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琴心剑胆话津门（1）
周汝昌体形清秀，从小喜静不喜动。小时候的周汝昌，生得还真有些惹人喜爱。亲友经常夸赞这孩子“像个闺女！”（ 当地乡语不使用“姑娘”一词 ）“比大闺女还文气！”因为他生得细皮嫩肉，白净整洁，而举止行动又安详腼腆，文绉绉的。另外就是已经显示出超乎一般孩子的聪慧，和当地的村野顽童大为不同。家里的父母兄弟倒没有太敏感和在意，但西院里那位工书善画、才气豪迈的八堂兄周紫登，却一见了人就情不自禁地称赞这位小堂弟：“这小孩聪明！”周汝昌那时就喜欢弹拨乐器，笙、笛、鼓钹、胡琴、月琴、三弦……样样能行。又爱画画，小时候就用石笔、铅笔到处画，有时画“天官赐福”，把青砖地板上画得琳琅满目。上了小学、初中，音乐课和图画课都如鱼得水，可是一上体育课，就“露怯”了，不管是游戏、体操还是球类，都丝毫没有兴趣。不过，周汝昌从小喜欢“小人书”，心慕武侠故事，早就渴望自己有一口“宝剑”，因而喜欢传统的武术，也学过一点，长大后自己还备有一口剑，虽然不会什么套路，却喜欢兴致来了就舞弄一番，颇能得“闻鸡起舞”的意境——有点像陶渊明抚无弦琴以寄意的气象。
古代文人，讲究琴棋书画四大雅事，要文武双全，则又添了剑术。周汝昌从小遗传音乐天赋，后来还粉墨登场当过戏曲“票友”，长大后以书法名家，绘画丹青也来得几笔，十几岁时就给人画折扇扇面，像《 红楼梦 》里贾宝玉画了画送给薛蟠作生日礼物一般。而对于剑，则特别欣赏杜子美（ 杜甫 ）名句“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 夜宴左氏庄 》）的意境。他沉醉于古代书生常说的“书剑飘零”的境界——就是飘零也显得那么风流潇洒，不是一般凡庸俗物。因此，他先后买了三把剑，其中一把是龙泉剑，木头剑鞘，黄铜凿花护饰，钢与木都是本色的，剑不电镀，鞘不抹漆，不贼光刺目，挂在墙上，大红丝穗横曳，那斜悬的剑姿，让人产生一些唐人传奇中剑侠飞檐走壁的神秘美妙联想。
周汝昌其实没有赶上周家兴盛期的“富贵”，上小学时，周家就已经衰败，“咸水沽西头老周家”开的店铺，什么同和、同源、同达（ 经营米粮、酱园、烧酒等买卖 ），一个一个关闭了（ 咸水沽今仍有“同源里”胡同，乃周家祖辈遗迹 ），家中海船最主要的一艘名叫“登悠”的也遭遇事故不幸在海中沉没了，经济官司也败诉了。
周汝昌现年八十多岁的姨表兄孙振义，至今还经常念叨起当年周家衰败的预兆：海下各村落凡养船的人家，每到年节，几乎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用一根高杆挑起点一盏“天灯”——据说是为姜子牙准备的，年三十晚上，诸神归位，只有姜子牙无位可归，只有宿于天灯；或者是用红布制作的“大鳌鱼”—— 是一种看风旗，木头雕刻成龙头（ 即鳌头 ）的形状，身子部分则是一条大红布，在空中飘扬飞舞。周家的大鳌鱼制作得宏大壮丽，整匹的大红布，十几米高的楠木旗杆，远在数里地外就能遥遥地看到。可是有一年的某一天，并没有大风，大旗杆却忽然自己从中部拦腰断裂，大红布和鳌鱼头颓然坠地！
周家败落了，当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不至于到衣食不继的地步。周汝昌虚岁九岁（ 1926 ）才入咸水沽小学，因为他是家人疼惜的幼子，又生性腼腆怯弱，怕见生人。小学岁月留下的印象，是三件事：一是反对日本人侵略，抵制日货，反对《 二十一条 》① ，上街游行；二是闹兵荒，各种乱军败兵，一会是奉军，一会是各种杂牌军，来了就占用学校校舍，学生只有被迫放假，经常停课，一停起来就没有了时日；三是逃土匪和绑票。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学习。有一年，还因为逃难而到离老宅颇远的一个陌生的小学里借读。小学阶段的学习，就这样磕磕碰碰、对对付付、七断八续地上完了。
腼腆的孩子往往是颖慧的。周汝昌从小有聪慧之誉，记忆力好，领悟力强。从小学到初中，每学期大考列排行榜，都是“铁第一”。不过这种聪明偏重于一种悟性的智能。《 红楼梦 》里的林黛玉曾对贾宝玉说：“你说你会过目成诵，难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么？”周汝昌也几乎有“过目成诵”的本事，简单的文章，读一两遍能背出一半多，难的文章可到三分之一。如一篇《 滕王阁序 》，默读三遍，就能背诵下来。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有两次上几何课，老师在黑板上偶然“卡”住了，就叫周汝昌上来演算解答。周汝昌上了讲台，在黑板上三下五除二地列出几个式子，很快就把难题给解答了。
但说来也怪，周汝昌却很难记住一个“公历”的纪年，而只能记住“贞观年”“康熙年”等等。他平生爱诗迷词，可是对那些人人传诵的名篇却大抵只能背诵几个断句，总也记不住全篇。琴棋书画四大雅事中，只对下棋难以入窍，一旦对局定输不赢。数理化的功课虽然从小学起门门考100分，但一到高中，对那些只有“资料”、“逻辑”的课程就日益失去了热情，分数渐渐下降，兴趣也越来越淡薄了。
周汝昌在上小学时有一次“失利”：那位称赞他聪明的八堂兄周紫登曾是小学的校长兼教员，有一回为了显示自己这个堂兄弟的超常智力，把他从低年级教室叫到他任教的高年级的课堂去，还有另一个聪明学生同班的姓赵的同学，校长命令两个学生立即读一段指定的文章，给几分钟的时限，然后当场背诵给大家听。结果，赵姓同学完成了考验，周汝昌却没有全背诵出来。当然，校长八堂兄并没有表示不高兴，只是向学生们替周汝昌圆场说，他讲历史入了神，却忘记了背书。而周汝昌自己，也没有感到惭愧内疚，心想让我背高年级的文言文，深奥难懂，我死背它有什么用？
周汝昌对于“卖弄”、“好胜”、“竞争”一类场面上的“光荣”没有兴趣。他自负聪明之处是领悟能力胜过别人，比如说，一看就入，一学就会，一学就透……周汝昌的聪明让学校的教师们青目有加，到虚岁十五岁小学毕业时，当时的老校长陈先生带他去参加天津各小学举办的“会考”以“为校争光”。结果，各门课都成绩优异，谁知在一道答题上跌了跤：问日月食的“三方”位置，不知怎么一走神，给弄错了！因此失去了当状元魁首的荣誉。
1932年周汝昌小学毕业，次年考入天津市河北大经路北端的觉（ 读作“教” ）民中学初中。这所学校是河北省的一些先生办的，学生多来自河北和京东各县乡下，而很少有天津卫的阔家子弟。学校收费很低，十分省钱，生活俭朴，校风朴实，甚至有点“村”气。校规管理十分严格，学生对“老管儿”（ 舍监 ）如老鼠怕猫，到校外必须请假，擅出校门记大过，三次大过就开除。这所学校其实就是一种“读死书”的“应试教育”，没有课外读物，气氛沉闷单调。
但它也有特点，数学和英文的教育水平非常高，数学课程小代数、平面几何、三角学等都采用英文原版外国教科书；英文课则除了普通英语教材外，又另设文法、作文两门专业课。这培养了周汝昌对英语的喜爱，他的英语在这所学校已经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周汝昌此时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学生，几乎像个小老头儿，埋头学习，心无旁骛，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大考列榜，总平均分数98.89，从来没有低过97分。
题记琴心剑胆话津门（2）
可能是受商人家风的影响，周幼章把小学毕业的孩子祚昌和泽昌分别送往木行、铁号去当学徒（ 长子震昌学德文，成绩优异，但早逝 ），后来接受一位亲戚（ 姓李，周汝昌叫他“老姑丈”，是早期南开学生，周恩来的同窗和契友 ）的竭力敦促和劝说，才从四子祜昌开始去上中学，读大学。周祜昌、周汝昌兄弟都接受了大学教育，而前面的两个哥哥则没有这样幸运。
这是一段“读死书”的生活。不过对周汝昌来说，已在南开中学读高中的四哥经常给他带来一些新鲜的少年读物，有茅盾等当日已成名作家的作品，有《 木偶奇遇记 》、《 阿丽丝漫游奇境记 》，还有中英文对照的外国名著……周汝昌的文学天分受到了启蒙，在完成正常的教学作业外，开始初步的文学习作，吟诗填词。
不过，整天被关在校园里，对活生生的少年来说，还是闷得发慌，实在难受了，只能到“大门洞”内站一站，向校门外张望。校门外是一大片空场地，每天有二十九军的士兵来练大刀。那是有名的大刀队，后来令侵略者闻风丧胆。周汝昌等中学生看着那些练大刀的士兵，大刀环头上有红布为刀穗，气象雄壮威武，很令少年人怦然心动。那一个一个的壮士，远远望去，只见都是红面大汉，威风凛凛，剽悍英武，个个皆熊虎之士！周汝昌年幼的心灵上，不由得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同时，他的心中也分明意识到，大刀练得殷勤，说明国家的政治形势也越来越紧迫了。
周汝昌作为一个由小学进入中学的少年，在当时自然不可能有什么脱离了日常生活和学习的政治言行，但一种国家面临危亡的时代的思想感情氛围，却十分深刻地影响着敏感的少年人的心灵。更突出的，是周汝昌的文学天分已经显露，在觉民中学的初中三年，他开始作诗填词，写文章，有一篇文章还在一个报纸上发表，“稿酬”是一本书。
1935年夏，周汝昌于天津觉民中学初中毕业，秋天，以录取榜上名列第二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因为从小学到初中，每学期大考列榜，都是第一名，领奖学金，习惯了老师青目、同学羡慕的“待遇”，这次升学考试却只是第二名，虽然也获得奖学金，周汝昌还是感到遭受了奇耻大辱。但事后想，这也是一个转折点，他从此不再那么重视分数和名次，而转向了课本知识以外的广阔的文化领域。
南开中学可与觉民中学不同，图书馆的丰富藏书，校风的开放活泼，学术气味的浓郁，都超出了一个中学的规模，而有小学府的气象。特别是校门外的书店，中外文学书籍和期刊，应有尽有，时常更新。青年人的求知欲和爱好文史的天性得到了满足，周汝昌杂览博读，除自己订阅了两种英文期刊和《 中学生 》杂志外，当日正流行的一些名作家文集如冰心的小说散文，英文原版文学名著如《 爱的教育 》，精刻本的《 梦窗集 》（ 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词集 ）等古典文学作品……都兼收并蓄。
学校此时已试行分理科和文科组，周汝昌选了文科，他已经感受到自己的性之所近是在文史哲。周汝昌的英文水平也在突飞猛进，参加学校组织的英文翻译比赛，得到奖牌、银盾，奖牌上面有皮质的佩带，可以挂在腰上。
周家至今还保存着一个紫铜奖牌，不过皮带没有了。铜牌的正面，两边雕刻着火炬，中间靠下方是一口钟的图案，斜向左，钟内的铃铛鼻正击在左壁上，让人感觉仿佛能听到响声。钟下方是一丛花叶，钟上方则一行横斜排列的四个字：业精于勤。再往上，正中间是一个大篆字：奖。奖牌的背面，一共五行字排列：第一行是“英文翻译比赛”六个字，铸印凹方格内的凸字。第二行是“第二名”三个字，也是凹方格内的凸字。第三行是“周汝昌”三个字，刀刻的阴文。第四行是“南开中学奖”五个字，凹方格内凸字。第五行是“凤祥金店”四个字，小凹字。还有一个放在玻璃盒罩内的小银盾，则在“文革”中不知去向了。
这时，他对何其芳的散文诗《 画梦录 》十分入迷，《 画梦录 》当时刚得了奖，报纸传媒广为报道，正是少年男女们的最爱。多少年后，周汝昌还记得自己一读之下立刻倾倒，欢喜无限，为那纯美纯情的文字所感动，特别记得其中有几句话，大意说：少女们，死了，或者嫁了—— 你愿意听哪一个消息呢？这真是贾宝玉的语言，让人感叹不已，回肠荡气！这种早年的喜好倾向，与周汝昌后来研究《 红楼梦 》和古典诗词特别能“入境”、能“心心相印”，也有一种微妙的联系。用曹雪芹的独特话语说，这种种因缘，都昭示着“正邪二气所赋之人”的气禀资质。
周汝昌一进校门，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说，你来晚了，巴金、何其芳都刚走了。这些当时的文学明星曾在这所中学里讲过课，南开中学的文学气氛也可见一斑了。周汝昌在这样的校园环境里，自然如鱼得水，文学活动很快展开，主要在三个方面：研读宋词，写散文、论文，练习中英文对译，如把冰心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写散文摹仿《 画梦录 》，也写研究性的文史论文，这些初步的成果有的曾刊登在《 南开高中 》上。他填写的词也在校刊上发表过。有一次，他把自己写的诗词呈送教国文的孟志荪先生，这位很受学生欢迎的孟先生在周汝昌的诗词卷后题了两句：“参透禅宗空色相，是真情种是诗人。”可见，此时周汝昌写的诗词已经有相当水平。下面是当年的两首习作：
浣溪沙
楼下频番见个人，轻帘薄雾看难真。钿车去后恨香尘。
檐亚已无云幻彩，栏回渐有月雕痕。闲挑寂寞倚黄昏。
瑶 华
辽空似洗，鞋软尘微，识前番新霁。攀邻闲访春寓处，见说西城桃李。轻衫侧帽，便何用、鱼书先寄。惟只愁暗识浓荫，密缀漫枝青子。
酸眸不到南阡，早半亩香泥，一溪红水。花应有恨，如诉与、薄幸寻芳迟矣。晕销粉脸，问几载、人须相似。对四围浅浪轻风，十里麦畦翻翠。
题记琴心剑胆话津门（3）
这种糅和着青春美韵和迷惘的婉约词及《 画梦录 》这样的散文，是一个富有诗人气质又痴迷文史的少年人心灵心象的自然流露，但也与日益严峻的政治形势的发展构成潜在的冲突。日本人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愈来愈猖獗，但南京政府的退让和“不抵抗主义”激起了国民尤其是青年的愤激。一个寒假，南开中学的一小群学生放弃了回家过年，南下请愿。铁路局不让这些孩子上车，他们就步行，走了整整一夜，清晨才走到杨柳青。周汝昌记得，找到一个小学校去打尖休息，一看外衣领子，自己呼出的气息已经在上面结成了一层厚厚的“霜雪”……
后来，周汝昌这一年级的高中学生，在天津附近的韩柳墅当了“学生兵”。二十九军的营连排长们负责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剃了头，穿上灰色的军装，发给真枪，但没有配备实弹，整天在空阔的野地上学习打野战，还真学了不少军事技能，如“散兵线”一类，都能熟练操作了。那还真有点辛稼轩（ 辛弃疾 ） 《 破阵子 》和岳飞《 满江红 》词里的意境：“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仰天长啸，壮怀激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对青年人的体魄、意志和爱国心，这种军训当然都是一种很好的锻炼，饭量也变为大得惊人，一顿饭能吃六个大卷子，周汝昌后来告诉家里人，家人都不敢相信。
到了卢沟桥事变① 前夕，战火真要逼到眼前，但暂时还不需要真让学生兵参战，二十九军就把这个中学生组成的青年军营解散了。长官把大家集中到操场，宣布因为侵略者逼近，为了同学们长远的抗日救国的前途，决定解散。这些学生当然心中百感交集，不由得泪随声下。周汝昌到了耄耋之年，提起当年的情景，还说，我还记得那些军官给学生扛行李上车时，我们拉着手依依难舍……爱国，对于我们这样的学生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并赋诗说：“门前日日看刀光，年少心胸志慨慷。深夜步行期抗战，敞衣曾结满襟霜。”
浓郁的爱国之情怀感受，是那一个年代人们普遍的心理结构，在和平年代长大、在市场经济氛围中生活的当代青少年也许不能感同身受，体会“刻骨铭心”四个字的感情分量。很快，七七事变发生，南开中学解散停办，周汝昌失学在家，只有读书自修。而第一章所述的遭遇绑票的事件，就发生在这年夏天失学回家后不久。
国家的命运，是和个人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周汝昌在这种家国动荡不安的成长过程中，始终没有停止对文学文化的追求，仍然主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阅读研习，诗词、散文、论文写作，以及中英文的对译上努力，并且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果。比如1937年5月，汉译英林语堂的《 白日梦 》，就发表于《 南开高中 》第2卷第4期。剑胆琴心，文情艺韵，交织在一个青年的身心成长发育中，为日后的文化学术事业奠定着最初的基础。
题记“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1）
此后在家自修一年多，到了1938年秋，周汝昌又考入天津工商学院附中高中继续中断的学业。天津工商学院附中是法国天主教会办的，当时被简称作“工商附中”。之所以选这所学校，是因为1936年日军炮轰南开，学校被封闭，为了考大学，必须有高中毕业的学历，周幼章就为儿子挑选了这所不受日本势力影响的中学。
1939年夏周汝昌从工商附中毕业离校，秋天，去北平报考燕京大学。当年的考场在北平东城的育英中学，无数学子——花花绿绿的少年男女，都满怀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真和过去科举时代的士子们“十载寒窗，下场一试”的情形有些相似。周汝昌是自信和底气充足的，在心里说：你们别神气，回头咱们到考场上见高低，看谁是当今天下英杰！考试结果出来，果然周汝昌以高考第一名的成绩“金榜题名”而“大魁天下”！他考入了西语系。
可是，这一年天津发了大水，周汝昌因此不能按期入学，到第二年才正式进入燕京大学就读。办理入校注册时，工作人员对周汝昌说，你可以算三九届，也可以算四○届，两个学号你自己选吧。要哪一个呢？周汝昌灵机一动，心想四○是个整数，五十年后要由四○届的出纪念册，燕京大学的校庆大典不可错过，就回答说：我选四○。四○○六二—— 这就是周汝昌当年的学号。
其实，入学就读之前，也就是天津发大水的日子里，对周汝昌来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那就是在1940年阴历四月十六日履行了“洞房花烛”的人生礼仪。
周汝昌的婚姻可以说是“半包办婚姻”。即形式上还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规矩，但新郎与新娘也是早已认识的同乡人，并非“青梅竹马”，彼此也没有十分不情愿的反感。周汝昌的夫人名毛淑仁，字芝仙，号岫眉，生于1924年阴历二月二十日，比周汝昌小六岁。其先世是河北省静海县独流镇人，迁居天津上郭庄，在咸水沽以西二十多里。毛淑仁的父亲名毛仙洲，在天津市开设过松竹斋南纸局，两家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当然，旧时重男轻女，毛淑仁只高小毕业，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也算识文断字了。毛仙洲因逃匪患，携家避居到因抗匪出名而有安全感的咸水沽，因此周汝昌与毛淑仁在未婚前已经识面—— 但并无感情交流。从笔者与老年周夫人的几次接触印象，以及保留下来的周夫人青年时的照片看，毛淑仁虽不是什么大美人，却也算得明眸皓齿，五官周正，身体健康壮实。
那么，周汝昌是否还有过其他的“风流韵事”？
在结婚之前，童年少年时代，周汝昌有过“像是爱情”的故事段子。
有一次，随母亲到外家（ 乡下叫住姥家 ），外家对姑奶奶和她的孩子是十分恭奉周到的。一天，见母亲应酬亲友时无人带魁娃（ 周汝昌 ），就请来一位小姑娘陪着他玩。小姑娘也只有十岁出头，和气亲切而天真大方。魁娃兄弟五人，却没有姊妹，第一次由一个女孩子陪带，内心立刻产生了一种敏锐深刻的感受，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快乐感觉。玩了大半日，到晚饭时，小姑娘告辞回家，剩下魁娃一个人，立刻感到强烈的孤独，一种若有所失的惆怅感油然而生，心里还盼望她能再来，可是大人们说她家里忙，不能再来了，让魁娃大失所望，怅然无味。
周汝昌后来回忆说，到能读《 红楼梦 》了，看见曹雪芹写贾宝玉的奇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一见了男子就觉得浊臭逼人……感到真和自己少年时的经历感受有一脉相通之处。读到贾宝玉因送秦可卿出殡到郊外农家，看见一个村女二丫头，给宝玉和秦钟示范纺车的操作，后来离开时，宝玉在车中看见二丫头抱着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在说笑，“宝玉恨不得下车跟了他去”。看到这里，周汝昌就联想到自己在姥姥家陪自己玩了半天的那个小女孩走后，自己的那种惘然若失的况味，对曹雪芹生动地写出“真话真事”十分佩服。
到了青少年时代，周汝昌也只能偶然瞥见邻舍的闺女因事外出——没事是不能满处乱跑的，看见那背梳着大辫子身穿朴素合体的短褂长裤——那已经是改良革新后的装束，看那文雅而有教养的行走的姿态风度，感觉到一种风度和风韵的美，并不是只单盯着脸面的漂亮。但即使这样的单纯的“审美”也是机会很少的，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出生地春晖里老院斜对门住的一个闺女，从不见她出来，只有偶然推门把洗衣盆里的水向门外空地上泼洒时，才露出半身红衣，而如果瞧见有人在哪家门口站着，就立刻闪身进去。越是这样，越让人有一种“惊鸿一瞥”之美的感受而怡然心动。
周汝昌的青年时代，虽然已经有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但整个中国社会，仍然是在新旧转型的初期，男女大防的老规矩为大多数家庭所遵守。尤其在乡镇居住的市民阶层的青年男女，是基本上没有自由接触机会的，正是由于这种隔离，才使青少年男女一旦有一点接触，就会产生“一见钟情”的情感波澜。
周汝昌在遭遇绑票前后，与一个表妹发生过一段“恋爱”故事。这个表妹叫李存荣，是舅舅小老婆的女儿，也就是《 红楼梦 》中所谓“庶出”。小时候见面的机会原本不多，后来舅舅家也迁到了咸水沽，来往就多了。在那种青年男女接触机会很少的环境里，来往多，自然彼此就发生了相悦的情愫。
周汝昌这样评述自己的这段情感经历：在我，恐怕还只是一种感情。在她，如何感觉，我无法代拟，如果妄猜，也许真的是有爱情的成分。因为我那时的家庭门第，本人的相貌才情，在一方是相当出名的，她心里看中了我，应非无故，实为诚情真意。她并不“好看”，但为人聪明伶俐，也富有风趣。文化不甚高，也只是小学程度。但我本无狂心妄想，妄欲攀一绝代美人，或名门才女……毫无此类奢望。加上时值沦陷，精神痛苦之至，心想此生不知何日能得翻天覆地的环境巨变，年龄已大了，彼此尚能相投，做个终身伴侣，也就蛮好了。这不是我自高身份，对表妹是“屈就”了，其实当时也无心计较，也没有“挑选”的杂念。儿女彼此有意，双方的家长也顺水推舟。日月不居，感情渐渐积厚，似乎已经再无其他想法和变故了。但我今日“客观”地想，老实地说，这就叫“爱情”吗？但请不要误会，以为我本无诚意，是在随缘行事……不，并不是那样，我当时是很真心的。
这段姻缘最后没有成功，是因为周汝昌遭遇绑票事故后，心理发生了变化，只觉得出生入死，一条命已是两条命，过去的一切都有隔世之感，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感，压倒了一切。表妹在周汝昌从匪窝脱险后，不断来信慰问，可是在异常心境中的周汝昌，竟不知该如何回信……后来父亲提出婚事该办了，说：“你们的事，也该办了——都不小了。”周汝昌却回答：“我还有志气，想求学。现时不想这件事。”父亲见儿子这样说，虽然有点出乎意料，却也不由得面露喜色，家长当然是希望子弟“有志气，有出息”的。从内心本意来说，周汝昌只是想将婚期延缓，并不是要悔婚。
但消息传到表妹家，却都理解为周汝昌已经“背盟”，“不要她了”，而掀起了轩然大波……据说表妹的姑母——也是周汝昌的姨母 ——问表妹你们有过了那种事吗？表妹回答：“没有。若有那个，我就不能饶他！”表妹当然恨周汝昌，姻缘就这样断绝了。这段故事后来的结局，是不久后表妹受了一个男子的引诱而私奔到天津，舅舅感到耻辱，竟与女儿断绝了父女关系。再往后，表妹的去向是完全不知晓了。周汝昌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追究事故的责任根源，还是在我。我无可推卸，是负罪的。因为是我害了她。假若真像佛家说的，人有来生，或在另一‘世界’，还会得见平生亲故，那时见了表妹。我愿向她伏身请罪。”
题记“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2）
周汝昌的情感与婚恋经历也投射到他对《 红楼梦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照理解上，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原则，有生理的、伦理的、社会结构秩序的、生活分工互助的、氏族传宗接代的等多种多层的因素和需要在起作用，是古老中国真正“男女关系”的基石。当时并没有时兴“结婚”这种说法，都只说“成家”。西方文化意义上的“爱情”观念在中国古老的传统里其实只有传奇和个案，在生活中不占主导，因为青年男女自由接触的几率其实很小。即使到了南开高中，也是男女分校的。男女同学只有在化学楼扇面形阶梯教室上大课才在一起，女同学坐在后面几排，与男同学离得远远的。南开女中的学生都穿统一的校服，一律是“藕荷”色，十分悦目耀眼，男生远远地望见，不免情动于中，有的形诸咏叹，说女生的衣服如同晚霞一般美丽，有的曼声长吟：“哪得这般颜色作衣裳！”
《 红楼梦 》中写的正是大家族的公子贾宝玉和两个表妹林黛玉、史湘云及一个表姐薛宝钗的婚恋三部曲，都是近亲中发生的机缘，因为当时少男少女并没有社交的机会。贾蔷和龄官，柳湘莲和尤三姐，都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和巧合性，司棋和潘又安，也是表姐与表弟相恋，其实与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也不是一回事。大概贾芸和小红，倒有一点现代意义上的爱情意味。《 红楼梦 》的出现，正是包含对这个重大人生问题开始思索、寻求、困惑、悲悯、解悟的“情书”，是古今独一无二的一部奇书。
周汝昌与毛淑仁的“洞房花烛”，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成家”。
天津沽上的婚姻礼仪，新娘子大都是要坐轿的。津沽人有句俏皮话：“大闺女坐轿，头一回。”因为如果一个女人坐两次轿，那就是“后婚”了。当然也有坐马车的，但最庄重的，还是坐轿。当时咸水沽以租赁花轿为业的有好几家，其中最漂亮、最齐全的是范家的花轿。范家的花轿，规制大，看起来气派华贵。金色的轿顶闪闪发光，轿围子则是红色彩绣的，还垂着穗头，挂着珠子。座轿两边有两根长长的红轿杠，抬轿时在轿杠四头拴上四根红色横杠，由八个轿夫抬起，即所谓“八抬大轿”。大轿里面是方形的小轿，名叫“轿心子”。“轿心子”里边放上凳子，供押轿的童子和新娘乘坐。范家花轿还准备有金瓜、月斧、朝天凳等所谓“半副銮驾”，凤冠霞帔，灯笼亮子，等等一应俱全，一切按照皇姑出嫁的打扮和仪仗。虽然到了民国，皇帝家的豪华还是人们心向往之的。
沽上的结婚习俗，有直娶和旧娶两种。直娶就是当天把新娘接过来拜堂成亲，而在此前已经过完女方的嫁妆了。旧娶则因为娘家远，要就近打下处，三天前就把新娘接过来。这三天内，闹喜，逗新媳妇，十分热闹。三天前的新娘在娘家一般就只吃栗子鸡蛋，据说吃了栗子鸡蛋人不感到饿，同时很少结大便，这样新娘在三天内都很少上厕所，避免了老上厕所的尴尬。
结婚那天，新郎家租赁的花轿出发前要找一个小童男押轿，据说可以避邪气。童男在上轿前还要拿一面镜子，在花轿里照一照，这是为了驱逐轿里可能藏着的狐妖花邪柳怪。新娘的轿子抬到婆家门口停下来，这叫压压性子。从门口到拜天地的堂屋，院路铺红毡地毯，因为要“脚不沾尘”。
抬轿的要把大轿内的小方轿抬到院内，这叫“掐轿心子”。新娘蒙着盖头，由陪房——娘家带来的陪伴新娘的女人，《 红楼梦 》里的太太、奶奶每人都有好几家陪房，如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和婆家的嫂子搀着，下小方轿进入堂屋拜天地。新娘下轿时，新郎还要用戏曲中道具一般的弓箭朝着新娘射一下，据说是为震慑邪祟，也为了煞一下新娘的威风。
新郎和新娘在堂屋拜天地，司仪高唱“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进入洞房”。夫妻入洞房后并排而坐，叫坐帐。这时穿着长袍马褂，戴着礼帽，身披大红绸的新郎，手持一支秤杆给新娘挑去盖头，口里还要说：“秤杆秤砣本姓刘，我给新人挑盖头。”周汝昌晚年在一个《 百年婚恋 》的电视节目里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其实我早就认识新娘子，两家就住一条街，轿子只抬着在街上象征性地转了一圈，揭盖头也纯粹是仪式，并不是揭开盖头我才知道她是不是个大美人。这当然不是“旧娶”而是“直娶”了。笔者这里的描述是根据《 古镇稗史 》的记载，书中也说：“这是当年咸水沽镇结婚的大概习俗。镇东、镇西、围子里、围子外多少有些差别，一个地方一个样嘛。”
周汝昌与毛淑仁拜了天地，进入洞房，两人从此携手走过一生，育有两子三女，夫妻白头到老。毛淑仁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一生操持家务，养育子女，1952年随周汝昌去四川，曾是成都市妇联的积极分子，回到北京，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装订工厂工作过，是一个气质外向颇为能干的天津女子，并不是柔弱类型。周汝昌一生痴迷于读书做学问，基本上不管家务事，挣了钱也交给妻子掌管，柴米油盐的日常生计安排和管教子女的事都是毛淑仁主持筹办。当日离科举时代尚未行远，男子结婚洞房花烛，又称“小登科”，“大登科”那当然是指考取进士、状元，蟾宫折桂了。这就是旧时男子一生的两件最大的喜事，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周汝昌刚以头名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西语系，又喜结良缘，倒是实实在在地印证了这两句俗语了。
题记听母亲讲《 红楼梦》（1）
一直还没有细表周汝昌的母亲。母亲叫李彩凤，生于清光绪三年（ 1877 ）农历四月初九，是距咸水沽不远的北羊码头人，家里是当地养船的大户，颇为富有。她的父亲也是勤劳奋斗而发家致富，没有儿子，只有这一个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家务活，包括针线活计和下厨烹饪一概不会。但她赋性聪明伶俐，性情和蔼而让人疼爱，到了老年，更显得慈眉善目，大家甚至开玩笑说她是不是如来佛托生的——因为传说四月初八是如来佛的生日，与李彩凤的生日只差一天。她于光绪二十三年（ 1897 ）芳龄二十岁时嫁到周家，娘家的财产在父亲去世后就归了父亲的一个侄子，不过周家也是大户人家，所以娘家对她仍然十分尊敬，每次回娘家都被当作贵客款待。
李彩凤虽然是富家的独生女，但没赶上有女子学校的时代，未能接受正式教育。不过，她年幼时听到堂兄弟们的朗朗读书声，打心眼里深深羡慕，常常偷听他们念书，模仿他们朗诵诗圣杜甫五言律诗的声调——那种北方口音的抑扬顿挫的“美读”法。一番发愤自修，最后竟也学到能看懂一般的小说、唱本，还能学着唱戏台上的唱腔。
对母亲，周汝昌只有一些片断的记忆：每天晚上自己和三哥、四哥一起，琴笛笙箫，一时合奏，一时单演，有时还即席“创作”唱词，仿相声，模仿亲友的说话特点，夸张笑谑，逗得母亲笑声不断，真是天伦之乐融融。母亲平日极少外出，只记得有一次，不知是什么事去过本家的一个侄孙辈家里。那人叫周大智，也许当时母亲到他家是看望他的一个什么长辈吧。记得娘为了出门，还专门找出一副新腿带换上。腿带是织的，三寸来宽，两头织成丝穗状，是扎裤脚用的。那年月不分男女，裤脚都要扎起来，不能“散脚”，散裤脚是没有教养的，很不雅观，受人嘲笑。母亲这副特殊的腿带要配上合适的出门衣裳，颜色搭配得很好。
在周汝昌的记忆里，父亲的炕桌上有一部《 三国演义 》，而母亲的奁箱中有一套《 红楼梦 》。
父亲的《 三国演义 》，里面有许多精美的插图，周汝昌经常翻看，欣赏那铁画银勾的白描版画式的工笔画。父亲见了，就到西邻的文华书局给小儿子买了一套世界书局编的通俗节本小《 三国演义 》，装帧版式也都很可爱。
那时一般的男孩子，大多会有一段痴迷《 三国演义 》、《 水浒传 》、《 西游记 》、《 封神榜 》和《 七侠五义 》之类英雄传奇和武侠神魔小说的历程，他们热衷于给英雄好汉排座次，如“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七许八黄九姜维”，或者津津乐道于南侠展昭、锦毛鼠白玉堂都不如北侠欧阳春武艺高强……就像今日的青少年会迷恋金庸的武侠小说，对什么“江南七怪”、“四大恶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等如数家珍一样。可是，周汝昌虽然也痴迷武侠，但主要是向往侠客们那种飘然而来萧然而去的风度意境，对英雄传奇小说中那些打打杀杀的情节却不能如一般男孩子忘情投入，对《 三国演义 》的战争故事也产生不了真正的兴趣。周汝昌的三哥泽昌，就是个小说迷，买了一大批“闲书”，是小字石印本，有武侠类，有济公类，杂七杂八，可是他都爱如珍宝般锁着，周汝昌便没有多看——大概还是不太感兴趣，否则的话，兄弟之间，软磨硬缠，也就看了。
周汝昌母亲的那一套《 红楼梦 》，是周汝昌的大舅，也就是李彩凤的堂兄李荫青，于光绪二十六年（ 1900 ）来周家看望妹妹时带来的礼物。
这部书题名《 绣像增评〈 石头记 〉》，封面是精装绿色布质，上下两册，带着批语，还有绣像。扉页背面印有两行字：光绪廿有六年庚子石印。版权页上则是：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三日印刷；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七日发行。同时也印明：编辑兼发行者是日本东京市桥区银座三丁目二十番地的下河边半五郎，印刷者是同一市区小田原町二丁目九番地的中野锳太郎，印刷所是同一市区的帝国印刷株式会社。这是一个在日本印刷的光绪本翻版，就是当时书坊里流行的护花主人、大某山民、蛟川居士等人的“合评”本，虽说是“日本版”，却又并没有一个日本字在上面。
这套书在当年自然就是一个普通的市卖本，没有什么版本价值，但时过境迁，也是一百多年前的旧物了。现在仍然有上册半部留存，虽说是残编缺帙，在周家却是颇有纪念意义的。
幼年的周汝昌也翻过母亲的《 石头记 》，可是一开头，就读不下去了。什么“作者自云……”一大篇，感到沉闷乏味得很。——多少年以后在红学的深入研究中，才考证清楚：原来那一大篇是一段“回前批”混入正文的。——但母亲却对《 红楼梦 》津津乐道，经常在小儿子面前提到这部小说。给周汝昌留下终身难忘印象的，是母亲向他追述周家兴盛时期的一些往事，特别是那个傍河依水的小花园，有玲珑的小楼，有繁荣的花木，有古老的大树，春天桃花杏花，秋天菊花桂花，百花竞放时节，各院的年轻女儿和少妇们，盛妆丽服，打扮得花枝招展，前去园内赏花。而母亲讲这些，就是为了一句话：“那时家里的姑娘媳妇们，穿的戴的，打扮的，真是好看极了！我们一群，一齐来到园子里，那真像《 红楼梦 》里的那么好，那么热闹……”
母亲还对周汝昌说，老八爷（ 周汝昌的祖父在本家兄弟中排行第八 ）很喜欢西院的侄子侄孙们，爱他们吹拉弹唱，诗文书画兼通，表现出风流倜傥；不喜欢你爸爸，嫌他太拘谨，古板朴素，缺少才气；最待见西院的四先生（ 周汝昌的堂兄，号雨臣 ），他爱看《 红楼梦 》，见人就绘声绘色地讲上一段——“这丫头不是那丫头，头上那有桂花油……”
对母亲的絮叨赞叹，周汝昌虽然似懂非懂，但这种无形的熏陶，也种下了深远的“缘”的因子。周汝昌到底什么时候才通读了《 红楼梦 》，已经说不清了，但在虚岁十五岁上初中时，他自学作诗填词，那作品的格调，已经透露出《 红楼梦 》的影响：诗的七言句像“葬花吟”，小令的句法像“柳絮词”……
《 红楼梦 》第十九回中，描写宁国府唱戏，唱的是《 丁郎认父 》、《 黄伯央大摆阴魂阵 》，更有《 孙行者大闹天宫 》、《 姜子牙斩将封神 》等类戏文，倏尔神鬼乱出，忽又妖魔毕露，甚至于扬幡过会，号佛行香，锣鼓喊叫之声远闻巷外。满街之人个个都赞：“好热闹戏，别人家断不能有的。”宝玉见繁华热闹到如此不堪的田地，只略坐了一坐，便走开各处闲耍。宝玉又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是寂寞的，须要我去望慰她一回。
第二十二回，贾母给薛宝钗过生日，上演戏文，宝钗想老年人爱热闹戏，就投贾母所好，专点《 西游记 》和《 鲁智深醉闹五台山 》一类打斗戏，贾宝玉不满地埋怨宝钗：“只好点这些戏。”
题记听母亲讲《 红楼梦》（2）
第二十三回，贾宝玉住进大观园，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后来经历成长的心理变迁，静中生烦恼，忽一日不自在起来，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出来进去只是闷闷的。他的书童茗烟把《 西厢记 》、《 牡丹亭 》等传奇和古今小说找来给他看，宝玉看得入迷，后来还有和黛玉在大观园中一边葬花一边读《 西厢 》的美妙文章。
第二十八回贾宝玉听见林黛玉吟唱《 葬花吟 》，大为感伤，联想到将来林黛玉的花颜月貌也到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种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便可解释这段悲伤。
这些描写都说明什么呢？其实都是渲染贾宝玉是个诗人哲学家型的人物，他容易沉浸在一种诗的境界里，一种诗的怅惘，一种哲学的悲伤，而不待见那些打斗性情节性的文学作品。周汝昌小时候就对《 三国演义 》等情节性小说感到不够亲切，只对其富有意境的插图绣像有兴趣，对《 红楼梦 》虽然暂时看不懂，却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获得一种情感上的沟通。
这正显示，周汝昌从性分气质上与诗、与哲学、与《 红楼梦 》有天生的感应力亲和力。这种性格质地上的远因，就是他后来成为研究《 红楼梦 》和传统诗词大专家大学者的“在千里之外”、“伏脉千里”的“草蛇灰线”（ 脂砚斋评批《 红楼梦 》特殊写作手法的惯用语 ）。当母亲用《 红楼梦 》中大观园里众女儿的争奇斗艳比喻周家的少女少妇，缅怀已经一去不返的家族的繁华热闹时，也就无意识地在周汝昌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种子，日后他对《 红楼梦 》中写“家族盛衰兴亡”和“女儿薄命悲剧”感觉特别深刻，一唱三叹追索研究，其实已经肇因于此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