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3
如前所述，当时的大气候是全国的知识分子都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思想，除旧向新。这些知识分子有的是被时势所迫，不得不勉强地“跟形势”，有的则是自觉自愿地紧跟党中央。一般来说，年纪较大的，1949年以前已经成名的，属于前者；年轻人，出身比较贫苦的，属于后者。俞平伯属于前一种人，李希凡、蓝翎则属于后一种人。
1954年3月，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不久的李希凡和蓝翎，看了3月15日《 光明日报 》《 文学遗产 》专栏发表的两篇文章，即前述王珮璋批评作家出版社新出《 红楼梦 》的《 新版〈 红楼梦 〉校评 》和作家出版社承认错误的《 作家出版社来信 》，又联想起在《 新建设 》1954年3月号上发表的俞平伯的另一篇文章《〈 红楼梦 〉简论 》，在响应党中央学习马列主义的号召和追求个人出路双重动机的驱使下，两个年轻人合写了批评俞平伯红学观点的文章《 关于〈 红楼梦简论 〉及其他 》。由于李希凡是《 文艺报 》的通讯员，所以首先联系《 文艺报 》，但未获回音。转而联系母校，在山东大学学报《 文史哲 》上刊出，出版日期是1954年9月1日。李希凡1927年生，蓝翎1931年生，当年一个二十七岁，一个二十三岁。他们的批评对象俞平伯1900年生，五十四岁。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同志和宣传及文艺部门的负责人写了《 关于〈 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 》：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 红楼梦 》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 文艺报 》，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 文史哲 》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 红楼梦 〉简论 》。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 人民日报 》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 ）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 文艺报 》转载此文。嗣后，《 光明日报 》的《 文学遗产 》专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 红楼梦 〉研究 》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 清宫秘史 》和《 武训传 》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 清宫秘史 》，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 武训传 》虽然批判了，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人民出版社1967年出版《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五个文件 》）
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很快运作起来。它的复杂的背景和演变过程，《 红学：1954 》作了较为详实的考证，读者可以参看，这里只将必须了解的某些情况作简单交代。
1954年10月23日《 人民日报 》刊出锺洛① 《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10月24日又刊出李希凡和蓝翎的《 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 红楼梦 〉研究的错误 》，这两篇文章配合了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在作协会议室召开的“《 红楼梦 》研究问题座谈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茅盾、周扬、郑振铎、冯雪峰（ 1903—1976 ）、刘白羽、林默涵、何其芳、林淡秋、袁水拍②、田锺洛、王昆仑、老舍、冯至、吴组缃、启功等文化界领导和知名人士，还有俞平伯、王珮璋、李希凡、蓝翎等，一共四十九人。另有各报刊杂志的编辑记者等二十人旁听。
其实还有更内部的会议召开。康濯在《〈 文艺报 〉与胡风冤案 》（ 网上亦凡公益图书馆 ）中回忆说，除作协主席团的会议外，另一个是中宣部召集的部务会扩大会议，文联、作协、文化部的许多党员负责干部都参加，陆定一主持会议，开了多次，批判了冯雪峰、陈企霞和丁玲，周扬也受了批评，他们都做了检讨。还有一个会议是作协机关党支部会议，支部书记康濯主持，批判陈企霞，也涉及冯雪峰、丁玲，他们也都做了检查，也是连续开了几次。
10月28日《 人民日报 》又刊出袁水拍《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批判锋芒指向了《 文艺报 》，也就是指向了冯雪峰，并捎带着周扬（ 1908—1989 ）。对这几篇文章的问世，《 红学：1954 》考证说：“《 应该重视对〈 红楼梦 〉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一文，是由当时担任《 人民日报 》文艺组副组长的田锺洛起草的。据他后来回忆说，‘毛主席的明确指示下来’，邓拓‘就马上组织稿件参加批判，写文章’，并‘亲自指派’袁鹰‘赶紧重读《 红楼梦 》和有关评论，赶紧写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且，田锺洛写这篇文章是‘秘密’进行的，包括后来袁水拍撰写《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一文，也是‘在秘密状态下写的’。马上就要公开发表的文章，为什么还秘密进行呢？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瞒着周扬。田锺洛写完草稿后，《 人民日报 》分管文艺组工作的副总编辑林淡秋与文艺组组长袁水拍又作了修改。”“《 人民日报 》于23、24日发表的两篇文章和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的这次会议，以及京、沪三大报纸对这次会议的报道，正式拉开了公开批判俞平伯及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序幕。”
而据李辉《 往事苍老 》（ 花城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 ）中田锺洛（ 袁鹰 ）的回忆，袁水拍的文章，是毛泽东亲自作了重大修改后，并在文章的标题下面署上了袁水拍的名字，然后批示：“即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照此发表。”袁水拍在发表前一天晚上，还对邓拓说最好不要用个人名义发表，是否可以改成社论或短评名义。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2）
10月30日，周汝昌写的《 我对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的错误观点的看法 》一文在《 人民日报 》发表。《 红学：1954 》说：“建国后，一直断断续续地开展着对胡适的批判。1954年秋，大批判的熊熊烈焰却又烧到了俞平伯身上。若按这个顺序烧下去，下一把火可能就会烧到周汝昌头上。当时，年仅34岁（ 应为35岁——引者 ）的周汝昌刚从外地调到北京，办公室的位子还没坐热，遇到这样的情况，自然感到了莫大的恐慌。也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他采取了以攻为守的措施，撰写了批判胡适、俞平伯的文章。”后面的话多少带些揶揄意味：“反应是非常神速的。……如果抛开有关各种会议的报道不算，就正式文章而言，该文应是大批判运动开始后公开发表的第四篇批判文章。”
周汝昌为什么如此反应“神速”？在《 邓拓论我的红学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如是说：
《文艺报》挨批之后，运动迅速深入发展。《 人民日报 》的锺洛（笔名），数次莅临见访。
我那时住在东四牌楼十二条以北的门楼胡同东头一所小四合院，乃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的寓所。
这一天，锺洛特来通知，邓拓要在报社接见我，时间是晚晌。记得好像是下班回寓，家人告知此讯。草草晚饭之后，我便自往人民日报社——到了报社，锺洛方从敝寓回来，方知是派专车去接我的，却扑了一个“空”。
要知道那时北京城（“城”仍“健在”，未遭拆毁）里根本没有几辆汽车，黑轿车都是要人乘坐的，神气无比。像我，是绝无乘此专车之荣的。再说那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大街，从敝寓前往，殊非易事。
……
邓拓见了我，可说是十二分热情接待，极尽宾主之礼，而且满面春风，颇有一见如故之意致。从离坐得很远的秘书王同志和陪坐的锺洛的神情举措而观，我体会到我是在和一位地位很尊的大人物对话，非同小可。
两座沙发，当中一个茶几式小桌，桌上一个大碟子，碟内堆着很高的散装的“中华”香烟，这是彼时最高级的烟了。他让我一支烟在手，并且亲手为我用打火机点着了烟。
我深知这实在是特殊的礼遇。
他请我来见他，目的是要我写批俞批胡的“文章”，这不必多说自明。话题当然就是从《 红楼梦 》开始。
对俞、胡二位，他说了些什么，我已全记不得了。话题转到我身上来。很易料想的，他先夸奖了我的“红学成就”，也提到了毛主席。
往下，就客客气气地指出我的“美中不足”，最重要的几句话，大意如下：
“……您考明了曹雪芹的家世所遭的变故是由于雍正的迫害，是政治斗争的结果，证明了胡适的‘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大功劳。但您的主张‘自传说’，却又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那就错了。因此，您是犯了‘二元论’的错误。……”
他委婉而清楚地表示：希望我写一写，批判俞、胡，也做自我批评。这样，文章会更有力量……
这番意思不难懂。正像锺洛向我强调表示的一点，就是：“您做出自我批评，方可立于不败之地。”这句话记忆最为清楚难忘。
一切都表明：这是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不把我当俞、胡一律看待，让我解除顾虑，安心参加运动。
这好意深情，我至今感念，不会忘怀。
可是我当时十分糊涂，执迷不悟：“主张‘自传说’怎么就是犯了错误？这是曹雪芹自己在书里一开头就表明了的——全部的表现也完全与表明符合。鲁迅就如此认为，说胡适之考，可以论定。鲁迅也犯了‘二元论’吗？……”
我在那时，思想斗争极为剧烈，可怎么也想不通我错在何处。
有一位同事向聂绀弩等领导叙说我是“每日彷徨斗室，其情甚苦……”云云，倒很真实不虚。
感谢锺洛，他继续向我做思想工作，表示“有人把您与胡适同等看待是胡说……”我终于在众多同志的关切与鼓励之下，写出了一篇文章。
不待说，那是水平不够的，尤其是自我批评的部分，更显薄弱。
这大约让邓拓非常失望。我成了一个“不可教也”的“孺子”。文章登出后，有人称奖，有人不满——尽管拙文已由好意之人略为加工润色了，还是无从根本改变，所以到后来运动深入时，就有高水平的人发文批我，说我“比胡适还反动”。我不怪人，咎由自取，于人何尤哉。
在这场大批判运动中，周汝昌受到了“从上面而来的极大的关注和维护”，从一开始，就把他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1998年11月19日在北京北普陀召开的周汝昌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的纪念研讨会上，李希凡在大会发言时说，他在1954年只“奉命”写了两篇文章，第二篇就是《 评〈 红楼梦新证 〉》，而主要目的就是把周汝昌和俞平伯、胡适区别开来，予以保护。这是笔者当场亲耳听到的。
蓝翎在《 四十年间半部书 》（ 1994年第5期《 黄河 》，收入蓝翎《 龙卷风 》）中这样说：“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在运动初期，成了重点冲击对象，似乎排了座次，胡适——俞平伯——周汝昌。周汝昌因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日子不怎么好过。邓拓找我们说，要写一篇文章，既严肃批评他的错误观点，也体现出热情帮助和保护的态度，指出他与胡适不同，是受了胡适的影响。这是上边的意思。我们按照这个精神，写了《 评〈 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看到后，大出意料之外，来信表示感激得流泪云云。李希凡还奉命去医院看望他。应该说，这篇文章对周汝昌是起到了保护作用的，此后一些批评他的文章，也是只对研究观点立论，而不往政治立场上拉。如何保护，是由最权威的人说了才能产生积极效果的。如果地位稍逊，说了不但不会生效，弄不好连自己也会牵进去，这是由无数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的。”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3）
李希凡和蓝翎合写的《 评〈 红楼梦新证 〉》于1955年1月20日《 人民日报 》发表，一开头就说：“从《 红楼梦 》研究工作的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最近和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相并行的一部书。然而有些人在批评《 新证 》时，却往往把它和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同等对待，因而以过于偏激的态度，草率地将《 新证 》一笔抹煞。我们认为，《 新证 》是不同于后二者的。在三十九万字的《 新证 》里，作者在考证工作上确实付出了相当大的劳力，也作出了一些可贵的成绩；不过在观点和方法上，仍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错误，甚至发展了某些传统的错误。”后面又说：“否定胡适的‘实验主义’考证方法，绝不等于否定考证工作的必要性。而《 新证 》的确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较好的成绩。因此，对它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是不公正的，也是不正确的。”
再往后展开，则论述了“三个方面”的成绩。第一方面是：“《 新证 》对《 红楼梦 》产生前后的一些具体的政治背景，较之过去的‘红学家’，提出了很多可珍贵的资料。”第二方面是：“《 新证 》对曹雪芹的家世事迹的考证，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我们否认胡适、俞平伯以至于周汝昌先生对《 红楼梦 》的‘写实’、‘自传’说的观点，并不等于否认自传性的小说，也不等于否认曹雪芹在《 红楼梦 》中概括着自己的生活经历。”第三方面是：“从上面的一个问题必然引到这样一个结论：正因为《 红楼梦 》作者有过这样的生活经历，有过书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和同样的遭遇感受，他才能创造出像贾宝玉、林黛玉以及青年一代的悲剧性格，描绘出封建统治者黑暗、虚伪、腐烂的生活真相，和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完整的画幅。”
当然，在肯定了成绩之后，也批评了其“错误”：“《 新证 》的观点和方法上的错误，不仅妨碍了作者正确评价《 红楼梦 》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成就，也大大妨碍了作者应该作出更多的成绩。其原因不单是‘由于对现实主义的认识有错误’，而是根本不了解现实主义的真实内容。”
对《 新证 》的“错误”，后面也展开了全面的论述。如“对于作家和作品所谓‘社会政治背景’的理解是不正确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片面的”，“通病是烦琐无关的考证”，“对续作者深恶痛绝的态度，严重地影响了他的考证工作”，“他宁肯东拉西扯地对一些根本不重要的细节考出一个可能性的悬案来，也不愿稍微用一点点实际的考证工夫，考证对《 红楼梦 》有不少功绩的并为人民所承认的作家高鹗”，等等。
不过，在最后的结论里，还是“保护”性的：“尽管《 新证 》在观点和方法上存在着严重错误，但是，作为一部《 红楼梦 》作者考证的书，还是有着不少可取的东西。同时，对作为一个年青的学术研究工作者的周汝昌先生，也绝不能把他和胡适、俞平伯同等看待。作者是以艰苦的劳动，在探索着新的道路。……”
周汝昌于2004年12月12日给笔者来信说：“若叙至挨‘批’，有人在其著作中说我‘吓病’了，其实是阑尾炎与内痔两次手术住院，如此而已，并不是‘吓’。因邓拓已向我表明，不将我与胡适放在一起。……我只是想不通‘自传说’错在何处？与‘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有何关系？”这是指《 红学：1954 》中的说法。孙玉明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写作此书时没有采访周汝昌本人，对周汝昌已出版的书也寓目不够，有些说法就有点“想当然”了。
那么，这“上边”的保护者是谁？他又出于何种动机和原因要保护周汝昌呢？
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是毛泽东，所以也只有毛泽东才能够决定保护谁和批倒谁。周汝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就听到过传言，说毛泽东读了《〈 红楼梦 〉新证 》并表示欣赏。当然对这种传闻，周汝昌不能也不敢进一步去核实、追问。
龚育之写的《 几番风雨忆周扬 》（ 1997年第3期《 百年潮 》）中有这样的“亲见亲闻”：“听到周扬和胡绳讲，对周汝昌不要批评，要把他放在这场思想斗争的‘友’的位置上，要让他一起来参加对胡适的批判。……从他们那里知道，这也是毛泽东主席的意见。”
这就很清楚了，邓拓① 是知道毛泽东的态度的，他是奉了毛泽东的旨意布置李希凡和蓝翎写文章保护周汝昌，所谓“上边的意思”其实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他与周汝昌谈话时那么客气，“也提到了毛主席”——当然是说毛主席比较欣赏《〈 红楼梦 〉新证 》。毛泽东喜欢读《 红楼梦 》，《〈 红楼梦 〉新证 》也仔细阅读过并很欣赏，这在徐中远写的《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 华文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 ）一书中得到了实证。
这部书以信实的史料证明，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也就是1928年之前，就已经读过《 红楼梦 》并对其中情节十分熟悉，而在进城之后的50年代到70年代，更是搜集了各种不同的《 红楼梦 》版本，不知道阅读过多少次。
给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达十七年之久的逄先知，以及为晚年毛泽东管理图书报刊的徐中远，记录了毛泽东藏书中从《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到各种“增评补图”本、“绘图评注”本，乃至“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内有关出版社出版的各种平装本《 红楼梦 》”，应有尽有。“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说：‘《 红楼梦 》我至少读了五遍。’在这之后，又至少10次向我们要过不同版本的《 红楼梦 》，他晚年的书库里、会客厅里、卧室里一直放有20多种不同版本的线装大字本的《 红楼梦 》，书就放在他身边，随时都可以翻阅。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毛泽东读的遍数最多的就要算是《 红楼梦 》了。如果要问，毛泽东生前读《 红楼梦 》究竟读了多少遍，这是他本人也很难说清楚的。”“这些不同线装版本的《 红楼梦 》，差不多都摆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游泳池住地卧室里还摆放两种：一种是《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 1—8册 ）本，一种是《 增评补图石头记 》（ 1—32册 ）本。这两种，他都有圈划。我看到，放在游泳池住地会客厅里和卧室里的多种不同版本的《 红楼梦 》，有的用黑铅笔作了密密麻麻的圈划，有的还打开放着，有的折叠起一个角，有的还夹有纸条。这些都可以说明，晚年的毛泽东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阅读《 红楼梦 》。”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4）
关于《〈 红楼梦 〉新证 》，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说到毛泽东从经济这个视角来读《 红楼梦 》，笔者再介绍一点至今还鲜为人知的情况。我们管理的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中，有一本《〈 红楼梦 〉新证 》（ 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作者在本书卷首语中说：‘这是一本关于小说《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本书第七章新索隐（ 三十三 ）对《 红楼梦 》第五十三回，‘乌进孝红帖上贡物曰玉田胭脂米二石。’第七十五回，‘贾母问有稀饭吃些罢，尤氏早捧过一碗来，说是红稻米粥；贾母接来吃了半碗，便吩咐将这粥送给凤姐儿吃去。’作者对其中的‘胭脂米’作了考证。……对‘胭脂米’这一段考证文字，虽然都是6号宋体字印的，字都很小，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划。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了，对《 红楼梦 》有关‘胭脂米’这样的考证文字，看得这样仔细，看得这样认真，可见他对《 红楼梦 》中有关经济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毛泽东爱读这一段考证文字及其所作的种种圈划符号，这是毛泽东从经济视角读《 红楼梦 》的一个佐证。”
毛泽东不仅读《〈 红楼梦 〉新证 》，也读其他红学研究著作，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也仔细阅读过。《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中还有这样的记载：“五十年代，或者说在这之前，毛泽东对《 红楼梦 》学术研究的关心，对俞平伯‘红学’观点的关注，并非只是读了《 文艺报 》和《 光明日报 》的编者按与两报转载的李、蓝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笔者知道在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图书中，至少还有三种研究《 红楼梦 》的著作。这三种著作是：《〈 红楼梦 〉辨 》（ 俞平伯著，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年版 ）、《〈 红楼梦 〉新证 》（ 周汝昌著，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 论〈 红楼梦 〉》（ 何其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这三种研究《 红楼梦 》的著作，毛泽东圈划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划，不少地方，除批注、划道道外，还划上了问号。后来，笔者在整理图书工作中，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划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这部书原是平装本，比较厚，他看起来很不方便。身边的同志根据他的要求和以往的做法，就将这部原一大厚本重新改装成四小本，封面都用牛皮纸包起来。”书中还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在哪些章节、文句旁边划了问号或划了线，表示疑问和不同意。如“毛泽东读得最多、批划最多的是重新改装本第二册。……这一册的封面上，毛泽东的批注文字是：‘错误思想集中在本册第六、第七两节。’”
十分明显，毛泽东读俞平伯的书，对其观点、内容不认同是主要的；而读周汝昌的书，则欣赏是主要的，最低限度说，也是没有表达疑问和反感。当然，让毛泽东对一个当代人的著作写下多少明确赞美的话，那也不合毛泽东的性格和身份。毛泽东有时也正面肯定某些当代人的文章著作，但那往往有现实的政治目的，如他对“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后来对戚本禹批评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文章，那只是借钟馗打鬼，不一定是真的从内心“由衷”佩服这些作品。
但毛泽东对俞平伯的著作是从内心不能认同的，这样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毛泽东对《 文艺报 》和《 光明日报 》发表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时加的编者按会那么反感。他对这两篇编者按中某些字句加了严厉的批语，如：“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针对李希凡、蓝翎文章中的一段话批道：“这里写得有缺点，不应该替俞平伯开脱。”（ 参看《 红学：1954 》）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对红学家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红楼梦 》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 红楼梦 》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逄先知和石仲泉编著《 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9月出版 ）
1964年，距离1954年的批俞批胡已经过去了十年，又是一种没有特别政治用心的即兴谈话，毛泽东自然说得更加自在潇洒。不过首先就说“《 红楼梦 》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其实是把后面标榜的所谓“红学家”基本上都否定了。在这个否定的大前提下，才肯定一点他们“都是专家”、“比较对一点”。有趣的是，这里提到的几个红学家，几乎囊括了索隐派、考证派和文学批评派三大流派中最杰出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却偏偏遗漏了曾特意予以保护的周汝昌。
奥妙就在于遗漏。
遗漏，其实是把周汝昌排除在被否定的行列之外，是一种无言的赞赏和肯定。这是毛泽东对周汝昌又一次无声的“保护”。也就是说，在所有的红学家中，毛泽东其实只肯定周汝昌一个人。
毛泽东为什么赞赏周汝昌？他并没有见过周汝昌其人，他其实是赞赏《〈 红楼梦 〉新证 》。毛泽东其实是认为，《〈 红楼梦 〉新证 》比所有那些红学家的著作都更有分量，更有价值。这种分量和价值一是在其资料的厚重实在，这从毛泽东对其中“胭脂米”考证的深细阅读可以推知。二是毛泽东感到周汝昌的这本书其思想内涵与自己的趣味比较接近。而他读其他那些红学家的著作时，却没有这种感受。特别是毛泽东读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更感到那气息格格不入，因为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士大夫有闲的玩赏心态，即俞平伯研究《 红楼梦 》最显著的特点——他的落足点是所谓“趣味”。甚至何其芳的《 论〈 红楼梦 〉》，把阐释重点放在对宝玉和黛玉“叛逆爱情”等的赞美上，也和毛泽东的阅读趣味不十分投机。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5）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比起《〈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来，《〈 红楼梦 〉新证 》到底有哪些本质性的进步和区别？
前面已经引述过李希凡和蓝翎在《 评〈 红楼梦新证 〉》中肯定《〈 红楼梦 〉新证 》的三点成绩。我们看，无论是“具体的政治背景”，还是“曹雪芹的家世事迹”，还是“封建统治者的黑暗、虚伪、腐烂的生活真相，以及封建社会崩溃前夕的完整的画幅”，都具有实在的社会历史内容，这显然更容易和毛泽东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革命反抗等等接近亲和。拂去历史的尘埃烟云，李希凡和蓝翎所说《〈 红楼梦 〉新证 》的考证“必然引到这样一个结论”的话是最有意味的。这实际上接触到《〈 红楼梦 〉新证 》的一个主要特点，即这部书的“考证”指向与对《 红楼梦 》的“思想性”的关注紧密联系。
应该说，这就是《〈 红楼梦 〉新证 》比起《〈 红楼梦 〉考证 》与《〈 红楼梦 〉辨 》来，一个最根本的区别。《 评〈 红楼梦新证 〉》是“奉命”写的，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图，把《 新证 》与《 考证 》和《 辨 》区别开来，把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区别开来。毛泽东尽管有比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但他不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专家，他指示作这种区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感受到《〈 红楼梦 〉新证 》对《 红楼梦 》的思想评判与自己的革命价值观有相通之处，因为《〈 红楼梦 〉新证 》特别强调“社会背景”，又认为《 红楼梦 》有政治的动因和“叛逆”的思想因子，而这种认知在《〈 红楼梦 〉考证 》和《〈 红楼梦 〉辨 》中却不存在或至少非常淡薄。同时《〈 红楼梦 〉新证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无限崇拜的态度，也和毛泽东本人对《 红楼梦 》的推崇十分契合。
而且，《〈 红楼梦 〉新证 》对《 红楼梦 》“思想性”的重视，又不是贴标签式的，不是空喊一些“斗争”和“革命”的字眼术语，而是通过史料的考证实实在在发掘和阐扬其“反叛”、“超前”的实质。周汝昌虽然写的是考证性著作，笔触却又带着强烈的感情，如对高鹗后四十回续书的那种深恶痛绝的表述，即使毛泽东一时还没有领会其实在内涵，以毛泽东的个性而言，读这样一种风格的著作，是会感到有些过瘾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周汝昌和胡适、俞平伯的全部红学研究，这一点就看得更加明显。
人们往往只看到《〈 红楼梦 〉新证 》与胡适“自传说”的联系，却不能认识周汝昌与胡适、俞平伯的本质不同，轻轻放过了最关键的东西。周汝昌与胡适的“自传说”及俞平伯的研究存在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导向对《 红楼梦 》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及曹雪芹其人绝然不同的认知和评判。
胡适的认知和评判是：“我常说，《 红楼梦 》在思想见解上比不上《 儒林外史 》。……《 红楼梦 》……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 海上花 》（ 韩子云 ），也比不上《 儒林外史 》——也可以说，还比不上《 老残游记 》。”“我平心静气的看法是：在那些满洲新旧王孙与汉军纨袴子弟的文人之中，曹雪芹要算是天才最高的了，可惜他虽有天才，而他的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以及当时整个的中国文学背景，都没有可以让他发展思想与修养文学的机会。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 红楼梦 》的见解和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胡适1960年11月19日到1961年1月17日给苏雪林和高阳的四封信 ）
周汝昌对《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认知和评判则是：“《 石头记 》是一部空前奇丽、石破天惊的伟著绝构。……曹雪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家门显赫，不是纨袴膏粱；文采风流，不是江南才子（ ‘唐伯虎型’ ）。却召辞荣，不是山林高隐；诗朋酒侣，不是措大穷酸。他异乎所有一般儒士文人。不同于得志当时、弯弓耀马的满洲武勇。他思想叛逆，但不是‘造反者’；他生计穷愁，但不是叫化儿。其为‘类型’，颇称奇特；欲加理解，实费揣摩。”（《 献芹集 》之《 椽笔谁能写雪芹 》）
周汝昌后来一再表达过对胡适和俞平伯关于《 红楼梦 》思想和艺术见解的不能完全认同。如：“我的拙见与妄言，简而陈之，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对中华文化，尤其是语文的特点优点缺少高层的理解认识，硬拿西方语文的一切来死套我们自己的汉字语文。二是胡先生的审美目光与理想境界也都是以西方外国文化的标准为依归的，他的思想是竭力把中国文化引向西方模式，使之‘西化’。”（《 我与胡适先生 》）“同时就有的学者（ 他和胡适是好友，闻见亲切的 ）指出说：‘……有一点使我感到奇怪、不理解的，就是依胡先生在谈话中表示的，他并不认为《 红楼梦 》是头等的、十分伟大的作品。他的评价是不像我们今天这样高的。’……记得前些年往往看到有些同志在文章中提到俞平伯先生在他早先的红学著作中就曾表示，《 红楼梦 》够不上世界文学的第一流作品，意思是也不过二流之作罢了。……这真使我异常‘震动’。”（《 献芹集 》之《 伟大的不幸 》）表面上都是“考证派”，都由“考证”出发，胡适、俞平伯和周汝昌却导向了对《 红楼梦 》文本和作者之本质大相径庭的认知。
笔者在一些著作中曾经分析过，俞平伯把胡适的历史性眼光转换为文学性眼光，周汝昌进一步突出了思想性和文化性眼光。这是“新红学”的“三部曲”。胡适提供的是“科学方法”，俞平伯确立的是文学鉴赏范式，这都关乎他们的个性、趣味、家承、学养、经历等个人背景。同样，周汝昌更着重于思想性、文化性视角也和他个人的气质及背景有关。从个性上来说，俞平伯是“南士清通简要”，周汝昌是“北人气质坚刚”，南士与北士，是两种不同的风流。俞平伯出于周作人门下，虽然有个性倔强的一面，主调却是名士派的优雅和“趣味”；周汝昌却经常由衷地推崇鲁迅，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暗承了鲁迅的深刻、锐利和强韧——有时候甚至也有一点鲁迅式的过于较真（ 周汝昌在与笔者的通信中有一次曾反省自己的性格有时难免“量狭” ）。这种区别甚至在两个人的书法风格上也能看出来。这里面不存在褒贬倾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文化现象。
在俞平伯和周汝昌的著作中，毛泽东会本能地感到和谁的距离近，和谁的距离远。我们再看《 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 》中透露的情况。毛泽东对俞平伯的《〈 红楼梦 〉辨 》的拒斥感，主要是来自他对其中思想、感情、趣味的格格不入。俞平伯说“《 红楼梦 》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粗粗地划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划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俞平伯说“《 红楼梦 》是情场忏悔而作的”，毛泽东在“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划上了竖道，而且还划上了问号”；俞平伯说“雪芹是要为十二钗作传”，“‘为十二钗作传’这6个字旁边，毛泽东用铅笔先划了一竖道，后又划了一个问号”；俞平伯认为《 红楼梦 》的风格是“怨而不怒”，并引了江顺怡的《 读〈 红楼梦 〉杂记 》一书中的两句话：“《 红楼梦 》所记皆闺房儿女之语……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毛泽东在“怨而不怒”和“何所谓毁？何所谓谤？”文字旁都划了竖道和问号。如果我们想想《〈 红楼梦 〉新证 》中所论证的内容，强调的是曹雪芹家族被雍正帝抄家迫害，从而激发出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的愤慨反抗，毛泽东会有更多的认同感，难道还不是很容易理解吗？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在“大批判”风雨中（6）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价值的认识，毛泽东也是与周汝昌相近，与俞平伯相远。俞平伯说：“平心看来，《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底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底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底反映。”“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划了两条粗道，然后又划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 红楼梦 》的极高评价：我国‘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在文学上有部《 红楼梦 》’，‘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是《 红楼梦 》’，‘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等是相悖的。所以他在这7个字旁又划道，又划问号，表明他不赞成作者的评价的心理倾向。对这一小段的最后一句‘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的评价，与毛泽东的评价：‘《 红楼梦 》是一部顶好的社会政治小说’、‘《 红楼梦 》写的是很仔细的历史’；等也是相悖的。所以，毛泽东在这12个字旁除划了粗粗的道道外，还连续划了两个问号，表明他对作者的评价是极不赞成的。”
反观《〈 红楼梦 〉新证 》：“曹雪芹的镜子忠实而详细地反映了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本质改变前夕的封建社会”、“然而却从未受到过应得的重视，也少有人充分提出来作为专题讨论。那么，我们便不无理由说……一般人把这部小说的伟大都十分地缩小了——把它狭隘化了，片面化了，浅薄化了，甚至是，庸俗化了，恶劣化了！”“中国旧文化就建筑在封建社会家庭制度之上，《 红楼梦 》不啻为旧文化旧制度作了一篇最详尽最生动的总结账，象征着这巨大的崩溃，无可挽回的运数。”“曹雪芹的伟大，除上述者外，也在于他的超人的文学才能，万难比拟。”
对俞平伯说“《 红楼梦 》在世界文学中底位置是不很高的”，毛泽东划了粗道打了大问号，周汝昌则针对俞平伯的这个观点说“这真使我异常‘震动’”。毛泽东和周汝昌的见解不谋而合，与俞平伯则扞格难入。
毛泽东对周汝昌要予以保护，对俞平伯则要坚决批判，这不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不是洞若观火吗？
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在1954年那场风暴刚刚生起的漩涡中，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任何人都不会有如此清晰的认识。这就发生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现象。
袁水拍的《 质问〈 文艺报 〉编者 》在《 人民日报 》刊出后，从1952年2月开始兼任《 文艺报 》主编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就成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实际整肃对象。由于那一小篇其实有点是“例行公事”的编者按，他被莫名其妙地扣上了“资产阶级贵族大老爷”的大帽子，后来“接二连三，牵五挂四”（《 红楼梦 》第一回 ），又牵扯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案中，于1957年被定为右派，1958年被开除党籍，1976年含冤而死。
有了上面这些事实和论述作铺垫，我们对周汝昌在1954年及以后的某些遭遇就会有更生动的了解。在《 社长冯雪峰 》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周汝昌有这样的回忆：
（和冯雪峰）此为初见，以后不再见，大约他当社长也只是个挂名差事，并不真管工作。有一天，忽然接到他一封信。此件信札我保存多年，后经“文革”抄家，与许多珍贵书简，俱已不知存亡——样子还记得清楚：信笺是朱丝栏式，浓墨的毛笔字，竖写，只是词句早忘光了。
那信与出版社无关，而是为了《 文艺报 》，他是这份杂志的主编（此报当时是16开的多页期刊，非现时的单张4版的报纸）。说的大致是因《 红楼梦 》的讨论，要我撰文支持的意思。
以后，忽又由聂公（指聂绀弩——引者）通知我，冯雪峰要约我晤谈一下。当日晚上，我到社，聂与巴人（王任叔）已在一辆黑色车上，我上了车，聂公自己坐在司机旁，把我让到巴人的旁位。车在夜晚开动，我根本辨不出何方何向——至今不知冯公之原住处是什么地方（不是后来北新桥附近的那一处）。只记得门是日本式的木板旁推（入夹墙）的异样房门。三人进入落座，旁无他人，冯公亲自忙活倒茶。
他约我的意思仍然是为了《 文艺报 》需要讨论《 红楼梦 》的文章。他仍然和蔼客气，彬彬有礼；神情微微有点紧张。他并不是源源本本告知我事情的来龙去脉等等一切，看来他当时也不是怎么清楚——我是一贯书呆子，也莫名其妙，莫测高深。聂、巴二公在侧，不见多口插言。
后来方知，那是《 文艺报 》拒绝两个“小人物”的批俞文章而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而且事态似乎比预想的发展得快速，性质也严重。冯的紧张，有由来也。
如今想来，冯公那时找我来“救驾”，是把我估计得太高了，也看出他很“可怜”——竟无别人可求。这真令人喟然兴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