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6
1958年张伯驹八十大寿，晚境败落凄凉，又无子息，只有和老伴潘素在饭店设酒席，招来几个还没有零落尽的故交老友同饮一杯。一张长案，张老打横，来客列坐两边，周汝昌被安排坐在左边第一个座位。酒席间觥筹交错，词赋弦歌，人虽不多，倒也有一番“江南逢李龟年① ”的热闹。
谁知还真出来一位“李龟年”：一个坐在长案那一头的老者，走过来向周汝昌俯身低语：“曹雪芹的事，我知道一点—— 等有机会细谈。”
周汝昌当然迫切关心，过了一些时日，这位老者应邀到周家访谈。老者讲述了下面的故事：
我姓尚，名克恭，字养中，是清初封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代。家住西城“六部口”（ 北京城内地名 ），人称六街口尚家，是世家望族，京城老辈无人不知。尚可喜生有七个儿子，排行第七的名叫之隆，我就是之隆的后人。之隆是额附，就是俗话说的驸马爷。
之隆本来生得黑，像个铁蛋。有一次宫内开宴会，之隆当差行酒，斟到了公主面前，公主见他那黑样儿，不觉露齿而笑。正好被顺治皇帝看在眼里，以为公主喜欢这个黑小子，就在宴后下旨，把公主许配给之隆了。
我小时候，家里长住着一个客人，他没有家，我家就是他的一个家，好像沾亲带故，可我没弄清是什么亲戚。家里人上下都叫他曹大哥。这位曹大哥性情有点孤僻古怪，独自住一居室，不怎么和别人接触，见了面话也不多。不过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其实心肠挺热乎，说得投机了也挺能说。而且，小孩到他屋里，他也从不嫌烦。
曹大哥爱看书。我们尚家的书也不少，经史子集、诗词野史都有。他的学识丰富渊博，家里有了文墨事，遇上疑难，就去问曹大哥，都能解决。他还爱看小说，口才挺好，遇上高兴，给孩子们讲故事，挺让人入迷。他能讲好多故事，就是从来不谈《 红楼梦 》。
家里人问他为什么对《 红楼梦 》避而不谈，他老是摇头。后来被逼问得急了，他才说，我不谈《 红楼梦 》，因为书里写的是我家里的事，我其实是曹雪芹的后代。我这一支上辈是他与一个丫鬟生的，家族里排挤他，不承认是曹家子孙，就断绝了关系。我没有家，一直在你们府上存身，根子在这儿。
这部书犯忌讳，有人想毁了它，说是淫书邪说。现时世上传的，后半截是别人写的，是假的，把书给糟蹋了。曹雪芹病死，实在和这桩大事相连。这里头故事多了，不好讲——我也不愿讲，讲了没人信，还会惹事。
你们总问大观园是真的吗？到底在哪儿？其实就在“宫门口”。这宫门口地方有一处废园遗址，破败了，就剩下假山的土堆，下边是一个干了的池子的痕迹。我小时候常到那儿去玩，爬到土山顶上。如今盖了新楼，怕是连点痕迹也没了。
周汝昌听了老者的讲述，有点半信半疑。可是后来查证历史典籍，发现尚家的确有之孝、之舜、之杰、之隆等名字；《 清皇室四谱 》中真记载尚之隆是驸马，不过不是顺治皇帝的女儿，是顺治堂兄承泽亲王硕塞的女儿，自幼养在皇宫内，后来加封为和硕公主。而且，后来尚之信参加吴三桂的叛乱，清皇室竟特免了尚之隆的连坐罪，还晋封为太子少保……
而所谓“宫门口”，周汝昌后来也发现真有来历，是明代朝天宫的入口处。这座宫殿原在北京白塔寺、苦水井（ 后改“福绥境” ）一带，建筑规模和范围都非常宏大雄伟，后来才颓圮毁灭了，但留下的“官园”、“葡萄园”等地名，是原来宫里园圃的一部分。到了清朝，这一带有两三处亲郡王府，其中慎郡王和他的后嗣质郡王府就在其中。
往后又考证出来，慎郡王就是《 红楼梦 》里北静王的原型。
这位尚老人讲述的曹大哥的奇闻轶事，还真有点意思。
后来，周汝昌把这段内容整合到了曹雪芹传记《 文采风流曹雪芹 》中。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1）
从1954年返京到1966年“文革”这一段时间，周汝昌的人生行履，前面的章节已经“追踪蹑迹”有所涉及。下面再将某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情节”补充叙述。
周汝昌二十岁以后耳疾就日趋严重，四哥祜昌开玩笑说：“你耳朵坏了，但有聂公为你的知音，他的姓氏是三个‘耳’（ 未简化前的‘聂’字作‘聶’ ），其中必有妙理。”这“聂公”就是指的聂绀弩。聂绀弩欣赏周汝昌，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本人对《 红楼梦 》也有一定研究，而且和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有相通的地方。
聂绀弩赠给周汝昌一本自己早年写的书《 天亮了 》，当然是“新文学”作品集。不过在书的扉页上题了一首七言律诗：
老至羞谈高与荆，他人串戏我观灯。
封神有传龙须虎，水浒无名天酒星。
死所知乎春水皱，生还遂了泰山轻。
此书十几年前著，不得其平剑尚鸣。
聂绀弩还写过一首赠给周汝昌的诗，则和《 红楼梦 》研究有关：
春日撰红文未竟。偶携《新证》登香山，置酒，对榆叶梅读之，用雪芹郊行韵，寄汝昌诗兄。
客不催租亦败吟，出门始觉早春深。
经旬走笔足红意，半晌坐花心绿阴。
山鸟可呼杯底语，我书恨待卷中寻。
不知榆叶梅谁似，漫拟迎探薛史林。
聂绀弩1957年已经落难，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应该在此之前。他上香山，一边喝酒赏花，一边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从中吸取养料，激发灵感，思考自己还没有写完的研究《 红楼梦 》的论文，还真有一番做活学问的诗人型学者的气象。所谓“用雪芹郊行韵”，是因为曹雪芹的朋友张宜泉《 春柳堂诗稿 》中，有一首《 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 》诗，其韵脚用的是“吟、深、阴、寻、林”五个字。
周汝昌后来赏评说：“这真是千古第一奇句。奇在何处？你看他字字句句，一心离不开《 红楼梦 》，虽不必说他这是‘奇怀道韵’，也够得上一个‘风流文采’了。大约从乾隆年以来，无人在那样一种情景之下写出过那么一首诗来。诗之奇，还在于他的字法句法，迥异于一般‘诗作’的平庸陈旧，俗套常言；而是摆脱老调，力创新文—— 走的是宋诗一路。只读唐诗的人是不大习惯、‘接受不了’的。例如，‘走笔’与‘坐花’成为妙对。‘走笔’还可见今人犹有会用这种传统汉文的；至于‘坐花’，那就‘瞠目结舌’，茫然不知所云—— 遑论其味了。说到这儿，不妨多赘几句。汉字语文之妙谛，只读‘白话文’尤其是只读‘翻译文学’的‘洋式中文’的人，几乎已经难以理解领会了，这是堪忧的文化大问题……其实，这就是汉字的‘个性’，不要硬拿外文来‘框’他……若说此皆文人墨客之事也，那么乡下老农就说‘人睡腿，狗睡嘴’。请问这‘睡’又是什么‘动词’？好了。聂老的‘坐花’太有诗趣诗味了。——‘坐花’奇不奇？难道你以为他是‘坐’在榆叶梅之‘枝头’上吗？然后，你再看那一‘足’一‘心’，尤其绝妙诗人字法。这儿有巧用。‘足’本可作‘足成’、‘补足’之动词用；但他故意以‘心’对仗之（ 都是人体部位名称 ），而‘心’在这儿就不是‘名’而转为‘动’了。‘心绿阴’，是写心境感受。汉语文的‘活’而不死，多属此例。”（《 天·地·人·我 》之《 聂公邀我进燕都 》）
显然，这仍然是周汝昌既浸淫中华传统诗文又深通英文以后，再比较汉语和西语优劣的一贯“理路”。
不过，周汝昌对这首诗还有更“宏观”的整体观照和体会：“聂老此诗，是全在他表现他的‘红学探佚学’的热情与痴情的……‘探佚’者，是研索《 红楼梦 》原著八十回后已然迷失的‘后半部’的内容情况的学科，已形成一门专学，其来源甚早，清代已有不少传闻记载，但立科命名，是我与梁归智教授的事。聂老那时尚无此名此学的确立，所以他说的‘足红意’，就是指‘要把雪芹《 红 》书的佚书找回来’——‘足’是‘完足’之义。拙著初版《〈 红楼梦 〉新证 》中有一专节申论此义，并从脂批中爬梳出几十条‘佚文’的线索。此是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探佚工作，发生了很大影响。当时杨霁云、聂老诸位甚至逐步从《 水浒 》研究而专门移向了这门新学。这就是他那首诗的背景。听说，他病重住院而逝世之前，心心念念的就还是‘足红意’的未能完成，抱恨而长行了！言念及此，不胜悼惜之情……聂老晚期是三件大事：探佚，写诗，习书法。探佚有少量得以发表的遗迹。诗是一概七律体，严格诗律对仗，精彩时现！记得的有题雪芹小像……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学者、诗人，可惜志业难酬，‘红意’竟未得‘足’，此乃中国一大文化学术损失。他是我的知音，也受我的治《 红 》、嗜诗、爱字的影响。”（《 聂公邀我进燕都 》）聂绀弩写有《 略谈〈 红楼梦 〉的几个人物 》等论文，的确体现了严格区分曹雪芹原著和程高本“两种《 红楼梦 》”的立论立场，也就是对“足红意”—— 研究原著佚稿的兴趣。
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过学习书法的门径。周汝昌指点说要先从写欧阳询的楷书打基础。聂绀弩十分下功夫，练了一段，再走访周汝昌，感慨地说：“早先见人伏案练字，觉得有点儿烦，甚至讨厌。如今一‘进去’，才知道有如此广大美妙的天地！”周汝昌听了也不由得心想，聂先生的确具有诗人的本质，才会有这样发自肺腑的深切感受。有一天，周汝昌又收到一封聂绀弩写来的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幅五彩小花的信笺，用毛笔楷书写着十首七言律诗，内容是祝贺冯雪峰六十寿辰。诗好，字也好，满目粲然，让周汝昌大为欣喜。
周汝昌还记得一些与聂绀弩的交往。一次是聂绀弩请自己在东安市场吃饭。另一次也是在东安市场，是逛旧书店，周汝昌看到一本宋代诗人陈师道的诗注本，正要拿起来，忽然听见有人说：“这是我选定了的。”周汝昌抬头一看，两个人同时“嗨”了一声，原来正是聂绀弩 —— 那时他已经被整成“右派”。
还有一次，周汝昌和妻子一起上街，又在东安市场碰到了聂绀弩。正好是中午，聂绀弩就跟着周汝昌夫妇一起走。周汝昌看他好像要到自己家里“蹭”饭，但那时儿女众多的周汝昌简直一贫如洗，就回头问妻子家里可有菜肴，妻子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聂绀弩听见了，就转身向北走了，口里说：“我去找张友鸾……”周汝昌后来著文回忆到这一段插曲，说：“他走了。我望着那踽踽凉凉的背影和步态，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与愧怍——就是此刻重提此事，也觉脸红。”（《 砚霓小集 》之《 缘深缘浅话难明 》）周汝昌家的经济状态一直十分窘迫，有一次周建临对笔者说，在成都和回京城后，因为人口多，生活老是不宽裕，吃饭时母亲就做一盘菜，放在饭桌当中，结果大家谁也不敢多吃，吃了半天，那盘菜还有很多。
聂绀弩向周汝昌请教书法，曾经从周汝昌处借过三本欧阳询的字帖。后来聂绀弩落难，又过了一些年获得释放，还不忘记托杨霁云把三本字帖还给周汝昌。周汝昌看看还回来的字帖，只有一本原拓《 九成宫醴泉铭 》是自己的旧物，其他两本是另买补赔的。
周汝昌在1949年以前就与钱锺书有过交往，应该说两个人互相欣赏对方的才气。在1962年11月撰写的《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还特意引录了钱锺书《 谈艺录 》里的一段话，大加揄扬。
可是，在1958年，发生了一件让周汝昌追悔莫及的事情。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2）
当时在各种思想改造和文化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兴起了一个新名目，叫“拔白旗”。这是因为那时提出的口号是“又红又专”，意思是一个人不仅要精通业务——专，更重要的是要在政治上“要求进步”、“靠拢党组织”—— 红。凡是业务上很突出但对政治不太热衷感兴趣或不是共产党员的人就是“白旗”，因为业务好，自然会在具体的工作单位里有威信，这样会影响那些业务不突出但政治上“红”的人掌权控制局面，所以要把那些“白旗”“拔”掉，对他们展开批判，让他们威信扫地。
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冯雪峰、聂绀弩等懂业务的领导人都已经不在，早已靠边的靠边，入狱的入狱，主管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新领导紧跟形势，展开了大批判“拔白旗”运动，“靶子”当然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自己出版过的书中去找。正如前面引用过的唐翼明的文章中所说，在人文社出版的各种古典文学注解选本中，以钱锺书的《 宋诗选注 》水平最高，教条主义影响最少，社会影响最大，而钱锺书又并非共产党员，而是一个对政治保持距离的人，于是古典室的领导“决策”，就以这本书作为“白旗”的重点来“拔”，展开批判。“批判小组”正式成立，古典编辑室的人员当然都得参加，而且都要表态发言，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周汝昌当然也要发言批判，下面是周汝昌本人的回忆：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1958年12月《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第241期，文章题目为《 读〈宋诗选注序〉》——引者）公开发表，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于《 宋诗选注 》，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天·地·人·我 》中《 青眼相招感厚知 》）
周汝昌这段回忆录可能写于钱锺书逝世以后，但在钱锺书生前，周先生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也曾谈到此事，并希望我方便时在文章中提及其中曲折，说明真相，以取得钱先生的谅解。不过笔者不太了解详情，也没有遇到适当的机会，因此没有落实。
以写《 边城 》而蜚声中外的作家沈从文（ 1902—1988 ），在20世纪50、60年代，因其写作的内容、风格、趣味都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要求格格不入，而被迫放弃了写作生涯，转而去故宫研究古代服饰。从新政权来说，这已经是“废物利用”的宽大优待政策了。从沈从文自身来说，倒也开辟了一个新领域，后来也成了古代服饰等考古方面的专家。
因为研究古代服饰，所以和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发生了关系。周汝昌因此也和沈从文有了一段因缘。
从1962年开始，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工作筹备处在故宫文华殿常设办公，写过《 小说闲谈 》等研究著作的阿英（ 即钱玄同 ）和画家黄苗子是“常务”工作者，周汝昌也是经常被邀请去开会的人。此外临时走动的文化界名流和相关人员还有很多。从上海请来的两位画家刘旦宅和贺友直当时都是年轻人，住在东华门外骑河楼附近的翠云庄，屋顶和围墙上面都罩着碧琉璃瓦。两位画家住在此专心创作曹雪芹画像和生平事迹。
画曹雪芹，当然得有一定的考证根据，《〈 红楼梦 〉新证 》成了取资借鉴的“宝库”，讨论曹雪芹的像该怎么画，开会讨论，周汝昌当然被邀请与会。下面是周汝昌的一段回忆：
一日，得讯要到翠云庄去开会。
记得这种会文化部所派领导人（如邵荃麟、阿英等）是不来的，主持者是黄苗子。墙上已贴好了刘旦宅画的雪芹像（拟作样品供讨论品评）。
屋子不大，被请专家排坐于靠墙一溜椅子。我和吴恩裕等都到了，而最后进来了一位迟到者。
他身著深色中山服（那时的礼服了），头发漆黑有光，满面春风，亲切和蔼，主动同我握手——我还不认识，只听他自报：“沈从文。”
他给我的印象令人喜悦愉快。还记得他和恩裕兄一样，手臂里夹着一个黑皮包——那时尚无后来的带提把式的人造品，都是黑亮的真皮包，是高级文化人如教授等不可少的（上课、上班 ）必用物。沈先生的发言都说了些什么？今竟失忆（其实连我自己说的什么也一句不记得了）。只记得讨论的主题是雪芹画像要表现出“十气”——英气、才气、傲气、狂气……，大家都笑说：这太难为画家了！一张画怎么能表出这么多的“气”？（《 北斗京华 》之《 沈从文 》）
周汝昌此前并没有见过沈从文，为什么沈从文主动和周汝昌握手呢？原来他们已经有过一段工作方面的书信来往，并且还发表过文字作学术争论。
那还是周汝昌被聂绀弩口头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小说组组长的时候，负责整理新标点本《 红楼梦 》，除了版本校勘之外，还要加一些新的注解。给《 红楼梦 》作注解，当然要找专家，领导指定的是后来的大书法家启功。周汝昌为此曾亲自到启功当时住处黑芝麻胡同的一个大院落拜访，启功的夫人也去过周汝昌的住处门楼胡同。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3）
因为当时已经是批俞运动之后，《 红楼梦 》研究中的“繁琐考证”遭到了严厉批判，奉命作注解的启功因此下笔极其谨慎，每一条注解都尽量写得简短，语意表达则十分“灵活”，尽力避免“落实”，防止被批评为是在宣扬反动的胡适的“自传说”。
对这种“简化”的注解法，周汝昌内心不满意，但没有提出异议。谁知沈从文却提出了意见，向出版社写信，主张要实实在在地把有关清代的事物风俗等“背景”情况都注解出来。这当然和沈从文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每天都接触清代具体的历史实物有关。但这和启功的主张用意恰恰相反。
沈从文不仅是写信提意见，还自己动手写了一部质和量都很不寻常的《 红楼梦 》注释稿子，寄到出版社供参考采用。作为负责编辑的周汝昌遵照古典部上级的命令，把沈从文的注稿送到启功家中供他参考。下面是周汝昌的回忆：
启先生一见，吓坏了！
……
拙笔很难“表现”尔时的形势气氛、“当事”者的表情与话语、我这“编辑”的尴尬处境。此处只好来一个“话要简断”——
事情的结果是：启先生一字不敢采，我得负责对沈先生“退稿”，这还不打紧，最难的是我还必须在“新版”卷首“交代”，说启注“参考”了沈注，以“圆”其“场”。但这种“圆”法却又两面不讨好：启表示我何尝“参考”了他的大著？沈谓你们一点儿也不接受我的良言与诚意。（《 沈从文 》）
沈从文与周汝昌之间，还发生过一次学术争论，而且影响不小。这是有关《 红楼梦 》某个具体文句的纯粹学术问题，但既涉及对版本的认识，也与对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理解有关。
第四十一回《 拢翠庵茶品梅花雪 》（ 根据戚序本和圣彼得堡藏本《 石头记 》，是“拢翠”不是“栊翠”，“拢翠”与“怡红”对仗 ）中，妙玉请宝钗和黛玉喝“体己茶”，给宝钗和黛玉用的茶杯是两个珍奇古玩，各有一个罕见名字。沈从文既然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对这两个古玩的来历就有一种文物鉴赏家的考证兴趣，而周汝昌也很早就涉猎一些古董的考证研究。二人对黛玉用的那个茶杯究竟是“点犀”还是“杏犀”产生了分歧意见，此外还有相关的黛玉、宝钗二人茶杯的隐喻含义等问题。两人的文章都发表在《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自然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瞩目。
沈从文的文章在《 文学遗产 》之第375期（ 1961年8月6日 ），周汝昌的文章在第385期（ 1961年10月22日 ）。后来沈从文又发表了一篇反驳周汝昌的文章（ 1961年11月12日 ），周汝昌也写了一篇再申辩的文章，但《 光明日报 》却不给发表了。所以公开发表的文章是沈从文两篇，周汝昌一篇。因此，当1981年周汝昌把这篇争鸣文章收入《 献芹集 》时，就加了一段“附记”，其中说：
本文……内容对象是为了一个器物名称而费笔墨，其实质则是为了给《 红楼梦 》注释的体例、办法作探讨，所涉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熟虑的。我和沈从文先生商量的，原在大端，而非细节。即以此具体而论，沈先生的两个主要出发点都是我不能同意的：一、说曹雪芹对妙玉这个人物全是讽刺其透底虚伪；二、以为《 石头记 》的文字是“点犀”，而不知这是后人妄改，雪芹原来明明作“杏犀”的（主要旧钞本都如此）。所以沈说的根本依据即已站不住了，更何况他的具体论证方法也没有足够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但沈先生对于自己的解释过于自信。我因此想借此一例略抒己见，希望讨论问题时能真正合衷共济。
……
我的文章发表后，《 文学遗产 》立即又刊出了沈先生的反驳文。观其论点，只是强调他从未闻有“杏犀”之说，表示对拙引资料十分怀疑。我觉得，即使资料不足据，但雪芹原文是不能忽视的，抛开原文而从妄改的文字出发，还要引申发挥，作出种种隐而曲的“涵义”来，实在不是应取的态度。于是我又写文章讨论——可是《 遗产 》就不让我有发言的机会了。现在看来，此文还颇有用处，因为也许还会有人硬是认为雪芹原文“不对”，定要依《 甲辰本 》《 程甲本 》这些已经后人妄改的本子去“改正”雪芹的作品，并且为妄改之文寻找“理由”。
关于一个字的争论表面上似乎是芥豆之微，实际上却是关系到尊重曹雪芹“原文”还是认同程高本“改文”这个红学研究最根本的问题，周汝昌要发表意见并不奇怪。考察现存各种版本，庚辰本、在俄本、戚序本和蒙古王府本等早期抄本都是“杏犀”，只有甲辰本、杨继振藏本和程高本等经人改动的后起本才是“点犀”，显然沈从文的认识是有问题的。沈从文虽然是一个名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却过于拘泥于自己文物考古的“实证”立场了，对《 红楼梦 》文本没有真正深入进去。
红学研究中经常有一些作家以自己有“创作经验”自恃自居，以为自己对《 红楼梦 》的看法比没有“创作经验”的学者更正确，却不明白自己学的是西洋小说的一套创作模式，或者走的是写通俗小说的套路，其“创作经验”其实正好是深入曹雪芹创作奥秘的障碍而不是助力。因为曹雪芹写《 红楼梦 》是奠基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是经常将“诗词学”、“文章学”、“绘画学”、“音律学”、“戏曲学”、“园林学”等技巧意境融化于小说创作的，而这又是这些新一代作家所欠缺的。沈从文这里表现的又是另一种情况，他过于以自己文物考证的“经验”自恃了，反而脱离了曹雪芹的文本艺术。由此一例，也可见红学、《 红楼梦 》研究中产生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任何“想当然”等简单化对待都要发生问题。
周汝昌是真正深入了红学和《 红楼梦 》文本的，他也就注定了要与各种不时发生的似是而非的看法分歧争论。不过，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另一方面不让学术见解的分歧影响个人私谊，这是周汝昌特别注意的——只是有时候在具体的情境里就不能处理得那么恰到好处了。
周汝昌回忆自己和沈从文的这场争论，说《 光明日报 》不给登自己的再申论的文章，“我最后一篇，报纸不给登了，于是‘正论’落在沈先生一边，好像我理亏了……”（《 沈从文 》）。沈从文和周汝昌在故宫文华殿的会面，已经是在《 光明日报 》发表争论文章之后，所以沈从文主动与周汝昌握手作自我介绍。沈从文比周汝昌年长十六岁，算周汝昌的老师辈了。
在《 沈从文 》中，周汝昌这样说：“我所以叙此旧情，只是为了让人们知道：经此‘争议’，种种微妙历程，而沈先生见了我表现的那种热情亲切的风度，说明他真是一位忠厚长者，大度君子，没有任何世俗常态‘小气’。这样的学者，是真学者。我一直挂念，他那部《 红楼 》注稿卷帙可观，后来怎么样？是否逃过浩劫？为何未见出版？……”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4）
周汝昌回京后工作的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后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都属于文化部，因此也就有和文化部长接触的机缘。周汝昌说，在老一辈各位文化部长中，见面并有机会交谈的，有两位，一位是郑振铎（ 1898—1958 ）副部长，另一位是沈雁冰（ 1896—1981 ）部长。对郑振铎，“幸存一面之缘，然此缘甚浅，还未及深交，他不幸出国而遭空难，这对中华文化是一个无可形容的损失。从他逝去之后，心目中似还未见与他伦比的（ 同类型的 ）第二位伟大学人——其伟大在于他的文化视野与文学热忱的超常广阔，他的研究范围与气魄，皆非一般小儒可望项背。”（《 北斗京华 》之《 茅盾 》）这一面之缘，是在1954年“批俞”运动刚开始，在北京东南角总布胡同一带似乎是文联的一处机构开会，首次会议时，周汝昌来得早，人还不多，有人将他介绍给主持会议的郑振铎。周汝昌的印象是郑振铎身材魁梧，满面春风，和自己热切握手，说以后有机会希望多谈谈。
沈雁冰名德鸿，雁冰是字，当然更为人熟知的是笔名茅盾，建国后第一任文化部长。他比周汝昌年长二十二岁。在1962年前后，他也参与领导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在讨论曹雪芹卒年的讨论会上，与周汝昌有三四次同桌讨论的机会。由于吴恩裕总是坐在茅盾旁边，而且比较健谈，别人说话的机会不多，周汝昌几乎没怎么和茅盾说话。印象里茅盾虽身为部长，但穿一套已经有点旧的蓝布中山装，不太修边幅，没有一点官架子，好像也不太善谈，还有点口吃，总是倾听别人发言的姿态。不过，后来茅盾给周汝昌来过两三封亲笔信。有一封信保存了下来，茅盾在信末署的时间是“五月四日”（ 1964年的5月4日——引者 ）。内容涉及周汝昌对吴世昌解释曹雪芹之名“霑”、俞平伯辑校《 红楼梦 》的某些意见、对外国研究《 红楼梦 》和译本等提法的建议等，而特别有意思的一段是：
大函及附件均查。谢谢您对我的“关于曹雪芹”报告草稿所提的意见。有些意见很好，我已采取。……您自述“新证”写作经过，谓与胡适之有别，诚然诚然。报告本文草稿及附注未为剖析，是我之疏忽。现在已在本文“至于比类事迹……”云云一段修改为“至于一方面已认识到红楼梦之反封建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却又比类事迹，欲从红楼梦中勾稽曹雪芹谱，则又未免作茧自缚，进退失据。”又在附注第六条，“最晚者……新证”之下加数十字，正面说明“新证”不同于前此之“考证派”。又“新新红学”一词，现亦改为“考证派红学”，指胡适一派，与“索隐派”对举。
这是茅盾请周汝昌对自己《 关于曹雪芹 》的讲稿提意见，周汝昌给茅盾回信时，除了其他意见，也提出对《〈 红楼梦 〉新证 》的评价，要与胡适的《〈 红楼梦 〉考证 》作区别。茅盾是文化部长，他的报告文稿当然有某种代表“官方”的权威色彩，所以周汝昌要为自己的红学定位讨一个比较公道的说法。胡适的红学既然已经被批判为“反动”，当然需要在这一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说明情况，这是当时重视“政治立场”的时代大潮使然。不过，周汝昌也的确从内心就认为自己的红学考证与胡适的红学考证有根本区别，他也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划清界限而划清界限，而有深刻的学术理路分歧。这一点，通过前面的有关叙述和分析，也已经比较清楚了。
不过，尽管茅盾如此回信了，后来公开发表的茅盾文稿，却并没有体现这些修改的承诺：
值得注意的是他用的是个人的亲笔信，征求论文意见，而没有采取一个部长命秘书打印若干份“定词”“文件”分发给我们这些人。这是学者的身份与作风，令人深为感动。
我详细地提出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意见。他亲切复谢，并确言原稿的疏忽欠确处，一定照改——已附来改文。
但等到他的文章发表时，却是他的初稿，特别是几条应改进的小注，一仍旧貌——征询意见，欣诺改正的那些感人的经过归于乌何有之乡，世人亦无知者。
此事十分奇怪，我始终不明其中是否另有缘故——难道只是他的秘书代他结办此文发表事宜之时出于疏忽大意，误用了初稿？（《 茅盾 》）
周汝昌一家从1954年回到北京，本来住在东四以北的门楼胡同，三间正房，从出版社来说已经算是优待。但周汝昌家人口多，老伴没工作，三女两子，孩子们长大上学都要花钱，周汝昌每月薪水八十多元，交房租则需28.59元，占了收入的三分之一，生活十分困难，于是换到阴面住南房，这样房租的负担比原来减少了。但从此室内是很难见到阳光了。
关于这次搬家，周伦苓是这样说的：“住进门楼胡同北屋三大间后，后遇调整住房，房租一下子调高了很多，而我父亲当时也就几十元工资，生活很紧，住不起了，他就向社方提出调房的意愿。后来古典部领导去西北组稿，就让我父亲同去。我父亲临行前千嘱咐万嘱咐，要等他回来后再说，可没想到，社方趁他外出之机，坚持让我母亲搬家，由于我母亲忙不过来，社里就‘帮’我母亲把家搬到了南屋。房子一下子小了许多，有很多东西无处放，就临时放在屋子外屋檐下的石台阶上。没料到，由于漏雨，我家有许多珍贵的字画就这样毁坏了。南屋的房租估计是北屋的一半左右。顾学颉很快就搬进了北屋。”
到了1959年春，迁居到无量大人胡同十四号，“无量”是谐音，其实是明代功臣吴良大人胡同。这个院子原先是大红色的大门，对门有巨大的椿树和槐树各一棵，门内也有一株巨大的槐树，很是气派，不过后来这三棵大树都被砍伐了。门外气派，院内则比较简陋，中间是二层楼的砖房，像个小教堂，把院子分割成东西两个小院。东院是三排房子，不像住宅，不知当年的吴大人宅是派何用场。周汝昌就住在这个东院最南排的最西端，开始是两间，后来增至三间，但后窗外一道大黑墙，是外交部门名人丁西林等住宅的后墙，这道墙遮挡住了阳光，使屋内终年阴暗。
这样度过几年以后，俄文翻译家陆风调往西安，居室空了出来，周汝昌向单位申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得到总务科的批准，除保留了一间原住的屋子之外，移住到陆风腾出来的屋子——里外两间，中间向阳，后窗户能见到大片蓝天，感到豁然开朗，心情愉悦。虽然实际上仍然相当窄紧，周夫人和孩子们挤在内室，外间用书架隔开，里面支一单人木床为周汝昌的卧榻，外面“书房兼客厅”。
周汝昌家过日子老是入不敷出，几乎每个月都要向朋友和同事借钱以维家用，一发薪水还了旧债，再向另一个人借新债。有一封周汝昌于1964年6月4日写给黄裳的信中说：
裳弟：刻得书，知捎件妥收，慰甚。……词话即寄，缘月底连邮费亦须等发薪（明日即可得工资）。兄处常如此以语，弟或以为奇，他人更不能置信耳。笑笑！
连寄书的邮费都要等发了工资才能拿得出，可见那时一到月底，就真到了几乎没米下锅的境地了。
同住在无量大人胡同的有出版社同事孙用（ 1902—1983 ），周夫人和孙夫人关系好，1961年前后都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家属装订厂做临时工，周家就经常向孙家借钱。孙用是翻译家兼鲁迅研究专家，自学英语和世界语成才，译有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和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的诗选以及普希金《 甲必丹女儿 》（ 即《 上尉的女儿 》）等，《 鲁迅全集 》中的《 呐喊 》、《 彷徨 》、《 华盖集 》和三本《 且介亭杂文 》都是他负责注释。
到了1980年6月，周家又搬迁到北京东城朝阳门内南小街北端八大人胡同113号，这个名字也是音讹，其实是明代的“把台（ 把总 ）大人胡同”。后来又改名为南竹竿胡同。用周汝昌自己的话说，这是他回到北京后的第三处“巢痕”（ 宋词人用语 ）了。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人缘履痕雪泥鸿爪（5）
这个院子原来是文化部副部长夏衍（ 1900 —1995 ）的宅第，在北京的四合院中，单院规格算不到中上等，但正房有大红抱柱，前廊后厦，厢房也带走廊，有二门，有门房，如果独家居住，那也算得“豪居”了。夏衍原来是独院居住，周汝昌则得到了五间正房，有厕所、厨房、自来水设备，而其他厢房等屋室的住户则只有同院一个水管龙头。
周汝昌能改善居住条件，是受惠于在《 人民日报 》工作的姜德明（ 1929年生 ）。周汝昌在《 人民日报 》的《 战地 》副刊发表文字，姜德明到无量大人胡同周宅送报纸，看到周家情况，很惊讶地说：“您怎么住的这个样子！我们想不到，您写个报告，我立刻想法儿代为上报。”由于姜德明的帮助，国家有关部门特派了梁光第到周家实地观察证实，积极寻找更好的住所。最后选定了夏衍的旧居。那时夏衍“文革”灾满，已经另迁华居了。
周汝昌刚搬进八大人胡同时，见二门花墙上写着一行大字，在墙里面，对着正房：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应该是“文革”初批斗夏衍时造反派写的。
这个院子本来是挺不错的，靠二门有一株杏花，近正房偏东有竹子，正房廊台下左右有花池。但院中还有其他住户，不久，东厢某家带头盖起了红砖房，占了半个院子，西家也仿效照办，于是院子的格局全变了，当中只剩下一条小走道，让人感到憋闷得连喘气也不舒坦了。不过正房廊下，还可以摆设仿古瓷桌瓷凳，周汝昌在80年代每天坐在桌旁读书研究，还是有一份惬意的。过年贴春联，周汝昌亲自书写，贴于廊柱上，法书龙行蛇走，韵味盎然。但后来胡同的环境也被一家“金笔厂”给破坏了，机器响，塑料臭味，工厂外的黑煤堆满了道路……尽管如此，周汝昌对这所住处还是颇有感情的，到90年代再次迁到红庙的洋楼里，就连一点老北京四合院的影子也没有了。笔者还记得，在周家往迁红庙那一段，自己正好去北京，见到周伦苓，她说虽然已经大体上搬了过去，但周先生还在南竹竿胡同住着，要再多稽留些时日。那情怀可能正像陶渊明《 五柳先生传 》和《 归去来兮辞 》中所描摹的吧。周汝昌曾赋诗曰：“东城谁记旧巢痕？也有三迁似孟门。廊柱阶栏俱有意，桃符红满院乾坤。”对老房子的流连，其实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眷恋。
八大人胡同113号的原主人夏衍，周汝昌有过一面之缘。那也是80年代初期，香港《 文汇报 》的吴羊璧来京组稿，邀请文学名流聚会。周汝昌还记得座次从右向左，依次是夏衍、钱锺书、冰心、曹禺、戈宝权、夏承焘、吴闻，自己叨陪末座。当时也就是一般的座谈，但时序迁移，风流凋谢，现在回想这样的聚会，那也是昙花一现，不可再得了。
夏衍是新文艺工作者中的左翼，新月诗派里面的饶孟侃，则算右翼了。但周汝昌和他也有过两段因缘。“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新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其中的新月诗派，是颇有声名的。新月社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人于1923年在北京发起的，1927年又在上海创立了新月书店，1928年3月10日则创刊了《 新月 》月刊。这是一个既有社团又有书店、杂志的实力很强的文学流派，比起鲁迅参与的一些文学社团来，无论时间的长短还是成员的知名度和影响的大小，都可谓大巫见小巫。即以陈梦家于1931年选编的《 新月诗选 》而言，其中的作者除了徐、闻和陈自己外，就还有饶孟侃、孙大雨、朱湘、邵洵美、林徽因、卞之琳、沈从文、朱大柟、刘梦苇等人，真可谓名下无虚士。
不过，这个大名鼎鼎的新月社在20世纪的50、60、70年代的三十年里，在大陆可就几乎是“反动派”的同义语，除了闻一多因为后来成了“烈士”幸免外，其他成员都被看作是反对鲁迅和左翼革命文学的资产阶级文人。
周汝昌和饶孟侃的第一段因缘在成都。周汝昌从华西大学转入四川大学后，住在梅园小区中竹木搭成的棚屋内。有一天，有两位不速之客叩门来访，访者就是饶孟侃和他的弟子解毓葵，两人都是四川大学外文系的教师。这可能是同事之间联络感情的意思吧。解毓葵已经见过面，就当中间人向周汝昌介绍饶孟侃，也顺口提道：“他是徐志摩、闻一多的老友。”周汝昌一听，近乎本能地回应说：“那是新月派呀。”话刚出口，就有点后悔，因为当时已经在批判这些“资产阶级文人”了。果然，解毓葵脸上有些讪讪的，但饶孟侃则毫不介意，说：“我就是新月派。”态度坦荡，让周汝昌顿生敬意。
四川大学外文系教职员工开教研会，系主任赵澧领着大家去学校不远处的望江楼公园，在茶馆里一边品茶观竹，一边开会讨论。这种颇富诗意的开会方式让大家都感到愉快，周汝昌更是心情开朗，他平生最怕的是“坐办公室”。
这种“茶会”也还是要严肃讨论工作的，那时已经实行教师互相听课，然后彼此提意见。饶孟侃的英文水平很高，口语发音更胜过全系的人——因为四川本地人土音比较浓重，影响发音。不过周汝昌发现了他的一个小毛病，在讲课时用“you see”这个垫语用得太频繁，成了不自觉的语病。不过饶孟侃生于1902年，是老教师，年高望重，脾气耿直，别的教师大概有所顾忌，都没有提过。周汝昌总是一种直爽较真的癖性，就在会上直言不讳地提出来，而饶孟侃听着，手里作笔记，一点儿也没显出不愉快的神态。这让周汝昌对饶先生更加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