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地点问题”：北京的恭王府是小说中大观园的原型。.10
当然，不愉快的插曲有，让人高兴的事更多。毕竟身在“帝都神京”，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各方面的英锐豪杰之士云集影从，正如《 红楼梦 》里北静王对贾宝玉所说“高人颇聚”。由于各种机缘，周汝昌与不少文化名人有各种不同程度的交往，留下了一些文采风流的学苑佳话。
周汝昌从小喜欢诗词，从初中起已经是一个“词迷”，得到一本廉价的《 白香词谱 》就欣喜若狂，后来又有了一本老中华书局选编的《 中华词选 》，也是爱不释手。那时有专门研究词的学术刊物《 词学季刊 》，夏承焘和龙榆生等专家经常在上面发表研究文章，也是周汝昌专注阅读的。上了燕京大学，桌案上也摆着一本朱彊村编的《 宋词三百首笺 》，经常翻阅。
夏承焘生于1900年，比周汝昌年长十八岁，后来成了中国词学研究的宗师。在20世纪60年代，下限不超过1964年，有一天，夏承焘在女弟子吴闻陪同下，到周汝昌府上造访。夏承焘在杭州大学任教，作为教育界浙江高校的代表到北京开会。周汝昌这样回忆：
那时，夏先生似乎是院校中的重要教授——教学上负有留意师资的职责，所以见面之下就问我人才的事。我就推荐时在南开大学的同窗许政扬，夏先生立刻取出名片，写上拜候许兄的字样，让我转达。然后又问我同院的学者，其时有冯都良先生。我们住一排房。他听知此名，又立即让我引他去拜会冯先生。他们是同乡，见了之下十分热切。由此可见，那年代他还是满身的英锐之气，不似年高之人——穿着崭新的蓝中山服，很精神。（《 北斗京华 》之《 夏承焘 》）
“文革”之后，夏承焘又在吴闻的陪同下访问了周汝昌一次，但这次会面有点尴尬：
在此之前，我与夏先生有讨论学术的书札来往，忽有友人警示我，暂停与夏通讯，因闻说他问题甚为严重（包括行为的“不良”云云），免受“连累”……
以后又有些“小道消息”“风传”他在运动中受到“冲击”极大，现已无立足之境……。我方知他的处境已非一般的不佳了。
所以，这日夏、吴二位忽然莅临，我心中有“鬼”，有点儿不知如何为宜——是热情叙旧？还是必要“疏远”？……
总之，我言辞费了斟酌，场面微显尴尬。
夏先生此时已大有老态了，英锐之气全消，面上亦露出不甚自然之色。他多须，长髯如戟，二目却仍炯炯有光。
吴女士取出一个竹笔筒以为礼赠。（《 夏承焘 》）
原来夏承焘久已陷入了与吴闻的“黄昏恋”和“师生恋”，这在当时那样一种不开放的时代社会背景下，当然是惹人物议的。后来孀居的吴闻终于和夏承焘正式结为夫妻，帮助夏整编了多部学术论著。周汝昌也回忆说：“即仅以同会同车的偶然机会所见而言，吴夫人扶持夏老的情景也令人感动，连围巾、领扣……一切细处都要手自弄妥，不让老人受到丝毫委屈和不适。”（《 夏承焘 》）周汝昌和夏承焘有学术交往，是周汝昌为夏承焘编的南宋词人姜白石（ 姜夔 ）的年谱写文评赞开始的，题为《 读夏承焘〈 姜白石词编年笺校 〉》，发表于1959年8月23日《 光明日报 》之《 文学遗产 》专栏。周汝昌说：“姜词虽为南宋一大家，却也正如夏先生所云于吴梦窗者，是‘才秀人微，行事不彰’，号称难治，而他竟著成此谱，盖事涉南宋词史，非止白石一人之关系，可见其学力，当世并无第二家可以撰成此著。我在报上发表了评文，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夏先生见之，惠函求益，我又写去了关于姜词版本的讨论书札。此二著承他不弃，重版时皆附印于卷末。杨霁云先生读之，赐函赞叹，以为夏老的虚怀与拙札的‘攻玉’堪称‘两高’云。”（《 夏承焘 》）
不过周汝昌和夏承焘的治学路子并不相同，周汝昌强调“文史哲”三长，突出“悟性”，夏承焘则主要是资料积累型的治学。所以后来交往渐疏，只是夏承焘编选清代的词，向周汝昌借过《 楝亭词钞 》（ 曹寅词 ）的抄本——原是周汝昌的三个儿女抄录的。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4）
夏承焘与吴闻婚后定居北京，有人撮合夏承焘和张伯驹会面，因为二人分别是南方和北方的两大“词宗”。高手盛会，堪称佳话。但周汝昌回忆说：“起初确实是彼此闻名遥慕，相见甚欢。没过多久，就听说两人有了龃龉，难以投契。从我个人感觉，一位是中原风流才人，一位是温州学者；学者之词，风格是有点儿‘硬语盘空’，缺少韵致，张先生不会太欣赏；而词人的张先生，根本不曾走过治学道路—— 他只擅长于长短句，连‘文’也不善为之。这样两个人，如何能‘谈得拢’？话不投机，情理所有矣。但风闻实际，除此以外另有不愉快之事。我平生不喜‘刺探’人家张长李短，为此只作不知。我陪他们二位到过西郊的‘曹雪芹纪念馆’的前身——舒某旗人的院子里。最后的夏先生，是患了老年痴呆症，见了人只会‘傻笑’，已不知所见何人。一二好友为祝大寿时，约来电视台录相，和他老坐在一张沙发上—— 也无法交谈。”（《 夏承焘 》）
张伯驹与夏承焘二位“词宗”不能投契，说明“文史哲”三者真要兼擅并美，其实是非常难的，即使是一流的文人学者，也是可遇而不可求。这也正是红学界所遭遇的困扰难题。曹雪芹写《 红楼梦 》，融会化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方方面面，他既是一位天才诗人，又是一个哲学思想家，还有丰富的家学渊源，独特的身世背景。《 红楼梦 》因此以其奇伟宏丽包罗万象而吸引了许多人予以研究，但这些被吸引的人中，绝大多数只是某方面的“偏才”，对曹雪芹和《 红楼梦 》也就只能赏其一隅，不能领略其全体大美，最后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盲人摸象”而又各自都以为独得真赏的悖论之中。周汝昌则既有张伯驹式的“风流才人”之雅调，又有夏承焘式的“学者”功夫，文、史、哲三长兼擅，因此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红学历史地位。
启功字元白（ 1912—2005 ），是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他主要以书法和考订文物名家，但也曾校订过《 红楼梦 》，因此与周汝昌也算红学界同行了。周汝昌早在青年时代就对启功怀仰慕之心，起因是见到顾随的一首题诗，那是在启功为顾随女儿画的画册上题的七言古诗，顾随戏称启功为“王孙”。后来在张伯驹展春园的大客厅里，周汝昌与启功相识，当时启功已经读过周汝昌发表在《 燕京学报 》上的《 真本〈 石头记 〉之脂砚斋评 》一文，因而见了周汝昌后热情握手，连说“过瘾，过瘾！”
再往后，在那次高名凯特邀张伯驹在燕京大学中文系楼上展出其收藏书画的展览会上，周汝昌看到了《 楝亭图 》，当即填词，受到张伯驹赏识。周汝昌希望能抄录《 楝亭图 》上各家的题跋，后来张伯驹寻出了当年启功抄录下的题跋，让周汝昌的同学孙正刚转给周汝昌。周汝昌打开一看，只见一色小字正楷，略带一点行书笔迹，不禁大喜过望，就全部录进了《 证〈 石头记 〉》（ 即后来的《〈 红楼梦 〉新证 》）。张伯驹本来愿意把启功抄本送给周汝昌，周汝昌谨守君子“恂恂如也”的规矩，把手书册还了张伯驹，后来当然不知下落了。周汝昌后来后悔地说：“当时不敢径领惠赠之高谊，是个‘错误’，如在我手，也许尚可幸存。”
1953年《〈 红楼梦 〉新证 》出版后，北京的朋友来信说启功非常欣赏，要给周汝昌画一幅“周公解梦图”。周汝昌听了非常高兴，就写了一封信给启功，要求“兑现”。写信时联想起顾随的题诗，周汝昌就也称启功为“王孙”。没想到，这下启功不高兴了，原来启功十分讨厌别人说他是清朝王室后裔，甚至说自己早已姓启，并不姓爱新觉罗。周汝昌当然也就得不到启功的画了。
周汝昌回到北京后，因在出版社主持《 红楼梦 》新校本的工作，启功是校注者之一，二人又有所交往，前面的章节也曾涉及。此外，60年代还有两件事应该提到。
一是香山的张永海口述，说西郊健锐营一带传说的曹雪芹的“难友”，名叫“鄂比”，其人能画；启功对周汝昌说，清代有个鄂弼，不知是否就和此事有关。
二是关于河南发现的“曹雪芹小像”，有人说真，有人说假，众说纷纭。启功认为画像不作题记，而像的左上角五行陆厚信识语上下款俱备，是为可疑，但对于像幅“对开”页的左半之两江总督尹继善的题诗笔迹却一看就认识，说没有真假问题。
后来启功拿了一个清代手卷给周汝昌看，是尹继善手写自作诗多首，两人对照小像上的笔迹，恰是一个人的字体。在谈话中，周汝昌才知道原来启功的夫人就是尹继善的后裔，所以藏有这个手卷，十分难得。周汝昌在回顾了这段往事后，说：“此事又说明他虽不敢信画为真，却也感到兴趣。至于肖像绘者不自题记之说，也有人表示难以绝对化执此一端为有力反证，似乎现存丰润张见阳（ 纯修 ）之小照即有绘者自题。记此以备方家研读。”（《 北斗京华 》之《 启元白 》）
70年代，周汝昌仍然和启功有学术交往。传说中的“旧时真本《 红楼梦 》”中有贾宝玉在八十回以后沦为“击柝之流”（ 打更的更夫 ）的情节，住的是“堆子”，启功与周汝昌通信，说“堆子”在胡同入口处，有木栅栏，入民国后就全部拆除，没有人知道了。启功还在信中告诉周汝昌，他听关山月提到过，关山月的老师见过“旧时真本”，八十回后的情节与程高本后四十回迥然不同。周汝昌把这一情况记入1976年版《〈 红楼梦 〉新证 》中，书出版后寄给了启功一部，启功写专函致谢，说还没有多看，就被亲戚把书拿走了……就红学而言，启功与周汝昌虽有考证方面的互相探讨启迪，在文本认同方面则存在巨大分歧。正如周汝昌坦言的：“启先生论《 红楼 》，不以程高伪续为大谬，曾言：‘跑了的是大鱼！’意谓世人以为雪芹原著所佚之稿不一定就比高鹗的文笔好（ 以钓鱼为喻 ）。又云高写贾府败时鬼神迷信的情节在旧时大家庭破落时正是如此……。我们在评量伪续上见解便很不同了。”（《 启元白 》）启功先生的书法已入无人之境，但观其诗作韵语，趣味偏于通俗，则对曹雪芹原著神韵精微之处就不一定能有十分切己之感，对后四十回的通俗文学予以肯定，其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2005年6月30日启功逝世，周汝昌闻讯立即表达震撼哀悼之情，称这是中华文化的重大损失，于7月2日赋诗纪念：
元白先生悼诗
玉镌谱牒列藩崇，绛帐青衿位不同。
八法心追羲献妙，兼长笔擅北南宗。
词吟兰波澜势，舌粲莲花曼倩风。
回首展看高会盛，众中握手笑谈红。
这首诗“内含书学史上‘兰亭学’一大公案”（ 周汝昌2005年7月1日致笔者信 ）。周汝昌与启功在书法上的相互切磋，见本书综述周汝昌文论和书法的章节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5）
为考察和曹雪芹有关的文物资料，周汝昌还接触过一些不那么出名的文化人。如张次溪，在日伪时期曾任伪职，后来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但他是一个热爱文物的文人和收藏者，在《 戏剧月刊 》上发表谈京戏的文章，编印的《 京津风土丛书 》等，周汝昌小时候就爱读，后来在60年代京城文化界筹办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中，张次溪主动找到周汝昌家中拜访，从此二人颇有交往。张次溪住在北京烂熳胡同（ 本名烂面胡同 ），周汝昌60年代去过，印象是：“他在正房的一端的小侧屋内……此小屋有门，又通往一间很大很大的书屋，屋内排满了简单的木架子，架上平放一眼望不到边的散装线装旧书（ 没有布套，即非函装式 ）。……我在他小屋里获见了敦诚挽芹诗原抄本：一个小薄册，红格纸，墨迹很旧，题名是‘鹪鹩庵杂记’，但吴先生（ 指吴恩裕——引者 ）发表的却是‘……杂诗’。一加细审，方知‘诗’字是新墨，另将‘记’字改成的。两首诗十分珍贵。其中一首中缺一字空着格子，又有同一新墨另笔补上了一个字。以后，他陆续惠示了几宗涉及‘红’‘曹’的文物：一件是道光年代木刻版朱色印的《 红楼梦 》升官图，极为罕见，我曾有文详叙。另有很早的《 红楼 》人物全份的香烟片……但张先生的贡献并不在此。他的贡献还有两件重要的事，即他与齐白石老人有师生谊，听齐老传述了雪芹的事迹。”（《 北斗京华 》之《 张次溪 》）
齐白石向张次溪传述了两件什么事呢？一是民国辛未年，齐白石亲访北京崇文门外的卧佛寺，因传说曹雪芹贫穷时曾借住于寺内，齐白石画了一幅《 红楼梦断图 》的小横卷，画上左边寺门掩映，右边残月半天，还题了一首绝句：“风枝露叶向疏栏，梦断红楼月半残。举火称奇居冷巷，寺门萧瑟短檠寒。”张次溪把这幅画的一张翻拍照片送给了周汝昌。
另一件事，是齐白石到西安市，和诗人樊樊山交谈，说到《 红楼梦 》，同座中有一个人是满洲旗人，就接话说曹雪芹的轶事，说曹雪芹排行第二，原配早亡，后来续弦表妹李氏。这和周汝昌考证的曹雪芹与舅祖李煦家的表妹结合，而这个表妹即史湘云之原型一说颇为相符。张次溪著有《 齐白石传 》，里面也提到这件事。
张次溪也能作诗填词，周汝昌的回忆文中记录下其所作《 琴调相思引 》。周汝昌还为张次溪珍藏的齐白石画《 红楼梦断图 》题了一首自度曲：
几片行云，一角残蟾，丹翚便出层楼。虫鱼惯见，谁知老笔此风流。满帽西风，多情问古，巷冷记寻游。沙窝路，何许雪旌霜钥，对琉璃佛火不胜秋。瞿昙示倦，槐柯卧影，此间曾系虚舟。红豆通辞，黄车托体，当时意兴岂闲愁。皕年已新周命，看文章光焰，惊动十洲。思巨手，更三毫上颊，传神写石头。
周汝昌于1976年眼睛受损，而耳朵本来就有毛病，随着时间推移也越来越聋。他的耳聋有家族遗传的原因，小时候还生过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患中耳炎，流黄水，耳膜受伤，去成都时已经携带助听器。而后来又遭了雷击，耳聋变得更加严重。周汝昌回忆说：“1954年奉调回京后，住东城北面门楼胡同。住正房，南面大窗，北墙却在上方开了一个小窗，空气流通。一日，忽然乌云骤涌，雷电大作。我立在西间屋正当中，看那窗外天上的空中变化——猛不防，一个重似千钧的巨大霹雳，从北墙小窗穿入，活似一条火龙，从南墙大窗穿出。而这条火雷活霆，是在我左耳边‘走’过的，相距耳朵不过一寸！那一巨震，我虽未昏倒，只觉脑袋像要裂，而‘心’像是要‘出窍’。浑身晃悠了一下，支持站住了。我的成为‘聋子’，大约就是这么来的。”（《 北斗京华 》之《 聋与音乐 》）
“金龙入耳”再加“半只眼”，读书、交游从此都日益艰难了。著名学者和随笔作家张中行（ 1909年生 ）调侃周汝昌说“打雷听不见”，这样，别人和周汝昌说话时，必须凑到耳朵边加倍提高嗓门，张中行的学生靳飞幽默地打趣：“耳边悄悄语，六楼都可以听见。”
1974年，眼科医生就告诉周汝昌，他不宜再从事编辑这一行当，因为这种工作是主要靠眼力的。1976年眼睛动手术，主治大夫是协和医院眼科首席专家张承芬女士，三次主动出具了证明，说周汝昌不能再做编辑工作。到“文革”之后，对“四人帮”影响的清查也已经宣告结束，周汝昌给姚文元、江青写信的事早已查清，纯属为了学术，与政治不沾边。由于《〈 红楼梦 〉新证 》的巨大影响，周汝昌于1978年被特邀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出席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从此连任四届。这对于那一代深受多年政治影响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是看得比较重要的。周汝昌填了一阕《 水调歌头 》表达高兴的心情：
佳节元宵后，浩荡展芳春。神州大业高会，荣作会中人。团聚五湖四海，毕集群英众采，国是共商斟。意气看风发，万象正更新。
继遗志，开大治，颂奇勋。藐尔跳梁小丑，亿万怒斯民。誓竭丹衷报国，深愧微材樗栎，奋笔记欢欣。老骥不伏枥，千里策逡奔。
周汝昌参加全国政协，客观上也提供了接触认识更多高层次各界人士的机会。周汝昌是红学家，政协委员中喜欢《 红楼梦 》的人不少，开会时常有人来听他讲红，十分热闹。周汝昌回忆说，自己初次参加政协会议，就因为眼睛和耳朵都不好而行动不便，得到两位女委员的热情帮助，一位是舞蹈专家资华筠，另一位是芭蕾舞名角白淑湘，从开幕到散会，处处扶持、引路、升阶、找座……让周汝昌十分感动。此外如《 红楼 》画家戴敦邦热情介绍画三毛而名满天下的张乐平，张乐平给周汝昌的小册页上画了一个三毛，双手持红领巾，题上“献周老永春”；认识了出演《 渔光曲 》、《 风云儿女 》、《 关不住的春光 》等影片而扬名天下的演员王人美，九十九岁的中共三大政治局委员罗章龙，老民主人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女儿陈慧，老舍的夫人胡絜青，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都结下了或深或浅的友谊、因缘……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则是故人重逢了……当然也受过邓小平的接见……
据说陈寅恪本来写有庆祝国庆节、欢呼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等诗作，后来在编辑陈的诗集时，这些作品都被编者删弃了。这其实也是一种遮掩真相的不尊重历史之举。老一代知识分子有他们特定的经历、处境和思想感情，是不应该脱离时代背景的真实而将其人为地“塑造”成所谓纯粹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类“形象”的。周汝昌也写有一些也许从某一种立场看来可以不写的诗文，但笔者以为最好的办法是尽量展示其本色的真实，至于对这些作品感觉和评价如何，那就是读者见仁见智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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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时，周汝昌曾填了一套《 建国十周年献词套数 》：
双调·新水令
长空万里驻新晴，好江山，倍添妍净。九霄凌健羽，四海动欢声。映楼阁峥嵘，拂花柳娉婷，按歌舞轻盈，照灯火通明，齐备这十周年。
沉醉东风
西抵着昆仑雪岭，东连着渤澥沧溟。五千年古神州，亿万钧新生命。镇巍巍，巨人形影，立地擎天举世惊。看中华，朝晖丽景。
庆东原
移山力，倒峡情，天公低首听人定，涝还收黄云万顷，灾为瑞黄河便清。老返少黄发重青，众志即成城。所向谁能胜？
雁儿塔
结万家公社兴，起千座高炉并。变荒沙绿色城，架天堑长虹影。
得胜令
奇迹鬼神惊，飞跃雷霆骋。缔造今朝幸，艰难昔日情。风棱，招飐红旗影。星明，辉煌指路灯。
清江引煞
喜当这高秋正节心意逞，豪气冲天劲，眼明倍月明，人境通仙境，则那广寒宫的素娥也羡咱人世景。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周汝昌尽管不是中共党员，也曾“喜赋小句”：
红旌碧血聚头颅，百载仁人志未纾。
历尽艰辛到今日，神州一幅振兴图。
1997年7月香港回归，周汝昌赋诗曰：
百年风雨洗神州，万里烟霞一望收。
南海明珠怀潋滟，中原紫气抱沉浮。
庆云承景归佳谶，丽序移春入爽秋。
且喜书生尚能赋，含毫独上最高楼。
1999年12月澳门回归，周汝昌亦有诗抒怀：
神禹巍巍铸九州，长鱼何事动金瓯。
鸡唱风雨严宵曙，麟蹈山河盛世游。
大化涵容儒道释，弘源霑溉夏商周。
中华作赋今谁手，上尽层楼更层楼。
2001年7月北京申请2008年举办奥运会成功，周汝昌亦有诗：
奥林匹克故遗风，万国争承盛典隆。
昨夜忽传天外讯，明朝喜聚日边雄。
名都阊阖夸燕北，寰宇梯航会洛东。
彻晓欢声来四海，老人击掌似儿童。
（ 自注：“京洛”为古语，喻京城。洛阳为古之东都。 ）
2001年8月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纪念之际，周汝昌有“感赋长句”：
激荡风云雷电光，艰难曲折更辉煌。
英雄时势俱奇伟，扬帜长征是救亡。
八十星霜新世纪，五千文化旧炎黄。
方针特色还中国，史册龙门谱大章。
2004年8月22日邓小平百年诞辰，周汝昌曾应有关方面之请，题写法书于纪念册出版：
百年诞辰
功崇德大犹名小
风正时和乃得平
周汝昌于1979年10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入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 后改名为“中国艺术研究院” ）。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眼疾严重，已经不能再胜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1975年成立的《 红楼梦 》注评小组这时已经成为红楼梦研究所，隶属于文化部的艺术研究院，应该说也是可以“专业对口”的。按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其实更为合适，但由于历史的纠缠和学术观点的歧异，周汝昌与文学研究所的古典文学研究室似乎无形中成了“两派”，自然也就不能亲和调入了。在调往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过程中，胡文彬起了牵针引线的作用，似乎是一说就成，调动颇为顺利。由于参加工作较晚，周汝昌在出版社的工资级别比古典文学编辑室的一些同仁要低，是六级编辑，相当于讲师和副教授之间，由于“文革”，调级晋升早已停顿多年，这次调入艺术研究院，则成为研究员（ 1981年履行正式评聘手续 ），也就是正教授了。
不过，这时周汝昌的家庭情况仍然很糟糕，几个子女都“沉抑下僚”，有的还在外地，住房狭小偏仄，妻子毛淑仁又发现患了癌症……真可谓雪上加霜了。前已述及，人民日报的记者姜德明到周汝昌居住的无量大人胡同送报纸，看到周家居住的艰窘情况，立刻让周汝昌打报告，姜德明把情况弄到了专供中央领导人阅读的“大参考”上，周汝昌也向贺敬之、胡乔木等文化部和中宣部的领导人写信诉说困难。那正是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之时，在胡耀邦的批示下，周汝昌的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1980年五六月间周家搬入南竹竿胡同的宽大住房，远在宝鸡当工人的小女儿周伦苓被调回北京，入艺术研究院作为周汝昌的研究助手，既解决了周汝昌的眼耳不便影响工作的问题，也改善了周伦苓的生存处境，使她从一个高中没有毕业的普通工人走上了专门研究学问的人生道路。
同时，长女周月苓经过自己努力，也从唐山的河北矿冶学院调到北京冶金机电学院（ 今北方工业大学 ）任教；次女周丽苓从天津与一个返京的知青对调工作，最后终于调到北京图书馆（ 今国家图书馆 ）的国际互借部门工作；小儿子周建临早于1974年从内蒙乌拉特旗兵团返回北京，在北京化工二厂作工人，后来调到大观园工作。而经过医疗，周夫人的癌症也得到了控制，一直健康地活到了21世纪初。总之，周汝昌一家在80年代全家都回到北京团聚了，他们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是同步的。周汝昌的某些 “歌功颂德”的诗作也是发自内心的，可以理解的。胡耀邦于1989年逝世，周汝昌特别写了一首赠给胡耀邦长子胡德平（ 1942年生 ）的悼念诗① ：
二帝炎黄望子孙，几重浩劫吊遗痕。
狂澜不障天曾醉，大厦能扶地始尊。
十丐孰怜儒者贱，一朝民痛哲人沦。
书生那识治平事，误拟骚音赋楚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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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其后，周汝昌耳目受损，对外界的事了解得已经很浮浅，基本上是沉溺于书房里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时候正往返于天津和北京，与周祜昌为《〈 石头记 〉会真 》的事情忙碌着，除此之外，是关心不多的。“书生那识治平事”，也是真实的夫子自道，周汝昌始终是个“专业人”、“学术人”，而不是“政治人”，而他的专业又是中国古典文学与文化，不是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所以周汝昌是从一种更宏观的角度献身于中国文化，与现实政治其实保持着距离。在这一点上，周汝昌与胡适或鲁迅都有所区别。对周汝昌那一代老知识分子，是不能用西方的“知识分子”涵义予以要求的。
在即将进入80年代的1979年10月，周汝昌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任研究员兼院级学术顾问，这象征着，他的学术研究也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①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签订的损害中国主权和利益的不平等条约。
① 张伯驹，原名家骐，字丛碧，别号游春主人、好好先生。出身世家，父亲（ 实际是伯父，乃过继关系 ）张镇芳当过直隶总督、河南都督，本人曾入军界，从事金融，琴棋书画皆擅，还是戏曲票友，后来又在诗词创作和文物收藏鉴赏方面卓然成家。张伯驹曾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 袁世凯之子 ）被并称为“民国四公子”（ “四公子”的说法有不同版本，但张伯驹与张学良总在其中 ），周汝昌成年后与其颇有来往。
② 寇梦碧是津沽著名词人，本名寇秦逢，因填词宗法梦窗（ 南宋词人吴文英 ）和碧山（ 南宋词人王沂孙 ），乃以梦碧之名行世。生年不详，大约比周汝昌年长四到五岁，于1990年去世。周汝昌曾赞其词作“蛾眉但恨无人妒”。
① 黄裳，1919年生，著名散文作家和藏书家，本名容鼎昌，黄裳是后来行世的笔名。
① 1937年7月7日晚，北平（ 1928年北京改为北平，1949年10月1日复称北京 ）城西南十五公里的卢沟桥畔，响起了日本侵略军的炮声，中国守备军奋起反击，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也叫七七事变。
① 后来发表时有补注：沦陷八年，坚不入敌伪学校读书，先生（ 羡季 ）赠余绝句五首，末章云：“抱得朱弦未忍弹，一天霜月满栏杆。怜君独向寒窗底，却注虫鱼到夜阑。”
① 可参阅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之朱洪《 胡适大传 》及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之沈卫威《 胡适周围 》等著作。
① “小市”又称“晓市”，俗呼“鬼市”，就是古董市场。因为所交易的货物都是古旧的东西、死人的东西，而且市场大抵在天还很黑的午夜到黎明时分就开始，故曰鬼市。
② 孙铮字正刚，号晋斋，燕京大学中文系高材生，留校，曾在中文系、哈佛燕京学社、校长办公室等处任职。工词，有论词专著出版。
① 周汝昌信尾所署年月日，民国纪年后的月日都是用阴历，因此民国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并不等于1948年3月18日。本传记径用民国年月日体例，原因在此。
① 周伦玲本名周伦苓，后因身份证发放时某个环节的失误，“苓”误为“玲”，乃“将错就错”改名。后面行文，除涉及出版书籍上的签名遵照署名实际情况外，一律写作伦苓。
① 闻在宥，1901年生，1985年卒，与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的父亲是好友，曾教授幼年的李政道学习古文字学。闻在宥学问渊深，且擅长书法，于1940年在华西大学建立中国文化研究所，重点研究西南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② 高名凯，1911年生，1965年卒，著名语言学家。父亲是美以美教会的牧师，但从小父亲去世，与教会关系密切，于1937年受燕京大学指派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院学习语言学，1941年回国后在燕大国文系（ 即中文系 ）任教，1942年到北平中法汉学研究所兼任研究员，1945年起任燕大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① 邓之诚，号文如居士，1887年生，1960年卒，清道光年间闽浙总督邓廷桢是其曾祖。所著《 中华二千年史 》和《 骨董琐记 》都有很大影响。
② 陶洙，字心如，号忆园，据胡文彬考证，生于1875年（ 光绪元年乙亥三月二十二日 ），卒于1954年以后不久。曾在政界，但爱好文史收藏。
① “那兰”即“纳兰”，因是满语汉译，可用同音字。
① 蒋兆和，1904年生，著名画家，1950年起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的名作《 东坡赏砚图 》、《 杜甫诗意图 》、《 阿Q像 》和《 流民图 》等享誉甚隆。萧重华也是著名书法家和画家。
① 文怀沙，1910年生，青年时曾受教于章太炎门下，是著名楚辞研究家、书画家。
② 孙楷第，字子书，1898年生，1986年卒，古代文学研究专家。所著《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和《 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 》是小说研究目录学领域的开山之作。
③ 周祖譔，1926年生，时为清华大学中文研究所研究生，现为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 戚蓼生字晓塘，浙江德清人，生年不详，卒于乾隆五十七年（ 1792 ）。据《 德清县续志 》记载，他在乾隆二十七年（ 1762 ）中举人，三十四年（ 1769 ）中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以劳瘁卒官”。
① 林庚，1910年生，著名新诗人和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② 巴人，1901年生，1972年卒，原名王任叔。
① 许遇，字不弃，号月溪、真意道人，在清代诗人王渔洋（ 士禛 ）的诗文集内可见踪迹。
① 张友鸾，1904年生，1990年卒，曾任许多报纸的总编辑，和通俗小说作家张恨水合办过《 南京人报 》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出版过通俗小说《 白门秋柳记 》和《 秦淮粉墨图 》，1953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 顾学颉，1913年生，1999年卒，曾在大学任教，1953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后选注《 元人杂剧选 》、校订《 白居易全集 》等，影响颇大。
① 聂绀弩，1903年生，1986年卒，比周汝昌年长十五岁，曾参加过国民党讨伐北洋军阀之“东路讨贼军”，任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处文书，1924年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国共合作第二次东征，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1927年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参加革命很早的一个文化人，著名的杂文作家。他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深厚，后来的《 散宜生诗 》将杂文笔法融入律诗绝句等传统诗歌形式中，记录后半生的艰难遭遇，广受文化界推崇。
② 舒芜，1922年生，比周汝昌小四岁，本姓方，以笔名行世，安徽人，是清代著名古文流派桐城派中坚方苞一脉之后裔，后来成为胡风事件中的重要当事人。
① 田锺洛，1924年生，即著名散文家、诗人袁鹰。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8）
② 袁水拍，1916年生，1982年卒，笔名马凡陀，著有诗集《 马凡陀山歌 》等。
① 孙玉明，1961年生，现为《〈 红楼梦 〉学刊 》副主编。
① 高阳，1926年生，1992年卒，本名许晏骈，历史小说作家。
① 邓拓，1912年生，比周汝昌年长六岁，他十八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主编出版了中国出版史上第一部《 毛泽东选集 》（ 5卷本 ），建国后先后任《 人民日报 》总编辑、北京市委书记，到“文革”中被作为“三家村”首领受到批判，于1966年5月18日自杀。
《杨万里选集》与《曹雪芹》
① 程靖宇，学名缓楚，笔名今圣叹，湖南衡阳人，香港学者。
② 沈怡，1901年生，1980年卒，德国工业博士，1946年11月始任南京市市长，1948年任联合国远东防洪局局长。
① 黎丁，1916年生，本名黄恢复，笔名裴裴。
① 唐翼明原名唐异明，1941年生，是蒋介石秘书唐振楚留在大陆的孩子，也是后来研究曾国藩而蜚声海内外的作家唐浩明的哥哥。“文革”后恢复招考研究生，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第一届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并提前毕业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夏志清，现在中国台湾政治大学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魏晋文化文学和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并擅长书法。当年一种偶然的因缘，笔者认识了唐先生，并参加旁听了他的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
① 王士菁与周汝昌年龄差不多，著有《 鲁迅传 》，是为鲁迅作传的最早一部正式著作（ 此前有欧阳凡海著《 鲁迅的书 》、以攻击鲁迅为宗旨的郑学稼著《 鲁迅正传 》、日本人小田岳夫著《 鲁迅传 》，皆有严重缺陷 ），此外还著有《 唐代诗歌 》，在当时都比较有影响。
① 许政扬，字照蕴，1926年生，1945年入光华大学，次年转燕京大学中文系本科，1949年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1952年始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1966年因“文革”中不堪凌辱而投河自杀。
① 刘世德，193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李龟年本是唐玄宗的宫廷乐师，安史之乱后流落民间，遇见杜甫，杜甫赠诗曰：“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① 刘梦溪，1941年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① 吴恩裕是满族人，号负生，1909年生，1979年卒，比周汝昌年长九岁，1936年去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从事研究，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39年回国，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1946至1952年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国际政治学院教授。1948年4月11日，北京的右派学生游行，砸了吴恩裕的住房，由此可见吴恩裕在政治态度上应该是比较左倾而且活跃的，这当然和他学的是政治学专业也有关系。
① 王瑞兵，1974年生，北京大学哲学硕士。
倡导《红楼梦》新版本
① 1967年8月以后当时的中共中央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兵团”和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
① 胡文彬，1939年生，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
① 《 江青同志 》于1977年才写成出版，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译成中文。曾一度讹传为《 红都女皇 》者其实与此书无关，是香港出版的另一本和江青有关的书，不过书名虽有“女皇”字样，也不叫“红都女皇”。
① 邓绍基，1933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史直生，1934年生，真实姓名叫阎肃林，西安的一位科技工作者。
从出版社到艺术研究院
① 陈毓罴，1930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
周汝昌的学术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了辉煌。这当然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分不开，不过，周汝昌多年以来孜孜矻矻，锲而不舍，早已有了丰厚的积累，则是根本和基础。这正像地下的潜水早已滔滔汩汩，一旦压抑的地壳被打破，自然就一涌而出，喷发倾泻为壮丽的射泉瀑布了。又可以比作一株植物早已在土中养育生长，蓄势待发，春天一到，就破土而萌，长叶开花，五彩纷呈，蔚为大观了。
1979年5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刘旦宅绘画、周汝昌题诗的《〈 石头记 〉人物画 》。
1980年4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曹雪芹小传 》。
1980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恭王府考 》。
1980年7月与1982年8月，香港中华出版社和内地文化艺术出版社分别出版《 书法艺术答问 》。
1985年3月，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献芹集 》。
1985年5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石头记 〉鉴真 》（ 与周祜昌合著 ）。
1985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1976年版《〈 红楼梦 〉新证 》（ 删去《 后记 》中某些段落以及作为“序言”的李希凡、蓝翎《 评〈 红楼梦新证 〉》，而封面书名“红楼梦新证”五字是从顾随信中找出五字原样拼凑而成 ）。
1987年6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诗词赏会 》。
1987年1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辞典 》（ 主编 ）。
1989年2月，工人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0月，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台湾版。
1989年8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红楼梦 〉的历程 》。
同时，每年都有一些重要论文在各种学术刊物发表，如《〈 红楼梦 〉“全璧”的背后 》、《 兰亭综考 》、《 说“遒媚” 》、《〈 文心雕龙·原道篇 〉的几个问题 》、《〈 文心雕龙·隐秀篇 〉旧疑新议 》、《 “金箍棒”的本义和“谱系” 》、《 曹雪芹独特的结构学 》、《 清新睿王题〈 红 〉诗解 》等。
