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9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考察，周汝昌从热衷自己的专业出发，向姚文元、江青写信要求关注《 红楼梦 》的研究情况，正好与毛泽东对《 红楼梦 》的高度喜爱相投合，也与江青、姚文元等“文革派”企图以读评《 红楼梦 》为由掀起新一轮政治运动的需要相符合。不管周汝昌的主观愿望如何，他的向中央上书客观上已经卷入了当时中国上层的政治运作，全国性的“评红”以及由此引发的一些红学资料的发现，校注《 红楼梦 》小组的成立，乃至由此小组发展成现在的《 红楼梦 》研究所，用《 红楼梦 》中的话来说，可以说“接二连三，牵五挂四”，追根溯源，都可以从周汝昌的中央上书中找到“契机”。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倡导《红楼梦》新版本（5）
这从1976年专为中央领导人内部印制了《〈 红楼梦 〉新证 》大字本也可看出。周汝昌1973年1月13日写给周祜昌的一封信中通报当时的最新讯息：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下达指示要印行一批《 红楼梦 》的书籍资料。经过层层传递，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人告诉我：包括甲戌本、戚序本两个本子（ 戚本用某领导人藏本为底本 ），李希凡的论红文集，我的《〈 红楼梦 〉新证 》公开发行，李和周的书各印行十万册。另有胡适和俞平伯的著作及过去的考红资料汇编一束作为内部参考资料重印，此四项要求年内出齐。周汝昌还回忆说，当时李希凡也很热情，既写来了表示“考证”也具有学术价值的补正意见，又特意给他写信，说《〈 红楼梦 〉新证 》再版的事，望宽心，“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喜事”云云。周汝昌事后推想可能是指随后特印《〈 红楼梦 〉新证 》大字本供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阅读之事。
1976年版的《〈 红楼梦 〉新证 》，从主体内容来说，主要是增加了大量实证材料，这些材料围绕着曹家家史、《 红楼梦 》的版本、《 红楼梦 》的流传影响等方方面面。它的学术价值由此获得，而且绝不会因时代意识形态背景的变化而受到影响。《〈 红楼梦 〉新证 》从此更加成了任何一个要以严肃态度搞红学研究的人无法绕行或回避的一本书。而写成于1976年3月的《 重排后记 》，对于了解当时的时代氛围和周汝昌的个人思想心态则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
不可避免，这篇《 后记 》留有那个时代的特殊痕迹。比如，文中有用黑体字排印的毛泽东和恩格斯、列宁的语录；对胡适有比1953年版更加严厉的“划清界限”的贬责；有对自己的自我批判。但是，应该说，在基本的学术立场上，其中的表述仍然是周汝昌一以贯之的真实思想，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扭曲。
《 后记 》一开始就称这本书是“怪物”，所谓“哪里有混杂着首尾三十年间的见解和‘文笔’的著作……说是旧书重印罢，它有了若干增删改动；说是新撰另作罢，其主体实又与旧无殊”。然后表明这个新版最重要的贡献是补充材料：“在增订上，几乎所有的力量都放在了史料方面。原第六章（ 今本为第七章 ）本来就是全书中最为冗长的部分，可现在篇幅却又多出了一倍，在这本怪物身上形成了一个便便巨腹，更增加了它的怪状。为什么又要如此呢？认真地说，这本书里较为可存的，恐怕也就只这一章。因此，我从一九五七年即曾动手单就这部分进行增订修改，工作未竣。这些年来陆续积累的资料，又有一定数量，搜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就这次重排也可续完前此未竟之功。如果它对研究者能有一些用处，就是我的莫大的欣幸了。……此外，若干章节后面有添进去的‘附记’，补充说明几个问题。再有，历年写的讨论《 红楼梦 》旧钞本，介绍清代较为稀见的题《 红 》诗词的文章，积有数篇，要说专为这个印制成书，那也是没有的事，因为不值得，现在集在一起，姑且称之为‘附录编’，置于卷末，聊备参助。”
在交代了对材料的补充情况以及对材料的某些理解之后，周汝昌重点谈了“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一两个方面的问题”，虽然委婉却很坚定地表示了自己仍然坚持的基本学术观点。
首先，虽然有许多对胡适的批判和自我批判，如“胡适的立场是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他的哲学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实验主义”，“我的接受‘自叙传’说，不是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毫无关系，但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的世界观”等等，却又叙述了胡适自传说与索隐派较量的历史轨迹，排列出诸家索隐派的红学著作，实际上含蓄地暗示了胡适的“自传说”有其历史合理性。其次，周汝昌借着“批判胡适”的招牌，又实实在在地表明了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的确存在本质的不同。
对于曹家的史迹，是否只有他考的那么“多”？我是很怀疑的。也坚不相信问题是什么坐吃山空的问题。在我当时的幼稚认识中，朦朦胧胧地感觉到《 红楼梦 》是我国文学中的一部特别奇伟而重要的书，它是和历史时代的某种大事、某种要义相关联的（这绝不是像索隐派所说的那样）。可是毕竟如何，自己又说不上所以然来。这就兴起了发愤自己探讨一番的念头来。越探讨，越证明事情并不是像胡适所说的那么一回事。离开历史去“考据”曹雪芹的家世生平和一切，是个绝大的骗局和诡计。这个骗局和诡计的最恶毒之处，就在于他说的“《 红楼梦 》的真价值正在这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而“平淡无奇”四字，尤其是要害之要害。
为什么说“平淡无奇”是“要害之要害”呢？周汝昌这样说，就是揭示自己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一个根本的分歧，即无论对曹雪芹写《 红楼梦 》的动机，小说文本的性质，思想向度和艺术创造，自己与胡适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胡适认为曹家的败落是“坐吃山空”的自然趋势，周汝昌则认为是有重大的政治历史背景，是关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历史风云变幻（ 当然绝不同于“索隐派” ）。而周汝昌的认识是从实在的历史考证中得出的，胡适的“考据”则是脱离历史的想当然。周汝昌认为《 红楼梦 》的思想和艺术都达到了空前高度，胡适却说“真价值”就在于“平淡无奇”。周汝昌说：
由于曹雪芹文章的巨丽，手笔的精奇，最初期的一些读者尚多买椟还珠，徒然震赏于它的物色繁华，只顾赞扬它的声情美妙；但是《 红楼梦 》前八十回一经问世，毕竟好似一颗彗星在空中爆裂，不只光芒如此之耀目，而且其冲击力是如此之巨大……
在两千年的我国封建社会中，能像曹雪芹这样以通俗文学的形式公开、全面、勇敢、坚决地反对“孔孟之间”“经济之道”的，这样全面怀疑和攻击封建秩序和传统观念的，并不是很多见。
这种认知，当然和胡适是绝不相同的。我们在前边的章节中已经叙述过，周汝昌的这种认知，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因此，《〈 红楼梦 〉新证 》也就很自然地适应了当时的“批林批孔”的大形势，这就是为什么这部被胡适也大加赞扬的“考证书”在“文革”中居然被特许再印新版的根本原因。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红楼梦 〉新证 》是否恰巧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在于《〈 红楼梦 〉新证 》的学术内容也的确揭示出了曹雪芹《 红楼梦 》原著的精神本质和审美特色。历史评判《〈 红楼梦 〉新证 》的价值和地位，并不在于它的某种历史际遇，而在于它与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接近程度。
在《 后记 》中，周汝昌进一步强调了自己与胡适另一点本质区别：对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的认同差异：
另一件使我对胡适发生疑问的，是他把所谓“程乙本”捧出来让亚东毁去旧本重排“问世”，大事吹嘘。他是收藏甲戌本并且最早得见庚辰本的人，他凭借这种资本作了那一点“考证文章”高踞红学权威的宝座之后，就算了结，绝无半点将此两本公诸世人，使之广布流传的意思（他当时是有这个条件的），却拿出什么“程乙本”来欺世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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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在后面更提出了他后来到80年代予以全面论述的“大人先生”操纵论，即认为后四十回取代佚稿而歪曲原著的思想精神有政治背景。
乾隆朝的统治者们，在收买、威逼、迫害、破坏种种伎俩都经使尽而仍然得不到曹雪芹的丝毫让步的情形下，便施展出最为阴险毒辣的一著：抽梁换柱，暗地腾挪，使之整个存形变质，并且“将欲取之，必固予之”，还不惜工本，不但要为之寿诸梨枣，而且还要刻出“全部”来。
为了这一特殊使命，这要物色“人才”。这种人才要不显山不露水，能力还要混得过耳目，身份地位要能够知己知彼，才便于取中要害。物色的结果，差使落到高鹗（也是内务府旗人）程伟元二人头上。其成绩，就是后来一直传世的百二十回本的《 红楼梦 》。
周汝昌的这一论点又正好与“文革”时抓“黑后台”的潮流有相合之处，因此到“文革”结束之后，就有人讥评周汝昌的学术观点是受了“文革”思潮影响所致。其实这种批评还是“轻薄为文”，太现成了一点。因为曹雪芹原著的思想之逆反和超前，确实惊世骇俗，而后四十回又的确“逆转”了原著的思想，消灭了其斗争锋芒，将其庸俗化。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而周汝昌又是从历史史料中作实证考据，进而得出他的论点，而并不是从当时的政治思想潮流作空泛的演绎。只能说周汝昌对曹雪芹的遭遇和《 红楼梦 》的命运之考察结论正好与当时的政治潮流有暗合之处，却并不能说其学术观点是来自于当时的政治潮流。
考据这种事本来是很难有百分之百的“铁证”的，都带有某种程度的推测成分。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原著与续书的思想差异可能只是某种文化思想分歧的自然产物，而不一定有那么具体的政治背景，但至少，也不能排除周汝昌的说法是一种可能性，其理路思致，至少是能够自圆其说的。这里最核心最实质的问题还是，周汝昌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思想向度有着与胡适绝然不同的认知，也与一般的看法有很大差别。一般人的见解其实倒是和胡适比较接近的，因为曹雪芹写的是“奇人之书”，本来迥异于一般的见解。周汝昌更贴近了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思想精神实质，倒是曲高和寡的。像这样一些话，即使放到今天，也不能不说是符合事实而且切中要害的：
在高、程的续书中，有一条最基本的总方向和一个妙着：即是看清了曹雪芹的辙迹，把坐车子的眼睛蒙上一块布，然后把车辕子掉过头来，偷偷地但是尽一切可能“往回拉”。曹书中，处处离经叛道，蔑圣弃伦；在高续中，处处归结到纲纪伦常，忠孝节义。在曹书中，宝玉这个混世魔王，由于喜恶大反一般“士大夫诸男人”之常，言论行为，时时可骇可异，所以才被人指目为“疯颠”，这是思想上的疯颠；到高续中，宝玉被“改造”得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生理上的“失心疯”，或者略好些的时候，也是瘟头瘟脑，一切莫名其妙，挂着一副可怜相的昏虫。
《 后记 》中所着重的另一个“从搞红学以来感受最深”的问题，是鲁迅对《 红楼梦 》一些说法的理解。从1954年的“大批判”以来，就有人说周汝昌以鲁迅作“挡箭牌”，不肯承认错误，为自传说辩护。周汝昌从来没有接受这种批评，因为他的确认为自己是继承了鲁迅的。在这篇《 后记 》中，更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申说。
关于所谓“典型”和“模特儿”的问题。周汝昌说：
批判了这些自传谬说，才能正确深刻地认识《红楼梦》的意义，也才能正确深入地研究曹雪芹的艺术特点特色。例如，他到底是怎样创造他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形象的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记得有一种意见，认为曹雪芹所用的塑造人物的方法，就是高尔基的方法，要写一个工人或小商人，是观察了十几个、几十个工人或小商人之后才概括出来的。我觉得，文学艺术，当然有它的中外古今概莫能外的共通规律，但中外古今又各有各的特殊之点，是复杂而富于变化的。文学艺术的实践和理论，本身也是不断前进不断发展的成果，从来也不曾也不会僵化和停止，这是一个长时间的反复实践、积累过程。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社会情况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传统不同。不同的作家各自以他的世界观来指导和决定他的创作。有了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为指导的无产阶级作家，和没有这个指导的非无产阶级作家更是不同。曹雪芹要想为了创造每一个妇女典型而必须概括十几个以至几十个妇女，他在十八世纪封建中国的社会中，有没有和高尔基一样的那种收集原始素材的历史条件，需要具体地分析。（在那时候，像曹雪芹所写的那些阶层的妇女，是连面也不轻易令人得见的。）我觉得用高尔基来解释曹雪芹，就未必全部得当。曹雪芹塑造人物的方法，应该是多种多样，而不是所有人物形象都是用的一个一成而不可变的手法。
在后边，周汝昌就征引了我们前边章节已经引述过的鲁迅所说的“专用一个人”和“杂取种种人”的说法。这实际上是在为自传说辩护，指出自己的自传说是合理的，与胡适自传说的“实验主义”风马牛不相及，而是师承鲁迅的。反对把高尔基的创作方法当作唯一的教条，也就是当时风行的所谓“形象”和“典型”理论。
在后面，又引用鲁迅的“《 红楼梦 》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等论述，说明鲁迅实际上已经认识到后四十回续书把曹雪芹的原著内涵大大简化了，缩水了，“他已不啻为我们指明，如只看见‘婚姻’问题这个旧社会常有的小事情，《 红楼梦 》就被严重地缩小了，歪曲了，‘才子佳人’化了”。鲁迅对后四十回写贾宝玉成了一个“披了大红猩猩毡斗篷的和尚”表示诧异，周汝昌指出这是鲁迅“是如何感到其思想之庸俗不堪了”。
鲁迅的认识当然有时代的局限性，那时还没有更深入的版本考证和探佚研究作前提，他对后四十回歪曲篡改曹雪芹原著宗旨的严重性是认识不足的，但他的思想家眼光也的确使他有所感觉。周汝昌没有像笔者这样表述，只是从正面发掘出鲁迅的思想闪光，这本来是一种写作的风格。后来有些批评者却说周汝昌曲解鲁迅以作自己的挡箭牌，实在只暴露了批评者自己的浅薄和轻佻。
总之，周汝昌的一切活动、说辞都围绕着一个核心运转，那就是辨明后四十回续书对曹雪芹原著的遮蔽扭曲，恢复原本《 红楼梦 》真正的伟大。倡导《 红楼梦 》新版本是如此，修订《〈 红楼梦 〉新证 》也是如此。他的考证是为了思想和艺术，绝不是为考证而考证。所以，在《 后记 》的结尾部分，又有对林语堂（ 1895—1976 ）的尖锐批驳。林语堂的《 平心论高鹗 》于1969年12月1日由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是一部为后四十回大唱赞歌的代表作，其中又点名批评周汝昌崇曹贬高，而且话说得比较激烈。这就难怪周汝昌要予以回应了，而且语气也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最后说：“林老爷以为谩骂可以吓倒人吗？现在本书批高的论点又摆在这里，绝不掩饰。有哪一点怎么不平心，我愿意拿这个再来衡量衡量林语堂的‘平心’标准尺，到底是个什么公司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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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的这篇《 重排后记 》写成于1974年10月1日前夕，但书出版已经是1976年4月。而林语堂在1976年3月26日即病逝于香港。所以林语堂并没有看到周汝昌对他的回应。
周汝昌认为曹雪芹著《 红楼梦 》的遭遇是有政治背景的，认为《 红楼梦 》绝不是一部单纯的爱情小说，而具有深刻的哲理和思想性，认为曹雪芹的艺术造诣是登峰造极的，认为后四十回无论思想和艺术都十分低劣，而且是一个政治阴谋……这一切自然会和毛泽东的气质、想法产生某些微妙的共鸣，也巧合地和当时的政治运动非常复杂地纠缠交织在一起。站在超越的立场上鸟瞰，这实在是一个历史的奇观。对《〈 红楼梦 〉新证 》在1976年出新版这件事，我们应该拨开模糊而又诡异的政治烟云，领略其历史的神韵。
周汝昌对与《 红楼梦 》有关的一切关心备至，那份感情的专注和强烈是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吴恩裕一直致力于寻访收集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资料，在1970年以后发现了《 废艺斋集稿 》中的《 南鸢北鹞考工志 》的文字和图片残稿等，据说是曹雪芹的作品，后来发表于《 文物 》杂志1972年第2期。吴恩裕在干校时就写信对周汝昌透露说他有一些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使周汝昌想见到这些文物的愿望十分迫切。
《 两律异闻 》（《 天·地·人·我 》）有一则“附记”：“我作此戏补诗，未欲示人。时吴恩裕先生在干校，常常惠札相念，亦不忘研芹之事。他说见了雪芹的著作，有自序与董邦达序，但不肯录示。我疑其不真，乃戏言：我有雪芹诗，咱们交换吧。他果然抄来二‘序’，我一看是伪作，便将戏补诗抄与了他。他是干校结束返京后才让人见到此诗的。”
这就是“唾壶崩剥慨当慷”那一首诗，周汝昌曾嘱咐吴恩裕说这首诗一定不能再给别人看。但后来陈毓罴① 到吴恩裕家看到这首诗后抄去，从而在红学界流传开来。
这就是那桩“拟补”曹雪芹佚诗的红坛“公案”之所以发生的实际情况。
佚诗拟补的风波后来是这样发展的：南京师范学院（ 今南京师范大学 ）编的《 文教资料简报 》1974年8、9月份增刊号（ 9月印出，总第23期 ）刊出吴世昌和徐恭时合写的《 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 》一文，认为此诗是一个重大发现，的确是曹雪芹所作。1975年第1期《 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 》予以转载。香港的梅节在香港刊物《 七十年代 》1979年第6期发表《 曹雪芹佚诗的真伪问题 》，说佚诗是现代人所拟补。吴世昌在《 七十年代 》1979年第9期发表《 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 》反驳梅节的文章，坚持佚诗是曹雪芹作。梅节又在香港《 广角镜 》1979年第11期发表《 关于曹雪芹佚诗真相—— 兼答吴世昌先生的〈 论曹雪芹佚诗，辟辨“伪”谬论 〉》予以回应。吴恩裕在《 曹雪芹佚著浅探 》（ 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中有一则“琐记”，对“佚诗”的来历有所透露，希望周汝昌出来释疑。周汝昌乃于1979年写了《 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承认自己的拟补，并道歉说：“第一首因被人传出去了，有些同志来问及它，我当时因碍于某种原因，不欲说出原系自拟之作，但已着重声明：这是现代人续补的，千万不要误认为是‘真’的！这种声明，在任何场合都未曾含糊过。不过，今天既然将谜底揭出，我还是该向那些同志表示歉意。”
胡文彬① 先生有一次曾对笔者说，当年他在文化部《 红楼梦 》校注组工作，曾出入于当时几位红学大家家中。他和周雷为“佚诗”的真相曾到周宅访问周汝昌，周汝昌对他们说了陌生人来访送“佚诗”全稿的情况，他记到自己当天的日记中。胡文彬对笔者说他至今认为确有陌生人送了全诗给周汝昌，因为根据他们的访问情况来看，周汝昌当时没有必要编故事，所以周汝昌后来说佚诗是自己拟补反而不真实。
对此，笔者和王瑞兵曾在周汝昌家中当面询问真相究竟如何。周先生、周夫人和周建临都证实的确是周汝昌拟补的，周夫人还说当时家里人就埋怨周汝昌不应该那样做，结果搞的传出去了，弄得满城风雨。周先生说当时自己实在是太想看到吴恩裕发现的曹雪芹的文物了，后来也挺后悔自己的一时孟浪。我说胡文彬先生至今认为确有人曾送了全诗，周建临哈哈大笑说，是不是将来还要逼我交出私藏的文物呢。
这一桩红坛公案，确是周汝昌一时孟浪之举，不过它既反映了周汝昌对有关曹雪芹的一切热望了解之心切，也表现出周汝昌写诗的才能的确很高，能让以研究唐宋诗词和《 红楼梦 》名家的吴世昌将拟补之作信以为真，足以说明问题。
吴世昌生于1908年，卒于1986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岁。吴世昌的学历和周汝昌十分相似，先在南开大学预科学习，然后考入燕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后又在燕大读国学研究生获得学位。不过吴世昌比周汝昌年级高，自然毕业得也早，1947年就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并留下来任高级讲师。1963年才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回到祖国，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任研究员。吴世昌用英文著《〈 红楼梦〉探源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61年出版；回国后又用汉语著《〈 红楼梦探源 〉外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所以吴世昌虽然学历比周汝昌早，年龄比周汝昌大，在红学研究方面反而起步要晚得多。但由于吴世昌的两部著作也都是四十来万字的巨构，而且主体内容也是考证，许多观点独树一帜，因此在20世纪60到80年代，是公认的与周汝昌、吴恩裕并列的考证派红学大家。周汝昌与吴世昌还被称为“红楼二昌”。1975年文化部的《 红楼梦 》校评小组请“两吴一周”作顾问，正充分显示了这一点。
笔者虽然见过吴世昌先生，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交往，通过阅读吴先生的红学著作，以及听胡文彬先生的介绍，觉得吴先生似乎在性情上有点天真，在学术争鸣中也有点爱动感情，有些学术观点也似走偏锋。如他与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关于甲戌本第一回的争论，以及认为庚辰本是四个本子拼抄的等，就表现了这个特点。胡文彬先生说，吴世昌从英国归来，有钱，生活比较富余，他和周雷到吴家，吴世昌经常吩咐保姆多炒一个菜，留他们吃饭。而周汝昌则一直在国内，儿女太多，经济情况总是很紧张。
由于周汝昌研究红学在先，两人又是燕京大学同系校友，尽管在红学的学术观点上有不少差异，但吴世昌和周汝昌的关系本来是不错的。这一次由于吴世昌把周汝昌拟补的诗认作曹雪芹的原作，并且发表了文章，周汝昌澄清后，吴世昌仍然一口咬定那首诗是曹雪芹原作，说周汝昌“连平仄也不懂”，根本不可能拟补出那首诗，是有意隐藏文物，其实心里明白，大为丢份，从此二人不再有任何来往，甚至连见面也互相回避了。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两人其实都是书生本色，比较任情性而行事，不太懂政治上的纵横捭阖，因此也就没有进一步的矛盾发展。近读谢泳写的关于吴世昌的文章，知道吴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一个积极活动的学生领袖，与胡适来往也很密切，但是属于政治方面的，谢泳认为吴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周汝昌由于年龄小没赶上，与胡适的交往是纯粹学术方面的，他更加远离政治——尽管由于研究《 红楼梦 》，又很奇特地牵扯进一些政治大背景之中。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1）
“文革”的结束有一个过程。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帮”被隔离审查，只是第一步；真正从思想上开始正本清源，则要等到1979年12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周汝昌在这个时期前后，其思想和生活的变化，基本上也是和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步的。
比如对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的逝世，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表达了强烈的悲痛之情，其实是借以抒发对“文革”的反感和对中国命运的担心。对周汝昌来说，他在下干校时蒙“周总理办公室”特调回京，则更有一份特别感恩的心意。因此，他写了一首悼念周恩来的诗：
何处祠堂柏森森，鹂音草色最难吟。
当时讵敢悲深语，此日宁偿愤极心！
独有灵灰铺赤县，宁无骏骨铸黄金？
批周便是亡中国，一诵遗言泪满襟。
这首诗用杜甫《 蜀相 》诗原韵，把周恩来比作诸葛亮，应该说是十分妥恰的。“批周便是亡中国”是从当时广为流传的“小道消息”而来，说“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影射攻击周恩来，后来又抛出所谓“伍豪启事”档案，企图打倒周恩来，据说毛泽东在要批周的请示报告上批了“批周乱国”四个字。不管历史真相实际上如何，当时那也是人民抗争“文革”的一种表述方式。从“当时讵敢”和“此日宁偿”的词句看，这首诗似乎是写于“四人帮”已经被隔离审查的1976年10月稍后，而不是在“四人帮”尚在位之时。周汝昌毕竟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又在文化部系统的敏感单位，历经运动沧桑，不可能要求他像当时的一些青年人那样在“四人帮”尚在位时就发出抗议。对当年4月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抗议事件，周汝昌并没有去广场观看，只是听到一点别人的传说而已。
对毛泽东主席的逝世也有悼诗，题作《 9月10日晨出巷门外 》：
秋阳映红旗，风物方崔嵬。仰头忽天低，下此半哀旗。
茫茫凝久立，寸心斯曰摧。领袖所尽瘁，神州为春臺。
正道指沧桑，万难何足排。巍巍镇百魔，寰宇从风雷。
天翼运扶握，蓬雀枪土灰。诗火动光焰，谈笑生奇瓌。
汪汪万顷涵，亦惜鍼粟才。旌旗日月换，斧凿山川开。
象玮肃拱卫，大星长云隤。有泪不可制，冥海奔复廻。
入室若无依，笔墨强试裁。泰岱坤轴重，弱毫如微埃。
遗像俨在前，蔼然策方来。人间亦有故，此痛包九垓。
八亿继舜尧，千秋更弘恢。
毛泽东从1954年的大批判运动开始就对周汝昌予以保护，“文革”中周汝昌很快被从干校调回京城可能也是毛泽东的意思，至少也有毛泽东一贯保护态度的影响因素。尽管有关内幕周汝昌并不十分清楚，但从某些传言中，他早已有所知晓。所以，对毛泽东，周汝昌的确也有一份感激和怀念心情。君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士为知己者用。这本来也是源远流长的中华士人的一种传统。同时，当时大多数人尽管对“文革”不满，但怨愤对象主要还是针对“四人帮”。对毛泽东，爱戴之情仍然是占首位的。
如果我们想一想《〈 红楼梦 〉新证 》既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又获得胡适的赞美，在1954年的大批判中独能逃过劫数，在1976年“文革”结束之前又突然被推出新版——也就是说它本来是要被整合到“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中充当角色……而周汝昌既得到江青的保护、姚文元的尊重，又被“周总理办公室”从干校特调回京……在这种“大叙述”视野下，读周汝昌怀思周恩来和毛泽东的诗作，就超过了一般意义上对领袖的悼念，而让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周汝昌有了神秘色彩，而其根源，还是来自于《 红楼梦 》的神秘，曹雪芹的神秘，历史的神秘。
作一下横向比较的话，在1949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中，比起许多知识分子，甚至比起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的某些同仁来，周汝昌虽然也曾经时“红”时“黑”，但从总体上说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在政治上没有遭遇太大的挫折。但在工作中却也有一些人情世故方面难以避免或处理不当的纠缠，同时由于家庭人口多而收入少，在经济上总是生活得十分拮据。林东海《 编余漫话 》（ 湖北编辑学会《 出版科学 》2000年第3期 ）中有这样的记述：
1972年自干校归来，我由中国文联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操起编辑这一行，至今已26个年头，对于编辑生涯，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我初到人文社古典部（即今古典文学编辑室），见北窗下坐着一位清癯瘦削已见二毛的老同仁。打完招呼后，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下意识地答道：“希望学有所用。”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的是古典文学，又在刘大杰先生指导下研读过魏晋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颇热爱这一专业，所以随意应了一句。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无奈几分惋惜，说：“这一行呀，能干的不愿意干，不能干的想干也干不了。”一瓢冷水浇得我浑身打寒颤。这位老同仁就是周汝昌先生。若干年后，他果然不干了，调到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去了。
不久，听室中同仁说：有一位老编辑，审读一位老教授的书稿，贴了许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所指出的谬误和问题，绝大多数是很中肯的，这些都照改了，并不多言；其中有个别问题，大约百分之二三吧，提得不合适，或者提错了。这老作者却抓住这百分之二三的失误，大发雷霆，说编辑水平如何低下，甚至厉声呵斥道：“×××有什么资格审我的稿子！”听了这则轶事，我多少明白点周先生那话的含义，也顿时萌生投错门的悔意。
周汝昌从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确实也遭遇到不少不顺心的事情。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感觉是自己的才能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出版社和古典文学编辑室的领导换了好几茬，有一两届领导的态度简直让人心寒，总之一直没有机会专心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而编辑工作中许多意想不到的纠缠很让人心烦气短，因为工作本身为人作嫁不说，还常常会引发一些人事上的矛盾。周夫人曾愤愤地说，周汝昌自从进了出版社，就没得过一天好。周先生自己也对笔者说过，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岁月都献给这个出版社了，却总是坎坎坷坷，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条件尽展己之所长。这当然也有些是气话。
周汝昌做工作很认真，有点“书呆气”，遇到一些别人工作中的失误，只要经了自己的手，就一定要指出来，这种“一切从工作出发”虽然理论上是一种优点，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是出力不讨好，要得罪人。比如前面叙述过的对《 三国演义 》原校点中的失误发现后重校，虽然得到领导聂绀弩、巴人的赏识，却使原校点人很不高兴。校注《 白居易诗选 》时，周汝昌又指出了原编者的某些失当之处，也使当事人大为不满。同时，正像唐翼明评价《 杨万里选集 》时所感叹的，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摆脱“八股调”，周汝昌独能鹤立鸡群出污泥而不染，干什么事都张扬灵性和创造性，不肯盲目跟着“潮流”走，很自然地就和其他同事的做法有了差距，形成了对比。而这样做的结果，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似乎周汝昌总是在贬人扬己，踩着别人的肩膀以自我表现，成了一种道德的二律背反。笔者听宋谋瑒先生说过，出版社的某位先生甚至要“生祭某公”—— 表达对周汝昌的强烈不满。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2）
这正应了那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老话。
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没有给稿费，说给作者一百套书，但出版社还扣留了一部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情况。所以周汝昌本人得到的书数量非常有限，亲戚朋友，出版社的同事，纷纷索书，很快手头就没几本了。这时，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仁王利器（ 1912—1998 ）打来电话要书，周汝昌回答说，你不早点要，现在我已经没有书了，你是自己出版社的，社里留了一部分书，请你向社里要一套吧。
而在《〈 红楼梦 〉新证 》的第180至182页，周汝昌又提出对王利器的批评意见。原文如下：
在“赶繁华”的看法之后，又出现过另一种变相的“赶上”的论点。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 文学遗产》第六十一期），最末为“年未五旬而卒”一节，其中说：“我们可以这样提出，从曹雪芹之生到曹雪芹之死（引者按，他是主张一七一五——一七六三的 ）即十八世纪的上半期，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而曹雪芹就是在这种典型的社会环境中长成起来的。因之，我们说曹雪芹在江宁度过了十三年，这不仅（与敦氏诗句等）……都丝丝入扣，更重要的是曹雪芹在这十三年中——当然婴孩幼儿之年要除外，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 着重点皆引者所加——本传记作者按：此注乃《 新证 》所原有），及到他在生活实践中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后，深刻地体验出在这一个历史阶段存在的问题，把一生经历、观察所得的东西，如人道主义问题、自由恋爱问题等，加以综合、比较、分析，通过宝、黛的悲剧，把它再现出来。也就是说，曹雪芹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创造出这部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十三年江宁童年生活，对于他是起了一定的决定性的作用的。”云云。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曹氏生于一七一五年，他才能以“具体地接触”（按即“赶上”之谓）江宁一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否则不行。（王先生对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自由恋爱”等理解，我也不敢苟同，不过这里不拟枝蔓。）
我们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萌芽这个事实是指在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伴随这一经济基础的变化，其相应的上层建筑包括人们的头脑，也会逐步反映出变化来。但是王先生说的却是，如果曹氏早生了几年，在江宁一地多度了几年，这就是“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如其不然，就“接触”不到了，——至少也不“具体”了。老实说，王先生这种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怕是成为问题的。要拿这样的理解再来佐证一个人的生卒早晚几年、还要计算“婴孩幼儿之年”除不除外、在某地度过几年等等，这是否妥当？我看问题就更大了。
因此，我仍然认为，若有更好的力证，论定生年确应为一七一五，那是应当接受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赶上”论，还不能说服我。
虽然讨论的是关于曹雪芹生年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却又提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言外之意是王利器的“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到家。这让王利器很有意见，大为光火，后来王先生花了很大精力，专门从《〈 红楼梦 〉新证 》中挑毛病，以很尖刻的语气写了《〈 红楼梦新证 〉证误 》的长文发表（《〈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 ）。从学术角度而言，应该说这篇长文中有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另一些意见也有参考价值，对使《〈 红楼梦 〉新证 》修订得更完善颇有好处。而且，如果不是像王先生那样专门从事古典文史典籍研究考订的专家，一些问题别人也还真难以发现。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周汝昌自己就检讨过《〈 红楼梦 〉新证 》中的某些失误之处。甚至反省过自己所受教育的缺陷：“我自幼失学，九岁上小学开蒙的洋课本已是‘人刀尺，马牛羊’了，《 五经 》《 四书 》概乎未闻。长大了读燕京大学的西语系，系里是欧美教师，终日洋文不离口。”（《 天·地·人·我 》之《 检讨谬误 》）在这样一种教育背景下撰写《〈 红楼梦 〉新证 》有一些失误本来也是难免的。王先生指出其中的失误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如果王先生不是以那样一种口气来写，而是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作事行文，显然更能让人心服口服，表现出一种大度和高风。而现在这种情况，则容易让人联想到意气用事和挟嫌报复一类词语，尤其是后来甚至说“《〈 红楼梦 〉新证 》，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并盛气凌人地宣言“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冯其庸、杨立宪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辽海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则显然是有失君子风度的。其实周汝昌在一些文章中对纠谬公开表示了感谢，当然对于不实之词的攻讦也作了不点名的有限度的回敬。在这次写作采访中，周先生又对笔者表示，自己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王先生点名批评的作法是欠考虑的，不对的。
不应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些人人都会说的话，遇到具体情况时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了。红学界一直有一些人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肆行嘲讽，说的话尖酸刻薄，除了学术见解的不一致和认识水平有差距外，也和知识分子喜欢暗中争名夺利并突出自我的“劣根性”有关。但爱好《 红楼梦 》的非专业民间人士也一直很多，各行各业的都有。这些人在红学界没有利害得失可言，因此也就有时爆出“冷门”，说一些“剥掉皇帝的新衣”的尖锐言词，构成了红学另一道有趣的风景线。这在涉及对周汝昌这位“有争议”学者的评价问题时体现得格外明显。
如贵州省红学会主编的《 红楼 》1997年第1期就发表了署名史直生① 的一篇文章《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针对红学界对周汝昌的挞伐讽刺，说了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话，颇能体现笔者后来提出“人间红学”之韵致：
自然周先生也非神，他也有种种错误或不足尤其年轻时代。或许他确如他自谦的那样仅属“第三层次”，但他毕竟是中国最伟大的红学家……。周先生用不着“贬人扬己”，他的发现，他的论著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诗词文赋，书法墨迹，更精通外语——他本来即是燕大外语系，外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书架上尽是外文原著。可笑的是某些人竟然把外国文学常论拿来教训他不懂什么是小说，真是“班门弄斧”。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3）
鲁迅是大师级一流学者，但他并未把精力放在红学上，他虽比周先生伟大得多（恕我代言），但他是小说家、作家、文学史家、杂家、政论家，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和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红学家。他只是在讲小说史时、在《红楼梦》部分提了几点看法而已——尽管极有见地。
胡适其政治立场不说，人为“特种学者”，他属于哪一级，我亦不能妄论，他虽为红学的创始人，他也未把主要精力放在红学上，而是倡导新文化运动，从事新诗和其他创作。他的红著，仅仅只有《〈 红楼梦 〉考证 》及《 考证〈 红楼梦 〉的新材料 》等少数几篇论文，一些前序、后跋，和其他文中的片言只语而已。恐怕他一生也未想当红学家。
郭沫若、茅盾等与之类似。
……
总之，我认为周先生是最伟大的红学家，如果把“家”的条件订得高一些，也可以说他是唯一的红学家。其他不少人连“门”未入……
至于周文中记错了清朝定鼎的日子，其原因前已叙及，没有什么“贻笑大方”的……但要像周先生那样博古通今，却绝非一般学者所能。例如他对诸种史料典籍的理解就令我钦羡不已，只看《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可知。比如我今日报医药费、算加法就错误百出，不及小学生，但说到三角几何、微积分、数理方程、特殊函数种种，我比之小学生就高多了。他们要达到我之水平，至少还要“十载寒窗”的。这就正用得着列宁常引的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却永远达不到鹰那样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