也十分欣赏，赋诗咏叹，深夜送到周宅，二人灯下谈砚赏诗。周汝昌将新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送给这位同校前辈，缪钺读后就吟了这两首诗。阴历大年初二，周汝昌正要乘车进城，在公共汽车站遇到缪钺。缪钺老远就打招呼，见了面过年过节的话都不说，开口便是：“你的书，我接到后一下子就读完了，读得很‘贪’啊，连吃饭和睡觉都耽误了。我已作了两首七律咏它。”说着就把两首诗逐句高声念给周汝昌听，在站台候车的人都奇怪地看着他。周汝昌回忆说：“先生当时那种兴奋的神情，旁若无人的风度，至今历历如在目前。”
1976年《〈 红楼梦 〉新证 》出增订版时，缪钺教授仍然在四川大学，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人生沧桑，老教授更垂垂老矣（ 不过他很长寿，到1995年才仙逝 ），但他仍然对这本红学著作充满了不减的热情，又写了一首七言律诗赠给远在京城的周汝昌：
廿载交亲未易忘，燕山锦水接遥方。
索居病目伤孤陋，新证红楼发耿光。
伪续窃貂真妄作，脂评吐凤足参详。
三朝史事重稽考，赏析何时共一觞？
从1953年到1976年，已经过去了二十三年的光阴，一个在燕山（ 指北京 ），一个在锦水（ 指成都 ），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各在天之一涯，对友人从事的《 红楼梦 》研究之关注热情却没有冷淡，这是怎样珍贵的一份人生情缘啊。第三句是缪钺自况，他于七十年代患白内障，眼睛一度完全没有视力（ 其实周汝昌的“病目”也很严重 ），《〈 红楼梦 〉新证 》的增订版问世，使孤索独居郁郁寡欢之老友的病目也为之一亮了。
从学术角度而言，后四句当然更有意义。称后四十回续书为“伪续”，这是周汝昌发明的一种说法，包含着原著与续书“两种《 红楼梦 》”乃水火不容必须严加区分的学术立场，自然也有一种感情因素在内。缪钺承用这个说法，再加以“窃貂”和“妄作”，可见他是深为赞同周汝昌崇曹贬高的学术认知了。批书人脂砚斋是一位女性，这也是周汝昌始终坚持而为许多人所不表赞同的一项考证，缪钺表示认同，就更有一种高山流水的知音之感了。
末联“三朝”一句后面，缪钺还附有一个注解：“清康雍乾史事，与曹雪芹家世及《 红楼梦 》内容有关涉者，君书中搜考益见精博。”看来，对周汝昌的红学考证，缪钺是全盘接受的。
这对于后来在红学界始终处于一种孤立和受攻讦状态下的周汝昌，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知己真赏。难怪后来他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后幅转入本题：此次重为咏赞，重点集中于两端：一是后四十回伪续的歪曲，一是脂批可贵的价值。‘吐凤’二字极妙，而且暗示了脂砚乃女性知音的内情。而这两大端，却正是红学研究中的两大关键问题。（ 君不见：今日有两派新潮流，一是捧高贬曹，二是谤脂反芹。何等对立而且尖锐，比于水火冰炭，犹觉不够痛切也！ ）缪先生以尾韵二句为结穴，一个‘重’字，点醒了增订之版考史加详。一条小注，特为标举明白：这些史考，均非题外生枝，乃是与雪芹和《 红楼 》处处有连，息息相关。许以‘精’字，仍为史学名师的眼光识力。（ 而常人总看不懂，以为那都‘离’题，要‘回归本文和文学创作’，云云。他们是主张须把‘本文’放到真空里去‘研究’，写些理论面貌的陈词滥调，才是‘正路’——与缪诗之见识全然异致了。 ）”（《〈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
这是说到“根”说到“柢（ 底 ）”了。《〈 红楼梦 〉新证 》建立的红学体系其“焦点”就是要使被后四十回续书所遮蔽的曹雪芹原著的光辉重现出来。无论是曹家家史的考证，还是两种版本的甄别，或者脂批的研究，最终都拱卫着这个终极目标。
缪钺曾在许多大学任过教，先在中文系教古代文学十几年，后来则转入历史系教古代史，同时是个写传统诗词作品的诗人，所以他是一位文、史、哲三方面都比较深入而素养全面的人。曹聚仁在《 文坛五十年 》中曾说，文艺批评家之中，周作人、朱自清、王力为前辈权威，“后起的钱钟书、缪钺，他们的见解以及贯通古今中外的融通之处，每每超越了王国维、鲁迅和周作人”。叶嘉莹在《 我的诗词道路 》中则说：“我以为这两本书（ 指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 》和缪钺的《 诗词散论 》——引者 ）颇有一些共同的特色，那就是它们均不是诉之于人之头脑，而也是诉之于人之心灵的作品。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是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
知道这些，对于我们理解缪钺对《〈 红楼梦 〉新证 》的知赏是很有帮助的。周汝昌研究《 红楼梦 》，也是考据（ 文献学 ）、义理（ 思想、哲学、文化 ）、辞章（ 艺术、美学 ）三者紧密结合的，也是不仅诉之于头脑，更是诉之于心灵的，“既充满了熟读深思的体会，也充满了灵心锐感的兴发”，同时还有扎实的文献考证作底子。这样，缪钺读周汝昌的书，就与其他一些红学家大为不同，能够超越一隅的局限统览全局，直达核心。难怪周汝昌要把缪钺视为自己的红学知音了。
也从北京来到四川的燕京大学校友凌道新，这时在重庆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凌道新特别邀请周汝昌去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并约请了当时在四川的文史界名流吴宓（ 1895—1978 ）、吴则虞、孙海波等人，召开座谈会，庆祝《〈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专家们各将自己了解的《 红楼梦 》版本和曹雪芹家世的一些掌故见闻、史料轶事在座谈会上讲述报告，并赋诗赠给周汝昌，也算极一时之盛了。
座谈会后，周汝昌就在凌道新的房中休息住宿，周汝昌向凌道新讲述缪钺大年初二车站读诗的情景，二人都哈哈大笑，凌道新又高声朗读缪钺的两首诗，不断击节赞叹。这时，凌道新的未婚妻傅女士来看男朋友，见周汝昌和凌道新只顾在那里念缪钺的诗，也就默默地坐在屋角静听欣赏。第二天，周汝昌把这些前后因缘写成一组绝句，寄给缪钺，原稿未留底，周汝昌记得其中两句是“一时惊动路边客”、“冷落红妆亦可怜”，前者指缪钺路边吟诗，后者指傅女士静听。缪钺后来说：“你把我们诗文交契的首尾一切，都写全了。”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4）
凌道新从天津耀华中学考入燕京大学，耀华中学与南开中学齐名，都是好学校。他与周汝昌是日本人封燕大前一年半的同学，但不是同系。凌道新常到周汝昌住的宿舍去看望耀华中学的同学，因此与周汝昌相识。凌道新家里很阔绰，穿戴考究，而且一表人才，算得上美男子。但周汝昌并不太愿意与富家子弟交往密切。后来两人先后到了华西大学，他乡遇故知，凌道新很热情，给周汝昌夫妇很多帮助，带领周汝昌去游览杜甫草堂、诸葛武侯祠。在交往中，周汝昌发现凌道新才华出众，中英文都出类拔萃，古体诗词也写得很好，两人交情日笃，商量说要共同把冯至的《 杜甫传 》翻译成英文。但后来院系调整，凌道新被分配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合作翻译也就无从谈起了。凌道新比周汝昌年龄略小一点，颇有幽默感，称周汝昌为“兄”，呼毛淑仁为“嫂”，有时还随着孩子们的口风叫“母亲”。在华西大学时，凌道新常到周家，毛淑仁也很欢迎凌道新，他来了就包饺子吃。在北碚，凌道新给周汝昌引荐了吴宓。1957年凌道新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受迫害而死。
周汝昌晚年写了一篇文章回忆这次在北碚与吴宓的“一会之缘”：“那个夜晚，道新兄还特意替我向大家‘展示’了我自题《 新证 》的两首七律，诸位先生都答应和韵 —— 果然得了好几首佳作，而吴先生却说，我不和诗，另外给你题一首‘曲子’。次日，道新单请吴先生与我，三人同到小馆子吃便餐，吴先生把所题之册页（ 我自成都带去的 ）还给了我，接过来敬展一看时，吃惊不小！原来他是用墨笔恭楷 —— 像印板字一样的方整字体，写下了一首《 世难容 》。《 世难容 》者，谁也不会忘记那是雪芹为妙玉女僧所设下的一首‘曲文’，其中有句云：‘却不道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是全书中最极感慨沉痛之音！——而吴先生却照此曲律仿作了一首，一关键词语还特用朱笔书写，夹在墨字中间格外鲜艳夺目。这使我深深体会到：这位老人，自己很明白自己是如妙玉那样与世难谐的‘畸人’。这其中的意味是异常深刻的，带有巨大的悲剧性。”（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岁华晴影 》之《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
原来那时吴宓在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工作不能尽己之所长，他生活特别俭朴，却把钱花在供养各式各样的贫困之人，还经常资助一个贫病无依的女士，因而引出了许多流言蜚语。周汝昌回到四川大学后，向校方建议把吴宓调来川大，但努力没有成功。1954年周汝昌回到北京，吴宓托原配陈夫人给周汝昌代寄来一本《 吴宓诗集 》。周汝昌在文章中评价吴宓说：“吴先生是第一位指出《 红楼梦 》是以诗人的心眼与价值观来看社会人生的伟大著作，无与伦比。他自己正似近于‘曹雪芹型’，不为世俗理解，不为社会宽容，至今仍为某些人歪曲笑骂诽谤——他自己并无意标榜一个‘真’字，但他已体会出‘世难容’三个字的滋味多么不易承受。”（《 “真”亦可“畏”——吴宓先生史片 》）这种“‘真’人难做”、“世难容”的感慨，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一种“理解的同情”，有点是周汝昌历尽沧桑后的夫子自道。
在缪钺的题咏之外，顾随也寄来了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所感赋的多篇吟咏之作，有绝句，有律诗，有词曲。在来信中顾随这样说：
……其时（指收到《〈 红楼梦 〉新证 》——引者）手下正压着一点活须于一两天作完，所以拆封之后，仅仅欣赏了一下封面，并不预备读下去。还有一番意思，说来不怕你见怪，就是：我知道这部书是用了语体写的，而我对于玉言之语体还缺乏信心，万一读了几页后，因为词句、风格之故，大动肝火，可怎么好？不意晚夕洗脚上床，枕上随手取过来一看，啊，糟糕（“糟糕”意谓今晚恐怕不能早睡了——引者），放不下手了，实在好，实在好！再说一句不怕见怪的话，简直好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顾随的题咏之作，让周汝昌感到最振奋得意的是一阕《 木兰花慢 》词：
石头真宝玉，题大观，岂虚名。甚扑朔迷离，莺娇燕姹，鬟乱钗横？西城——试寻旧址，尚朱甍碧瓦映觚稜。金帝包衣家世，魏王诗赋才情。
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分明——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这阕词的上半截，当然还是从《 红楼梦 》的风流旖旎其实有曹家、李家等真实历史作生活背景这一《〈 红楼梦 〉新证 》考证的主体内容着笔。二者的关系在“将真事隐去，用假语存焉（ 村言 ）”的特殊表现手法下，可谓“扑朔迷离”，但考证家的责任，就是要从“莺娇燕姹，鬟乱钗横”的艺术表象下抉出其背景、原型。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5）
“西城——试寻旧址，尚朱甍碧瓦映觚稜”当然是指小说中的大观园乃以北京的恭王府为“模特儿”这一考证立场了。“金帝包衣家世”是说曹家到辽宁后由明朝官吏而变为八旗贵族的“包衣”奴仆世家，因为清朝的前身是“后金”，故用“金帝”的字眼。“魏王诗赋才情”则是用魏国的陈思王曹植比喻曹雪芹。往上追溯，曹雪芹家可以与曹操父子攀上因缘，而曹植是所谓天下之才一石，子建（ 曹植字子建 ）独得八斗的旷世文学奇才，用来比喻曹雪芹可谓十分恰当。
下半截就是对周汝昌本人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评价了。燕京大学毕业的高足弟子是茫茫“人海”中不世出的“人英”，而“英”的体现就是《 新证 》的“著书成”。这当然是对作者的高度赞誉。但最振聋发聩的是“等慧地论文，龙门作史，高密笺经”三句，可谓这阕词的“诗眼”。
“慧地论文”是指刘勰作《 文心雕龙 》。刘勰是南朝梁代人，字彦和，他精通佛理，最后出家为僧，法名慧地。《 文心雕龙 》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方面体大思精空前绝后的大著作，周汝昌后来誉之为文论之圣，与书圣 ——王羲之的《 兰亭序 》、稗（ 古代把小说家称为稗官 ）圣——曹雪芹的《 红楼梦 》鼎足而三。
“龙门作史”是指司马迁撰《 史记 》。司马迁生于夏阳龙门（ 今陕西省韩城县 ），那里南临黄河，北面五十里是龙门山。
“高密笺经”是指东汉郑玄笺注儒家经典。郑玄字康成，是北海高密（ 今山东省高密县西南 ）人，生平著书六十四种，二百八十二卷，完整保存下来的有《 周礼注 》、《 仪礼注 》、《 礼记注 》和《 毛诗笺 》四种。
顾随用这三位大家三种领域的名著作比方，是赞美《〈 红楼梦 〉新证 》在考据、义理、辞章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也就是在史、哲、文或真、善、美三方面皆臻胜境。这的确是独具慧眼的评价。因为大多数人仅仅注意到《〈 红楼梦 〉新证 》在材料的搜集和考证方面的贡献，后来很长时期内，周汝昌作为红学“考证派”的代表，几乎已经成为“众口一辞”的“共识”和“常论”。而究其实，《〈 红楼梦 〉新证 》在考证的外表下，却包含着深邃的思想理论视野和超卓的审美判断，而这正是这本著作的真正目标——彰显曹雪芹原著《 红楼梦 》之思想和艺术的高境界。
考据，义理，辞章；史，哲，文；真，善，美；要在这三方面都能兼擅实在是极难的事情，可谓可遇而不可求。大多数人，能在这三方面的某一个方面有所特长和成绩已经就卓然名家了。偏偏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情况特殊，它要求解读的人应该具有三方面的才具、水平，才能够从总体上予以把握和理解，也就是“解其中味”。在漫长的红学发展史上，周汝昌几乎是众多红学研究者中达到了这种要求的唯一的一位。这就难怪顾随接下来要感叹：“分明—— 去天尺五，听哲人褒语夏雷鸣。下士从教大笑，笑声一似蝇声。”
酒逢知己千杯少。对于老师如此精到深入的赏评，周汝昌当然是从内心无限感激的。这也不是需要“故作谦虚”的事。他后来坦率地表示：“我想，先生下此三喻，定有其因由，绝非偶然之事。虽然诗词韵语常常是抒情寄意，借喻摛辞，不可全拘于字面，一切‘扣’死，但毕竟先生已经指出了一个事实：《 新证 》兼有三长，而不是像有些人只看到它的‘考证’。盖学术词章，训诂义理，是中华大文化中的综合性精神命脉，缺一不可，而兼擅至难。先生的溢美，一则是对学生的鼓励，二则必亦从中有所感受，方能如此下笔，岂有无端无故之理。因此，窃以为举先生此词，也就足以冠冕群伦，标示品位，不须多事罗列了。”（《〈 新证 〉的功过与毁誉 》）
而在当时接到顾随所赠的词作、诗作后不久，周汝昌也给老师回呈了一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