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5
几种古典文学作品的选编校注，使周汝昌对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古代诗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选、编、校、注这一套整理古籍的程序有了实际操作的经验。当然，过去他就自己搞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但毕竟没有在出版社这样正式。这几部选注本，最有代表性，也是后来受到学术界广泛推崇的，当属《 杨万里选集 》。
杨万里是南宋一个著名的诗人，与范成大、尤袤、陆游并称为四大家。周汝昌之所以为这位诗人编选集，除了当时国家出版古典文学读物的计划这一大前提外，也有个人的因缘。在《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这样夫子自道：“几年以前承中华书局来邀我选注黄山谷（ 北宋诗人黄庭坚——引者 ）的诗文，以当时的精力、条件来考虑，实在不敢答应，恐怕轻诺失信，于是商量，可否改作诚斋（ 杨万里号诚斋——引者 ），因为我早先应了一处出版社，要作诚斋的稿子，曾铺下一个荒草；后来出版社计划改变了，我的荒草就丢下来；现在拾起来还比较容易些。蒙中华书局不弃，就让我这样作了。”
《 杨万里选集 》不同于当时其他一些同类型的古代诗词选本，体现了思想的灵活和写法的灵动，与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说教和刻板的写作模式大不相同。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2）
唐翼明① 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说起来大概有二十多年了，我那时正是一个刚刚过了对演义小说着迷的少年时代而开始热衷唐诗宋词的青年。一天借得一本《 杨万里选集 》，咿咿唔唔地读下去，颇觉得他的诗活泼可喜，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注解也同样活泼可喜，我至今还记得注者前言当中对杨万里做诗的‘活法’有俏皮而透彻的介绍。老实说，在四九年以后出版的汗牛充栋的古典文学的注释本中，有特色、无八股气的并不多。我真正心悦诚服的只有一本，就是钱锺书先生的《 宋诗选注 》，那种博洽、精辟、幽默，实在无人比肩。接下来便是这本《 杨万里选集 》给我的印象最深了。而选注者就是周汝昌先生。”（ 唐翼明《 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1987年4月29日美国《 华侨日报 》）
当时一般注释古典诗词的选本，在引言、前言中往往是先介绍作者的时代背景和简单的“家庭出身”等情况，然后评价其作品的思想性，分成“进步性”、“人民性”和“落后性”、“局限性”两部分，最后再对作品的语言等“艺术性”作一些分析。各注本大同小异，往往千人一面，而且表述语言也是平铺直叙，单调乏味。这就是唐翼明所说的“八股调”。
《 杨万里选集 》却打破了这种套子、模式。我们摘录一下《 引言 》的开头：
亲爱的读者，我先介绍一首小诗给你：
小憩人家屋后池，绿杨风软一丝丝。舆丁出语太奇绝：
安得树阴随脚移？
诗里告诉我们：夏天行路在真州（今江苏仪徵）道上，行人都又热又累，就在路旁人家屋后水边绿柳阴中坐下来，歇歇腿，凉快凉快；可是不能总坐在这里，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块小小的清凉避暑之地，于是轿夫忽然说出一句痴语来：“要是这‘树阴凉儿’也跟着咱们一块儿走——那该多好啊！”
你看，这首小诗设想多么出人意表。
你一定猜想，“这就是你要介绍的杨万里的诗吧？”你猜错了。……
……
他的这种诗的“老师”就是杨万里。
不用说，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我们感到惬意。如果设身处地，想象一下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那种越来越“左”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我们就能体会到，为什么唐翼明读了《 杨万里选集 》，会有那样强烈的感受。
“引言”近三万字，共分九大部分。前几部分都是谈诗的“艺术性”，集中在杨万里写诗最有特色和个性的“活法”。
讨论诚斋诗的，大都先要谈到他的奇趣和活劲儿，有个名目，曰“活法”。他的这个特色并不待后世人出来表扬揭示，他的朋友在当时就能见到。
后面引录了不少当时和后来人对杨万里作诗“活法”的评价原文，既显得史料丰富，证据确凿，又给读者一种回到历史具体情境中去的真情实感。其中还引到了钱锺书《 谈艺录 》第138页的话：
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山林手也。诚斋、放翁，正当以此轩轾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踨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
钱锺书把陆游和杨万里作了比较，认为杨万里能在诗中写出“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的自然和生活之千变万化，如“摄影之快镜”，在艺术上有陆游所无法达到的独特造诣。周汝昌对钱锺书的看法极表赞同：“这段话把诚斋的‘活法’发明得真是曲尽其妙。”（ “发明”即阐述之意，与现在意义上的“发明”用法有区别——引者 ）他又进一步说：“诚斋诗的‘活法’，除了包括着新、奇、活、快、风趣、幽默几层意义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层次曲折、变化无穷。”
他引了一首五言古诗和一首七言古诗作例子，让读者对“活法”有一个直观感受。我们只看看那一首五古：
仰头月在天，照我影在地；我行影亦行，我止影亦止。不知我与影，为一定为二？月能写我影，自写却何似？偶然步溪旁，月却在溪里！上下两轮月，若个是真底？为复水是天？为复天是水？
诗写成这个样，的确是“活”的。周汝昌向读者评介说：“你看，这样的诗，是不是大艺术家的一种‘绝活’？评家说他‘笔端有口’。其实，‘口’又有几个是这般的妙口？看他横说竖说，反说正说，所向皆如人意，又无不出乎人意，一笔一转，一转一境，如重峦叠起，如纹浪环生。所以讲他的‘活法’，迅疾飞动是一面，层次曲折又是一面。”
不过，周汝昌看问题，也是多角度、多层次，既“迅疾飞动”又“层次曲折”，用他后来写文章好几次使用过的说法就是“综互合参”。在介绍了“活法”之后，他就笔锋一转：“假如读诚斋诗而只见‘活法’、不见其他，那就未免又‘死’于‘活法’之下。说诚斋不以‘活法’见长，固然不可；说诚斋只以‘活法’见长，恐怕同样地不可。看了大家都讲诚斋的‘活法’，于是读诚斋的诗，就一地里去寻找‘活法’，是会出毛病的。”同时以幽默的笔调预先告诫了对“活法”可能的误解和曲解：“真正的问题恐怕在于：要把‘活法’只看作是‘耍笔头’，‘掉枪花’，打一趟子‘花拳绣腿’，卖弄一路‘小聪明’，乃至打打诨、抓抓哏，使观者有点眼花缭乱、由不得眉开眼笑，觉得‘倒好耍子’——这样是不是正确？”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3）
那样理解当然是不正确的。周汝昌又引了一首收入《 千家诗 》中的杨万里的七言绝句。《 千家诗 》是宋朝以后成为儿童启蒙读物的“三百千千”（《 三字经 》、《 百家姓 》、《 千字文 》和《 千家诗 》）之一，过去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杨万里的这首诗是这样的：
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周汝昌说：“粗粗一看，很可能以为这是官僚、士大夫们吃饱了、无事作、闲得不耐烦的作品，根本要不得。我要提醒读者：不了解那个作者彼时彼地的具体处境、时代背景，又不了解他的独特的笔法和用意、思想和作风，这样去看时，有时候是很误事的。”然后就引出杨万里的朋友抗金名将张浚对这首诗的评点：“廷秀（ 杨万里的字 ）胸襟透脱矣！”
为什么这样一首“闲诗”居然被评价为“胸襟透脱”？周汝昌进一步解说“透脱”就是“‘执着’的反面”，就是“不执着的结果”，并引用禅宗参禅的公案，说明“透脱”就是“懂得了看事物不能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而要贯通各迹、各象、各点、各面，企图达到一种全部透彻精深的理解和体会；能够这样了，再去看事物，就和以前大大不同，心胸手眼，另是一番境界了”。
周汝昌这些层层剥茧的分析论说，在这里当然只是针对杨万里的诗，引导读者正确理解其“活法”的真谛，并不是“一种‘文字把戏’，是一种‘油腔滑调’……仅仅是一种‘聪明灵巧’类型的‘玩艺儿’”。如果我们联系到他对《 红楼梦 》等的研究，也就可以对他的思维方式、治学“理路”有了一种“打通”的理解。他的许多红学观点总是要遭受别人的不理解、曲解、误解……其实根儿上就是他治学的“活法”不能被那些囿于常规常理的人所理解。因为对《 红楼梦 》的观察研究，周汝昌也是从曹家家世、脂批、版本、思想、艺术等“各迹、各象、各点、各面”来“贯通”的，是“了解那个作者彼时彼地的具体处境、时代背景”，了解“他的独特的笔法和用意、思想和作风”，而其他一些研究者却往往“拘认一迹、一象、一点、一面”，或只知用“形式逻辑”作机械“考证”，或只会搬用现成的文学理论教条……
在《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后面又展开了对杨万里诗文的“思想性”和“时代背景”的论述，却是如水到渠成一般自然，没有一点机械刻板。他说：“讲诚斋的‘活法’，不止是为谈他作品的艺术性，更重要的目的是要通过他的活法来看他的思想。作品的思想内容之有无、深浅，固然先是取决于思想内容的本身的存在和情况，但是作者的表现方式、手法、作风，和我们读者对这一特定方式手法作风的理会的程度，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目力’和‘视界’，也就影响到我们的判断和衡量的问题。”通过曲折却又清楚的论证和举例，让读者明白杨万里其实对南宋偏安一隅的屈辱现实怀有“深刻沉痛的感慨羞愤”。
但是，周汝昌在后面又说：“诚斋作品有思想性时，我们不应视而不见，对其价值加以贬低、缩小……诚斋作品无思想性时，我们也不应代为‘制造’，对其价值加以增饰、夸扬。——诚斋的长处，已如上述，是在‘活法’。他的短处，说来好笑，也还是在‘活法’。——不是在于‘活法’本身，而是在于他对自己的‘活法’有点过于自喜、自负、自恃。——他的作品情况不平衡，有的极为沉婉深至，有的又很滑快浅率。”
周汝昌选编《 杨万里选集 》的时代，是很提倡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提倡是一回事，真正能否学得到用得好又是一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那总的时代情势是违悖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占了上风。但真是有点奇怪，可能并没有读过几本马列主义著作的周汝昌，在对待杨万里这位七八百年以前的文人和他的作品时，却是体现了实实在在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现了“一分为二”，讲究事物之间应该是彼此联系的、互不割裂的、发展变化的、动态而非静止的观点和立场。
《 杨万里选集 》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此后也一直在同类型的著作中享有盛誉，实在不是偶然的。在引言中，周汝昌也提到“先述堂师”（ 顾随 ）对自己的影响和讷兄（ 周祜昌 ）对自己的帮助——“但因健康关系，这工作始终进行不快。最后还是得到讷兄的大力帮忙，特别是他牺牲了两个暑期的休息，帮我收拾整理并补苴弥缝，才算勉强完成了”。而他的“三个孩子分担了抄录工作”——那是喜临、月苓和丽苓等三个年岁较大的儿女。
对燕京大学的同学兼好友许政扬① ，周汝昌更特别表示感谢：“在解决一些疑难问题上，政扬兄始终是我的热心的‘顾问’，在病中仍然替我解答查考；他卧病不能到图书馆，至恳其夫人代为借书；他的淹贯精通，有问必复，使我又感激又佩服。对政扬，我的谢意是难以一言半语来宣喻的。”周汝昌与许政扬是燕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同届研究生，而且那一届只招了他们两人，也就是说，周汝昌与许政扬彼此都是唯一的“难兄难弟”，自然交情深厚。周汝昌离开京城赴成都时，只有许政扬送行，帮助搬行李，还伤了手指头。二人后来曾合作撰写《 水浒传 》的繁简两种注解，共得118条，因开展思想改造运动而中止。周汝昌曾向华西大学推荐许政扬前往任教，已经说妥，但后来院校合并，华大取消，也就不了了之。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许政扬文存 》，因遗存文稿不多，周汝昌将自己校订《 水浒传 》的一些成果都算在许政扬名下收入《 文存 》。
周汝昌和许政扬有共同的治学思致和理路，下面是两段周汝昌的回忆：
我那时已经对红学做些工夫，偶然也向政扬提及。我告诉他，在南开中学时就“创造”了Redology这个英文新字；我说：“曹雪芹还懂法文呢！那‘温都里纳’就是佳例，你替我想想，法语原字是什么？”他只思索了一下，马上翻开了字典，指给我一个Vitrine，讲给我听，两人十分高兴。我并据以写入《〈 红楼梦 〉新证 》。虽然后来有法文专家为此撰写专文指出了‘温都里纳’应该是aventrine的译音，比我们的旧说更准确了，但是追本溯源，注意解决这种有趣味的问题的先驱者，还得算是政扬，他的贡献并不因为当时一下子说不准而减色。
这不过是个小例。我们二人相处的结果，是商定了一条共同治学的主题道路，即：文学既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的，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而现实当中的这种现象是相当严重的，其例举不胜举，我们决意从考订唐宋两代词语的确切意义下手——这必然也就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要将“三者”融为“一体”，冶于一炉，写出新型的学术论文著作来。
我们不是说说算了的，是实行者：政扬的论文以宋元话本剧曲为主，我以唐宋诗词为主，分头并进。我们都为“开端”做了一些工作——尽管那距自己的设想、理想还远得很，但我们已经安排要继续共同走这条路。（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 砚霓小集 》之《〈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4）
应该说这就是后来周汝昌从事各种研究工作的根本原则和方法，如他作《 红楼梦 》研究，也是首先从“根儿”和背景上开始，即先对作者和版本等基础荜路蓝缕，“涉及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一切事物的历史具体内容实际，由此进而了解作品的真正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作者心境，然后再进行内容和艺术的赏析品评”。他特别强调研究《 石头记 》版本，也正是“不先把其中的语言文字弄得十分之清楚，必然发生许多误解误说”的同一理路。
周汝昌选注宋诗，不仅是《 杨万里选集 》，《 范成大诗选 》也得到过许政扬的协助：
政扬的精勤与博洽，常常使我惊讶，他的细密和敏锐，更使我对之有愧。后来我作范石湖（ 范成大号石湖——引者 ）、杨诚斋两注，凡遇疑难，无法解决，去求助于他，真是“如响斯应”。他对宋代的一切是那样的“如数家珍”，令人心折。大的，不必举，最似细琐而难考的事，去问他，他也竟能对答如流。例如我注石湖诗，注到算命先生是否像小贩吆喝叫卖一样，也自家出声招徕顾主？难住了。而这是无人可以请教的。一问政扬，他竟能列出证据，证明石湖所写不虚，南宋江左卖卜之情况确实如此。我当时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许政扬文存 〉代序 》）
《 杨万里选集 》不仅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古代诗文选本，而且这本书典型地体现了周汝昌的治学特点和风格，如前所述，这对于我们理解他的全部学术活动特别是红学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可以说是开启周汝昌治学奥秘大门的一把钥匙。同时，由于选注了《 杨万里选集 》和《 范成大诗选 》，周汝昌此后对宋诗变得特别有感情，自己写诗也无形中渐趋于宋诗的格调。
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研究，并没有因《〈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就止步于此，而是在继续深造。《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和《 曹雪芹 》，是周汝昌这一时期红学研究的新成果。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在《 光明日报 》《 东风 》副刊上连载，与当时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有关。据说活动本来是国际规模的，因中苏关系已趋恶化，乃降格为国内的，但仍然十分隆重。曹雪芹的卒年有壬午、癸未两说，前者认为是1763年阴历除夕，后者认为是1764年阴历除夕，相差不过一年，所以从1962年起，由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和故宫博物院等国家级机构主持和牵头，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是从追溯介绍曹雪芹的家世情况开始，原计划从“家世”写到“生平”，最后落实到《 红楼梦 》的诞生，也就是为这部伟大小说的出现勾勒出一个历史和文化的背景和远因。周汝昌此时年方四十岁出头，风华正茂，这个题目又是自己已经研究多年的，所以写起来感觉特别好，真有点“下笔如有神”的样子，文章写得神采飞扬，思绪灵动活泼，考证叙述而兼夹议论，笔端还带着感情，真可谓妙绪纷呈妙笔生花。
《 光明日报 》《 东风 》副刊的编辑黎丁① 主动向周汝昌约稿连载，但于1962年1月至9月载到第八节以后，忽然通知周汝昌到此为止，以后不再发表了。
这是周汝昌毕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在1981年秋到1982年春之间撰写的《 献芹集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收入其中 ）的序言里，他曾这样夫子自道：
记得发表之初，鲁迅研究老专家杨霁云先生赐信鼓励，说：望眼欲穿，才得一篇续出！——那时每月登出一节文字。杨先生此后屡屡叮嘱，此文必须续成完篇才是。（原注：从五十年代起，每次遇到杨先生，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对我说：红学的研究，还是要作下去，不要弃置、消沉。他的鼓励的心意，使我深为感动。）同时见赏的，还有四川大学历史系的缪钺、梁仲华诸位教授，梁先生特别来访，专谈他对此《 丛话 》的印象，认为能这样写法，是向所未见，评价甚高，并言：你应该写一部《 康熙大帝 》，为清史研究论文开一新生面。北京的叶恭绰先生，素未拜识，忽遣人送来手札及赠书，对《 丛话 》表示击节赞赏，至言“又读一篇，不觉益为兴起！”说这是一件大事业，一定要写下去，因为所关甚钜，非仅为“红楼”一梦也（原注：后来我去拜访叶先生，他年事已高，而且病情不轻了，本不接待客人，特地扶疴相见，至有“相见恨晚”之言）。
此外，吴晗同志也以另外的方式表示过赞助。称奖、督促的读者很多。可是登到第八节，报纸不知听见了什么话，突然变卦停止续载（开头的热情是向我每星期要一篇）。我就此停笔，转而事他了。从那以后，只续了一节《 太祖舜巡 》，而心情笔墨，迥异从前，全不对头了，——果然杨先生看了就坦率地告诉我说：这篇不行了，大非当年之比了！这不仅他为嗟惜，我自己也觉惘然。
我们今天读到这些话，当然也有点嗟叹。周汝昌又说，过了很多年，黎丁在周汝昌一再追问下，才说，还不是某某人说话了，不让登了。至于这某某人究竟是哪一路神仙，黎先生是再不肯“泄露天机”。由此可以想到，即使是纯学术问题，那各种“意外”和内幕也是非常曲折复杂的。
不过，这些都是根据周汝昌回忆录中的记述。笔者于2005年5月30日电话采访黎丁，询问有关情况，黎丁先生则说事隔多年，已经完全记不起了，并说报纸也不可能总是连载一个人写的文章，王昆仑的文章也是登了几篇就中断了，周汝昌也许记忆有误，或者误听了什么流言。
不管历史的细节究竟如何，但由此可以明白一点：周汝昌写学术文章，不是那种用“死资料”和“形式逻辑”的运作，以写成“纯客观”的“科学论文”，而是带有感情投入和灵感突发式的特点，搞学术研究也有点像作诗，需要心态机缘以“一气呵成”，一旦时过境迁心态改变，即使勉强为之，也不复有那种神采气象了。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5）
《 曹雪芹 》的写作出版，也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有关。当时的顶头上司王士菁一力举荐周汝昌承担这项任务，说除了周汝昌没有别的人能给曹雪芹写传记。对这种“伯乐”的助力，周汝昌至今仍然情动于衷，对王士菁深怀感念之意。《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半途夭折了；在王士菁的推介玉成下，有史以来第一本曹雪芹的传记诞生了，共十三万字，1964年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后来周汝昌一再予以深细化重写的《 曹雪芹小传 》、《 曹雪芹新传 》和《 文采风流曹雪芹 》的雏形。其内容和特点，后面述到相关著作时再论。这里倒应该提一下俞平伯收到周汝昌赠送新出的《 曹雪芹 》之后，写给周汝昌的信。
俞平伯是继胡适之后而又在周汝昌之前的新红学之巨擘。当年周汝昌发表第一篇红学论文，即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问题，就和俞平伯意见不一致。周汝昌于民国三十七年（ 1948 ）三月十八日给胡适的第一封信中，关于曹雪芹究竟是不是“赶上了曹家的繁华”，即曹雪芹是不是生得足够早，以至于对南京有过繁华岁月的记忆这一问题，就写道：“俞平伯先生《〈 红楼梦 〉辨 》一书里似乎有过讨论。……你们二位的本意，是要说明‘《 红楼 》所写地点非南京’，而我的看法，这些正好足以证明‘雪芹实不记得江南’，所以教他无从写起。”后来关于曹雪芹的生卒年，俞平伯又曾发表文章说周汝昌的观点是错误的。俞平伯和周汝昌分别成了“壬午说”和“癸未说”两种对立见解的代表人物。周汝昌后来回顾俞平伯当年对自己有关文章的反应说：“俞先生的笔调，不甚明朗，我代为‘打开窗户说亮话’，就是：对新发现不太感兴趣，周文‘破坏’了胡、俞所主张的‘自传说’；排‘年表’是一种妄想，必然无法做到。总的语气是冰冷带点儿讽刺。”（《 天·地·人·我 》之《 热情与冷语 》）
当年俞平伯早已是名教授，周汝昌则是普通大学生，后来也不过是个出版社编辑，二人的社会地位颇有差距。所以，俞平伯对周汝昌的批评，表面上是学术见解的争鸣，从周汝昌这方面来说，则感受到一种来自“权威”的压力。这就难怪后来周汝昌写文著书，要把俞平伯的批评称为“冷水当头”（ 1948年6月11日天津《 民国日报·图书 》发表俞平伯《 关于〈 曹雪芹的卒年 〉致本刊编者 》）和“当头一棒”（ 1954年3月1日《 光明日报 》发表俞平伯《 曹雪芹的卒年 》），将胡适的热情和俞平伯的冷淡作对比了。
这就是说，周汝昌和俞平伯之间，是存在芥蒂的，虽然表面上只是学术见解的不同。这样，1963到1964年间俞平伯致周汝昌的两封信简和一张明信片就格外有了史料价值。1964年的是一封短简，抬头写“汝昌先生赐鉴”，内容则说“承惠赠新著《 曹雪芹 》一书，详瞻活泼而不支蔓，深入显出，引人入胜，洵为近来治红楼梦之佳构，无任佩荷！其中论点弟所同意者亦居太半也，匆复著安”，署的日期是“三月六日”。
后来周汝昌点评此信说：“这种谢函性的短简，大抵难免溢美之词。……他也明白而又委婉地表明：在论点上只同意‘太（ 泰 ）半’，另有‘少半’是所见不同的。这是学者的诚实态度，不肯作‘过头’的赞许。我的揣度，他不大同意的至少包括：生卒年的考订，脂砚的身份问题，脂砚、畸笏二名（ 周汝昌认为脂砚、畸笏是同一人的两个化名，俞平伯则认为是两个不同的人——引者 ）的关系——可能也指对雪芹旗籍的不同看法，等等。但无论如何，为雪芹作传，无人敢为，我斗胆妄行，未遭呵斥，反而得到了他的不一般的奖语，如‘引人入胜’，如近年治《 红 》之‘佳构’，这也就很不等闲了。”（《 天·地·人·我 》之《 俞平伯的遗札 》，下引同 ）
1963年的一张明信片署的日期是“十一·二八”，其中重要的话语是：“《 红楼 》一书，浩瀚繁复，虽治此有年，仍不免望洋兴叹，知者必不以斯言为河汉也。”周汝昌点评：“这一段，语不多而甘苦之心已尽在此，乃他老的真实感，真心话。”的确，《 红楼梦 》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太伟大太神奇，而其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又格外纷歧庞杂，俞平伯是有实际感受的，他许周汝昌为“知者”，倒真有一份惺惺相惜之意。笔者曾分析过，俞平伯在艺术上颇能得曹雪芹的真谛，但在思想上则比较隔膜，这种情况让俞平伯发出“不免望洋兴叹”的感慨，应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笔者也分析过，其实俞平伯和周汝昌之间，比他们各自和胡适之间的共同点要多。俞和周都是中华文化为本位的，对传统有一份来自天分气质发乎内心的涵咏珍爱，胡适却是西方文化为本位的，对《 红楼梦 》的艺术远没有俞、周能够“解味”。
1963年的那封长札则署“七月二十六日”。周汝昌点评带介绍：“若论到此札的内容，那就更为珍贵了—— 一封信内答复了我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是流行本后四十回究出谁手？二是胡适先生倡印‘程乙本’的过失。三是有人大言‘甲戌本’是个晚出的本子，理由只是上面已有甲戌年后多年的批语。四是愿听他对‘己酉本’（ 即吴晓铃原藏舒元炜序本《 红楼梦 》——引者 ）的看法。（ 这些我俱不记得，是从复信中推知的。平生所写论学书札，数量极大，远比已印的专著为富，但俱随浩劫荡尽矣。 ）而俞先生不厌其烦，逐一答复，述其所见，明晰而无游词，是学者的可贵的诚恳态度。”
周汝昌还这样评价俞平伯这三封信柬的意义：“1954年10月发起‘批俞’运动之后，到六十年代之初，红学方见稍稍复苏—— 是由于国家大规模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而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学术复兴契机。我与俞先生的这一时期的通信论学，就是这一‘红学史阶段’的表现。”并赋诗云：“论学从来有异同，何伤交谊共研《 红 》。三通遗札逃文劫，字句犹存老辈风。”
周汝昌一方面不讳言当年读俞平伯的批评文字时自己的真实感受，也发泄怨气，另一方面又对俞平伯的学术见解和人品风格表示尊重和理解，应该说体现了一种“性情中人”的客观公正。
要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当然应该对曹雪芹究竟逝世于哪一年有个说法。很自然，1962到1963年，兴起了一场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讨论。《〈 红楼梦 〉大辞典 》（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1月出版 ）说：“1962年春天，红学界对曹雪芹的卒年问题进行了学术争鸣，发表了10余篇文章，但最后还是壬午、癸未两说并存。”刘梦溪①《〈 红楼梦 〉与百年中国 》（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则说：“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 光明日报 》和《 文汇报 》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周汝昌是癸未说的提出者和主将，前面章节已经介绍过壬午说和癸未说各自大体的根据。在1962年的论争高潮中，三个月内，《 光明日报 》和《 文汇报 》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十三篇，作者有吴恩裕、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健、吴世昌、朱南铣等，周汝昌自然是其中的要角，发表了《 曹雪芹卒年辨 》和《 再谈曹雪芹卒年 》。
当时的情况，因为俞平伯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以后来文学研究所的人大多主张壬午说，如陈毓罴和刘世德。而周汝昌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后来调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属于文化部管辖，因此与这一方面联系多的，又往往主张癸未说。当然也不绝对，如吴世昌在文学研究所，他赞成癸未说；周绍良在出版社，他赞成壬午说。到了后来，红学界的派别纠纷更加错综复杂，其主张的歧异就更加让人眼花缭乱、蔚为壮观了。关于这一场曹雪芹卒年的讨论，郭沫若（ 1892—1978 ）也发表了意见，他虽然是中国科学院院长，却表示赞同癸未说，认为这一派文章的论证充分，更有说服力量。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6）
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经周恩来批准，由文化部等四个单位主办，本来是一件文化盛事。但那时的整个意识形态背景，经过一系列政治运动之后，已经越来越趋于极左，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也已经公开化，中国的舆论单位正在开展反对修正主义背叛马列主义的批判，而这又牵扯到中共中央上层某些复杂的内部背景。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使纪念《 红楼梦 》的作者曹雪芹这样一个文化活动显得和整个社会的气氛很不谐调。
针对“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的准备工作，刘世德① 于1978年写有这样一段回忆：
事情的发展本来很顺利，忽然有几位好心的同志提出了他们的忧虑：在反修斗争正积极开展的此刻，给《 红楼梦 》这样的作品办这种规模的展览会，合适吗？要知道，十六年前，在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心目中，《 红楼梦 》不过是一部描写爱情的软绵绵的作品而已。我们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然而我们的心头也不免增添了几分疑惑。我们了解到，忧虑并不是来自一般的观众，这更使它具有相当的分量。……
于是，我们设法邀请中央领导同志来参观预展，希望能从他们那里获得宝贵的指示和支持，使展览会不至于夭折。
最先来到的是胡乔木同志。他对展览会的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怀和鼓励。他前后一共两次亲临文华殿，仔细地观看了展品，审阅了全部的文字说明，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和具体的修改意见。后来，我们还聆听了他和周扬同志、邵荃麟同志关于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大会活动安排的指示。他是主张展览会如期开幕的。这使我们感到了由衷的喜悦。
但是，不久，我们的心又凉了。
有两个大人物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一个是“政治骗子”陈伯达，另一个就是日后担任“四人帮”顾问的那位“理论权威”（指康生——引者）。他们联袂而来，在展览会上走马观花地匆匆看了一遍。我们主动向他们征询意见，他们阴阳怪气地哼哈半天，一个说：“老夫子，你看呢？”另一个说：“×老，你说呢？”完了是再也不曾张过嘴，仅仅互相望了一眼，就又匆匆登车而去。
他们不但没有说任何一句那怕带有一点鼓励意味的话语，甚至连片言只字的批评也没有吐露。然而，那种阴沉的脸色，那种淡漠、鄙夷的表情，那种不以为然的神态，却使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了。（《 回忆陈毅同志谈〈 红楼梦 〉》，《〈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
周汝昌在《 何其芳 》（《 天·地·人·我 》）一文中则说到这样一段插曲：
直到1962年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大典，中央十分重视，开了无数次会议，一次在讨论“卒年”会上，我才见到了何其芳先生。
出我想象之外，他不是风流潇洒“才子型”，是一位个子不高、腰围圆粗的四川人。他对我说了几句话：“还是六三年就先举行吧——以后还可以讨论再定。”因为“六三”是他们的论点。
后来，收到何先生一封信，小字，拘谨式笔迹，写得很长，亲切而动人的文气，中心一点是：他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比如“打入冷宫”的滋味……）
情辞动人，我看了十分感慨，知他承受的压力巨大，非同小可。
如此一位领导人、名作家，向我这个小后生诉说，含有“求援”、“宽容”之意，我心岂安？
我今日以此小文纪念这位未曾“赶上”的中学老师——不知他是否疑心我是用“修正主义”来“制”他们的主角？
何其芳（ 1912—1977 ）1938年赴延安，也是革命的老干部。比周汝昌年长6岁，他的早期作品《 画梦录 》是周汝昌青少年时崇拜的著作，他曾在周汝昌入学前的南开中学讲过课，所以周汝昌说何其芳是他“未曾‘赶上’的中学老师”。1962年何其芳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在曹雪芹的卒年问题上，赞成俞平伯主张的“壬午说”（ 1763年 ）。1963而非1964年（ 按“癸未说” ）举行纪念大会，似乎表明壬午说为正确，所以何其芳向周汝昌解释“还是六三年就先举行吧——以后还可以讨论再定”。意思是1963年举行纪念会并不意味着就肯定了壬午说而否定了癸未说，而是考虑通盘的情况安排。
后来由于复杂的政治背景，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本身被批判为“封建主义”的“回潮”和“修正主义”的“猖獗”。何其芳本人也遭到攻击，所以在给周汝昌的信中告白自己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周汝昌不过是个书生，主张癸未说是一个纯粹的学术观点，却被无形中卷入复杂的政治和人事纠葛中去。原来那时又发生了李希凡和何其芳关于《 红楼梦 》“典型说”和“共名说”的争论，李希凡批评何其芳的“共名说”是“修正主义”的“人性论”，这种观点大概也被中央的某些领导人所认可。
李希凡所在的单位《 人民日报 》与中宣部、文化部关系密切，这个系统的某些人，无形中与何其芳任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成了“两派”。批俞运动中，李希凡写文章“保护”过周汝昌，再加上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观点又与文学研究所的主流意见相对立，无形中周汝昌似乎也成了“李派”。周汝昌在《 何其芳 》中回顾自己的尴尬和苦恼说，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红楼梦 》以何其芳的《 论〈 红楼梦 〉》节要作为序言，何其芳与李希凡正发生争论，结果是：
李希凡同志那时少年气盛，也不知内情，对仍用何序大有意见，以为凡涉《 红 》事，皆我之主张，十分不满。来信向我说：“这个出版社还要看（它表现如何）……”
这倒“罢了”。谁知何先生那一边的有关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对我产生误解。
这又是怎么一个“奥妙”呢？
原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书中，把人家文学所的红学论点说成是“修正主义”，以致使人家抬不起头来，压力很大。——他们又以为是我在“支持”另方，“反对”他们，而且用此手段施压……（所以后来一直“不放”我）
其实呢，那是另位同志写的，其过程是当时“古典部”负责人王仰晨命孙用撰写“简介”式“出版说明”之类，孙用撰后嫌“政治性不强”，改命另位重撰。撰后还请谢永旺同志看过……
这经过清楚明白，而我却成了“替罪羊”。
（原注：那时是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书店陈列无书，难对外宾，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说。社方回报说“序言难写”。李副总理有点儿生气地说：“你们序写不出来，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吗？！”这才改写“简介”、“说明”之小文以代“表态”。）
周汝昌就这样形格势禁莫名其妙地在错综复杂的学术、政治和人事之“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缠中，陷进“李派”与“何派”（ 后来演化成“红研所派”和“文学所派” ）的夹缝中“左右不逢源”多年。再往后则更有红学界多次“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周汝昌始终是各种派别中的“异数”。
在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展览会后期，展出了《 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 》和河南省博物馆收购到的“曹雪芹小像”，这又埋伏下了关于曹雪芹祖籍是辽阳还是丰润以及“小像”是真还是伪的争端，而周汝昌是“丰润说”和“小像”为真的代表者……新的争论和纠纷正潜伏在未来的岁月里等待着他。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7）
不过我们暂时还用不着面对这些争论纠纷，先随着周汝昌去看看他的老朋友张伯驹吧。
张伯驹把自己家中价值连城的千百文物都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展春园也不住了，却被打成右派，先被遣派吉林，后返回京城搬到了什刹后海的南岸。虽然已经是狭小的院落，但南院墙边仍然有小巧的游廊，廊东端栽种着翠竹、牡丹、紫藤、海棠，还有一个大理石的雕石座，面对游廊的一排房屋，就是客厅和居室。周汝昌从四川返回北京后，虽然工作很紧张，距离又较远，后来身体也不好，也还是去过不止一次，不过大多是张伯驹特意邀请前往的。
1963年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活动的日子里，张伯驹把一班还能演奏“十番乐”的中国古乐合奏者召集起来，让他们把各种各样吹、弹、拉、敲……等的民族器乐的旧曲恢复起来，希望能贡献给纪念大会。因为《 红楼梦 》里贾母就曾经让戏班子演奏“十番乐”，而到60年代，这已经是濒于绝响，快成广陵散了。
一天，周汝昌和四哥周祜昌应邀到张府欣赏演奏。到了丛碧主人的居处，已经是傍晚时分，一进客厅，就看到满厅都是客人，满地都是钟鼓丝竹乐器。张伯驹一见周家兄弟，立刻高兴地向大家介绍说：“红学大师来了，请你们演奏一曲拿手的，请他们欣赏吧。”客人们立刻各自拿起不同的乐器，众音齐奏，又有错综变化，在余晖晚照中，真让人飘飘然，如聆赏太虚幻境里的“仙乐”。张伯驹拜托周汝昌向筹备会推荐这个“乐班”，说大家都愿意为大会义务表演。
可惜，周汝昌虽然向有关人士推荐了，却没有受到重视，张伯驹的一番美意落空了。那些能演十番的音乐家们，也就带着他们的绝艺逐渐与岁月一起凋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