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8
我嗜京戏，最爱听的是反二簧。谭叫天的《 碰碑 》不用说了。旦角的大段唱工，以梅兰芳先生来说，就有《 宇宙锋 》的“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 黛玉葬花 》的“若说是、没奇缘、今生偏遇（着）他”，和《 女起解 》的“崇老伯、他说是、冤枉能辩”。梅先生的唱，配上徐兰沅、王少卿那种大方家数而又考究异常的托腔与过门，真是无法形容的美，令人心折而魂醉，令人唾壶击碎，就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吧。如今已成广陵散了。……
三大段反二簧，我尤喜苏三那一段。那是独角戏，满台空空荡荡，在丝竹琴音与铜撞星儿的异样美妙的声音里，她一人徘徊思念，柔肠万缕——就这一个不幸的女子，“充满”了台，唱出了诗的境界，绘出了诗的画卷。这是心声，这是美，这是悲剧，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特殊创造。这是“戏”吗？我看更是中华的诗！
下“干校”到湖北咸宁，掏粪，种菜，守夜——四点钟起来，满天星斗，蹚着过膝的水，到那“围湖造田”的菜地，只我一个人，拄着一枝竹竿，像个鬼魂吧？因这时无人“管制”，我就吟唱自娱——唱的总是《 起解 》那大段八句，连带着徐、王二师的美妙的“小肩膀儿”与“大过门儿”，一字不落。这样，由巨蚊的包围，夜幕的黑暗，迎来了东方的曙霞，朝曦，晓雾，晨晴……不觉悠然自得，忘了一切。（《 天·地·人·我 》中《 反二簧与狱神爷 》）
这倒与周汝昌在青少年时被“绑票”到土匪的水寨中，那“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另外两篇回忆录里，周汝昌又提供了另一些干校生活的剪影：
干校是分很多小队的，“工种”不同，各占一块“地盘”，故难得往来相见。其后忽有一段时期又见到了他（冯雪峰——引者）。那大约是因为要清除一处地面作什么用，派几位“老弱残兵”去打扫破砖烂瓦砾碎石土块之类，用一个簸箕端往一个后边的土坡上倾倒。我见他精神不颓，勤勤恳恳地劳动，扫除垃圾，一丝不苟——可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目不视人。他不会不认得我，但正眼不瞧，真是人到此境，莫论当初，“此一时彼一时”也。
从打这一回，再没见他。我们的“缘”，尽于此地此时此境中。（《 社长冯雪峰 》）
1969年之中秋，我们一同到来湖北咸宁干校。我与他（杨霁云——引者）体力相若，是“文弱书生型”，干不了重活，便分配给菜园子挑粪。我们两个成了很别致的“搭档”。
从厕坑掏了一个木桶大半满的屎浆，二人抬起来，扁担端头一前一后，只会迈“方步”，很“潇洒可观”。从厕到园，路还不太近，走到一个大拐弯处，便在树阴下坐下来歇了一会儿。这路上倒无人监督，很自由，我们便吸烟漫谈，谈的就多半是《 红楼梦 》。那情景，值得入红学史，可惜没人给拍照录音。（《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许多人在咸宁的干校待了三四年时间，而周汝昌比别的同事幸运，只待了一年。1970年8月，正是湖北地区最炎热的日子，有一天，周汝昌照例干完了清晨值班、唱反二簧的工作，上午来劳动的“小队”的人来了，可以交班回去吃饭睡觉。走在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同志拦住路，说：“队部里找你，有话说。现在就去。”
周汝昌大吃一惊，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事，又有什么“辫子”被抓住了。这用得上那句老歇后语了：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谁知是福不是祸。队部姓李的领导通知他：“因工作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天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决定哪一天走，告诉我们，来办手续。”
周汝昌想了想，说：“过一个星期，九月三号或者四号走，可以吗？”李领导回答说：“就这样。”
周汝昌就这样结束了“五七战士”的生涯，平常不搭理自己的“左派”们见了他也眉开眼笑了。马上要回北京回家了，却又觉得并不想立刻就走，这待了十一个月的地方，反而让人顿生留恋之情，干过活的山坡，唱过反二簧的田头水边，都不由得去再走一走，看一看。这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到小卖部买了平常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个桃子的，一个梨子的，坐在一个老树根上自己慢慢品尝，一边向这片土地告别。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文革”沧桑（5）
接近启程的日子，到队部领了公函，再步行往某号“高地”（ 那时都是仿效军事编制，故名 ）总部去办手续。一路上都是丘陵地形，坑坑洼洼，起伏不平，但走得自然还是兴高采烈。总部接待的人很和气，说要等到下午才能开回京的公函，就在这儿吃点饭，中午还有一间客房可以休息。这个接待的人后来知道名叫张宗禹，而且再往后也回到北京，竟和周汝昌住进同一个院子。
下午得到了回京的公函，打开一看，又让周汝昌大吃一惊：“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公函上漏掉了“文学”两字。
离开干校那一天，要起早步行到县城的火车站，前一天晚上特别嘱咐值夜班的孙用叫醒自己，这是过去周汝昌家经常开口借钱的老同事老邻居了。其实不用叫早早自己就醒了。一些有力气的同事早已把行李、木箱、杂筐等都搬上平板车，厨房已经熬好热粥，大家饱餐一顿，天还没有大亮就动身往车站走。
拉车的小伙子叫彭庆生，本来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小将”，在出版社时一度也曾经造反掌权，到了干校不知何时成了“五·一六”分子① ，这时正在挨整，队部派他拉车送周汝昌，也是一种“改造”方式。拉一平车重物走几十里路，并不容易，不过那时彭庆生年轻力壮，也不太在乎。
彭庆生在单位对周汝昌就不错，当时出版社的一个姓高的司机也是造反派头头，发誓要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彭庆生就坚决反对。去咸宁干校的火车上，彭庆生对周汝昌也很照顾，让他在空位上躺着休息，还送来毯子。到了咸宁后，见周汝昌带的衣服不够，又把自己的棉大衣送来，并说“脏了也没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彭庆生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为评职称，为自己写的古代诗学的著作，都找过周汝昌。有几年，大年初一，还从郊外赶过来到周家拜年。
可能是运气来了，在火车站周汝昌也碰上了好人。到了车站已经中午，不卖车票了。但周汝昌把证件给窗口里面的女售票员看，这个人居然破例照顾说：“我先卖给你一张吧，省得你一会排队挤得累。”而且说先把手提包寄存在售票室内，可以空手走走，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周汝昌真的寄存了包裹，到附近的商店逛了逛，还买了些湖北的小物品作纪念。
车上人不拥挤，很清静，那早已和“大串连”（ 1966年8月以后一段时期，曾有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免费乘坐火车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此后一两年内也有各地学生以“造反”名义的互相串连 ）时期完全不同了。周汝昌刚上车落座，又上来一个回京探亲的姓袁的干校同事，递给周汝昌一封信。一看原来是四哥祜昌刚寄到咸宁的信，不知是哪一位同事好心，知道周汝昌已经上车回京，托人捎来。好像一时间万事都“六六大顺”了。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下面是周汝昌回忆离开干校前的两个插曲：
等到他（杨霁云）从干校返京了，他时常走来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总理特电调回北京，消息立即轰动了“向阳湖”畔，第一个来向我致意的便是他。他很高兴，几句话，作别而去，意甚珍重。他还猜度说：“大约是要出一部《 红楼 》‘样板’本。”
他常州口音浓重，我又耳背，南音听不清，他右手不能写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写话”给我，一笔一画，吃力而一丝不苟地写着。
在一旁的我，实在感动。（《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上路了。辞别了碰上的人们。到出“村”路口，见林辰先生小凳子坐路旁——那是派的守路口盘生人、防私逃的职务。我向他作辞，他坐着不动，冷冷地点头示意。（他与孙用系原《 鲁迅全集 》编辑室的人，后调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在先，他还视我为“学者”，见了就笑而示意；后来“文革”他对我有看法，曾大嗓门批判我，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反动的知识分子”。在干校又住同屋，极少理我，颇有“敬鬼神而远之”之雅致了。）（《 天·地·人·我 》之《 干校惊雷 》）
1970年9月5日上午，周汝昌回到了北京。毛淑仁还以为周汝昌是十二天的探亲假，听说从此再不去湖北了，不禁又惊又喜。她曾经向人打听过，下干校的人还能不能回来，别人回答是：多半回不来了。
周汝昌拿公函到朝阳门内大街的文化部老楼去报到。一位“留守”的人员看了公函，立刻打电话，周汝昌只听见一两句：“……周总理指示的……这很重要……”可是谁也不知道应该把调回来的周汝昌安插到哪个单位。后来就在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挂”着等候。那时，出版社里只有几个专门印制“样板戏”的留守人员在底楼办公，二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在二楼给周汝昌开了一间屋作办公室，只见尘土已经积了寸许厚。但周汝昌在这间办公室也不知道该办什么公。而且，也没有人来管他，连军宣队的领导见了面，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说：“周汝昌同志，你还要继续革命呀！”
军宣队也曾经让周汝昌写了个报告，说一下自己想做什么工作。报告写了，交给军宣队了，但后来也没有下文。再往后，军宣队也走了。周汝昌更感到茫然惘然，不知所措。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代理社长王致远抱来一包诗人郭小川的诗集，让周汝昌看看。后来又陪着郭小川来看周汝昌。周汝昌只记得王社长看着桌子上的诗集，说：“这些东西，都不能再出了。”周汝昌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只有苦笑一下。
周恩来总理在“文革”中处境艰难，日理万机，心力交瘁地应付各种复杂的局面，怎么会突然想到调一个既没有遭遇特大冤案也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的周汝昌回京呢？调回来又有什么目的和用场呢？以后又为什么长期“冷处理”呢？这的确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当日在出版社、文化部、干校，不断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谣言……不知道周汝昌有什么来头。问题是，周汝昌自己也莫名其妙，不仅在当时，直到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也仍然没能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文革”沧桑（6）
“内幕”也许只有将来文革档案全面开放以后才能知晓，或者将是又一个“千古之谜”。不过，也有一些蛛丝马迹，让人寻味。美国纽约州宾翰大学历史系教授露克珊·维特克，1972年8月访问中国时曾与江青多次长谈，后来根据采访笔记写了一本名为《 江青同志 》① 的书，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Comrade Chiang Ch'ing》written by Roxane Witke，1977，p282
Little，Brown and Company Boston-Toronto
“The value of subsequent criticism has been uneven. One contemporary critic named Chou Ju-ch'ang wrote a book called The New Verification of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lthough his point of view was close to that of Hu Shih's group，his one advantage was to have used the archives of the Ch'ing court. Despite flaws in his method of verification，the book is still worth reading. When Chou Ju-ch'ang was attacked during the Culture Revolution she tried to protect him （she added quickly that until now she had never admitted that to anyone）.
最上面两行是书名《 江青同志 》和书的作者姓名、出版年份及出版单位，以及引文所在的页码。
下面的一段原文，翻译成汉语是这样：
持续不断的文化批判很有意义，也并非毫无波澜。一个当代的批评家，名叫周汝昌，他写了一本叫《〈 红楼梦 〉新证 》的书。尽管他的观点与胡适派比较接近，但他的一项进步是运用了清代宫廷的档案材料。虽然他的考证方法有缺陷，但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当周汝昌在文化革命中遭受到攻击的时候，她曾努力保护他（ 她很快又补充说，这件事直到现在为止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
这是江青1972年8月和维特克的一段谈话内容。江青在谈话中大谈《 红楼梦 》，以及1954年的批俞批胡运动，说到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并且肯定这本书的价值，这其实反映的是毛泽东的观点和态度，江青不过是鹦鹉学舌，本来也并不稀奇。但她说她曾经保护周汝昌在“文化大革命”中免受攻击，并且强调自己从来没有向别人透露过这一点，则是颇有意思的。
根据前面所叙述过的毛泽东阅读《〈 红楼梦 〉新证 》以及1954年对周汝昌予以保护的情况，可以说江青有关周汝昌和《〈 红楼梦 〉新证 》的这番谈话，也一定代表了毛泽东的意见和态度。毛泽东欣赏《〈 红楼梦 〉新证 》，在文化部系统多年来早已是口耳相传的事了：
过后，记不清哪年了，反正是“文革”之后，有一次霁老（杨霁云——引者）来访，不知怎引起的，他说了这么几句话：×××说：“我不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我这名字倒着写！”如今周汝昌没成“反革命”，你的名字怎么写了？周汝昌写出了一部《〈红楼梦〉新证》，毛主席称许过——你×××写得出来吗？
霁老言下，义愤不平之气满座洋溢。
他又曾说：《 新证 》出后，颇有人横加訾议批判。唯有毛主席是《 新证 》的知音。（《 难忘杨霁云先生 》）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所谓周总理办公室的指示，其动因可能来自于毛泽东和江青，是他们通过周恩来调周汝昌回京的。因为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是行政职能部门。毛泽东是非常喜欢《 红楼梦 》的，江青也称自己是“半个红学家”，与维特克谈话之后，1973到1975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评论《 红楼梦 》的热潮，各报刊发表了大量“评红”文章。客观地说，毛泽东关于《 红楼梦 》的谈话，其中不少内容和观点其实也都是来自《〈 红楼梦 〉新证 》或受其启发的。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1）
周汝昌1970年9月回京之后，还真有点像进了“红色保险箱”，逍遥自在。不仅接踵而至的各项政治运动和变化如“一打三反”、“九·一三”事件等与自己无关，儿女也都工作的工作，插队的插队，虽然难免牵肠挂肚，但既然全国人民都一样，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全国人民都逐渐开始对“文革”怀疑和反思，在北京这样政治敏感度很强的地方，更是如此。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松动起来，“人情味”慢慢有所恢复，不像“文革”热潮时那样互相提防和敌视了。
周汝昌最上心的，当然还是搞了半辈子的《 红楼梦 》和曹雪芹的研究。他一回京，就在向军宣队递交的报告中提出，要为《 红楼梦 》搞一个新的校本：“我的报告不是别的，就是请求给我一些条件，以期完成大汇校写定真本的浩瀚工程。这份报告，看来并未上达周总理，中间被人扣压了。我只傻等着，也不懂可以设法再由其他渠道上达总理，竟拖了下去。”（《 天·地·人·我 》之《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
此刻自由无事，自然又可以私底下重理旧业了。首先将一些资料整理归纳，准备对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加以补充修订，将一些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材料予以增补，加深加细。另一方面，这一段的精神也比较愉快，对那两句硕果仅存的曹雪芹佚诗，兴之所致，拟补成三首完整的诗。这又是怎么个来龙去脉呢？
原来曹雪芹有两个好朋友，是敦敏、敦诚兄弟，他们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的五世孙，从血统上说是清朝贵胄的后裔，但由于阿济格被顺治帝赐以自尽，并被黜去宗籍，所以敦氏兄弟又是没落的宗室子弟，与曹雪芹有相似的身世之感，家族之恨，彼此颇多共同语言，因此来往密切。敦诚作了一个传奇剧本《 琵琶行 》，内容是演绎唐代诗人白居易长诗《 琵琶行 》的情节。乾隆二十七年壬午（ 1762 ），曹雪芹在敦诚家的西园观看了“小部梨园”（ 戏班 ）演出这个戏曲后，曾写了一首诗。这首诗没有保存下来，但敦诚在笔记中记下了其中的两句：
余昔为白香山《琵琶行》传奇一折，诸君题跋，不下几十家。曹雪芹诗末云：“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亦新奇可诵。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竟坎坷以终。
白傅就是白居易，他作过太子少傅。他有两个侍妾叫樊素、小蛮，善能歌舞，白居易曾有诗句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曹雪芹这两句诗是说如果白居易的鬼魂看到了敦诚的剧本，一定会高兴得让樊素和小蛮粉墨登场，扮演剧中角色。
曹雪芹原诗的前六句到底是什么呢？这当然是引人遐想的。周汝昌研究曹雪芹家世已经多年，又天赋诗才，这一阵从干校提前回京，情绪自然很好，就以曹雪芹留下来的两句诗作末联，足成了三首：
一
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
红粉真堪传栩栩，渌尊那勒感茫茫。
西轩鼓板心悲壮，北浦琵琶韵未荒。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二
雪旌冉冉肃英王，敢拟通家缀末行？
雁塞鸣弓金挽臂，虎门传札玉缄珰。
灯船遗曲怜商女，暮雨微词托楚襄。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三
相溽久识辙中鲂，每接西园酒座香。
岐宅风流柯竹细，善才家数凤槽良。
断无脂粉卑词品，渐有衫袍动泪行。
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
周汝昌这三首诗结合自己考证曹雪芹家世的一些情况，如“英王句”追溯到敦诚的祖先阿济格；“虎门”句，则来自敦诚《 寄怀曹雪芹 》中的“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虎门用周代国子学的典故，指清朝的右翼宗学，当年敦诚兄弟曾和曹雪芹在那里长期相聚。同时又巧用典故，如“岐宅”句用杜甫《 江南逢李龟年 》中“歧王宅里寻常见”诗意。三首诗都写得古色古香，气格雄壮，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这当然与周汝昌深厚的古典文化和文学素养分不开，同时也和当时周汝昌比较愉快的心境有关，诗为心声，的确不错。
过两三年，下干校的人逐渐回到原单位，同时“文革”也越来越不得人心，虽然在中央上层“四人帮”仍然猖狂肆虐，在民间社会则已经失去了基础。普通老百姓包括一些老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不再是“文革”前期那种诚惶诚恐不知所措的状态，有一些头脑的人都在冷眼静观以待变。亲属和朋友之间也渐渐恢复了来往。周汝昌和张伯驹、吴恩裕等在京的老朋友也开始互相走动。从周汝昌1970年9月回到北京，到1976年10月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后“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六年中周汝昌为红学积极努力，值得一提的事情有以下几端：
在周汝昌打报告给军宣队请求搞出一个新的《 红楼梦 》文本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戴鸿森也由干校回京了。有一天，戴鸿森对周汝昌说，他偶然看了庚辰本《 脂砚斋重评〈 石头记 〉 》影印本，改变了原来的观念。他本来也溺于一般的流行观念，《 红楼梦 》就是《 红楼梦 》么，读通行的文本就行了，还搞什么版本？看了脂批抄本，才知道原来与通行的程乙本《 红楼梦 》差别这么大！“原来俗本这么坏，和真本有这么大的不同，竟一直被它骗了！”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2）
这当然与周汝昌治红学最基本的学术立场一脉相通，彼此有了“共同语言”。周汝昌乘机和戴鸿森商量：我们应该出一个好本子。戴鸿森立即表示赞成，并且开始十分积极地联系活动。首先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系，因为这是当时最有权威的科学研究机关。周汝昌本来是想以自己和四哥周祜昌搞了多年的《 石头记 》各脂本的“大汇校”为工作基础的（ 周祜昌虽然在1966年被抄家后成果尽失，片纸无存，但后来又顽强地重起炉灶，从头做起，而且毕竟是做过的工作，再捡起来虽然费事，却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 ），但既然戴鸿森已经联系了文学研究所，自然也不便再提起自己的汇校本。重要的是先出一个脂批本为底本的通行本《 红楼梦 》，周汝昌仍然是积极支持的。
在当时极“左”的时代氛围里，能干一点真正学术性的工作，是每一个热爱专业的知识分子都求之不得的。文学研究所的态度也很积极，当时的临时负责人是王致远，表示支持后，很快就派邓绍基① 和刘世德两人持公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办理手续，准备接受校一个新《 红楼梦 》文本的任务。
谁知好事多磨。由于江青在与维特克谈话中大谈《 红楼梦 》，稍后掀起了全国“评红热”，又有毛泽东“《 红楼梦 》至少要读五遍”的“最高指示”流传，在那样一个一切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成了“封资修”“毒草”的背景下，搞《 红楼梦 》研究不仅是一件很难得的学术上的事，也是相当有政治荣誉的事，还潜伏着不可预知的功利。谁来搞这部《 红楼梦 》的新校本，实际上成了一个许多人都想吃的“大蛋糕”，也成了一种政治行为。文学研究所接受这项工作，李希凡得知后，予以激烈反对。这当然还是李希凡与何其芳当年为“典型”和“共名”发生激烈争论而导致“两派”矛盾的延伸。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不得不向文学研究所“打退堂鼓”。
此时担任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是杜维沫（ 1926年生 ），对这项“出尔反尔”的任务感到很为难，晚上到周汝昌家中诉说风波内情，说：“约请了人家，又要变卦食言，这多尴尬！”但不管多尴尬，由文学研究所承担新校任务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新版本《 红楼梦 》的事告吹了。
让脂批本取代程乙本成为通行的《 红楼梦 》文本，对周汝昌这一夙愿来说，这件事是一个挫折和打击。
1974年重阳节那天，周汝昌忽然接到张伯驹的来信，通报了一个让人颇为震动的消息：有一个退休教师张琦翔，访问张伯驹谈到《 红楼梦 》，说他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时期曾于北大听一个名叫儿玉达童的教授讲课，儿玉达童说他见过一个《 红楼梦 》抄本，乃蒙古族旗人名三多字六桥者所收藏，其中八十回以后的内容，与通行本的后四十回完全不同，如贾探春的远嫁是“杏元和番”（《 二度梅 》戏里陈杏元嫁到异民族 ），黛玉早夭后宝钗才嫁宝玉，宝钗“早卒”，贾宝玉穷到去当更夫等情节。
这个消息对于周汝昌来说，实在可以说是石破天惊。因为周汝昌研究红学以来，最根本的学术立场和最核心的学术观点就是认定后四十回是“伪续”，由于它的出现，淆乱了曹雪芹原著的真意。而后来各种各样的“续书”，却都是从后四十回的“狗尾”开始接续的。这个儿玉达童所说的本子，八十回后的内容信息却和野史笔记中传说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情况接近。如果能把这个完全不同于程高续书后四十回的《 红楼梦 》文本找到，那么不管它是不是曹雪芹的原稿，都具有巨大的学术意义。
周汝昌震撼了，激动了，简直可以说是浑身热血沸腾。尽管此时还在“文革”时期，他也决心要尽一切努力找寻这个至关重要的文本。他的那种迫切情绪从他当时立即赋《 风入松 》词多阕可以窥其大概。张伯驹也步周词原韵和作。周汝昌所填词其一二阕如下：
一
重阳满纸记新红，老眼尚能空。行行说尽当时事，也略同阙史遗踪。不讶猢狲各散，最惊貂狗相蒙。
东瀛触事见华风，秘笈有时逢。是真是幻皆堪喜，向西山凭吊高枫。光焰何劳群谤，江河不废无穷。
二
翻书时历点脂红，名姓托空空。笔涛墨阵何人事，是英雄霜雨前踪。经济凭他孔孟，文章怕见顽蒙。
黄车赤县伫高风，魂梦一相逢，残篇零落谁能补？似曾题月荻江枫。更把新词歌阕，也知遗韵难穷。
（周伦苓给笔者传来此二词，有注解云：“老眼”一句，是从曹楝亭的“老眼题愁素纸空”化出；“黄车”句是借用陈寅恪先生“赤县黄车更有人”诗语，也是涉红之题的。黄车使者，虞初别号，小说家之祖，故以喻雪芹。“谁能补”，是自谦，不是自居。）
凑巧，周汝昌听说这时正有一个对中国友好的日本人来华访问，名叫鸟居。在当时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周汝昌对这个文本的关注实在太心切了，就提笔向当时主管文化宣传部门的中央领导人姚文元（ 1931—2005 ）写信，报告这一重要的发现线索，建议他请鸟居回国后打听儿玉达童的下落，因为既然儿玉达童讲到这个文本，那就不排除这个本子也可能就在他本人手里并带回了日本。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3）
姚文元给周汝昌回了信，称他为“周汝昌先生”，态度十分客气，说已经请托鸟居回日本后寻找。显然，这是因为姚文元知道毛泽东和江青对周汝昌、对《〈 红楼梦 〉新证 》都有好感，同时他本人也是一个文史修养不低的人，如果能找到这个新的《 红楼梦 》文本，也许会在毛泽东处邀上一功也未可知。姚文元的积极态度是可以理解的。
过了一段时间，姚文元又来信，说鸟居已经找到儿玉达童，但已经是个年纪很老的人，完全失去了记忆力，对这个本子无法继续探寻其下落了。
姚文元是“文革”中主管文化宣传部门的最高领导，是“四人帮”中的“笔杆子”，在“文革”中作孽深重，但这并不影响他对寻找《 红楼梦 》异本的热情，尤其是在毛泽东对《 红楼梦 》如此推崇的前提下。
姚文元的回信使周汝昌受到了鼓舞，周汝昌又写了第二封信，正面陈述流行本《 红楼梦 》的问题，建议应该迅速整理校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好版本。这第二封信是写给姚文元还是江青的，周汝昌已经记不太清楚，似乎是写给江青的。姚文元的回信，后来在清查“四人帮”的运动中也都上交了。
第二次写的信，迟迟没有得到回音。周汝昌难免有些失望，心想校订出版新本《 红楼梦 》这样的大事，竟得不到中央的重视和支持。这时已经是1975年。
此后的事，还是引录周汝昌本人回忆文章中的原文吧：
忽一日，收到北京市市长吴德同志召见的通知，我即按时而往，在市府的接待室会了面，在座的还有袁水拍（原在《 人民日报 》）。此次即是上书的回音，说中央重视，将有安排。（谈话中，万里同志进来了，他们二人说了几句，见我在，知必是有事会谈，他就不坐下而出去了。）
又是忽一日（凡此，我都有日记可查，但此刻执笔时无法寻检堆积如山的旧箧；若日后有必要时，再为补记确切月日），接到通知，要开校理《 红楼梦 》版本的会议。
回忆其时约已入秋季，地点是北京市委第三招待所，到会后，见所与会者人数不少，计有：
袁水拍：主持会议者
李希凡：副主持者
冯其庸：被指定的校勘小组组长
周汝昌
吴世昌 “顾问”
吴恩裕
杜维沫
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将来出版新校本的古典部人员
王思宇
孙逊：研《 红 》人员（今任上海师大教授）
（另一位不记其姓名了）
周丽苓：我带他助我记录（因我耳、目早已损坏）。
会议内容主要如下——
（一）袁讲话，宣布此会的目的，说“上边十分重视”成立校勘小组，冯为组长，周、吴等三人为顾问。将来由冯组织人力为小组成员。
（二）听顾问意见。我等三人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三人也一致认为，此次彻底排斥“程乙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
（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校本，保证质量。
周丽苓为我做了记录（此记录保存无恙）。
冯组长当时与我邻坐，曾问我“甲辰本”是何种本子。我答：它接近程本，在诸抄本中是较晚出的。
我问冯：此会为何未邀文学研究所的人参加？他答，这次来不及，容以后再请他们。
该小组组构伊始，友人刘瑞莲女士一日来访（我们是四川大学的旧谊，她彼时已调至人民大学，与冯其庸同为该校中文系讲师，冯系借调至小组的，那时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尚无编制关系）。她对红学有兴趣，人也热情，就对我说：你们兄弟多年研究版本，目下有此校印佳本的盛举，你们怎么不去参加？
我聆其言，内心感动，就推诚披胆地回答说：这事我的处境很特别，也十分为难——我呼吁中央应创此举，当然愿为贡献微力；但目下我仅被安排为顾问，没有让我们参加实际工作的指示。所以为难的是：愿贡微力，尚无机会；而若不去贡力，又怕落一个“知识私有”，不肯把心得经验拿出来的批评。所以我正不知如何为是，也不知如何“表态”才好。
刘女士听了，毫不犹豫地说：“这事好办——你勿过谦，由我去找老冯，我一力推荐！”她兴冲冲地作辞而去。
隔了不久，她写来了信函，内言：我去对冯先生说了此事，他答云，小组成员名单已定，是由姚文元批准了的，没法再更动了，云云。
此后的事，我能得知的就太有限了，只记得当时校勘成员骨干有胡文彬、周雷二位，他们来问过几个定字待决的难题。其后，周雷一次专来诉说，他与冯组长为校勘取舍争论激烈，且表示要我秉公向有关方面反映此一事态。我未敢如彼其冒昧，因第一我并不了解争论细情实况，第二我已是“局外人”，讲话要特别慎重的，不然必会发生误会或纠纷，背上嫌疑。
后来听说校勘成员之外，为了作注释，又特邀来了杭州的蔡义江、安徽的朱彤、黑龙江的张锦池三位。住于“恭王府”，专职工作。他们之中，后来朱、张两位来访过，谈到作注中的个别问题及研考的收获。
1982年，这部新校本印成即将问世了，我接到通知去开祝贺会。
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原注：说“程乙本”，其实也不算真对，只是个“杂校本”而已），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的较为可信的本子。
至于我的大汇校，五十年苦功，至今尚难梓行，只因部头太大，上千万字，排校难度极其巨大，尚不知其命运如何。（此本已于2004年5月由河南郑州的海燕出版社出版，即《〈 石头记 〉会真 》——引者）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4）
我为出一部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向当时的中央写信上书，及至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因此受了一回“审查”——宣传我与“四人帮”有来往，单位贴大字报（内蒙古大学林方直教授正赶上看见），军宣队的政委要大做文章。在此事件上，同事们却不乏人出来讲话，如袁榴庄女士就曾出面仗义直陈：周汝昌的信，就是查出一百封，也与政治无关，他不过是书生，为了他所关心的文学事业……（大意如此）。因此我的“案情”解除了。
“四人帮”倒台后，文化部对该小组（指《 红楼梦 》校订注解小组——引者）派专人审查其来由、性质、实况，有两位同志前来专访，我依嘱写了报告，并将女儿周丽苓当场作的那份记录一并声明提供部里审查参考。（《 倡导校印新本〈 红楼梦 〉纪实 》）
周汝昌是不懂政治的，可以说也基本上不关心政治，他倾心的始终是《 红楼梦 》、唐宋诗词等古代文学和文化的体验、鉴赏、研究。即使在“文革”中，也只是在不得不随波逐流时“跟大溜”而已，只要一有可能，就把全部精力投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从1974年开始正式增补修订的《〈 红楼梦 〉新证 》，于1976年4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总字数达到了八十万字，比1953年的旧版增加了整整一倍。
1976年4月，这是“文革”到了尾声但还没有结束的时期，此前的一月周恩来逝世，此后的7月和9月，朱德和毛泽东分别逝世，7月底发生了唐山大地震，10月“四人帮”被隔离审查。《〈 红楼梦 〉新证 》的起意再版，是在这些大事发生之前的1974年，那时仍然属于“文革”时代。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怎么会突然要再版这样一部书呢？周汝昌这样告诉笔者：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忽然找我要《〈 红楼梦 〉新证 》，而且要得急如星火，说上边要，到处买不到，请你赶快提供一本。我只得把自己珍藏的一册第三版的文本给了单位。不久，国家出版局领导人（ 姓名记不清了 ）又来找我洽商，说：“中央需要《〈 红楼梦 〉新证 》，希望你同意重印，快出。”我不想旧版照印，就提出要修订，出新版本。
虽然经历疑难踌躇，领导最后同意出修订本，周汝昌立刻开始工作，当然基础工作其实早有多年的积累。从1974年到1976年，为了赶出新版《〈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拼命工作，终于疲劳过度，患了严重的眼疾：双眼黄斑部穿孔，视网膜脱落，病情十分严重。从1976年3月到9月，为医疗而费尽周折，后来住进医院，周汝昌却记挂《〈 红楼梦 〉新证 》工作未完，私自逃离医院跑回家。经家人劝说第二次住进医院，动了手术。为了保证《〈 红楼梦 〉新证 》增订本的及时完成，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商洽，借调在天津的周丽苓回京协助父亲工作。周丽苓回忆说：“记得我从外地请假赶回北京，见父亲躺在病床上，双目包扎着，只能平卧。但父亲仍然丝毫不懈怠，他让我给他读意见签，读原稿，并口述处理意见，由我代记代补。这些内容当时对我来说是十分生疏的，就像‘天书’一样，只能父亲说什么，我记什么。后来为核对校样，我又连续工作了四十一天，每天早中晚三班，常至午夜方休。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头疼，这回可连脑袋都感觉痛了。”《〈 红楼梦 〉新证 》出版了，但周汝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手术，右眼保留了0.01的视力，本来左眼也还有救，谁知又换了大夫，手术失误，导致左眼全盲。这对于一个从事文史研究考证的人来说，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从此以后，周汝昌治学作研究，就是在一种越来越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了。
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带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的印记。李希凡和蓝翎于1955年写的《 评〈 红楼梦新证 〉》作为书的“前言”，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这篇文章是李、蓝当年奉毛泽东之命而写的，其中虽然也有“批评”，但基调是“保护”。
在“文革”尚未彻底结束，文化学术都百花凋零的1976年4月，像《〈 红楼梦 〉新证 》这样一部著作能够增订出版，是一件非常显眼的事。它的根本动因，应该还是起源于毛泽东对该书的肯定赞赏。现在还不能得知毛泽东本人是否亲自批示过《〈 红楼梦 〉新证 》的新版问题，这要等到“文革”档案全面开放以后才有可能。但依情理而论，此书的出版至少是得到姚文元指示的，也可能还有江青和周恩来的批示同意。从当时的时代背景看，这显然也是从1973到1975年由江青讲话引发的全国性的“评红”运动之组成部分。据《〈 红楼梦 〉大辞典 》不完全统计，1973年“评红热”兴起，全国报刊发表各类评红文章一百二十多篇，出版各种评红著作、资料汇编十多种；1974年“评红热”达到高潮，报刊发表评红文章五百多篇，出版各类评红著作和资料汇编四十多种。1975年春成立了前述的文化部《 红楼梦 》校注组，5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北京大学中文系1972级工农兵学员编的《 政治历史小说〈 红楼梦 〉》，6月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佟雪著《 论〈 红楼梦 〉的政治历史意义 》，10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厚基著《 和青年同志谈谈〈 红楼梦 〉》；同时还有年初王少华在南京太平门内金星桥三十七号发现曹家的香林寺庙产碑，吴新雷随即作考证；1月吴恩裕、冯其庸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三回又两个半回己卯本散失部分并于3月24日《 光明日报 》发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