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2
小缀何干著作林，致书毁誉尚关心。
梦真那与痴人说，数契当从大匠寻。
怀抱阴晴花独见，生平啼笑酒重斟。
为容已得南威论，未用无穷待古今。
顾随很快又和答了一首：
已教城市替山林，许子千秋万古心。
青鸟不从云外至，红楼只合梦中寻。
卅年阅世花经眼，十五当罏酒漫斟。
遥想望江楼下路，垂垂一树古犹今。
周汝昌与顾随的通信始终保持，到了成都以后，周汝昌见有四川特产的佳楮朱丝栏竖行对开大稿纸，十分适合毛笔书写，就给顾随买了一些寄去。顾随十分高兴，回信说要用这些纸书写论文。后来顾随果然写成长篇论文不断寄给周汝昌。每收到一篇，周汝昌都如获至宝一般，因为顾随论文所体现的卓然超俗的思想见解，以及那一笔赏心悦目的行草书法，的确让人爱不释手。周汝昌不忍多翻，总是拜读一遍以后就小心地包裹收藏起来。
有一次，周汝昌写信问顾随，何以不见老师谈到《 红楼梦 》呢？没想到，这一问，却又引发了一段别致的襟怀笔墨。顾随寄来了一封很长的“长卷”，这是一个宏伟巨丽的有关《 红楼梦 》的写作计划，就是著名的《 说红答玉言问 》，其中有的已经是完整的章节目次。顾随的欣喜之情溢于纸上，其中有一句说：“不因玉言此一问，糟蹋这一番花团锦簇的文字……！”可惜的是，这一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最终变成现实。
周汝昌《〈 红楼梦 〉新证 》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认为批书人脂砚斋是一位女性，就是小说中史湘云的生活原型，而小说八十回后佚稿中的情节是宝玉和湘云历尽沧桑后重逢。这一观点后来曾遭到许多人的批评讥嘲，周汝昌却认为是自己最得意的一项研究成果，真有点“知音者希，真赏殆绝”的味道了。但顾随却给予坚定的支持，在信中说：“脂砚即是枕霞公（ 史湘云别号枕霞旧友——引者 ），铁案如山，更无致疑之余地……”并且高兴地写下“白首双星风流在，重烦彩笔为传神”的诗句，又引了杜甫的诗句：“往来成二老，谈笑亦风流。”在此后的来信中，顾随又鼓励周汝昌：“至盼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雪老穷途落魄，寄居京郊，矮屋纸窗，夜阑人静，酒醒茶余，坐对云老，共伴一灯，横眉伸纸，挥毫疾书，一卷既成，先示爱侣。此时此际，此情此景，非玉言，谁能传之？责无旁贷，是云云矣。”
张伯驹也为《〈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填词祝贺，调寄《 潇湘夜雨 》，当然不同于顾随，也不同于缪钺，而是词人之词：
丝藕萦心，砚冰滴泪，脂红写尽酸辛。可怜儿女此天真。生死误、多情种子，身世似、亡国词人。江南梦，楝花落处，已是残春。
千年哀史，曲终不见，弦断犹闻。有庾郎才笔，独为传神。辞绝妙、还猜幼妇，文捭阖、更起新军。看坛坫、声华籍甚，鹰隼出风尘。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6）
《〈 红楼梦 〉新证 》具有史、哲、文“三长”，要全面把握其内涵当然良非易事。但这并不是说，一般读者在这本书面前就只能“盲人摸象”。其实，只要在精神气质方面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比较接近，具有一般性的文史素养，就很容易对《 新证 》的“精神命脉”感到亲切亲和，从而在大的轮廓上产生“理解的同情”，进一步走入其“洞天福地”欣赏流连，各有所获。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普通的《 红楼梦 》爱好者、“红迷”，往往要比有些作红学研究多年的专门“学者”，更为容易地接近了曹雪芹的精神境界，步入《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堂奥。有的人也许一篇论文也没有写过，也不会写，但他却和曹雪芹能够达到某种心灵的沟通；有的人也许已经“著作等身”，号称“著名红学家”，却恐怕连《 红楼梦 》的门也永远无法进入——当然不排除他也做了一些资料等方面的有益工作。事情就是这样简单，又是这样神奇。而这就是红学发展史和“红学界”毫不夸张的真实。
一般的阅读趣味大都未能免俗，希望能有“红颜轶事”出现。《 红楼梦 》里写了那么多杰出的才女、雅女、仕女、靓女，这本红学家的传记，如果完全“缺典”，多少总会有些遗憾吧？在1953年的冬季，成都四川大学的校园内，周汝昌竟偶然邂逅结识了三位对《 红楼梦 》情有独钟并且才貌双全的“女史”。她们还是三姐妹，姓黄，分别叫稚荃、少荃、荃。
从人的遭遇和感受上，南方的冬天其实比北方冷，因为室内没有取暖设备，而那又是一种阴湿的冷。北方人刚去了，是很难一下子就适应过来的。周汝昌调入四川大学后，开始住的房子在梅园区，名字很好听，但在大广场边上，房子是竹木搭盖的，屋内屋外只有一板之隔，还有很多缝隙，川中的冬天让他经常伤风感冒，而且一病就缠缠绵绵，难以痊愈。周汝昌怕头受风，只好学四川人，用布把脑袋包起来，像一头大荸荠。有时候病了，历史系的梁仲华老教授主动前来关照，并给开中医药方，原来梁先生精于医道。梁先生和夫人都是老北京世家，家中藏有端砚和字画，周汝昌也去梁府观赏过。
有一次又病了，到校医室去求诊。周汝昌相信中医，叩开中医诊室的门。一进去，见有一位女大夫正坐在方桌旁边看书。见有病人来，顺手把书放下，但不是合上平放，而是原样反着扣在左肘旁，然后伸出右手给病人号脉。
周汝昌打量这位女医生，只见约在中年，生得儒雅清秀，颇有一点“林下风致”。号完脉，询问病情后要开方，当然要写病历。女医生一见病人写“周汝昌”三字，立刻微笑起来，把反扣在旁边的书翻过来，展示封面给周汝昌看，正是《〈 红楼梦 〉新证 》。女医生开了药方，嘱咐不要吃“灰面”——那是四川人对面粉的方言称谓，后来让周汝昌纳闷了好久才搞明白——然后就和这个病人谈起他的书和《 红楼梦 》来。周汝昌听其谈吐，感到不俗，而且颇有见解，从此就和这位红颜女友黄少荃医生有了一些交往。
和少荃的交谊，有两次永远留在了周汝昌的记忆中。一次是黄医生请周汝昌到自己家中吃饭，是成都独有的一种厨艺蒸食。黄医生孤身一人，为请客而忙里忙外，让周汝昌感到有些不安。吃完饭，黄医生还把自己收藏的字画拿出来让周汝昌欣赏。
另一次，是周汝昌已经从梅园陋居搬迁到华西村的好房子以后。有一天晚上，少荃医生忽然惠临，拿出一幅诗笺，是读《〈 红楼梦 〉新证 》后有所感怀而吟成的四首七言绝句，用“美女簪花”体的毛笔小楷写成，诗意葱茏，书法佳胜，灯下读红论句，娓娓清谈，倒真有一番诗的意境。第二天，周汝昌当然也和韵酬答，墨书还赠以谢。
由于二姐少荃的关系，不久也就结识小妹荃。这是一位历史系的教师，早就听同系的老教授缪钺和梁仲华两位时常提起周汝昌，二姐一介绍，自然和周汝昌也交往起来。这位黄荃女士，周汝昌记得回北京后，她还邮寄来一幅信笺，也是写的诗词相赠。
1964年周汝昌的《 曹雪芹 》出版，寄了一册给了荃，可能是专业和年龄都更为接近，所以来往反而比和少荃多了一点。荃回信感谢，信中说：“您的每一个小考证，都非常有味，引人入胜。”所谓“小考证”，是指书中的小注解涉及的一些历史故实。
荃也在信中提到少荃，说二姐病得很重，无人照料，自己除工作外还得侍候患病的姐姐……大概不久就病故了。1974年缪钺教授乘飞机赴京会海外亲友，曾和周汝昌说到故人的最后结局：荃在丈夫亡故后再嫁，家庭矛盾极端激烈，到“文革”中事态发展，竟上吊自杀了。
大姐稚荃，周汝昌认识最晚，因为她并不住在成都，而在重庆。有一次碰上了机会，凌道新引周汝昌到重庆郊区见到了稚荃。这位女士也是诗书画兼能，即席给周汝昌题了册页，并允诺稍后赠诗。周汝昌回北京后，彼此断了联系，赠诗之约没有实现，但周汝昌却保存着她的木刻本诗集。在周汝昌的印象里，这位大姐稚荃，论才论貌，都是三姊妹中最杰出的。
对人生中这一段短暂相逢交往的“艳遇”（ 当然不是用这个词的本来意义 ），周汝昌到了晚年，尚著文寄托惓惓之思：“成都黄氏，古有黄四娘，见于老杜佳咏；今有黄氏三姊妹，而我却没有好诗题咏她们，这不但是诗道之衰的一个侧面反映，也是像我这样的俗人不足与诗人伍的可叹之现象。因此想一想诸多事相，又不免暗自慨然，但有一点，自从亲见了黄氏三人，方信古之才女，是实有的，她们能诗擅赋，才情过人，也写一笔好字——我所不及而知的，肯定还不止这一二端。”（《 岁华晴影 》之《 黄氏三姊妹 》）
不知道当年黄氏三才女写给周先生的诗笺题记等墨宝，在周先生的箱箧里是否还存在？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锦上添花（7）
从上面摭拾的一些前踪往迹，可见《〈 红楼梦 〉新证 》在1953年出版后的盛况。其实，还有许多一时无法详细核实的情形，也是应该想象得到的。如在海外，《〈 红楼梦 〉新证 》也很受欢迎，后来被多次盗版。胡适的日记和书信中，就有托友人购买此书不仅自己保存还要送图书馆收藏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周汝昌在美国遇到赵冈教授，赵教授对周汝昌说：“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连看旧了的一部，也要惊人的高价呢！……”在英国，有一本书多处引用《〈 红楼梦 〉新证 》的内容，并且加注解说：篇幅如此“重”（ heavy ）的学术著作，三个月内连出三版，印数高达17000册之多，是在印刷史上所罕见的。
如果从红学学术史演变的角度观察，那么可以这样说：
比起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 红楼梦 〉新证 》的“历史考证”不是前进了一大步，而是前进了几大步。或者说，《 考证 》跑出了一百米，《 新证 》则跑出了一千五百米，而且还往前遥遥地指示了无数的“路标”。
比起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 红楼梦 〉新证 》的“文学考证”也前进了不少，特别是《 新证 》把“文学考证”和“历史考证”更为紧密和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更具有“根儿上”和“方法论”的自觉性。
曹家家世与小说内容的关系研究，脂批本与程高本两种不同版本《 红楼梦 》的比较研究，脂砚斋等批书人的身份和其所写下的批语之价值的研究，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后佚稿大体情况的探索，都已经在《〈 红楼梦 〉新证 》中作为专门研究领域初步成型。当然不是说它的每一个具体结论都已经铁板钉钉，到此为止，无可争议，而在于它为后来更自觉的曹学、版本学、脂学和探佚学四大分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搭起了框架。
总之，《〈 红楼梦 〉新证 》比《〈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更具有体系性、全局性，更宏观也更细密，不仅资料更丰富，而且论述更具有思辨性和理论色彩，对曹雪芹的思想灵魂，对《 红楼梦 》的精神内涵，有着远为自觉和深刻的关注。
从这种意义上来观照的话，可以说：真正的“新”红学，并不是从胡适开始的，而是从周汝昌开始的。这并非故作惊人之论，只要想一想，为什么在《 新证 》问世前，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会长期停滞不前，就可以明白其间的“理路”了。胡适和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各占一个偏锋，却缺乏考证、义理、艺术和文化等诸种因素综合性的整合，特别是缺少了对曹雪芹灵魂和《 红楼梦 》思想的贴近能力，其实已经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内在的活力和动力，红学在他们手里，已经“提不起来”，已经逐渐“失了势头”。把这一颓势从根本上扭转了的，使红学重新获得了学术动力的（ 不同于来自意识形态的“动力” ），是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这也就是何以周汝昌要标榜自己开创了新中国的“新红学”。
同时，后来的红学发展史也表明，此后数十年在红学界发生争论而热火朝天的各种学术问题，考证方面的曹雪芹生卒年问题，曹家的家世祖籍问题，大观园的原型问题，两种《 红楼梦 》的版本价值问题，脂批作者和批语的定位及评价问题，佚稿情节的探索问题，虽然是在胡适和俞平伯那里开的头，却是在周汝昌这里才真正完成了“深细化”和“系统化”，并由此引发了不同意见的反复争论。
此后，真正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者（ 不是指意识形态的“批判” ），他们的“对立面”瞄准的都是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而很少是胡适和俞平伯的观点和著作。而真正将《 红楼梦 》的思想、哲学、艺术、美学和文化等“形而上”层面的问题引向本质深刻和“意识清醒”的，则是由“探佚学”正式形成后严格区分“两种《 红楼梦 》”而实现。追根溯源，也还是不能不提到《〈 红楼梦 〉新证 》，因为正如前面所引周汝昌评介缪钺赠诗中所云，这才是“《 新证 》一书的精神命脉”。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1）
《〈 红楼梦 〉新证 》让周汝昌暴得大名，还真引起了首都文化界领导的青目，要将这位青年才俊从外地调到北京。周汝昌是从北京出来的，在京城自然有一些故旧、朋友。北京的朋友不断来信，通报着有关的各种消息。
在成都的周汝昌接到友人传来的“内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 ）文学研究所本来准备调入，但不知因何受到阻碍，已经“内消”……其中的复杂内幕今天当然已经不可能完全搞清楚。
忽然有一天，周汝昌收到了林庚① 教授的来信。林庚原是燕京大学的教师，现在则在北京大学任教，曾经是一位新诗人，后来是研究唐宋诗词卓有影响的古典文学专家。林庚在信中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负责人聂绀弩有意邀请周汝昌来社任职，烦请林庚先写信商量。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总社长是冯雪峰，分管古典部的社级领导是巴人② ，另外一位社级领导是楼适夷，主管鲁迅研究、外国文学翻译等编辑室。
周汝昌接到这封信，内心颇为矛盾。一方面，对脱离高等院校更为纯粹的学术环境，到事务性更多的出版社工作，是有些犹豫和不太满意的；另一方面，这又是返回北京的一个机会。毕竟，首都是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对还很年轻的周汝昌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权衡之下，就复信表示同意。同时，北京方面又来信提出，如果前来工作，可以将《〈 红楼梦 〉新证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付给高稿酬。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实际上归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所以，向四川大学发出调周汝昌赴京的调令，是由中宣部发出的。这里面还有一种因缘，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因出版通行本《 红楼梦 》受了胡乔木批评，因此要重整旗鼓，这是急于调入周汝昌的一大动因。中宣部的调令是聂绀弩请胡乔木（ 1912—1992 ）批准发出的。四川大学的领导当然不愿意轻易放走人才，因此也传出消息：外文系即使不办了，到中文系还可以工作，只要不走，可以立即从讲师晋升为副教授。原来当时全国早已掀起敌视美、英等西方国家，批判西方文化以和“西方帝国主义”划清界限的政治浪潮，学生都不再愿意学习英语了。
周汝昌当然还是愿意回北京。中宣部的调令至再至三发到四川大学，四川大学的校长彭迪在校务会议上说：“再不放周汝昌，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得讲组织原则，放吧。”周汝昌离开四川大学前，当然少不了和各位朋友、同事话别，互道珍重。缪钺和梁仲华、赵卫邦、华忱之等人为周汝昌设筵送别，殷殷依依。后来缪钺又赋诗相赠，其中有两句是：“读书似水能寻脉，谈艺从今恐鲜欢。”
刘浔生《 我所知道的周汝昌老师 》一文中也回忆到一些有趣的情况：
又一个晚上，我去周老师家，看见许多老师在那里，有些人不是外文系的。有的说：“你的书洛阳纸贵！”有的说：“盼早读为快。”听来是一片祝贺之声。待客人一一告辞，周老师才告诉我，他写的《〈 红楼梦 〉新证 》已经出版，稿费得了一千六百万元（旧币）。我说：“周老师，你该改善一下家里的情况了。你家在夏天连蚊帐都没有，你们用白矾水涂在手脚上作防蚊液，怎么顶用。五个师弟师妹的衣服也该改朝换代了。”周老师却从抽屉中拿出四十万元给我。他说：“我知道你的经济很困难，你在读书还要照顾弟妹们的一切，你拿去应应急。”我再三推辞，周老师就是不答应。周师母也一定要我把钱收下。当我拿着钱离开周老师的家，我都快哭了。这笔钱的确解决了我好多困难。几天后，周老师说有一位同学提出向他“借”两百万元。理由是成都一个大商店正在出售英国花呢，他要买来做两套西服，毕业后在工作中穿。同学们听到后议论纷纷，都说这个同学要求得太过分了。周老师终于把两百万元借给这位同学。一九五四年周老师离开四川前，我把借的钱还给他。他写信给我，说我完全没有必要还那笔钱。而借周老师两百万元的那位同学却用英语给周老师写了一信：“我现在穷得和教堂里的老鼠一样，我是不会还你的钱的！”尽管周老师当时的经济也颇窘迫，他也未再追究此事。这位同学以后的经历，颇有点“江山易改，秉性难移”的味道。在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他用英语和俄语对领导发泄不满。在他的单位谁也听不懂他说了一些什么东西。根据他早日的表现，认为他在恶毒攻击领导，划定他为极右分子，押回老家劳改。直到一九七八年改正之后，才到学校教书。
转眼到了一九五二年，全国大学进行院系调整。华西大学的外文系调整到四川大学，同时调整去的还有重庆大学的外文系和贵州大学的外文系等。周老师也到了四川大学。周老师的课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同学的热烈欢迎，都认为周老师的课远远胜过以往老师的课。但是学生多，教师多，矛盾也就多起来了。周老师仅仅是一个讲师，他的课比许多教授的课更受欢迎。人们心里会怎么想呢？另外一件事更刺激了许多教授。四川大学的广大师生风闻周老师出了《〈 红楼梦 〉新证 》，都要求周老师给大家讲讲《 红楼梦 》。周老师推也推不掉。周老师终于在四川大学的大礼堂给大家讲了《 红楼梦 》。演讲的这一天，可谓盛况空前。大礼堂的座位坐满了人。座位旁的过道上，人们席地而坐，礼堂四周的窗户上，人重着人。在学生们中间，坐着好些白发苍苍的教授。外校的师生及文化界的人士来了不少。整个演讲过程，只听到周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听讲的人好像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当天晚上，我们去祝贺周老师演讲成功，他却突然告诉我们，外文系的领导通知他去哈尔滨学俄文。我们大吃一惊，像火山爆发般议论开来，难道他们不知道你的耳朵有些聋，听力相当差吗？怎么会派一个聋子去学俄文？怎么不派一个年青体壮的人去呢？真是太荒唐，太不讲理了。周老师反而坦然一笑安慰我们说：“北京有好几个单位来信希望我回北京工作。其中有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对外友协等。我离开北京几年了，也很想念北京的。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一件好事。”我们几个学生彼此对看，思绪万千，感慨万千，就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周老师一家离开成都回北京时，我们已经在外地工作，无法回来为他送行。后来，听说是周老师结识的好朋友解毓葵老师一人为他送行。解老师找了一架板板车，把周老师全家的行李放在上面，一步一步地拉到火车站。就这样，周老师静悄悄地告别了成都。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2）
周汝昌于1954年春末，携家口离开成都，穿越三峡，北返赴京。船从雄伟的夔门峡、秀丽的巫峡、险峻的西门峡依次穿行，古人许多有关三峡气象的诗句、文句浮上脑际心头，虽然已很少听到“两岸猿声啼不住”，那情境还真有一份“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对未来朦胧而美好的向往。
北京，首都，国家级出版社，那总是会有许多机会吧？《 红楼梦 》研究，古典文学研究，甚至外国文学翻译，都会有更好的发展条件吧？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在宜昌下船后，周汝昌一家转乘火车，直达北京。到了北京站，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打着一面纸制的三角小旗接站，上面写着迎接周汝昌的字样。周汝昌还记得接站的人叫老丁，是一位工友，镶着一颗金牙，很喜相——脸上总是一副笑容，来的车是一辆小吉普，一直送到东城区门楼胡同6号，位置在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以北，四合院，让周家住三间正房。这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居住条件。在向社里正式报到上班之前，顶头上司、古典文学编辑室负责人聂绀弩① 来家中看望，是领导表示关心，看一下住处安顿情况的意思。同来的有编辑舒芜② ，是聂绀弩的副手。
聂绀弩和舒芜在周汝昌家的三间房子里走一走，看一看，并没有落座细谈。看到客厅正北墙上悬挂着一副近代某人书写的对联，内容是“旧有雄文悬北阙，近无老屋在南山”，欧体正楷，书法甚佳，聂绀弩就对周汝昌说：“应该改一改：近有雄文悬北阙，旧无老屋在南山。”这种即景生情的敏捷让周汝昌十分惊奇和佩服，因为其时《〈 红楼梦 〉新证 》刚出版不久，当然可以说“近有雄文”了，而“旧无老屋”则无意中透露组织上已经调查了解过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对他的“老底”了如指掌了。天津咸水沽的老家零落已久，周汝昌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分别于1952年阴历十二月初三和1953年阴历四月初八逝世了，此后兄弟分居，大家庭基本已不复存在。而舒芜看了周汝昌的住房，则说：“我如果知道社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我早来了！”聂绀弩的古体诗词写得很有特点，过了些日子，他就赠给周汝昌一首开玩笑式的诗：“少年风骨仙乎仙，三国红楼掂复掂。不是周郎著《 新证 》，谁知历史有曹宣。”
在出版社上班后，周汝昌和舒芜同一间办公室办公，一楼，窗户朝南，两张办公桌，舒芜在东边，周汝昌在西边。隔壁是古典室的另外两位编辑：张友鸾① 和顾学颉② 。舒芜开玩笑说，咱们四个人，这屋里是“不做周方”，那屋里是“东张西顾”。
《 西厢记 》第一本第二折《 中吕宫·粉蝶儿 》曲牌中有张生的唱词：“不做周方，埋怨杀你个法聪和尚！”“周方”本意是周旋方便，舒芜以笔名行世，本姓方，和周汝昌的周凑在一起，正好和这句唱词相合，所以如此调侃。而“东张西顾”字面上可以解释作“东张西望”，又正好切合了张友鸾和顾学颉两人的姓氏。
周汝昌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编辑室工作，接到的第一项任务，是对已经标点出版了的《 三国演义 》“恢复”其中的题咏诗。聂绀弩向周汝昌交代说：“我们出版的《 三国 》，将原来的‘后人有诗叹曰’的绝句，都给删掉了。毛主席看了，说这不行，要复原。请你把诗全部恢复，补进去，重新排版。”
这个工作是很简单的，周汝昌很快就做完了。刚来的青年人工作热情很高，周汝昌向聂绀弩汇报工作已经完成后，又问：“是不是把正文再校对一下？”聂绀弩顺口回答说：“那就再校校吧。”周汝昌印象，聂绀弩说话总是很简洁，没有多余的废话。
周汝昌把已经出版过的《 三国演义 》的正文重新校对了一遍，结果校出了大量的问题，予以改正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给聂绀弩。不久，聂绀弩把工作报告送回给周汝昌，很高兴地说：“这个报告受表扬了，你给《 光明日报 》写篇文章，替新版（ 指《 三国演义 》）宣传宣传。”原来是社级领导（ 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的巴人看了报告后，十分满意，给予称赞。周汝昌遵命写了文章，交上去，后来在《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刊出，不过署名是“孙模”，这当然是出版社代拟的笔名。
可能因为周汝昌这一次任务完成得出色，工作热情负责，聂绀弩萌生了让周汝昌当古典编辑室小说组组长的念头。聂绀弩找周汝昌谈话，周汝昌感到十分惶恐——自己以前一直在高校工作，出版社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业务不熟，怎么能胜任呢？就向聂绀弩推辞，聂绀弩却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当了组长，很快就要制定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列出准备出版的书籍目录。周汝昌真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就到隔壁去向张友鸾请教。张友鸾是个老报人老编辑，处事老练，对周汝昌亦庄亦谐不卑不亢地说：“听领导指示。”称为“领导”，当然是指“组长”的头衔身份了。在张友鸾的主持下，不一会就列出了六个月的“发稿计划”，有《 聊斋志异 》、《 阅微草堂笔记 》……
不过周汝昌这个“小说组组长”，并没有“文件”存档，而是聂绀弩口头任命的，到重新校订《 红楼梦 》的工作时，以组长身份主持排列参加人员名单、计划做法等工作。再往后，周汝昌身体不好，挂病号请假，小说组组长改任了张友鸾，并且下了正式任命文件。所以如果要查文件档案，当然是查不到周汝昌任“小说组组长”这一段历史记录的。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3）
这一个人生小插曲，到了几十年以后的21世纪初，曾引发了一段小风波。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偶然提到了曾在出版社任“小说组组长”的事，当年不在小说组因而不明就里的舒芜，根据“文献档案”写文章质疑事情的真实性。
周汝昌写了《 “小说组长”的记忆力 》，周汝昌的女儿周伦苓则找出当年的一些实证材料撰文说明。周汝昌说：“这原是‘芥豆之微’，原不值得写它一笔，恐怕有人生疑，以为我是说假话——其实，若为了给自己涂金，必然要‘编’个动听的大官衔，怎么会把一个出版社的一个‘古典室’的一部分（ 小说 ）之‘长’拿来显耀于人，岂不令人齿冷以至笑掉了大牙乎？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
这一件小事也让我们想到红学中的许多“考证”，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找出“确凿不疑”的文字和实物证据以作“铁证”，其实是很困难的，有时是不可能的，有时候“铁证”反而恰恰遮蔽了历史真相。一些问题的考证必然要带有一定程度准情酌理的推测成分，正如陈寅恪在《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 》中所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鉴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但是，每一个读者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要达到像陈寅恪所期望的境界，其实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样，对于各种具体的考证，读者对其结论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因此“争论”就永远存在。比如前边提到“曹宣”的考证，假设《 康熙传 》的稿本在某一次历史动荡中毁灭了，后人看不到，那么不管周汝昌的考证如何具有魅力，在某些读者看来，也不一定可信，曹宣其人的存在与否也就将是一个永远的疑问。何况，还有许多原本就没有任何文字或实物证据的事情确实发生过，比如周汝昌当“小说组组长”这一件事，如果在当事人生前没有发生质疑和澄清，那就又成了一件“千古疑案”。
在完成了《 三国演义 》的“恢复”题咏诗和校订工作之后，周汝昌接受了一项新任务，组成了一个新的课题小组，重新校订一部通行本的《 红楼梦 》出版。原来作家出版社于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初次排印的普及本，其底本采取的是上海亚东图书馆1927年的重排本。作家出版社的排印本由汪静之负责编辑整理，繁体字直排，分段标点。汪静之（ 1902—1996 ）是20世纪20年代的“湖畔诗人”之一，对《 红楼梦 》研究并不内行，这个本子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当时任俞平伯助手的王珮璋写了一篇《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的文章，对这个本子提出批评，如其中说：“‘新本’自称是根据‘程乙本’，但实际上却是1927年‘亚东图书馆’发行的‘亚东本’。‘亚东本’虽自称是翻印‘程乙本’，实则改动很多，与原来真正的‘程乙本’出入很大……至于标点，新本恐怕也大部分都是用亚东的……种种标点不妥的地方我看到有九十一处，其中由于亚东本连累的有七十九处……”
王珮璋把这篇文章寄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编辑组谨慎处理，给作家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去。作家出版社采取了大方态度，给《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写了一封信，表示承认错误并将改正错误，同时将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寄回，要求《 文学遗产 》“把此信和王珮璋同志的文章同时发表”。1954年3月15日《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就把《 作家出版社的信 》和王珮璋的文章一起发表了。而在3月1日《 文学遗产 》创刊第1期，则发表的是俞平伯写的《 曹雪芹的卒年 》，批评“作家出版社最近出版的《 红楼梦 》上册”中介绍曹雪芹的卒年取癸未说而不取壬午说，“他们大概根据了近人周汝昌君之说，但这说本是错误的”。后来又刊出署名“粟丰”的文章也批评周汝昌。
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幕”则更加复杂。中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负责人之一胡乔木和俞平伯有所交往，胡乔木根据俞平伯提出的意见，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 ——当时作家出版社其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副招牌，1958年以后才有独立的作家出版社，1961年夏又合并回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感到了压力，据说还在内部的会上做了检讨，之所以急迫地要调周汝昌来，就是要赶快出版一个重新校订的《 红楼梦 》通行本。
虽然有一些改动，亚东本毕竟是以胡适所藏的程乙本作底本的。程乙本是高鹗和程伟元于1792年第二次修订的本子，也就是对曹雪芹原著改动最多、离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最远的一个本子。周汝昌从一开始研究《 红楼梦 》，就对程高本歪曲曹雪芹原著真实面貌痛心疾首，现在让他主持重新校订一个《 红楼梦 》的流通本，他当然是要以戚蓼生序本等脂批本系统的本子作底本的。可以说，这是他最愿意从事的一项工作。他兴致勃勃地订出计划，交给了聂绀弩，得到认可并开始工作。
但事情的发展远没有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正在周汝昌干劲十足地投入工作之际，一天，舒芜忽然从二楼聂绀弩的办公室下来，回到自己和周汝昌工作的办公室，对周汝昌说，领导有话，新版《 红楼梦 》仍然要用程乙本，一个字也不许改动。实在是原有的明显错字，也要有校勘记，交代清楚。舒芜说的话十分简洁明确，面无表情，没有其他任何多余的话，就好像发布命令一样。
人缘履痕雪泥鸿爪福兮祸兮返神京（4）
周汝昌刚来出版社不久，也不敢去向聂绀弩问个明白。但他十分不快和纳闷，聂绀弩看了周汝昌对《 三国演义 》的校订报告后就曾激动地说：“这个亚东本真是害死人！”亚东本对几部古典小说的底本选择都很不严肃，不仅没有鉴别版本好坏的眼光，还对古人的版本随意乱改字句。聂绀弩怎么忽然在《 红楼梦 》版本问题上又出尔反尔了？到了晚年写回忆录时，周汝昌还这样说：“此事于我，至今还是一个大谜。我只好服从命令，做我最不愿意做的‘校程乙’工作。”
随着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决策的当事人绝大多数已经作古，这个“大谜”的谜底恐怕永远也难以揭开了。不过考察一下当时的某些背景，似乎也有蛛丝马迹耐人寻味。孙玉明① 《 红学：1954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 ）“王珮璋的人生悲歌”一章中，有这样几段话：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及文艺界有关领导人写了《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便开会作了传达。在10月2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继俞平伯之后发言的就是王珮璋。在发言中，她没有上纲上线地批评俞平伯，只是实事求是地说明自己到底“代俞先生写了哪些文章”。毕竟是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在这样的场合，她居然连胡乔木也牵扯了进去：“《 人民中国 》要俞先生写一篇关于《 红楼梦 》的文章，俞先生很久才写成《 红楼梦简论 》……寄给胡乔木同志看了，提了许多意见，把文章退还给俞先生，要他重写。俞先生就叫我代作一篇。”
连学究味甚浓的俞平伯尚且知道保守秘密，只说：“因对外发表，请朋友看，承他提出新的观点嘱我改写。”而王珮璋却实话实说，将老底和盘托了出来。
……
是什么原因导致王珮璋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指王珮璋批判俞平伯——引者）？有一条资料似乎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北京日报 》办公室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五日编印的《 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 》中，有这样一段话：“俞平伯教授……说，王珮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
周汝昌接受任务重选版本校订《 红楼梦 》，也正在这一段时间前后。胡乔木根据俞平伯的意见批评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原定不再选用程乙本作底本，为什么会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仍然坚持用程乙本，恐怕和胡乔木本人的态度改变有关。
周汝昌违心地承担了校订程乙本的工作，参加校点的还有周绍良和李易，启功承担了作注释的工作。笔者于2005年2月13日电话采访周汝昌，周先生说他对于校订程乙本十分不满，情绪沮丧，后来实际上参加的工作并不太多，出版说明中列上他的名字属于“挂名”性质。这个本子于1957年10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第1版，从此成为直到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的新校本出现以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通行本《 红楼梦 》。这个本子在二十五年中不断再版重印，几乎每一次再版时都会有某些局部变化，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同时发生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
1957年10月首版的《 红楼梦 》，简体字横排，共三册，分精装本与平装本两种。其“出版说明”中交代，本书以程乙本为底本，参校其他7种本子。封面由沈尹默题字，卷首刊有清代王南石绘的曹雪芹小像，又选印了清代改琦画的《 红楼梦 》绣像四十幅。
1959年10月出第二版，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前面增加了何其芳写的《 论〈 红楼梦 〉》一文节要作为代序。
1964年2月出第三版，简体字直排，平装四册，精装三册，将卷首的曹雪芹小像和改琦的绣像都删去，改刊程十发新绘的彩色插图12幅。
第三版至1973年8月为第十次印刷。1972年第九次印刷本将何其芳的代序和程十发的插图删去，卷首添加编辑部简短的《 再版说明 》。第十次印刷本又将《 再版说明 》换成李希凡写的《 曹雪芹和〈 红楼梦 〉》作为“前言”。
1974年10月改出第三版横排第一次印刷。1979年6月又出横排第二次印刷，这一次又把李希凡的“前言”删去，卷首仅存编辑部的《 再版说明 》和《 关于本书整理情况 》。
《〈 红楼梦 〉新证 》的出版给周汝昌带来的好运和光荣，很快就过去了，而逐渐变成了一个包袱，给他生出各种麻烦。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答应的重新出版此书并付高稿酬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再不见提起。一些对《〈 红楼梦 〉新证 》中学术观点持批评意见的文章也见诸报刊。周汝昌后来在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中说：“本书出版时（ 指1953年版——引者 ），适逢作家出版社重订《 红楼梦 》，卷端介绍作者时，在生卒年上采用了拙说。俞先生对此似乎很不满，就在文学研究所主编的《 文学遗产 》（ 此指《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引者 ）创刊号上（ 一九五四年三月一日《 光明日报 》）发难，登出《 曹雪芹的卒年 》一文，批评‘周君标新立异’。又隔半月，和俞先生紧密合作的王珮璋先生又在同刊第三期上发表《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在对作家出版社新版严厉批评时，再进一步，指责出版社采用拙说‘发生了不良影响’（ 并无具体论证理由 ）。于是该社公开检讨版本时，连拙说也成为‘错误’而被检讨在内。我在此情况下，曾分头致函于《 文学遗产 》与作家出版社，对这种做法表示意见，并要求声辩，寄上了答文。都不获申理。文稿由《 文学遗产 》退回来。但是，在我无法答辩的同时，文学研究所方面却对此问题不断寄予关注。”
1954年10月突然发生的批判俞平伯《〈 红楼梦 〉研究 》事件及其后续发展，更使周汝昌卷入了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之中而经历命运的又一次浮沉动荡。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1）
胡平、晓山主编的《 名人与冤案 ——中国文坛档案实录 》（ 群众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和孙玉明《 红学：1954 》等著作，都对1954年发生的以《 红楼梦 》研究为发端的政治运动作了初步的考察，勾勒出了事情发展演变的大体轮廓。当然，有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有些看法也可以继续讨论。
俞平伯在1923年旧著《〈 红楼梦 〉辨 》的基础上，增删改写，变成《〈 红楼梦 〉研究 》，1952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责任编辑也是化名王耳的文怀沙，到1953年11月，已经印至六版，总印数达25000册。这本著作之所以如此畅销，正如我们前面分析《〈 红楼梦 〉新证 》受欢迎的原因一样，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即1949年以后社会变得政治化太强，读者可读的书籍太少，以及红学实际上已停滞多年，因而造成强烈的阅读期待，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